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合千代子终于买到了紧俏的卧铺票。她依照事先同山本的约定，于25日晚10时10分乘东京开往下关的特快列车去宫岛会山本。
山本身着西装，提前来到宫岛口车站迎候河合千代子。列车到达后，两个人一起乘渡轮来到严岛，住进岩旅馆。
岩旅馆建在沿红叶谷公园的山谷两侧，谷间有条小河流过。旅馆的座座古色古香的日本式房屋，均匀地缀于在小河两岸上。山本和河合千代子住的房子距一座红色小桥不远。这里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他们在这里悄悄地度过了一夜。
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是觉着带着女人住在这里不便于公开呢，还是考虑到值此战争即将爆发的非常时期，作为一个联合舰队司令来说，不应该到这里来呢？反正他在旅馆的登记簿上没写他的真名和当时所任职务。据说，他在新县温泉场等地方的旅馆住宿登记簿上曾这样写过：
长冈市坂之上町二丁目
山本长陵，五十二岁，海员
也许他历来在外住宿时，就这样写。“长陵”二字，是山本做诗时常用的跟他的家乡“长冈”有某种联系的名号。
刚到岩？时，山本和河合千代子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人们以为他们也是普通的旅客。
后来，旅馆老板岩村平助看到山本和河合千代子在红叶谷公园散步。因为山本长得很像在别府旅馆当老板的高岸，所以，他把山本误认为是高岸（高岸以前曾在岩？旅馆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厨师）了，并把和山本一起散步的河合千代子误认成了高岸的女儿—雪子。当时，雪子恰在岩旅馆学习旅馆管理业务兼作帮手。当时，岩村平助认定他们就是高岸父女。于是，便上前打招呼说：
“啊！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到这里来，一定要多住些日子呀！”
话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看错了，赶忙说：
“唉呀！我太冒失了，这哪里是高岸呢，这不是海军的山本大将吗。”
说完，他涨红着脸向账房走去。
女老板静荣也渐渐地认出山本来。她暗自思量道：“真奇怪，在打仗的风声很紧的这个时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怎么隐身到严岛来了呢？”她同在这里柜上管事已长达30余年的老掌柜的私下议论说：
“这里一定有什么奥秘，我们可得要保守秘密，不能乱说呀！”
据说，这位女老板和老掌柜的到山本的房间去问安的时候，山本和河合千代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玩着纸牌。
就在这天（11月26日）早上，由南云忠一所率领的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已经起锚离开舰队集结地——择捉岛，开始向夏威夷进发。
各艘军舰起动后开始破浪前进，舰上的水兵们开始放水冲洗缓缓拉出水面的锚勾和锚链上带起的单冠湾海底的泥土。舰上的将士们，凝视着锚勾上的泥土不禁心有所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到祖国的泥土了。
机动舰队的总指挥是南云忠一中将。“赤城”号航空母舰是机动舰队的旗舰。
机动舰队离开单冠湾向夏威夷进发后的第六天，也就是通过东经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的12月1日，在东京宫内东一会议室里，召开了由东条内阁全体成员、原枢密院议长、永野军令部总长、杉山参谋总长参加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始。
东条英机主持了这次会议，并首先表明了他作为总理大臣的观点和决心。永野修身代表陆海军作战部门，进行了有关作战的说明。会上，原枢密院议长，提了很多问题。政府和统帅部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释。就这样，日本最后正式决定了同美、英、荷开战。据说，天皇在会上没发表任何意见。
这天，海军大臣电令山本，要他进京。山本离开停泊在濑户内海柱岛泊地“长门”号旗舰，乘经由岩国的列车，前往东京。
翌日，山本为开碰头会来到海军省。会后，他又来到了经理局长武井大助的办公室。
在此之前，山本不止一次地对武井说，“这种战争难道不是注定要失败的吗？”山本的这种观点同他本人的想法大体是相同的，因此，他见山本到来马上就问道：
“山本先生，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把门关上。”山本让局长把门关好，然后说：
“正是因为我们根本无取胜之机，才反对同美国交战的。按理，我应该辞去现在的职务。可是，总也没能辞掉。既然如此，就只有像现在这样了，一手把我们的潜艇撒向南洋，给我们的对手造成这样一种感觉：数不清的‘黄蜂’铺天盖地而来，让他们招架不住，只得投降认输。对美国也是一样，它是个极易改变舆论的国家。给它一个数不清的‘黄蜂’突然一拥而来，即使想打也无法打的感觉，只有用这样的办法，去唤起美国的舆论。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见，当时山本希望于他的‘黄蜂’战略能力挽狂澜。可是，从后来的事实看，他对当时日本潜艇的力量显然高估了。
山本又接着说：
“待你看到以后的结果时，说不定会让你感到吃惊的。本来，我对这场战争，至多不过有一半儿的信心。但是到现在，除了采取果断的行动搏一把，已别无其他选择。”
山本在这里实际上已暗示了奇袭珍珠港一事。
就在同一天的下午5时30分，山本用新密码，给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发出了“攀登新高山1208”的电报。电文的意思是“定12月8日零时，向珍珠港发起攻击”。
众所周知，战时，传达作战命令的电报，都要用使敌人难于破译的密码发出。为达到双重保险的目的，还要简化电文。联合舰队在每次重大战役之前，总要制定新的作战用密码书。诸如“攀登新高山”，就是编入密码书中的一个暗语，即所谓的“电信略语”。
与各舰队通信时所使用的密码，大都由5位数字组成，被称为“乱数密码”。
从这时起，直到山本遇难身亡，密码一直被认为是绝对保密，绝对可靠的。其构成非常复杂。海军用的“D密码”、“波密码”等乱数密码，均由发报密码、收报密码、使用规定和乱数表组成。其中，发报用密码有约10万个词汇（由按日语“五十音图”的假名顺序挑选出的约5万个词所组成）；收报密码是把每一个语汇，按从00000到99999的数字顺序排列组合成的。所谓乱数表，是由数万个5位数字组组成的。这些数字组本身都是抽象的，毫无意义的。
总之，南云所指挥的机动舰队，为防止用无线电进行联络，会泄露舰队的作战意图。因此，各舰只关闭或取下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发报键，只收不发，整个舰队变成了只听不说的哑巴，默默地向夏威夷进发。
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舰队只有通过东京通信队的无线电广播来接受指令。当然，这不甚可靠。
为防止万一漏听或接收不到。东京通信队特意选用了可以到达同样距离的10000、 8000、 4000千兆等三个不同的短波和潜艇露顶潜行时可以接收到的超长波这四种波段，同时发送相同内容的密码电报。
12月2日夜，机动舰队收到东京用简短数字形式发来的关于作战的急电。密码员将其译出，抄在电文专用纸上：“攀登新高山1208”，并迅速交给了密码长。密码长将电文又送给了通信参谋。南云及其部下便得知：“按原定计划，进击夏威夷”。
“赤城”舰飞行长增田，在他该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一切均已就绪，无悲伤，无欢笑。
在机动舰队收到电报的时候，山本已奔赴三十间堀的梅野岛，悄悄地会千代子去了。
千代子—梅龙，外出了，别的艺妓告诉山本说：
“她到山下君的宅邸去了。堀（悌吉）君也一同去了。”
这天晚上，山下龟三郎在自己的家（高伦）中举行了茶话会，招待了木户幸一、堀悌吉等，由新桥的八重千代和梅龙陪同。道具屋山澄也参加了这次茶话会。在此前一天，即12月1日，正好堀悌吉就任浦贺船坞公司社长。茶话会很可能是为祝贺堀悌吉就任而召开的。
山本往山下宅邸打电话找到千代子，并告诉她说：我是秘密来东京的，请你转告堀悌吉，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到他。
堀悌吉从千代子那儿得知山本在急切地等见他。于是，当晚8点钟，他按照山本的约定，来到中村家。据堀说，他来到中村家时，看见山本正懒散地躺在榻榻米上，一脸的沮丧。堀进前问道：
“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他们终于决定了。据说他已于26日乘飞机去同美国谈判了。”山本回答说。
山本这里所说的“他”，指的是陆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大将。
“听说，冈田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山本接着说。
“说什么也没用了，可以说是大势已去，基本已成定局。”
“是的，基本已成定局。不过，万一谈判成功的话，还可以下令出航的机动舰队立即返航，这是仅有的一线希望。”
“那么，谒见是什么时候？”
“明天。我准备后天早晨乘飞机返回舰队。”
“好，我送你去。”
“你要知道，我是从大臣官邸出发。”
堀悌吉同山本是知心好友，不分彼此。堀常诙谐地把三个手指头的山本叫“鸟”。这时，他又叫山本说：
“喂，鸟，起来！对一局。”
堀悌吉和山本不仅是朋友，也是棋友。他把躺着的山本叫起来，两个人又像过去一样对了几局。然后，心思沉重地对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第二天，12月3日，山本进宫谒见天皇，奉诏：
朕兹下令出师，并委卿以率联合舰队之重任。责任重大。事之成败，关系到国家兴废，民族存亡，望兵至必克。
此后不久，山本依照圣上诏令的精神，向联合舰队发出电令：
谨奉圣上之命，我联合舰队全体将士，要上下精诚团结，戮力同心，不畏粉身碎骨，精忠报国，以遂圣上之愿。
从山本发给联合舰队的这份电令的内容来看，他是毫不折扣地执行了天皇的旨意，但是这却是他违心的做法。
虽然天皇和山本两人都不愿进行这场战争，都不得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一个违心地授命出师；一个不情愿地接命出战。不难想象，他们在举行这种授命仪式时的心情是多么复杂而又矛盾呀！
这份电令是参谋长宇垣起草的。在此前一天，山本去经理局局长室拜访武井大助时，曾把它拿给武井看，并试探武井的口气说：
“你看怎么样？你是怎么想的？”
武井从头至尾看完一遍说：
“要是我，我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
“嗯，我也说不出来。”山本紧接着说。
此时武井心里想：天皇下诏，你山本进宫谒见天皇时，为什么你一点也没向天皇说明自己的反战思想吗？即使服从圣上的令，也应该当即阐明自己的观点呀！
这天晚上，山本突然回到他的家—东京都青山南町住了一夜，他已经又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他的夫人礼子和四个孩子，对于他的突然来家又惊又喜。礼子虽然看上去身体健壮，长得也很丰满，但却时常患病。这天，她正卧病在床。见山本来家，她非常高兴，遂强支持着爬了起来。
当晚，一家六口共进晚餐。这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山本陪伴妻子，暖暖地度过了一夜。
四月上午9时，在海军大臣官邸秘密地为山本举行了欢送会，天皇还特意派人送来了葡萄酒。前来参加欢送会的除天皇派来的侍从武官鲛岛具重中将、伏见宫元帅的御使细谷大佐、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和各省（部）的有关人员外，堀悌吉作为山本好友的代表，也列席了欢送会。
在当时的海军中，那些被编入预备役的人，再在某些重要的场合出现，往往会受到歧视和冷遇。堀悌吉前来，虽然已得到海军省次官山本赖雄的批准，但还是有人歧视他。当他在会上出现时，有人向他投以异样的目光；还有人用轻蔑的口吻问他：
“堀先生，混得怎么样，怎么落到如此光景。”
欢送会正式开始后，岛田繁太郎首先站起来，端起酒杯，倒满御赐葡萄酒的酒杯，邀约各位说：
“祝山本司令长官征途顺利！”
于是，大家连连干杯。
山本原计划，开完欢送会之后，就乘专机离开东京返回舰队。但因故，又改成了当日下午3点的特快列车。这样，延长了在东京的逗留时间。欢送会刚一结束，他就换上了便服，一个人到梅野岛会千代子去了。
山本以前曾委托中村家的敏子，代为购买一些宣纸，寄往联合舰队。
这天，敏子到鸠居堂文具店去为山本购买宣纸。买到后，她把纸包装好，上面写上：
寄吴市邮局转交军舰长门号
山本五十六收
然后，把它交给了鸠居堂店主，请他们到邮局代为转寄。
在回来的路上，她决定顺路到梅野岛去看看千代子。当她来到千代子的住处时，已过中午。她令人吃惊的是发现山本在千代子这里，正和她对坐吃着茶泡饭。敏子想：唉，他怎么在这里？她还发现，屋里的花瓶中，插满了山本特意为千代子买来的鲜艳的玫瑰花。
敏子来到梅野岛，鸠居堂的店员便追赶了上来，气喘吁吁地对敏子说：
“你包裹上写的地址不准确，邮局不予办理。”
“那正好，不用邮了。”敏子说着，接过包裹，直接递给了山本。
不一会儿，女佣人要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敏子和山本坐着同一辆车走了。为了不引人注意，山本便特意戴上了口罩，腋下还小心地夹着一个用紫色绝绸包着的包袱。敏子伸手想替他拿着。“不”，山本没有给她，又往紧夹了夹。敏子心想：这包袱里一定放着天皇的圣谕或什么命令之类的东西。
山本同敏子分手后，乘车经银座直奔东京火车站而去。
这天的车站，秩序井然，对接送站的人限制得也非常严格。堀悌吉提前来到横滨车站。他委托站长办公室的人买到一张站台票，提前到月台上等候山本所乘列车的到来。
开往下关方向的特快列车“富士”号，于3时26分准时到达横滨车站，停车一分钟。
在停车的一分钟时间里，堀悌吉同山本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发车的铃声响了，堀紧紧握着山本的手深情地说：
“那么，就请多多保重吧！
“谢谢！也许我不能再回来了。”山本也意味深长地回答说。
列车徐徐开动了，山本依然站在？望车厢的门外。突然他又急切地向堀喊道：
“请代问千代子好！”
山本这里所说的“千代子”，是指正在病中的堀悌吉的夫人。
山本这次前往联合舰队的心情，同二年零四个月前，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前去赴任时，是截然不同的。他感到格外寂寞、凄凉。
对堀悌吉来说，这是他同他一生中最好的知心朋友——山本五十六见的最后一次面。
在“富士”号列车上，山本意外地遇到了野严，他长冈家乡的那位开浴池的老朋友野透的弟弟。野严当时被任命为日本驻“北支”（中国的华北）方面军的军医部长，正好也乘这次列车前往北京赴任。列车驶过滨松，山本来到野严的卧铺车厢，轻松闲适地同他唠起家乡长冈的许多事来。一个小时后，山本站起身来，歉意地说：
“就到这儿吧，失陪了，因为明天还得起早。”说完，他回到了自己的车厢。
那时，野严一点也不知道同美交战和进击珍珠港之事，到北京之后，当他从新闻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时，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山本那时已踏上征程。”
山阳铁路线的岩国车站，距山本要去的柱岛泊地最近。山本本应在岩国下车，但列车到岩国不停，他只好在宫岛口提前下车。第二天早晨6时09分，列车到达宫岛口站。不过，宇垣缠在他的《战藻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12月5日星期五晴
上午8时半，长官归舰。
听了山本介绍进京谒见天皇一事后，宇垣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
给我的印象是，天皇陛下的态度非常明朗，明察大战已不可避免。本月1日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陛下果断地批准了同美交战的奏章。贤君手下无弱兵。
天皇的态度是否像宇垣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非常明朗”值得怀疑。因为据防卫厅战史室所著的《夏威夷作战》一书中的记载：在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天皇突然召见了永野军令部总长和岛田海军大臣，询问他们对战争的信心和把握说：
“大战一打响，吾军势必陷入长期征战之中，能否遂愿乎？”
接着，天皇又问道：
“德国一旦退出战争，吾方将欲如何？”
从以上的质问可以看出，天皇对同美国交战忧心忡忡。
岛田海相针对天皇的质疑和忧虑回答说：
“人力物力早已整装待发，只待圣断下达……不论此战如何艰苦，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并不寄希望于德国，也不想依靠它，即使它撒手不管，我们也能设法打下去……只待明日圣断。陛下如此忧虑不安，为臣诚惶诚恐。”
岛田对天皇的回答和解释，显然是隐瞒了事实，不过是敷衍而已。如像他所说，日本“并不寄希望于德国，也不想依靠它”的话，当初又何必一定要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呢！当时岛田所以这样回答，很可能是为了在天皇最后下决心的时候，不使他分心。可见岛田很善言词。难怪山本骂他：“巧言令色之徒，不屑与之为伍。”
对山本谒见天皇这件事，宇垣和山本所抱的观点和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样。如上所述，宇垣在日记中很肯定地写道：“天皇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贤君手下无弱兵”。而山本却不同，他曾说过，“竭尽全力避免同美国交战，但并无效果，只有寄希望于圣上最后的决断了。”直到仅有最后一线希望的时候，山本还是坚定地提出：倘华盛顿谈判成功，即使机动舰队已经在向美国进发的途中，也要下令返航。
宇垣的观点同山本截然不同。山本对宇垣很反感。
12月9日，“长门”舰经四国向南驶去。山本在舰上，得知了英、美对日宣战的消息。
同日下午，“长门”司令部又接到消息说：“伊—65”潜艇发现两艘英国战列舰正在昆仑岛和亚南巴斯岛之间的南中国海上以14节的速度向北航行。
“长门”舰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气氛再度紧张起来。
他们早已得知，英国派往东洋的两艘战列舰，正在以新加坡为基地，到处活动。面对这一新的情况，不论是军令部的幕僚们，还是舰队的有关人员，依照固有的传统习惯，都认为：必须派出军舰去迎击处临战状态的英国军舰，否则，就不能置其于死地而获得彻底的胜利。然而山本却不这样认为。他用下棋作比喻说：
“像下将棋一样，我们的对手，手里拿的是军舰，我们也用军舰去对付他，这样以‘车’对‘车’以‘马’对‘马’，没意思，也赚不到什么便宜。对付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对手，不能打消耗战，必须设法用‘卒’去吃掉对方的老帅。”
最后决定，只用基地的航空兵去对付这两艘英国军舰。
这次同英国军舰的作战，恰好成了山本用来确证他的“大战列舰无用”和“航空优先”的观点的极好机会。
从西贡附近的机场起飞的“九六”式和“一”式计30架陆基轰炸机，因来不及携载鱼雷，便装上了500公斤重的炸弹。他们在空中苦苦搜寻整整一天的时间，并未发现目标，到天黑的时候，不得不无功而返。
第二天早晨，“长门”舰所率领的舰队，通过小笠原主岛和北硫磺岛之间的海面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空军基地派出的由84架飞机组成的攻击机队起飞了。从飞机起飞到发现失去的目标并实施攻击的这段时间里，舰队人员不约而同地开始揣度这次作战的可能结果。山本突然转向航空甲参谋三和义勇大佐，试探道：
“你是怎么想的，能把“声望”号和“国王乔治五世”号这两艘舰都击沉吗？以我看，只能击沉“声望”号一艘，另一艘至多只能重创，不会击沉。”
三和义勇是山本多年的属下，也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英国派往东洋的这两艘战列舰，事实上是“却敌”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直到这时，日本方面依然误认他们是“声望”号和“国王乔治五世”号。
三和肯定地回答说：
“不，能击沉。长官，我认为两艘都能击沉。”
“那好呀，若是那样的话，咱们打赌好了？”说着，山本向三和凑了过来。
他们当即立下赌约：如果山本输了，买十打啤酒，如果是三和输了，就买一打啤酒。
“九六”式和“一”式陆基轰炸机内，同舰基机不同，比较宽敞，机组人员可以在其中活动。飞行中，总指挥官宫内七三少佐和他所指挥的飞行员们，在各自的飞机上，抓紧时间，用红小豆饭罐头、炒鸡蛋、鱼丸子汤等填饱了肚子。飞机继续往南飞行，从这时起，再过半个小时，如果依然发现不了敌目标，受飞机航程之限，就不能再往前飞了，只好停止本日的攻击计划，返回基地。就在这时，先遣侦察机向轰炸机群发来电报说：
前方发现敌主力舰。北纬4度，东经103度55分。1145。
这个位置，正是马来半岛的库安坦海面。轰炸机群抵达该海面上空时，已是下午1时40分。
据那时的鱼雷轰炸机机队第一中队小队长须藤朔提供材料说，当时，两艘战列舰由3艘驱逐舰护卫前进，舰上不知是涂了隐蔽色还是特意加了什么伪装，看上去，破烂不堪，显得很土气。为了投放鱼雷，须藤向主力舰“却敌”号俯冲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人头戴钢盔，紧张得涨红了脸，用甲板上的机枪向飞机射击。鱼雷命中目标，水面上喷涌着几根水柱。须藤拉起飞机，迅速爬高，舰的轮廓越来越小。只见“却敌”号突然冒起了滚滚浓烟，瞬间，从海面上消失了。
“长门”舰的作战室里，收到“却敌”号被击沉的报告后，参谋们一阵欢腾。大约三四十分钟后，传声筒里又传来消息说：“又一艘战列舰被击沉！”密码长新宫大尉并异常激动地喊道。这就是英国所炫耀的最新式“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最终下场。
在奇袭珍珠港时，沉默寡言且忧郁的山本，这时，两颊也泛起了红润，像是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而脸上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从逻辑上讲，这样说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战列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真的是“无用的庞然大物”的话。那么，炸沉了两艘战列舰又有什么值得他高兴的呢？如果说值得的话，那么珍珠港一战中，有4艘战列舰被击沉，岂不更应该高兴吗？所以说，也许他高兴的原因并不在这里。他所以高兴，很可能是因为，这次作战，完全是由衷而战，没有任何勉为其难之感。在山本看来，珍珠港之战，那是趁熟睡之机，割来了对手的首级。回味起来，滋味是苦涩的，也是不光彩的。而这次作战，是在公海上展开的，是他花费心血亲手培育起来的航空兵，用光明正大的方法获得的成功。更使他高兴的也许是，这次作战的成功，恰恰证实了他一向所主张的“航空优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所高兴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虽然他主张“战列舰无用，航空优先”的观点，但他的心里却也明白：大型军舰，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和荣光的象征。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也并没完全摆脱“战列舰有用”的观点。
“长官，拿十打啤酒来吧！”三和参谋催促说。
“当然，当然—别说十打，就是五十打，也认了。副官，就委托你了。”
三和又说：
“长官，这回该封你为男爵或元帅了。”
“咱对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要说奖励的话，我宁愿在新加坡买一块地，开设一个大赌场呢。到那时，世界上的金银财宝，都会悄悄地流到我们日本来。”山本回答说。
前面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山本似乎很喜欢赌博。然而海军部内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嗜好，这并不是件好事。在后来的战争中，海军省发表的关于禁止军人的某些活动的事项中，还特意提到“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尤其不能钻研赌博”。
就这样，日本海军又一次（第一次是珍珠港的作战——译注）向世界证明：在海上作战，飞机远优越于战列舰。不久后的12月21日中午，五年前山本曾坚决反对建造的“大和”战列舰下水，开始服役了。这艘巨舰首次出现在柱岛泊地。
“大和”舰满载时的排水量为72800吨，上面设有三联装46厘米口径炮炮塔3座，最大速度为27节。当时，这些数字虽然都是保密的，但仅从它的名字—“大和”——也可以判断出它是世界上一流的战列舰。“大和”舰同“长门”舰和“陆奥”舰相比，相差像战列舰和巡洋舰一样悬殊。
两个月后，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舰迁至“大和”舰。从此，“大和”便成了联合舰队的旗舰。“大和”入泊柱岛的第三天，南云机动舰队，经近半个月时间的航行，最后通过丰后水道，回到了日本。
机动舰队旗舰“赤城”在柱岛海面上抛锚时，已经是深夜了。宇垣等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们却不顾时间已晚，激动地赶忙来到“赤城”舰上，祝贺南云机动舰队的官兵们凯旋归来。
南云等在舰上迎接了他们。参谋长草鹿怀着激动的心情作了简要的汇报。当提到途中接到空袭中途岛的命令这一问题时，草鹿改变了语气，他说：
“在那样的时候，能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吗？接到这个命令，我非常生气。”
据说，他当时还抱怨说：既不了解现场的情况，也没有亲自参加战斗，怎能凭空地下达那样的根本不可能执行的命令呢！
机动舰队在回来的途中，当行至丰后水道入口处时，母舰上的大部分飞机便起飞，回到各自陆上基地去了。渊田美津雄，径直飞向了九州的东海岸。当日下午，他回到了他所思念的鹿儿岛鸭池航空基地。
由于心情很好。当晚，他和同伴们饮酒高歌，直抒胸臆，直至深夜一点。他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就在他们举杯相庆，论说短长的时候，“长门”发来电报说：因为山本长官在亟待，请你们务必于明晨，驾机飞往岩国，将飞机留在岩国机场，转乘小艇，迅速返回旗舰。
12月24日晨，因为饮酒过量，渊田并未完全清醒，依然头重脚轻，处半醉状态，不能驾驶飞机。于是，他便把飞机—“九七”式舰基轰炸机—交由村田重治驾驶，直奔岩国而来。飞机到达岩国，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他来到“赤城”后一看，山本和从东京特意赶来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正在等他。
“噢，队长，回来了？”山本起身迎接过去，并同渊田热情地握了握手。说：“干得很漂亮！”
接着，山本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身份，接见了机动舰队的各级指挥官，并发表了训示。
讲话时，山本的态度一改刚才见到渊田时。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热情。他用提醒和警告的口气说：
“诸位务须明白，此次出战，绝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如果因此小小胜利而骄傲的话，只能说明我们不是真正的强兵。胜利之后，不可稍有松懈，要继续提高警惕。在这种时候，此点尤为重要。我再次提醒诸君，现在绝不是我们最后的凯旋而归，而是为下一次的出战铺平道路，暂时归来。望诸位继续提高警惕，戒骄戒躁……”
随行的三和义勇，在一旁听了山本的这番话后，很有感触。他当即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
这完全是在批评指挥官们。
三和的这个笔记本，一直保存到现在。
三和凑到山本的身边，小声建议说：
“长官，一会儿在祝酒会上，还是表扬表扬为好。”
据说，山本听了，只是“哼”了一声，并未作答。
山本确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爱憎分明。接受训示的总指挥官南云，曾在撤堀悌吉职的问题上起过作用，属“舰队派”。有人认为，山本的这一“哼”，包含着多年来对南云的怨恨。但事情是不是这样呢？也未可知。
结束训示后，军令部总长永野致了贺词。在照了合影照之后，大家一同来到军官室，召开了祝酒会。酒会上，有栗和鱿鱼干儿等，大家频频举杯相祝。
会间，山本问渊田，为什么改变了发起攻击的时间。
渊田把提前五分钟发起攻击的原因如实地说了一遍。山本表示理解地说：
“噢，在那种情况下，也就只得如此了。看来，这五分钟也是不得已而提前的。”
这时，美国方面，已在国际国内开始大肆宣传：
“日本这是背信弃义，是鬼鬼祟祟偷袭。”“珍珠港事件，是乘我不备的偷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珍珠港的损失和这次血的教训。”
美国的宣传，正中了山本的痛处。据说，他直到死，一直为此事而感到苦恼。
那么，困扰山本很久的所谓“偷袭珍珠港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也就是说，是哪些因素促成这件事的呢？从表面上看，责任完全在于日本方面，但若探究更深的原因的话，至今仍存在着几个难解之谜。其中，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夏威夷之战的成功，真的是“天助神佑”吗？这里，让我们作如下的探讨和分析。
因中国的班机在香港迟误了两天，日本派往美国的全权特使来栖三郎，到11月5日的早晨，才匆匆离开东京。
有人说，日本派遣来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积极解决日美间的谈判问题，而是为了前去阻止正在热心谈判的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可是，读了来栖自己亲手所写的《日美外交秘话》一书后，方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至少来栖本人没有这种意图。
事实上，来栖到达华盛顿后，为促成谈判尽早成功，一直在努力帮助野村大使。
谈判之初，无论是总统罗斯福，还是国务卿赫尔，他们的态度相当友好，言语之中，时而还诙谐几句，谈判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判中，美国方面颇为诚恳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指出：“谈判的最大障碍是三国同盟问题，日本既要坚持三国同盟，又要在日美间达成协议，这是很难办到的。因为，即使国务卿可以表示理解的话，也很难说服美国国内的舆论；纳粹德国是贪得无厌的，恐怕不久，连美国也会成为它意欲夺取的目标。希特勒得手之后，一定会开进东亚，到那时，也会把日本置于它的魔爪之下。对德国这样一个明显的意图日本都没看破，真是令人不可理解；日美间的谈判开始后，日本的军队又进驻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这是公开与美国叫板；据最近的有关情报得知，日本还有再度向美国泼冷水的可能，实在令人担心。但是，我们还是坚信，在友人之间，是不存在‘最后决定权’的（这是罗斯福的一句名言）。”
谈判的结果决定，采纳来栖所提出的方案为了避免日美间的战争，只有采取让美国总统亲自致电日本天皇的办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不知经何人之手所压，待天皇接到这份电报时，已是12月8日上午3时了。正是渊田美津雄在瓦胡岛的上空，发出“连发‘卜’”，的命令的前19分钟。
据说，压这份电报的直接责任者，是陆军参谋本部通讯课的户村盛雄中佐。他这天曾指示其手下部属说：今天，包括大总统亲电在内的一切外国电报的呈送时间，都要推迟十个小时。
来栖的一片希望终成泡影。说来也巧，罗斯福和赫尔在谈判中所坚持的主要观点，同山本担任次官时起跟米内一贯坚持的观点几乎不谋而合。这的确是件发人深思的事情。
本来，赫尔对来栖是非常热情友好的。他曾对来栖说过：“你远涉重洋，来到华盛顿。按理，应设宴招待或陪你玩一玩高尔夫球，无奈，工作太忙，玩高尔夫球又需要很长时间，没能很好地招待你。所幸的是，你并未介意，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工作。”可是，不知为什么，谈判到了11月22日，情绪一直很好的赫尔，突然变得很冷淡，态度也越来越生硬了。
来栖在书中写道：到11月26日，野村和来栖接收赫尔的外交照会时，似乎已毫无研究讨论的余地了。看样子，赫尔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或是已下了什么决心。
赫尔在这份举世闻名的照会中强硬地提出：日本必须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不承认汪兆铭政权；废除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野村和来栖在接收这份照会时，曾一再向赫尔表示：这些内容，日本，特别是日本的陆军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很难向国内政府转达此意，诚望予以重新考虑。据说，当时赫尔毫无让步的表示。
事实上，这份照会，就是美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
据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日记记载，11月27日一早，他给赫尔打电话时，赫尔在电话中说：“现在我已经脱身了，下面该看你和诺克斯（海军部长）的了，全在于陆军和海军了。”
日本致美国的最后通牒由14部分组成，用密码发出，从12月6日（日本时间是12月7日）晚至7日晨，相继传达华盛顿日本使馆。此外，何时、怎样向美方呈送该通牒的有关指示的电报，也同时到达。
7日是星期天，虽然已规定休息日照常上班，但使馆人员这天比往日来得却晚了许多。来自日本国内的电报，虽然已经到了使馆，但却无人去取。
9点多，驻美海军副武官实松让来到办公楼的门前。他发现楼前的台阶上，放着几瓶牛奶和一捆当日的报纸无人料理。于是，他走过去收了起来，并打开收信箱，取出里面的信件和电报。他边整理着这些东西，边想：“大使馆的这些人，简直都是懒蛋。”他把这些东西分成使馆的和陆、海军武官处的两部分，并分别送走。他也不知道，就在这天早晨战争已经开始了。
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处理的话海军武官处的人员，下午大都出去玩高尔夫球。
实松大致浏览了一下报纸，上面并没有什么重要新闻，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东京汇报。于是，他便走出使馆到外面吃饭去了。待他回来的时候，使馆里却呈现出大不相同的一番气氛。使馆的人员已经到齐，来自东京的指示电报，已经译完。他顺手拿过电报一看，上面明确指示说：向美方送交最后通牒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7日下午1时，即东京时间8日上午3时。
东乡外相在电报中指示野村大使：
为保密起见，在整理这份备忘录时，万不可用打字员。一定要慎之再慎。
难办的是，如果不经打字员之手的话，馆里的主要人员，几乎没有人会使打字机。奥村书记官，倒是可以干这件事，但他也并不熟练。出于无奈，只好由他来打。结城书记官，就坐在桌旁亟待着这份电报打完。奥村打字本来就不熟练，而且还急中出错。不但有错字漏字，而且还出现有错行。待打完这份冗长的密码电报的最后部分时，已经快到规定的时间——下午1时了。
时间明显已来不及了。只好打电话同赫尔联系，请他允许把送交的时间推延到下午1时45分。
待野村和来栖带此件驱车匆忙赶到美国国务院时，已是两点过五分了。又等待了十几分钟，下午2时20分，赫尔在办公室里接见了野村和来栖。
赫尔接过野村递交的这份文件，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意思是说：时间早过了。他没有让座，打开文件就看了下去。看着看着，他的两手颤抖起来。当看完最后一页时，他的脸色铁青，像是抑制着极大的愤怒似的说：
“在过去的长达九个月的交涉中，我没有说过半句谎言，这是有案可查的。在我供职的五十年中，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份充满无耻谎言和歪曲事实的外交文件。”
野村、来栖两位使节，没有说什么。他们冷冷地同赫尔握了握手，便离开了国务院。
实际上，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在此前55分钟就开始了。
从来栖所著的《日美外交秘话》和野村吉三郎的《传记》对当时赫尔态度的描述来看，都不能说明赫尔本来知情，而故意玩弄玄虚。
然而实际上，这时，赫尔已经知道日本给美国最后通牒的全部内容。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在破译别国的密码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早从陆军设立“黑室”时就已经开始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日本这时所使用的密码，也不像当初召开华盛顿裁军会议时那样一攻就破。这时所使用的是有复杂乱数表和保密可靠程度很高的机械密码。尽管这样，由于日美两国间关系越来越恶化，外务省还是担心，怕它国破译同驻外日本使馆联系所使用的密码。因此，外务省决定，让驻主要国家的日本使馆使用海军研制的叫作“九七式电报印字机”的新型密码机。
就当时的破译技术水平来说，日本的专家们认为，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的密码破译机构却把它破译了。
那么，究竟是怎样被破译的呢？直到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并无人知其详情。据风闻：当时美国动员了数百名密码破译专家，而且使用了那时最先进的电子管式电子计算机；负责破译的领导人，由于用脑过度，在破译完之后，竟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一病不起，后来还获得了十万美元的赏金。直到1967年，戴维·卡恩以《The Cadebreakers（密码破译专家）》为题而写的书在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后，才大体上解开了人们疑惑多年之谜。
作者卡恩，生于1930年，是犹太血统的美国人，记者。他从少年时期起，对密码工作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同哈巴德·雅德里不同，并没直接接触过政府工作中的密码破译工作，现在“美国密码协会”—密码工作爱好者的一个组织机构——任会长。日本摘译并出版了他的《密码破译专家》一书，易名为《密码之战》。
据该书所载，破译日本“九七式欧文印字机”外交密码的那个最主要的人，叫威廉·弗利德曼。为此，他曾荣立了一等功。
美国陆军设立的“黑室”，1921年在当时国务卿史汀生的建议下，曾一度被解散，但不久后，又以SIS （SignalIntelligence Service）—密码情报机关—的名义，再度恢复。弗利德曼参与了该机构的恢复工作。
美国把日本外务省所使用的“九七式欧文印字机”的密码称为“紫色密码”。在破译该密码的过程中，美国人运用了高深的现代数学，并尝试了各种有效的破译手段。据说，经约一年半“呕心沥血”的奋斗，最后，他们终于在1940年8月在只用铅笔和纸的情况下，凭借推理和想象，成功地制成了“九七式欧文印字机”的仿制品第一号。
后不久，弗利德曼因过度劳累而病倒，住进了陆军医院的神经科。经三个月的精心调养，很快恢复健康，重返SIS。
使用紫色密码的“九七式欧文印字机”的仿制品第一号出现一年后，也就是爆发战争的那年夏天，美国用这种密码机，几乎全部破译了日本重要的外交密码电报。
戴维·卡恩的书中还提到，威廉·弗利德曼和他SIS的密码破译者们，完全是用正攻——推理和计算——的方法把紫色密码解开的。事实是否是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不能不提出如下的怀疑：
其一，不论美国的密码专家们怎样学识渊博，睿智绝伦，也绝不可能只用纸和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仿制出“九七式欧文印字机”来。至于说，“这个仿制品不论在外观上还是在性能上，都与实物完全一样（Though the Americansnever saw the 97-shiki O-bun In-ji-ki， their contraption borea surprising physical resemblance to it， and of course exactlyduplicated it cryptographically.），这就更匪夷所思了，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不打自招。
其二，日本的这种外交密码的基础密码书的确是紫色皮。但是，只用推理和计算的正攻方法，是不可能知道是什么颜色的。美国把密码书皮说成是紫色的，难道这是和实物颜色的偶然巧合吗？
其三，从保守国家机密的角度来说，是不适合出版卡恩的这本书。据说，该书所以能出，是因为已经经过美国国防部审查过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审查的过程中，只删掉了同苏联和中国目前的谍报工作有关的部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保留了吗？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内容被删掉了。
其实，破译别国的密码，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间谍偷盗，把实物盗来，一切便都清楚了。但是，这样一来，也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即对方发现被盗后，会立即废弃原来的密码，改用新的。这样，对盗方来说，还是达不到目的。所以，通常都采用在不被对方发觉的情况下，拍摄密码书和收发报机的方法。
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间进行情报战的一种常识。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如果说根本就没有过这种考虑或尝试的话，那就是在互相扯谎。
美国真的“绝没看到过实物”吗？这恐怕是说不通的。因为，卡恩书中所写的“采取了各种有效的破译手段”这句话，实际上已经道破了这一点。
任何秘密的东西，都同样有失密的可能。“九七式印字机”和基础密码书也不例外。在将其发往各驻外使馆的过程中，自然要用搬运工；在长时间的海上运输期间，意想不到的在某一瞬间被留心的人看到的可能也是有的；更不能排除设计图纸的拷贝在东京被特务盗走，然后转送上海交给美国人的可能。
据说，美国的密码破译专家们，把通过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中所获得的情报，叫“魔术情报”。这种“魔术情报”所呈送的范围，只限于总统、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国务卿、陆海军作战部长等十个人。这样，又不能不使人产生各种猜测。
战后，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珍珠港事件的真相（The Finai Secret of pearl Harbor）》的书。日本中野五郎翻译并出版了该书，改名为《珍珠港事件的裁判》。据该书所载，美国密码破译组在6日早晨收到日本发给驻美使馆最后通牒的指示电报，破译完最后通牒密码电报全文（计14部分）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7日上午的4时到6时间。该书原作者是罗伯特·谢菲尔德。他当时是美国太平洋舰队鱼雷战队司令官，海军少将。
为了获得对方的情报，美国到处都设有侦听站。设在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西雅图对岸班桥岛上的海军无线电电信所，当时一直在注意收听关于日美谈判的外交电报。他们侦听到日本的最后通牒的密码电报后，立即用电传打字电报机汇报给了首都华盛顿。它的速度，一定要比日本发往驻美使馆的电报快得多。因为那时同现在不同，日本发往驻美使馆的电报，需要通过美国民间电报公司进行传递。尽管美方侦听到电报后，还需要破译，然后才能发往华盛顿，但所用时间，还是比日本要少，先于日本到达华盛顿。相比之下，日本电报的传递就慢得多。
密码电报破译组所破译的电报，随时向总统呈送。所以说，不论是总统罗斯福，还是国务卿赫尔，在珍珠港攻击开始前的几小时乃至十几小时，就得知了日本最后通牒的全部内容。毫无疑问，他们也知道日本马上就要发动进攻。
另外，据美国出版的《‘风向’预报》一书所载，在进攻开始前，日本广播协会曾用短波向海外反复播送了“东风，雨，东风，雨”的广播内容。意思是：对美开战，各驻美外交机构要将密码书烧掉。卡恩的书中也载有这一内容，并且说，日本还故伎重施，命令驻英各外交机构也烧掉密码书。谢菲尔德在书中也明确地说，东京广播的“在现在的新闻广播节目中，特将日本天气预报的内容播送给你们：‘西风，晴，西风，晴’”这一内容，他是从美国政府官方文件中引用来的。
日本驻美使馆向美方递交最后通牒，已是开始攻击夏威夷之后了。作为外交上的正式手续，已经晚了，这确是事实。所以，骂日本攻击夏威夷是卑鄙的偷袭，日本也听之由之，无言以对。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当他们用猛烈斥责“偷袭夏威夷”之事时，难道他们的脸上就那么光彩吗？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美国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九七式欧文印字机”的外交密码电报，难道就没有破译海军用的密码吗？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美国真的就一无所知吗？
到12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部还没有真正掌握日本6艘航空母舰停泊的准确位置。他们依然以为“赤城”、“加贺”在九州南部；“苍龙”、“飞龙”、“瑞鹤”和“翔鹤”停泊在内海西部。
美国海军的这一错误的判断，很可能是日本联合舰队故意制造的假象造成的。因为，从11月下旬始，联合舰队司令部为了隐蔽机动舰队的行动，曾用扰乱对方视听的办法，进行过欺骗性的通信联络。所以才导致敌人发生错误的判断。从这一情况来分析，直到攻击开始时，美国海军的确还没有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
到这时，即使美国海军情报部还没有破获日本海军的密码，误认为作为日本机动舰队的主体的6艘航空母舰依然停泊在日本近海，不可能攻击珍珠港。但是，他们对日本进击珍珠港的企图也应该有所察觉。因为在此之前，美国的上层已明显察觉到日本有进击夏威夷的迹象。
除了驻日本大使格鲁，海军部长诺克斯·斯塔克和前任海军作战部长里查德·逊上将等人，都曾提醒过华盛顿，说日本有突袭珍珠港的可能。另外，美联邦调查局，也早已开始监视檀香山领事馆馆员森村—吉川猛夫的情报活动，并破译了在珍珠港事件前森村发往东京的密码电报，从中发现了日本对珍珠港内在泊舰只的数量、停泊方位等情况非常感兴趣的异常现象。所以说，华盛顿早就察觉到了日本有突袭珍珠港的可能。
从白宫收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来看，夏威夷应该也必然会接到加强警戒的命令；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当时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在11月27日发出的关于形势越来越紧迫，战争即将爆发的警告性通知中，对日本有突袭珍珠港的可能只字未提。
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总统罗斯福在白宫的书房中同政治顾问哈利·霍甫金斯谈话时，收到密码电报破译部门破译并呈送的日本致美国的最后通牒的第13部分的内容。他看了看，抬起头来对霍甫金斯说：“这意味着战争。”但他丝毫也没有表示要通知夏威夷太平洋舰队，令其加强戒备。
据说，到第二天早晨，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已知道了日本最后通牒的全部内容（计14部分）。他的属下曾先后两次建议要把最后通牒的内容通报给夏威夷，结果都被他拒绝了。
据说，斯塔克和赫尔兹两位海军上将，在战后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不知总统那时“出自何种目的”不让往下通报日本最后通牒的内容。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没有接到来自上面的任何通报。直到12月7日（日本时间的8日）他对此还一无所知，依然蒙在鼓里。所以，7日，日本发动攻击时，珍珠港内的舰队官兵们，还在酣睡之中，没有任何戒备。
不知是否是事出偶然吧，日本对珍珠港发动攻击时，港内停泊着的全是旧式战舰。两艘航空母舰均未在泊。
事实表明，其中的一艘——“企业”号母舰，早在11月下旬就像有所察觉似的离开了港口，进入临战状态。下面这件事就是有力的证明。“企业”号母舰舰长G·D·默里上校1941年11月28日，在海上曾发出“第一号作战命令”，该命令的第一、第二、第三项内容如下：
一、“企业”号正处临战状态的航海中；
二、本舰全体乘员，要不分昼夜做好作战准备，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三、注意，随时都有同敌国潜艇遭遇的可能。
（1.The Enterprise is now operating under war condition.
2.At any time， day and night, we must be ready for in-stantaction.
3.Hostile submarines may be encountered.）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许是机缘巧合吧。那就是，瓦胡岛北面的警戒线上暂时停止了警戒巡逻，正好给机动舰队南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件事，即美国的一艘名为“拉尼凯” （lanikai）的炮艇在海上莫名其妙地航行的事。说它是炮艇，又未免有些言过其辞了，其实“拉尼凯”只是一艘重85吨的双桅杆帆船。船上有6名美国海军官兵和12名雇佣来的被化装成水兵的菲律宾人。这艘诡异地出现在海上的美国“炮艇”的任务，是侦探在南中国海上日本舰队的动静的。为此，该“炮艇”于12月6日黄昏，从马尼拉港出发，来到指定的海域—海南岛，现在的南越至岘港一带—往返游弋。
另外，还有两艘挂着星条旗的帆船，据说，也是接受了总统的密令，来到南中国海的其他海域侦察。
8日，当日本机动舰队开始对珍珠港实施攻击后，据说，“拉尼凯”突然接到命令“速返马尼拉港”。
这里，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这样的疑问：如果“拉尼凯”的任务真的是监视日本舰队的动静的话。那么，在珍珠港打响后，它的任务必然会更加繁重。相反，它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又返回马尼拉了呢？显然，它的真正任务并不在于监视日本舰队的动静，而是充当诱饵，引诱日本舰队。也就是要设法让日本舰队向“美国军舰”开第一枪，以便美国能够找到“自卫还击”向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
“拉尼凯”号艇长，战后被晋升为海军少将，一度曾任美军驻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司令。他把他战时的这段危险的经历写成了文章，刊载在1962年9月号美国海军的杂志上。他在文中写道，当他接到“速返马尼拉港”的命令时，立刻感到转危为安：“这下可救了我的命。日本攻击珍珠港，远比‘拉尼凯’所起的作用更能使总统感到满意。”
据当时的陆军部长史汀生说，11月25日，即赫尔把照会交给日本人的前一天，在白宫召开的美国政府首脑会议上，曾讨论了“既要迫使日本先开第一枪，又要尽量减少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这里顺便再引用一个权威人士所说的一段话。
大前敏一，是松永敬介、增田正吾的同届同学，开战时曾为海军省军务局普通成员。他在自己所写的书中提到，英国的生产大臣奥利伯·利特尔顿，是个同美国来往甚密，深知美国国情的人。他在1944年的一次发言中说：
“说美国因受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刺激，才被迫参战的，那纯系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从当时美国的舆论来看，绝大多数人是反对介入欧洲的这场战争的。参加欧洲之战的观点，在议会中是孤立无援的。然而，作为总统罗斯福来说，他恐怕不愿意也不甘心坐视希特勒的狂妄和胜利。
虽然美国为寻找借口，支援欧洲战场上的英国，故意越出作为中立国的立场，一再藐视外交上的惯例，屡屡对德国进行挑衅，但德国也并未上钩，丝毫也没有要同美国交战的意思。然而，尽管德国极力回避同美国交战，但它毕竟不能回避三国同盟。这样，在美国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有机可乘。它只要挑动日本先开第一枪的话，那么，德国就会自动进入同美国交战的状态。这样，罗斯福就会获得舆论的支持，进军欧洲。
总而言之，美国事先是否真的知道日本进攻珍珠港，对于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据说，当时为搞清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美国曾多次召开过调查会议。战后，上下两院也曾组织过联合调查委员会，并写出了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认为：对美国来说，所以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完全是由于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夏威夷地区陆军指挥官肖特中将和作战部长斯塔克的玩忽职守造成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持异议。在美国国内，对于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一直争论不休。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即使美国知道日本要进攻夏威夷，恐怕也没有想到损失会如此惨重。因为美国对日本空中力量的估计，实在太失之偏颇了。
对于这一点，渊田美津雄曾有过这样一段绘声绘色地描述：
“诺克斯部长为了视察现场，乘飞机来到夏威夷。他刚一下飞机，就被那种惨不忍睹的惨景吓呆了。他只是张着大嘴‘啊、啊、啊、啊’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美国海军的那帮家伙们，至今还常学着他当时的那种窘态取乐。”
井上成美也曾经说过：“不论是日本的政治家，还是军人，都低估了美国的国力和民众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女性的精神力量。他们认为，美国是个女性有地位、有权威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一旦发生战争，妇女们不久就会提出反对。这种认识，简直就像小孩画漫画那样幼稚可笑……”
当时，在美国同样也有很多人不能客观地看待日本。有人说：“日本人是一群滑稽的矮鬼，满嘴龅牙，戴着牛角框眼镜，脸上总是浮现着不可理喻的傻笑。因为他们眼睛的构造特殊，不适合驾驶飞机。”
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同样像小孩画漫画一样离奇可笑，至少是本身的无知和对对方侮辱而造成的。作为两国间，相互如此地不理解，必然给双方带来不幸。
渊田在后来的中途岛海战中被折断了腿，因为不能再继续驾驶飞机，才幸存下来。战后，成了基督教的自称不守清规的牧师。每年的大半时间在美国生活。据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至今在美国的知识阶层中，都认为日本进攻珍珠港，美国政府首脑事先是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疑问了。
谢菲尔德少将在其所写的书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序言中说，赫尔兹提督在提到金梅尔和肖特两位将军时说：“他们因为某种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作了替罪羊，被放在了狼群的前面。”他们是美国伟大的殉教者。
但是，正如中村五郎翻译谢菲尔德的这本书时，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对于谢菲尔德在书中所写的这一观点，不但在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否定意见，即使在日本，对此持相反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
富冈定俊就曾说过：
“纵使美国希望并引诱日本开第一枪，也没有必要在珍珠港作出那样戏剧性的巨大牺牲。说美国事先知道日本攻击珍珠港的计划，这未免太无法相信，也不合情理。”
高木吉也持同样的观点。
草鹿龙之介以自己亲临珍珠港之战的体会说：“以我在实际战场上所见，美国人救人的场面是相当感人的，实出我们原来之所料。美国人明知日本要去打珍珠港，而故意不惜牺牲几千人的生命，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怎能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换取日本人的第一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