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涉足政治（1905—1909年）
墨索里尼在瑞士前途莫测，加之思乡心切于二十一岁时乘意大利大赦之机回国到军中服役十八个月。刚回家的几周他先帮母亲教书。直到1905年1月才去报到。他所在的团是意大利军队最优秀的团队之一。据服役档案记载，墨索里尼不到中等身材，脸长鼻大，下巴突出，前额很低，两眼乌黑。因为他曾逃避过兵役，所以在士兵中他年龄最大他入伍时已是个小有名气的革命者，军官们对他很不放心。尽管墨索里尼依旧暗中鼓动士兵背叛，但表面上却循规蹈矩，堪称榜样。他认识到，在革命的社会主义道理为平民百姓接受之前，必须耐心等待后来公布的他写给一位军官的私人信件证明他当时就满怀爱国主义热忱其实，墨索里尼为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善于见风使舵，见机行事。该信无疑是为了讨好上司，反正其他社会党员同伙无从知晓。
同年2月，母亲去世，墨索里尼要求提前退役遭到拒绝，不得不留在军中服役期满。母亲离开人间时才46岁，正当英年，这使他非常悲痛或许也因自己是个不孝之子而感到内疚。从他对母亲之死前后矛盾的种种说法可以看出这一点有一次他说，母亲去世前他刚巧赶到，总算让她看了一眼；另一次又说，他不忍心进屋，躲在屋外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母亲故去。写给英国人看时，他又另编一套，煞有介事地渲染他如何虔诚信教，无法节制自己的悲哀。
亚历山德罗接过妻子留下的少许土地和大量债务，搬出住处将房子腾给新来的女教师。1906年9月，墨索里尼退伍后没有回家与父亲住在一起。他又和一个女人同宿同吃，直到11月才在靠近奥地利边境托尔梅佐的山村里找了个教师的职位他在那儿干了九个月，当地警察奉命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他嘲讽神父，不信宗教，言语粗秽，当地居民一点都不喜欢他姑娘们以及跟他学字母的四十名儿童都替他起了个“暴君”的绰号。他教书并不成功，又不会维持秩序，时常靠散发糖果的办法让孩子们安静下来他在托尔梅佐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酗酒借债，寻花问柳。在这里，他又勾搭上一个已婚妇女，“幸好她比我年龄大，又不及我健壮”，和以前的女人一样“疯狂地爱着我”。很可能他就是从这个女人身上沾染上性病的。传说墨索里尼还搞了不少粗俗低级的恶作剧，如在当地古城堡的废墟上装神扮鬼，夜间在墓地聚会，甚至在墓地滔滔不绝地向死者发表演说，使同伴惊诧不已。
学年结束时，墨索里尼未被续聘，因为有的家长对他的言行举止非常看不顺眼，宁愿将孩子留在家中，免受其不良影响。于是他迁至父亲在普雷达皮奥附近的新居，学了几个月的拉丁语和法语1907年11月，他顺利地通过了法语考试，得到梦寐以求的“法语教师”头衔，从此获得在中学任教的资格后来他又想在德语方面取得同样资格，但没有如愿。他向警方保证说他已放弃激进思想，目前只考虑如何提高充实自己，要求注销有关他的案卷，结果也没有成功。他决定远离政治，集中时间专心学习。
1908年3月，墨索里尼到奥内利亚任教。几年不问政治之后，此时他对政治的兴趣又死灰复燃他开始写文章，编辑一份社会主义期刊《锉刀》。墨索里尼当上法西斯独裁者以后，为了掩饰他过去“左”倾思想和反教权主义立场，当地图书馆收藏的《锉刀》合订本突然不翼而飞据墨索里尼回忆，在奥内利亚的这段很短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岁月，他显然正逐步发现自己的真正才干可是四个月后他又被辞退了。这一次可能并非由于他本人行为不检，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所学校以及瑞士的其他许多雇主都不愿聘用他从奥内利亚回家不几天，墨索里尼得到一次进行政治鼓动的实际锻炼普雷达皮奥的农业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地主和佃农他立即认为这是一次实践暴力社会主义的好机会暴动者推倒砸坏了外乡工人操作的脱粒机；村长请来了军队，一些人受伤。墨索里尼也因煽动暴力而被捕，由一队骑兵押送至弗利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突然间出了名”他先被判刑坐牢，后经上诉获释。
尽管墨索里尼依旧拥护马克思，但是他那打着折中主义烙印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明晰的理论指导有时他称自己是工团主义者，而私下里又说其他社会党党员的坏话在一些熟人的心目中，他似乎主要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安琪列卡·巴拉巴诺夫认为，墨索里尼的观点“并非来源于某种信仰，其主要反映了他早期生活过的那个环境和他那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性格，他仇恨压迫是因为他个人不得志或受到侮辱，是出自一种表现自我和个人复仇的强烈欲望，和革命者并非出于个人原因反对人压迫人的制度完全不一样”。崇尚暴力，无视纪律是他一生始终不变的信条他根本不相信法律，并劝说其他社会党人决勿求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庭，而要靠自己的力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共戴天，“二者不能并存”，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一场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流血的社会革命是必要的；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暴力于一百多年前取得政权的，我们应该效仿他们的做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如蛮族的入侵曾给罗马帝国带来生气一样，今天的社会党人也应公开声明自己为“蛮族”，因为一场野蛮的世界战争也许能摧毁现有的欧洲秩序，建立起一个更加朝气蓬勃的新社会。
在奥内利亚编辑出版刊物为墨索里尼开辟了新天地他很喜欢这项工作，并因此在当地出了名。他开始想入非非，计划办一份日报他无视工会的纪律，自行宣布如果能给他一份工作，薪水低也无所谓。墨索里尼的这一想法未能实现，于是又回到弗利镇父亲那儿。此时，亚历山德罗已在火车站附近开了爿小酒馆，店名叫“特种号兵酒馆”。附近一些粗野鲁莽的小伙子经常来店中聚会。墨索里尼在店里帮了几个月的忙，有时父子俩一起讨论政治直至天明，或竟聊到双双伏案而眠。据墨索里尼说，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写过一本哲学史，可惜书稿被一个情妇在一场争吵之后撕毁了不过此说未必真实他还自称写过一部更长的有关基督教历史的论著看来，这两部著作恐怕仅是他的梦想罢了，因为他常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学者墨索里尼在弗利自学的机会不多，但有个卖报的无政府主义者让他免费阅读报纸杂志。他再次以行为古怪、放荡成性、愤世嫉俗而闻名乡里。他经常不修边幅，将大衣领子拉到齐耳根，让帽子遮住双眼，以免被人认出而不得不搭讪几句买了新衣服他也要揉绉后再穿，为的是不致显得过分讲究他喜与艺术家为伍，动辄以荒诞不经之举和粗鄙言谈哗众取宠。
墨索里尼在家乡罗马尼阿省没有什么言语相投者，因为那儿共和党人多于社会党人他又没有后台帮他在新闻事业上打开路子所以1909年初他移居奥地利特兰提诺省，当上了劳工部秘书并兼任一家社会党周刊《劳动者的未来》的编辑。作为编辑，他理应去把当地的社会党人组织起来，但他对此项工作不管不问。此外，他还应去各处巡视，每个星期到当地啤酒店里发表一次演说。可这是件苦差事，特别是连个助手也没有墨索里尼讨厌这地方，只是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工作，只得忍着。奥地利的图书馆也比意大利的好得多他再次利用此机会读了许多法语和德语书，并以翻译叔本华和康德的著作来练习德语。他也阅读埃德加·艾伦·坡的著作，曾试笔模仿坡的文体写一部小说，甚至奢想要写得比坡的作品更令人毛骨悚然、荒谬绝伦，可惜没有一家出版社欣赏他的稿子。
半年后，他又换了个工作，改任《人民报》助理编辑。这家报纸是意大利著名的爱国者和民族统一主义者切萨雷·巴铁斯蒂所办与巴铁斯蒂相识有可能使墨索里尼开始转变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说他们俩成了生死之交则是后来凭空编造的墨索里尼虽然只在该日报社工作了一个月，但这段经历对他帮助不小。他学会了办报的许多诀窍，包括如何编造新闻以及无中生有地写文章而又不遭人怀疑他一生所学算这种本领最为有用。
在奥地利帝国居住的七个月中，墨索里尼多次坐牢，另外还有五次因各种各样的犯法行为被判有罪他办的报纸至少有十次因恶毒诽谤的文风和不加节制的用词被没收。他从未停止过对政敌的人身攻击，主要目标一是教权主义集团，一是他特别讨厌的竞争对手阿尔西德·戴加斯佩里。此人也是编辑，天主教徒，1945年法西斯垮台后出任意大利首相。由于曾在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蹲过监狱，墨索里尼承认奥地利的监狱最讲人道，警察和法庭也最公正和最受人尊敬虽然这一结论对认为奥地利一切皆坏的意大利爱国者来说不可能被接受，但墨索里尼此时也还未达到将爱国主义置于首位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太讨厌特兰提诺这个地方，所以才故意搞臭自己以便离开当驱逐墨索里尼的命令下达时，连那儿的社会党人也不对他表示同情，尽管他们曾帮他垫付过无数次罚款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同意墨索里尼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而信奉巴铁斯蒂的改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后来，墨索里尼怂恿别人编造谎言说正是由于他坚持爱国主义，认为特兰提诺属于意大利，奥地利当局才不能容忍，才把他驱逐出境。一位美国作家高登·梅加罗揭穿了这一谎言，他发现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有关墨索里尼对特兰提诺归属问题看法的文稿已被隐瞒或窜改真实的情况是墨索里尼当时认为意大利要吞并特兰提诺是荒唐的；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所鼓吹的爱国主义，世界无产者都应当拒绝。
2.宣传鼓动家（1910—1912年）
墨索里尼二十六岁时又回到意大利，再次在父亲的小酒店里帮忙。他讨厌平庸无奇的生活，渴望出人头地，一度产生过到美国去当新闻记者的念头。由于付不起罚金，他又在大牢中度过很短一段时间。后来，弗利的社会党俱乐部选他担任政治组织者，并请他编一份只有四页的周刊。刊名叫《阶级斗争》，可能是他自己起的，非常符合他的想法因为他渐渐认识到研究世界应告一段落，现在该是改变世界的时候了这份刊物是意大利上百种社会主义周刊之一发行量刚开始仅一千份，但两年后增加了一倍。在办刊过程中，墨索里尼那好斗的言词、激烈的文风得到进一步发展。1922年以后，该刊在当地图书馆里就不翼而飞了。
在墨索里尼任编辑的两年中，他的特殊才能已崭露头角，看来在新闻报道和政治宣传方面定会干出一番事业他一生缺钱，但他从不在乎。他一连几周不停地发表演说，他认为自己是一架“会走路的留声机”。他不时与警察发生点小摩擦，也经常受到一小批社会党听众的好评，对此他引以为荣他演说的主要内容是抨击议会政治浪费时间，毫无意义。因为意大利的民主制度腐烂透顶，那里面全是追名逐利之徒律师需要议员的地位以便招揽更多的生意；教授把进入议会当作晋升学位的台阶；新闻记者渴望的则是政府为收买报界而透露的内部消息。
墨索里尼根本算不上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思想体系是他的天性；不过他仍在办公室挂马克思的像，依旧信奉《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重要学说。他主编的《阶级斗争》创刊号在提到马克思和达尔文时称他们是上一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该刊还坚持认为，马克思为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尤其是他教导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摧毁旧政权墨索里尼对马克思的崇拜并不是随便说着玩的，这些话早在五年前他就说过甚至在法西斯专制时期，他仍然认为研究政治的学生必须学习马克思以及马基雅弗利的著作。
对教会进行尖刻的批评是墨索里尼一直坚持的另一信条他以挑衅的口吻和亵渎的言词辱骂上帝，大讲什么耶稣基督和玛利亚·马杰达伦苟且偷情。在他看来，神父都是些“凶恶的病菌”，资本主义的奴仆；他们迫害犹太人，毒化青年人的思想。墨索里尼认为，信仰基督教或接受宗教婚礼的社会党人都应被开除出党他批评教会实行独裁和禁止思想自由令人好笑的是，墨索里尼上台后他自己也主张独裁，并被教皇赞为受上帝派遣将意大利从自由主义和宗教的错误中解救出来的使者。
墨索里尼办的新刊物也激烈地反对黝武主义。他称军队是一个“旨在保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组织”他蔑视法律，鼓动士兵反抗军官，为此又身陷图圄他将意大利的贫困归咎于用税收去购买军舰，而未购买农业机械和培养教师。后来他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做得更过分。他认为，只要多数意大利人还处于文盲状态，与奥地利打仗夺回特兰提诺和的里雅斯特简直愚蠢可笑。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不要被爱国的旗号所蒙骗。他说，“国旗对我们只是一块插在粪堆上的破布”；如果战争爆发，各国人民应发动内战反对本国政府。
如果说墨索里尼关于军队的见解后来有所改变的话，他对议会的以下看法却一直未变；议会制度来自国外，同意大利国情不相符他认为罗马的议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议会都腐败其部分原因是，罗马是邪恶势力的渊薮，牧师、妓女和官僚布满全城，“是毒害全国人民，传播恶习的中心。”有些代表为进入议会而雇请大批恶棍冲砸选举亭之举，他极其厌恶。其实，这一手他本人后来运用得非常成功。他的观点是，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社会党人在议会中赢得了多数，社会主义也绝不可能因此而实现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靠无产阶级直接采取行动，到街头和市区广场去战斗只要能使革命早日到来，甚至暗杀手段也是可行的。在正常情况下杀人并不可取，但对付暴君这也许是唯一有效的办法。1881年暗杀沙皇亚历山大和1900年暗杀意大利国王翁贝托都是无比正确，值得推崇的如果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监禁革命斗士，那么，就是向座无虚席的剧院里扔炸弹也不为过真正的社会党人必须比铁坚，不为基督教宣扬的怜悯和同情所左右。一枚炸弹的威力远比上百次演讲的效果要大。
1910年，墨索里尼与未来的妻子雷切尔同居。雷切尔是他父亲情妇的女儿，自然有时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闲言碎语：他俩本是同父异母兄妹。雷切尔是墨索里尼当教师时班上的学生，不过为时甚短。后来当了女拥。墨索里尼1909年那次出走前，他们订了婚。他在特兰提诺的七个月里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给他寄过可是他一回来就央求父母让他俩结婚，甚至拔出手枪以自杀相威胁雷切尔可能从来也不知道他在特兰提诺曾和一个女人生过一个小孩他虽然不够体贴，行为粗暴，但一般说待妻子还不错。只不过雷切尔一出门，他就猜忌。而据他们的女儿说，倒是雷切尔才完全有理由产生妒忌。可是她的妒忌心反而起了将他赶出家门参加政治活动的作用雷切尔对他的记者工作和政治丝毫不感兴趣，自身也没什么追求他们成家时只有一间房，并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墨索里尼对物质生活不大关心，甚至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拒绝接受增加他的工资。那时，他们的生活十分困窘，所以当有人请他去巴西办报时，他极其想去，只是由于妻子怀孕才没有走成。
为了养家糊口和照料半瘫痪的老父亲，墨索里尼写了一部内容粗俗不堪，低级下流的小说由巴铁斯蒂在特兰提诺办的报纸上连载这是一部激烈反对教权主义的小说，主人公是个放荡好色的红衣主教，可能是他故意以加里波迪的小说《赛利亚》为蓝本写成的。此书使墨索里尼声名狼藉，尽管他自己也认为此书一钱不值，但显然他了解读者的口味，懂得如何投其所好。后来，这部小说被译成好几种文字，但在意大利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直到他死后才发行墨索里尼还写过一本关于卢道夫大公的悲剧小说，一直未曾出版此外还有一篇对特兰提诺社会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著作，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到那时为止，他的才华只是小有显露而已，很难说已发展成熟和具有鲜明的个性。因为他基本上不与人来往，偏爱在乡间独自散步，所以不为人知。很少有人欣赏他的才干，他对别人也无真正爱慕之心。除了在讲台上，他天生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并且戴着厚厚的假面具，不让自己的真实个性暴露于外。他笑脸极少，听到玩笑话也从不笑出声他一生中只有有限的几次讽刺性幽默感对别人他显得自私笨拙，专横无礼，交谈时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他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个暴君，所以对“疯人”的绰号以及虚伪、失职、甚至偏执狂等指责他的话他也习以为常。
1910年10月，他到米兰参加社会党年会。当时社会党还是个小党，究竟属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极左派抑或中左派都还没有定位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露面。这个不修边幅、稍有秃顶、衣着简朴、来自外省的年轻人在那些主持党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显得土里土气，笨手笨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将普遍选举和社会改良作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佳办法他的发言尽管火药味很浓，组织混乱，却获得好评，引起哄堂大笑。党内革命派的意见在投票表决时遭否决墨索里尼劝这一小批人退党，因为这时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武装斗争。生产资料仍掌握在极少数独裁者手中，和他们谈工会、合作社和民主毫无用处。前一年，他就曾以退党相威胁，迫使社会党采取更加坚定不妥协的立场因为他担心党内改良主义者对议会制度越来越感兴趣，靠近焦旺尼·焦利蒂领导的自由党联盟1911年4月，墨索里尼决定退党单干；这是他经过冷静考虑采取的举措，其基础是希望从此建立一个更加革命的新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最终与社会党分道扬镳一样）他退出社会党一事在弗利得到支持，但赢得全国支持的打算未能如愿，相反却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
同年9月，焦利蒂首相决定征服利比亚，墨索里尼因此得到解脱他和社会党中的温和派及革命派一起抨击这场与土耳其为敌的战争，指出焦利蒂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他揭露说，国家主义者关于殖民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纯属谎言；他们以为可以轻易取胜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代价昂贵的冒险行动这一点墨索里尼倒是说对了。他再次攻击忠于爱国的思想是“骗人的、过时的无稽之谈”，并希望无产阶级利用此非常时机公开发动阶级战争使社会瘫痪。他信心十足地补充道，“战争是革命的前奏”，清算资产阶级的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不论是墨索里尼的和平主义或是他的阶级战争说教都为后来法西斯历史作家所否认或一笔勾销当时，他曾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策划组织暴动反对入侵利比亚的战争。他认为，如果其他社会党派别也采取同样行动，他们本来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墨索里尼最擅长向民众作煽动性演说。在他的鼓动下，霎时间，铁轨和电车轨被拆毁以阻止军队调运，弗利镇上许多商店都用木板将门窗钉死，工厂全部停工。当局很快便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双方都没有多大伤亡。他大骂弗利人胆小怕死，不愿继续战斗。只是破坏还不够，应当将罢工转变为革命。
这次事件后，墨索里尼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极力洗刷自己，将责任推给别人他否认曾煽动群众破坏公共财物，声称暴力行为与他无关。他向法庭解释说，弗利镇的人根本不喜欢他，连他办的报纸也很少有人买他坚持认为他不仅不反对爱国，而且他的反战言论正是为了爱国。可是法庭仍然判定他有罪，判刑五个月。由于这次被捕受审，墨索里尼的名声终于传至罗马尼阿省外。他不时说，坐牢也是受教育；一个人必须坐几年牢，特别是被人认为因坚持信仰而坐牢，他才称得上十全十美。利用坐牢这段时光，他读了不少书。正是在狱中，只有二十八岁的墨索里尼妄自尊大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自传，还出版了一本论战性的小册子《约翰·赫斯—讲真话的人》。该书再次攻击教会，强烈要求宗教自由，这与后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完全大相径庭。当时与他同狱的社会党领袖彼得·南尼回忆说，他是个模范犯人，整天高高兴兴，吵吵嚷;对那些不思悔改的犯人十分同情，总是为他们开脱，说他们犯罪是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
墨索里尼后来以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而著称，对二十年代利比亚人民被残酷屠杀负有罪责。可是在1911年，他却坚决反对意大利入侵利比亚，谴责这场战争违背人性，是国际强盗行为。他指责说，为了实现使北非成为意大利移民的家园这一完全不现实的目的，甚至不惜浪费十亿里拉殖民主义不仅不会像他们所鼓动的那样增加祖国的财富，反而浪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墨索里尼认为商店破产和工厂倒闭就足以证明他吹嘘自己是站在利比亚人一边的，曾强烈谴责入侵军屠杀和肢解阿拉伯人（墨索里尼原话）的暴行。1911年至1912年的利比亚战争更加深了他反对爱国主义的思想他再次争辩说社会党人不可能成为爱国主义者，因为“我们社会党人不是意大利人，而是欧洲人”。爱国主义必然发展成军国主义，给国内外平民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无产阶级应该意识到，意大利在非洲作战会增加爆发欧洲大战的危险。要避免这场灾祸，必须起来造反，加速资产阶级战争贩子的灭亡，除此别无选择。
刑满出狱后，墨索里尼发觉自己成了弗利的知名人士不过此时他已踌躇满志单独地采取行动已证明是不够的，所以他劝说自己一派的当地社会党党员重新加入社会党，为1912年7月在勒佐举行的下一届年会作准备。现在他已想通，最好的策略是重申坚持党的团结，然后再设法从改良主义者手中把党权夺过来他宣布要尽力说服大会把渐进主义分子和所有支持焦利蒂的殖民战争或主张议会道路而不赞成革命方法的社会党员开除出党他的这一提议在三月份得到响应，当时正好有个驰名的改良主义者利奥里达·比索拉蒂公开为暗杀国王未遂一事向国王表示祝贺不论政治上的暗杀行为正确与否，一个社会党员竟去王宫参竭未免做得太过分这件事证明，有些社会党人仍然十分错误地奢望在资产阶级制度内争取合法的胜利这些温和派党员只会削弱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革命动力。
到勒佐艾米利亚参加年会的代表中极少有人听说过墨索里尼，他本人也从未见过即将被赶下台的比索拉蒂或党的其他领袖但是，这位面容消瘦、头发蓬乱的青年人的演讲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很幸运，因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没有什么擅长演说的人，而他那机关枪似的有力演讲却颇能打动人心，特别是那些因党的领袖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而感到彷徨的人他的发言经过精心演练，给人以真诚果断的印象。经过上次失败以后，代表们这次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绝大多数会议代表都支持墨索里尼要求，把比索拉蒂和博诺米（未来的意大利首相）开除出党他和巴拉巴诺夫所属的革命派成了全党的领导集团。此时墨索里尼年仅二十八岁。
3.《前进报》（1912—1914年）
四个月后，社会党报纸《前进报》主编空缺，党的执行委员会指派墨索里尼担任此职对一个从未在全国性大报工作过的青年新闻记者来说，这确实是件异乎寻常的好事。在担任该报主编的两年中，他在党内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得到确立同时，他还小心谨慎地利用该报与公众的广泛联系，发展与他们的特殊关系。《前进报》办得很一般，发行量也不大，工作人员薪金极薄，所以比较好一些的记者都想离开。尽管如此，他照样毫不手软地辞掉了几个比较有名的老记者，必要时撕毁合同也在所不惜。他对留任的人说，他是个专制的司令官，不搞企业民主那一套他的办报方针与改良主义的妥协政策针锋相对，强调毫不让步地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他在广大下层群众中争取读者，终于使报纸发行量大幅上升。此外，他还自己办了份半月刊，取名《乌托邦》。他认为托马斯·莫尔爵士是第一批社会主义者之一，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特用莫尔著作《乌托邦》作刊名。《乌托邦》以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为对象，但收效平平，因为墨索里尼的长处在宣传鼓动和谴责斥骂，而不在理论阐述和说理批评。
安琪列卡·巴拉巴诺夫是位性格倔强，精力旺盛的女人。墨索里尼选她担任《前进报》的副主编，看来在学识才智上墨索里尼还得依靠她。别人说巴拉巴诺夫是他的情妇，他听后非常得意，不过这恐怕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罢了，并非实有其事他和雷切尔结婚后的这段时间里，还和另一个女人伊达·戴尔赛断断续续地生活过好几年，伊达声言，墨索里尼曾答应和她结婚，而且一直靠她的钱生活。她生下的小孩也是墨索里尼唯一承认的私生子。但1915年她们母子双双被抛弃，生活无着，处境悲惨墨索里尼为了遮丑将她强行关进疯人院，她于1937年死去。
墨索里尼所说的“疯狂地爱着我”的第三个女人名叫玛格丽达·萨法蒂。她是个有钱的米兰人，《前进报》的艺术批评家。萨法蒂小姐后来跟随他从社会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她不仅为他撰写了第一部“官方”传记，而且担任了他主办的杂志《领导层》的编辑。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三十年代；在墨索里尼迷上了一个年龄更小的姑娘克拉拉·佩塔契之前，他似乎是雷切尔的唯一情敌。后来，萨法蒂成了墨索里尼反犹太人法的牺牲品。有趣的是，除了克拉拉·佩塔契外，墨索里尼所喜欢的这些女人都并不十分漂亮，甚至可以说难看，肯定算不上美人。朋友们对他这方面的情趣始终感到难以理解。
墨索里尼1913年至1914年间追求未成的丽达·拉法纳利是一个更为有趣的人物。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她受过良好教育，举止高雅，看上去个性比墨索里尼还强。倘若她提供的情况可信，在墨索里尼未曾婚娶也无其他恋爱关系的谎言被拆穿之前，她确实喜欢他，但并非出于性爱，而是为他那奇特的性格所吸引。当丽达摸清他的底细后，墨索里尼解释说妻子对他有外遇已经习以为常。他感到奇怪，这一消息并未引起丽达的妒忌。他大言不惭道，他也和其他报纸主编一样需要一位有才华的女人做他合法的情妇，帮他工作然而，丽达却认为他不论是作为一个人或是作为一名社会党员都不严肃庄重，都缺少做人本分，甚至神经都可能有点不正常。1914年，墨索里尼抛弃和平主义，脱离社会党，闹得满城风雨，他和丽达的关系也从此一刀两断他的大男子主义从未受过如此沉重的打击，所以当上独裁者后，他还派警察折磨丽达，没收他以前写给她的信件。
丽达·拉法纳利对有关墨索里尼情况的回忆比当代其他一些人的描述更为真实可靠她对墨索里尼的为人刻画准确无误，不少描写都为后人所证实她说墨索里尼的模样令人发笑为了装得像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他在公开的讲台上故意穿着简朴，蓬头垢面，不修边幅；而一回到私生活中，立即换上怪里怪气、时髦过头的黑皮鞋和真丝翻领上衣有时他又好像一名滑稽戏演员看来他缺少一种明确的内在素质他告诉丽达他对自己也并不真正了解她还发现墨索里尼的观点极其肤浅，似乎对除政治以外的其他事务都了解甚少，而且处世阅历不深为了表示赞同她的看法，墨索里尼常常在同一次谈话中几次改变自己的观点以后有人证实，墨索里尼总是倾向于同意最后一个与他谈话者的意见他承认曾想当知名作家或音乐家，后来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才能，但仍然决心成为一个留名青史的伟人“我需要荣誉和金钱我始终追求动荡和新奇的生活。”他告诉丽达他要做“掌握命运的人”。她当即开玩笑地问道，“和拿破仑一样？”他回答说，“不，要超过拿破仑”当然，他首先下决心成为一名伟大的演说家；他感到自己在公开的讲台上演说要比私下里和人交谈自如得多。
1913年初当他被指派为《前进报》主编几周以后，为抗议贫困的生活环境国内部分落后地区的人民举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墨索里尼接连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许多意大利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中，学校数量少，甚至连饮水都供应不足。在南方某些地区，生活比北非的穴居部落也强不了多少而意大利资本家们显然明白在的黎波里修筑“装饰门面的铁路”比在撒丁岛修建公路更为有利可图意大利四分之一的乡村没有邮局，上百个村庄与外界完全隔绝，只有骡马行走的小路他写道，示威者抗议这种原始的生活条件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完全合理的完全正当的如果焦利蒂政府企图以警察行动加以阻止，他们完全有权利使用暴力。他争辩说，利比亚战争已经开始了向革命的转变，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什么也不会失去，而只会得到一切。他脑子里想的是进行一场所谓“必要的血浴”，即通过“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夺取“全部权力”。
墨索里尼利用1912年至1914年在《前进报》工作的机会鼓动人民做好准备，迎接社会解放的伟大时刻他期望革命可能因一场欧洲大战而爆发后来他声称那几年他早已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可是当时他还严厉谴 责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弗朗切斯科·克里斯 皮的国家主义以及焦利蒂实行的、意大利国力所不能负担的军备竞赛他对议会中社会党温和派感到极为气愤，因为他们投票赞成军费预算，使政府有可能用这笔钱去进行反对德国或法国工人的战争“现在数以千计村庄的人民生活悲惨，他们远离文明，他们没有学校、公路、电或医生我们还是少谈些军舰、兵营和大炮罢！”如果欧洲爆发战争，士兵应该哗变，民众应拿起武器参加反政府的内战。
尽管墨索里尼长篇大论地指责议会，坚持报纸主编不应成为议员，但他颇能见风使舵，不时改变观点，终于获得提名参加1913年10月的大选。他并没有认真去参加竞选，因为他已看清社会党需要以增加其在议会的席位来鼓舞士气。在家乡弗利镇选区，他落选了，当选的是共和党候选人。但数月后，他在米兰当选为地方议会议员。
社会党在1913年全国选举中获得近一百万张选票和五十三个议席。这是个不小的胜利，证明《前进报》不妥协地坚持革命主张确能赢得选民。《前进报》对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新一代社会党活动分子也起到鼓舞作用。墨索里尼的听众不断增多；在一次演讲中，他益发迫不及待地宣传他的乌托邦思想“私人财产无异于赃物”，应该在意大利通过集体化阶段走向最后目标共产主义的时候废除私有权马克思已经指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全部剥夺私有财产之后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其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定地位就民主而言，这一纲领毫无特殊之处。实际上，墨索里尼从工团主义者那里早已得知对民主不能抱有幻想，因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永远是冲突的”政治本来就是要实行强迫一律，而不是主张协商一致；群众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只有少数人才具有主宰一切的活动能力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人注定要从现在掌权的资产阶级权贵手中接管政府，而普通百姓别无选择，只有服从跟着走。墨索里尼对群众的能力汞然加以蔑视，认为他们愚昧无知，耽于享乐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是他对未来生涯的一次重要暗示—不需要让群众懂得为什么，只需要让他们相信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使群众相信山可移，他们就会接受移山的幻想。这样，幻想也就可能变成现实”。
经过两年的革命宣传，墨索里尼完全没有想到意大利在1914年6月的“流血周”里几乎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当时一百多万人走上街头。他首先想到的是，只要有一百人被警察杀害，革命的伟大时刻就可能降临。但是骚乱缺乏组织，缺少领导，漫无目标，这使他很决发现原先关于全国性起义的议论是肤浅可笑的所以，他没有像南尼和马拉台斯特那样站到斗争第一线，照旧坐在主编的办公桌旁干他自己的事尽管他也曾参加过一次示威，但未能毫不含糊地为广大读者起带头作用。他这种三心二意、叶公好龙的行为引起人们的不满这回还是一起外部事件帮了他的忙几天之后，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人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奥地利和德国站在一方，法国、英国和俄国为另一方。据法西斯分子后来传说，墨索里尼当即认为意大利应向奥地利宣战而且他确实对谋杀费迪南的人非常感激，认为由他们引起的这场大战拯救了人类可是在当时，社会党是反对军国主义、主张国际主义的，所以作为党的代表，墨索里尼依据原则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中立。他说，干涉将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场战争纯属资产阶级性质，无产阶级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的战争，而应起来革命加以反对。
要求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月墨索里尼开始看到反对军国主义可能导致党内分裂，脱党的人不断增多使他信心大损世界各地的工人也未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反抗本国的统治者，有些社会党人反而认为他的和平主义是怯懦虚伪的表现，根本不是什么坦率见解，也不是糊涂思想。他虽然继续著文申：依据意大利国力虚弱的现状，参战可能自取灭亡，但此时他也停止了早先那种鼓动士兵逃亡的宣传，并开始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参战是可行的。总之，他终于接受了这一观点：如果意大利决定参战。无产阶级不应发动内战，而只能消极地表示反对。在10月初以前，他在公开场合仍坚决地、“不调和地”反对参加一场纯属资产阶级性质的战争，甚至威胁说，如果别人不同意他就辞职他这样做无疑是担心过分激烈地反对社会党的中立政策会失去《前进报》主编的职位。他表面上镇定自若，内心里却疑虑日增。马恩河之役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此际正是趁火打劫的好时光，意大利再保持中立就越发愚蠢了。更重要的是，中立主义显然无助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相反，战争倒可能是他所期望的那种“血浴”，因为毕竟“只有流血才能使历史的车轮转动”。
墨索里尼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的谈话矛盾越来越多，周围的人对他的虚伪态度也看得越来越清楚当别人公开责问时，他先是否认存在任何矛盾，后又承认他确实动摇不定。最后于10月18日他突然在《前进报》上宣布他错了，既没有和社会党其他领导人商量，又未告诉其他编辑，当时墨索里尼已明白，在这场席卷欧洲的悲剧中社会党人决不愿意坐山观虎斗，做一个旁观者。他所作出的是个大胆的决定，他希望能说服全党支持他的观点。但是由于他转变得太突然，又毫不为他人着想，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决定的信任当党的执行委员会开会审议这一问题时，他又表现欠佳，弄得自己全面孤立，于是决定辞去主编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