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全部情形。持续了好几个月的马拉松式竞选活动总算结束了。我也说不出自己哪一种感觉最为明显,是疲倦呢,还是轻松?……
有人后来将精确统计的选举结果告诉我。有89. 6%的选举人投了我的票。当然,这并非一种完全正常的数字。在文明的,也就是说在人道的选举中,数字应该更小一些。但在我们这里已将人们引导到这种境地,让他们竭力去责难、诽谤我,阻止我在这种选举中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的说法:不是投票赞成叶利钦,而是投票反对党政机关。这样提出问题看来是要让我下不了台,但我觉得这样也好。这就是说,我最终没有白白地展开这场力不从心的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斗争。假如将对机关的异议与叶利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议也就是我在党中央10月全会和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所表述的思想。
我很想停下来,喘口气,作一些回顾。过分的奔波劳碌已让我心烦意乱、精疲力竭,但一点也没有收获。而新的烦恼和困难又压到了我的身上。
我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递交了辞呈,要求解除我目前担任的部长职务。因根据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能同时兼任部长。结果,从今天起,我成为一名没有正式公职的人。
在家中,每天电话铃声不断——几十次,几百次的电话:全都是道贺、祝愿和表示亲热的……,迫不得已,我与纳伊娜商定暂时离开莫斯科两周,好躲开这一切应酬。
我仍然是非常疲倦,很想好好休息一下……
有时我觉得,我经历了三段不同的生活。第一段,虽然也十分紧张、复杂,但毕竟与其他人的生活差不多少——学习、工作、组建家庭、担任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的领导。这一阶段一直到召开中央10月全会时结束。当周围处于一片真空、死水一潭时,我走上了一条政治流亡者的道路。这就是我在第二阶段的生活。此时我与别人断绝了联系,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活动家为自己的生存而开展了一场斗争。被选为人民代表,获得胜利的这一天,是我第三阶段的生活(我的第三次诞生)的开始。从那时起到今天还不到一年。倘若说,我前两个阶段的情况还鲜为人知的话,那么在选举之后,与我有关的一切事情——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工作、建立跨地区代表小组、访问美国、损害我名誉的各种企图,等等——所有这一切活动都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和不为他人所知的事情。
不过,因为这几个月里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与我有关的事情,不谈谈这些事情也不行。
下面就开始按顺序来讲。
在选举取得这样令人信服的胜利以后,有一些谣言广泛流传,说什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会反对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不清楚,这些谣言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源于因胜利而激动万分的我的拥护者呢,还是相反,来自极端害怕莫斯科人强烈反应的我的对手。但无论如何,这些谣言还在街头巷尾继续不停地流传着。
对此我抱什么态度?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种观点。我非常实际地考虑了那时国内形成的政治形势,相当精确地估计到人民代表大会上未来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力量对比。在这方面我既不幻想也不自负。当然,我也懂得,我在大会上的形象将会让戈尔巴乔夫感到非常不安,他很想知道,我究竟要干什么。
大约在大会开幕前一周,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提出要会见我,进行交谈。会见持续了近1小时。在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首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当然,交谈是非常紧张的,最近积压在我心头的许多东西,我都对他谈了。个人的一些问题一般不会令我困惑。但国家在坍塌——这是令人震惊的。机关官僚主义的角逐过去就存在,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部权力都掌握在机关人员的手中,即便是一点点权力也不敢让给人民代表大会。我一直在敲警钟——您,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愿意与谁,与人民抑或是与将把国家引向深渊边缘的制度站在一起?……
他坚定而果断地做了回答。但我们交谈得愈多,我们之间互不理解的壁垒就变得愈厚。看来目前个人间的接触已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会产生信任的关系。当这些都已非常明确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降低了调子,减小了压力问我今后的计划,我准备干什么,打算投身到未来的哪种工作中去。我立刻回答:大会将决定一切。戈尔巴乔夫很不喜欢这个回答,他依然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保证。因而,继续问我,我怎样看待经济工作,或许,在索夫明地区的工作会使我感兴趣?但我仍强调了自己的意见——大会将决定一切。也许,我是正确的,想在大会之前谈论什么重大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的回答令戈尔巴乔夫愤怒,他想知道我的一些意图。看来,他似乎认为,我有什么隐瞒了他。我襟怀坦白地讲,我没有预先拟制过什么规划,只是到大会开完以后,才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就这样,我们俩就分手了。
第二天,一些新的传闻又在全莫斯科逐渐传开了。这里的新闻媒介想必又要替我们国内的这些传闻大做文章了。在缺少真实的(甚至包括假的)消息时,人们靠传闻活着。这是苏联最主要的“通讯社”,甚至比塔斯社更为重要。我确信,要是有人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这些传闻的本质,其产生和传播的机制,肯定会写出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籍来。
这一次,传闻宣称,戈尔巴乔夫真的会见了叶利钦,并提出要他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但叶利钦不同意,因为他想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时戈尔巴乔夫被迫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职务,他仍然不同意。这时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他放弃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叶利钦对这一点倒同意了。
传闻大致以这种方式或类似于此的方式,还有某些其他方式从四面八方传到我这儿来,我只得摇头,真惊讶这些人的想像力。
很快,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了。关于这次会议,我准备简单地谈一下。因为任何对大会感兴趣的人只要注意到大会的进程,我可以了解其详细情况。原则上戈尔巴乔夫已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通过电视直接转播大会工作情况。大会开会期间似乎全国都在密切注视着大会的激烈讨论。10天的大会让人们在政治上学到很多东西。
大会开幕时,人们是一个样,到闭会时,他们已完全变成为另一个样了。但愿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以消极态度来对待人民代表大会的总结,也不要因失掉按要求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的机会而烦恼、伤心。但是,主要的事情却发生了。人民,几乎所有的人民都从昏睡中觉醒了。
对我而言,和以往一样,每迈进一步都会碰到意外的事故。在辩论中,当说到怎样从人民代表中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时,我竭力主张差额选举。老实承认,我内心很希望大家选举我进最高苏维埃,但经理智思考后又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对这一届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不可能期望过高。谁也不会期望,不久前刚倒向我们一边的温和而驯服的多数派会抨击所有不合领导口味的议案,可这种事真的就发生了。前几次表决表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怎样有效地指挥着大会。最高苏维埃选举证明,绝对多数派在著名人物的入选上设置了障碍。他们不选举萨哈罗夫、切尔尼琴科、波波夫、什梅廖夫,以及所有今天受尊敬的、杰出的、有威望的代表。在此很难一一列举在大会选举中落选的人,而这些人是很多的。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有过半数的代表投了我的票,但从票数来看,我比我的一些同事要少。我没有因此而难过。现在谈论这个并非为了显示我的自制力。不是的,根本不可能期望有其他结果。如果这届大会很快选举我进最高苏维埃,那我却会感到十分惊讶。事物是按自然进程发展的。戈尔巴乔夫自己将自己逼入困境,我如今有兴趣想看看戈尔巴乔夫将怎样设法摆脱这个困境。
自然,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因为我被弄到这个地步,形势最终可能会出现爆炸性危险。莫斯科人认为,选举结果是对千百万人民呼声的一种蛮横无理的蔑视。晚上自发地进行了群众集会。有时这里,有时那里喊口号,提出了举行政治罢工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没能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此时已不能再采取什么措施来补救了,选举结果早已经通过了。
但就像实际生活时常出现的那样,最终还是出来一个人,他居然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这一次,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克成了这样一位救命人。大家本来已将他选进了最高苏维埃,但他却放弃了候选人资格,这自然对我有利。因此,大会需要通过这项更替议案。当大厅里,大家都举起手时,戈尔巴乔夫已经看到,议案在通过,在他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掩饰的轻松。
这样,我就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而关于未来工作的问题自然就没有意义了。过了几天,又选我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建筑委员会主席。因为这个缘故,我又进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关于大会的情况可以讲更多时间。在大会欺间出现过许多富有戏剧性的、动人的、十分尖锐的事件。我再次重申,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对于世界这1/6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全世界远非漠不关心的……因此,我不想更详尽地谈论这些事件。在此以后,生活又向前迈进了。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工作几乎进行了两个月。组织了建筑委员会;了解到在实现代表职能上的一片紊乱情况—没有办公室和接待选举人的场地;翻阅了关于设立代表助理秘书的莫名其妙的提案;弄清了最高苏维埃机构压制代表的情形。总而言之,都是我们因袭下来的恶劣作风。我们都在学习,我们才进了议会这个大学校的一年级,而当我进大学时,才惊奇地感觉到这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呀!
在夏季发生的重要事件中有一件是矿工罢工。罢工推动了整个国家。温顺、受恐吓、甘当傀儡的工人阶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相信,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走上舞台的是另一个工人阶级,他们尊重自己、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劳动。当然,也有很多人,和过去一样胆怯、疲劳、战战兢兢地看着领导,这种恐惧感已渗透到我们的基因里,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工人,他们挺起腰杆,善于用脑。他们的人数一天天地在增加。这些工人领导了罢工委员会,成千上万的矿工站在了他们一边。
此次,莫斯科的反应是准确而迅速的。几天来,报纸先是以激怒和敦促的口吻报道罢工工人所提出的要求。随后又很快地在报纸各论坛和所有版面上发表了全面支持矿工所持立场的消息。当然,如果仅仅是一个地区罢了工,那反应会是相反的。但这次全国矿工联合起来了,这就让罢工成功了。
很可惜,雷日科夫和他的新班子到底没能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这个时候,他本来有可能给指挥管理系统以致命的打击。最高苏维埃和社会舆论也都准备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但这时再次提出了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案,这仅能解决一个部门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积极参与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建立跨地区代表小组的问题。
我认为,1989年7月29——30日,应该载入我们社会改革的史册。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召开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意见一致、全体一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对代表们施加了史无前例的压力,尽管在克里姆林宫众多的会议厅中找不到举行这样会议的场所;尽管他们称我们为分裂主义者、派别活动分子、独裁者等等,谩骂语言举不胜举。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国家今天发生的一切已到了大崩溃的边缘了。折中办法、半步半步的行动并不能挽救危局。只有采取坚决的根本的措施才能够挽救危局。只有采取坚决的、彻底的措施才能够把我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我们准备把那些先进代表在选举前制订的纲领中宣布的观点和一切为摆脱困难而提出的好建议,综合归纳到跨地区代表小组的纲领纪要中去。我们已经进行了代表小组领导人的选举。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5人被选举为代表小组的主席。
在此书中,我不准备讲过多理论。但也许已到了说明我赞成下面纲领的时候了,这个纲领也为许多参加跨地区代表小组的代表所赞同。
好像怪得很,那些把大家分成所谓右派和左派的、带有原则性的论点并不多。或许最重要的一条是所有制问题。承认财产的私人或个体(谁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占有,就会摧毁财产的国家垄断主义赖以存在的主要堡垒和与国家垄断主义有关的一切,如国家政权、人与自己的劳动分离等等。也同样重要的第二条是土地问题。“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今天比70多年前还要迫切。只有土地上存在主人,国家才能丰衣足食。还有政权的分权化、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和现实主权。此后,民族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将会得到解决。要消除对企业和劳动集体在经济、金融、经营管理方面自主性的一切限制。要整顿国家的财政。这种整顿还要结合我上面说的那些办法,而且还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财政措施,以防止卢布的彻底崩毁。
在这儿,我不想更多地展开谈。在跨地区代表小组中有像什梅廖夫和波波夫这样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已说明了为挽救我国财政金融要采取的一套最为紧迫的措施。
为什么我总是站在那些对马上实行多党制的口号持非常冷静态度的人那一边?因为多党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久之前就存在几个党,那里社会主义直到最后还是兵营式的,连一些细枝末节都是勃列日涅夫—斯大林样子的。现在社会主义在那里倒闭了,但多党制却和此事完全无关。在北朝鲜也有许多党派。
因此要想达到真正的、文明的多党制,它们还需要发展壮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目前暂时还不存在多党制。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统一的、无可战胜的党。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在一个共产党内就有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和利加乔夫,萨姆索诺夫代表和弗拉索夫代表,他们不论在观点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完全对立的。这就是说,我们在观念上完全乱了,根本不明白了什么是党。因此,我建议,尽快制订一部有关政党法律。该法要规定以下条文:党是社会的一部分,不是国家;公民有组织社会团体和政党的自由。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宗教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斯大林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唯一的甚至连教会也要屈服于自己的国家。经历了好几十年来最残酷的打击,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教会直到现在才开始清醒过来。在如今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到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教会神职人员报告说,自己的教民都到党的机关和克格勃那里去。还有竟会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拒绝希腊—天主教徒登记的情况。这些情况不是说明教会在衰败,而是说明,当社会患病时,它的所有成员也不会健康。今天教会开始恢复。我相信,现在已到了教会用全人类所创造的不朽东西来帮助社会的时候了。因为宗教宣扬说,不要杀害,而要爱护自己最亲近的一切,这是在最危急的关头帮助我们坚持下来的道德原则。
信仰自由原则已载入我国宪法。怎样真正地体现这条原则,我们也很明白。只要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还没有落实;只要人还没有成为社会最可贵的财富(我们这里正好相反,我们党的官僚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国家),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就依然只是一句空话。我们大家还在给这个国家服务。我希望,在任何情况下,我现在正在做和将来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数得过来的月份,星期和时日中结束这种服务。
关于克格勃、军队和内务部,自然,对这些机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很明白的。这些威武的组织过去一直是国家制度的支柱。在极权制度下,他们的作用和威力增加了许多许多倍。这三个组织,没有一个不是改革的基础性力量。因此当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一下子越过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级直接进入政治局时,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十分意外。这是党的上层组织和安全机关相结合的一种老传统的继续。当然,这触犯了几乎所有的人。毕竟是在改革和推行公开性的时代,哪怕是从理智和分寸方面来考虑,戈尔巴乔夫也不值得将诸多国家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会升格为最重要的一个委员会。但他没有这样想,对权力的渴望和担心失掉权力要重于任何逻辑和任何理智。克格勃应当保卫党的利益,就让克留奇科夫留在身边,近在咫尺。
我在想像,为了军队和克格勃的将来,将会进行一场多么残酷、多么艰难的斗争呵。我再说一遍,我们甚至还没能着手改革国家这些最重要的机构。因为目前还没有力量对它们进行改革。现在人们几乎一提起“军队”或“克格勃”就会不寒而栗。这种恐惧感在每个代表身上都存在。正因为这样,军队的领导和克格勃的领导才泰然自若地、甚至我敢说是毫不顾忌地蔑视代表们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必须弄清这些军事部门的开支项目。他们没有准备向外界公开这些机构的活动和工作的细节。而不明了这些情况,则所有关于精简、限制职能、减小分量和作用等等的议论都会变成泡影。
那我希望什么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社会本身。不言而喻,克格勃和军队在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将会落在后面。但他们必须和国内发生的过程同步,争取迎头赶上去。第二,这是指人本身。军队也好,克格勃也好,都并非锡制的玩具士兵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今天的部队中补充了新一代的军人。那种粗野的军人行为、绝对服从和非职业化的工作会引起他们的对立情绪,他们将不会向旧的制度妥协。
能拯救军队和克格勃的是实行公开性和开放政策。因此,我们所有珍惜改革的人都将会为此而进行斗争。至于这些部门的将来,这里我们不必去考虑什么新道道。当军事部门只能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服从于国会指挥时,人类已经制订了与军队和安全部门相互协作的和谐机制。我认为,军队应当是职业性的,自愿性的。只有如此,军队才能向好的方面发生质变。
我说的离题太远了,下面应该接着谈跨地区小组的事。因为继续谈论跨地区小组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在我们利用工作之余抽空召开跨地区小组协调会,并集中精力制订摆脱危机的纲领时,一种旨在破坏跨地区小组成员威信的活动也开始了。有些人在报纸上、在与选民会见时、在司空见惯的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到处宣扬说我们要夺取政权,要把国家搞乱,想专政,是头号骗子。知识分子,是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者,并且他们大部分人的历史都不清白……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只是滑稽可笑,可实际上这是很可怕的。历史教给我们的够多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人已并非第一次试图用对人进行斗争的方式来替代相互之间的对话和对各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比较,而人们持有的和表达的这些观点和立场,对一个不要求思想完全一致的社会而言是很自然也很必要的。
所有这些在我们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但除了带来无数灾难和痛苦之外,却没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我们的社会幸而不是单一的社会,这一点我们该清楚了。社会不同的集团和阶层各有其不同的利益,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能相互一致的。
现在应该清楚,跨地区代表小组并不是“一群傲慢的、觊 觎权力的活动家”。跨地区代表小组代表我们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利益,这一大部分人认为,我们国家的改革不够连贯、坚决;我们今天的灾难不是因为采用不好的资本主义来医治好的社会主义造成的。在改革官僚主义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一碰到困难,我们就会很容易想到借助那些过时的行政命令方法来寻找出路。
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代表小组正在工作,正在拟订发展我们社会的战略和策略,因为我们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头脑很清醒的人。人民不管到哪儿,最终还是会跟着他们走。
跨地区代表小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短期休假。9月中旬我出访美国。这是一次时间较短的旅行,总共才9天,但惹出许多风波。
在美国我得到几个社会团体、大学和许多政治活动家的邀请,可能有15次。本来打算把这次旅行延长到两周。但党中央决定,只准给一个星期。这个消息对组织者而言是一次不幸的灾祸。他们要求我不要中断日程,争取将多数已经安排好的会见、讲演等安排在一周内。我曾在中学,然后在大学学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剥削人的理论观点。现在我亲身体验了这个观点。我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从一州飞往另一个州,一天要进行5——7次会见和讲演。整个一周,没有任何间歇。我最后在坐到了送我回莫斯科的飞机上,才从这种百米竞赛状态中清醒过来。现在我又产生了再次访问美国的想法。当然不能再那样急匆匆如过电影一样,而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地参观,要看看上次未来得及看的东西。
关于我的这次美国之行,美国国内和我们国内都有过不少报道。因此,大概不必长篇大论地介绍这次访问的详细情况了。访问期间举行了许多有意义的会见,从拜会总统布什开始到会见城市大街上的普通美国人结束。也许我显得少见多怪,但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最令我惊讶。美国人具有惊人的乐观主义,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如超级市场……当我见到货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罐头、食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货物时,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替我们,替我们的国家难过、痛心。将这样一个富饶的国家弄到如此极端贫困的地步……真是可怕。
根据与这次访问的组织者商定的条件,在各大学所作的报告,要付给我酬金。到访问快结束的那一天我发现,扣除了我们4人组成的代表团在美逗留期间所有开支以外,我能支配的总金额为10万美元。我决定为“预防艾滋病运动”购买一次性的注射器。一星期以后第一批10万支已运到莫斯科某儿童医院。我一共订购了100万支,全部花光,并没剩下一分钱。
我谈这件事仅仅是由于,恰好在我决定用挣来的钱购买注射器并要在订购合同上签字的时候,莫斯科“苏联报刊发行总局”的各小书亭都收到了首批刚出版的《真理报》上午版。该报转载了意大利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于我这次访问的文章。文章说我在美国期间狂饮不辍,而且还列出了这些天我饮酒的准确数量。很清楚,这位意大利人还不太善于捏造,他所说的那个饮酒数量或许只能吓倒不太会喝酒的外国人。另外,这篇文章还说莫斯科有人正眼巴巴地等着用注射器,而我却把所有的钱用来购置视频磁带录像机和盒式录像带以及给自己买礼品,如西服、白衬衫、鞋和其他小商品。还说我简直不想走出百货商店,并一再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给我自己的!总之,在《真理报》很快就予以转载的这篇文章中,我像一个嗜酒如命、未受过教育的俄国大熊,无意中出现在一个文明的社会。
当然我明白,我这次旅行在最高领导层里引起了强烈的消极反响。我想到,他们将要损坏我的名声,诋毁我的美国之行。但对我不怀好意的人竟堕落到这样明目张胆的、如此愚蠢、撒谎的地步,老实说,我还没料到。
莫斯科的人和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件事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我接到几千封支持我的电报。这次,挑拨离间者又没有得逞。
但是在这件事上我的那些潜在的反对者并没能偃旗息鼓。过了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时事”节目中发布预告说,将播放半小时我在美国访问时的录像(这样做是极为罕见的)。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我在霍普金斯学院会见该校师生。我都不知这些情况是怎么拍下来的。我已说过,在美国访问时我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再加上地区的时差,我的疲劳、睡眠不足已经到了顶点,以至有一次夜间,为了能睡好,我服了两片安眠药,很快就倒下睡着了……但早晨6点钟必须叫醒我,因为7点有一个正式会见,8点还要在霍普金斯大学讲演。但是我感到完全散了架,起不来。我要求取消会见。但他们对我说,不可能,这会非常丢脸的,而且主人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说,我今天实在支持不住了。真的,我一点精力也没有了。我竭尽了全力,完成了第一次会见,然后第二次,以后就轻松些了,安眠药的作用也过去了。精神也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我们的电视台向苏联观众转播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片断,但其他好几十个能转播的片断却都没有入选,而且也弄不明白这部技术性录像带是从哪儿弄来的。不过,能够猜得到它是从哪儿弄来的。
另外,还请专门的技师对录像带进行了特殊的剪辑,那些地方应推迟几秒钟,那些地方应把语句拉长,字体加大。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奥斯坦基诺的电视工程师们都向我透露过。他们甚至还写过一封信,此信后来又转给了负责调查报刊登载有关对我这次旅行的歪曲报道情况的委员会。但是修改录相带这件令人发指的事却没有任何人出来调查一下。再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些张皇失措的人(这部分人不太多)说:也许他真的喝醉了呢?……我认为替自己解释和辩白都是不合适的。
但不管怎样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教训。这个制度在敌视我,紧盯着我走过的每一步,捕捉着我的每一个正确的或者不合适的活动。所以,对这个制度不能有一分一秒的麻痹大意。如果我早知道在这里,在这个异国大地上,还有人乘我熟睡时盯着我的话,那么我可能会……什么叫“我可能会?”可能不会吃安眠药?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睡好休息好,我就没办法坚持下来。取消会见?这也不可能。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次旅行根本就不应该安排得那样紧张、匆匆忙忙。以后务必要注意这一点。
没过多久,又出现了一个对我打击更为厉害的事情。这纯粹是一次有预谋的陷害活动。
与选举人会见以后,我乘车去看望我的一位斯维尔德罗夫斯克的老朋友,他居住在莫斯科近郊乌斯平斯科耶村的一幢别墅里。快到他家的时候,我放走了司机,准备自己步行一段路,我经常这样做。“伏尔加”车开走了。我走了好几米远,突然身后又冒出一辆车子。随后……我就掉进了河里。我不想在这儿愤愤地叙述那几分钟内我所经历的所有细节,由于这完全是另一种事件。
河水非常凉。我两腿冻得直抽筋。虽然离河边仅仅几米远,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游到岸边。我倒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慢慢恢复了知觉。然后我站了起来,因为冷,浑身有些发抖。我觉得当时的气温接近零度。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是回不了家的,因此就慢慢地走到一个警察哨所那儿。
在哨所值班的警察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立刻对他们说,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小伙子也就没有向我提什么问题。我一边喝着小伙子们给我倒的热茶,一边晾晾衣服,心里还咒骂那些人竟然干出这种勾当,但我没有发表声明。过了一会儿,妻子和女儿接我来了。与小伙子们告别时,我再次请求他们不要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透露给任何人。
我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我很容易预料人们对此事的反应。对我进行精神上的迫害已令人们忍无可忍了,难道有关我身体上也受到摧残的消息会令人们无动于衷?这是绝不可能的。为了表示抗议,泽廖诺格勒市很有可能罢工,而大部分国防、电子和科研企业都在那里;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有可能罢工,那里有许多军工企业;莫斯科大部分工厂也有可能罢工……这以后,随着一些战略性企业罢工,全国将进入紧急状态。“永久而且理想的秩序”开始出现了。因为叶利钦屈服于对他的陷害,国家的改革也就能“顺利地完成”。
也许,我不正确;也许,我一直讲真话、从不对人们隐瞒任何事的原则这一次没能够起作用。正是这一点重重地伤害了我的选民。我隐瞒了这件事,我没能说出这件事……
我始终认为,人民自己会明白一切的,他们自己会分析所有的问题。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说,根本就没有对我的陷害,为此他还杜撰出一个情况来证明他的这个结论。这令我更加坚信人民会自己分析所有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巴卡京要在很容易得到事实验证的地方欺骗人民。例如,他说,如果受害者真的是被从桥上扔下河的,那他早就被摔碎了,因为桥高达15米。但实际上桥高只有5米。看来为了让这位部长的话正确无误,应该马上修建一座比原桥高出10米的新桥。但谁也不愿这样做,哪怕是为了损坏叶利钦的声誉。
总之,我相信人们会明白内务部这位领导人对此事的解释有很多破绽,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人们会明白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主要的是人们明白,为什么我要在会议上说:没有人要暗杀我。
当然,我得老实承认,这一次对我的陷害是成功的。我的许多拥护者张皇失措地宣布我的声望下降了,并且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谣言马上即抛了出来,说什么我是坐车到一个别墅找自己的情妇,这个女人不知为什么将一桶水浇在我身上……不用说,这是一派胡言。但是看来,一件事捏造得愈离奇,人们就愈容易相信它。加上某些人本来就喜欢听一些逗趣的故事,比如说,你看,连他,一个改革家也同样迷恋女人,神魂颠倒……
然而,正如一些聪明的社会学家所说的,我对自己计分的下降,反应是相当冷静的。我和以往一样坚信,一切都将恢复正常,这个荒谬的毫无意义的事件不可能长期破坏人们对我的信任。反正最后人们将根据实际的作为和具体的成果,而不是根据子虚乌有的事情和谣言去评价一个人。
自那次掉入冰冷的河里以后,我足足病了两个星期,病得非常厉害,因为肺部灌了凉气。因此,关于会议的部分情况我是通过看电视才知道的。情况十分令人忧郁。尤其是对那些了解国内尖锐形势的人更是这样。现在应马上作出一些原则性的决策,这些决策还有可能使我们摆脱危机。但决策还没有作出来,一些重要的法律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被通过。因此,我们将毫无疑问地陷入任何富有独创性的、最进步的法律也不能解救我们的地步。
我记得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尖锐而生动地评论刚选出来的最高苏维埃,将它称之为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尽管我对这个比喻的作者非常尊敬,但仍不能同意他的评判。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评价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事实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它完全反映了我们的这位主席处事的优柔寡断、不连贯,喜欢采用折中的方法解决问题。最高苏维埃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比应该采取行动的时间要晚得多。它与我们的主席一样,总是落后在即将消逝的事件的后面。
正因为这样,所以最高苏维埃实际上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甚至连一些经过草拟、加工修改并经过了专门委员会审定的法律,比如出版法或我们对日内瓦议定书承担政治义务要求通过的法律,我这里说的是出入境法,也照样没能通过。
在秋季会议即将闭幕时,有3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变化。这3个都是斯大林战后强行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即彻底摆脱过去而跳入正常的人类文明社会,以至如今很难预料,我们能否在将来某个时候赶上他们。这简直是对我们4年多来慢吞吞费劲的改革的一种嘲笑。拆毁柏林墙、新出入境法、出版和社会团体法、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作用条目的修改、中央委员会的辞职、非常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当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谴责—所有这些早该在4年前就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可这几年,我们原地踏步不前,胆战心惊地向前迈一步,又赶快向后退两步。
我很高兴在我们社会主义的邻国已经发生的变革。我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但我觉得,这些变革也在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如此自豪地称之为改革的这件事。我们很快将会清楚,实际上我们已是地球上唯一想带着19世纪陈腐思想进入新的21世纪的国家。正像一位智者所说,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被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一批居民。
再谈谈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在莫斯科正流传着一些传闻,譬如说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有人企图搞政变,要将戈尔巴乔夫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赶下去,只保留他的人民代表领导职务。我不相信这些传闻。但假如真的出现此事,我将在全会上为戈尔巴乔夫搏斗,为他,为自己这个永远的反对者、这个爱走半步、搞折中的人搏斗。他的这种策略最终会毁了他自己,如果他对自己这一主要错误仍执迷不悟的话。但目前,至少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这次代表大会可能会产生新的领导人)之前,唯一只有他能保持党不至于走向彻底分裂。
令人遗憾的是,右派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进行简单的机器表决和举手表决就能够让历史倒转。
当然,这些传闻的流传是有一定目的的。我们的庞大的国家正力图在刺刀刃上保持平衡,因此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本书的读者要比我更轻松一些,因为这些读者已经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知道我处于何处和我的情况。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国家将如何发生变化,我们所有的人又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