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我感到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有点波动，也有点过分急躁。不知怎的，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我。当然，只有妻子和孩子们能看出我的不寻常的情况。不知是谁向窗外看了一下，惊奇地看到一群西方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拿着电视摄像机，正等候在院子里，人已经涌到门前，这种现象有好几个月了。外国的新闻记者与我们做邻居，对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好像见到一些可以信赖的人（我已把他们视为值得相信的人）。最近几天来，我已不能单独行动一步。躲避开记者是不可能了。也难怪，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可老实讲，要承受这种压力真是有些不容易。
然而今天，很清楚，我将成为记者们竞相争夺的“猎物”。妻子和孩子们将会第一次看到和感受到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将要发生的事情也许会给她们留下不愉快的印象。
我们的衣着相当庄重，为了去参加选举——这是全民的节日。不料，我们刚走出房门，马上便被记者围上了，几乎没有苏联记者，大部分都是西方的。他们竞相拍下了我们全家从住宅走到伏龙芝区少年宫这一段路程的经过。投票站就设在少年宫内。我心里也纳闷，记者们为何要制造出这一组“历史”镜头。他们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从后面拍，一会儿跑到前面去给我们拍。
来到少年宫旁边，情形就更加可怕了。大约有100来人围上前来，照相机、闪光灯、录音机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们用所有可以使用的语言呼喊着，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人的问题还没有说完，那人又嚷起来了。我冲出人群，看了一眼家人，想知道她们的情况怎么样……她们仍站在一起，但显然在用最大的力气坚持着。我顺着这股向我涌来的人流踏上了二楼，登记上自己的名字，领到一张选票。
我走到投票箱前，数十架相机对准了我。不知怎么，我忽然觉得很好笑。脑海中浮现出距今不远的那个年代中，曾经拍摄下来的上千张相同的照片。那个时候，我们年迈的领导人手持选票，威严地站在选票箱边好长一段时间。他显然很喜欢选举这个节日，也喜欢他本人和明天将要刊登在所有报纸杂志头版上的照片：“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投票站……”
当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对准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切看上去会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低声说了一句：“但愿别拍下来，这类停滞时代的产物”。——赶快把选票投进去，快步走出门口。可能没有人来得及拍下这一庄严的过程：将几张纸投进票箱的小孔中，所有记者蜂拥尾随其后，街上的人们走向不记名投票室。一般而言，我很同情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们，他们要承受各种冷嘲热讽的攻击。我急于要走到街上去，尽快在少年宫大楼将这伙吵吵嚷嚷的记者们甩掉。
足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无法冲出这个围得严严实实的圈子，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选举的事情、自己的各种遭遇、今后的打算、过去的经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终于我冲出去了，和全家人一起，简直是跑到了离那里较近的大女儿家，甩掉了想继续跟踪我们的记者。在那里，我们避开所有的人，得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好好想一下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如今，这有决定意义的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将会给我一些选举之前的体验，我的竞争对手倒不是人，而是机构。
实际上，首都的每个投票站都有一些在无私地帮助我的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仔细监督有没有作弊现象（我倒不相信会发生这类事情，没人去干这种勾当），第二个任务就是当最初一轮预选总数揭晓之后，他们便公布表决结果。
我们关心选票的数字，实际上就是关心每一个人的表决情况，并非没有原因的。将在国外29个国家工作的，所有苏联在职人员列入莫斯科民族地域选区——这个意想不到的、已被通过的决议，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企图影响选举结果的又一个，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办法。众所周知，国外选票的情况最为糟糕。每个使馆全体人员的一致选举倒不如说是大使一个人的表决更加恰当。但这毕竟是来自国外的选票……正因为这样，莫斯科选区应该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才不至于让国外那些令人沮丧的选举状况影响国内的表决结果。
当等候在大女儿家门口的记者意识到找我已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时，便渐渐离去。我们走出藏身之地，干脆决定去城里溜达溜达。在莫斯科街头漫步带着某种快乐的感受，来来往往的行人，互致问候，面带笑容，相互祝贺……
晚上知道了第一轮预选的结果，在所有选区我都占明显的优势，实际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可能阻止我的胜利。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全国的选民都拥护你。可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将您选为卡累利阿地区党代会的代表，而不是莫斯科地区的，或者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
——请您谈谈，为什么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您？
——还记得切基列夫吗？他拍胸脯表示支持谁？
——您仅在十月革命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批评甘谢克搞个人崇拜，而没有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谈这些问题，您不觉得令人遗憾吗？是不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使您感到为难？①
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召开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和机构已经产生。党和整个社会都对此次会议抱有很大希望。当然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代表会议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还不能说它已经发挥了党的代表会议所应该发挥的那种作用，即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会议的某些决议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相比，还显得过于保守。比如，关于党和政府领导人（从总书记到区委书记）的相互兼职的提案对人民而言，仿佛是晴天霹雳。甚至连斯大林，大家还记忆犹新，都不允许自己身兼这两种职权。人民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但是大多数代表却一致通过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提议。
正如我所说的，大会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比往常更认真地选举了代表，并且还是按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工作程序进行的。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拉祖莫夫在选举中大搞舞弊行为，为所欲为，干部的一切安排实际上都由他一人操纵的，因此，主观武断、阿谀奉承、诬陷迫害、任人唯亲，他无所不用其极。
我当时就好像被放逐，在建设委员会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和当局自然不愿意让我重返政坛。但我感到自己有能力重新开始工作，也有这种愿望。况且，我的处世原则不答应我无声无息地、不经过一番战斗就退出政治舞台。
我在1987年10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像过去一样，对全国人民依然没有公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总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国内一些党的组织推选我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因此，大会选举机构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阻挠我的当选。我是部长，职务相当高，一般而言，部长当选为会议代表是毫无疑问的。我了解到各部门都在准备选举自己的领导，只有我们这里没有，仅是一片沉默，当然，我有可能没被选为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的代表。起初，我没能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会那么大，但选举机构则在竭尽全力促成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久便明白了，我是唯一的一位没有被选为会议代表的部长。到那时，我才知道，一切竟是如此严峻。
我认为自己应该参加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假如党的机构搞阴谋诡计，操纵选举，将我与外界隔离开来，我是毫无办法的。起码我总有权利给某个人打电话吧，向戈尔巴乔夫或其他政治局成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我是中央委员，没有提我为代表，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
至少我自己要知道，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应该让我向人民解释10月全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其次，或许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以摆脱政治软禁，重新开始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一向认为，如今也是这样，即我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没犯任何政治错误。所以，我觉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讲台上，面向会议代表、全国的党员和人民，会有公正的结论。因此说，假如我未能被选为会议代表，对我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会议没有我而开幕，我简直不愿去猜想该怎么办。离开莫斯科，从电视上观看代表会议的召开？向拉祖莫夫要出席证？……不，这些主意我连想都不愿去想。我有义务成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别无任何选择。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莫斯科地区的企业都支持我，其它城市的一些机关团体也通过了推选我为党代表会议代表的决议。但选举机构却极力反对，这一切简直像最最令人窒息年代里那些传统的滑稽剧。尽管全国正处于改革的高潮，至少改革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
最后竟想出这样一个方法：党的基层组织选出得票多的候选人，然后把这个名单送交区委，在那里经过筛选以后送交市委，再筛选一次，最后提交给州委或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仅保留那些由上面事先规定好了的要在会议上发言和表决的一部分人。这个办法倒非常奏效，于是，“叶利钦”这个名字在通往最高一层机构的道路上便消失了。
正像我所说过的，莫斯科的选民表现非常积极，许多企业投了我的票，但有的地方还没有到市委这一级，也有个别的就在市委这里，将我的候选资格取消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许多党的基层组织都投了我的票——有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电动机械厂、乌拉尔化工厂、气动建筑机械制造厂及其他一些大型企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迫于这种强大的压力，通过了选举我为代表的决议。但并没有就此结束，还要经过下一关——州党委全体会议。那里对此事的反应非常强烈。
工人们以罢工相威胁，州党委全体会议没能通过决议，一直到紧张程度渐渐升级，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失去控制时，中央委员会才有人妥协。那时，全国正举行最后一轮区域一级的全会，州委全会在卡累利亚举行，我被选举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我当选为另外一个地区的代表，并不是像莫斯科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类地区的比较大的党组织的代表。对此，我的同情者们是不会容忍的。所以几乎是最后一天，我到了彼得罗扎沃茨克。会上，大家对我热情而友好，我走访了几个基层组织。这是个很好的地方，人也很好，尽管各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的、社会的……总之，我就这样成为卡累利亚选区党组织参加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13名代表中的一员。
这一段时间内还出现过几次严峻的情况。我曾经说过，在政治软禁期间，我的名字就从新闻媒介中消失了，叶利钦这个人简直也不存在了。西方记者不断地要求采访我。我曾经会见过3家美国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其中包括“CBS”。美国人为什么放弃太空计划，却热心于搞一个我的答记者问，而且已经炮制出来了，还闹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笑话，我琢磨不透这究竟是为什么。在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说过，我们（指同我），会将一切搞清楚的。假如我忘记了什么是党的纪律和我仍然是中央委员的话，我们就会提醒他注意。所讲的大致就是这个精神。
除此以外，还有过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插曲。就在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星火》杂志评论员阿列克塞·拉朵夫打来电话，他建议为杂志举行一个范围广泛的座谈会。尽管我很高兴这家国内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我每期都读）甘冒风险刊登我的答记者问，但我仍然不能同意。我对他说：“我们能谈很长时间，您准备好座谈会，然后我们再一起认真地整理谈话内容，但最后一切都会被禁止公开发表”。拉朵夫态度很坚决，说《星火》杂志是家有影响的杂志，保证不会将有关内容透露给任何人，总编B·卡洛基奇将亲自保管好最主要的资料。总之，他说服了我，我还是答应了。我们的确为这次谈话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是中央10月全会之后我第一次在苏联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对此十分认真。当一切准备就绪时，这也毫不奇怪，拉朵夫来到我这里，神情沮丧地通知我说，《星火》杂志上的答记者问已经被取消。卡洛基奇决定将这个材料反映给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要求不得将它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听到这消息，我并不感到非常意外，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当然了，为此心情也很坏。在自己的国家里要变成一个哑巴，不能向外界作出解释，或者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精神上为此感到特别压抑。在这种情形下，最令人惊讶的是，卡洛基奇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说，他没有发表和我的谈话记录是由于它的内容似乎不太理想，我所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杂志感兴趣的，其中很少谈到自己目前的工作，总之，这次谈话还需要做更周密的准备……简而言之，总编决定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给中央委员会打个圆场。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不明白，对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即使总书记也与其相左，而不信守诺言是不道德的？捍卫言论自由这个人类的普遍准则不正是他，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吗？然而不是，他耍了滑头，杜撰出个什么理由来，没说明事情的真相……如果心中胆怯，害怕出事，那就干脆保持沉默算了。这样做才对。
党代表会议开幕时间日益临近了，我显得有些不安，脾气暴躁。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但令人愉快的不多，坦率地讲，那段时间我差不多忘了好消息是怎么一回事。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大厅开幕。当我参加第一次会议时，心情非常激动。遭受了这么多流言蜚语，又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抵制”以后，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当然非常清楚，人们会有各式各样的反应。有很多觉得好奇的人只是想瞧瞧我，这些人的目光让我讨厌。我感觉自己简直成了动物园里的大象……一个老熟人发现我在看他，便懦弱地将目光移到一边，生怕不小心碰上“麻风病人”。在这种情形下我感到非常不自然，像是被追捕一般，所以在会议休息时，尽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当然，也有一些人若无其事地走到我面前，询问一下近况如何，他们用语言、用微笑、用目光来表示对我的支持。
卡累利亚自治共和国代表团坐在离楼座很远、很远的地方，头和天花板仅相隔两米左右。主席台上的人依稀可见。代表在陆续发言，像往常一样，有的很吸引人，听众时时发出阵阵笑声，但多数的发言是预先准备好的、充满了清规戒律，由大会秘书处修订过的。
毕竟党代表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在第一阶段的党的会议上，对某些决议的表决持“赞成”的并不像原来那样，全体一致通过。我自己准备了一篇充满火药味的发言稿。我打算在发言中提出为我恢复政治名誉的问题。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结束之后，支持我的信件铺天盖地而来，其中有不少人指责我有一点做得不对：为什么要请求党代表会议恢复政治名誉呢？他们质问我说：“谁能获得多数票便会当选为会议代表？会议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您还不知道吗？难道能向这些人请求些什么吗？”可能是列宁格勒的一位工程师写道：瓦兰特在《玛斯捷尔和玛格丽塔岛》一书中对布尔加科夫说，任何时候也不应向任何人索要任何东西……可您却忘记了这条神圣的戒律。
我以为向代表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其重要意义在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告诉公众，把我的发言当成是政治错误的中央十月全会的决议本身才是一个政治错误，应该予取消。此事能否实现我不抱太大幻想，但总希望这样。
好在人民总算给我平了反。在人民代表选举中90％的莫斯科人投了我的票，没有比这种恢复名誉的形式更具有说服力的了。10月全会的决议能否取消已没有多大意义。我想现在这件事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和党中央而言，倒是意义非常重大。
我又前进了一步。如今还应该争取得到发言的权力。我明白，有人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走上讲台发言。组织大会的人不难想到，这将会是一篇措辞严厉的发言，不会符合他们的口味。
事实正是这样。1天、2天、3天、4天，到了大会发言的最后1天。我考虑着该怎么办——如何能够发言。发言者的名单很长，其中都是些习惯于唱赞歌的人，不用看名单我也能猜得出是哪些人。我递上去一张纸条，——没有回音，又递上去一张——仍没有反应，于是我决定冲上讲台。尤其是在离休会还有40来分钟时，大会主席宣布，下午会议将要转入通过各种决议阶段。我的这个想法更强烈了。当听到发言名单里没有我的姓名时，我决定作出这迫不得已的一步。我走到卡累利亚自治共和国代表团那儿：“同志们，我只有一条出路——冲上讲台去。”大家同意了，因此我便沿着长长的阶梯朝直通讲台过道的小门走去。到了那儿，我请大会工作人员打开门。应当说，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还不错——他们推开两扇门，我拿出红色的代表证，举过头顶，迈着坚定的步伐，顺着这条长长的通道，径直向主席团走去。
当我走到大厅中央时，全场都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了，主席团也不例外。这时正在发言的是塔吉克的代表，他停止了发言。整个会场上呈现出一片骇人的寂静。就在这种情形下，我举起拿着红色代表证的那只手，两眼盯着戈尔巴乔夫，朝前走去，步伐蹬蹬有力。我感受到5000多人的呼吸声，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投来目光。走到主席台前，登上三排座位，向着戈尔巴乔夫走去，手持证件，直逼他的眼光，以坚定的口吻说：“我请求发言。或者是请您就此事提请大会表决。”他显然有点不知所措，我就站在那里等着。最终他说了一句：“请坐到第一排去。”我在讲台旁的第一排坐下了。只见这时政治局委员们相互在商量和低声交谈，此后，戈尔巴乔夫叫来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他们低声商量了一会儿，那位主任走开了，稍后有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我跟前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到主席团办公室去一下，那里有人要跟您谈谈”。我问道：“谁想跟我谈？”——“不知道”。我说：“不，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就坐在这儿。”他走开了。办公厅主任重新和主席团的人商量起来，他们又匆匆忙忙地嘀咕了一阵子。接着那个人又走过来说：“一位领导现在与您一起去”。
我明白，走出大厅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出去了，那扇门就不会再给我打开了。我说道：“好，我可以出去，我得看看主席团的哪一位出来。”我悄悄地顺通道走去，但第一排有人低声劝我别退出大厅。离出口三四米远的地方，我停了下来，向主席台望去。在我旁边的是记者组，他们也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千万别出大厅！”我自己也意识到确实不能出去。主席台上没人站起来。发言人在继续说。又是那位同志走过来说，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允许您发言，但应先回到卡累利亚代表团那儿去。我清楚，当我走到那里再想回来时，就该讨论别的议题了，也不会让我发言了。所以我告诉他说：不必了，我已得到代表团的允许，用不着回去了。第一排正好有个位子，我喜欢坐在那儿。我迅速转过身去，又坐回主席台中央去，就在第一排过道的旁边，正对着戈尔巴乔夫。
他真心想让我上讲台发言吗，或许是后来他想到，假如他提出就此表决，那么代表们肯定会支持我发言，这样一来，他就被动了。在总结发言后，他宣布让我发言，并补充说，休会以后我们将转入通过决议这项议程。
本来，我曾预料过几种可能如果安全人员不给我打开门，或许是主席团说服我退出了大厅，再要么是戈尔巴乔夫利用自己的压力和威望让大会停止讨论，那又该怎么办呢？不知为什么至今我还那么相信自己迟早会发言的。可能当时我最好应该直接向会议代表呼吁，他们就会同意我发言了。我要说的话，甚至连那些对我反感的人、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许谴责我的人听到后也会感兴趣的。我感觉到了大厅里的情绪，当时便深信会给我发言的机会。
我走上讲台。全场寂然无声，静得令人都不敢大声喘气。我开始发言，以下内容引自大会的速记报告稿。
代表同志们！首先我应该回答在这里就一系列问题发表过讲话的扎戈依诺夫代表同志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我向国外电视广播公司发表谈话，而不对苏联新闻界？我的回答是：最早请求采访我的是苏联新闻社。我早在向外国电视广播公司发表谈话以前很久就发表谈话了。但那次谈话记录在《莫斯科新闻》上没能发表。
新闻社第二次提出采访比较晚了，可以说，对这次谈话他们也没有保证会发表。《星火》杂志编辑部提出采访的请求也是在此以前。我谈了两个小时。尽管已过去了一个半月，谈话内容仍没有发表。据卡洛基奇说，这事没能得到批准。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莫斯科市委组织全会上的发言是那样“前言不搭后语”？我的答案是：当时我患了重病，被困在床上，医生不允许，我也不可能离床站起来。离开会还有一个半钟头的时候让我去参加会议。医生按量给我服了药。我坐在会场上，身体某个部位感到麻木，说起话来实际上也太不方便了。
接着往下谈。我接到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受我国领导人委托，将就党代表会议一事，出面举行一系列外国电视广播公司记者招待会。他们让我接受几家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
要求采访的共有15家电视广播公司。我答应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拉夫钦克同志能够如期接受二、三家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不能再多了。后来，我从电传电报委员会得知确定了3家电视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BBC ），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接受了这3家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提问和回答没用多长时间。对一些不友好的问题，即不利于我们国家和党，并有损于其威望的，我都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下面是和利加乔夫同志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在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方面，在改革的任务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我与他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之间的某些不同之处表现在改革中的具体政策，在社会公正和其工作作风问题上。细节就不过多解释了。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认为，假如另外一个人处在利加乔夫同志的位置上，改革的速度就能够加快？”我回答：“是的”。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曲解了我所说的话，播发了我的驳斥声明和由该公司副董事长签署的道歉信。
索洛缅采夫同志紧接着将我叫去，要求我作出解释。我对为了这个问题召我去一事表示愤慨并对有关发表谈话向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口头回答。企图从党章中找我的错，办不到。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毫无过错。录有全部讲话的磁带是通过我们的翻译转给索洛缅采夫同志的。要拿我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但在记忆里留下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阴影。
现在我正式发言。
代表同志们！鉴于民主的逐步弱化，大会的主要议题，正如其所设想的一样，是党内的民主化。当然，还要讨论当前整个社会改革和更新的迫切问题。这次会议在筹备阶段就已经引起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不同寻常的兴趣和希望，改革使人民振奋起来。很明显，改革应该从党开始，然后像以前一样，她便带动起所有其他的人。可恰恰是从改革的观点来看，党落伍了。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会议应该很早以前就应召开的。
但是，甚至现在做各种准备工作都显得匆匆忙忙。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会议提纲也公布太晚了。关于政治体制在报告中也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来。对会议提纲的制定，没有吸收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广泛参与。在我们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汇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通盘考虑所有切实可行的建议。
尽管拉祖莫夫同志在《真理报》上竭力让大家相信，代表的选举是民主的，但是，在一系列组织中，选代表依然是按照老框框进行的，这再一次说明高层机关没有得到改组。
会议本身的讨论进行得非常有意思。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将通过哪些决议？它们能不能让全国的共产党员及整个社会满意？根据第一天的情况来看，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或许可以说是压抑感。可会议上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活跃起来了，代表的发言也越来越有意思。这在通过的决议中已经体现出来。
我想根据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报告，对有关中央委员会的基本提纲发表一些见解和提出建议。
关于政治体制。我认为，应该在党内和社会内部造就这样一种机制，它可以防止错误，防止过去那一类让国家倒退了数十年的重大错误；不制造“领袖人物”和搞“领袖制”；真正创造出人民的权力，并为此提供可靠的保证。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报告中关于党委第一书记的职能能够和苏维埃政府机关的职能合并的提议对代表们而言，很出乎意料。所以，一位工人在发言中说，他“至今还不清楚”。作为部长，我也能够说，不清楚。弄明白还需要时间。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不妨提议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全民投票。
关于选举的提议：选举应当是普遍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其中包括中央书记、总书记；自下而上的，由各州常委或在政治局成员中，由全体共产党员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选举（似乎要进行两级选举）。这也同样适用于最高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毫无例外地，特别是对于最高层，限定任职两期。只能在前期工作有实际效果时才选举连任第二期。对这些机关的任职年龄要有明确的限制，其中政治局不得超过65岁。关于任期从上次选举算起，而年龄应从当年算起。
我们党和整个社会已经发展到能够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而改革只能从中得到好处。
以上所说，依我来看，这并不是某些人所提倡的两党制，才是反对搞个人迷信的保障。个人崇拜现象用不了10——15年时间，一旦有土壤，马上就会滋生出来。我想我们现在就应当预防，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因为对列宁主义原则的藐视，已经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应该有一系列得到党章或法律认可的严格的预防措施。
很多国家制定了这种法律程序：国家首脑一旦离职，整个领导也就下台。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习惯于怪罪死人。并且，这样做是不会遭到报复的。如今就是这种情况：把造成停滞的一切过错都推到勃列日涅夫一人身上。但在政治局里呆了10年、15到20年，乃至今日还留在政治局里的人当时干什么去了？每一次都对各种计划进行表决。为什么在因为中央机关的放任，一个人便可以决定党、国家、社会主义命运的时候他们全都不说话呢？一直表决到一个人获得5枚金星勋章，而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危机。为什么还推选出契尔年科这样一个病人呢？党的检查委员会仅仅惩办多少有些背离党内生活准则的现象，却对行贿、受贿，给国家造成数以百万计卢布损失以及有其它一些犯罪行为的共和国、州的重要领导人，竟不敢去追究呢？并且是掌握其中某些人的内情的。应该说，索洛缅采夫对因为受贿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人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已引起人们的忧虑。
我认为，政治局的某些成员作为集体机构的成员是有罪的，他们骗取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信任，他们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把国家和党搞到了这种地步？在回答了这一问题以后，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掌声）这种做法比死后再进行批判，然后再去移葬要人道得多。
今后应该作出这种规定：总书记易人，政治局也随着改组，刚刚进入政治局的人除外，中央机关基本上也需要更新。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长期陷到行政事务的圈子里去，也就不会在死后才受到批判，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务必对党负责，包括对整个经选举产生出来的机构负责。
还有一点。总书记在其表达得很明白的声明中说，在我们国家里，不存在可以不受批评的禁区和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禁区和界限还是有的。稍微超越这一界限提出批评，就会马上被警告说：“不许动！”结果是，甚至连中央委员都不敢讲出自己对领导层的个人意见，倘若这种意见不同于报告的观点的话。
这是最为有害的事了，它扭曲了人的良心和个性，习惯于对每个提案“发表意见”时举起手：一致“同意”。本届大会可以说是这种习俗的第一个例外。如今，领导机关所推行的政策，事实上仍然保持着其不可侵犯性，哪怕在今天也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应该接受报告中提出的成立由中央委员组成各种委员会的建议。没有经过这些委员会的研究和同意就不能通过党中央的任何一个原则性决议。但是目前，实际上，一些决定不是中央委员会制订的，而是它的机关炮制的，因此其中许多决议立刻就流产了。重要的草案应提交全党和全国人民讨论，并进行全民投票。通常这不包括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联合决议。
是的，我们为社会主义而感到自豪，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到自豪，但不能骄傲自满。要知道，70年来，一些重大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如人民吃饭穿衣、公共福利设施、社会问题。社会的改革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改革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为改革所付出的劳动和努力还远远不够。改革艰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口号空喊多，实际效果少。没有对产生社会停滞这一原因有足够的剖析；没有对社会当前形势进行剖析；没有对党犯错误和失策的历史进行深刻地剖析就匆忙宣布要改革。改革的结果又怎么样呢？3年来并没能解决任何一个让人感觉得到的，现实的问题，并且也没有取得革命性的变革。
在进行改革之中，应该提出的目标界限不仅仅是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现在多数人对那时将会得到什么和有可能得到什么不感兴趣），而需要每隔2——3年就提出并真正解决1——2个涉及到人民福利的问题。不要将资源、种子、人们的精力等分散用于其他方面，而应该集中在这方面。那样，人们的信心就会猛增，就会相信社会改革是在进行，并在取得成果，它是不可逆转的，人民还将更快地解决其他问题。目前，人们的信心还时时在动摇不定。现在，一切还在言语的感召之下——这还可挽救。到将来——这就会有失去方向，失去政治稳定的危险。
关于党的公开性问题。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这可不像机器零件有统一的规格）。存在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不仅不会破坏、而且只能加强党的统一。党是为人民的，所以人民应当知道党所做的一切。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这样。除了含有国家机密的问题之外，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详细报告也应该让人民了解。可以了解领导人的知识、生活和经历，他们在做些什么，有多大收获，每位高层领导所分管的工作部门取得了哪些成就。也可以定期发表电视讲话，公布吸收党员的情况，总结中央委员会处理人民来信的情况等等。总之，这是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道德水准的全党社会学。应该是对所有人都进行公开，而不是进行保密。
也存在这样的“禁区”和“保密”问题，比如党内预算的财政问题。党章中规定：如何使用党的经费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也就是说，不是由机关，而是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可这些问题在中央全会上从来没有讨论过。我建议：将来一定要这么做。因为党的经费（这是数亿卢布的数目）用在什么地方，中央委员会不知道，其他党员也不清楚。监察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就此事作出报告，看来它也没有接触财务问题。
譬如，我知道中央委员会从莫斯科市委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党组织那里收走过几百万卢布。但这笔钱做什么用了呢？我不知道。除了合理的支出之外，我只看到建造了一些豪华的住宅、别墅以及那些非常气派的疗养院。当其他国家政党代表团来到这些地方，我们都会感到惭愧。本该把这笔钱用来帮助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包括支付其领导人的工资。更让我震惊的是，某些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因营私舞弊、行贿受贿、弄虚作假而堕落，或者就是品行不端、道德败坏、骄傲自满，损坏了党内的同志关系。
勃列日涅夫时期最高层的腐化已遍及很多地区，对此造成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和轻视。腐败现象比某些人想像的要严重得多。我明白在莫斯科肯定有着黑手党。
再谈谈社会主义问题。当然，某些重大的问题，我们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都已经解决了。但还有某些没能解决的，它们引起公众的愤慨，降低了党的威信，也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度。
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短缺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应该同等程度地感受到这种短缺。（掌声）对社会劳动投入有差异，获得的报酬也应有所不同。应该取消对那些所谓“饥饿的官员们”所实行的食品“特供”。消灭社会中的特权，不管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从我们的词汇中废除“特殊供应”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特殊的共产党员。
我认为这非常有益于党的工作者去对人们做工作，非常有益于改革。
党的机关整顿与精简问题。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号召在党这样庞大的机关的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实现。我建议将党的州委一级的机关精简1/2——2/3，把党中央一级精简到1/6——1/10，并取消各专业部门。
我想谈谈青年问题。大会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简直只字未提。报告中谈了很多，我支持通过一个关于青年问题的专门决议的提案。社会主义的革新主要不是靠我们，而是要依靠青年来完成。应该大胆地教给他们驾驭各种事物发展过程的本领，应当大胆地将各级领导职务交给青年。
代表同志们！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想请求讨论恢复我在中央10月全会之后的政治名誉的问题（会场上响起喧哗声）。倘若你们认为时间不允许，那我就讲到这里算了。
戈尔巴乔夫发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大家让你讲（掌声）。我想，让我们揭开叶利钦事件的秘密吧。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把他认为应该讲的话都讲出来。而我们之间假如有什么必须要讲的话，我们还可以以后再谈。请吧！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叶利钦：代表同志们！经过50年之后，恢复名誉如今已成了习惯。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健康化。但是，我个人请求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恢复政治名誉。我以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从报告和发言中所宣称意见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批评自由和容许反对者来看也是如此。
你们清楚，我在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上的发言已由全会通过决议，称之为有“政治错误”。但是我在那次全会上提出来的其他问题不止一次地见诸于报端，都是由共产党员提出的。这几天来，就在这个讲台上，在报告中，在发言中差不多一直在谈论这些问题。我认为自己那个发言唯一的错误就是不合时宜——不该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前夕提出这些问题。
看来，我们大家都该掌握政治辩论的规则，允许不同意见者讲话，应该像列宁所做的那样，不要马上给人扣帽子，视为叛逆者。
代表同志们！我在苏共中央10月全会（1987年）上所说的问题，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和我本人的发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生的这件事对我震动非常大，我请求代表会议撤销那次全会就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决议。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撤销，那也就在共产党员的心目中恢复了我的名誉。这不只是个人的事，这符合改革的精神，是民主的具体表现，我想它会促进改革，增强人民的信心。
是的，社会的更新是艰难的。但我们已经有进步，即使还不大。生活本身迫使我们只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掌声）
我讲完了。发言时心情够紧张的，不过我觉得自己抑制住了自己，克制住了内心的激动。因此所有想说和应该说的都说了。听众的反应也还不错，起码掌声一直持续到我走出大厅，朝楼上卡累利亚代表团所在的座位上走去才结束。这时宣布休会。代表团的同志们热情地走过来，有的面带微笑，有的与我握手表示支持。我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走出大厅，代表们和记者将我围了起来，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毫无疑问，休息之后我和代表团坐在一起。根据会议议程，现在要通过会议的决议和其他一些决定。原来休会是为了对我和我的发言准备进行攻击。合起伙来要对我发起攻击。
利加乔夫的讲话让人难忘。后来它被人们视为诸如趣闻、笑料、滑稽戏、讽刺小品等类的东西来传诵。他的讲话甚至不得不修改成速记稿刊登出来。国家的主要理论家说出来的话竟如此平庸乏味。他什么帽子都给我扣上了，什么谎言都用上了，尽管他是那样声嘶力竭，也没成什么气候，一切过去之后，只给人留下一个不文明的印象。
我感觉正是在这个发言以后，他的政治前途迅速结束了。他自己给自己致命的一击，这让他永远也无法恢复元气。他本应该在党代会之后就提出辞职，但他不想这样做。反正都一样了。从此以后，他只能引起众人的令其羞愧的嘲笑。
再一个发言的是鲁金。莫斯科市无产者区党委年轻的第一书记。他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光荣任务，尽力往我身上栽赃。后来，我常常替他着想：他今后活着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他最后还是认为他带着他的良心今后会生活得很光彩，他的良心是“久经锻炼”的。这类年轻人喜欢追名逐利，只顾往上爬，说了那么多谎言，竟到了干脆连良心也不要了的地步。
下一个发言的是切基列夫。奥尔忠尼启则工厂经理。他炮制了一个关于第一书记的故事，这位书记好像由于我的缘故从高层楼上掉了下来。另外，他还胡说了许多。我听着发言，不清楚，这究竟是噩梦、还是现实。我去过他的工厂，有一次和帕尼乔夫部长一起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按照习惯，参观了食堂，生活福利设施。会见结束时我谈了自己的见解，这位经理好像是同意的，而在这里他却突然变了。他胡说八道，简直让我无法引述。撒谎、不说实话。我心里当然十分难受。
一位名叫B. A.伏尔科夫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人没有按正常的发言顺序走上讲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说了我一些好话。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位伏尔科夫。他冲动而真挚的发言，是对不公正的反击唯一富有同情心的反应。那位手足失措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鲍贝京过了几分钟给主席团递了一张条子。我援引他纸条上的原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组织代表团完全支持苏共中央10月全会（1987年）对叶利钦同志的问题所作出的决定。谁也没有授权要伏尔科夫同志以代表名义发言。他的发言受到全团代表的谴责。以代表团的名义——州党委第一书记鲍贝京。”但他并没有征求代表团的意见。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戈尔巴乔夫也谈了不少有关我的问题。他毕竟还不那么随随便便，不负责任。
所有坐在我旁边的人连转过头看我一眼都没敢。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从楼座看着讲台，感觉到自己因为这一切马上就要失去知觉了……看到我这种情况，在台阶上值勤的小伙子跑过来，唤来了医生，他们给我打了一针，好让我继续坚持到会议结束。我回到家中。这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痛苦。所发生的一切在心中燃烧，在眼前晃动着……
我艰难地经受住了这一切，非常艰难。连续两夜没有合眼，回忆着、思索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是谁非？……我感觉一切都已经结束。我无处为自己辩护，也不再想了。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实况，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作了转播。我想洗刷掉泼在我身上的脏水，但没有做到。他们鞭挞了我一顿，他们胜利了，我想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时，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想法。我不想再斗争，不想再解释，什么也不想做，只求忘掉这一切，让我平静下来。
后来，人们很快就向国家建委，我工作的地方，打来电报和写信，并非以十、以百计算，而是以几口袋、几千来计算，它们发自全国各地，最遥远的角落。这简直成为全民的支持，真令人难以置信。人们给我送来蜂蜜、草药、马林果酱，给我按摩等等、等等，盼望我治好病，再也不要生病了；安慰我不必理睬那些对我的诽谤，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它们；希望我振奋起精神，继续为改革而奋斗。
这么多感人至深、充满善意和温暖的信件，并且是来自完全不相识的人，我简直没法相信。我问自己，原因何在，这为什么？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明白这些真挚的感情来自何方。饱经忧患的我国人民绝不能无动于衷、毫无怜悯之心地眼看着一个人被随意侮辱。这种赤裸裸的不公正激怒了全体人民，他们发来这些给人以希望的信件，并且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完全能够依靠他们重新站立起来。
我一定会继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