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终于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形势对己方极为不利。遂命第2舰队、第3舰队的大部和驻泊在提尼安岛的第11航空舰队司令部前往拉包尔岛，加强那里的防御力量。联合舰队司令部及其“大和”等舰只，也要移驻到特鲁克岛去，将那里作为根据地。
8月17日下午，在驱逐舰和邮船“春日丸”（改装后的航空母舰“大鹰”号）的护卫下“大和”舰驶离柱岛泊地，经丰后水道，绕过佐田岬转向偏东行驶，再经冲岛进入外海，径直向南方驶去。这时，海面一片漆黑。舰队在行进中还要高度警惕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敌潜艇。
8月18日黎明，日本岛已渐渐从舰队的视野中消失。山本这次远去，再没有回来。
山本亲自率领的舰队驶离柱岛三天后的8月20日，实松让中佐一行所乘坐的两只日美外交交换船—“浅间丸”和“康特威尔迪”号抵达横滨。
日美双方共同议定在非洲葡萄牙属地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港进行交换。中途岛失败后不久，包括野村、来栖两位特使在内的1400名日本人撤离美国。他们乘瑞典“格立普斯霍尔姆”号船，从纽约出发，经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驶往交换地。美驻日大使格鲁等美洲人撤离日本，乘“浅间丸”和“康特威尔迪”两船驶离日本，也前往交换地。在那里，双方交换了人员之后，各自乘船返回了自己的祖国。在交换的日本人名单中，除两位特使和实松中佐外，还有前田多门、坂西治保、荒垣秀雄、平冈养一等。
山本任海军省次官时，实松曾是他的副官兼秘书。那时，他对右派势力的骂声习以为常，什么“代天诛讨山本五十六”等等。对于右派人物的攻击、漫骂，他并不以为然，只是嗤之以鼻。然而，今天他回到久别的日本，却发现日本和日本海军确实变了。
回国后，他受命到军令部任职。不久，又让他兼任海军大学的教官，专门讲授美国的军事问题。他在海军大学的讲堂上说美国的造船能力很大、德国潜艇的活动在不远的将来会走下坡路等一系列观点，军令部的一些人对此很有反感。他们连一句也听不进去。因此，实松的威信越来越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变化，他的学生对此的反应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在第一期学生中，有人软里带硬地评论说：“教官把美国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了，以致成了赞扬。”还有的人在背地里议论说：“教官的那些荒诞无稽之谈，实在难以置信。”待第二期学生进校后，对他讲授的观点的反应就不那么强烈了。第三期学生多半来自作战前线，他们吃了不少苦头，深刻地领教了美国的厉害。他们认为，教官所讲授的观点是尊重事实的，战场上的现实说明了一切。有的学生甚至干脆直言不讳地说：“不，教官，美国人比你说的还要厉害，他们确实有实力。”
从英国回国的吉井道教中佐对此也有同样的感受。
吉井也曾在山本任海军省次官时，山本的手下当过副官兼秘书。1939年初，他被派往英国伦敦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的11月，他乘英国轮船驶离利物浦，经委内瑞拉，再过巴拿马，利马，正好赶上最后的货船“照川丸”，于珍珠港之战后的12月28日返回了日本，比近藤泰一郎晚到一个半月。
途中，他们得知夏威夷以南很远的海面上日美正在交战。为安全起见，他们特意用油漆涂抹了船上的太阳旗和烟筒上的标志。吉井说，回国以后，举国为战争的胜利而陶醉的那种得意忘形的气氛使之大为震惊。他还说，日本驻伦敦的记者们曾向国内发过很多消息，可国内仅刊登了德国轰炸英国主要城市，大火持续了三四天等情况，对于记者们的评论和其他有关情况则忽略不计。为此，记者们曾一再抱怨，觉得工作毫无劲头。
在向大臣岛田和军令部总长永野等有关人员作回国汇报时，吉井强调说：
“英国遭到德国的轰炸而损失惨重，这确是事实。但是，对这一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呢？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伦敦的地下铁道遭到空袭之后，一度已不能使用。但是，应该看到，人家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完全修复了。月台上整齐地安放了双层床，床上还印有编号。还采取了预先售票的办法，便于维持秩序和有利于居民的疏散隐蔽。地铁里，每天晚上都有满载食品的电力机车通过，向避难的妇女儿童们出售点心、红茶等。众所周知，伦敦的地铁很深，是个绝对安全的避难场所。人们的脸上没有惧色，也没有眼泪。市内的秩序同往常没什么两样，没有任何混乱现象出现。在旅馆的地下室里，你随时可以看到军民们愉快地跳着舞。因此说，过低地估计英国的力量和人民的士气，那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