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政府用逮捕与极刑削弱了群众的革命斗争后，决定发动一次政变。它的目的是想一举取消它在革命的压力下所作的让步，恢复沙皇与他的官吏们的专制权力。专制政府进行了一次坚决的进攻。
190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了，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人员被捕并受到审判。1905年颁布的确定国家杜马选举办法的选举条例被废除，而代之以一个由沙皇颁布的新选举条例。新的条例削减了工人农民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而增加了资产阶级与地主的代表。所有社会民主党与左派资产阶级的报纸都被封闭。大批革命工人遭到逮捕。
刚刚经过了一段革命高涨时期的党这时不得不退却。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下，党在这第一次退却时只蒙受了最小限度的损失与灾难。
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又是它应不应该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加米涅夫竭力主张这个政策。列宁主张参加选举。他说，在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开放着的时候，对国家杜马加以抵制是正确的。现在，局势变化了。必须加强在非法状态下的党而利用一切能和群众接近的合法的可能性。第三届国家杜马必须被利用作为公开的讲台。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主张抵制的人不承认这一点。
列宁在批评主张抵制的那些人时写道：
“……即使万恶的反革命把我们赶入这所万恶的破房子###[1]，我们也要为革命的利益而工作，决不叫苦，但也决不吹嘘。”###[2]
在圣彼得堡党组织的会议上，在芬兰的全俄会议上，列宁反对抵制国家杜马。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支持列宁。党决定参加选举。
专制政府似乎已经大大地巩固了它的地位。我们的党被迫深深地转入地下。它的最重要的领袖都被流放，被监禁或亡命国外。工人的报纸被封闭了。工会被解散和摧毁了。罢工的浪潮低落了：1905年有三百万罢工工人；1906年有一百万人；1907年有四十万人；1908年只有十七万四千人；到1909年竟减少到六万四千人。沙皇的警察动用大批的密探包围了工人组织。一个密探（马林诺夫斯基）甚至打入了党的中央机关和杜马工人代表的党团里。
前不久还玩弄革命而高呼“打倒专制政府！”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了黑帮分子方面去，或者完全脱离了政治。自由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反革命，在它对工人政党的斗争中比过去更加凶狠了。在农村中，富农利用了那使富有的农民便于购买土地的斯托雷平法令，增加了他们的财产，压榨贫农。甚至在一部分工人阶级中也开始有了一种消沉情绪。
在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队伍里，我们知道，也有不少在困难面前畏缩的动摇分子，有不少机会主义者。一些知识分子完全脱离了党。有关这一点，列宁曾愤怒地写信给高尔基说：
“党清除掉这些市侩垃圾，工人将担负起更多的工作。工人出身的职业革命家的作用正在加强。这一切太好了。”###[3]
反动势力猖獗时，只有列宁，只有布尔什维克仍高高举起革命的红旗。在反动年代中，布尔什维克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它并没有屈服。列宁是能够保存在他的领导下的党的主力的。
“……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怎样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明白，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习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中，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4]
被流放、被罚做苦力以及亡命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被一种思想、一种感情所鼓励着：他们知道那没有被玷污的布尔什维克的旗帜是在列宁的强有力的掌握之中，而进行一次新的军事进攻的时间也为时不远了。他们准备对沙皇制度开展坚决的斗争。他们谨慎地估计他们的力量，清除党内所有不可靠的分子。他们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周围。
1907年秋，列宁出国去参加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在争取工人群众到自己这一边来的斗争中，列宁积极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大会与会议。列宁揭发机会主义者是劳工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同时细心地向外国的工人解释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有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反战斗争问题，殖民政策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不久就使国际分裂成两派。
在这次大会上，德国的代表团提请大会通过一项为殖民地扩张政策作辩护的决议。
就在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拥护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政策的明确立场。在列宁领导出席大会的革命代表进行了一场论战以后，这个提议被否决了。
论及这个问题时，列宁说，殖民政策使一部分无产阶级沾染上了殖民的沙文主义，而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政府从他们殖民地的掠夺物中拿出一些残羹剩饭给工人的上层分子与某些“领袖”，收买了他们并从而使他们成了自己的仆从。
因此，就在当时，列宁已经看到了欧洲劳工运动面临的危机，这一危机使第二国际在大战爆发时完全破产——使第二国际出卖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列宁提出了彻底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竭尽全力使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一项革命的决议。列宁指出，只有在这个决议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指出了无产阶级准备采用最革命的斗争手段时，这个决议才有意义。
列宁和其他几个代表对反军国主义的决议草案作了删改。这些修改说明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一个主要武器，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宣传，并且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只是反对战争，而且是利用由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而加速资产阶级的瓦解。后面这个说法已经包含了列宁后来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的萌芽。
这些修改为大会所通过。因此通过的决议，像列宁所说的，是“真正有了丰富的思想，并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5]
在这次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表现得非常突出。列宁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大会上他争取了一部分左派（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及其他一些人），并且召集了一个左派的秘密会议以反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当左派揭发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时，列宁支持他们，而当他们背离了坚定的革命政策时，列宁也批评他们。
在斯图加特大会之后不久，列宁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
在斯图加特大会之后，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一员。
在过去，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设法不让列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这个中央机构。在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他们总是支持孟什维克。这一次他们却不得不退却了，因为已不能够否认俄国的强有力的工人政党是在列宁领导下的。
在国际执行局里，列宁继续反对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坚决揭发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6]（1908年）这篇论文中，列宁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到了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尖锐，而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是会站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的。
鉴于土地问题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列宁在1908年写了一本论述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书，在这本书里，他把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对土地问题的立场进行了一个透彻的分析。
在1907到1908年的冬天，沙皇政府开始逮捕那些隐藏在芬兰的革命者。列宁被迫转移到芬兰的内地去。在那里沙皇的警察也追捕他。逮捕他的命令发下来了，列宁不得不移居到国外。像平常那样搭乘轮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所有的码头上都有警察局的侦探在监视着。必须避开码头从一个小岛上搭乘轮船。但是要到这个小岛上去，他只得在冰上步行大约三俄里。尽管已是12月，冰还结得不坚固。当列宁夜里在冰上走这段路时，冰块在他脚下裂开，他差点淹死。
列宁经过斯德哥尔摩到了日内瓦。于是开始了他第二次国外流亡生活的艰难时期，这一个时期一共有九年半之久。看起来好像革命已被粉碎而沙皇政府胜利了。但是列宁不是一失败就沮丧和无所作为的人。他马上开始了工作。在他到达的第一天，他就写了一封信去询问有没有一家可以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印刷所。他把其他城市的党员找来成立了《无产者报》的编辑部。大约在一个月以后，他写信告诉高尔基：“一切都准备妥当，日内就发出刊预告。”###[7]
这张报纸仍然必须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中心。它必须高举战斗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旗帜，总结革命经验，使党与工人群众准备一次新的进攻。
1908年的2月，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复刊了。
在这一期的《无产者报》的一篇文章里，列宁下了这样的结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结局连在一起。因此，它就不会沾染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8]
在总结革命年代时，列宁指出，革命的基本问题仍没有解决，而反对专制政治的斗争还在进行。在革命的年代里，俄国各阶级的分界线已经确定了。自由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革命。它站在沙皇制度一边。黑帮分子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霸占了国家杜马。他们是专制政治的真正堡垒。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已经取得了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他们还在受到悲惨的压迫而一有机会是会再起来战斗的。列宁写道，党的任务是保持秘密的党组织而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革命的宣传鼓动。在反动势力高压统治下，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在列宁领导下壮大起来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建立了联系。
在反动年代，孟什维克们想摧毁工人政党，说是在秘密状态下的党应该取消。
他们很快转到绝对合法的活动方式上去，抛弃了反对专制政治与地主的斗争，要求工人们和专制政府妥协，不要采取革命的斗争方式。他们把这种背叛行为隐藏在各种响亮的虚伪的词句之后。
大部分孟什维克领袖都成了取消派（这是给那些要“取消”秘密组织的分子起的名字）。只有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少数人坚持必须保持秘密的党。
社会革命党陷于完全四分五裂的状态了。它的右派公开“使自己适合于富有农民的利益”（列宁语），做着实际上与沙皇大臣们同样的工作。
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则主张一种半犯罪性的剥夺和各种冒险行动。
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同样主张取消秘密的党。同时他们也不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作，把自己隐藏在劳动派的背后。列宁激烈地同工人阶级的那些卑鄙的叛徒——取消派，同社会革命党展开斗争。
1908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党代表会议拥护列宁的立场。它斥责了取消派，指出对秘密党组织的建立与加强应当给以极大的注意，同时还必须利用一切合法与半合法的可能性（如杜马，工会，各种团体，报纸等等）。会议指出，工人与作坊中的强大的党小组应该成为党组织的基础。
沙皇政府越是狂暴，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就越是向右转。他们在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群众中间愈加清楚地暴露出他们自己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沙皇政府，一方面继续它的恐怖政策，一方面企图收买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由沙皇的大臣斯托雷平所提出的一条法令被批准了，法令准许农民离开村社并且有购买土地的权利。主要是富农分子得到了这种权利。他们获得了归自己所有的田地，得到了最好的土地并购得了破产贫农的财产。这个政策的结果是使贫农与中农对地主与富农的憎恨加强了，但政府却在农村中多少得到了一些拥护。
革命后，土地问题仍是社会各阶级的关注中心。似乎为列宁刚写的关于土地纲领的小册子进行补充，他又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题为《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9]；他在这篇文章里把俄国农村情况作了一个简明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分析。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这两部著作，为党提供了一份精心编写的材料，材料阐明了俄国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并且指出了无产阶级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采取联合行动的道路。
在这些混乱的年代，我们党中某些分子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动摇。一个在波格丹诺夫领导下的叫作“召回派”的反对派产生了。他们以杜马是沙皇政府的工具为理由，要求把我们的代表从国家杜马召回来。这在本质上是抵制国家杜马这个策略的重复。“召回派”不同意利用任何合法的斗争方法。要是那样做，党就会失去了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并且通过它在杜马中代表的演说去组织他们的机会。这种策略结果只会导致孟什维克把持一切合法的组织。
和“召回派”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最后通牒派”，列宁称它为“怕羞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要求给我们在杜马中的党团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它推行一种革命的政策，假使这个最后通牒不能实现，党团就从杜马召回。列宁指出，我们固然应该对代表们的错误进行批评，但同时也应该训练与指点他们。恫吓或最后通牒是无助于改善党团工作的。
对“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或者像列宁称呼他们的“变相的取消派”，列宁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还须加以说明，由“召回派”与“最后通牒派”联合组成的“前进派”，也反对列宁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斗争手段的策略。1909年6月，列宁召集了《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把“召回派”和“最后通牌派”开除出党的决议。
党和“召回派”与“最后通牒派”的分歧是巨大的。后者的大部分人（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其他人等）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离开了唯物论，而逐渐明确地倾向于唯心论；其中有几个人甚至倾向于宗教与“造神说”；例如，卢那察尔斯基，竟公开主张把社会主义与宗教结合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高潮时站在党的一边，而反动的潮流一来就从革命斗争中退出去，堕入神秘主义和宗教。
列宁看到有坚决反对这些唯心主义理论的必要，就动手写一部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为此，列宁透彻地研究了两百种以上的哲学著作，并且特地到伦敦去以便利用英国博物院的图书馆。列宁这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共花费五个月，而此外还继续进行他经常的政治活动。
列宁这部哲学著作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可以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相提并论。正当第二国际的领袖与理论家们顽固地离开了马克思的唯物论而走向唯心论时，列宁却发展与丰富了辩证唯物论的理论，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斯大林同志写道：“按照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他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异常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一任务。
大家知道，喜欢嘲讽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动手执行这个任务。”###[10]
在这部书里，列宁对那些企图修正马克思哲学的人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同一时期内，他在许多关于宗教的论文中以及在书信中，猛烈地抨击了想用宗教以及各种寻神说造神说去愚弄无产阶级的企图。
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
“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奸尸勾当（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勾当，即使信仰的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的神，也是这样），而是要表明蓝鬼比黄鬼好，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在那些最自由的国家里，在那些完全不适合于向‘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号召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美国、瑞士等等）里，人们正是特别热心地用这种纯洁的、精神上的，创造的神的观念来麻痹人民和工人。正因为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甚至任何对神的谄媚，都是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是民主资产阶级毫不在乎的（在很多场合甚至是他们所欢迎的）东西，——所以是最危险的东西，是最可恶的‘传染病’。群众识破千百万种罪恶、坏事、暴行和肉体的传染病，比识破精巧的、精神上的、用最漂亮的‘思想’外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要容易得多，因此前者的危害性比后者小得多。强奸少女的天主教神甫（我刚才偶然在一张德文报纸上读到这件事）对于‘民主制’的危害，比不穿袈裟的神甫，比不相信粗陋宗教的神甫，比宣传建神和创神的、思想上的、民主主义的神甫要小得多。因为揭露、谴责和赶走前一种神甫是容易的，而赶走后一种神甫就不能这样简单，揭露他们要困难一千倍，没有一个‘脆弱的和可悲地动摇的’庸人会同意‘谴责’他们。”
“您知道小市民灵魂的‘脆弱性和可悲的动摇性’（俄国的灵魂，为什么说俄国的呢？意大利的就好些吗？？），而您却拿最甜密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着的毒药来诱惑他们的灵魂！！
“真的，这太糟糕了。”
“‘代替我们这里的自我批评的自我侮辱已经够了。’”
“造神说难道不是最坏的一种自我侮辱吗？一切从事造神的人，甚至只是容许这种做法的人，都是以最坏的方式侮辱自己，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实际活动’，而恰巧是自我直观、自我欣赏，这种人只‘直观’自‘我’身上种种被造神说所神化了的最肮脏、最愚蠢、最富有奴才气的特点。”###[11]
在许多论文、书信与谈话中，列宁教育布尔什维克如何维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怎样加强秘密的党，怎样利用每一个合法的机会以及怎样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反动年代中，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继续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
托洛茨基充当一个中派分子，他企图用“左的”言词来掩饰取消派的背叛行动，但实际上他是在帮助他们。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不能把中派主义看做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间坐的是中派。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的、相对立的。”###[12]
托洛茨基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超然于宗派之上”的人，一个努力调和“敌对的宗派”的人，但是实际上他比取消派起了更为有害的作用，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的忙。
列宁写道，必须揭发“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因为他把机会主义分子隐藏在他的“左的”言词之后。像取消派一样，托洛茨基把资产阶级的腐化带到工人阶级里来。在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采取了取消派的立场。他还利用外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并且依靠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帮助，诽谤布尔什维克。
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出版了一种报叫《真理报》（人们称它维也纳《真理报》，以区别于1912—191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在这报上，他支持取消派而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一场斗争。在1909年7月写的一封信里，列宁用如下的话来描述了托洛茨基的行为：“托洛茨基的行为像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宗派主义者。……要和这个无赖决裂并且在中央机关里揭发他。他喋喋不休地谈论党，而他的行为却比其他一切宗派主义者还要坏。”
列宁同样也揭发了在布尔什维克党队伍中的调和分子——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李可夫、诺根、杜勃洛文斯基等人，他们企图把布尔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统一在一个党内。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背着列宁玩弄了一个卑鄙无耻的、伪善的手腕，用各种方法帮助取消派与召回派来损害党。列宁把党内的调和分子看成是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走狗。
列宁揭发了李可夫向“前进派”式的反党集团“卖弄风情”，对李可夫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他这样写道：“……这是当着敌人的面开小差，是在危急时刻背叛布尔什维主义。”
尽管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了，它们的最重要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流放了，列宁却坚定地继续把党团结起来。他得到了俄国与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们的帮助。尽管有沙皇政府的各种迫害，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屈服，而是不屈不挠地进行他们的工作。
在南高加索主持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的斯大林，在1908年被捕后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他两次逃跑而又恢复了革命的活动。列宁的成百成千的追随者和同志都表现了革命的坚韧性。
1910年春，列宁积极地参加了哥本哈根的国际社会党大会。他在那里把第二国际的左派团结起来并开展坚决的斗争，使大会的决议都带有革命性。在大会上他对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发动了进攻。
孟什维克们在这次大会上恶毒地攻击列宁。他们说他是“毁坏党”，希望列宁失踪或死掉。有人质问一个孟什维克的领袖，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危险，他愤怒地回答说：“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会在二十四小时内都全神贯注革命，除了想到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念头，甚至作梦也只看见革命的。你倒试试去对付这样一个人看吧。”
是的，的确，要对付这样一位为群众信服的无产阶级领袖，不仅孟什维克无计可施，就是受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所有俄国剥削阶级也是无能为力的。
这几年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之间出现了尖锐的斗争，在第二国际的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列宁在他的论文和演说中愈来愈尖锐地抨击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揭露他们的背叛工人阶级的政策。他指出这些领袖是为资产阶级，而不是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工作；他明白，在紧急关头他们是会叛卖无产阶级的。
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又企图干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的斗争，想借此削弱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而减少它对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
列宁猛烈抨击了支持孟什维克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
“当德国人写文章的时候，他们平常都是不提意见分歧这个问题的。当俄国人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写文章时，我们看到，不是国外各小集团与取消派勾结起来，用最下流的话谩骂‘列宁派’（1912年春天在《Vorwarts（前进报。——译者）》上就是这样），就是梯什卡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或国外小组中其他存心掩饰问题的人在大作文章。几年来，就没有刊登过一个文件，没有出版过一本决议汇编，没有作过任何思想分析，没有任何搜集实际材料的打算！
我们真可怜德国的领袖们，他们……竟听信并且重弹取消派报道者的谎言，并且不以为耻”。###[13]
像以往一样，列宁想把他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诉诸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论坛之前。他在演说与著作中，向外国工人们解释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他在外国的社会主义报纸上写文章，使外国的工人了解俄国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俄国革命对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巨大的革命影响。俄国总罢工的经验开始也被西欧的无产阶级采用了。在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在东方（中国、波斯与土耳其）爆发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列宁在评述这些革命时指出，东方的民族民主革命促进了无产阶级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的思想正在世界各地传播。
列宁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的阶段内所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模范。在反动势力胜利以后，党被迫退却。最野蛮的沙皇恐怖统治着。工人阶级的组织被破坏了。资产阶级已完全蜕变为反革命的了。知识分子在向1905年革命献媚一番以后，就替反动势力效劳去了。在无数的论文中、在书籍、在文学作品中散布着宗教迷信和对革命的攻击。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却能够领导党经过一次困难的退却，保存了党的实力，不仅挫败了敌人瓦解我们党的企图，而且打垮了党内的取消派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党锻炼得钢铁一般，以迎接今后新的战斗，组织新的进攻。
★★★[1]指国家杜马。——作者
★★★[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5页。
★★★[3]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85页。
★★★[4]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9—10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页。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21页。
★★★[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83页。
★★★[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22—423页。
★★★[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0—121页。
★★★[10]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80—81页。
★★★[1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05—107页。
★★★[12]《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2页。
★★★[13]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31—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