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当我思考我的对手们是怎样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的时候，我想，假如我要领导这场反叶利钦做人民代表候选人的行动的话，我将会用些什么办法呢？
很清楚，我不会做那些蠢事。首先，我会揭开这个名字所包含的秘密和神奇的外衣，他应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候选人，就像那个彼得罗夫、西得罗夫一样。我将尽快同意，更确切地说，是强迫所有报刊都刊登两篇有关叶利钦的答记者问。这样，过一个月以后，人们对叶利钦这个名字就会感到厌烦。当然，我也会强迫电视台这样做的。要让他们常播、多播，最好是在一个和代表选举风马牛不相及的节目里多播，在不管是哪类节目里：比如什么“农村节目”、“为苏联当兵”、“观点”、“时代”、“音乐信箱”等，用所有频道转播，这下子，人们肯定会对叶利钦的观点和思想厌烦透顶。哼，到那时，不中用的叶利钦就会乖乖地靠边站了。
但是，那些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采取一切手段，弄得我像个苦行僧似的。官方的新闻媒介对我只字不提，记者对我的采访仅能从西方的广播中才能听到。但是，每一个针对我的措施却越来越使莫斯科群众感到气恼。而这样的措施又是非常多的，结果到头来，是那些要反对我的人逼得人们只有选叶利钦作为莫斯科选区的代表。
许多人曾经十分严肃地问过我：“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扎伊科夫是我第十一个暗中的竞选委托人？……”总之，大家都让我一定在选举完毕，一切都顺利结束以后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他在竞选期间给予我的极大支持和帮助。我那些对手们因为对人类的反应规律一窍不通，不了解他人的心理，结果是每次都适得其反。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是不是有竞选的战术，或者是取胜的秘密和奥妙。我告诉大家，战术是有的，但它听起来确实是十分的简单，那就是健康的思想。不去做那些可能侮辱竞选对手的事情；在参加各种会见、群众集会时只说实话，尽管这些实话会令人感到十分为难，对自己会造成十分的不利，总而言之，要做到绝对真诚。另外，还需要不断地了解别人的心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我几乎每天都要与众多的群众举行会晤，最后一个月里一天就两次。当然，每次会晤后我都累得筋疲力尽，但每一次会面都让我内心受到鼓舞，使我相信一切都将会变得正常的。这其中的意义甚至还不在于我一定会赢，这种会晤可以说是我为自己确定的任务。这样，我产生了信心，相信和这些真诚地渴望公正、善良的人一道，我们是会最终从已经掉进的深渊中走出来的。
我不太喜欢群众集会，尤其是那种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有时，在莫斯科列宁山前的广场上聚集的群众多达10万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看清大家的面孔和眼睛，也不能与集会的群众进行相互信任的交流。但尽管如此，群众集会对政治活动家而言大概是最有力、最艰难的课目之一。这里需要掌握用一个字就能吸引大批群众注意力的艺术。在这样的场合，哪怕是仅仅说错一句话，人们也会将你从台上给哄下去的。
我本人对戈尔巴乔夫不参加这样的群众集会感到十分遗憾，这本来对他可能更有好处。戈尔巴乔夫习惯和事先经过专门准备的人进行对话，但这些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用汽车运来的，他们假扮成劳动群众。因此，列宁山前群众集会的经验对他而言将是非常宝贵的。或许，他最终会这样做的……
我还想重申，群众集会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危险的工具。在这里，人们不控制感情，也不讲究议会式的表达方法。这样，就要求集会上的发言要非常慎重和准确。我现在说不清楚，我究竟参加过多少次集会，或许是20多场规模宏大的、由成千上万群众参加的集会。每当这些成千上万的群众看到我，并开始有节奏地高喊“叶利钦！叶利钦！”时，我的感情是多么的复杂。呼喊的人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说实话，此时你是感觉不到欢乐和愉快的。要让这种冲动、欣喜的浪潮平息下去，你得赶快走上讲台，并抓住麦克风开始讲话。当人们开始听你讲话的时候，整个气氛才开始有所转变。我之所以带着某种内心的谨慎来看待这种群众的热情，还因为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当初是多么地容易激动，然后又是多么容易地失去信心。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去想入非非。
集会以后我常常与我的竞选委托人在此问题上发生争执。他们认为，人们抑扬顿挫地将“叶利钦”这个名字叫得越响，集会也就越顺利。这真的胡编乱扯。
总而言之，我的竞选委托人都是些特别的人。他们对我奉献出无私的支持、真挚、忘我精神和忠诚，对此我会永远感激不尽。很多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犯了个可怕而又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我挑选的竞选委托人都不是干这一行的人，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学者，仅仅是些普普通通、聪明和富有人性的人。竞选以前他们这些人我谁也不认识，他们给我打电话，并直接来找我，说愿意作我的竞选委托人。这时，我告诉他们说：“谢谢你们，但你们要仔细想想，这将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说：“我们知道很苦，专门请了假，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曾夜以继日的替您工作……”列夫·叶甫根尼耶维奇·苏汉诺夫领导我的这些竞选委托人的工作。苏汉诺夫是一位无私的人，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为我的竞选而进行的协调工作中。多么可敬可爱的人，我感谢他们……
在您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有什么不足？是否搞过独裁主义？
您在第一次与莫斯科人会见时就已经收到黑手党徒及其妻子们的信，他们发誓说要折断改革这根粗壮的桅杆，这是真的吗？①
在出任党中央书记几个月之后，1985年12月25日，我被突然叫到了政治局。要找我谈什么，我自己不得而知，但当我看到办公室内没有中央书记，而只有政治局委员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今天看来是要谈我的事情。记得，戈尔巴乔夫这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政治局讨论并决定让你领导有近120万党员的莫斯科市党组织。这个消息对我而言是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所以，显得很突然。我站起身来，说：“你们这一决定是不适宜的。首先，我是搞工程建筑的，搞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生产。我对如何让这一行业走出危机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并已经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我当中央书记会更有用些。再说我对莫斯科市的干部也很不了解，工作起来困难会很多的。”
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齐开始劝我，说必须解除格里申的职务，说莫斯科市党组织变得萎靡不振，其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不仅使它起不了榜样作用，反而让它完全落在了全国其他党组织的后面。格里申从来不考虑人民，不考虑他们的迫切要求，工作搞得一团糟，只讲究排场，搞些哗众取宠、经过精心组织、不出任何差错的大型活动，弄得大家无论任何时候都只能照本宣科。总之，要想办法挽救莫斯科市的党组织。
这次谈话很不寻常，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再次提醒我：要遵守党的纪律。我们知道，您在这一岗位上工作对党会更加有利。……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知道不能放手不管莫斯科市党组织的工作。因此，我同意了政治局的这个安排。一边心里在琢磨，上任后派谁去那里工作。
后来我常常思索，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偏偏选中了我呢？或许，他认为我曾经领导全国的一个大的党组织好几十年，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还抓过很长时间的生产工作……再有他了解我的性格，相信我能斩断过去的乱麻，知道我的顽强的性格，也有勇气，会与黑手党作斗争；此外，我还能从根本上更新干部队伍——这一切他事先都考虑过了。这样我也许是能实现他既定目标的最佳人选。但是，我却并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应担任这一职务，之所以这样，并不是由于我被困难所吓倒了，我很明白，自己是被起用来打垮格里申一派的。格里申是个没多少知识的人，寡廉鲜耻，为人不正派。只有高傲和百般的阿谀逢迎。他随时都清楚怎样去讨好领导。他还非常自命不凡，甚至还准备当总书记。为篡夺权力他不顾一切。多亏上帝保佑，他的阴谋才没能得逞。
他腐蚀了许多人。虽然不是整个莫斯科市党组织都这样，但是，它的领导层却被腐蚀了。机关里形成了专横跋扈的工作作风。更可怕的是，除专横跋扈以外，还非常愚蠢。这一切影响了莫斯科市政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莫斯科市容的改善。首都甚至比几十年前都更加差劲：脏乱不堪、各种排队现象没完没了、到处是人山人海……
12月24日召开了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上解除了格里申职务，解除原因和往常一样，是“根据本人意愿，予以退休”。这是千篇一律的、打发不中用的人去退休的传统方式。然后，戈尔巴乔夫推举我为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我发现谁都没有对此感到惊奇，大家谁也没有提任何问题。我也只说了一句话：“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将不遗余力地去工作。”全会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
预定在2月举行总结选举的首都党代表会议。我预计届时将会有一场大战。格里申原来的那班人马会提出恢复原状，而且将不仅仅局限在莫斯科范围之内。
那时需要集中精力筹备代表会议。为了写出一个全面的报告，我会见了数十人，并视察了首都企业，分析形势，和专家一起研究走出低谷的最佳方案。我的报告持续了近两小时。会后，戈尔巴乔夫对我说道：“你吹来了一股清新而强劲的大风。”不过他说这话时脸上并没有赞许的微笑，而是表情冷漠。
我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首先需要更换党委班子，由于这里都是格里申的人马，而格里申早已变成虚幻的泡沫。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威望，在改革的条件下，他出席政治局会议更是玷污了这一全党最高领导机构的名誉。戈尔巴乔夫干什么事总是犹犹豫豫，在格里申的事情上他行动得也不迅速。本来，早就应该把他撤职。当我决定收拾格里申和他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时，格里申没有任何表示。有人告诉我，他对我的某些做法很为恼火，但他不过只是说说罢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
有人打算指控他曾使用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但司法机关没能找到任何对他不利的材料。我听说，这些材料可能被毁掉了。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甚至把他入党的材料都没有找到。不管怎样，入党材料总还是应该有的。总之，围绕格里申一事有大量的谣言，但都没有经过证实。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上任以后，见他的保险柜是空的。或许，克格勃总部存有有关他的材料，但具体我不清楚。
我预计他会在我的工作中从中作梗，特别是在干部的安置问题上。他也有过这方面的打算，曾通过下面的人来推荐自己的人担任莫斯科市执委会主席。总之，每次有什么关键的职务时，我总是要想，格里申的人很有可能会被安插进来，因而做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我认为，市委机关的人，特别是那些曾长期和格里申共事的人，一定要撤换下来。这些官僚们都已经染上了停滞时期的坏作风：奴颜婢膝、巴结献媚、阿谀奉承。这些作风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靠再教育是行不通的，只有进行更换。我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我一上任就撤换掉了我的几个助手，常委、市党委成员是一步一步撤换的，但撤得非常果断。老人撤掉之后，当然需要找新人上任。中央委员会便推荐扎哈罗夫为市委第二书记。此前扎哈罗夫在科技部门工作，而再以前是列宁格勒市党委书记。
当时莫斯科市执委主席是普罗梅斯洛夫，他在莫斯科群众中非常“著名”，而且不仅仅是在莫斯科。那时曾经流传着一个这样的笑话：“普罗梅斯洛夫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来往穿梭，只在莫斯科作中转停留”。这笑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我当选后的第二天，普罗梅斯洛夫就找上门来。他刚到门口，便开门见山地说：“简直没法和格里申在一起工作”，还说了格里申许多坏话。然后，他又说：“叶利钦同志，您能当选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多么的高兴啊！”最后，他补充说：“您知道吗，我好像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全身充满了精力，这精力至少还够我干5年。”听到这里，我只好打断他的话，并告诉他，我们要谈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严肃地告诉他说应该退休，并且要体面地退。他还想来缠我，但我断然说道：“请您在明天中午12点以前将申请送来”。他临走时，我还补了一句：“注意，不要迟到。”到了第二天12点，他还没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也许，您对我的话没有在意。我建议您体面地退休，您清楚，也能够采用另外一种方式退休……”他明白过来，20分钟后就给我送来了退休申请。
此后，在两天的时间里4派人分别推荐了4个人作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人选。我觉得，每一派都想找自己的人。大家都知道，市长一职是多么的重要，有多少事情要取决于他的努力。我决定打破常规，到了吉尔汽车厂，从早晨8点呆到夜里2点。我在各车间转了转，会见了工人、专家、党员积极分子、设计师、工长等厂内的群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侧面又怎么样呢？我决定去找总经理赛金，并与他结识一下。我努力抓住任何的细节，观察他和工人、下级、党委书记以及与我谈话时的情况。我分析了好几天，终于得出结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市长。当然一下子还不行，还需要人们的帮助和支持。我和戈尔巴乔夫通了个电话，谈了我自己的想法。他同意了我的意见。赛金没有马上回话，他想了想，最后，经过思考最终同意走马上任。
我对市委书记也进行了更换。
一次，我来到《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会见了全体职工，和他们进行了大约4个小时严肃而坦率的谈话。该报新上任的主编是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波尔多拉宁。他此前曾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波尔多拉宁是一个原则性强、也很有天赋的新闻记者，他上任以后很快就使报社的气氛焕然一新。他刊登的一些报道曾使许多人胆战心惊。比如，我记得有篇特写，题为《大楼边上的车》，是讲私用小轿车的。这篇特写搞得整个莫斯科都议论纷纷。这些文章非常尖锐，而且，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波尔多拉宁被叫到中央。不过事前他们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对报社的工作如何评价？我回答说非常正常。
《莫斯科共青团报》发表的关于吸毒、娼妓、有组织犯罪的文章引起极大轰动，因为，从前从来没有人涉猎过这方面的事情。总之，莫斯科市的报界一扫默默无闻和俯首帖耳之风，对此我当然表示欢迎。有人试着提醒我不值得这样狠地批评和揭露莫斯科市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莫斯科总还是首都嘛！每当此时，我回答这些人：“这样的消极现象有没有？有。假如将这些伤疤和痛处遮盖起来，我们治愈不了伤口，仅仅是在上面抹上一层甜面酱，来蒙蔽人们的眼睛。任何消极的现象，不管它是多么的让人不快，也都要公开出来。”
我和莫斯科电视台编辑部的同志会见了几次。这也是一个新成立的编辑部，总编也是新任命的。自该编辑部成立后，一些有趣的节目，而主要是首都自己的节目就和观众见了面：如《莫斯科和莫斯科人》、《莫斯科，晚上好》等，其他的节目也是如此。这样，莫斯科电视台又露出了生机。
很自然，莫斯科新闻界和电台很快就受到激烈的批评。前面我已说到，波尔多拉宁曾不止一次被叫到中央。一次他甚至被一位高级领导人叫住，谈了几个小时。这种做法十分可恶。我想方设法来保护他。有些人却总是喋喋不休地向戈尔巴乔夫告状，因此，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我说：“你瞧瞧，你的这个波尔多拉宁都做了些什么……”我针锋相对：“我们的这位波尔多拉宁总编干得很不错，在他的领导下，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最好您还是管管您的阿法纳西耶夫吧”。那时《真理报》的订阅量已经下降，即使这还是强迫党员们订阅的党的机关报。
很清楚，在我被撤职之后，波尔多拉宁也站不住脚了。的确，他也很快就被撤职了。
这都是后话。而那时，我们还在继续为莫斯科而战。
那时，莫斯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干部状况、社会领域，1972年莫斯科市总体发展规划中确定的差不多所有指标都没能完成。因为按定额在全国招工，首都招来大约有70万人，这样，1986年莫斯科市居民超出计划110万。假如再加上过往游客，旅店房客（夏季达300万人，冬季有200万人，城市的社会部门对这些人不予统计），那就构成了一个极为悲惨的画面：购物排队、满地垃圾、地铁和公共汽车上拥挤不堪。我们大家都是这一切现象的见证人。莫斯科各方面的承受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文化方面的情况也是同样糟糕。比如说，每1000人所拥有的剧场座位数甚至比1917年时的还少。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最初是尽力帮助的。因为，戈尔巴乔夫时常鼓励他们这样做，在我上任的第一年内尤其如此。正是在这个时期我萌发了创办交易所的念头，但设想这种交易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这样，莫斯科居民及首都的客人都会感到高兴。决定后，我们在市里每一个区的空旷广场上建起了小房屋和一个个摊位，直接与一些城市及共和国签订了蔬菜、水果的供货合同。于是，交易所就这样办起来了。虽没在所有地方都取得成功，但许多区的这种交易所都变成了许多人家真正开心的节日。而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莫斯科的节日是显然不够的。从此以后，交易所便得以生存下来，莫斯科人已经对这些交易所习惯了。我认为，他们已经把它们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如果缺少了这些，今天城市的生活就已经无法想像。
在莫斯科工作时，我将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工作时形成的习惯做法都保留了下来。比如，与市民们见面。最初一次见面是与首都的宣传工作者。当时，在政治宣传大楼的礼堂里大约聚集了2000人。我先做完报告，然后我对大家说，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哪怕是最令人不快的问题。幸好，这样的问题并不多，但也有。如，有人说：“叶利钦，你现在在抓莫斯科市黑手党，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赫鲁晓夫也管过这事，想收拾他们。但最后结局如何大家都明白。如果你还继续这样执迷不悟，过不了两年你就会滚下台去的。”有趣的是，这个预言后来果然实现了：刚好过了两年我就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是，我想，黑手党与此无关，只不过是正好碰巧罢了。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谈谈这件事情。
我接到许多揭发贸易部门、警察局贪污受贿的信件。也对这些人进行了侦察，但没有结果：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根本不想。内务部机构、市克格勃、经贸部门和社会饮食业新上任的领导也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撤换了一些领导，然后一切依然故我。
但发现的事实却越来越多，人们看到这些事实，并常常写信检举，但大多是匿名信。现在，我给大家讲讲我自己碰到的几件事。肉类联合体接连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出卖病死的牲畜、贿赂、偷窃，而区委第一书记却在庇护，结果市委常委会不得不对此进行讨论。
我得到一个消息：商店运来了一批小牛肉。我因此去排队。开始几个月人们还不太认识我。等排到我时，我对售货员说：“给我来一公斤小牛肉。”售货员答道：“牛肉有，但没有小牛肉。”“不对，将你们经理请来”。有人开始明白惹事了。我坚决要求让他们带我去看小仓库，因为小牛肉就放在那儿的一间屋内，并正准备从“后门”卸走。一片嘈杂声、叫喊声——最后撤去了经理的职务。
在一家工厂的食堂里。有人问：“为什么没有胡萝卜？”回答说：“没进货。”我开始和厂长一起检查此情况是否属实，结果是来过货，但当天又不知运往什么别的地方了。这是装卸工说的，但没有有关的记录。掩盖得天衣无缝。
在食品店经理的办公室内放着几包精致的食品。我问道：“这些包是给谁的？”回答我说，是别人预订的。我又问：“每个人都可以预订吗？”对方此时无言以对。于是我开始请经理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见状只好承认，这些按职位高低预订的东西是分发给区执委会、外交部、区党委、市各部委的。每一包都不一样，不论是重量、品种、还是质量都不一样。
我在市内各个地方对一系列精致食品的总体比例进行了了解。真奇怪，每一品种都要比公家“干耗和漏损的”多运来几千吨。
但是，谁也没有去戳破这张网。大家后来都知道我经常在各商店、商场、批发商场到处转悠，也明白了我的兴趣所在。因此，看来有人怕我。这样，这个方面的状况也就有了一些好转。
有一次，我走出商店，信步在街上走着。一位年轻的妇女追上来，对我说：“我要和您讲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和她约定好日子，让她在某天某时到市委来谈。
直到现在，只要我一想起她透露的那张行贿受贿的网络，我就不能不感到气愤。她刚被拉进这伙人中，就再也忍受不了。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感到震惊。售货员一定要故意算错顾客的账才可以，一天之内必须完成向负责人上交多少东西的指标。然后，这位负责人将其中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送给商店的经理。在此以后，在领导之间自下而上地进行分配。假如去到批发基地，那儿又有一套。每个人都认识两、三个关系户。另外，批发系统也存在大规模的贿赂现象。
我尽一切努力替她保密：她非常害怕受到报复并请求保护。她后来被调到另外一个商店。最后，我们在小范围内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不仅调换那些具体有过这种行为的人，而且调换整个班组、整个商店的人员和批发基地的整个车间，换上了没有经过“污染”的年轻人。而且，仅在一年的时间内法院就追究了约800个人的刑事责任。
但这仅仅是黑手党的一部分。还没有着手抓影子经济（而影子经济已达到15%），以及和政治相联的黑手党。有人没给我机会去抓。而给我仅仅两年的期限却已经结束了。
后来我发现，市委对这些问题也无动于衷了。
我还在政治宣传大楼和思想工作者们进行了会见，和他们进行了公开的、真诚的谈话，这种谈话对于已经习惯于格里申空洞冗长的报告的莫斯科而言，的确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我为周围有我的志同道合者而感到高兴。和这些人在一起，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困难的工作，你也会无所畏惧的。
谁也不会怀疑，未来的工作将有多么的繁重。在33个区党委第一书记中，有23个被撤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不称职才被撤换的，其中有些人甚至得到了晋升。也有些人在经过与我或者是与市委常委会以及与区党委全会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谈话以后，被迫离开自己的交椅。大多数人自己也承认不能按着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而对某些人则不得不说服他们离职。总之，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伴随着阵痛。
干部的撤换工作并非每一次都是准确无误，无可指责的。有句话叫做“换汤不换药”，的确，我们所进行的几起撤换事例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助于改变区里的工作作风和现状。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第一，我前面曾经说到，我对莫斯科的干部状况并不十分了解；第二，按名单表格选拔干部这一传统的做法弊病太多。实际上，这样选拔的不是人，而是表格，所以，我们犯了些错误。
有人后来批评我对下属区委的第一书记们做得太绝，随心所欲地撤换这些干部。我听后进行了认真的思索。结果表明，在我任职期间，有60%的区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66％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所以从这方面而言我和戈尔巴乔夫同志可以开展一场争论，是谁在干部问题上做得过了头。
但是，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戈尔巴乔夫而言，除了换掉那些已经成为改革道路上“绊脚石”的人这个办法之外，我们俩人都是别无选择。这些人是停滞时期过来的，权力对他们来说，只是实现自己私利和捞取名利的工具罢了。这些人是区一级的伯爵。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继续留职吗？但是，看来似乎还是应当将这些人继续留任，不然，为什么我更新干部的政策后来竟会受到这样强烈的抨击呢？
前任基辅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悲惨事件让我感到非常沉重。他从7楼跳楼自杀了。这位书记在区委工作还不到半年就被调到有色冶金部当干部局副局长，那里的气氛看来还算正常。但是，怎么会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呢？有人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跳楼了。后来，有人企图诬陷我，想利用这个悲剧事件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说什么，“这个人正是因为我撤了他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才跳楼自杀的”。甚至还为此编造了一个传说，说他是从常委会参加会议回来后跳楼自杀的。这真是无稽之谈。但更使我奇怪的是，有人甚至把他人的死当作“王牌”来打。
我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这段生活充满了波澜。其中，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我会永久地记在我的心中。我指的是和“纪念”协会有关的一件事。
有一天，内务局领导打来电话，用惊慌失措的声音对我说，莫斯科市中心汇集了一批“纪念”协会的人。他们打着标语，提出了一些要求。这是莫斯科第一个没有经过批准的群众集会。在十月革命50周年广场上聚集了300——400人，或许可能是500人。他们在那里集会了很长时间，打出的标语算得上是循规蹈矩的，都是些有关改革、俄罗斯、自由、反官僚腐败等内容的标语。其中有一个标语：“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你们出来。”赛金到集会广场去了几次，但集会者还是没有散开。几小时之后，赶来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多，看来需要采取某种措施。
我国宪法给了人们很多自由，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1年仅仅允许搞两次游行，那就是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我们有久经考验、万无一失的办法来对付那些非法组织的游行。把警察叫来，将游行的人团团围住，命令这些人解散，不然就会强行驱散他们，反剪双手，逮捕起来，最终，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可我决定另辟蹊径。我对内务部官员说：“我去见他们。”此后，说得轻一点，对我不友好的人就以我与“纪念”协会有关系作为一条罪状。对这些人而言，如果游行者头上挨几下棒子，他们的心里好像才舒服。
我让赛金转告这些人的头头（记得那时“纪念”协会的头头是瓦西里耶夫），说我同意和他们见面，并提出了3个见面地点：苏维埃大楼、市党委大楼或者政治宣传大楼。集会者选择了苏维埃大楼并走了过去。大楼的礼堂里大约可容纳1000人。等大家坐定以后，我建议他们先发言，这样可以搞明白他们到底有些什么要求。有几个人站出来讲话。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看法是十分健康的。比如：必须爱护俄语、有关俄罗斯历史被歪曲的问题、必须爱护文物等等。其中也有一些偏激的语言。最后，我发表了讲话。我说：“如果你们真的为改革的命运担忧，而不是受着什么个人野心支使的话，那你们自己就可以消除你们队伍里的极端主义。如果你们想在宪法范围之内行动，那就请你们制定一个自己的纲领和章程，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然后你们就可以活动了。”所谓的我和“纪念”协会有友好关系的传说不过仅此而已。我讲到的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章程等这类枯燥的东西他们不十分感兴趣。后来，该协会健康的分子脱离了这个组织。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这个协会打过交道。
当时我们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国家领导人不仅信任我，而且还给我帮助，了解莫斯科的重要作用，明白应该让首都一切都井然有序。那时，莫斯科内务局的局长、市克格勃的主席以及许多管理总局的局长都被撤换了。
我要求市内务局和克格勃的领导定期对我汇报市里的情况和发生的所有特殊事件。同时我极力动员广大社会界、党的机构和各级苏维埃及工业企业来帮助司法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当时，我们具体是这样做的，形象地讲，让首都所有司法机关的人员都进入“临战状态”；挨区搜查院落、地下室、仓房、无人居住的空房，这些突击检查的效果很好。我们消除了一些制造紧张混乱的策源地、捣毁了罪犯们的老巢、拔掉了酗酒者、寄生虫、吸毒者等聚会的据点。另外，警察局还出乎意料地抓住了几个在全国通缉的罪犯。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击检查并不是装样子，不是搞一阵风，而是经常进行。我们故意将检查的时间、周期变来变去，使得那些害怕和警察局打交道的人找不着规律，因此不能在这些清扫城市“垃圾”的斗争中随机应变。
我前面已经谈过，莫斯科因为人口过多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想只是根据统计数字来了解情况，而想亲眼看看莫斯科的交通到底是怎样紧张到极点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不仅要坐坐地铁、公共汽车，看看交通高峰时情况怎么样，而且我还想亲身经历一下，想知道莫斯科人是怎样艰难地去上班的。
我知道，赫鲁尼切夫工厂的许多工人住在首都的一个新区——斯特罗金诺。在清晨，6点钟，我就来到宿舍区，和睡眼惺忪的工人们一起坐上公共汽车，然后再转乘地铁。一路上，疲乏、紧张、像钟一样被上满发条的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数落了不少那些挖国家墙脚的官老爷们……然后我们又继续换乘公共汽车，在7点15分，也就是在开工时间我来到了工厂的大门前。这还只是一个例子，这种事我还经历过好多次。
政治局对我这种旅行所作的反应是奇特的。表面上自然谁都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在心里却憋着一肚子火，我也感觉到了这股火的余温。后来当终于捞着批判我的机会时，这些人心底积存的所有怨恨都一股脑发泄了出来，说我坐地铁和乘汽车纯粹是招摇过市，沽名钓誉。
这些人真是卑鄙无耻。我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的，是想亲自去搞明白首都的交通情况到底如何，以便采取措施，想办法哪怕是减轻一点点人们在交通高峰时所承受的痛苦。正是在经过这样一番旅行之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改进的办法。比如，我们制定了更加灵活的莫斯科企业上下班时间表，开辟了新的线路。此外，我们还制定了一些其它措施。
既然有人说我沽名钓誉，那我在这里就讲几句有关“誉”的问题。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任何人，除我之外，都不起去赢得名誉。既然做起来那么的简单，为什么自己不亲自去来一趟呢？似乎连那些早已不知荣誉为何物的人都已经完全丧失了去赢取名誉的愿望。真是这样吗？不，那只不过是因为坐“吉尔”汽车要比坐公共汽车胜过百倍。谁也踩不着你的脚、推不着你的背、也挤不着你的腰。开起来像一股风似的，中间也不用停，所有路口都给你亮着绿灯。当你的车驰过路警时，站岗的还要对你敬礼，这有多么的悠哉悠哉……
总之，我坐公共汽车这件事情竟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工作时，像这种事情是非常正常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对州委第一书记坐有轨电车，普通人们甚至都不太注意，认为，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可在这里，莫斯科，这件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竟招惹出这么多的流言蜚语。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我作出了几个有关莫斯科发展的原则性决定。例如，政治局批准了我们拟定的关于首都的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停止按定额进行招工的重要决定。以前实行的定额招工方法让莫斯科受尽了苦难，它使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利用这种招工办法驱使那些定额工干那些专业性最差的工作。这种可恶的定额方法妨碍了企业实现现代化，因为不管招收多少外市工人，也总要比完善生产容易得多。这些定额临时工实际上是20世纪发达社会主义的奴隶，他们简直没有任何权力，一门心思只想得到莫斯科的临时户口、宿舍，接着得到莫斯科的永久户口。这些人只能在企业这棵树上吊死。这样，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让他们无视法律，以这些定额工人为所欲为。而这些受委屈的工人也不敢抱怨，不敢揭发，更不敢上告。不然，稍有疏忽怠慢，就会失去临时户口，就会落个被撵走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怀着这种满腔的悲愤与屈辱，无处诉苦，只能借酒浇愁。在这些定额工所住的宿舍区里，各种犯罪现象泛滥成灾，是治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不过，在我被撤职几个月以后，定额招工办法在一些组织里又死灰复燃了。
在这个时期还通过另外一个重要决定，即决定将首都的那些工厂企业迁移出莫斯科，这指的是那些污染首都环境、生产出的产品需要运出莫斯科的工厂企业。我们还制定了改善市中心的规划，决定将众多的办公室迁走，只在市中心设立商店、剧场、博物馆、小吃店、饭店等等。
我们还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对外贸易部、外交部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扫”活动。当我们看到检查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家机关委员会的材料时，我们不仅感到十分震惊：这儿的裙带关系那么突出，尔虞我诈的现象又是那么的令人不寒而栗，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现象等。
这些部门的情况令人十分吃惊。它准确无误地反映出社会道德的双重标准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出恬不知耻的虚伪行为的全部实质。在大大小小的讲坛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不厌其烦地宣扬资本主义的腐朽、西方社会可怕的弊病、“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可怕。但与此同时，这些发布指令的首长们却采用一切办法，将自己的“宝贝们”塞进培养将来能出国的外交官和专家的学院。对这些人而言只要能让他们去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几个月到1年的时间，使他们有机会在那里亲自腐朽腐朽，那么，他们因此不惜编造任何的谎言、炮制任何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神话，描述西方世界是怎样奄奄一息，并怎么在作最后的挣扎……要明白，在那个社会里，干一天就可以买到一台磁带录音机，再回国卖给信托商店，一夜之间你就可赚取大笔的钱财。
情形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多少年来属批评禁区的部门施行大的手术治疗。整治外交部显得容易一些：上任了一个新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他很快就把那些在国家这个主要外交机构里滥竽充数的专家们赶出了外交部，但国际关系学院和外贸部里所进行的“肃毒”工作却进展缓慢，但还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撤换了党委和行政领导人。这样，局势终于慢慢地扭转过来。
我每天的工作非常紧张，没有一点闲日暇：从早7点到夜里12点，有时甚至到夜里1、 2点。每星期六也安排得满满的。但是，星期天我一定要用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去看交易所，或者用来写发言稿和报告、写回信等等。
有人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领导不是个好领导，因为他不会恰当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这些话是不负责的。其实，我自然也可以比如说在晚上8点开完常委会会议后就直接回家、回到我的孩子们的身边。而且人们对这种工作方法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如果下班后到商店看看，和工人谈谈，亲眼看看夜班工人工作如何，直到夜里12点才回家——这样的工作方法难道就能说是不好的吗？不，那样说法只是懒人在替自己寻找借口。在那个时期，对我而言就根本不存在“业余时间”的概念。
记得，有时夜里我赶回家后，警卫给打开“吉尔”的车门，我却连从汽车里爬出来的劲儿都没有了。只能在汽车里再坐上5—10分钟，养养精神。妻子这时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盯着我，心里很不好受。但我连手也挥不动了，到这时，你才真正体会到“精疲力竭”的滋味。
我当然不会要求别人也像我这样去做，但如果说不会安排自己的工作此类的话，我听后是没办法忍受的。
国内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迹象，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开始焕然一新。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我们开始碰壁了。在这里，只用“改革更新”这类华丽、新颖的词藻来进行搪塞已经是行不通了，需要具体的行动，需要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但戈尔巴乔夫却不想迈出这样的步伐，而且，更有甚者，他没有勇气去碰党的官僚机器这个在我国最神圣的东西。我在与莫斯科人会见时，显然说的要大胆得多。当然有人向他报告了这些情况，致使我们的关系冷淡起来。
我在政治局里逐渐地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不只是针对我本人，而且我所做的事情也碰到刁难。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隔阂。尤其是在我与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就优惠和特权问题经过几次激烈的交锋之后，这种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当他要求关闭莫斯科的所有酒厂，禁止出售所有酒精类产品，甚至包括出售干葡萄酒和啤酒时，我们之间在反酗酒运动问题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总之，他发起的整个反酗酒运动简直荒唐透顶、极度无知。不管是这件事情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是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后果，他事先都没有仔细加以考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蛮干，而情况却每况愈下，越来越糟。我曾经三番五次地给戈尔巴乔夫谈过这个问题，而他不知为什么却采取了静观的立场。我认为，对酗酒这个几世纪以来形成的恶习进行骑士式的突然袭击，其效果不可能很好，这一点显而易见。而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却让我遭到了更为残酷的攻击。索罗缅采夫也和利加乔夫一起挖空心思地联合起来整我。他们拿一些加盟共和国在禁酒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来教训我，说什么乌克兰共和国的酒类销售量减少了46%。我说：“你们先别着急，等着瞧，过几个月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果然，许多地方很快相继开始大规模地私自酿酒，吸毒者人数也一下子剧增。人们一见像酒的东西抱着就闻，拿着就喝。
喝酒的人不见减少，但卖酒的全部收入国库却分文无收，全落进了那些私酿酒犯的腰包。中毒人数、包括中毒致死的人数猛增。总的而言，情况更加严重了。但就在这种时候，利加乔夫还在那儿精神抖擞地大谈他反酗酒的成就。那时，他是党内的第二把手，对所有的人都颐指气使。要想在什么问题上说服他，是一件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他的固执和浅浮简直让我忍无可忍，但是我却找不到一个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希望他能明白不求彻底的政策和踏步不前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诞。我觉得以他的实用主义和天生的直觉他完全可以清楚，对官僚们发起进攻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既要迁就那些死背教条的官僚，又要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一个人毕竟不能同时脚踩两只船。
我请求戈尔巴乔夫抽时间与我认真谈谈。我们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2小时20分钟。不久以前，在整理文件时，我发现了我们这次谈话的简要记录。记得当初我从他那儿回来时心情非常激动。我记忆犹新，不一会儿就把谈话回忆出来并记录下来了。
不过，对我而言，最后一遍，拿剧场的话说，第三遍铃事实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拉响的。那时，会上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草案。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事先都拿到了稿子，是3天前发下来让我们仔细研究用的。会上讨论依次进行，时间很短。几乎每人都认为应在会上说几句话。总的而言，大家对报告的评价是肯定的，虽然也提了几点意见，但都没有涉及原则的问题。但当轮到我发言时，我相当果断地提了大约20条意见，而且每一点都是十分有分量的，关系到党及其机构，涉及对过去的评价以及有关国家未来发展的构想问题，还有其他问题等。
但是，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忍耐不住，打断会议，气冲冲地疾步蹿出了会场。此时，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都呆坐在那儿，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这样，大家僵持了大约30分钟。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回来了，并开始发表对我的意见，不过，这些看法不是针对我提建议的实质，而是针对我人本身。他将他心中近来积蓄的对我全部的看法都一股脑倒了出来，而且采取的方式带有极端的批评性质，几乎是歇斯底里。我真想离开会议室，离这些几近污辱性的意见远远的，可我强压住了这个念头。
戈尔巴乔夫还说，莫斯科被弄得一团糟，说什么所有人都围着我一个人转、我的性格特点如何不好、总是爱批评别人，并总爱在政治局发表些类似的批评意见。最后，戈尔巴乔夫说：“叶利钦同志明知我在这个报告上下了很多功夫，可他还是要对我的报告如此大动干戈。”他一口气说了很长时间，我想大约有40分钟。
毫无疑问，这时，戈尔巴乔夫心里一定在恨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虽然事先也知道他会对我的话做出某种反应，但却没有料到，这种反应将会是这种方式，就和集市上大吵大嚷似的，也不问我说的话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不过，顺便在此说一句，后来，报告还是做了许多修改，其中也采纳了我的几点意见，当然不是全部的意见。
其余的人都静悄悄地坐着，连声都不敢吭一声，巴不得谁都没有发现他们才好。谁也没替我辩护，但谁也没责怪我。气氛真让人难受。戈尔巴乔夫讲完以后，我还是站了起来并说道：“刚才提到的一些意见，我自然还要再想想，看它们是否符合实际。如果意见是对的，我会在工作中加以注意。但是，应该说，其中对我提的大部分责备性意见，我都不会接受。再说一句，我不能接受！因为它们带有个人的偏见意思，并且表达方式也无法令人忍受。”
讨论到此结束。散会时大家一个个满脸的沮丧，我更是这样。可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是最后决赛的开始。在那时，我和戈尔巴乔夫一周至少能见上两次面，一次是我们都参加的每周四的政治局例会上；另一次是在一个什么别的活动或者会议上。但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根本就不将我放在眼里。甚至他连手都懒得伸给我，遇到时只是无言地点下头，不进行任何的交谈。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搞掉我这个包袱。因为，在他那顺从的队伍里我显然是个“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