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第一民族区域选举大会大约是在凌晨3点结束的,又大约过了3个小时以后,我就坐上了从莫斯科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班机,飞往我的故乡。我请求我的竞选委托人给那些推举我为候选人的州拍了电报,表示我感谢他们并通知,我将要到另一个选区去参加选举,但我没有说到哪一个选区。
我之所以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由于我觉得不能就这样只是以一个简单的报告告诉他们。
我不准备在那里参加竞选,我要留在莫斯科,而且不在那些我几乎有百分之百希望当选的选区参加竞选。我要亲自告诉我的老乡们。很多人,不管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都对这一举动弄不明白,他们声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说我是想以此招摇过市、表现卑鄙无耻、盲目自信等诸如此类的话。我没有理睬这些疑问。不过,倘若我万一当选不上人民代表,我冒的风险就太大了,我将丧失从长期的政治监禁回到人民中的唯一机会。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克服了选举道路上的许多障碍之后,我决定要采取一个新的行动,确实这个行动看来有点古怪。
无论如何,我还是应该在莫斯科这一主要的选区进行一番竞争。这并非是渴望伟大和一种强烈的自负感驱使我去这样做,而是因为需要用自己的行动向自己以及所有其他支持我的人证明,在另一个时代,一个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不顾上层机构、官方意识形态等等所施加的一切压力,来到选区并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时代已经来临。
如果我自动放弃在莫斯科的候选资格,而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选,那我的竞选就可以从此告一段落,只需等到3月26日这个选举日的到来,仅仅需要次日一大早去看自己胜利的结果。大多数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人将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到我的名下。
我在首都参加竞选斗争获胜的希望大约是一半对一半,这一情景将是我在中央发言时那种场面的继续,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在那里我是单枪匹马,反对我的是那个被激怒了的党的官僚系统的上层人物。但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上层人士,只不过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和我在一起的是有成千上万人的整个莫斯科人。并且还不仅仅是莫斯科人,所有人都早已对一切政权机构泛滥成灾造成的伪善、虚伪、谎言、老爷式的自满作风和自信从心底感到厌恶。
我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天已经放亮了。虽然我彻夜未眠,但是,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所有的疲倦、近几天来所有的紧张感便马上烟消云散了。我直接从机场去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人们见面。第一次见面花费了3个小时。然后,我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和朋友们拥抱告别后,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大工厂的礼堂—文化宫。在这里,我收到了500张提问的纸条,几乎还有一半纸条上都写着:“叶利钦,你别去莫斯科了,那儿的人会把你打个粉身碎骨的。莫斯科人狡猾得很。”我们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夜里1点。我告诉老乡们,无论如何我也应当在莫斯科展开我的竞选斗争。我觉得他们最终还是理解了我。当然他们也说,我如果万一在3月26日莫斯科的竞选碰到失败,先不要着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将会设法在这个选举日让所有的竞选人都落选,好让我有机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取胜,以参加第二轮选举。总的而言,他们的主意已定。他们并且还补充说,在选举日这一天,凡是有一点能力的,都要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买张票飞往莫斯科,好在那里和莫斯科人进行一下较量。瞧,我的老乡是多么好啊!……
我没有任何时间和我的朋友们坐一坐,聊聊天。尽管这非常让人伤心,但我还是离开他们了。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节奏像发了疯一样,很不正常。应该找点时间去找我的朋友们,但总是挤不出时间。我来到母亲那里。她为我的事情操碎了心。抱了抱她就走了……请问,是您拼命想到莫斯科来,还是纯属偶然来莫斯科的?
您在莫斯科是怎样挑选住房的?①
1985年4月3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常委会上,大家正在激烈地议论有关播种的问题。那时的情况非常复杂。冬天雪下得很少,没有什么水分。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说,播种应该再缓一缓。虽然结论已下,但我还是决定到州里的各个区去看一下,与专家们再商量商量。我晚上到各商店去转了转。对商店的供应状况,总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想再亲眼看一下,当时的食品供应好像好了些,出现了许多肉类、奶酪、禽蛋、香肠,但还是却得不到一种满足感。
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晚上,我的思绪完全被吸引到了另一个地方。我的汽车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是从莫斯科打来的:“叶利钦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多尔吉赫要和您讲话。”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向我道了声好,出于礼貌问我生活得怎样,然后说,政治局委托他建议我去莫斯科工作,去苏共中央建设部当部长。我稍加思索,回答说,我不同意。我心里默默在想,我是在这儿出生、长大,并在这儿学习、工作的。我喜欢在这里工作,虽然成果不大,但还是有一些的。主要的是,我和大家之间的关系是牢固的,也很有意思。我们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是多少年以来形成的,可这些我在嘴上都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这些人中间进行工作,而现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如果让这儿的事情半途而废,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心里并不十分明了,但潜意识中是有的。我这个中央委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作了9年半的第一书记,一下子把我抽调到莫斯科去做中央建设部的部长,这似乎有点不合常规。我差不多想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生产在全国各地占第三位,州委第一书记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在这里对人们会更有用,并且传统也是这样——先前的州党委第一书记去做了中央书记,里亚博夫也当了中央书记,而为什么却让我去做一个部的部长。”总之,我给多尔吉赫谈了许多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告诉他我不会同意。我们的谈话就此暂时结束。
接着,我认真思索了自己今后的命运,一夜没能合眼。我知道,中央不会只打这么一个电话就会完事的,后来证明果然是这样。第二天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打电话给我,他当时已经知道我和多尔吉赫谈话的情况,因此他这次说话更为干脆,不带一点商量的余地。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口谢绝了,说:“我离不开这里,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是独一无二的州,广阔无边,有近500万居民,这里有许多问题还等着我去解决,不,我不能同意。”因此利加乔夫用无可争辩的口气谈到了党的纪律,说政治局已经做出决定,而我必须服从这个决定,去莫斯科。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说:“那好吧,我就去吧。”于是,我离开了家乡,并在4月12日开始在莫斯科工作。
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分手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我离开了我的朋友、我的同志、还有我的母校——乌拉尔工学院。我在这里经历了生产这个大课堂,从基层工作转入搞党的工作,这里有我的全部的生活。我就是在这里结的婚,并在这块土地上生下了两个女儿,并有了一个外孙女。再说,我已经54岁,年纪已经不小了,这个年龄对改变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及变换工作而言已经有点老了。
那时全国盛行一种莫斯科综合症,这种综合症表现独特。其一,一方面人们对莫斯科人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又非常渴望迁到莫斯科去,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莫斯科人,这其中的原因和根源十分明了。不是因为莫斯科人好,而是因为在当时那种紧张的社会经济形势下首都还算不错,也有那时总想搞一些波将金那种装样子的村庄的原因。
莫斯科是外国人经常来的地方,外表上应该显得更迷人些,应该有食品,也应该有地方上将会忘记的商品。外地人来到莫斯科要花几个小时排队买进口的靴子,或者香肠。这时,一边站在长龙似的队伍中,他们一边对莫斯科人感到嫉妒和气愤,心想,这些莫斯科人的生活是多么幸运啊,简直应有尽有。而莫斯科人对那些挤满所有首都商店的外地人也感到反感,总抱怨因为这些外地人来了,莫斯科人才买不到东西。
那些家住外地的人,千方百计地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莫斯科来,不管有多么苛刻的条件,也不管因此要受到多少侮辱。因此产生了一个在新出版的词典中都找不到的新词汇——定额临时工。这是指一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这些工人通常从事一些技术水平不高的工作,做过几年之后,就可以获得莫斯科户口,并成为真正的莫斯科人。
坦率地说,我对莫斯科人也不是没有成见。当然,我从来没有与他们认真地交往过。我基本上是在和各种各样的全苏及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见面,但是仅仅在这种交往中,我就感觉到不快。他们在这些交往中掩盖不住自己的假斯文以及对外地人的抱有蔑视态度,因此从情感上我有时也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感情发泄到了所有莫斯科人的身上。
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盼望过或者有一丝的愿望要想到莫斯科工作。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给我在那里提供的职位,包括部长的职位。我不仅是过去,还是今天,都喜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乡巴佬,也不认为在这方面我有什么吃亏的。但是,最后我却还是被迫来到了莫斯科。
人们把新的住房指给我看,可当时我的情绪很不好,所以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我同意分配给我的这套住房,它位于白俄罗斯车站的旁边,在第二特维约尔斯克一亚姆斯克大街,这儿非常吵,也非常脏。我们党的领导人一般都居住在孔策沃,那儿既安静、清洁,又很舒适。
我将全部的身心都投入了工作。我们建设部工作也很积极,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工作方式,这也是自然的。每天我都要到晚上12点钟或是12点半才能回到家。一大早,8点钟又该上班了。我并没有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我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副手们却努力尽量也这样做。
说实话,最初当我跨过苏共中央大楼的门槛、在这座位于老广场的大楼内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神圣的感觉。这座大楼是全国政权的堡垒,党的强大的权力体系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所有想法、命令和任命的产生地,那些宏大的、但是却是难以完成的纲要,呼吁人们前进的口号、冒险行为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的犯罪也都出自这里。这座大楼顷刻之间就能够决定将在几年之内震撼全世界的问题,比如说,有关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问题就是在这儿炮制的。
可我刚开始工作时,丝毫也没有去想这些,我只想让建筑行业振兴。我对建筑问题还是非常内行的,因为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有积累的经验,知道这一行业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我一生中从没有受人支配过。比如说,我就从来没有当过副手。最初,虽然不是副局长,但却是工段长,虽然不是托拉斯的主席、副主席,但却是一个局的局长。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习惯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而不会将由此带来的责任推卸给别人。而在这里,在中央等级森严要绝对服从上级,一切都要严格执行,不管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殷勤。自然对于我这个不受拘束、自尊的性格而言,这种冷淡的官僚主义框框让我觉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建设部受苏共中央书记多尔吉赫的领导,他是第一个不得不和我的这种独立自主性发生冲突的人。我记得他主寺召开主管部部长的会议,在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时,由多尔吉赫发言。我看到在他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各自厚厚的笔记本上拼命地进行记录,恨不得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只有我一个人用耳朵听着,只是提纲性地把原则性的问题用一句话记下来。多尔吉赫看来已经习惯于人们将他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他看着我,脸上明显地显出不满,好像在说:“您这算什么呢,我在说,但您却不做记录。”当然他没有流露出来。但在第二次会议时却问我:“您有没有问题,或许没有全部记住吧?如果有,您问我好了。”“不”,我回答到,“我全都记住了”。
当然他知道我现在的职位只是暂时的,我的职务很快就会发生很大的调整。这样,我和他之间才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冲突或产生什么问题。当时的工作非常多,当然我对曾经在苏共中央建设部工作并没有感到后悔。我在这儿了解了全国这方面的整个情况,和许多州、大的共和国都保持着联系。
当我在这个部工作时,我不得不和总书记打交道,但只是通过电话。坦率地讲,他不愿意和我见面、说话。这使我感到震惊。第一,不管怎样我们之间毕竟有正常的接触;第二,戈尔巴乔夫非常明白,他和我一样,也是从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调到中央来的,而且他工作过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发展的潜力要比我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潜力小得多,但是他却来当了苏共中央书记。我想戈尔巴乔夫非常明白,我心里想的什么,但是我们相互都没有见面。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妻子和女儿、女婿、外孙一起来到了莫斯科,当时小女儿已经在莫斯科了。他们来后就开始收拾起住房来,而我却没管他们,自己忙着自己的工作。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家庭。
我有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一个外孙、两个外孙女……
也许应该先把我在党内的工作以及生产活动情况放在一边,讲讲我最亲近的人们。我会在这一章里给大家介绍,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迁居莫斯科的。迁居莫斯科以后,我家的人在这里生活非常不容易:城市不熟悉、新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另外一种关系。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一家之长应帮助他们适应环境,而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过问家里的事情,我全部的身心都投进我的工作。甚至我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与家人们见面的次数也许也要比在这儿首都见面的次数多。
还是让我从头慢慢讲起吧!在此,我将回忆一下我愉快的大学时代。
我们的大学生活朝气蓬勃。在这个漩涡中,我们6个小伙子和6个姑娘结成了一个小帮。我们住在一块,分别住在两个大房间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见面。这样,我们小伙子中当然有人爱上了旁边的姑娘,我也曾经喜欢上一个人。但在我们这个大而和睦的大学生家庭里,我越来越注意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娜娅·吉列娜。吉列娜出生在奥伦堡州,出生登记时名叫阿娜斯塔西娅。但是后来在中学和大学里父母和别人都叫她娜娅·娜依娜。她对这个名字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儿童和少年时期她还并没有在意,后来工作了,人们开始称呼她的名字和父名,因为不习惯,因而很难适应。或许应该习惯。她就去登记处把身份证上的名字改为娜依娜,但我更喜欢阿娜斯塔西娅这个名字。我很长时间都没叫她的名字,只管她叫“姑娘”。
她总是那样朴素、彬彬有礼、温和,这对我这种相当倔的性格非常合适。我们彼此的好感是逐渐产生的,但我们都没有流露出来。虽然我们也吻过,但那也是和对所有女同学那样,只吻了吻腮帮子。我们相互之间没有热情洋溢地表白过爱情。虽然我心里明白,我非常爱她,而且这种爱是那么的坚如磐石,但却没有表白。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互表达爱慕之情是在上二年级时,在学院大礼堂旁休息室的最高一层上。我们在一个柱子旁边接了吻,不再是吻面颊,而是真正的吻……
后来,在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我参加运动会出去了几个月,回来后,我像疯子一样开始赶写论文,答辩以后又去参加比赛,我甚至都没问一声,将把我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工作。等回到家才知道,把我留在了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而她却分配到奥伦堡州。一般而言,我们这儿只在当年轻人已经领取结婚证之后才将夫妇分在同一个城市,而我们却仅仅是相互表白过爱情。因此我们打算用这种分居两地的办法考验一下我们的爱情是否真正牢固、是否深深地铭记在心。
于是我们商量好,她去奥伦堡,而我留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过整整一年以后我们将在一个中间地带——既不在奥伦堡,也不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而是在古比雪夫见面。我们认为,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考验,我们的感情是冷却了,还是相反,保留了下来而且加深了。我们这样做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那个时期我非常紧张,需要掌握12门专业,此外,还需继续到市队里打排球。凑巧,正好过了一年,在古比雪夫举行地区级比赛。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听到我的声音后异常激动,我好不容易才听出是她的声音。我自然也非常激动,也十分高兴。我们商定好一个时间在市里的主要广场上相会。
这个广场上有个宾馆,比赛期间我们就住在这里。我刚走出宾馆就一眼看到了她,她已经等在那儿了。因为我思念她的感情积蓄了很久,激动得心都快要从胸口中跳出。我仅看了她一眼就明白了:我们俩将相伴终生。我们整个晚上都呆在一起,一直漫步在街头,彼此谈了很多很多。我们回忆起大学时代和后来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那时我是多么想听听心爱的人说话,不分白天黑夜地看着她,而且一言不发,因为即使我们之间不说话,我们也什么都明白。
后来我全部的生活都证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百里挑一”。娜娅接受了我那固执、不驯服的性格,也因而爱上了我。当然,她和我生活在一起并不是非常容易的。至于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我爱她:她是那么的谦和、温柔和善良,而且我的这种爱情将终生不渝。
我们一起来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全班男女同学都来到我们上大学时我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打算结婚。在此以前我们已经去了上伊谢特区的婚姻登记处。在当时不需要事先进行登记的申请,新婚夫妇和证婚人一起来到登记处,登完记以后就可以回家。
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是最后几年,婚礼很多,我是所谓的共青团婚礼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共青团婚礼一般是在宿舍或食堂里举行:喧闹、愉快、风趣、别出心裁。就这样,在这些婚礼上,我一手导演了很多家庭的结合。因此我的朋友们决定联合起来“报复”我。他们替我们组织了一场很愉快的共青团婚礼。婚礼是在“农民之家”举行的,尽管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了其它城市,但他们还是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这是一个真正的婚礼,大约有150人参加。朋友们想出了各种各样花招,特别是尤拉·谢尔丘科夫、谢廖沙·巴尔科夫、米沙·卡拉西克和其他的朋友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一辈子都记住这场婚礼。朋友们写了整整一首颂诗,还送给我们引人发笑的自己编印的报纸,还想了些愉快的标语和其他出人意料的可笑东西。遗憾的是,这些礼物都没能保存下来,随时间的流逝,它们全部丢失了。想来真是令人遗憾 。
婚礼持续了一整夜,这还不算,我的亲戚们要求再进行一次典礼,因为“农民之家”的地方太小,那里去的主要都是些年轻人。于是我们又给亲戚举行了婚礼。我们又来到奥伦堡,那里娜娅的亲戚也要求举行第三次婚礼。娜娅的家是真正的农民家庭,古老的传统仍然保留着。在她的家里也许也有30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她的父母在市区有个自己的小屋和一个菜园。
我们在父母家里只住了几天。每到晚上,我们就坐在家里的门槛上,面对着宽阔的林中旷地,开始谈论和幻想:幻想着未来,也憧憬着今后的生活,也考虑其他的各种事情。
她和我后来一起回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她在水渠设计学院工作,并在那里工作了29年多时间。在这期间先后担任过总设计工程师,领导过一个小组。她工作认真,同事们都很尊敬她,所以她的工作比我轻松一些,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结婚不到一年,我就把妻子送进了产房。当然,我本来是想要个儿子,但却生了个女儿。不过,我也非常满意。我给她起了个名叫列娜。我和朋友们在产房边往窗里扔花,后来回到宿舍又庆祝了一番,晚饭大家吃得非常开心。过了两年多我又将娜娅送到产房,虽然我不信迷信,但那些信迷信的人让我遵守的习俗我都一一照办了:枕头下放了把斧头和一顶小军帽。我的朋友,研究风土民情的专家说,我这回一定能得个男孩,但所有这些却都是枉费心机,我们又得了个女孩。我给她取名叫塔季娅娜。这是个很温和、动不动爱笑的孩子,性格也许更像母亲,第一个孩子的性格像我。
说实话,当时的细节我记不大清楚了。当两个小姑娘学会走路、说话时,我很少花费心思去教育她们,因为我几乎昼夜都在工作。我们仅是在星期日见面,并在这一天的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当女儿们长大一些之后,我们自己给自己安排节日,去饭店吃饭,这给她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一般白天,光顾“大乌拉尔”饭店的人并不多。我们订了午餐,外加冰淇淋,小列娜和小塔妮娅都特别能吃。
好像我并没专门教育过她们,但她们对我却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我又亲热又温柔。只要能让我满意,她们做什么都可以。她们上学以后,我对她们说:“4分不算好成绩”。后来她俩学习总得5分。她们都十分用功,总之,我在她们的教育问题上没花费什么力气。当然也产生过一些纯粹生活上的问题,有时缺这少那的。孩子生病时,也有过通宵达旦守护的情形,但这属正常而普通的生活。
我总是和妻子在一起度假,我们俩一辈子都呆在一起。记得有一次我一人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市,女儿们还小,我没带着,娜娅留下来照顾她们。我一个人刚在那儿住了5天,就往家里拍了封电报:“你快来,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娜娅把孩子安顿了一下,就坐飞机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这才立刻平静下来,要不然我就坐立不安。我们租了一套私人的住宅,这样,我们又可以整天在一起了。当小女儿满6岁,大女儿满8岁时,有一次,我们全家4口人在森林里、在湖边的帐篷里度假期。可能,这是最好的、印象最深的一次休假。
另外,当孩子长大点之后,我们坐轮船游卡马河、伏尔加河,然后在格连吉克下船,搭起个帐篷。我其实是个乐天派,但大家说我很少笑,或许是如此。有时我想,年轻时我像是上满了的弦,笑的太多了,以至于我都笑完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在度假时有时像个野人,一天到晚就知道取笑、玩乐,我们总是要想出些幽默小品、维多利亚戏!还有其他游戏。这才叫真正的休息啊,心理上、道德上都得到了松弛,和我现在的休息完全不同。现在休假时差不多从第一天起,“工作”二字就在脑袋里转来转去。
女儿们上中学后,她们俩的家长会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中学毕业以后列娜考上了乌拉尔工学院。她学的是建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现在她在建筑展览馆工作。而小女儿却和她的姐姐相反,喜欢学数学和动力学。在中学毕业之后她决定去莫斯科考莫斯科大学计算机和动力学系。我的妻子很替自己的女儿担心,但我却没阻拦塔妮娅这样做。妻子甚至急得快哭了,说她一人在莫斯科生活一定会非常艰难。小女儿的性格看上去虽然温和,但实际上却很倔强、固执。最后,她考上了大学,住在宿舍里。我经常去莫斯科出差,住在旅馆,所以我常能看到她。她经常到我的旅馆来,我也去过她们的宿舍。有一次我来到宿舍,送了一大盒餐具给她,和塔妮娅的朋友们都认识了。他们都是些好孩子。毕业以后塔季娅娜分配在莫斯科的一个企业工作。她如今在厂里研究大型机械,和程序问题打交道,并解决疑难的问题。总之,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看来,她对自己的工作是很满意的。
她开始交男朋友了。有一次,她将男朋友领回家,让我们看。当然,见过面后,妻子娜依娜对我说:“谈谈你的意见吧!”。可我却回答说:“不,又不是我出嫁,是我们的女儿出嫁。还是让她自己去拿主意吧,我不会提任何建议的。”的确如此,我对两个女儿出嫁的事始终都没有插手。
列娜认识了瓦列里·奥古拉夫,他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当飞机领航员,而塔季娅娜和廖沙·季雅钦科交往,后来俩人相爱了。两个女婿都是很好的小伙子,虽然他们不管我叫爸爸,但我仍然认为,他们是我女儿的丈夫,也是我的孩子。这样,我们几家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两对小夫妻间相互间的关系都不错,彼此体贴、相互之间相敬如宾,不由得让人感到羡慕。一开始列娜生了卡佳这个外孙女。后来塔妮娅也生了鲍里斯。鲍里斯取了我的姓——叶利钦。我感谢我的孩子们送给我一个外孙女、一个外孙。这样,今天世界上有两个鲍里斯·叶利钦,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外孙。
后来列娜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玛沙,可爱而温顺。小卡佳非常活泼、好动、也十分泼辣。小鲍里斯非常伶俐,很快就练上了体育。他7岁时就开始打网球,如今在“狄纳莫”体育小组进行训练,此外还学习东方式摔跤。
我们和塔妮娅住在一起。大女儿分开住,但离我们并不远,因此他们经常回来。当我们几家人聚集在一起时,我总感到兴高采烈。他们对我都十分关心和体贴。我这个人一辈子总是不顺,总有困难,总在与什么人斗,经常夜不能寐,一天睡不了多少时间。我感觉到,他们大家都替我着急、担心。倘若没有这种支持,我未必能够顺利地熬过生活中最困难的时刻。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继续谈我的工作吧。
过了一段时期,准确地说,是在6月的中央全会上,我被任命为主管建筑的中央书记。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有因此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是感到特别的欢乐,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我的经验与精力而言,胜任这一职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的办公室换了,地位也随之而变。我也因而也看到了我国高级领导人的生活。
在我担任苏共中央部长时,我分得一个小的别墅,但是和卢基扬诺夫一家合住,他那时也是中央的一个部长。后来,我搬进了戈尔巴乔夫原来住的别墅。他搬到了另一个重新专门给他建造的别墅中。
我曾经有一个大的设想,到过也视察了一些共和国、州,如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远东地区、土库曼、亚美尼亚、秋明州以及其他的地区。
下面我要稍微详细地给大家谈我的一次视察。一次,我到塔什干参加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党中央全会,会议要开好几天。我住在市里的旅馆里。当人们知道我来的消息以后,很快就在旅馆周围围起了一圈人,他们要求进旅馆和我谈谈。那时,有人想把他们轰走,但我却说,我愿意在两天之内接待所有的来访者。我让我的警卫员留点神,好让所有的来访者都能够进到旅馆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名克格勃工作人员,他透露了这儿可怕的贿赂现象,这种现象正在日益蔓延。他说:“在拉希多夫以后,实际上所有一切仍与从前一样,新上任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他的前任一样,在收取贿赂方面成绩卓著。”这位克格勃来访者还带来了几本涉及乌斯曼霍贾耶夫的重要材料,请求我帮助。他接着又说道:“只有莫斯科才有办法治他。在我们这里,在地方上,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遇到受贿机关的抵制”。我答应仔细阅读一下材料,假如受贿事实的确很严重,我会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汇报的。
随后,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上访者络绎不绝。我连续两天接待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好像是与实际不符的,但事实上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收取贿赂的事情是确凿的,并不是有人故意杜撰出来的。
从这些人的叙述中,我好像看到了一张自下而上对领导人进行收买的井然有序的网络。在这样的地方诚实的人需要有真正的勇气才可以,否则就会被这些贿赂者拉下水。来找我的正是这些具有真正勇气的人。
如今这些“案件”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可当时我看见这些情况时感到非常震惊。我决心回莫斯科后一定要将这些事情告诉戈尔巴乔夫。
在我将离开住地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插曲。我请他们算一下我花了多少伙食费,好与他们清账。可突然有人对我说,我的账已经全部付清了。我叫来护卫长,让他向好客的主人解释一下,说我并非在开玩笑,一定要和他算清账。护卫长回来时垂头丧气,说没记账,我的伙食费是从共和国中央总务局专门的项目中开支的,他已经检查过了。我实在忍无可忍,几乎大叫着让他们把账给我拿来……
我回到莫斯科以后认真研究了人们交给我的所有材料,接着我找到戈尔巴乔夫,非常详细地对他讲了我全部的所见所闻。讲完以后,我告诉他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措施。当务之急,是要处理乌斯曼霍贾耶夫的问题。这时,戈尔巴乔夫忽然生起气来,说我根本没弄明白这些情况,乌斯曼霍贾耶夫是个诚实的共产党员,他仅仅不过被迫要和拉希多夫现象作斗争,老黑手党们打他的小报告,并对他进行诽谤。我说道:“戈尔巴乔夫同志,我刚从那里回来,乌斯曼霍贾耶夫和拉希多夫同流合污,并且干得非常‘出色’,那个地方的机构虽然并不是他所创建的,但他却借助于这个机构大发横财。”戈尔巴乔夫因此说:“你被别人迷惑住了。另外,为乌斯曼霍贾耶夫担保的是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利加乔夫当时是党的第二把手,有他出来担保,我还有什么言可说。但这是一件应该严肃认真对待的事情。最后我还是请戈尔巴乔夫认真调查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它实在是事关重大。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在我被贬职后才揭晓。乌斯曼霍贾耶夫被撤职,并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利加乔夫袒护他的事情,如今许多也都真相大白。
但这都是后话。这些事情并非是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的。我在党中央书记处时,尽力制定现实的让我们的部门走出危机的计划。
我并不怀疑,下面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已经命中注定的。一天,我的办公室内响起电话铃声,我应声被叫到了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