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举行完一场电视辩论会。我们正在学习文明国家的现代选举方法，因此，我们这里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玩意儿——电视辩论会。
这一切都很不简单。在那样的摄像室里你要约束住自己，并设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实在难以做得悠然自得。你要知道，这可是电视现场直播。
被撤销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以后，我在电视中与莫斯科市民的第一次会面，对所有其它事情的进展都有益处。但也是思想上的一个重负。我很想让人们明白，我一切正常，完全能够经受得住最近半年来自己所遭受到的一切苦难。
但是，如果真的入选了，那就应当学会在电视上表现自己。这是我与选民们接触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和传统的与选民会见的方式一点也没有共同之处。那儿有生气，那大厅里的呼吸、对每句话的反应、手势，这一切你都能觉察到；人们的能量传给你，你的传给他们……可这里呢，摄像机那冷冰冰的玻璃镜头对准你，镜头里反映的仅有灯光和你本人，而你却要想像所有的人都坐在家中，一边品着茶、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你讲话……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只是一种猜测。而事实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正是那样。我们在节目转播前大约半小时，来到奥斯丹丁诺的一个演播室。大家坐了一会儿，和节目主持人讨论了一下节目该如何进行的问题。他简单地介绍了在电视台进行直播的一些注意事项。按电视辩论规定的标准，每个候选人都要回答莫斯科人提出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应由主持人挑选。
现场直播开始了。先播完FO.勃拉克夫的节目，接着，给我10分钟讲话。我再说一次，我在镜头前的表现和说话的表情都比平常更为拘谨。但无论如何，我在10分钟内讲完了自己的竞选纲领。
当然，如果你在某件事上对某人有了怀疑时，你的心情是不会好受的。不过所选的问题，应该老实承认，让我大吃一惊。向勃拉克夫提的问题大部分是一般性的不大尖锐的问题，基本上是有关生产方面的。如：关于吉尔汽车工厂的问题和这个工厂发展前景等。而我不得不再次击退对我的攻击。我内心里像“上了发条”似的，也许，这对事情有好处，我开始谈得更加情绪激昂、坚定有力。
很明显，主持人为让事态尖锐化，他按自己的观点挑选问题。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竟然想出向我读那些在莫斯科根本不存在的某人写的纸条子（后来记者们证实了这一点），即使这些人存在，他们什么问题也都没有提出过。我举一个例子：主持人读着一个条子上写的问题：“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您一直在群众中做工作？就连您只是去一下门诊部看一下病，后面为什么也跟着一帮记者和拍录像的……？”这个问题好像是冲着我的日常生活内容来的。
确实，有天早上我上区门诊部挂号。自拒绝克格勃第四局的关照之后，我就自己照料自己了。我还记得办理挂号那个人是个上了些年纪的妇女，她记录了我的住址、年龄、工作单位等等什么的。当问到我的职务时，我回答说“部长”。她听后，手中的笔差点掉下来，然后嘟噜着说：“这辈子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活着的部长到我们这个区门诊部来挂号。”就这样，我登完记，刚出门诊部，便看到门口有一个摄制组等在那里。电视新闻记者们拍我怎样走进门诊部，又怎样从那里走出来。可能，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早上8点钟这儿发生的事。我最好是步行5分钟到门诊部，并让他们拍下我的每一个脚步，以便人们知道，这个大早上，有人用摄像机摄下了我上区门诊部这么一个平常的镜头。
在电视辩论中，我回答问题的神情，表明我本人已非常讨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电影和电视新闻记者，因为，他们总是纠缠不休。但明显，我应该问问：为什么他们总盯住我不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好久没有给我录像了，很长时间没有关于我的新闻了，因此，想再激起不必要的风潮。
当然，还远不止这些。第二天，又是那个摄制组，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不愿让我为难，他们按照打听到的地址去寻找那个写纸条子的人……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但他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也没有提过任何问题，而且，对什么门诊部的事也一无所知。总而言之，这个人只是请求转告：让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放心，我会投他一票的。伙伴们把这一切都摄进了录像带，并赠送给我。
我的那些选举委托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查找了一些所谓写纸条子的人的住址，其结果基本上都差不多：要么这个人根本就不住在这儿；要么这个地址有这样一个人，但他根本就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
我参加的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电视辩论会。从上百张字条中间很难找到2——3个提问是涉及以前禁止谈论的题目的。
1987年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一直是非常神秘的，似乎掩盖着什么秘密，尽管这次全会以后，人们对它发表了很多很多的议论……在这次全会上，我依然作了发言。
后来，我时常问自己，当时，有没有可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当时是否有必要一点不留余地地发起猛攻、迎头冲突，大闹一场，让我的个人生活发生灾难性的变化呢？不过，我非常有可能忍受不了那即将降临的死刑似的处罚，这一点，我心里最明白。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这事已过去两年了，因此，今天我可以十分确切地说，是的，我的那次发言是很必要的，它似乎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所有的人都为改革而欣喜若狂，在这样的情绪下，人们不想看到：除了公开性和民主化稍微有进展以外，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果。现在政治局的那些人对总书记更加俯首帖耳，这已取代了对日益形成的局势进行客观的、批评性地分析评论。我与利加乔夫的冲突达到了极点。为解决莫斯科的最紧迫的问题，需要整个政治局的支持。因为它是首都，但它像是一个没有经过整理的、复杂的堆积物，里面的东西牢牢地纠缠在一起，没有大家的力量事情就不可能办到。但最近，恰恰相反，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上面一点也不希望帮助莫斯科市解决那些充满危机的问题。
请问：能继续在那样的条件下工作下去吗？当然能。只是为此，你必须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再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国家正在滑向危险的境地视而不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豪地呼喊，说：“党，还有她的总书记，是组织者、鼓舞者，是改革的设计师”。
谁会明白，我是费了多大的劲才说出这些虚伪之极的口号！
在苏共中央10月全会之后的两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不是社会上不起眼的小人物，而是真正的人。人民已开始向党的官僚主义分子发起了进攻，但那些官僚分子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提心吊胆地捍卫自己越来越摇摇欲坠的地位。当我清楚我该怎样发言的时候，要知道那个时候仍是不能触及最本质的东西，以及那些具体的、高贵的姓氏，别的倒是能够批评。
当我向讲台走去的时候，自然，没料到我的这次发言，将会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将会加强公开性，缩小批评的禁区……是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过这些。最重要的是，鼓起勇气说出我不能不说出的话来。
我已说过，那时我没有写书面发言稿，只是在一张小纸上列了一个提纲。
因此，我在此援引一下《苏共中央通报》杂志上所登载的我的发言记录。
叶利钦：这些报告，还有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稿，这些报告的草案在政治局里都已经讨论过了，并且，考虑到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内容已被采纳。因此，今天我对报告没有意见，我完全同意这些报告。
但是，我现在想谈谈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在我进入政治局之后的工作期间积累起来的。
我完全同意那种看法，就是改革现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极大的责任和义务。
我认为，首先需要改革的正是党的各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已在中央6月全会上提出过。
我必须说，从那以后已过去了5个月，但是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方式没有任何改变，利加乔夫的工作方式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今天，这里所谈论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说过，我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斥责，这涉及到农业部门和任何其他部门，但也只是局限在这个程度。因为，如今党应该马上选择革命的道路，并按革命的方式行动。像这样的革命精神，这样的革命行动，对党的各地方委员会和地方上很多同志的那种同志式的关系，我可以说并未存在。我觉得，我们应当这样做，总结过去的教训，真实地审查一下历史上的空白点，关于这些空白点，今天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曾谈到过。应该首先找出解决目前问题的办法，以及明天如何行动的方法。我们还能怎样呢？如何改变？如何不允许以前存在过的东西？要知道，这些东西破坏了我们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准则；并让这些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会从我们党的生活准则中被取消。
我想，那次代表大会上曾说过改革需要2——3年时间；但两年过去了或者说正在过去，现在却还说改革还需要2——3年时间。这让人们迷误方向，让党迷误方向，让所有的群众迷误方向，因为，我们知道人们的情绪，现在觉察到人们对改革的那种起伏不定的态度。在开始，热情饱满、高涨，而且一直是处于高潮状态，包括苏共中央1月全会时期，但后来，也就是中央6月全会以后，人们的信心开始下降。这令我们极为不安。当然，也做了些事情，那就是这两年时间都花费在制订所有这些文件上，而这些文件并没能被人们所理解，并且还让他们非常不安。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也的确不接受这些文件。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对期限宣布持慎重态度，要告诉人们合乎实际情况的、下一个两年改革的期限。这会令我们感到压力非常、非常的沉重，这一点我们清楚。而且，如果现在就感到压力沉重的话，那么这也是必须承受的。因为，这会使党走向革命道路，使党、党的各级委员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这一切仅仅两年时间是不够的。我可以说，两年后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中会更为降低。
我应该说，通过的口号要比通过的文件少得多，但在这种情形下，如今通过的文件逐渐地多起来了，这在地方上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决议的一种不信任感，认为它们是表面文章。但是决议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被制订出来了。我们要求减少那些无所事事的研究所。我可以以莫斯科为例，一年前共有1041家研究所，后来因为国家委员会的努力，撤销了7家。但是今天它们的总数却从1041家增加到了1087家，因为这时莫斯科通过了关于成立研究所的决议。这当然与党的方针相背离，也不符合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同时，也与那些口号相抵触，这些口号我们至今还在高呼。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在这儿，在全会上，面对党的中央委员，面对这些最可信赖的、最开诚布公的人，可以而且也应该说出心底的一切，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说的一切。
我必须说，那些教训，70年来的那些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当然也有成功，对此，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已谈及过。但同时，也有教训，沉痛失败的教训。这些失败是逐渐地出现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议会制；是因为只有一个小班子；是因为党的权力全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是因为这个人拒绝所有的批评。
有一点令我十分不安，这就是政治局内还缺乏那么一种环境，但最近一段时期，明显地出现了一种情况，我可以说，这就是对几个政治局委员、几个政治局常委、还有总书记的阿谀奉承。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所不能容忍的。正是如今，人与人之间的原则性关系，相互之间的同志式的关系正发生最民主的变化。这是不能允许的。直接批评某个人，面对面地批评，这是对的，是需要的，但却不能纵容阿谀奉承，因为它会渐渐地、逐渐地再次变成一种‘准则’，个人崇拜。我们绝对不能容忍阿谀奉承，绝不能容忍。
我明白，目前它还没有造成什么明显的、不允许的差错，但是，已经有了出现那种情况的最初的迹象。因此，我觉得，应当及时防止带来这样的结果。
最后……（停顿）
很明显，我自己在政治局的工作没搞出什么结果。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显然，经验不够，还有其他原因。也许，主要是缺少外界的支持，特别是利加乔夫同志的支持。我想强调指出，他们迫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当着您的面，我应该提出解除我的职务，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问题。关于辞职申请书我已交上了。至于我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否解除，这个问题自然将由市委员会解决。
说完这些话，我回到位子上坐下来。我的心
直跳，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跳出胸膛。接着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我是心中有数的。将会有一顿痛打——他们将会有步骤、有计划、而且几乎是很乐意、很快活地将你痛打一顿。
甚至现在，虽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当时那些巧妙的、难听的话我仍然记忆犹新，我忘记不了。它们总是留在你的脑海里，伤口还在流血。这一点可能我自己也难以理解。难道从这些几乎全是保守派的中央委员们那里，我还能指望得到别的什么反应吗？当然不能。未来的方案是再清楚也不过了。它早就准备好了，我清楚，这并不取决于我发不发言。可以说，对此事戈尔巴乔夫施加了自己的影响，那些揭发者一个个冲向讲台，指责我破坏统一、自负、傲慢，搞政治阴谋等等。大帽子非常之多，完全够戴在所有反对党人的头上。那些极力想证明自己十分热心于从精神上消灭“迷失方向的党的同事”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必须站出来发言。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里我想再次摘引一下全会的速记记录：
戈尔巴乔夫：可能接下来由我主持会议会更方便些。
利加乔夫：是的，请吧！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
戈尔巴乔夫：同志们，我想，叶利钦的发言是严重的。我不想再开始辩论，但的确需要讨论一下叶利钦刚才讲过的话。
我想重述一下叶利钦刚才所说的主要内容。
第一，叶利钦说，应该使党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而这必须从苏共中央委员会着手做起，具体一点，就是从中央书记处做起。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叶果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也曾谈论过。
第二，提出了有关改革的速度问题。他对指定改革的期限有看法，认为指出2——3年的期限是错误的，这会让人们迷失方向，会引起社会混乱，党内混乱。局势潜伏着严重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将会断送党的事业。
第三，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但明显，按叶利钦同志的观点这事做得很不彻底，因为，在党内也就是在中央和政治局内，还没有建立一些机制，这些机制能令我们免于重犯严重错误。
最后谈的是根据以往的成绩考虑继续工作下去的可能性。叶利钦同志认为，他不能在政治局里继续工作了，很明显，按他的意思，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将由市委而不是由中央来决定。
这里，好像出现了某种新的意思。也许，所谈的是想使莫斯科党组织分离出去？或许，叶利钦同志决定在全会上提出离开政治局，但保留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这让人觉得他似乎有意要和中央较量较量。我是那样理解的，或许这说的过重。
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不摘引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说的话。你们看，他是多么善于断章取义，做的多么巧妙。按他的说法，原来我是想宣布莫斯科市委反对中央。这是把政治事业误认为是一种情绪；或许说是定一种需要的调子。当然，我在全会上发脾气了，提出了抗议，但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你坐下，你坐下，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你还没有提出辞去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因为你说这是市委的事。
那么，说实在的，除了你的不同意见外，我觉得我可能理解得不正确，也就是说，你在中央面前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自己的工作提出问题。
叶利钦同志，我大概把你所说的内容阐释得对吧？
那么让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吧，同志们。我想，问题已经原则上提出来了。
这事正好发生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我想这不仅对我本人，而且对中央、对叶利钦同志，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应该吸取的一次教训。
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研究明白。
请谈谈吧！同志们。谁准备发言？
中央委员都了解政治局的工作情形，常对政治问题进行评论，你们更清楚事情应该怎么办。我请你们发表意见，但不强求。倘若哪个政治局委员想发言，那么不用说，就请上台。请吧！
同志们，谁准备发言，就请举手。
接下去的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有一件我没有料到，即当我脑海里对所有这一切反复进行理论分析时，我忽然想，要是谁发言的话，不知他会提出什么样的论据来反驳我的论点。我原以为出来发言的，不会有最大的人物，也不会是和我亲近的人……而实际上当事情发生之后，当那些好像与我共事多年、与我亲近、相互关系很好的人纷纷跑上讲台发言的时候，这种背叛行为已令我心情十分沉重。我相信，如今那些人读到刚才所叙述的对我的谩骂时，一定会感到羞愧。因为，那是他们说出来的。话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就别想再赖掉。
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大多数是蛊惑人心、不顾事实，差不多是一种攻击的调子：这个叶利钦简直是坏透了。老是重复那几句话，那几个所谓的形容词，那几项大帽子。我是怎样忍受过来的，真是难以言传。
利雅勃夫上台发言了。我和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起工作过好长一段时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是不是想为自己铺一条往上爬的小路，即便不是为了准备将来荣升，那也至少为日后自己顺利退休考虑。他断然表示不赞同我的发言……这使我沉痛之极。别尔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康诺普列夫、秋明州委第一书记勃戈米亚科夫，还有其他很多人……我们都在一起工作过，相处很久。但他们每个人都仅仅考虑自己，每个人仅仅想在这件事情上替自己多挣几分。在政治局委员中，雷日科夫和雅可夫列夫也站出来发言。这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我没想到他们会说出那样的话。总书记，就我看来，正是希望他们俩发表意见，因为我对他们俩人总是很尊敬的，也就是说，我看到他俩发言将会更加痛苦。
我已经知道，在这之后，将会开始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你必须忍耐；而今天，在全会上，暂不会解除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需要等待召开莫斯科市委全会。在那个全会上，我将先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此后，在另一个全会上，再解除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事情正是这样。全会最后对“认为叶利钦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一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提议莫斯科市委审议我的改选问题。虽然，我的发言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谁读过刊登在杂志上的我的发言记录，谁就会明白一切。
顺便提一句，当报上公布说，在1989年第2期《苏共中央通报》上刊登了中央10月全会的速记记录，我并没有着急早一点看这个记录。我想等到杂志送到家家户户时，再订购一份。我后来看过自己的发言记录。我稍微有点惊讶，我觉得我那时的发言是非常尖锐的、十分不客气的。不过，很明显这是时间的过错，因为从此以后，社会大大向前挺进了，又进行了多少次尖锐、激烈的辩论。还有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竞选活动……但当时我的发言是对总书记的第一次批评，是第一次试图在党的会议中心而不是在家里的厨房内公开研究，为什么改革开始打空转了这一问题。可以说，这是第一次让已宣布实行的多元论成为现实。
但杂志上所刊登的那些所谓演说家的发言记录，我根本不想看。我不能控制住自己。倘若看那些发言记录，就好比再重新经受一次可怕的、不公平的心灵打击，再去体验他们那些人的背叛行为……不可能。
在那困难的时期，我心情极为沉重地熬过来了。有好几天时间，我始终凭借着自己意志的力量，一直坚持着，没有马上躺到医院里去。11月7日，我伫立在列宁墓前，心里坚信，这是我最后一次光顾此地。最令我伤心的是，我不能将我在莫斯科所考虑的许许多多事情继续干下去，留下了那么多棘手的、尖锐的问题。我觉得，我让莫斯科市的党组织振作起来了，但还有许多事没能来得及做。我觉得自己在市委面前，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和莫斯科的市民面前是有过失的。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既然，政治局对我的态度未必有可能改变，那我的关于改善城市生活的建议就一定会碰壁，并且这是故意让我为难，我不能允许自己让莫斯科市民成为我个人遭遇的牺牲品。应该坚决地离开此地……
11月7日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时我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因为中央全会还要晚些时候才能通过解除我职务的决议。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党的总书记、第一书记都汇集在莫斯科，他们都是来参加联席会议的。除此之外，他们每个人都曾单独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不用说，他们提出了有关我的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将所有这些情况都作了介绍。我能猜得出来，他讲了些什么，不用说，他认为我在许多方面是有错误的。11月7日这一天，我们政治局所有成员和中央书记一起前往列宁墓，与往常一样，仍按顺序排队：政治局委员按姓氏字母顺序排成一队；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字母顺序排成另一队；而中央书记也是按姓氏字母顺序再排成一队。当然，戈尔巴乔夫排在最前面……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先与戈尔巴乔夫打招呼，像通常那样仅仅握握手而已。他们也和我们打招呼。当我走到卡斯特罗面前时，他马上和我拥抱三次，还用西班牙语说着什么。我当然听不懂，但我感到这是同志式的同情。我握握他的手，说了声“谢谢！”当然，言语是最无关要紧的。接着走过几个人，轮到雅鲁泽尔斯基，他也是和我拥抱三次，还用俄语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要挺住！”我也同样轻声说，感谢他的关照。这一切，戈尔巴乔夫全部看在眼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全都看在眼里。这使他们对我更加警惕起来。
他们尽量不与我说话，好像他们都没看见这令人奇怪的事。尽管那个时候，有好几个政治局委员，我想在内心是支持我的，虽说不一定完全支持我，但至少是支持。其中还有人给我送来一些节日贺卡。戈尔巴乔夫却没寄给我贺卡，我也没寄给他。谁给我寄，我就给他寄。当然，政治局里有人理解我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赞同我的独立见解，暗中支持我提出的建议。但这样的人不多。
参加这一类的会见，我一般都能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总书记或者第一书记进一步搞好关系。特别是卡斯特罗，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而这一次，我是自由公民了，不用说，在接见的时候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尽可能地躲在一边。
11月9日，由于头痛和心脏病突发我被送进医院。显然，我的身体承受不住神经的紧张，出现了麻烦。他们立刻给我服药，大部分是安神药和镇静药。医生不让我起床，常给我打点滴、打针。夜间觉得最难受，在3——5点时，我几乎忍耐不住那难以想像的头疼。我的妻子想来探望我，但医院不让她来，说是不能打扰我，我目前很不舒服。
11月11日上午，忽然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是克里姆林宫高级领导人服务处转过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戈尔巴乔夫。他似乎不是往医院，而是往我别墅打电话。他用平静的语调说：“请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尽快到我这儿来一下。然后，或许我们要一起主持莫斯科市委全会。”我回答说，我不能去了，我现躺在病床上，医生连起床都不容许。“不要紧”他精神饱满地回答说“医生会给予帮助的”。
对这个做法，我永远也不会清楚。我不记得自己工作这么多年来，是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一定要将一个病人——不管是工人还是领导从医院里揪出来，以便解除他的职务。这是绝不可能的。我暂且不说，这种做法起码有悖于劳动法典，尽管在我们国家，劳动法典好与领导人无关。即便戈尔巴乔夫对我态度不好，但他那样做——那样不人道、也不讲道德……也的确让我没想到。他担心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他是不是认为我会改变主意？或者他认为，最好趁我现在这个样子好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收拾我？或者想从肉体上把我彻底击垮？总之，你是无法理解那种残忍的。
我开始准备出院。那些听话的医生，他们曾不允许我去任何地方去，就是起床、走动走动也不准允许，但现在他们却用强制的方式催我出院。我当时感到头晕目眩，踉踉跄跄；我差不多不能说话，也听不清别人讲话。妻子见我这个样子，便恳求我不要去。她请求我、说服我、要求我不要去。我却像个机器人，勉勉强强能挪动脚步，一点也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事，坐进汽车后便往苏共中央委员会开去。
那些天我的妻子被我的疾病也折磨得疲惫不堪。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把情况告诉了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说这是极其残忍的行为。你们竟然敢让一个还在生病的人出院；你们最初曾为了某种目的要保护他，而现在却因为自己的胆怯可能会杀死他……这个局长当然对此无从回答，因为他仅仅是这一体制中的一个小人物。这个体制仍继续“绝妙”地发挥着职能。应该保护叶利钦，他们就会保护的，他们要把你这个半死不活的病人弄到这儿来，即使你处于昏死状态，他们也能把你弄来。我想，他们可能还能把我从坟墓中弄出来，想往哪儿扔就往哪儿扔，只要有必要就可以弄到任何全会上去。
因此，我就以那个模样出现在政治局，几乎是不省人事。后来，又是以那模样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出现……当所有与会者都坐下以后，党的所有首脑便来到了会上。这些党的主要头头们友好地坐到主席团的位子上，就像出席一个展览会；而台下所有与会者都看着他们，显得胆战心惊，驯服温顺，如同老鼠见着猫一般。
当一个人被人用恶语杀死，因为这的确像真正的杀人，那么应该给这种行为怎么定性呢？要知道可以在全会上很简单地解除我的职务。但他们却不这样做，他们要从背叛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享受。那些曾与我肩并肩地在一起工作过两年的同事们（我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不良的地方）突然说出那样的话，致使我到今天还难以忘却。倘若我当时不是处在某种昏迷状态的话，当然就要斗争，驳斥谎言，揭露那些发言人的卑鄙勾当——真正的卑鄙勾当！一方面，我曾怪罪那些医生，因为他们竟然允许把我拉到这儿来；另一方面则怪他们给我灌了太多的药，以至于我不省人事。当然，也许还应该感谢他们那个时候救了我一命……
后来，我常常想到那次中央全会。我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走上讲台，为什么他们会违背良心，像猎犬一般按着主子发出的“追他，捉住他”的命令猛扑过来……的确，他们就像一群猎狗，准备随时将猎物撕成碎片的猎狗。除此之外，我没法用别的词去形容他们……
他们没有多少论据，所以，或者是蛊惑煽动；或者是臆测；或者是想入非非；或者是众所周知的谎言。另有一些人向我猛扑过来纯粹是因为害怕。既然必须毒死他，那也没办法，就只好毒死他了。还有一些人则突然产生一种古怪的感情：好不容易等到今天终于可以骂你几句了，你以前是首长，我不能触犯你，可现在……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便交汇成了一种可怕的、没有人性的东西。
就这样，我被撤职了。似乎是根据我的申请撤我职的。这次撤职是那样闹哄哄、大嚷大叫地进行的，以至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全会的所有材料都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我刚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就曾经要求报纸刊登每次全会的所有文献，包括报告和讲话记录，而且不允许做任何删节。党中央即使到现在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害怕那样做。而这一次，我却成为自己建议的牺牲品。当然我这是说笑话。相反，说真话、公开性永远也不会有害。对不抱偏见的人们而言，《莫斯科真理报》公开发表那些材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清楚地表明在党的上层人物之中存在着卑躬屈节和胆小怕事的风气。
后来我又住进了医院。2月全会前我已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尽管这已经是第四次打击了。全会开得非常顺利。戈尔巴乔夫提议撤销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戈尔巴乔夫谨慎地提起了退休问题。医院会诊后也提议我考虑这个问题。我先和妻子商量好，然后对他们说，请等一下，等我出了院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后来我对此左思右想，决定不退休，因为对我而言，退休就好像生命结束。我不可能搬到别墅去种萝卜和茴香，那样我会感到绝望、苦闷之极。我需要和人们在一起，需要工作，不然我就完蛋了。因此我对医生说，我不同意退休。
没过多久，戈尔巴乔夫又往医院给我打电话，提出让我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部长。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担任什么职务都可以。我一秒钟也没犹豫就表示同意。但戈尔巴乔夫还补了一句：“我不会再让你从政了。”
经常有人向我提问，后来连我自己也觉得纳闷，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最终还是决定不惩治我。一般而言，在我们国家与政敌作斗争往往都是非常顺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打发我去领退休金，或派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当大使。但他却将我留在莫斯科，并给了一个较高的职务，实际上，是在身边留下了一个反对派。
我觉得，如果戈尔巴乔夫身边没有叶利钦，他必定会臆造出一个叶利钦，尽管戈尔巴乔夫近来一直对我抱否定态度。但他懂得，一个厉害的带刺的、不让党的官僚机构过安稳日子的人是很需要的，应该把他安置在身边不远的地方。在这一出生动的戏剧中，就像在一个好脚本一样，所有的角色都已经分配好了。利加乔夫—保守派，反面角色；叶利钦——冒进的左派，爱闹事的人；戈尔巴乔夫本人——英明的、无所不知的主角。很明显，这一切他都预料到了。
除此之外，我想，他是慑于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才不得不决定不让我退休，也不派我到某个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那时，抗议全会决议的信件就像巨浪一般，涌向中央委员会，涌向《真理报》编辑部，甚至涌向所有中央一级报刊的编辑部。人们毕竟是要清算此账的。
我需要设法走出去，摆脱我无意中陷进去的危机。但环顾四周，谁也没有，这构成了某种空隙、真空，人类的真空，奇怪的生活。我觉得我一直和群众接触，一般说来我是热爱同伴们的，经常面向群众，而不是孤单人一。当与你工作过的并且是你所信任的人一批接一批地背叛你时，就开始感到一种可怕的必遭灭亡的感觉。或许，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我们的社会因为几十年处于黑暗当中而变得更为冷酷，以致人们不再和睦友善了？好像围绕着你画了一个圆圈，谁也不想钻过去，就像怕接触麻风病人一样，怕接触感染。对那些担心自己前途的人，对竭力讨好别人、投机分子和对正常人而言，麻风病人一直是令人害怕的。
是的，许多人与我断绝了来往。他们当中大多是一些横行一世的人；他们将自己伪装成朋友和同志，但实际上是一群令人十分讨厌的人。我曾经是首长，当过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们曾经需要我，仅如此而已。
在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碰上面再也无法回避时，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才肯与我打招呼，以某种小心、谨慎的态度点点头，以此暗示：总的而言，我当然还活着，但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在政治上我已不存在，政治上我仅是一具僵尸。
我不知为什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过去经常给我打电话的人，现在也突然间也不打了。真是奇怪……我经常想，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上，我会采取什么态度？我仍然绝对相信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处于灾难之中的人。抛弃别人，这完全违背了人类的某些最基本原则。
很难描述我曾经历过的困境，太难了。我开始和自己展开一场真正的斗争。剖析自己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剖析自己处世的一些原则和自己对过去、现在、将来的看法；剖析自己对人（甚至包括自己家庭中的成员）的态度。不时思索分析，白天黑夜、日日夜夜地剖析。每天仅能入睡3——4小时，然后，思绪又钻了出来。
处于这种境况，人们往往到上帝那里找出路，有的人则借酒浇愁。我既没有去找上帝也没有酗酒。我依然信任人民，但这完全是另外一种信任，即只信任那些忠实的朋友。天真的信任已不再存在。
通过自身我检查了许许多多的人、朋友、同志、邻居、同事；通过自身检查了对妻子、儿孙们的态度；通过自身检查了自己的信念。留在我心底的东西已变成煤炭，它烧尽了，四周全烧尽了，在内心深处也烧尽了……
是的，这是斗争、与自己斗争的最严峻的时期。我知道，倘若是在这场斗争中输了，则意味着我的整个一生都输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的力量越来越弱的缘故。
头疼病一直在折磨着我，差不多每夜都是这样。救护车经常开到我家，给我打针。在某段时间，病全都好了；可是没多久，又复发。全家人尽力帮助我。妻子纳伊娜、女儿列娜、塔尼娅通宵达旦地守护在我的身边，尽全力侍候我。特别是当头疼病猛烈发作时，简直会让人发疯、要大喊大叫，无法控制住自己。这是非常痛苦的。往往根本不能忍耐。我想，真的，我快要垮了。
我相信，那几个医生，如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阿纳托利·米哈依洛维奇·格里戈利耶夫等，他们都给我治了病，不过都没奏效。我的头疼病是因为过度紧张造成的，只能靠时间才能治愈它。大脑几乎昼夜处于工作状态。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神经也衰弱了。我已经不能坚持，有时便向家里人发泄。病好以后，我又感到愧疚，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觉得非常难为情。
妻子和孩子们总是想方设法安慰我，以减轻我的痛苦。我也感觉到这一点并振作起来……总之，他们当时和我在一起心情也是十分很沉重的。我在许多方面都要感谢他们。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摆脱病痛，真是多亏了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听到了一些关于我要自杀的街头传闻。我不知道这些传闻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虽然我那时所处的境况完全有可能将我推到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上去。但我却是另一种人，我的性格绝不允许我自暴自弃。不，我永远也不会走上这条绝路的。
确实，这是一种被流放者的生活……却不是在一个孤岛上的流放生活。这是一个半岛，有一条不太宽的小道把我这个岛同大陆连接在一起。这是一条人的小道，一条由忠实可靠的朋友、许许多多的莫斯科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以及全国各地的人连接起来的小道。这些人还没有受到惊动，没有因为和我接触而蒙受嫌疑……
我开始经常去街上散步。往常工作一忙，完全就忘了去走动走动、散散步什么的。身边没有保镖、没有助手，像个一般的莫斯科人，跟所有的人一样。这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状态。或许，这是整个黑暗时期唯一欢乐的时光。在街道上、商店里、影院里，不认识的人遇到我，亲切地笑一笑。不知怎的，这使我感到轻松愉快；同时也想，真奇怪，这只是一些很平常的过路人，但他们的品德却要比那些自诩为朋友的人或者所谓主宰命运的人要高尚得多。
我是一个政治上的被放逐者，因此走到哪儿都要求我明白：尽管我担任部长、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但时时刻刻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问题是非常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半的时间是多么不好过呀……虽然也有工作，但老实说，这工作根本不适合我干。尽管我像以前一样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之中，但我仍喜欢从事党的政治活动。今天这个岗位使我缺乏和群众的联系及交往。
西方报界经常对我的名字感兴趣。每次会见，那些记者一定要难为我，由于我力求讲真话。在会见西方记者时，我不想隐瞒什么，不会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我们几十年来经常不断地得到告诫：西方报纸只知道欺骗，只能说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报道我们的丑闻，说我们的坏话。但事实上，西方一些有代表性的、严肃的定期刊物多半是以权威性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无条件遵循新闻道德而著名的。我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黄色”报刊，当然，很遗憾，我也偶尔碰到过这类刊物。
我们的报界却不怎么报道我的情况。对此，我的态度是非常冷静和严肃的。因为我知道，这事和记者们没有关系。相反，我看到一些办报人怎样通过自己的领导来删改材料。哪怕有关我的内容仅仅是只言片语，最终也要删掉，而记者为此常常与他们发生很大的冲突。但也有过其它一些恶毒的、不真实的文章。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很难搞好，有人放风说，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说我属于斯大林式的领导人。但这是绝对的不正确，因为我打心眼里痛恨斯大林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在我6岁的时候，一天夜里我的父亲被抓走了。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正是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没有受当局的约束，并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伊琳娜·阿尔希波娃、叶卡捷琳娜·舍韦廖娃、基里尔·拉夫罗夫、马克·萨哈罗夫以及许多作家、艺术家向我表示节日祝贺，给我写信，来我家谈话，并邀请我去剧院、听音乐会。我还记得创造出切布拉什卡这个形象的儿童作家爱德华·乌斯宾斯基发给我的像以往一样幽默和善意的电报。所有这些小事情对我而言都是很珍贵的。
我艰难地、十分艰难地在征服自我。我的身体月复一月地在康复，虽然不是很快，但毕竟在康复。睡眠依然不太好，但头痛不再折磨我了。
谁忠贞不渝，谁真正同情过，谁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过支持——这就是真正的朋友。我将永远感激他们。他们到今天还在替我担忧，因为我仍然处在永不休止的斗争中。
我逐步地、缓慢地走上正轨，积极参与国家建委的工作。我突然发现，我的业务还没有丢掉。属于我专业范围内的所有建筑方面的问题，对我而言，都是很亲切、很熟悉的。我仅仅担心，我已经落后了。
我没碰到过戈尔巴乔夫，也没与他谈过话。只有在党中央全会开会休息时，打过一次照面。当时他穿过走廊，我站在旁边；他要从我身旁走过去，不可能看不见我。他停下来，转向我，跨了一步，问道：“你好，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决定也按他的语气回答：“你好，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要继续谈下去，就要提起以前发生的事情了。
尽管我已经失宠，实际上是被政治流放了，但仍然有人邀请我去高级共青团团校与学员和男女青年们见面。他们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该校的团委书记尤里·拉普塔诺夫首先发出了这个倡议。所有学员（多半都是共产党员）都支持他的提议。同学们都很成熟、聪明能干。
这位团委书记先去找校长。校长一听赶忙摆手说：“你怎么啦，怎么能邀请叶利钦？”但尤拉（即尤里）不死心，他又去找党委。党委书记的态度有些不同，他比较开明。他提议将这个问题交给到党委会上讨论。会上大家决定邀请叶利钦参加会见。校长看到所有与会者都投票“赞成”，心想，假如他一个人“反对”，则他以后在这个集体里将很难工作，因此他也投了“赞成”票。学生们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商量了会见的日期和时间。这件事所有的人，首先是共青团中央都知道了。有人告诉我，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钦科曾两次光顾高级共青团团校，不允许举行这次会见，然而同学们没有听他的。
我已经知道，会见将是很激烈的。的确，事情的结果的确是如此。开始我讲了一个开场白，谈了谈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一些问题的观点，谈了党内出现的一些事情。这个开场白很快就让后面要讲的问题和要做的回答变得尖锐复杂起来。我的原则过去是、今天一直是这样的：解答最不便于回答的问题。随后就开始回答一些尖锐、复杂、有的还是很容易得罪人的、难以解答的各种各样问题。还有人提出有关我本人、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其他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们的个性问题。对这些，我都做了回答。甚至回答了有关戈尔巴乔夫有哪些缺点等这样一些问题。这在以前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会见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整个5个小时我都站在讲台上。同学们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这次会见的讲话在高级共青团团校校报上摘要发表了。当然刊登得比较简略，但总的而言，比当时舆论界的公开性在程度上要尖锐、深刻得多。不用说，我这5个小时的讲话，已经被人录下来了。
因此，在中央全会会间休息中，我和戈尔巴乔夫互致问候后，他问：“会见共青团员了，是吧！”我说：“是的，会见了。会见非常热烈，很有意思。”“但你在那里批评了我们，你说我们对共青团的工作做得不够，是这样吗？”我说：“他们给您转达得不够准确，我讲的不是‘不够’，我讲的是做得‘不好’。”
他站了一会儿，看起来，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并排走了几步，我对他说，一般而言应该会见，这样就会发现问题……他回答说：“看来是这样。”这就是全部谈话。我认为，主动权自然应该让他掌握。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谈话，此外再也没有谈过，也没会过面。
总之，我感到坚冰已经在松动。我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某种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生疏的时期已经来临。在这个时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