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底，在长时期的间歇之后，在圣彼得堡又爆发了街头示威，有一万人参加示威反对沙皇制度。一个新的罢工浪潮正在兴起。
列宁在1910年12月写道：
“在1905—1909年间实行退却——虽然还有很长的中断时期——的无产阶级又聚集起力量，开始转入进攻。”###[1]1912年，一次全面的革命高潮开始了。必须组织与领导正在开始的革命高潮并加强在工人中的活动。
党在这一时期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出版一张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以便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并且领导正在高涨起来的群众革命浪潮。
当年12月，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杂志以及革命的报纸《明星报》都问世了。《明星报》是在普列汉诺夫以及他的信徒的合作之下出版的。普列汉诺夫他们那时是反对取消派的。关于《思想》杂志，列宁这样写道：
“它完全属于我们的，我非常喜欢它。”###[2]
现在列宁可以在合法的报纸上给俄国工人撰写文章了，他一篇又一篇地寄稿子到俄国去。《明星报》与《思想》杂志在工人中间很受欢迎。孟什维克的《涅瓦呼声报》和《光线报》都不能得到布尔什维克工人报纸在群众中间的那种影响。甚至孟什维克也承认这一点。1911年，革命的群众运动继续高涨。
1911年夏，列宁在巴黎郊外的龙寿姆建立了一个党校，接受从俄国来的工人布尔什维克。这个学校是布尔什维克党校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学的萌芽。这个学校和“前进派”在1909—1910年开办的学校完全不同。联合在“前进派”里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寻神派与造神派，他们在波伦亚与喀普里创办学校，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学校来加强他们的反党派别。列宁严厉批准了开办这些学校的人，称他们为“失意的文人，不被承认的哲学家，可笑的造神派。”他们恰恰要在波伦亚与喀普里办学校，并非偶然。他们有意把学校设在距离列宁和我们党其他领袖所住城市很远的地方。
龙寿姆的学校训练党的干部的方法同波伦亚和喀普里学校所用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不相同的。
在喀普里的“前进派”的学校里，非常注重艺术史、俄国文学史、俄国的教会与国家，而在巴黎郊外的布尔什维克学校里，则讲授土地问题、劳动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龙寿姆的列宁的学校里，对于党干部的理论的训练总是与当前政治事件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列宁在这个学校的学生中为党训练出新的领袖。
在上课时列宁对学生认真而严格，但在休息时他是一个天真而愉快的同志。他带领一个歌咏队，教他们唱国际歌，参加学生们的远足，并且和他们一同去洗澡。
在喀普里学校学习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们不久就看出，人们教给他们的是寻神的哲学与政治，而不是马克思的学说。他们中有些人因此就来到巴黎，开始在列宁与其他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学习。
列宁继续做团结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他看到新的革命斗争在迫近了。党组织必须迅速加强。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不仅同机会主义分子，也要同一切动摇分子彻底分裂；必须把追随孟什维克的工人争取过来，并打击工人阶级的叛徒取消派。
调和分子们（李可夫、加米涅夫及其他人）——被列宁叫作“乔装的托洛茨基派”的那些人——用他们的政策拖延与机会主义分子的决裂。鉴于革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尽快把布尔什维克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发动起来，并且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完全决裂。
列宁决定召集一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1912年初在布拉格召开，它团结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这次会议准备得很周密。在开会之前，俄国组织委员会在俄国各工业中心的秘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中开展了很多组织活动。由于列宁的坚持，只有俄国秘密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才可以作为出席会议的代表。由于俄国组织委员会进行了工作，有二十位代表代表二十个秘密党委员会参加了会议。
布拉格代表会议，在加强布尔什维克党——肃清了机会主义分子的新型的党——这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会议把取消派从党内赶出，指出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党坚决地同小资产阶级的派系与倾向决裂，向群众揭露他们反党反无产阶级的本质，并且坚定地保证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克服了对取消派的调和倾向，同取消派与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决裂才变为可能。
这次代表会议标志着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克服了反列宁主义的偏向的胜利，并且没有留下任何能够让取消派、孟什维克与召回派钻入党内的空隙。
布拉格会议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有列宁、奥尔忠尼启则与斯潘达良）来领导党的全部生活。那时在流放中的斯大林在他缺席时也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
布拉格代表会议指出，党的基础是秘密的工厂小组，在工作中党必须依靠秘密的地下组织，同时必须广泛地运用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杜马、工会、工人俱乐部与报纸）。
对于即将举行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党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在我们的合法报纸上，这三个口号被叫作“三个柱石”）。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合法的机会，把属于各种合法组织（这些组织里的活动常常为孟什维克的取消派所包办）的工人们团结在党的领导下。
布拉格代表会议巩固了党并且把它团结在列宁的身边。列宁写信告诉高尔基说：
“不管取消派混蛋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把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恢复起来了。我想您会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高兴的。”###[3]
那些被逐出党的队伍的孟什维克们、托洛茨基派、“前进派”，开始猛烈反对代表会议的决议案，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
列宁对代表会议的决议案作了浅显的说明并动员了党团结在它的口号的周围。他努力使决议案在一切党组织里彻底进行讨论。他要求俄国各地的党委员会毫不迟延地通过决议案来表明他们对会议的态度，并且积极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案。
大部分俄国党组织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即奉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巡视了俄国许多地方，以准备五一节的示威。
其时列宁住在巴黎郊外一个小公寓里。他的书斋是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就是餐厅、起居间与会客室。他依旧把大量时间用在图书馆里；但是巴黎的图书馆办理得不好，不能满足他。
他的妹妹说他生活得坏，吃得苦，穿得破。他为头痛与失眠所困。但是列宁毫无怨言。有一个同志询问过列宁物质生活怎样，列宁回答说他生活得并不比一个普通的法国工人坏。实际上他是在更坏的条件下生活着。同马克思一样，列宁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生活。尽管如此，但也像马克思一样，他把他全部精力与力量献给了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了世界革命的事业。
在闲暇时，列宁喜欢到乡下去骑自行车或散步。在夏天，有时候他设法到海边去洗个澡。他极喜欢洗澡，欣赏海与海上的和风。
列宁喜欢参加工人的集会，喜欢到工人的咖啡馆去。他带着极大的兴趣倾听革命的歌手演唱反对资产阶级与政府的歌曲。
巴黎和俄国相隔的遥远不便于列宁和俄国同志的通信与接触。1912年夏，列宁搬到了克拉柯夫（在波兰南部。——译者）
这里，列宁和俄国的边境大为接近了。从党内同志来的信、报纸和消息到得更快了。从俄国那边越过边境也很容易。这里列宁对于时事的反应更迅速，可以立即对在俄国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警察对于外国革命者的监视也不像巴黎那么严。而最重要的，从这里他可以更直接地领导《真理报》的出版以及俄国国内党的全部工作。
列宁从早上九点钟工作到十二点。在十二点，从俄国来的邮件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阅读书信与报告，并且立刻起草答复，决定文章的题目等等。
接着就开始午饭（总是有汤与肉丸子）。午饭以后，列宁又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九点，然后他自己把邮件送往火车站。
列宁紧张地工作着，从克拉柯夫指挥党的全部工作，对个别的党员给以指示，给党报编写全部的重要文章。
俄国国内的事态继续发展。1912年4月，连纳金矿的工人们用和平的方式向检查官请愿，要求释放罢工时被捕的几个同志；军警向工人开了枪。有二百七十人牺牲，几百人受伤。
连纳的枪杀事件在工人阶级中间掀起了一个愤怒的浪潮。政治抗议的罢工席卷了所有的大工业中心。到处举行游行示威。1912年，将近有一百万人参加了罢工。
一个新的革命浪潮已经开始了。
在这个战斗的无产阶级热情奔放时期，一种新的工人报纸《真理报》创办了。《真理报》的创刊号是在5月5日（旧历4月22日）出版的。一种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的出版对于工人阶级和它的党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新的报纸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真正的产儿，出版的费用是在工人中募集起来的。斯大林是这个报纸的创办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一篇《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的文章里，斯大林同志谈到创办《真理报》时的情形：
“1912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里，两位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两位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和我这个中央委员……在一起商订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且编排了该报的创刊号。……由于《明星报》的鼓动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同情以及工厂里大批工人为《真理报》自愿捐款，创办该报的技术前提和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真理报》的确是俄国工人阶级首先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努力的成果。……
《真理报》是把群众团结在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在党的地下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并团结起来的一个中心。《真理报》培养和准备了工人们进行新的革命斗争。……
《真理报》是在我们党的这样一个发展时期创办的，当时地下组织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孟什维克逃跑了），而合法的组织形式（杜马党团、报刊、疾病互助会、保险会以及工会组织）还没有完全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回。这是布尔什维克为把取消派（孟什维克）从工人阶级的合法形式的组织中驱逐出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阶段。把孟什维克‘撤职’的口号是当时工人运动中最流行的口号。《真理报》登载了许多关于驱逐一度盘踞在保险组织、疾病互助会和工会组织内的取消派的消息。工人选民团的六个代表席位都从孟什维克手中夺过来了。孟什维克的报刊也处于同样绝望或近乎同样绝望的境地。这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为维护党而进行的一场真正英勇的斗争。”###[4]
《真理报》正是列宁在1902年讲到的报纸。它不仅是集体的鼓动者与宣传者，同时也是集体的组织者。许多工人通讯员团结在《真理报》的周围。每一期《真理报》都系统地介绍工人的生活，介绍工厂与作坊中的生活，在这个或那个工厂里的工人斗争的每一阶段都在《真理报》上得到了反映与支持。《真理报》成了工人们爱读的报纸。
列宁几乎每天为报纸写文章。他在信里给编辑部以指示，告诉他们怎样办报；他注意它的发行方法。好几次他细心地计算《真理报》上工人通讯员的数目，以及工人捐款的数目，因为这可以显示出，报纸和工人群众的联系正在加强。仅仅在一年里，就有一万一千封工人来信刊发在《真理报》上。工人们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捐募了好几万卢布以支持他们的报纸。列宁高兴地指出，在两年半之内，有将近六千个工人团体为《真理报》募捐。他指出，《真理报》是靠工人自己维持的，而孟什维克报纸的经费主要是从知识分子与自由资产阶级那里获得的，这些人是想帮助取消派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真理报》，变成了帮助团结党并且帮助把大多数俄国工人转到布尔什维主义这边来的一种力量。
成千上万的工人通讯员、在工厂与作坊中散发报纸并且替报纸募捐的工人，把报纸与群众联系在一起。
《真理报》反映了工人的要求并指示他们怎样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由于对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始终坚持不妥协的斗争，《真理报》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无产阶级。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
列宁常常叫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给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报纸是《真理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期刊是《启蒙》杂志）撰稿。他鼓励他们写作，为他们拟定题目，校阅他们的文章并且称赞他们的出色的工作。
他坚持努力使高尔基（他有一个时期是波格丹诺夫集团的一员）更接近党。他很尊重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耐心地把波格丹诺夫与前进派错误的性质讲解给他听。在书信与谈话里，他把布尔什维克的不妥协态度的正确性给他指明。他请高尔基给《真理报》写文章。当高尔基同意担任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的文艺栏的编辑时他很高兴。他写信给在喀普里的高尔基：“我们的事业正不顾一切地在向前进展，工人的政党正建设成为一个反对自由主义叛徒和取消派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我们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5]
在这种事务式的通信中，列宁亲切地问候高尔基的健康，劝他保重自己而强健起来。他非常关心高尔基的创作工作。
当工人阶级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领袖列宁的周围时，在国外的取消派，托洛茨基派以及其他的派别却继续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讦。托洛茨基力图把所有这些派别结合成一个“联盟”（即所谓八月“联盟”），这个“联盟”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帮凶取消派的“联盟”。因为在工人中起不了任何影响，它的主要的活动就是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它是一切反党分子的大杂烩，他们联合起来专门是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完全放弃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和党的纲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鼓吹一个民族主义的纲领，要求“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对这一托洛茨基的“产物”（八月“联盟”）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列宁这样描述了托洛茨基：
“至于托洛茨基，他是从来没有任何‘面目’的，他只是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抄袭个别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托洛茨基……愚弄不觉悟的工人，并且对地下组织的问题默不作声，硬说我国没有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等等，这样来保护取消派。……托洛茨基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破坏了自己的八月联盟，背弃了党的所有决议，离开了地下组织和组织起来的工人。”###[6]托洛茨基这时所采取的中派主义的立场，是对孟什维克与取消派的装扮得并不巧妙的一种拥护。斯大林同志在他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里指出，托洛茨基与他的信徒是在俄国宣传中派主义理论的主要的、最重要的派别；为了这一目的，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八月“联盟”——作为俄国中派主义的中心。在列宁的打击之下，托洛茨基的没有原则的“联盟”不久就瓦解了。
1912年仲夏，第三届杜马任届期满，它是第一个结束了整整五年任期的议会。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又临近了。党中央委员会考虑到这次选举异常重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发动党的全部力量参加选举运动。
列宁利用了一切可能的秘密工作方法，从克拉柯夫指挥着整个选举活动，他把有关选举的论文寄到《真理报》，对圣彼得堡的党负责人给以具体的意见和指示。
那时刚在纳赖姆的流放地（这是他第五次被捕）逃出来的斯大林，秘密住在圣彼得堡，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直接领导选举运动，执行列宁的命令与指示。他在工厂和作坊的集会上讲演，解释布尔什维克的选举纲领。他的讲演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但是工人组织和工人们自己设法保护他，使不受追踪他的警察的迫害。斯大林草拟了工人给他们的代表的委托书，这个委托书说，代表在议会中必须进行一个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封建官僚制度，又反对力求和旧政权结成联盟的自由资产阶级……只有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人民运动，这一斗争才能获得胜利。……”###[7]由斯大林所起草的这一委托书得到了列宁的同意。在一封寄到《真理报》编辑部给斯大林的信里，列宁写道：“一定要把这份给彼得堡工人代表的委托书用大号字登载在显著的地位。”###[8]
党认为杜马选举是进行广泛革命鼓动和宣传的一个机会，是组织工人群众的方法之一。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选举斗争变成一种仅仅为争取杜马席位的斗争。杜马党团在杜马内外的活动有极重要的革命意义。
选举条例定得使工人很难把自己的代表选入杜马。不出所料，选举的结果是黑帮分子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工人们，尽管警察的种种压迫（逮捕、取消工人选民的资格，迫害工人报纸等等），选入杜马的却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有六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当选。很少的几个孟什维克是从非工人地区选出来的。
列宁天天地帮助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在杜马中进行工作。选举结束后，所有的代表一到彼得堡，列宁立刻提出了成立党团的问题。他对每个代表都很关心，询问他们工人给了他们怎样的委托，在地方上选举是怎样进行的，并且把这次选举运动作了一番总结。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列宁与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住在克拉柯夫的列宁指示他们怎样演说，给他们起草演说稿子，而在他们到克拉柯夫去的时候，又在个人的交谈中给他们指示。
杜马里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列宁领导下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而行动的。列宁从未停止过向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讲解党的议会斗争的目的和意义。他对杜马的工人代表巴达也夫说：
“黑帮分子的杜马是永远不会通过任何改善工人生活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务是从杜马的讲台上天天提醒黑帮分子，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那扫尽黑帮分子及其大臣和政府的革命再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然他也可以提出修正案或甚至某一法案，但所有这些活动必须归结到一件事：必须揭露沙皇政府的罪状，指出政府的全部可怕的暴政，指出工人阶级受着最残酷的剥削，最残酷地被剥夺了权利。这正是工人们必须从他们的代表那里听到的。”
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照着列宁所规定的方式进行一切工作；他们把杜马作为讲台，揭发专制政治和统治阶级，并且提出工人的要求。
同时在工会中，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也更为强大了。在彼得堡，十八个工会之中有十四个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他们在社会保险的组织里也占了多数。
布尔什维主义在《真理报》的发行上得到了极为显著的成功，《真理报》的销量比取消派的机关报多了几倍。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无论在创建工人报纸还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方面，都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并不局限于在杜马中发言以及给合法的报纸写文章，他们常常背着警察在秘密的工人集会上讲演，那里是一切都可以公开说的。
起初，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在形式上是处在一个杜马党团里的。但是虽然外表是统一的，他们在有关革命运动的各种问题上每天都要发生矛盾。在党团所讨论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上，在六个布尔什维克与七个孟什维克之间都会出现剧烈的冲突。
取消派利用他们多一票，阻挠布尔什维克。
时间一个一个月地过去，党团只是在名义上是统一的这一事实就越发明显了。在列宁的提议之下，六个布尔什维克单独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列宁一面同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一面还展开猛烈的斗争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像过去一样，第二国际的最重要的领袖们是站在取消派这一边的。列宁的文章与党的正式文件常常不能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刊载出来。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竭力想把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等等联合起来。
列宁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外国工人们讲解布尔什维主义的要点以及它与取消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作斗争的意义。他抨击国外各党的机会主义错误。他支持德国、荷兰、意大利以及其他党里的革命分子，同时批评这些左派集团的错误，因为他们往往采用一种调和的中派主义的立场。
同时列宁把欧洲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事件讲解给俄国工人听。
列宁预见到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他把压迫工人与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的罪恶揭发出来。他指出，在欧洲各国以及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已经堆积起了众多易燃物。
这几年里，在土耳其和中国都爆发了革命，在爱尔兰以及在别的国家里发生了激烈的总罢工。
这一切说明了，被压迫的民族开始使用革命的方法来打碎奴役的枷锁了。无产阶级，不管第二国际的那些领袖们，已经采取了革命的斗争方法。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开始走向武装对立。战争在意大利同土耳其之间，并且也在土耳其同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爆发了。
由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列宁在1913年1月，在克拉柯夫召集党中央委员会与彼得堡、莫斯科和乌拉尔的党负责人的一次扩大会议。从西伯利亚逃出来而那时正在彼得堡工作的斯大林，设法来到国外去并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工作。会议指出：“俄国已经进入公开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它提出了组织革命的街头示威和其他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并且再度强调指出，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是作为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的核心的地下党和党的小组。
俄国国内加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东方各国的民族革命，欧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持续不断（巴尔干各国对土耳其人的斗争，爱尔兰、匈牙利和波兰的斗争）都是世界大战正在日益迫近的征兆。必需给无产阶级的党制定出一条明确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有了极大的重要性。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致力于从事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写出了他的著名论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个问题作为未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后备军的问题而具有极大的意义。列宁知道了斯大林的这篇著作时十分高兴。他写信告诉高尔基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9]
列宁与斯大林的文章奠定了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原则的基础。
无产阶级的政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它坚持各民族有平等权利；它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分离出去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自决权）。“没有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够是自由的”——列宁喜欢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
受资本主义压迫的民族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一支后备军。列宁指出，被压迫民族斗争的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这一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有特别的重要性。
列宁与孟什维克、崩得分子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乌克兰民族党进行斗争，并且也同罗莎·卢森堡之流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因为她否认民族自决权，认为这会破坏工人阶级运动的统一。罗莎·卢森堡的这种立场事实上帮助了拥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人。
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以及欧洲的战争形势都要求立即召开一次新的党代表会议。
1913年10月，代表会议在加里西亚的一个村镇波罗宁举行。列宁和另外几位中央委员曾在那里度过夏天。在这次会议上，民族问题是重点讨论的题目。
会议在决议里提议要开始进行政治总罢工的各种准备；它批准了以前提出的革命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全部地主土地。
1914年，大家都怀疑马林诺夫斯基，一个中央委员和杜马的代表，是一个密探。这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后来列宁关于这个问题写道：“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入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坑害了几十个几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把他们送去服苦役，使其中许多人丧生。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从事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适当地采用隐蔽的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数百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送去死亡，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的新布尔什维克。”###[10]在十月革命以后，马林诺夫斯基受到无产阶级法庭的审判，作为一个叛徒被枪毙了。
马林诺夫斯基事件并不能瓦解列宁所领导的党的队伍。
1914年，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在“五一”节那天，全国有一百多万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党的口号。
1914年夏，在彼得堡发生了一次波及到所有工厂的罢工。大约有三十万工人起来了。工人与军队展开了巷战，他们并且企图筑起街垒。在巴库和俄国其他工业城市发生了激烈的罢工。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数量上增多了，在力量上增强了。为了召集下一次党代会，曾加紧作了各种准备。群众跟着列宁的党走。俄国处在爆发一次新的革命的前夜了。但这时专制政府却正在为了对德开战而进行狂热的准备。
沙皇正在准备用这个方法来击垮革命运动。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6页。
★★★[2]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456页。
★★★[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页。
★★★[4]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06—108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79—80页。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53—154页。
★★★[7]《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46页。
★★★[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6页。
★★★[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71页。
★★★[10]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