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此从来就不习惯。每当有人对我进行诽谤、又一次次地挑衅时，我就感到极度难过、痛苦，尽管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冷静和克制。但我却做不到！
几个地方不久前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叠厚厚的匿名材料已经下发到党的各区委会，这是想要破坏候选人叶利钦威信的一份材料。很快便有人给我弄来一份。我强迫自己读完这份材料，再次陷入痛苦之中。当然，我不会因为选民不再支持我而感到痛苦。我认为，一个头脑清醒、守规矩的人是不会相信这种匿名信的。让我惊讶不已的是，我们的一些思想教育部门竟然这样堕落、卑鄙，做出这种最拙劣和不知羞耻的勾当。
虽然没有办法搞清这件伪造品的炮制者是谁，但无疑它是根据级别相当高的机关提供的材料炮制出来的，因为它已成了马上采取行动的一种指令。党的各区委书记已经在召集本地区各企业各部门党的积极分子到区委礼堂，听他们大声宣读这份诽谤材料。我按捺不住要摘引几段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文字：
他是那种习惯于在工作中用粗劣、蛮横的方式对待同事的人，不管你觉得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他却认为自己可以加入‘纪念碑’协会社会理事会。我们不禁要问：他对政治的兴趣是不是太广泛了点？他一会儿参加‘纪念碑’协会，在那儿与索尔仁尼琴为伍，一会儿又在1987年十分乐意地和‘纪念’协会接触。他的这种投机做法，实际上是没有原则。
他十分卖力地投入竞选人民代表，可以说是不顾一切了。
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呢？为了老百姓的利益？难道身居部长要职，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能捍卫百姓的利益？说穿了，推动他这样做的是他那不可克服的、满脑子的妄自尊大、自负，还有权力欲……既然这样，选民们为什么一定要亦步亦趋地受他支配呢？
只会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试图在人民代表事务中寻觅捷径，谋求舒适的“政治安乐窝”。
他算不上一个政治活动家，倒像是一个某种政治临时工。
想必读完这份文件以后，党的工作者们一定会跑到自己的单位，在那里让群众睁眼瞧瞧，这个叶利钦原来竟然是如此卑鄙、下流的坏家伙。
可这一用心却告吹了。当然，那些党的思想工作者还是到群众中去了。但可以想像，当地的群众是怎样迎接他们的！并且顺便说一句，为防万一，有不少党的思想工作者压根儿就没到基层。还有的人对宣读那份材料非常愤慨，要求停止这种反对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挑衅行为。总之，反应不一。但来自上面的这一企图确确实实没有一点结果。感谢《莫斯科新闻报》，该报揭露了这一勾当。
有一次当我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数着一共有多少次矛头指向我的大大小小的挑衅时——其最终目的都是阻挠本人当选人民代表，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数目足以抵得上全部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人数。和劳动团体的会见没办法进行，因为不给安排会见场所；有组织有计划地散发匿名信、伪造品进行欺骗——这一切全都让我碰上了。
当苏共中央委员会着手这么做的时候，前景就已开始不妙。这发生在那次中央全会上。这次全会发生了一次卑鄙的清洗，从苏共中被清洗出去就好像从某个社会团体中被清洗出去一样。当时通过了一项关于我本人的专门决议。次日，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关于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为首，负责审查叶利钦和选民会见时的讲话、在各种集会上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其他情况。
这一切都是由工人吉洪米罗夫的发言开始的。此人是苏共中央委员，是靠那种体制培养出来的典型的唯命是从、善于执行的假先进工作者。不久以前这号人是很多的。他们好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并打着工人阶级的名义支持和赞同党及政府的任何哪怕是最盲目的决议，如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陷害萨哈罗夫，一直到后来疯狂地支持出兵阿富汗。为了这些目的，像他这样的傀儡工人总会永远存在。作家达尼尔·格拉宁绝妙地将他称呼为“上级委任的吉洪米罗夫”。
因此这位吉洪米罗夫在全会上声称：我们再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这个坚实的队伍里存在像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因为他在各种集会和会议上面对选民诋毁党，甚至敢对政治局发表意见，并且他本人就是个官僚主义分子，尽管他在发言时经常咒骂官僚主义。吉洪米罗夫说：“我想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可他却让我，一个中央委员，在接待室内足足呆了40分钟……”
这又是一个谎言。不错，他确实来找过我，也的确在接待室里等了一会时间。但他到我这儿来，事先没有打招呼，而且恰巧那时我正与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主任、专家们在开会。当秘书告知接待室里一个叫吉洪米罗夫的在等我时，我马上请求休会。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来找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经事。那时我还产生过一个疑问，难道他是顺便来看看我的吗？……当他在全会上跳出来发言时，一切都明白了。
在他发言以后，我马上予以反驳，说这是诽谤。在这种情形下，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妥善地解决此事，不必去在意对我本人的这一挑衅性攻击，因为它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已深信此事，确切地说，这些全是事先谋划好的。那个调查委员会也正是他建议成立的。
关于此事的报道终于激怒了人们。那些天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信件和电报，内容都是抗议中央成立调查委员会。这次全会的决议，说实话，实际上让我的选票又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请说一说，我们党的领导人是不是知道，现在国内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洗澡？等等，领导人对这些操不操心，难道他们是按别的方式生活？
实行公开性之际，好像一切问题都告诉我们了，甚至‘流放时期’政治当局的秘闻。但对今天当权者的生活情况却为何缄默不语呢？
为什么人民对自己领袖们的收入状况、生活标准一无所知？难道这是秘密吗？
请您告诉我们，您在“上级分封的天堂”那里自我感觉如何？那儿确实早已实行了共产主义吗？①
1985年3月在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以后，社会上便出现各种各样的谣言。其中有一谣言称，由有4名推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委员决定国家的命运。利加乔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直截了当谈到这个谣言，我想，这不啻让戈尔巴乔夫本人以及所有那次参加选举总书记的人受到极大的侮辱。不用说，当时是有斗争的。特别是，我已经说过，后来人们发现了格里申起草的政治局成员名单。格里申想当党的首脑，按他的意思，这份名单里当然没有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其他人。
但无论怎么说，这一次是中央全会决定了总书记的命运。事实上那次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包括富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书记们，都认为格里申的方案行不通，因为如果他当选，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末日就会很快来临。用不了多长时间想必他就会窒息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就像他窒息莫斯科市的党组织一样。这是不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出现的。而且人们还不能忘记他本人的品质：自满、自信、自命不凡和强烈的权力欲。
第一书记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能从政治局成员中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因为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并且年龄最合适。因此大家决定把赌注下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我们拜会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我们的观点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他也和我们一样惧怕格里申当选。当看到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以后，我们决定，如果推荐别的候选人，譬如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其他什么人，我们就一起反对，否决他。
政治局内，显然也进行过磋商。全体与会者都知道我们坚定的决心。葛罗米柯也很支持我们的观点。他在全会上提议推选戈尔巴乔夫。格里申和他周围的人没敢冒险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很明白，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确切地说，根本没有。于是，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资格就这样极为顺利地通过了。这是3月份的事。
1985年4月23日著名的党中央委员会4月全会召开了。会上戈尔巴乔夫宣读了自己未来方针——也就是实行改革方针的基本内容。
人们信任戈尔巴乔夫——他的政策、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并接受了其新思维下的国际政策。所有人都明了，不能再像多少年来那样生活和工作了。不然对国家而言便等于自杀。这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尽管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归根结底将不可避免地会转为反对国家机构，倘若这个机构没有能力将人民的主动精神掌握在自己认可的轨道上的话。这样一来，这个机构就会开始抗拒改革，阻挠改革，与改革斗争，改革就将原地打转。而且，很遗憾，改革的构想也不是深思熟虑的。在很大程度上，改革看上去只是像一组新的响亮的标语和口号。虽然事实上这些标语和口号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康德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改革”、“公开性”、“加速”，这些词汇在一百多年之前就已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了。
当我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时，曾期望在里面找到问题的答案，即他是如何设想我们前进的道路的。但不知何故我没能从中产生有理论价值的印象。不清楚他是怎么看待我们这座大厦的改造，打算用什么材料并根据什么图纸对它进行改造。戈尔巴乔夫最主要的不幸是他不能、也不善于在这方面以精深理论为基础进行总体战略设计，并采取深思熟虑的步骤。有的都是一些口号。奇怪的是，从1985年4月开始提出进行改革到如今已经过去4个多年头了，为什么这整个一段时期、整整4年时间老是被视为开端啦、初级阶段啦、或第一步骤啦等等什么的。
实际上这段时间是够长的了。在美国，这正好是一个总统任期。4年之内总统必须尽力实现其诺言。如果国家没能向前推进，人们就不会再选举他当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积极有益的变化，因此他又延长了一个任期。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不会像我们的报刊所描绘的那样，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弱点。执政8年，他没有治愈一切，但却有了巨大的改善，这尤其表现在经济稳定发展方面。
可我们的情况呢，4年期间已经恶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我们今天害怕明天的到来。尤其是经济状况极其糟糕。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不幸还在于他不敢采取坚决而极端的措施。他的不幸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
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着急。自从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来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我就献身于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我出席政治局所有的会议，有时也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政治局会议每周四上午11点开始，结束的时间很不固定。有时下午4点、5点，也有时晚上7点、8点。
当然在这方面这些会议不同于以前勃列日涅夫所主持的会议。那时开会非常简单，就是准备决议草案，时间不长，只需15——20分钟，所有问题便得到解决。然后问一下：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立刻散会。对勃列日涅夫而言，那个时候，他最大的嗜好是打猎。并且他毕生乐于此道。
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通常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政治局委员先在一个房间内集中，而候补委员（即二等人物）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即三等人物）则排成一列在会议厅中等候总书记的出现。当戈尔巴乔夫出现时，政治局其他委员便按级别高低跟随其后。顺序通常是戈尔巴乔夫、葛罗米柯、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其他人则按姓氏字母排列顺序。他们就像冰球运动员一样从我们这一排人面前走过。大家都相互握手致意，偶尔也问候几句，但大多是默不出声。此后大家分别在会议桌两边入座。每个人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会议主持人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桌的上首入座。
有意思的是，会间休息吃午饭也是分等级的。这使我想起了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工作时的情况，那时我曾特意利用在一起吃午饭的机会和大家就所有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州委书记、执行委员（有时也邀请各司局负责人参与）在午饭这30——40分钟内曾顺利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而在这里，上层，可以说在党的奥林普山（最高层），党内尔虞我诈的习气是极为浓厚的。
接着，政治局会议宣布开始。戈尔巴乔夫差不多总是不问是否有人对会议的议程有意见。会议开始后他一般先和与会者分享他在各处的见闻，包括在莫斯科的见闻。在我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工作的第一年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不过从第二年起，开会时戈尔巴乔夫就经常用这样的问题开头莫斯科的事为什么要那样干呢，这不好嘛等等诸如此类。他这样做，可以说让我的内在情绪特别容易激动。
再接下来就是开始讨论某个问题。譬如干部问题，审批几个新的部长，戈尔巴乔夫有时在审批前和他们做些交谈，有时则根本不谈便将未来的部长召到政治局。在会上，这位部长候选人走到讲坛前，大家照例向他提几个问题，大多是些没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与其说大家想了解这位新部长对事物所持的看法和观点，倒不如说大家仅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罢了。对每个候选人的审核时间大体上持续5——7分钟。
讨论任何问题都是先从熟悉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的材料开始。但依我本人之见，这些材料给得太晚了。不错，有时候能有一周时间看这些材料，但经常的却只有一两天时间。因此要想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原则性问题研究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和一些专家进行商量，与那些熟知这些问题的人进行讨论。但时间给得太少了，不知是有意这样安排做的，还是因为组织得不佳。中央书记处的问题也经常是那样火急火燎的，讨论起来匆匆忙忙，而且还常常不在行。当利加乔夫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时候，他最喜欢这样糊里糊涂地讨论问题。从法律上而言利加乔夫并非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实际上谁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谁就会被视为第二号人物。
书记处会议在每周二举行。党的这两个管理机关的分工完全是象征性的。当然，中央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一般不是那么太重要。假如是重大问题，则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就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讨论。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民主，但依旧是机关式的讨论。机关先准备草案，然后就不管这些草案是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符不符合真实情况，一下子就予以通过。有些问题也邀请一些负责人一起参与讨论，通常是那些起草文件的人，但草案则是由机关准备的。因此这是个和外界隔绝的小圈子。自然，我对这些事是很清楚的，因为我差不多当了半年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部长，也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机关的所有内部工作情形。
戈尔巴乔夫时常先说一段开场白，这段开场白总是很冗长。有时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还引用专门为他准备的某些信件。他读完一封，又读第二封。这整个的序曲，一般总会为讨论由机关起草的草案和决议定下了基调。因此结果就是：机关实际控制着一切。政治局成员参与讨论这些问题往往纯粹是走形式。近一时期，雷日科夫试图打破这一形式，将需要审理的问题先拿到部长会议上讨论或者预先和一些专家进行商讨。
总书记说完开场白以后，就按顺序从左到右，请与会者花个3—— 5分钟谈谈意见，其实这常常是为了表扬：“不错、不错，很好，这会影响、提高、扩大和深化改革、民主、加速、公开性、抉择、多元论。”——大家早已习惯说这些新词，而且也十分乐意重复。
最初，我们这些会议的空洞无物并非很明显，但越到后来就越严重。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常常毫无意义。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欣赏自己的言行——他喜欢并且也善于对周围的人侃侃而谈。很明白，他被自己的这种嗜好给迷住了。他没有对现实的感觉。他生活在错觉之中，认为改革确实在广泛和深入地发展，改革会很快引起祖国大地上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人，哪怕只有一次对这一切表示自己最尖锐的反对意见。但我却做过。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主要是听取别人发言。然后，我有机会研究提交政治局讨论的草案，我就站起来发言，起初说的很平静，但越说嗓门越大，到后来发现到问题快要被错误地解决时，我便表示最坚决的反对。我主要是与利加乔夫和索罗缅采夫争论。对我们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大多持中立态度。当然，如果批评涉及到他自己曾参与过的工作，不用说，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再不偏不倚了。他一定会给予回击。
我很想简单谈谈有关政治局我的一些同事的情形，我曾与他们一起工作过。
也许从葛罗米柯开始谈起比较好。他当时为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葛罗米柯是个很奇怪的角色：他似乎存在，也做着一些工作，会见某个人物，发表一些讲话，但事实上似乎谁也不需要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按礼仪，他应主持国际性的会晤，接见外宾。然而实际上都是戈尔巴乔夫在主持会谈，至多也不过是由他们俩人一起主持。他成为被现实政治生活排除在外的人。或许，到死他也没明白自己的这种徒有其名的境况。葛罗米柯似乎是从遥远、又不太遥远的过去被带到现实中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不是很清楚周围所发生的事和所谈论的问题。每次政治局会议，他都发表讲话，内容差不多涉及所有问题。他讲话时间往往很长。当讨论国际问题时，他会立即认为此时应当详细地回忆那些逝去的岁月，如当年的情形怎样，他何时在美国工作，后来又怎么当了外交部长，当时是怎样与某人会晤的，而且如何之重要，以及联合国大会的情形等等，等等。有时这种老头式的唠唠叨叨能持续半个小时。这虽无恶意，但一点也不合时宜，也无任何意义。从戈尔巴乔夫的表情上可以发现，他是在勉勉强强地控制着自己的不耐烦情绪。
这位当年十分活跃的人物在他生命的后期，一直生活在他自己所营造的孤立世界之中。他时常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同志们，你们清楚不清楚，那个城市没有肉卖啦！”他的这类话常让会场上的人哑然失笑——早就到处没有肉卖了。对此，所有与会者都了如指掌。葛罗米柯有个自由灵活的工作时间表。上午10点或11点上班，下午6点回家，星期六休息。简言之，他尽量不给自己多添麻烦，别人也不这样要求他。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认认真真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点也不多管闲事。
葛罗米柯对我的态度很正常。尤其是1987年我在10月全会上发言以后，当时我还属于政治局的一个成员，只有他一个人仍像以前那样与我打招呼，询问我的工作近况如何。
接下来谈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他总是喜欢呆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虽然他身居要职。亚美尼亚悲剧性事件以后，在极其不平常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亲自动手转动那台里外都锈透了的紧急救援机构，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我想，这时我们的人民才第一次注意到，我们的国家还有自己的总理。总之，我感到雷日科夫在部长会议主席这个位置上工作很困难。尤其是当前，急需将我们的国家从混乱不堪的经济状态下，从它所处的崩溃的边缘解救出来。
后来我作为一个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本应该出席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但在参加了两次之后，我明白了。一个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要想忍受那种安排混乱、杂乱无章的工作状况是极其不容易的。一个部长抱怨另一个部长，另一个部长却又抱怨其他部长。他们随随便便地跑到讲台上，你推我搡地争夺话筒。在这种气氛下，很自然，要通过一项集体决议简直比登天还难。从那以后，我决定，不必浪费时间，再也不出席那里的会议了。我非常希望部长会议今天举行的会议有好的变化。无论怎么说，部长们已受够了部长会议这个十足的人间炼狱的煎熬，再说国内现在的形势也不能容忍再耗费时间进行那种空泛的谈论。
索罗缅采夫，政治局委员，党的检查委员会主席。最近一段时期，他总是犹豫不决，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很少发言。但是，假如遇到与反酗酒运动决议有牵连的问题，索罗缅采夫会马上给利加乔夫以全力支持。他俩互相需要。当索罗缅采夫被解除职务时，利加乔夫极为忧伤，因为不会有任何人支持那个荒谬透顶的决议了。当他作为党的检查委员会主席受命负责解释我向西方新闻界所作的讲话时，命运便将我与他联系在一起了。很明显，我的那次谈话内容根本不像索罗缅采夫想强加于我的那样。我是不会认错的，而且我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我所有涉及批评政治局成员或者有关改革策略的讲话，既没触犯宪法，也没违反苏共党章。总之，索罗缅采夫在这次谈话时，看上去神经过敏、犹豫不决。有时我甚至感到有点同情他，交给他这个任务，他又无法完成。这是一幅令人忧伤的画面。
再就是切布里科夫。最初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只要不是谈论有关干扰西方电台或者放多少人出国这一类问题，切布里科夫一般很少发表讲话。没过多久他成为中央书记，离开了克格勃主席职位。这一步棋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很有利，因为现在出任克格勃主席这一要职的，是十分听话、十分忠诚的克留奇科夫。不过所有的权力：警卫机构和克格勃依然掌握在克格勃的前任领导人手中。最主要的是，切布里科夫还保留着当克格勃时的心态：到处都是西方的阴谋诡计、间谍，对谁都不放过，一无例外。对他来说，现在的多元论和公开性，就像一把尖刀插在胸口上，是对多年来一直发挥作用并且十分顺从体制的沉重打击。
多尔基赫。他不走运，格里申曾把他划入自己最亲密的拥护者的名单，企图让他进入政治局当委员并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当然，那些跑到格里申队伍中去的人，事实上全都注定会失败。确实如此，其中许多人很快便与他们办公室的安乐椅告辞了。但多尔基赫还在工作。看来他是中央委员会中办事效率最高的职业书记之一。这样，在他退休以前就保住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相对而言他比较年轻，他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来到莫斯科做中央书记的时候，还不到50岁。多尔基赫的特点是富有条理性，办事慎重。他从来不提倡匆匆忙忙地通过什么决议。他还有独立自主精神。当然，这是在允许的范围内。
譬如有一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让我担任中央书记之职的候选人资格问题（当时我没在场），参加会议的人几乎都积极支持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戈尔巴乔夫推举的。但唯独多尔基赫提出异议，说叶利钦有时相当感情用事，如果这样办事就……不过，最终我还是被选为中央书记。当然没多久就有人把他的话告诉了我。我到他那儿，当然，这不是为了讲明态度，仅仅是很想直接听听他的意见，而且重要的是应该自己搞清楚自己的错误，毕竟我刚到中央工作。他坦然地将他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说他认为任命我为中央书记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应当控制自己容易激动的情绪、自己的脾气。不管怎么奇怪，这件事对我而言虽然不是那么愉快，但不仅没能使我们疏远，反而使我们接近了。我们之间出现了富有人情味的联系和相互信任——而这些却是苏共中央院墙内极其缺乏的东西。
在政治局的各种会议上我们都坐在一起，并时常开诚布公地讨论国内出现的各类问题并对那种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都有些看法。他发言时不喜欢批评别人，而是简明准确地说出自己经过考虑后的建议。我觉得他在政治局里是很有用的。但他没过多久却被“打发”退休了。
卢基扬诺夫很长一段时间在党的最高决策集团中似乎是一个不太让人注意的人物。他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的职务。自从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以及最高苏维埃工作会议出现新的情况以后，卢基扬诺夫的作用才有了急剧的增长，但身居高位官员们的党的官僚主义毛病也一起见长了。如：办事机械、呆板，缺乏内部自由和多样化的思想。他不能驾驭在最高苏维埃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不合规范的局面，时常陷于慌乱之中，动不动就生气，差点大喊大叫并拍桌子。现在对整个最高苏维埃来说，这样的第一副主席还能有点益处，但如果进行正常的自由选举的话（这样的选举总是要搞的），我相信，卢基扬诺夫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将会非常困难。
亚佐夫，国防部长。这是一个真正的武夫，诚实而勤勉。差不多可以把一个军区或一个司令部托付给他指挥，但担任国防部长一职他还不够资格。亚佐夫目光短浅，压根儿不愿意接受批评。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对人民代表施行了最残酷的紧逼战术的话，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被批准担任国防部长。能不能指望这个十足的旧军事机器的产物在军队中进行哪怕是稍微积极的改革，用新的、灵活的方法来解决国家防务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位将军，他是我们祖国的将军，用忧郁的目光盯着国家所有的公民，内心深处多么希望号召所有的成年人都终身去服兵役。不用说，我夸张得有点过头。但我本人比较喜欢美国（国防）部长的任职传统，因为在美国只能让一个非军人担任此职。这是完全对的。毕竟一个职业军人的大脑很容易转向军国主义者的思维方法他永远感觉到威胁，因此总是想打仗。
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此人还留在政治局里，充分表明戈尔巴乔夫办事不果断、犹豫不决。我几乎百分之百的相信，当我的这本书和读者见面的地候，谢尔比茨基将带着耻辱被解除职务。但目前，1989年8月，这个威信扫地的谢尔比茨基，还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戈尔巴乔夫不敢动他，就像他以前不愿解决阿利耶夫的问题一样，尽管那时所有的人都明白，政治局里再继续保留这个惟利是图的人是不可能了。我曾带着一叠文件专门到戈尔巴乔夫那儿呆了一个小时，努力说服他：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和阿利耶夫坐在一起真令人害臊，我们不能这样损害政治局的威信。可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有听进我的劝告。但最后阿利耶夫还是光荣地被打发退休了。不过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解决这个人人关心又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呢？！现在谢尔比茨基的情况也是如此，到今天为止，戈尔巴乔夫还不想与这位停滞时期的模范英雄打交道。
雅科夫列夫，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他是个十分聪明、头脑健全、能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聆听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问题时所作的发言，对我而言一直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说话简明，对问题的看法也非常准确。当然，和我过去的做法一样，他在反对利加乔夫方面比较谨慎，不愿冒险，毫无疑问，他们俩的信念不同。雅科夫列夫所崇尚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利加乔夫的兵营一集体一农庄式的社会主义构想恰好相反。但在如今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不得不相处在一起，并且都随着戈尔巴乔夫费力而空泛地谈论政治局的团结。
梅德韦杰夫，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自从戈尔巴乔夫把两个最主要的喜欢争论意识形态问题的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分开，也就是前者被委托负责农业事务，后者分管国际事务以后，梅德韦杰夫就成了全国最主要的思想家。对付这项工作他极为困难，准确点说，他根本就对付不了。他的主要长处在于听话和缺少新观点、新思想。戈尔巴乔夫正是看到了他的这个长处，才将他放到那个位置上。但当今的时代是暴风骤雨的时代，像梅德韦杰夫这样秉性的人明显无法胜任这个角色。暂且不说现在是实行公开性，实行改革的时期，即使是为了保卫机构，维护发号施令的行政及党的官僚主义体制，也应该由另一个头脑敏锐、机智灵活的人来担任此职。我记得在我任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时候，有一次，梅德韦杰夫与那儿的群众会面，他发表讲话，讲了30分钟之后，没能讲完，便不得不带着羞辱离开话筒。从此可见，早在那时，人们就已经不愿意听他的那种刻板乏味的论调、粗俗的警句和从报上学来的大套话了。很明显，他现在是凭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能力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那么最主要的党报《真理报》、保守力量的喉舌，也就想当然不断失掉自己的订户。但梅德韦杰夫仍牢固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只要意识形态还没有彻底失败，他就会一直坐下去。
介绍完我的这些政治局的老同事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心情沉重。这就是改革的总司令部，这就是党的神经中枢，全国最有才智的人们？
实际上，我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还能希望会是别的一些什么人吗？我们的政治局里是这样的一些人——或者是沿着中央委员会的官阶缓慢爬上来的活动家们，还有那些头脑僵化的多年从事机关工作的人，譬如：卢基扬诺夫、梅德韦杰夫、拉祖莫夫斯基；或者就是曾经当过党的州委或边区委的第一书记们，如：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当然，我不会忘记提到其中也包括叶利钦，这些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从事党务工作的人。
我心里很明白，为什么有许多相当出色的人对我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在我失宠之后也是如此。就是因为叶利钦毕竟还是个党员，曾担任过州委第一书记。你是不应该也完全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的，更不用说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你进入之后，也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富于独创性、敢想敢做了。人们一般都知道，要想在党内混出点名堂，就必须非常机敏，能够随机应变，善于死背教条，并做到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但这样替自己辩白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面对现实，你只能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立场去赢得人们的信任。
有时我问自己，我是怎么出现在这些人之间的呢？为什么曾延续多年、精心设计的淘汰异己的制度突然之间土崩瓦解了呢？我是忍无可忍了，甚至暴跳如雷。这是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发生过的。显然，遴选干部的某个机制失灵了……对每一个要进入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的人都应该经过仔细地审查，关于他的一切都要清清楚楚；如：他在思考什么，他想做什么等等，不存在任何秘密。对我的性格特点，我的独立见解，戈尔巴乔夫都非常熟悉。或许他在当初拟定未来改革计划时，曾认为政治局里拥有一个不听话的人是必要的。但是，他后来逐渐改变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被权力迷惑得愈来愈厉害。渴望着指挥一切，甚至想每分钟、永远都感觉到这种权力。要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就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因为只有他的想法才是最新的、彻底的和正确的。他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了，因此也就不再需要一个能与他争论的人。
对戈尔巴乔夫趋炎附势的做法已在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变得更为低劣了。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可以说有个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常骂各个部委，因为它们几乎什么也生产不出来，只靠着自己的企业过活。但无论怎么说，它们的日常工作仍然可以间接地算为各个部门的成绩。可苏共中央呢？要知道它是什么也不会生产的，除了文件：成吨的文件之外。它工作的成绩就是那些堆积如山的谁也不需要的询问、总结、回函、报告、调研材料、草案等等。目前的所谓机构就是指政治局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它不好也不坏。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分析时局，制定党的战略战术。它实际上就像党的最高决策集团的意识形态勤务员。当年勃列日涅夫曾谈到过发达的社会主义。于是这台巨大的机器便开始制造神话，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生活将多么美好，说这个发达时期已经到来、并会继续发展……
开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理解比今天要谨慎得多。这也就表明了改革这一艰巨工作的发展为什么一直这样缓慢。戈尔巴乔夫以后将不得不“左倾”，这是形势所迫，中央委员会这个机构也将乖乖地宣布走另一条唯一正确的、即总书记所指定的道路。一切按此原则去干，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大家都记得那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戈尔巴乔夫来到托利亚特汽车制造厂。在那里，他宣布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成为生产新潮公共汽车的倡导人。于是，报纸、电视台就像以往那样，马上对这个又喊出新水平的口号大加赞扬。但是，专家们这时却因为难堪和害怕而不敢抬起头来。戈尔巴乔夫说出那样的话，说明他基本上不明白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目前是处在一种什么境况。制造公共汽车，这可不是仅仅将铁壳和发动机装到一起那样简单。它好比一根精细的链子，涉及设计水平、加工工艺和生产能力，还涉及公路质量、维修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若拿掉其中哪怕仅仅一个环节，整个链子也就散了。别说是最好的汽车，就是一般水平的汽车也生产不出来。可他偏要求：我们应当成为新潮车的倡导人！也许这不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别人提示的。倘若是他自己的主意，则他可以作些解释，更正一下，免得难堪。但在我们国家，习惯的做法正好相反，任何荒谬的言论，甚至连最彰明昭著的荒谬言论都会得到宣传机构的吹捧，他们办事能力极佳，会将这些言论吹捧为人类思想的顶峰，有先见之明，是人类智慧的象征。
当然喽，党需要这样的机构。但不必那样庞大，一定要大大地缩减。在这个机构中进行工作的应是党的才智卓越的人，以便研究时局、预测事件是否有转机，准确预见未来发展的道路。看到今天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样做便更为重要。但是我们有没有预测过一个冲突性的局势？有没有妥善地处理一个突然出现的危机？国营企业法、合作社法、卡拉巴赫州民族冲突、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难堪的局势一开始就被逼入死胡同，然后好像是有意地做出错误的决议，再过上好几个月等产生巨大损失之后，又试图去纠正。
有关资产阶级宣传的欺骗性，像他们捏造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过秘密的条约、协议，我们已经谈论过多少次了？宣传机构不止一次地宣扬说：这是一个阴谋，文件是伪造的？尽管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明白，没有必要再回避大家早已知道的事情。时间已经过去了，于是我们才不得不承认：不错，确实有那样的协议。但因为以前那样顽固地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已经失去了多少尊严和威望。
中央委员会这个机构就是这样开展工作的，对全国发号施令。但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机构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发号施令，而是因为它爱奉承，肯听话，党的最上层需要它。在苏共中央要有独立自主的政工干部——这样的话把说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从拍马屁和唯命是从中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如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些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也就越丰富。你如果失去这些东西便会感到更痛苦、更委屈，因此你也就会越来越顺从，工作更加卖劲。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处长虽然不享有专用的小汽车，但他有权力给自己预定用车；副局长享有一辆专用的“伏尔加”，而局长则拥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带有专用电话的“伏尔加”。
假如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你则可享有一切了——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到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什么所谓世界大同啦，就都不需要了。因为共产主义完全能够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关于共产主义，我不想说得太多，这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形态或者是一种夸张的提法。我们不妨追忆一下灿烂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基本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现在一切正是这样。关于能力，我已经说过，很遗憾，并没有多少，可是需求呢？……现在需求的胃口是那样大，以至暂时只能给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设共产主义。
这个第九局是无所不能的，它能办所有的事。他们日夜警惕地守卫着党的领导人的生命安全。任何奇特的任务，他们都能完成。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抱，面积广阔，里面建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装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备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我本人、我妻子、我们全家都已经习惯于自己动手干活。在这里，我们却不知该做什么才好。这儿是根本不允许有独立自主性的。奇怪的是，这样的排场并没有给人以方便和舒适。这座大理石的建筑到底能给人多少温暖呢？
在这儿，你要想随便和谁见见面，随便接触接触，那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你如果去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去任何社交场所，都要先派一个班的军警去那地方检查一遍，然后封锁起来，这样，你才能在那个地方露面。不过别墅里就建有电影院。每到周五、六和星期日都有放映员给放专场电影。
医疗设施——这是最现代化的。—切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关，也同样非常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但医院的医生因为害怕负责任，什么问题也不敢自己一人解决。一定要召集5个、10个，有时甚至更多的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进行会诊。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名为塔玛拉·帕芙洛芙娜·库鲁什娜的医生给我看病。她是内科医生，对我的健康情况非常了解，任何情形下，她都能准确地诊断病情。假如出现头疼、不舒适、感冒、乏力等病状，她自己会采取处理措施。克格勃第四局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会诊总是表示极大的怀疑。有时，我跑到一般的区门诊部去看病，头疼病一看就治好，自己也觉得舒服多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去医院了。也许这是个巧合，但非常有象征意义。可当你成了政治局里的一员以后，则你的保健医生必须每天给你检查一次身体。这个医生的头上似乎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因为他没有职业上的和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自由。
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可以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整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一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又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级别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各项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看，这都是些什么词儿！大家所一般理解的“专家”的概念一般是指行家，有特殊才能的人。左撇子给跳蚤钉马掌，像这样的成千上万的工匠们的的确确曾经是专家。所以，现在“专家”这个词有其特殊的含义，我们都非常清楚它的意思。此外，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并且要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有好几层包装，上面还有好几个医生的签名。只有经过这种检验的药才能服用。像这类的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却被当局郑重其事地当作贡品，实在不计其数！
休假时，你可以选择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里都有专门的别墅。过完假期，这些别墅就没人去住了。还有另一种休息方式，即除了夏季休假之外，还有为期两周的冬季休假。还有一些漂亮的运动设施，当然，都是供你专门享用的，如在沃罗别约夫山上就有自动开启的网球场，很大的游泳池以及桑那浴。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坐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1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都依附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能够把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这个主意就其实质来说是极为精妙的。某个人或叫伊万诺夫，或叫彼得罗夫，这都无关紧要。他沿着官阶上升；最初的时候，这个制度特供给他一定规格的财富；他又爬上了一级，就再给他另一类的财富；你爬得愈高，你所得到的、专门的生活享受就会越多。这样一来，这个叫伊万诺夫的大脑里便充满了一种想法：他现在是一个极其出色的人了。他吃的都是别人做梦才能吃到的美食；他休息的场所，其他人连靠一靠它的围墙都不允许。这个愚蠢的伊万诺夫不会明白，这一切并不是专门恩赐给他本人的，仅是恩赐给他占据的职位的。一旦他不再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为这一制度效劳，它就会把他废黜。取代他的将是彼得罗夫抑或是别的随便什么人。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本人的。斯大林居然能够将这一机构完善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其战友们的妻子都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依附于这一制度的。因此这个制度可以夺走加里宁的妻子、莫洛托夫的妻子，他们对此却连个不字都不能说。
当然，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其本质仍然存在。所以，大量的财富分配给职位，谁占据这个职位便能够享用财富。但在每一种财富里，从带有房间号码的太师椅，到盖有克格勃第四局印章的稀缺药物，都带着这个制度的痕迹，以让人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属于谁的。
我还想继续谈论这种特殊待遇。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备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经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我的卫士长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叫尤里·费多罗维奇。他的一个主要职责是马上去完成自己的主人及其亲属要求办理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还没吩咐去办的事情。
假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需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轻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得到新衣服，请试试吧！非常漂亮的一套新西服就这样给你做好了。
每年3月8日的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们送礼物。这同样也一点不需费事，会给你拿来一张清单，那上面列举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的名称——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也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她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配备的“伏尔加”牌汽车专门负责干这种事，好几个司机轮班倒。这些汽车的牌号都极具威望。“吉尔”牌小车自然不用说是属于家庭的父亲专用的。
有意思得很，整个这种实际上有点恬不知耻的制度很快就让一些人对官僚家族首领的亲属态度蛮横无礼。譬如，卫士竟指示我的夫人和孩子，让他们不要从市场上给我买蔬菜和水果吃，因为这些水果可能是含有毒素的。当我女儿胆怯地问是否可以吃这些水果时，得到的回答是：您能吃，但您的父亲不能吃。也就是说，您尽可以服毒自杀，而他却是神圣的……
每当政府官员的“吉尔”车队在莫斯科大街上沙沙地飞驶而过时，莫斯科人一般都停下脚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此时需用敬重的目光瞧一瞧坐在小车内的人，而是因为这确确实实是个令人有强烈印象的场面。“吉尔”车还没有来得及开出大门，沿途的各个岗亭就已得到了通知。于是，一路绿灯，“吉尔”车不停地、痛痛快快地向前飞奔。显然，党的高级领导们忘记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信号灯、红灯这样一些概念。如果是政治局委员出门，则还有一辆“伏尔加”护卫车在前面开道。当我有几次受到恫吓后，上面同样也指派一辆“伏尔加”护卫车护送我。我曾请求撤走这辆车，但我得到的回答却是：我的安全问题不归我管。因此，那些时候要想打死我是绝不可能的，我的旁边都有卫士。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便撤走了这些增派的卫士。
一天24小时“吉尔”车都跟随着我。我不管到哪儿，带有联络装置的车子总是守候在旁边。如果我到别墅去过夜，司机就睡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以便随时都可以出车。
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多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造了一幢别墅，就搬到那里去了。
我第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了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仅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室内，就看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往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备着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阳台，还有一间带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简直弄不明白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摆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就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里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里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做什么用的。这里同样也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一些东西。
巡视结束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好像哼哈了几句。我的一家人基本上都被惊呆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没有一点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已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但这一切究竟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那样荒谬地、热衷于满足自己的那种讲究官僚式气派的愿望？谁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房间、洗脸间和电视，就是当代最伟大的活动家也不会需要。
那么，这一切开支由谁来支付呢？由克格勃第九局支付。但这些开支的来源呢？是和间谍斗争挣来的？外国公民的贿赂？或是更带罗曼蒂克味的来源，譬如说，大气层外空间侦察的收入……！
如果是休假，要去的好地方也非常多，任你选，如：皮聪达、加格雷、克里姆、瓦尔达依，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卫士长的酬金，倘若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4千卢布左右。可以说，这还只是零用钱。就是说，他们到外地休假可以不用掏自己腰包。同样，也是住那些特别豪华气派的夏季别墅。去海滩游泳，也是乘小车，虽然，别墅离海滩不过只有200多米远。我当然是一个人步行去海滩，希望借此散一散心。我组织了一个排球队，我和我女儿、我的助手、司机为一方和卫士们比赛。虽然，这些卫士们年轻力壮，但我们总能赢他们。简言之，我是很想给这个经过净化了的共产主义孤岛带来某种人性的、生机勃勃的和令人振奋的气氛。应当承认，为此，我费了非常大的劲才达到目的。
或许，我要说的不是公认的观点。但我想，如果戈尔巴乔夫亲自制止自己享受特权，那么即使在战略上有失误的情况下，改革也不会停止，尽管，这些失误确确实实发生过。假设他本人拒绝接受那根本不需要的、但已习惯了的、而且是舒适的特权的话，假如他不为自己在列宁山上修建新的住宅，在莫斯科郊外建设新的别墅，在皮聪达建设新的别墅，以及后来又在福罗斯修建超级现代化别墅的话。可他呢，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他根本就没有私人别墅。这是多么虚伪，难道他自己不明白？如果不失去人们对他宣布的那些口号和标语的信任的话，情况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任何有前途的、真正的改革。当人们明白了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点点的信任。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是和他的内在品质有关。他喜爱生活得富足、奢侈和舒适。在这方面他的夫人也在助长他那样去做。很遗憾，她没有发现，有上百万苏联人尤其是妇女在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是很想抛头露面，在国家生活中扮演一个显眼角色的。也许，这在一个丰衣足食、人人满意的社会里那样做是正常的、自然的，人们可以接受。但在我们国家却不行，至少现在不行。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错误，他并没有感觉到人们的这种反应。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和人民的相互联系不存在的话，又怎么谈得上感受到人民的反应呢！他和劳动群众见面总是装模作样，并且时常是他和几个人站在那儿谈话，而周围一圈全是保镖。并且，那些群众还是经过审查和挑选的。他们是被专车送到这儿来的……会见时一般都是听他独白。旁边的人也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他听不见，也不想听那些话，他只是说自己的……，这样的场面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他妻子配备“吉尔”车吗？戈尔巴乔夫是否会主张提高政治局成员的工资？人们对这一切反正是会搞明白的，什么也隐瞒不了。我女儿在单位里每月能得到一块肥皂，工作时够用了。当我的妻子一天花费2——3个小时跑商店仍买不到供家里用的必需品时，连像她那样性格内向、稳重的人也禁不住开始变得急躁、忧郁、心绪不佳。
当然，我们的官僚分子没办法推卸责任，他们将不得不交回自己的别墅，并且在百姓面前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曾不择手段地抱定自己的财富不放。因此，现在他们已开始为自己的官僚机构分配的一切付钱了，因为党和苏维埃的官员们参加的选举完全失败了。这恰恰是第一次小小的警钟。他们现在只能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但他们做出这种让步却是那样的艰难，那样勉勉强强；他们是多么不情愿拒绝财富，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施展各种阴谋诡计，甚至直接欺骗，以阻挠这一进程的展开。
不久前，雷日科夫宣称停止特殊食品供应，并关闭戈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特供商店。是的，商店是关闭了，但特供食品原先是怎么供应的，现在照旧怎么供应，只不过今天是分散在各订购处供应。一切都还是原样。那些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各部部长、科学院院士、报纸总编和其他当官们的司机们时常提着装满精美食品的大网兜子，放入黑色汽车的行李箱内，接着，开车送往各自主人的家中。
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还不明白不公道的特权及优惠情况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会怎样。我也不知道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些问题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我想，像这样厚颜无耻地享受特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希望我们永远摆脱那种对财富帮会式的让官僚机构配给的方式，所有物质财富都应用文明的方式分配，即用你所挣来的工资去购买商品，这是唯一的准则。我非常希望社会能这样做。
有人在背后声称，我拒绝所有的特权，如：别墅、特供物品、专门的门诊部以及其他的一些享受，只是为了获取名望，以便赢得那些企求平均主义并想让大家都过一样苦日子的群众的同情。我对这些风凉话不计较，也不感到委屈。因为，我明白是谁在说那些话，以及他们的动机。但还有另外一些人——我的朋友、我的同盟者和其他与我关系较好的人，他们有时，尤其是出现具体情况时，也说一些类似的话，譬如：您为什么要拒绝克格勃第四局的照顾呢？难道那儿今天什么药也弄不着了吗？像抗生素啦、维生素C等等什么的？
如今，完全新的情况又出现。夏季，我一边参加会议，一边抽空写这本书。有时，散会很晚，就在夜里写，有时是星期日写。总而言之，要做正常的、有价值的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8月份宣布人民代表放暑假。因此，我决定认认真真地写这本书。在办公室进行写作当然是不可能的，由于那儿的事情太多；在家里同样也不行，因为电话铃声也会不断。只好决定在莫斯科郊外租用一间别墅，在那儿是谁也不会找到我的。可是后来得知，在8月份临时租不到别墅，说是开春的时候就应该预订。这样一来，又只好匆匆忙忙地去寻找一间可以离群独居的小屋子。假期很短，因此，每一个小时都很宝贵。那时，我受到不少的责备。说我不应只顾自己的社会公正观，而拒绝利用国家配给的别墅；按功绩，这是您应该得到的待遇；要知道现在无处让您写东西，等您写好了书再拒绝一切特权也一样啊……但无论怎么说，小屋子我们最终还是租到了。这个小屋坐落在离莫斯科非常远的地方，大约有200多公里。这是它最主要的优点。那里的风景当然也相当美，有鸟儿歌唱、有森林、有蘑菇。关于其它生活设施，很方便。街上全都有。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富有朝气的环境中写作出来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为写这本书，我丢下了本职工作。下面再接着谈论特权问题。不用说，谁都想吃香的、喝辣的；谁都希望医生给你看病时态度温和、检查仔细；谁都愿意到那些漂亮舒适的海滨沙滩去休息。很自然，当我放弃所有这些特权之后，我的家马上遇到了许多生活上的麻烦，就像千千万万个普通苏联家庭所遇到的困难一样。
总之，人们都期望过像整个文明世界所过的那种生活。正因为这样，我才永远也不清楚，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在代表大会上自豪地宣称，他没有私人别墅。这有什么值得自豪、值得高兴的？没有私人别墅，这是很不幸的事。总书记应该拥有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修建的私人别墅，就像工人、作家、工程师、教师自己花钱盖别墅一样……但对他而言，别墅最好是由国家掏钱修建，产权归他自己。
不过眼前这一切都没有；眼下我们过得极端贫困。我不能吃鲟鱼，也不能吃鱼子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乘车在街上飞奔，不用顾及信号灯，也不用担心撞到别的车；不能再吃那些进口的高级药物；我知道我的邻居连给小孩吃的阿斯匹林都没有了。
为此，我感到十分羞愧。
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国家，想到了所走过的道路，想到了生活水平低下的缘故，想到了所有商品的长期短缺，想到了精神和道义，想到了未来。
有一个问题让很多人激动不安：我们今天是走向何方？我们是否在建设这样一座大厦，这座大厦正是我们需要的，生活在这座大厦里虽然不能说是享福，但至少是可以生存下去？我们的社会如今正用尽全力以彻底抖落掉那些陈旧的观念，并寻求唯一正确可靠的方向。我们徘徊的时间已知够长了！但通道上充斥着谎言和陈腐的教条，因此，我们只能好好地工作，以避免陷入过去的那一套当中去。
假如相信教科书上的话，则社会主义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建成了，但后来我们不知为什么又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补建，直至“完全和彻底地”建成。不过思想家们对此还不非常满意。当时就在勃列日涅夫的授意下，他们又宣布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今天使这帮人大伤脑筋的是，应该给下一阶段起个什么样的鬼名字呢？因为，总得有个说法才行呀！我们不可能没有个说法。根据我国一些理论家的统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今在我们这里共有26种苏联生活方式。可能很快就会有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
如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不带偏见地进行比较的话，就会明显地看到：主要经典理论当中仅有一条是实现了，这就是公有制。而这个公有制，也弄得也是很粗糙。至于社会主义的其他成分也许根本不可能实现；也许加以修改，修改得面目全非为止。
我们现往何处去？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弄明白：我们来自何方？20年代，斯大林“砍掉了”民主道路，着手推行国家专制、行政官僚式的社会主义。民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而沉默的社会除了增添一些讽刺自己的笑料之外，什么也创造不出来。不敢说话的人永远也不可能相互交流。当时，进行过多少可怕而残酷的镇压。在那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党与人民之间的社会政治对话。当时实行的是强制和恐怖的政策。
社会民主化道路预示着另外一种前景，在民主化的社会中充满了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利害关系以及个人的责任，再加上真正的，而不是做摆设的经济核算制。但很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实现。因为其后的经济政策仅仅是建立在“社会利益”这一原则之上的。在这样的“框框”下，各种无效的经营方式都出台了，那些党的官僚主义者们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耍骗术，打着“社会利益”的旗号，却为了个人的私利这一目的。这根本就不是工人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
目前，已有很多文章在谈论革新我们的社会主义问题。但如果客气点说，这是一种不好的捍卫社会主义的方式，因为，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东西才能去着手革新它，当然，如果大厦盖好了，我们倒能随心所欲地对它进行革新、补建、扩建、改建等等。但假如这座大厦根本不存在，又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我们只是要去建设社会主义。而需要的是真正的、诚实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能够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投机倒把地清查和总结我们70年来现实生活中的经验。
对社会主义的那种教条式的观念不会很快地消失。因为以往多年的惯性，有些概念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经济因素发展的长期绝对化不仅损害了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整个改革的战略。经济改革没能及时地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前行（最好是超前进行）。
应该从党本身，从它的机构进行改革。必须明确地确定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它的“主攻方向”。结果是，在某个时期，我们力图改造经济，却被那些来自过去、来自僵化观念的武断定理和传统所左右。没能制订出一整套关于私有财产、土地、合作社、租赁、税收体系、价格制定体系的法律。
如今，在加快政治改革的同时，我们试图弥补以前被疏忽了的东西。即便是曾经做过的那一点点事情也被赋予令人注目的、带有社会意识的政治色彩。人民今天是积极参与政治。始于民众外交的民众政治今天有了自己的独有方式和方法。罢工和成立罢工委员会使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以独立组织（如：“非形式主义者”、各种基金会和倡议小组等等）出版物的形式出版的民众报刊现在日益发展起来；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许多地区都成立了人民阵线组织，活动频繁。这些组织往往被认为是社会上新的政党。我是支持成立人民阵线的，但要有个条件，即这些组织的纲领和行动不能和整个人类价值相抵触。波罗的海3个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提出了一些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指的是民族问题。
改革让人们行动起来，唤起了他们的创造力，号召他们投身到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去。重要的是，民众政治所获得的各种表现形式要在社会上占据应有的地位，要能团结所有关心国家命运、渴求真正民主建设的人。因为排除那些为改革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会削弱人民运动的力量。为了鼓励人们发表不同的见解，应加倍地给予补偿。不然，我们的那种缺乏独立意识的所谓高度一致，将会把我们带到更没有希望的停滞境况中去。特别是，要鼓励人们在出现危险情况时说出不同的观点，此刻，说出的每一个新词、每一种新的想法都宝贵无比。而且，一个人难道能够放弃自己思想的权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