克里姆林宫里列宁的办公室是一间有两扇窗户的大房子。靠墙是书架，里面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百科全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一小部分是文艺书籍，主要是古典名著。新书放在较低的一个书架上。有几个架子专门存放俄国和外国的报纸，有一个桌子专放各种地图，墙上和一个特制的架上也有地图。墙上挂着工人送的两幅肖像，一幅是马克思的，一幅是哈尔土林的。
差不多是在屋子的中心放着一张书桌，桌子两旁是两个可以旋转的架子，架子上是党的文献、参考书籍、报刊材料和摆在旁边准备查阅的书籍。
在最紧张的实际组织工作中，列宁仍然不断地专心于理论的研究。他认为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党代会的记录、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各种文字的参考书和有关党史的文件都在列宁的手头，这些材料他每天都要参考的。
尽管有着不同寻常的记忆力，但是他从不喜欢凭记忆来引用材料；他总是审慎地核对他的资料来源，查核他所需要的数字，以求得那些真实可靠的材料。
桌上放着一盏有灯罩的小台灯。当列宁独自在屋里时，这就是屋里惟一的灯光了。桌上有着几部电话机，一把用来剪开私人信件的大剪刀、一把裁纸刀和几支削尖了的铅笔。桌前是一把朴素的藤椅。
列宁的办公桌前面还有一张桌子，周围放着圈椅。政治局的会议多年来都是在这里召开的。
屋子里整个布置简单朴素。
列宁的办公室同所有党的领导人、各人民委员部以及别的城市都有直接的联系，他的秘书处无论在技术工作还是在管理工作上都组织得极为良好。
列宁经常在午前九点半到十点间到达办公室。浏览报纸之后，他把他的秘书请进来，请他报告收到的最重要文件，对当天所要接待的访客和当天的一般工作以及签署的文件等等作出批示。
到十一点，工作全部展开了——接待来宾、开会、打电话、召见同志、写文章、写决议案等。
同时，他常常要请一位秘书进来，作出新的指示，要求这些指示正确而迅速地执行并加以检查。
午后四点，列宁用晚餐并休息。午后五点半或六点，他常常回到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里。
十点或十一点之后，往往又要接见来客和处理各种事务，直到夜深。有时列宁在午夜前后坐汽车出去兜一圈作为休息。
这里以1921年2月8日和9日为例，看列宁是如何度过这两个典型的工作日的。
2月8日上午，他编辑并签署了小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包括对投机事业作斗争、恢复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决定。
从正午十二点到午后三点，他主持政治局的会议，讨论与播种以及农民情况有关的问题（同筹备十大和转向新经济政策有关）、运输情况以及剿灭盗匪的问题。
从午后六点到十点，他主持了人民委员会会议。这里，除了别的问题，还讨论了劳动纪律、学校和医院的粮食储备以及国家由于战争和封锁而受到的损失。
从午后十点到十一点半，他主持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
次日，2月9日，从早上到午后四点半他接见的客人有：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其中包括捷尔任斯基、波克罗夫斯基、西伯利亚的农民切尔诺夫和共产国际的两个干部。
午后六时，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商讨燃料供应与展开播种的问题。
在会议时和会议后，列宁审阅并签署了一批电报和文件，阅读克拉辛的关于石油的报告，又为几本他着人送来的外国书做了札记。
无产阶级的领袖每日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在工作中持之以恒，同时对待别人也很认真，特别是对待他的秘书人员。
列宁的一位秘书格莱塞尔写道：“如果列宁为了一件急需或有事要通知某一部门或某一位同志而让他的秘书送一封信时，他在说了‘送这封信给某某’之后，总要再三叮嘱：‘先打电话，问明某某的住处，以便把准确的住址告诉送信的人。要把发送的时间记下，一接到收条，就给我看。’信送出之后，秘书一定跟着注意，要确实知道信件的发送没有受到阻碍，因为随时会有电话从列宁的办公室打出来，他问的‘某某接到了我的信了吗？你拿到收条了吗？什么时候可能有回信？’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绝对准确的回答。倘若你回答不出或是只有不肯定的回答，那么列宁会坚持地重复说‘马上弄清楚’，不然他就亲自来弄清楚这件事：拿起话筒来问那位同志接到了他的信没有。”
但是，尽管列宁对工作是这样认真，却能够激起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的干劲，这是别人难以办到的。
“……甚至当列宁进行严厉斥责时，他也从不侮辱或藐视那个人，相反，他总是让对方有自信心，相信他纠正自己错误的力量和能力。他的机敏、他的注意力，他的关切以及在任何困难当中所给予的同志般的帮助，甚至把能力弱的、疲塌的和最无自信心的工作者都给鼓动起来；他以他自己的活泼和信心去影响他们，以他的勇气和决断、他的敏捷的思考和行动、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以什么事该做和怎样做好的预见去激励他们前进。”
列宁主持了政治局的一切会议和高级党机关的其他会议；他也主持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际委员会的会议。
那时，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在革命的第一年里人民委员会会议经常在夜间举行）常在午后准六时开始。列宁总是在敲六点钟的当儿在大厅里出现，从不迟到一分钟。他坚决地与迟到作斗争，甚至做出规定：每人到会的时间一定要登录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会议是在极严格的秩序下进行的，保持着绝对的肃静。列宁不允许随意交谈。他禁止在会议时吸烟，并注意要屋里空气流通。发言者的时间不准超过三到五分钟。
当政治局会议或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列宁倾听讨论，明快地提出主要提案。同时，他浏览文件和外国报纸，写许多条子给到会者，纸条上写着问题、命令和指示。他要求发言者举出确切的事实和数字，提案要清楚而准确。他反对那些唱高调、说空话、含混不确切的报告和无价值的提案。如果引用的事实和数字引起他的怀疑，他立即要求这个报告还得根据各种材料来重新核定。
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注意倾听地方代表和一般干部的发言。他总是期望提拔这些新人给他们以任务或特别的委托。如果议案一经批准，他就要求把它准确地写出并记录下来。他总是不忘考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亲自或经由他的助手，请人来或用电话问他们，决议是否已经执行。
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说：“在人民委员会中，我们顺利而兴奋地工作着。当列宁发觉某人陷入荒谬的矛盾时，他就善意地大笑起来，然后坐在很长一张桌子两旁的那些最大革命家和同时代的新人就都和他一块笑起来——或者是由于喜好讲俏皮话的主席本人开的玩笑而笑或是由于发言人开的玩笑而笑。然而，一阵大笑之后，我们马上恢复原先的活泼严肃，又继续做报告，交换意见，作出决定，这也像原先一样快速地进行。
观察列宁怎样地倾听，这是有意义的事。我没看过有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优美的面孔了。他的面孔上有一股非凡的力量，当他注视发言人而一字不漏地咀嚼每句话时，当他敏捷有力地向发言人提出补充问题时……他的面孔和眼睛中闪现出狮子一样的庄严表情。
列宁极少发怒，特别是在人民委员会中。但是当他发怒时，他就非常气愤。他决不吞吞吐吐。他会随口说出这样的话：‘苏维埃中发了昏的官僚’、‘懒汉’、‘蠢人’和一些别的训斥的话，这种话偶然也会在他的报告、电报和电话等等中出现。但是，从没有一个人因为受到列宁的‘斥责’而感到不快。”
尽管担负了这么多的责任，他还抽出时间来接见成百成千的工人、农民和党的、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室中接见来访者。高尔布诺夫在他的《回忆列宁》一书里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诚恳地接待来访者的，来访者一进门，他便指着桌旁的软垫圈椅请他坐下。他自己则坐在桌旁的一张硬背圈椅上。他轻轻地移近来访者，带头机智的、友谊的微笑进行谈话，并且亲切地注视着来访者。”
列宁向来访者谈话，态度就像一位长者，但是在必要时，他也会尖锐和严肃起来；他懂得怎样发出命令；他能够作出严格的批评，也会开玩笑。
列宁所做的巨量工作是需要极大的努力的。同时，他还不断在各种集会上发言并为报纸撰写文章。
在他整个工作中，列宁强烈地同怠惰、官僚主义以及应付差事的作风作斗争。他提出果敢的提案。假如情况需要的话，他会毫不迟疑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他的提案总是经过仔细斟酌而理由充分的。他的政策的改变，是新方针下的有决定作用的一个行动。他对每一决定都注重付诸实施。
电话线路从克里姆林宫里列宁的办公室通向全国的各个角落，他能够领导任何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有效地工作。
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在克里姆林宫里住着正领导整个世界的劳动人民作斗争的领袖。列宁是群众所爱戴的。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在他们的心上都饱含着对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热爱。对列宁的一切回忆，都是浸透着这种感情的。
在假日，列宁常去郊外休息。迁到莫斯科之后的开头几年，他常同他的亲密的朋友携带着夹肉面包到有森林的地方去。其中最喜爱的一个去处是莫斯科河沿岸邻近巴尔维哈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片松林。从那里可以眺望周围的田野和草地。
“有时，”列宁的妹妹玛丽亚这样写道：“当我们正驶过一个村子时，一群浅黄色头发的农家小孩子总是跑到我们车前，要我们让他们坐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特别喜欢孩子的，于是就叫吉尔停车，车上于是挤满了一群吵闹欢喜的孩子，当我们车子开了一公里左右时，孩子们就下车，欢呼着跑回村子。”
后来，列宁常在哥尔克度过他的假日。他非常喜欢在这里的一所小房子里居住。他喜欢在古老的公园里散步，喜欢那里周围的景色。他预定要在这里度过晚年了。
如何用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态度来工作——这是要从列宁的全部工作中得出来的一个教益。
谈到列宁的工作作风，斯大林说，它是俄国的革命胆略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老旧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唤起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
美国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那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1]
★★★[1]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8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