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我就叙述了新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中将，在旗舰上亲自指挥他的联合舰队驶离和歌之浦港的情景。现在又回到了这一问题上来。
8月31日，海军省的实松让等副官来到东京火车站为山本送行。山本乘坐的是“海鸥”号列车。当列车徐徐驶离车站时，他的副官们大松一口气道：“说句心里话，这回总算放心了。”不言而喻，当山本来到旗舰“长门”的司令长官办公室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触—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山本新的海上生活又开始了。舰上的司令长官办公室沐浴着海面上滚滚浪花反射来的耀眼的阳光，同空气沉闷，光线昏暗，面对海军省院内的次官办公室不同。
这时，已是卢沟桥事变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同物资越来越显得紧张，粮食也匮乏的东京迥然不同，舰上的供应是充足的，他能尽情享用美味佳肴。
海上的空气是新鲜甜美的。山本的身边，已不是终日监视着他的行动并给他带来威胁的右翼分子的眼睛，而是时刻在保卫着他的海军联合舰队的四万官兵。
山本对他的现职是满意的，他曾对他的副官藤田中佐说过：
“喂，‘长官’这个称呼还不错嘛！海军次官算个啥，不过是个高级打杂人员而已。”
虽然可以把联合舰队的四万名官兵看成是山本的保卫者，他们也并不都把山本视为“了不起的大人物”，并不是都对他十分信赖和敬重。
航空队中那些顶礼膜拜希特勒式“勇敢”的狂热分子们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早在山本任霞浦航空队副队长和在“赤城”舰上任舰长时，那些尚未成年的以及山本离开航空队和“赤城”舰后新入伍的那些飞行员们，好像对他们的新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不太信任。“赤城”舰上的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曾在公开的场合操着一口奈良口音说：
“山本五十六是亲英美的，没有日本人的骨气。这样的人是胆小鬼！”
联合舰队的舰只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在太平洋上，进行完全自由的训练。当时，日本这支实力居世界第三位的大舰队常常为燃料不足而感到不安。供训练用的燃料是有限的，不允许有任何的浪费和超量。因此，舰队的训练活动只能在靠近日本沿岸的太平洋海域中进行。
各种条件基本决定了舰队的训练地点方式。当时的射击训练是在宿毛湾、足摺岬或从纪伊水道至伊势湾一带的海面上进行的。冬天的鱼雷发射训练基本采用了在濑户内海的柱岛时所采用的那种训练方式。比如，为了节省燃料，舰队从别府湾出发，在驶往横须贺港的途中就进行了各种接近实战的训练，诸如白天作战训练、傍晚作战训练、夜战训练及拂晓作战训练等。
当时，帝国海军所进行的“高强度的训练”，的确是把星期天和节假日都计划在内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让官兵们休息，只是视当时具体情况而定，把时间相对集中了而已。
当时的统计证明：只要离开陆地在海上进行连续四周以上时间的训练，就会发生毫无意义的吵架和各种意外事故。因此，联合舰队在训练计划的安排上，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每期的海上训练时间不超过四周。每次训练期满，舰队就驶入停泊港—吴港、佐世保港或别府港，以便使舰上的官兵得到必要的调整和休息。
近一个月的海上训练是很辛苦的，生活也是枯燥乏味的。每期训练过后，数千乃至数万的舰上官兵，急需恢复体力和调节精神生活。因此，舰队不宜停泊到那些偏僻且规模较小的港口中。那里的人口较少，缺乏娱乐场所，极易发生意外。像别府这样靠近大城市且规模较大的港口才适合于舰队停泊和休整。
经过连续几周的海上生活，人们对陆地上的灯都感到眷恋。司令长官及其随身的参谋们也是一样。
假如舰队驶入横须贺港停泊、休整时，舰上的官兵们就要回到东京或镰仓、逗子、叶山一带各自的家里去；如果驶入其他别的港口，他们就事先通知家里，让夫人到港口来。
吴港、佐世保港有供海军用的专用旅馆，舰队入港后，旅馆的间间客房就会被装饰一新，宛如一个个新婚家庭一样。
旗舰“长门”号入港后，山本总是要住到岸上的旅馆里去。
舰队驻泊到横须贺时，山本多半都住进东京某区的水交社。至于他住到水交社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就无法知道了。不过，好像是他到千代子那里去的次数远比回到他自己的家—青山南町—的次数要多。
当时，新桥有一个艺妓名叫小梅，是有轨电车行业中有名的某富翁的姨太太。她在芝神谷町有一幢房子，经常闲置不用。
见山本上岸，小梅便特意对梅龙千代子说：
“你和山本很需要一个住所，我那幢房子正合适。”
梅龙千代子看过之后，感到很满意。山本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年后，梅龙除经营她原有的“梅野岛”之外，便把这里当成了临时住所。后来干脆又把小梅的房子租了过来，每逢山本上岸来到东京，她就和他住到这里来。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山本接任长谷川清的海军次官职务时，海军省首席副官田结穰受长谷川清的委托，向山本较详细地交代完所有事务性工作之后，就到“日向”舰上任舰长去了。后来，他晋升为少将后升任为以“加古”“古鹰”号重巡洋舰为主力的第6战队司令官。山本来联合舰队后，他归属山本指挥。
据田结穰说，进入1939、 1940年，联合舰队就开始了紧张的训练。这时的训练与往常不同，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几乎像实战一样。
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改变了旧的训练方法。熟悉海军的人都知道，舰队训练中难度很大且有危险的科目是舰队夜间出入港口的训练。稍有失误，就会发生毁损“圣上的军舰”的事故，情节严重者甚至要受到切腹的惩罚。因此，已往的训练要求中规定：在进行这种训练时，惯例是各舰一定要打开各种颜色的信号识别灯，并以无线电保持各舰间的通信联络，以免发生军舰相撞毁伤舰只的事故。但山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因为战时，舰队出港是不允许打开信号灯和用无线电进行联络的，即使用微弱的无线电波联络也是行不通的。他改变了训练方法：要求各舰一律不准开信号灯，并关闭舰上的无线电联络装置。舰与舰间保持一定距离依次跟着各自的旗舰摸黑儿前进。
这是难度相当大的出入港训练。上千上万吨的庞然大物—军舰，启动后的惯性是很大的，要求在黑暗中前进并保持一定距离和准确的方向，驾驶起来相当困难，人感到高度紧张。一旦发现舰与舰间的距离已经过近时，巨大的惯性是很难被舰上机械的制动能力克服。在这样的训练中，即使非常喜欢航海专业的专家也会感到危险和紧张。但是，尽管要求严格，标准并没降低。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好像人们也逐渐适应了。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原来看不见的东西，现在好像也能看见了。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同英美开战之前，日本海军已训练有素。不仅仅是田结穰一个人或一般的海军军人这样认为，就连社会上的人也有同样的看法。
尽管如此，人们也并不希望战争。田结穰说：
“虽然日本海军训练有素，但稍有点头脑的海军军官没有一个希望打仗的。”
按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命令，渊田美津雄少佐所在的“赤城”号航空母舰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参加了紧张的训练，包括飞机在甲板上的紧急降落训练和夜间起降训练。训练要求：所有飞行员不论驾驶技术好坏一律参加。这样难度很大而且冒有一定风险。因此，训练开始时，很多人表示不可理解抱怨说：“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十分冒险的。”
“赤城”号航空母舰的舰长是草鹿龙之介。隶属“赤城”号指挥的第1航空战队司令官是小泽治三郎。渊田美津雄则为他们的下属，比他们要年轻得多，是海军军校第52届毕业生，同源田实是同届同学。这时，渊田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纪。
渊田一心想提高夜间轰炸的命中率，他曾像真的似的问军医说：
“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换上老虎的眼睛不行吗？”
在实施夜间轰炸训练中，由于当时没有雷达和导弹，负责防空的部队只能用探照灯捕捉跟踪的实施轰炸的飞机，用高射炮进行射击。这一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这样的问题：探照灯的照射极易使飞行员发生目眩而导致发生飞机坠毁事故。因此，训练中曾一度取消了这一方法。渊田对此表示反对说：
“怎能取消呢，难道训练不是为了实战吗？打开探照灯，让我来飞！”
说着，他戴上太阳镜，登上飞机，在耀眼的强光中强行进行飞行训练。在他的带动下，他的战友们也很快适应了这一特殊的训练环境，提高了战斗力。
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个月后，即1939年10月，舰队决定在日向滩进行一次代号为“123号作业”的演习。演习的计划安排是：驻泊在志布志的舰队从有明湾出发，经过九州东岸北上，向佐伯进发；航空队搜索海上北上的舰队并利用夜间对舰队实施轰炸。
渊田少佐所率领的27架鱼雷轰炸机，紧紧盯住了山本五十六的座舰—旗舰“长门”号。夜间，“长门”号大开探照灯扰乱跟踪飞机的视线并用高射炮向空中的飞机猛烈射击，同时，加快舰速拼命逃脱。渊田所率飞机巧妙地避开了高射炮的反击，穷追不舍，连连向舰上投放训练用鱼雷炸弹，弹无虚发，颗颗命中。
山本在战舰“长门”号的舰桥上看得非常清楚。他用称赞的口吻问航空参谋：“这批飞机是谁指挥的？”
演习结束后，山本致电第1航空战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说：
“ ‘123号作业’中成绩优异。”
从这时起，山本对渊田少佐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山本对其格外重视。
对于渊田美津雄来说，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山本赏识的原因，反正他从这以后逐渐改变了对山本的看法。因为他说过：
“我原来只认为他是个胆小鬼，看来不一定正确。现任长官也许并不像我原来认为的那样。”
那么，在当时来说像渊田这样性格粗鲁思想简单的飞行员，是否属于田结所说的那种“有头脑的海军军官”呢，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尽管如此，这样的人也总比那些一提到战争就表现出消极情绪的青年军官要好得多吧。
据说，山本经常开导这些青年军官说：
从一个人追求女人的方式方法，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思想。每逢舰队进港，你们免不了要上岸去寻找欢乐。然而，你们所使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两种：第一，莽撞无礼地向某女人提出：“喂，今天晚上陪陪我怎么样？”其实，用这样简单生硬的方法，即使最低贱的妓女也会表示拒绝的。她表示拒绝后，你又怎么办呢？你也许会辱骂她几句：“想怎么的？不识抬举。”甚至会动粗，或者干脆扫兴作罢，又去问另一个人：“下一个，你怎么样？也不同意吗？”为了达到目的，你不得不用你的第二个办法，—这就是你们的老一套。
人家西洋人所采取的办法就比你们高明巧妙得多。他们一旦看中一位女人，先是邀请她出去喝点鸡尾酒或请她吃顿晚饭，再或跳跳舞什么的。潜移默化，营造氛围，使对方自愿就范。最后，也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这就是西洋人的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聪明的办法吗？
推而广之，将来一旦发生战争的话，那些聪明人就是你们要对付的对手。因此，你们应该多动脑筋，多下工夫，不可简单从事。
10月下旬，“长门”舰驶入横须贺港。
来自山本家乡长冈的反町荣一等一行人来到东京，特意召开了庆贺大会庆祝山本荣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同是长冈出身的小原直升任内务大臣。会议是在九段的军人会馆召开的。由长冈中学“校友会”和“长冈社”联合主持。山本特意从横须贺赶来东京，出席了这次大会。
有幸见到这么多校友和乡亲同来东京山本感到格外高兴和感激。为此，他还特意写了封信交给了反町荣一。
11月6日，又有14个人从山本的家乡来到横须贺，到“长门”舰上看望山本。
这一行人未到达之前，山本还特意选了名出身长冈的军官用汽艇到逸见码头迎接他们，并在舰上司令长官办公室里为他们举行了丰盛的午宴，招待他们。饭后，山本亲自带着他的这些乡亲参观了“长门”舰。
山本介绍说：
“这就是我战斗的地方。”
在参观了司令指挥塔等舰上主要设备之后，他们在甲板上合影留念。后来，因有公事，山本顺便同他们一起乘火车离开横须贺去往东京了。
从山本对乡亲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十分感激的心情，足可以看出，他是个热爱故乡对故乡有着浓厚感情的人。
每逢“长门”舰泊入横须贺港，梅龙千代子至少也要到舰上去探望山本一次，顺便为他带去早已准备好了的内衣、袜子等。而且，每次前去，她都要为山本的副官及副官的夫人带些礼物。千代子每次来到舰上，总是忙着为山本整理衣柜里的衣物和收拾床。
据说，有一次，山本曾对藤田少佐的夫人说：“夫人，我送给你点大马哈鱼吃吧，这是北海道的特产，很好吃。”说着，他就从自己衣柜的衣服堆里拿出一袋大马哈鱼干儿来。千代子看到了很生气，埋怨道：“唉呀！那样的地方怎能放马哈鱼呢？
海军每年的训练都在12月份结束。为了纪念在训练中不幸牺牲的人员，结束训练后，总要在海上举行祭奠仪式，以表追念。然后，舰队方能驶回母港。放假休息。
这年年末，藤田元成受命到吴市镇守府去接任副官之职。在临前往吴市报到之前，他带着妻子去同山本拜别。据说，这时，山本对藤田的夫人说：
“夫人，你也和他一同到吴市去吗？没有孩子，还是去的好。当然，镇守府并不是个安静的地方。不过，还是去吧！去吧！还是去的好。”
山本和藤田是感情很深的。藤田在山本身边任职的三个半月中，山本几乎没有斥责过他。据说，只有一次，山本曾用批评的口吻提醒过他，这给藤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这年秋天的事情。当时，舰队停泊在德山港外的海面上。为了到东京去，山本和藤田乘坐同一辆小轿车前往三田尻火车站。途中发生了事故，但并不严重。就在这种情况下，山本批评了藤田，经过是这样的：
德山海军燃料厂派来一辆小轿车，接山本和藤田，把他们送到三田尻车站去乘火车前去东京。派来的虽然是个老司机，但选择的路线却不好走，是狭窄的田间小路，坑坑洼洼，车颠簸得很厉害。途中，小车果然栽进了路旁的田地里，险些翻倒。虽然车上的人并未受伤，但的确很危险。这时，山本用埋怨的口吻提醒藤田说：
“你应该明白：我们不应该把身体看成是自己的，应该把它看成是陛下的。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为了陛下。以后必须多加注意。”
据说，山本只批评过藤田这么一次。
1939年的12月份，该训练年度结束，海军例行的定期人事变动来到了。这年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人员变动很大，包括副官的更换。
吉田善吾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中的原有成员，参谋长高桥伊望少将、首席参谋河野千万城大佐等人，在这次人事变动中，都要离开司令部另任新职。这次变动中，新到联合舰队司令部任职的有：参谋长福留繁、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勤务参谋渡边安次等。
福留繁少将原为“长门”舰舰长，这次升任为联合舰队司令部参谋长。
联合舰队司令部里主要成员的人数一般是固定的，由10人组成：有参谋长、首席参谋、炮术参谋、航海参谋、鱼雷参谋、通信参谋、航空甲参谋、航空乙参谋、作战参谋、轮机参谋等。其中，除参谋长享有特殊权力外，其余的9位参谋不论军阶高低，都有同等的发言权。
其中，福留繁参谋长在距开战八个月前，即1941年4月，被调往海军军令部去任第一部部长，由伊藤整一少将接替他的参谋长职务。四个月之后，即1941年8月，这一职务又改由宇垣缠少将担任。其余司令部人员，除到开战前又增加了航空甲参谋三和义勇大佐、政务参谋藤井茂中佐外，并没有变动。一直到开战，山本身边所属的司令部人员就是这些，即所谓“山本手下的核心力量”。
这里，虽然说他们都是“山本手下的”，但任免权并不在山本手里，而是在海军省人事局手里。政务参谋一职是山本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后增设的，也称涉外参谋。
司令部里的这些成员，实际上都是山本的左臂右膀。他对这一班人是满意的。山本深知自己任重道远。他对事业充满着信心。他在海上渡过1940年的元旦，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元旦佳节卫海人，
遥望旭日承霞云。
深知肩负责任重。
诚惶诚恐效皇君。
他这时的处境与当次官时完全不同。他感到轻松自在。也许是因为心情所致，他逐渐爱起诗来。来到舰队，尤其是战争开始以后，他时常兴起时做诗。战时，特别是在他阵亡之后，他的诗句颇受人们的欢迎，广为传诵，被视为国民的精神食粮。有的还被作曲家信时洁谱上了曲子。人们把他当作成熟的诗人。因此我在这里想对诗人山本及其所写的诗句略施评论。
这一时期，山本写诗多出于闲情逸致。因此，遣词用字，诙谐有趣，也可能有和别人比比看的动机。
米内光政曾这样说过：
“山本所作‘和歌’等作品，似乎都不能排除他有和别人比个高低，像赌博中争输赢的那种心理。”
这话说得确实比较准确。难怪有人说：这样的话，不了解山本其人的人绝对说不出来的。
山本爱和别人比赛写诗。每当这种场合，他总是挑战性说：“好！一个小时之内看谁成句多”。颇有西鹤的“大矢数”的那种趣味儿。如果说山本的诗句写得很好，这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据说，有“兽头瓦”之称的名诗人小泽治三郎中将，曾当着山本的面毫不留情面地评论山本的诗句说：
“长官似乎很喜欢模仿《万叶集》中的古典诗写些诗句，送给即将去往前线的部下将士们。但我认为，你的诗句写得并不好。你的故乡越后，有不少像良宽那样的一流诗人，你何不多向他们学习学习，力求写出更好的诗句来呢。”
山本所写的诗文的确并非上乘之作。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年轻时所写的诗。
早在1905年7月，他在日俄战争中负伤后，住进了横须贺海军医院。住院期间，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伤口血已止，
帕上留血痕。
斑斑殷红血，
乃为尽忠心。
虽伤心亦宁。
1901年1月1日，他在“宗谷”号军舰上自己的房间里，给远方老家的父亲写的一封信中也有一首诗，是用来描写他当时身边的环境的。诗云：
我的小房间，
面积足有四叠半。
伸腰打呵欠，
横躺竖卧随我便。
对上面的两首诗，我这里姑且不加评论。那么，他后来的诗写得怎样呢？下面这一首是他1919年初第一次到美国时所写的。题目是：《眺望华盛顿夜景》。诗云：
今宵风清月浩浩，
游子思乡情更切。
另一诗题为：《《1920年2月于美国》
孤寂睇视窗外雪，
异地远怀故乡君。
上面的两首诗，都是他习诗初期所作，从做诗的角度来看，实属稚嫩而又富于感情之作。其中，这后面的一首中所提到的“远怀故乡君”是指谁呢？如果写此诗的时间确是1920年的话，不会是指千代子吧，因为这是他结识千代子前十几年的事情。那么指的又是谁呢？确是个疑问。
疑问与否，并不是我这里所要考究的内容。因为我所要探讨的是山本本身在写诗方面的造诣如何。
山本升为将官以后，再没有写过这样立意不新内容肤浅的诗。诸如他1940年元旦在海上所写的那首深感自己担负的责任重大的诗，单从写诗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写得比较好的。后来还被武井大助收入他的《山本五十六诗十首》一书中。
武井大助既是山本的好友也是向他传授写诗知识的老师。山本经常半开玩笑地把武井称为自己的“长官”。
武井大助结识山本是在山本第一次去美国。那时武井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毕业。这时，武井在海军中担任中将会计（主管财务），同时任海军省经理局局长。他是佐佐木信纲的得意门生，被誉为“佩剑诗人”，在写诗方面造诣很深，堪称大师。
山本早在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时，曾和当时的军务局局长堀悌吉一起到纪州去旅行。行至新宫，山本给武井写了封信，谈出游新地的体会，并附诗一首。
竹下新竹欲破土，
南纪伊冬暖如春。
武井见信吃了一惊。他当即断定：此诗虽不能称上品，但也出自行家之手，从立意到音韵看，绝非山本所作。
山本回到东京后，武井对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那诗句恐怕是你从什么地方剽窃来的吧？”
听了，山本和堀悌吉面面相觑，大概是在想：“哎呀！还是让他看出来了。”
“当然能看得出来。”武井笑着说，武井在下棋方面甘拜下风，最怕山本“沉底飞车”这一招，“这和下棋时，你能看破我的棋路一样。在写诗上，你应该自叹弗如，我是深知你的功底的，自然能看得出来。”
经过追问，山本供出了真情。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次和他们同路旅行的还有堀悌吉的一个朋友，叫石博千亦。他和山本也是故交，是古诗《心之花》的作者。他们同住在新宫的一家旅馆里。也许是游兴正酣，他刚住进旅馆就提笔写诗，没用多久，就成诗数首。见此情景，山本便凑近他的身边对他说：
“石博先生，真可谓下笔有神啊！海军中常用这么个词儿，叫‘借用’，就请你把你认为并不太好的一首‘借’给我，好吗？”
就这样，山本把其中题目为“新竹”的一首“借”了来，妄称已作，并附在信中，寄给了武井，想同他开个玩笑。
据说还有一次，武井赠给山本几首诗。诗中有“银光直射有来向”句。山本觉得句中“来向”一词的用得很妙。后来，他在翻阅《万叶集》时，无意中发现：柿本人麻吕的诗中有“神仙出猎有来向”句。于是，便认定：武井的“来向”一词出自于此。他对武井说：
“啊！我明白了。原来你和我的不同之处在于：你把读过的很多诗句都记住了，每逢吟风弄月时，可随意取出活用。”
山本开始就是这样认识如何写诗的。
战争中，他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发表过很多诗歌。他的这些诗歌虽然不能说都是剽窃来的，但确有一部分是用这种“借用”的方法写出来的。比如，1941年秋，他去参拜伊势神宫时曾写过这样一首：
莫道统率万军苦，
用时自有将才出。
1942年12月8日，也就是开战一周年的时候，他又写过这样一首：
回首一周年，
英雄万万千。
良友为国去，
忠魂如云散。
以上两首诗，分别同《万叶集》中高桥虫麻吕和良宽和尚的诗句极为相似。
山本没有崇拜的诗人或诗集。他唯一认为值得欣赏的就是《万叶集》。到联合舰队任职时，他还特意随身携带了一本。他阵亡后，这本书作为他的遗物被渡边送往东京。据说，山本圈点过该诗集中的很多诗句。另外，他好像还攻读过《明治天皇御集》。
武井大助强调说：不管怎么说，山本是一个极易对某种事物着迷的人。不管任何事物，他一旦发生了兴趣，就全力以赴地去钻研、探索，力求精深。如果他幸有天年，今天还活着的话，他的诗一定会有很大进步，或许能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
1940年元旦，就在山本在海上遥望着喷薄出水的一轮红日，感慨守卫海疆责任重大，并吟诗一首以抒志怀的时候，东京组阁仅四个月的阿部信行内阁，已濒于倒台。阿部内阁终于于元月14日提出总辞职。国民并不知道内阁总辞职的真正原因。阿部内阁提出辞职后，虽然让近卫公、陆军的荒木真夫大将或俊六大将出面组阁的呼声很高，但天皇却突然命米内光政出面组阁。
绪方竹虎在他所著的《一个海军军人的生涯》一书中是这样描述这件事情的：
举荐米内出面组阁，几乎可以说只是内务大臣汤浅仓平一个人的意见。即使是有谁向汤浅暗示让米内组阁的话，那也只是本着陛下的意图。因为在阿部内阁濒于崩溃提出辞职以前，天皇就曾对汤浅说过：“下一任总理大臣由米内出任，你看怎样？”天皇历来对立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这还是第一次，他亲自提出总理大臣的人选实属破例。其实，这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因为天皇是不主张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平沼内阁期间，为缔结军事同盟问题，内阁中曾发生了严重分歧，争吵不休。为此天皇大伤脑筋，为此夜不能寐，不得不一度到叶山去疗养。在这种情况下，天皇不愿意也无法掩饰自己不赞成缔结三国同盟的观点，同时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所以，才亲自提议米内出面组阁。
从绪方竹虎上面所记述的内容来看，让米内出面组阁，这对汤浅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也是“遏止缔结三国‘同盟成为现实’，防止法西斯阴谋得逞的最后的一招”。
就米内本人来说，他不但没有要当总理大臣的野心，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天皇下令让他组阁，他感到特别意外。他在政界中没有亲信辅佐，只好由原田熊雄从中斡旋，好歹商请原大藏大臣石渡和原厚生大臣广濑协助完成组阁一事。
据历史学研究会1953——1954年编写出版的《太平洋战争史》中记载：
米内出面组阁，无疑大大有利于持亲英美观点的重臣。所以，陆军和革新派表现出明显的对立情绪。近卫也因自己被晒在一旁而敌视为组阁奔忙的冈田和汤浅等。但是，由于天皇谕令陆军大臣协助组阁，结果俊六大将得以继续留任新阁。
组阁顺利结束了。海军大臣吉田善吾也被留任。
米内出面组阁，山本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认为：米内以后应该出任军令部总长。所以，他想尽力阻止推举米内就任新阁中的总理大臣。并且，在新的内阁组成之前，他曾一再向原田熊雄阐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但是，未能成功。米内还是担任了新内阁中的总理大臣。原田在给山本的信中解释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关于这件事，《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米内这时依照已往的惯例退出了现役。
米内离开海军，这对海军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但是，山本心里最清楚：只有米内就任总理大臣，日本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事实上，米内在主持内阁期间，终究没有让“三国同盟”问题出现反复，即使有人提起，也被他否定了，没有被列入内阁的议事日程。关于早就提出的“总动员法案”及“战时实行经济统制”等问题，他都委婉地应付过去了。从当时的报纸上可以看出，在记者招待会上，米内就“战时实行经济统制”等问题答记者问时说：
“关于战时实行经济统制问题，这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当然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加以充实和完善。而那些在实行中弊大于利的措施，自然要重新考虑。”
他的上述观点和提法，实际上同他在平沼内阁中以海军大臣的身份在议会上所作的发言的内容是相一致的，也是他一贯所主张的。只是这时所用的言辞更委婉一些罢了。
尽管他在发言中注意到尽量能被各界人士都能接受，但是，陆军还是不满意，遂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米内内阁提出总辞职后，米内曾说：
“我任首相期间，不搞‘三国同盟’，也不实行所谓的国内改革，这必然引起他们（陆军）的不满。所以，他们决定倒阁”。
实际上，在米内组阁之初，陆军及右翼中的一部分人对他就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内阁参议中末次信正、松井石根和松冈洋右等三个人，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拒绝米内的一再挽留，毅然提出辞职，所以，内阁组成之初，就有各种征兆表明，它不会维持多久。
米内开始组阁时，想让原陆军大臣俊六继续留任新阁，但也碰了壁。石渡在太郎理解米内欲留俊六的心情，他给陆军省挂电话，希望？能主动参观设在海军的一个水交社的组阁本部。不知是军务局长还是谁接的电话，电话中用刁难的口气说：
“我们以为总理大臣能到我们这里来拜访，我们一直在恭候他呢。”
石渡听了，非常恼火。他愤愤地说：
“陆军竟能说出如此狂妄不通情理的话来，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陆军方面的人到圣上亲命之臣这里来，还有什么行不通的吗？”
石渡和米内稍议之后，还是决定让？前来。可是，对方在电话中阴阳怪气地说：
“恐怕他不会前去吧！”
又让石渡等了好一会儿，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回答说：
“不然，那就去呗！”
据说，这时米内很不高兴地说：
“如此慢慢吞吞，真是不敢劳驾。请你转告？大将，让他亲自来接电话。我要对他说，我到他那里去拜访他。”
正如绪方竹虎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倒阁运动从米内组阁的那天起就开始了。
陆军中的少数右翼分子，把米内内阁的出现说成是“天皇身边佞臣阴谋的产物”。更有甚者，陆军中的那些对汤浅内务大臣极为不满的青年军官，竟把天皇让陆军大臣？俊六“协助米内组阁”的圣谕辱为“岂有此理”。
为此，前内阁首相阿部信行曾不止一次地慨叹道：
“所以出现今天的局面，主要是因为两派势力的斗争。陆军是一派；除陆军以外的则是另一派。两派争斗，意志很难统一，从而使政策难于贯彻执行。我也是陆军出身的。我很早就意识到：陆军必须严格加以整饬，无论如何也得把陆军中存在的恶习扭转过来，哪怕稍有改变也好。可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问题居然已是如此根深蒂固。想到这些，我实为自己当初的认识不足而感到耻辱和悔恨。”
这时，松本赞吉很自然地想起了以前他同水谷川忠磨的那段对话。他认为，如果山本来到政界，形势会比目前好得多。于是他给山本写了封长信，寄往“长门”舰。他在信中较详细地介绍了米内组阁的困难经过，并着重指出：为组阁，米内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全出自于政治上的原因。如果单从军事上考虑的话，海军不愿意同美交战，也没有这方面的信心和准备。
绪方竹虎说，我读过许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原因的回忆录，还没有读到过如此“无耻”的对话内容。很明显，绪方竹虎在这里所指的决不仅仅是丰田真次郎一个人。
1940年9月5日，及川接替吉田出任海军大臣的职务。6日，丰田取代住山就任海军次官。及川就任三周后，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在该条约签字前的三周间，海军大臣及川在东京召开了海军首脑会议。
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似乎是为征求对缔结三国同盟条约问题的意见并作出最后决定而召开的。而实际上是为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而扫清道路。所以说，与其说是征求意见，还不如说是强行通过。
这时，联合舰队的旗舰停泊在濑户内海的柱岛。山本特意从柱岛赶来东京参加这次会议。他想：该条约如果被通过，日美一战将不可避免。那么，海军对美作战的准备情况如何呢？从战争物资方面来说，恐怕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即使说有一定准备，但距实际要求也差得很远。自己离开海军省来到舰队，仅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就算有所准备，恐怕也只是刚刚开始，甚至还未开始。因此临来前，山本准备了很多有关资料，打算在会上强调指出这一问题。
会上，海军大臣及川说：如果海军继续坚持反对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势必导致近卫内阁的第二次总辞职。海军是负不起这样重大的责任的。因此我希望诸位最好表示赞成。
及川说完这番话后，与会的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以下的各海军官员，包括各军事参议官、舰队和各镇守府的司令长官，只是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这时，山本首先站起来说：
“作为我来说，当然是要绝对服从大臣的，对于刚才大臣所言，我没有任何异议。只是有一点令我深为担心。那就是，据我所知，直到去年8月，也就是我任次官时，从计划院的物质供应计划来看，有百分之八十的物资都来源于英美的势力范围。如果日德意缔结了同盟条约，这一来源势必要失去。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弥补这一损失呢？有什么新方法来解决军用物资的来源和供应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希望能得到明确的答复。这一问题有了安排和着落，我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尽我之职，实现大臣的意图，完成大臣赋予的军事任务。”
及川对于山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作任何答复。他只是重复他刚才的话说：
“当然，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正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我现在只是恳请诸位能表示赞成的意见。”
这时，首席军事参议官大角岑生大将首先表示说：
“我同意。”
接着，与会者相继都表示了赞成意见。见此情景，山本气愤不已。虽然无论在军阶上还是在军校毕业的年次上，及川都在他之上，可是会议结束后，他还是直言不讳义正辞严地指斥了及川。及川只是抱歉地说：
“这也是迫于不得已，请多原谅吧！”
听此，山本更加气愤地说：“原谅就算了事了吗？”
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是多么紧张。
两个半月后，山本在给他的同届毕业的同学岛田繁太郎（当时为日本驻中国舰队的司令长官）的信中还义愤填膺地写道：
从日德意军事同盟条约缔结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及后来的物质动员计划的实际情况看，政府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是前后矛盾的。现在才感到美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压力，未免为时太晚了吧！这不正像一个小学生只图一时的痛快而胡乱从事一样吗？
信中还说：
不久前，近卫公曾几次托人转告我，他要见我。我推辞再三，但他执意要让我去。无奈，我在得到海军大臣的允许后，前去拜见了他。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
山本所说的同近卫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是指为参加海军首脑会议，他特意从柱岛赶来东京时的事情。山本来到近卫公的私邸—荻洼荻外庄，拜见了近卫。近卫问他：如果日美开战的话，海军作如何打算？山本回答说：
“如果非打不可的话，在开始的半年或一年中，可以奋战一番，并有信心争取打胜。战争如果持续二年三年，那我就毫无把握了。三国同盟条约已经缔结，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恳切希望政府能竭力避免同美交战。”
关于三国同盟问题，近卫对山本说，海军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成意见，使他感到很奇怪。后来，经询问海军次官丰田方知：军用物资的供应无着落，困难重重；从军事备战来说，海军的作战准备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海军的赞成，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国防上并无充分的准备和保证。他对此感到很失望。他埋怨海军说，作为海军，就是应该站在海军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关于国内的政治方面的事，那是首相的事，首相自有安排。
在给岛田繁太郎的信中，山本还写道：
听近卫说话的口气，他简直把别人都当成了傻瓜。其实也不足为怪，事后发牢骚，推卸责任，这是他一贯所使用的伎俩。海军如果把近卫和松冈外相的游戏性的话都当成真的，那就不知何去何从了，也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实在是有愧圣上。以上，仅供你参考。
山本对近卫很反感，实际上并不信任岛田，他更讨厌岛田繁太郎。他曾用斥责的口吻说过：“那个家伙（岛田）是个巧言令色之徒。”
虽然山本当时并没预料到岛田后来能成为海军大臣，进入东条内阁，并被人们骂为“东条的副官”。但是，因为他们是同届同学，山本是很了解他的。所以，山本写给堀悌吉的信和写给岛田的信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得出，在给岛田的信中多用的是防范的口气。
就这样，山本憋着一肚子气，回到了柱岛泊地的“长门”舰上。虽然他的观点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完全不一致的，但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他，这时，毕竟没有理由再说他不知道日美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了。
有人会问，从这时起直到战争开始，山本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了吗？从“假定”的角度来说，当然不能说没有。首先，虽然他无法决定政策，但他可以以他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为赌注，坚持到底表示反对。再者，假定他身为次官或海军大臣，除了可以凭他的职务和身份坚持反对外，还可以以身殉职，宁可牺牲性命也要坚持反对。从他个人的决心和意愿来说，他是会这样做的，他所以违心地勉强表示同意，恐怕是受海军的传统观念束缚的结果。他没有冲破这种束缚的勇气，作为一个海军军人，一定要尊重、服从上级的决定，特别是在政治上，在海军中，只有大臣一人可以干预政治，除海军大臣之外，别人是无权过问政治的。他们只有尽职尽责的权力。
就这一点而言，“海军中的左派”的确有些过于拘泥传统观念了。这和天皇对政治所持的谨慎的态度颇为相似。这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很难说得清楚。然而，那些饱受战争苦楚的人，是不能谅解的。
米内，从组阁时起就被编入预备役，退出了现役。约半年之后，他辞去了首相职务。据说，当时他虽然仍属于海军省的人，但在很多问题上，他却不想再以海军大将的身份公开发言或表示态度了。
据说，当时，他曾对原田熊雄说过：“我现在过着近似与世隔绝的生活。”
武井大助说：“如果是在平时，米内那样做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那时正处在非常时期，很多人都希望他能挺身而出多发表意见。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看来，从少年时期起就受军校特殊教育的人，同我们这些只受一般教育的人毕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米内不愿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的原因是从少年时期起就受军校特殊教育，似乎也解释不通。因为陆军军人，有的甚至从幼年时期起就受特殊教育，然而却做出那样的事来，这又作何解释呢？所以说，这样的解释似乎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山本抛弃海军历来的传统，也和陆军一样“下克上”不服从海军大臣的决断的话，其结果又会怎样呢？
据说，“过着近似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米内，当听到三国同盟条约签字的消息时，回顾起他任海军大臣时的情景，不禁慨叹道：
“现在看来，我们当初的极力反对，恰似在尼加拉大瀑布下一二百米处逆水划船一样，完全是徒劳无功的。”
绪方竹虎听了米内的慨叹后曾问米内说如果你和山本能继续主持海军工作的话，是否能够坚持反对到底呢？
米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当然是会反对的。”
他想了想，接着又说：
“不过，我们也许早就被杀害了。”
可见，当时米内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
反对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当然并不只是海军，也不仅限于米内、山本等人。
在兴津的坐渔庄别墅里疗养的西园寺公望，当得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的消息时，也对他身边的侍女们说：
“这样一来，就连你们这些女人也不能平平安安地躺在家里的榻榻米上寿终正寝了。”
从此，西园每天总是紧锁双眉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终日寡言少语，闷闷不乐。
此前不久，在枢密院会议厅就签订该条约问题而召开的一次咨询会上，顾问官石井菊次郎曾用警告的口气发言说：
“和德国结盟的任何国家，都没因同其结盟而受益。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相反，这些国家倒因之而蒙受了意外的灾难。有的国家甚至因此丧权辱国。德国的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所谓国际间的同盟，不过是一个骑士和一头毛驴的关系。我们德国一定要成为那位骑士，而不是那头毛驴。”
尽管石井如此声色俱厉地发出警告，但还是没能阻止住亲德派势力的发展，谁也没能使这头毛驴—日本——睁开眼睛，看出骑在它身上的武士—德国—的真面目。
条约签字约两周后，山本在一次同原田熊雄一起就餐时，曾坚定地表示说：
“实际上，同德国签署同盟条约，是十分荒谬的。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海军必须做好一切作战准备。我认为，同美国交战，实际上，无异于将自己推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上。即使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样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苏联并不可靠。在我们履行条约同美国作战的过程中，谁能保证得了苏联等国家不乘虚而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在很不利的前提下，力争比较好的结果了。因此，我不得不做好随时战死在‘长门’舰上的思想准备。到那时，恐怕东京会遭到连续轰炸，一个好端端的城市被夷为废墟，出现人间地狱的悲惨情景。到大势已去的时候，近卫等人会感到有负于国民，自己也身陷囹圄的境遇。但终究还是避免不了国家的四分五裂。事已至此，实为难办，也就只好这样了！”
1941年4月，松冈外相在莫斯科果然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但是，它并没为日本减轻任何负担和带来什么好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还是撕毁了条约，毅然参战了。
如果山本愤然辞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以反对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的话，说不定会引起比“二·二六”事件规模更大的国内动乱。
仅仅国内动乱总比同美国交战要好得多，不会导致亡国，这是山本一贯坚持的观点。然而，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说不定他早就被杀害了。
再则，如果山本提出辞职，说不定正中一部分人的下怀，会欣然接受他的辞呈。对他来说，丝毫也挽救不了国家面临的危难，而他自己，也会因此而被编入预备役，灾祸将接连不断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实际上，山本并没有辞去他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同美国交战，怎样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胜利。
到这场战争到来之时，是无法用一般的常规作战的手段取胜的，也不可能促成尽早讲和的条件。只有采取特殊的作战手段—在战争之初，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
我们只能认为，山本突袭夏威夷的念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产生的。
山本五十六攻打夏威夷岛的念头究竟从何时起产生的，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联合舰队向军令部正式提交这一作战方案和军令部经反复讨论并最后勉强批准这一方案的大概时间我们是知道的。
那么，山本的头脑中究竟何时产生这一念头的呢？
据福留繁说，大概是在1940年的4、 5月份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在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签订以前，米内内阁执政的时候。
可是，在这很早之前，即1927、 1928年前后，草鹿龙之介就曾以文字形式正式提出用飞机攻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
那是草鹿刚从海军大学毕业不久，军阶为少佐并任霞浦航空队教官兼海军大学教官。
那时，草鹿虽然负责讲授航空战术，但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讲哪些内容为好。于是，他便决定讲授一些关于航空作战理论方面的知识。为此，有些学生则讽刺他说：“草鹿教官所讲的不是航空战术，而是航空哲学。”
就在草鹿任霞浦航空队教官的这一时期，上级曾作出一项决定：让永野修身、寺岛健等十几名海军中的要人，到霞浦去听一周左右关于航空战术方面的实地讲习课；任命草鹿为主讲教官。这些前来听课的海军要人，无论是资历还是职位都远在草鹿之上。草鹿想：我该讲些什么内容呢？最后，他决定以用飞机攻击珍珠港为题，讲授航空作战方面的有关内容，并将其写成了正式讲稿。这次讲课的讲稿就是所谓草鹿提出的用飞机攻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
这篇讲稿的要点是：我们应该承认，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机已逐渐成为战争中海军作战的主要力量。必要的时候，我们日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飞机和南洋（南洋群岛和马来群岛的总称）诸岛，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从西海岸的圣迭戈引诱到西太平洋来，打一场像日本海大海战那样的舰队决战。这应该成为我帝国海军对美作战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如果它不到西太平洋来。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法打击它的痛处，即攻击美国的重要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而要攻击珍珠港，就必须依靠飞机。
在这篇讲稿中，草鹿明确地写有“美国”字样。后来不知是谁把“美国”二字改成了“0国”，并形成文件，交付出版部门印刷了30份，下发到海军的各主要部门。
山本出使美国回国后，一定看到过这份文件的。虽然这并不是二次大战开始时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但山本如果那时看到过这份文件的话，说不定在他的脑海中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可能是到十几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这一印象在山本的头脑中重现了，因此，他才想到制定突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的。
当山本按照自己的这一想法拟制出比较缜密的作战计划并在联合舰队他下属的幕僚中公开时，他的幕僚们几乎都被惊呆了。他们不仅反对这一计划，而且认为这是不符合海军历来对美作战的正统的战略思想的。
那么“海军历来对美作战的正统的战略思想”又是什么呢？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
依照惯例，海军的军令部和陆军的参谋本部，每年都要共同制定从本年4月1日至次年3月1日的“年度作战计划”，并作为军事机密文件上呈天皇批准，然后送发给诸位大臣和各舰队的司长官。
在新的一年中，如果发生战争的话，这个作战计划就是海军作战所必须遵循的作战原则。
“年度作战计划”通常都是海军军令部一部一课的十几名参谋制定的。虽然这一计划非常重要，但也并不是年年都有大的变动，每年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加进一些新的内容罢了，基本上还是沿用前一年的条文。
“年度作战计划”中的假想敌国有三个：美国、苏联和中国。
计划虽然把中国也作为敌国列入其中，但涉及到中国的内容并不多，至多也不过占一页。因为海军在中国方向所分担的任务并不多。日本海军认为：中国是个军阀割据混战，经济、军事都很落后的国家。海军的力量也很薄弱，战时不堪一击。所以，在战略上用不着那么重视。直到日华战争爆发后，军令部才改变了原来的这一看法。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可以轻视的。
在海军眼里，较之中国，苏联是个值得引起重视的敌对国家。因为同苏联交战，必然是大规模的战争。然而，同苏联打仗，多半要在陆上进行，主要任务自然是陆军的，海军所要担负的作战任务并不多。
所以，计划认为，对日本海军来说，主要作战对象依然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日本海军对美国作战的所谓“正统的战略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要集中海军的全部力量攻击菲律宾，美国海军必然离开本土，长途跋涉前来救援并发动反击这时，以日本在南洋的属地—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卡罗林群岛等重要岛屿为基地，用潜艇和飞机逐渐打击美国前来救援舰队的力量；待使之实力削弱到大体和日本舰队的实力相匹敌或弱于日本舰队时，则寻机在日本近海与之决战，力求一举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一战略思想，同1905年日本舰队对马海峡同远征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决战的战略思想大体是一样的。
虽然“年度作战计划”的内容每年都有所增减，但从未提到过“夏威夷”这个名字。因为，在日本海军看来，攻打夏威夷简直是匪夷所思的。
上述“年度作战计划”只适用于本年度，对国家来说，也只是针对局部而言的，至于长期的综合性“长期性总体作战计划”，却没有考虑过。日本当时虽然也有“总体战”研究所，但那不过是纯学术性的研究机关。
另外，日本虽然一直把南洋诸岛视为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潜艇母舰”，并想凭借它来削弱美国海上力量，使之逐渐接近或低于日本海上实力。但是，并没有在这些作为军事基地的岛屿上，修建起必要的军事设施。
据说，1936——1937年间，美国驻东京海军武官，曾再三申请到这些岛屿上去旅行。但是，日本海军却一再阻拦，不批准他们前往。其原因，并不是怕暴露这些岛屿上正在修建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而是怕他们看破岛上防守空虚，设备简陋的真相。日本海军认为：与其让美国人看破真相，还不如让他们继续蒙在鼓中，依旧误以为岛上防守森严，军事设施完备。
海军军令部所制定的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而已。战争一旦爆发，除非是巧合，谁也不会相信战争会真的按着这个模式发展下去。
在一次有天皇亲自光临的为海军大学某届毕业生而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海军特意为天皇举办了一次沙盘作战演习。演习中，日美两国海军交锋，美国军舰被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沉没海底。为此，一些人曾愤愤地评论说：这不是把天皇当成了傻瓜吗，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原来特意为天皇所举办的沙盘演习，就是这样啊！”
山本对军令部和海军大学等所一贯主张的所谓正统的对美作战的战略思想，一向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这在《五峰录》一书中可以得到反映。
《五峰录》是一本到现在仍未出版的书。它是堀悌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七年之后，即1952年前后，汇集山本的书信、备忘录以及古贺峰一给自己的书信整理而成的。堀悌吉认为这是珍贵的史料，应该整理成册，保存起来，将来总有一天会出版问世。该书分上下两册。
书名中的“五”字，系指山本五十六而言，“峰”字即为古贺峰一，故取名《五峰录》。
堀悌吉认为，应该把自己的至交—山本五十六生前的真情实况整理出来公布于世，为世人所知。为此他毅然提笔，奋笔成书。但在整理过程中，他又想到：无论是山本还是古贺在世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都有过于尖锐偏激的言辞，倘若不选择适时发表，会伤及一些如今还活着的人；再者，在1952年，当时的那种形势下，如果将其发表出去，说不定还会被一些人歪曲和利用。考虑到这两个原因，他决定暂不发表，委托两个人为其妥善保存起来，也不准任何人看。在该书中，还有堀悌吉所写的带有说明性质的附记。附记中指出：
不论是海军大学所进行的沙盘演习，还是军令部所提出的对美作战的战略计划，实质上都是脱离实际的以军令部的作战计划而论，如前所述，概括起来包括这样四点内容：
一、日本主动攻下菲律宾；
二、迫使或诱惑美国舰队前来救援；
三、在马里亚纳群岛一带逐步削弱敌舰队的力量；
四、进行舰队决战，一举歼灭敌人。
这纯属用臆想代替现实的概念游戏。是把敌人的行动规范在自己想象之中的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堀悌吉在附记中还指出：
这种主观主义侵蚀了全军的思想，竟成了指导我军未来作战的正统的战略思想，并主张把所有军人的思想都统一到这一思想上来。倘有人偏离了这一思想或提出与此不同的意见或看法，则被视为异端。结果，使整个海军变成了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集团。
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所谓战略思想，势必带有某种政治色彩……
它使人们逐渐养成了一种人云亦云，动辄就在别人面前毫不负责任地说大话的习惯，而对问题却缺乏科学冷静的分析。
堀悌吉为证实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还特意援引了他耳闻目睹的三个事例。这里，我只简要地引用其中的两个。
有一年，似乎还是在海军大学，照例又进行了一次对美作战的沙盘演习。在演习后的分析总结会上，一位与会军官有这样一段疑问性的发言。他说：
“敌人前来救援菲律宾，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如果他不这样做而直接攻击我日本本土怎么办？是否也应该把这种可能列入考虑的范围之中？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一种可能的分析上，应予以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时，负责本次沙盘演习的军令部的一位指挥参谋立刻反驳道：
“攻击菲律宾岛，乃是我帝国海军既定的作战方针。况且，这也是同陆军共同拟制的作战方案，是无懈可击的。听了你的发言，我感到非常遗憾。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进行这次沙盘演习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要统一思想。”
另外，还有一年，同样是发生在一次沙盘演习中的事情。堀悌吉写道：演习中，一支舰队在行进中，因担心燃料耗尽而没能按预期接近敌人。结果，被批评为“行动迟缓”。理由是：过于担心燃料的消耗，会影响演习顺利进行。每次演习中，舰队分成“蓝”、“红”两色，以舰船的航迹来确定演习的效果。船只在行进中，常因计算上出现失误致使过早耗尽燃料而不得不中途抛锚。于是，又补充规定：“允许船只在中途加油”，然后继续前进。如果演习中出现更多的失误，负责指挥演习的指挥官，就会轻易宣布“演习中止”，根本不问演习的最终结果如何，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常有的事。
这样的演习训练，对未来的实战是没有太大裨益的。
战争爆发后，山本在停泊在特鲁克岛的“武藏”舰上写给堀悌吉的一封信中，曾深有感触地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问题，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
堀悌吉在该书的附记中还写道：
同美国交战，并非小事，不是可以信口说来的。有人竟毫不负责地说大话：“要以国家的命运为赌注”去进行同美国的这场战争。所谓国家的命运，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焉能以“赌”待之？难道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也是可以拿来赌博的吗？
他还指出：
如果我们审时度势，认真地分析一下形势的话，自然不会轻易做出同美国交战的结论。至于从“东洋的新秩序”、“建立共荣圈”之类不着边际的主观意志出发，那就更是虚妄至极的。总之，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实际上，也并不完全像堀悌吉所说的那样。以军令部来说，其主要成员并不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并不主张同美国作战，倾举国之力与美国相拼。再者，从海军历年的作战计划的内容和演变过程来看，也是如此。本来，其假想敌国，不论是美国、苏联，还是中国，都只是针对某一国而拟制的。如果同美国作战，就只针对美国一个国家。
但是，日华事变爆发后，原来只针对一国的作战计划被修订为同时针对两国作战。即针对美中或苏中。军令部一部一课内定的作战方案是：如果同苏联和中国同时作战的话，就把海军航空部队的主力投向满洲（中国的东三省）。
到1938年度，国内外的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同英国作战的内容又被列入了“年度作战计划”之中。计划中充分考虑到了支援陆军对英展开的宋卡、哥打巴鲁的登陆作战，或攻打马来半岛以及如何设法歼灭英国的东洋舰队等问题。可见，海军到这时依然主张主要同某一个国家作战。如果同英国作战的话，至多包括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
到1939年，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如果爆发日美或日英战争的话，日本将不得不同时与中、美、英三国作战。
到这时，虽然同美国一战已成定局，但海军依然不愿意同美国交战。海军认为：日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同美国打仗，应该设法避免同美国发生战争争端。其原因正如米内任海军大臣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日本海军根本无法与美国抗衡，同美国交战，很难取胜。
再者，战争也不是哪个国家所能左右得了的，也很难推知，究竟谁先发动。倘日本的敌对国首先挑起战争，日本受到攻击的话，也总不能立即束手待毙。因此，必须有同时对付三国—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思想准备，至少在计划上应该这样考虑。况且，荷兰也有转向敌方的可能。到那时，苏联也不会袖手旁观。这种局面如果真的出现的话，日本将如何应付呢？仅如何分配兵力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就足以令人感到头痛，不太可能把海军航空兵的主力全部用于中国方向。
总之，不管海军愿意不愿意同时与五国交战，但在计划和设想上，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基于这些因素，海军自然会得出结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不宜对美宣战。
有人说，在海军军人中，军令部系统的人要比军政系统的人好战。就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军令部一部一课那些实际负责拟制作战计划的人也未必就像所说的那样。就是大臣及川和次官丰田，他们对缔结三国同盟条约虽然也表示了赞成意见，但也并不希望日本同美国交战。他们的赞成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远见卓识的才能或没有坚持正确意见的勇气，甚至还可能只是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