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就连今天我也还不相信当时发生了这种事情，叶利钦竟冲破阻挠，成为莫斯科选区的候选人。上层领导机构的人不管是多么的不情愿，采取了多少措施来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但它最后还是发生了。
和我一起当选为候选人的还有布拉科夫，他是吉尔汽车制造厂的总经理。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一切选举的事情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应该在选区选举大会上接受大家的检验。来开会的有1000人，其中有200人代表10名候选人和800名选民。这些人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领导曾对其面受过机宜的顺民。所有人都清楚，选区选举大会的结果会是什么。当权机构选中了两个人，即布拉科夫和宇航员格列奇科。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努力改变会场的形势，而且让所有候选人都能登记入选票。会议开始之前，所有10名候选人按照我的建议签署了给所有到会者的信，信中我们呼吁与会者们将所有候选人都列入选票中。应当说，所有候选人在签署这封信时，心情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成为经过事先排练、结局已经安排好了的剧中的一名角色。可是，透过与会者的情绪看来，我今天在这个选区获胜的希望很渺茫，因为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来来回回地念着两个名字，那就是布拉科夫和格列奇科。当权者们吸取了以前会议的教训，连这些无所畏惧的官僚们也不得不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每个候选人在发言表明自己的施政纲领以后，要用5分钟时间回答人们用条子递上来的问题，在此以后还要从自己的座位上用7分钟的时间回答问题。
我收到了100多个提问的条子。这时，我心里明白，礼堂里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堆带有挑衅性的问题。这些人只等发令者一声令下，就会向我发起冲锋。我决心采取一个让他们事先预料不到的行动。我从收到的条子中专门挑出那些最不公道、最令人气愤和最让人感到委曲的问题来进行解答。但别的人一般都是挑选那些利于回答的问题。可我却恰好相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开始回答那些带刺的问题“为什么你出卖了莫斯科的党组织，在困难面前表现出一副胆怯和惊慌失措的样子？”“你的女儿为什么会搬入了新居？”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为什么被带进警察局，以及一些有损我声誉的事情也受到人们的盘问。但是，我却以精彩的回答打乱了组织者们的阵脚，他们提出的所有棘手的问题我好像都一一做了回答，而且我在口头回答这些问题时，显得非常轻松自如。我发现，会场里先前冷冰冰的气氛开始慢慢消融，出现了一些向着同组织者愿望相反方向发展的苗头。
另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大会开始前，格列奇科找到我说，他想放弃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当选，那才是正确的选择。关键是，他根本就不想和我进行竞争。我让他再仔细想一想。他说，他主意已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他在会议开始之前主动宣布取消自己的候选人资格。格列奇科表现得十分出色。虽然我清楚，他此时已不再是一名出色的演员。整个会议期间，他都显得十分痛苦和激动。整个面部表情都使人感到，选民们的反应、答问、提问以及围绕会议议程而进行的斗争都让他激动不已。最后，在表决之前每个人都有一分钟时间进行最后发言。轮到格列奇科。只见他平静地走上讲台，对着会场说：“我请求撤销我的候选人资格。”这对会议组织者来说无疑是个最为沉重的打击。因为所有得到指令的人都按令要投布拉科夫和格列奇科的票，而这时却因此好像出现了一个真空。如果要进行自由选举，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凭良心选我。果然，我获得了大部分选票。所有其他几个候选人都十分热情地向我表示祝贺。我们之间是一种同志式的友好关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选举的结果。总之，与我作对的人每一次计划最后都落了个彻底破产的下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大家的周围都是一些喜欢嫉妒和卑鄙无耻的恶人。他们总是将自己的赌注放到这些恶人身上。而倘若他们能够成功地将所有这些恶人都网罗来开会的话，那我是非失利不可的。但是他们在整个莫斯科甚至连800个这样的恶人都找不到，这也是他们的不幸。
选举的另一个阶段又开始了。我越过了选举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所以，我最后当选的机会增加了。我的当选对有些人来说，的确是世界的末日，它将彻底摧毁那些相信现有制度坚不可摧的人的信念，所以，这些人在作最后的抵抗。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叶利钦在选举中获得最后的成功。但是，他们无论如何反抗，都已经来不及了。
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都犯过些什么错误？您是不是受到过批评？您在任州委书记期间对这些批评的态度如何？
您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正是您风华正茂的时代。但这时又正好是我国停滞的年代。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①
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担任了7年的建设部部长，在此之后，我当选为该州党委书记。一年之后，我又被派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短期培训班，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星期。当时正是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期间。会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当选成为苏共中央书记。在第二天全会开会时，培训班主任科罗廖夫走到主席台前的麦克风前向大家宣称：“叶利钦同志被邀请在11点以前到中央去。”人们的嗅觉都非常灵敏，他们将我团团围在中央，让我解释这件事情的来由。我却根本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让我到中央去。虽然，我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将要和某人进行一场严肃的谈话，但尽管如此，我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来到苏共中央。人们让我首先去找苏共中央书记科皮托诺夫，他主管党内组织工作。他问我，学习怎样，这情况如何，那是怎么回事，州里整个的形势怎么样，州委同志之间相处得好不好。我告诉他，一切正常。他再也没说什么，也没有对我解释邀请我来中央的原因。他提完问题后，对我说：“我们现在去找基里连科”。我和基里连科又进行了一番谈话，和前一次一样，仍然是泛泛而谈。然后，我们找到苏斯洛夫。这次谈话比前两次谈话更加深入了一步。他问我，是不是感觉自己有力量，是不是清楚地知道州的党组织状况等等，但总的而言还是一无所获。我想，这个制度真是奇怪，没完没了，不知道接下去还有什么新的花样。直到此时，有人才告诉我，勃列日涅夫请我去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的两位书记科皮托诺夫和里亚博夫陪着我。我们走近接待室时，勃列日涅夫的助手马上告诉我说：“进来吧，正等着你呢！”我走在前面，其余的人跟在我的后面。我迈进接待室。
勃列日涅夫坐在会议桌的后面。我向他走过去，他站起身并向我问候。然后，他转身向陪同我的书记们问道：“就是他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掌权吗？”科皮托诺夫解释说：“不是的，他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想在那里掌权，他怎么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党的总书记又问道。就这样，谈话在又像十分严肃、又像在开玩笑的气氛中开始了。勃列日涅夫说，政治局开了会，并推举我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当时担任这个州州委第二书记的是卡洛温，因此，我的破格提升破坏了正常的干部调动制度，由这样一名普通的书记竟越级成为州委的第一把手，而州委的第二把手却成为我的部下。虽然，客观地讲，卡洛温的性格对担任州委第一把手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而言是不合适的。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怎么样？”—勃列日涅夫打破我的沉思又问道。这一切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是个大州。党组织也大……我想了想，回答说：“如果你们信任我，我将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然后我们大家站了起来。勃列日涅夫又说：“只是您还不是中央委员。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开完了，选举也已结束了。”不知为什么他却辩白似的谈起了这件事情。他看到我没戴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徽章，又问我：“您难道连苏维埃代表也不是吗？”我回答说：“我是代表”。他惊讶地环视了一眼四周的书记，怀疑地又问道：“您当真是代表？”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是代表，只不过仅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苏维埃代表。”这使大家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因为，州一级的苏维埃代表是不能当作是苏维埃代表的。谈话至此告一段落。临别时，勃列日涅夫又对我说道：“您不要拖延召开州党组织的全会。”
没过几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组织在1976年11月2日召开了全体会议。苏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拉祖莫夫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十分顺利。拉祖莫夫在会议上向大家宣布：“由于里亚博夫已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因此，建议叶利钦同志接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我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提纲。我觉得应该这样做。然后举行了投票选举，同以前一样照例是一致通过。我简要地谈了我自己的主要想法。我说，应该首先关心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用高效率的工作来进行回报。这是我的信条。我今天还始终相信这一点；应该和州委第二书记商量，并作出决定。
那时州委的第二把手卡洛温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心里很不痛快。因此，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被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工会任主席。他在那儿干得非常卖劲。唉，没办法，像这样每一次干部调动都是十分复杂的事情。每一次，我都要在心理上事先做好应付这些复杂的问题的准备。需要大量地更新州的干部队伍，尤其是撤换在一些关键位置上的干部。比如，我就曾经建议州执委会主席鲍里索夫退休。州执委会在鲍里索夫的领导下在州的生活中起的作用显然是很不够的。作为苏维埃政权，它本应当好好去搞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建设，从事社会文化领域的建设，使这些功能渐渐地从党的机构转到苏维埃政权机构的手里。而党的机构应该更多地从事那些属于政治性的问题。鲍里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退了休。这样，就空缺一个席位，需要找一个年富力强的聪明人来担当。我在脑海里把我所熟悉的各级领导人过滤了一遍。最终，我想起了安纳托里·亚历山德洛维奇·梅赫连采夫。他担任基洛夫工厂的总经理，还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副博士，曾被授予过奖章。这人正当青春年华。我知道，梅赫连采夫的人品也非常好，在群众中享有威信。他善于迅速地应付局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可是他非常年轻。我建议他担任这一职务。他最初没有同意，后来答应考虑一下。我向他施加了压力。最后他终于还是同意了我的提议，担任了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执委会主席。我认为，我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逐渐地，我培养了一支我自己的干部队伍。这一队伍强健有力、朝气蓬勃。我们大家一起制定了我们州主要部门的发展纲要。这些纲要非常重要，有深刻的内容，是经过大家周密考虑后才着手制定的。每个纲要都要在州委会上进行审议通过，然后才能付诸实施。我们州委的会议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在秘密的会议上，一般是每一个人都谈谈自己的要求，其中包括对我自己的要求。我有意识地要创造这种务实的、坦率的气氛，这样可让给我提意见的方式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成为工作中正常的东西。自然，我也并不总会同意对我提出的所有批评，有些批评伤害我的自尊心。但我还是尽量地改造自己。
紧张的工作又开始了。我这个人一辈子最不顾惜的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其他人也都受到了感染。他们也开始按我的旋律进行工作，尽量做到不掉队。比如，那个梅赫连采夫就是如此。也有人承受不了这么紧张的工作，那就少干一点。我对这些人也并不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主要的是，要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成绩。虽然我们大家之间逐渐地也发生了一些争执和辩论，但这都是务实和建设性的。我还进行些家庭拜访。这些拜访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帮助。我发现，我们州实际上不仅仅是45个城市，如果加上州里的区和市镇，那就有63个。我决心要走遍这63个城市，而且要至少每两年走一次。我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我的这些视察并不是简单的旅行而是严肃的工作。我和积极分子、各行各业的专家、工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和村庄的居民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谈话。
在视察时有一次，正好赶上是我的生日，这真是很巧。每当我过生日时，我总尽量避开那些成千上万的生日祝贺。我当然不是躲在家里或者州委里，那样，不管你怎样东藏西躲，你总会被找着的。我总是驾车前往一个偏僻的地方，在农场、地里，也就是在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和普通的人民说说话。我不喜欢传统的庆祝生日的方式。那样，你坐在寿星桌后面，人们一个个抬眼望着你，心里想，你似乎有多么的伟大啊。那样我总觉得不自在。我更愿意到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帮助人们做些实实在在事情，并顺便解决些问题。我这样得到的愉快要比在家里得到多得多。因为我有收获，一天没有白白的度过，并且我正是以这种方式给自己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
我总是会安排一些会见，组织一些交易会，采取一些措施，并安排一些节日。这样让居民们感到他们和城市是联为一体的，让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故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塔吉尔以及州里的其他城市抱有一种自豪的感情。
安纳托里·卡尔波夫在取得对高尔奇内的胜利以后写了一本书，名为《明天继续去战斗》。他在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虽然刺伤了我们的自尊心，但却并非是无中生有。他写道：“甚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样大的地区连一个象棋俱乐部都没有”。一天，我跟他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们约定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届时来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保证让你看到象棋俱乐部。”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并开始放开手大干起来。我们腾出一个旧房间，彻底进行了翻修，并在它的旁边建起一个宽敞的礼堂，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房间，这样一个漂亮的象棋俱乐部就诞生了。
我给卡尔波夫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将在某月的某一天等着你。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一起来的还有宇航员谢瓦斯季亚诺夫和苏联的全国象棋协会主席。来了很多人。我们举行了剪彩仪式。我对卡尔波夫说：“您剪吧，因为这个象棋俱乐部正是因为您的倡议才得以诞生的。”最后，我们在象棋大厅举行了欢庆活动。活动开始以前，我对我们当地的棋手说：“你们找一张好的绘图纸，并将这位作家在书中的那句话一字一句地抄写下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这样大的地方甚至连一个象棋俱乐部也没有’。”卡尔波夫进行了发言。这时，人们将写好字的这张巨幅绘图纸摆好到他的跟前，并建议将它撕成碎片。此外，人们还请求这位作家在此书再版时，把这句话从书里删掉，使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永远洗刷掉这个耻辱。他因此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兴奋地将这张纸撕成了碎片。他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了我们州的州界。作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兹拉托乌斯特。
我没有停止体育锻炼。当然已经不再在球队打球。我从州委委员里挑选出几个人组织起一支排球队。很快，在我们州委不打排球便成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个星期我们举行两场比赛，每星期三1场，从晚7点半打到10点、11点钟，每星期天还要打1场。有些委员甚至全家都加入了球队。如，我们州委两个书记的妻子——涅丽亚·热捷涅娃和丽达·彼得罗娃就玩得很不错。比赛通常都打得十分精彩和激烈。可以说，人们的感情和比赛交织在一起，这一点甚至大大超过了比赛本身的意义。比赛还可以帮助人们散散心并摆脱紧张的情绪。这时，除排球之外，别的体育项目我就没再练了。我打球也仅仅是为了散散心。
从一开始工作起，我就开始定期和各种不同层次的人进行会晤，要么有时请来学校校长和老师，或者和1000名卫生部门的职工、1500多名学生、50名少先队辅导员、书记、总工程师、师傅、厂长、年轻的党员，以及那些工龄很长、经验较多的党员们、区执委会主席、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学者等等进行谈话。当时在社会处于停滞时期的情况下，这些会晤和谈话还是非常少见的。这个时期，人们一般不谈那些敏感的问题，即使是举行会议或者是会晤，或是庆祝什么作家、将军，或者某一个四星级英雄等等也是这样。
在这个时期，勃列日涅夫没有管理政事，或换句话说管得越来越少。因此，苏共中央的书记们也开始群起而效之。结果，我们的工作成为绝对的独立自主。有时，我们也得到中央下达的指示和决议等，但这也只是为了做做官样文章，供统计使用。不过，当有些问题超出州的权限时，比如有关设施的建设，或者要解决一些有关食品的问题以及有关基金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就到莫斯科，找主管我们的苏共中央的同志，他是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西蒙诺夫。顺便提一下，西蒙诺夫是一个好人，他奉行的方针是不干涉我们下面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他很了解我们的工作，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也知道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等。有时，他打来电话，半开玩笑似的数落你几句。大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从我开始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那一刻起，西蒙诺夫就给我上了一堂很有教育意义的、令人终生难忘的课。当时，我们州里正在举行宣传标语展览。我去参加了开幕式。我们刚走进礼堂，就被拍了照。稍后，这张照片被刊登在州委的机关报《乌拉尔工人》报上。第二天，西蒙诺夫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开始教训起我来。一般他不会教训人，声音低低的。但是，这次他却是把我狠狠地数落了一顿，说什么，我的照片照得真不错，表情也好，这一下子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都会知道，我照相是很上相的，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他很会批评教育人，可细细听来又好像没有什么让人受刺激的话。总之，这堂课对我非常有教育意义，令我终身难忘。从此，我就注意不要在州里的报刊上出现自己的照片。
但是，在苏共中央像西蒙诺夫这样的人却少得十分可怜。一般，我去中央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去一两趟找过拉祖莫夫，这也仅仅是为了让他不会感到因我老不来而有什么不愉快。我去找中央书记也仅是出于礼貌。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也只能在部长会议才能得以解决。我和部长会议的关系很好，和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关系也是务实的。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就认识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他那时是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总经理。后来，他去了国家计委和苏共中央。在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以后，我尽量不滥用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还可以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生活中举出这样一个事例。我们要解决建造地铁的问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拥有120万人口，而要建造地铁就要征得政治局的同意。事先我给勃列日涅夫打了一个电话，他让我去。在当时勃列日涅夫一般事先用他的名字写好一个说辞，这样，他就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作出决议就可以。我来到他的房间，坐了只有5——7分钟。那天是星期四，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因为，他星期五要去扎维多沃这个地方度休息日。因此，他总是在星期四时就匆匆忙忙地尽快地处理完所有的公事。他自己不会起草决议，就对我说：“你口授，我写”。我就开始口述起来“责成政治局准备有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造地铁的决议草案。”他写好，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然后把它递给我。我知道，即便这样，他也会在什么地方把文件丢失的。于是，我对他说：“您还得把自己的秘书叫来”。他都一一去办了。总书记的助手应声而到。我对勃列日涅夫说：“您现在命令他，让他完成下列事项：一、将文件记录在案；二、将文件进行登记；三、让下您的命令：把这个文件分发给政治局成员。”这个助手也同样默默无声地一一去做了。然后，他将这张纸拿走了。我们就此分手。很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造地铁一事就得到了政治局批准。
我举的这个例子在那时是十分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时期，已经不明白他所签署的东西，也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话，权力都掌握在他周围的人手中。他甚至将我口授的这份文件也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签名时根本就没有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他顺便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在他的周围有多少市侩和骗子！有的人纯粹就是罪犯。他们却利用勃列日涅夫，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在签署我那份文件时，没有一丝的私心杂念。但是，他却不知下达过多少命令，这些命令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同时却给另一些人带来了灾难和痛苦。想起这些事真是令人感到害怕。
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亲戚，无论是那些熟悉或者是不很熟悉我的人，谁也从没有找过我，请我帮过他们什么忙。今天，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在那停滞的年代里，任人唯亲、贿赂却是泛滥成灾。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立即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正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可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为人，从来不对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甚至也很难想像，如果来找我谈这样一些问题，我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的确，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这种权力欲不知让多少人的头脑发昏。但是，当你仅仅是怀着下列目的来使用这一权力的时候，你就觉得权力不够用了。这一目的就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人都能真正地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仅仅在当你要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者想要给人一点儿什么其他好处的时候，这种权力才显得巨大无边。这种情况以前是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
在那个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确是个“土皇帝”，是州里的一州之主。他的意见，不论是什么意见，都是不得反对的“圣旨”。我也利用过这种权力，但仅仅是为了其他人，从没有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利用过这种权力。我立下志向，决心要更快地让我们州的经济机制运行起来。周围的人也都听我的安排。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我州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的地方要好些。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没插手过法院和检察院的事情。我仅有一次不得不亲自插手轴承厂厂长的案件。这位厂长因为厂里的材料耗费过多而被拘留起来。我从心里可怜这位年轻的厂长。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基层领导的工作，知道有一层一层束缚领导人手脚的官僚机关。这个厂长是个好小伙子，他工作肯动脑子，而且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当然，他自己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过错，但这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仅仅是工作中的失误。我请求认真地调查他的情况。后来，这个厂长被释放了。
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始了。我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想对当时国内已经形成的一潭死水的状况进行挑战。我在会上所作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尤其是在当时人们对勃列日涅夫都极力吹捧时，更加引起大家的注目。不过，就像我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我还缺乏足够的政治勇气，无法给我们党内已经腐朽的机器来个毁灭性的打击。另外，我也不十分了解中央委员们，因此，我没能真正地影响事情的发展。我那时就已经看到，中央已经不再像一个中央了。应当说，当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认为国家会从此大大向前推进。但这件事情却没有能够发生。看来，戈尔巴乔夫没有抓住最主要的东西。他希望在农业上来个一蹴而就式的努力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
还是我在作州委书记时，就已经和戈尔巴乔夫相识了。他那时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书记，而我则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的书记。我们第一次是在电话中相识的，我们常常通话。我们相互之间经常需要提供某些帮助：我从乌拉尔给他运去钢材和木材，而他则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给我运送食品。不过，戈尔巴乔夫从不给我超出预算之外的东西，但像肉、禽之类的东西还是很，慷慨大方的。在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时，我走到他的面前，真诚地握了握他的手，表示祝贺。后来，我还不止一次地去找过他，因为我们州正是位于收成不稳的区域内，在这儿发展农业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每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我们都要热情地相互拥抱。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觉得，他刚来中央工作时不像现在这样，那时，他为人更为直率、真诚，说话也更为开诚布公。他非常希望改变苏联农业的落后状况，并为此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与共和国、州都保持着大量的联系。后来，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许，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之间关系变冷的开端。
一次，党中央的一个例行委员会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检查工作。那时，这种检查工作的委员会很多。该委员会检查了我们州农业方面的状况。当然，除了好的方面以外，委员会成员们还发现了很多缺点。我不隐讳，不足是有的，但是，总结报告中有许多的情况却被明显地歪曲了。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一个简短的决议，而且在通过决议时没有通知我前去。我们只是收到了已经通过的决议。没过多久，苏共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卡普斯强就来到我们州。我们把积极分子召集到一起，会上，卡普斯强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所作的这个决议作了发言。我自己也表了态，基本上同意委员会所作出的结论，但尽管这样，我在发言中也说到，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意见，并且列举了这些观点。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这个决议提出异议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卡普斯强再次发言。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说出的话更为尖刻。
此事发生后不久，我就被传到莫斯科。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令我深受痛苦。我思虑了几个晚上，反思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否还要坚持己见。当时，卡普斯强已经和苏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起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其中称：“叶利钦同志不是客观地评价州里的不足，不同意委员会所作的一些结论，在苏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议之后，还发言反对其中的一些结论，所以，他破坏了纪律”等等。我来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这个消息。所以，当我来到中央，人们告诉我，科皮托诺夫在等着我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科皮托诺夫看到我时用一种谅解的口吻对我说：“叶利钦同志，苏共中央委员会收到了由两个部递交上来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也不是想找您来谈这个问题的，我只是想让您看一下这个报告。”说完，他将报告递给我。我看完这个报告，并重申了我在州委全会上所作的发言。说：“我不同意这个给中央的报告中所列的一系列结论。”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这次首都之行，我还去拜会了戈尔巴乔夫。他见我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聊了聊。等我起身即将告辞时，他才问我说：“你看到那个报告了吗？”好像内心对我的行为感到不满。我回答说：“我看到了”。因此，戈尔巴乔夫冷冰冰地冒出一句：“你应该就此作出结论。”我回答说：“从这个决议中已经可以得出某种结论，这个结论也是有的，不过它是根据报告中论述的不客观的事实做出的。因此，我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结论。”戈尔巴乔夫说道：“不，你最好还是再看一下。”真见鬼，他对任何人都使用“你”这个不尊敬的称呼，我还从没有遇见过他称呼为“您”的人，对政治局那些年纪比他大的人，如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沃罗特尼科夫，以及其他的人他也使用“你”这个不敬的称呼。或许，是因为他修养不够，也许是他习惯如此。但每当他称呼“你”时，我的全身就感到阵阵的不舒服。只是，我从没有和他谈过这件事情。有关这一委员会的情况和报告就到此告一段落。
今天，在公开化的时代，有许多关于伊帕季耶夫房屋的议论。正是在这座房屋的地窖里，以前的沙皇及其皇室曾被枪杀了。我们的历史曾受到过严重的歪曲，被一些谎言搞得支离破碎，因此有些历史的记载是不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回去寻求历史的源头，是正常的。人民希望知道过去的真相，哪怕这一真相有多么可怕。罗曼诺夫王朝悲剧也恰恰正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这段历史曾经是不允许传播的。
在我担任州委书记期间，伊帕季耶夫房屋被拆除了。我现在给大家谈谈这件事情的经过。那时人们常常来到这座曾经将沙皇枪杀于此的房屋前。这座房屋和旁边的房屋相比，其实并无什么惊人之处。后来，一些小办公室搬进了这所房屋。可是，1918年发生的可怕的悲剧却时常使人们来到这里。他们从屋外望望窗内的情况，或者就仅仅在这儿默默地站上一会儿，只是看看这座旧的房子。
众所周知，罗蒙诺夫家族是根据乌拉尔苏维埃的命令被枪决的。我查过州委的档案，阅读过与此有关的文件。还在不久以前，有关这一罪行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谁也不明白，只是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编造的说法。所以，可以想像，当我看见这些历史真实情况时，我那渴望了解真相的心情有多么迫切。有关罗蒙诺夫家族临死前的事情直到不久前才在我们的新闻媒介中有所披露。可在当时，我是为数不多的接触到有关沙皇被残酷地枪决这一秘密的人。我在知道这些情况时，心里很难受。
和最后一个俄国沙皇的纪念日相关的日子临近了。与平常一样，西方报刊上刊登出了一些新的考证材料。西方的广播电台是用俄语来广播的，这引起了大家对伊帕季耶夫房子的极大兴趣，人们纷纷前来看这幢房子，甚至从外地来的人也很多，我根本就不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人们对这座房子之所以如此感兴趣，并不会因为人们对君主政体感兴趣，也不是想来看新沙皇的复活，这些人仅仅是因为好奇和同情才来的，其中还夹杂着几丝怀古之情。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是人之常情。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有关伊帕季耶夫的房子有相当数量的朝拜者这一消息竟然传到了莫斯科。我不知道对此会有什么动机，也不知道我们的思想家们是被什么东西所吓倒的，更不知道开了些什么会议，总之，我很快就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秘密文件，我看着这些文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份有关拆毁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伊帕季耶夫房子的秘密决议。因为决议是秘密的，这就意味着州委应该承担这个毫无意义的决议的一切执行责任。还在州委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发现，人们对莫斯科秘密决议表示极大的反感情绪，但是不服从政治局的决议却也不行。因此，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一辆车开到了伊帕季耶夫房前。到第二天清晨，这个房子就从地球上消逝了。后来，还在这个房子的位置上浇上了柏油。这又是一个我们在停滞年代时期做的一件错事，非常令人悲伤。我非常明白，早晚我们会因这件鲁莽的行为而感到羞愧。但是我们却毫无办法挽回。顺便插一句，我们大家都很想了解，苏共中央什么时候能作出决议，公布政治局作出的全部决议，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我看，作出这种决议的时机已经到来。到那时，许多东西就会大白于天下，很多至今为止人们还不十分明白的问题都会找到答案。
我们在州里积极进行宣传工作。我在做报告的时候，非常坦率地分析了现在形成的局势。有一个情况对我十分有利，那就是我说的话都传到不了领导的耳朵里。虽然西蒙诺夫检察长发觉了许多问题，但他都把这些问题不声不响地装进了档案。当时，全国各地对勃列日涅夫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而我们乌拉尔地区却根本就没有给勃列日涅夫脸上贴过金，对当时其他地方这类做法，我们这儿的一些人对之表示嘲笑和讥讽，一些人感到困惑不解，而大多数的人则简直忍受不下去。我们大家感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国家今后的命运将十分令人担忧。因此，我们尽力用自己诚实而忘我的劳动来挽回这种局面。在一次和卡斯特罗的公开谈话中，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信任的关系，他说：“你责怪自己又有什么用途呢，你们行动的条件暂时还没有成熟。你们强大的中央像铁夹一样将什么事情都攥在自己手中。”
我和乌拉尔军区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关系也很好，其中有：西利琴科、佳古诺夫、卡什科夫和其他人。我经常去部队与普通的士兵和指战员共同参加他们的演习。和我一起下去的还有州委委员们，他们自己开着坦克，研究飞机，帮助战士们建营房。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些营房的条件相当差。国防部认为，士兵是自己无声的奴仆。一次，当我出席一个师的会议时，我问到，为什么没有来自下面的批评，战士们为什么总是沉默不语，难道他们没什么要说的吗？这个问题引起大家迷惑不解。后来这些话传到了上级的耳朵里，但他们并没有传扬开。但我仍然执行这个方针，渐渐地共青团和党的工作有了一些起色，共青团员们开始扬眉吐气了，最后在党的会议上以及在我和军人们的其他会晤中，我开始听到有人对军队的领导也提出批评。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州克格勃局之间关系也很正常。克格勃局长是戈尔尼洛夫，常委候补委员，列席党委会会议。我时常到他的局里去，了解克格勃工作的情况，研究克格勃工作的机制，熟悉每一个分部的情况。我自然知道这位克格勃局长对我打了一些埋伏，但尽管如此，我对克格勃的机构和体系还是十分清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89年夏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审议克留奇科夫的事情时，我进行了发言。这不是偶然的，我毕竟还是了解这个对一般人而言很是神秘的机关。
一次，我们因为西伯利亚的事情而发生了一场悲剧性的事情。为了检查了解情况，克格勃副主席皮罗日科夫来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这还是我任州委书记不久的事情。我、皮罗日科夫、戈尔尼洛夫三人，心平气和地在一起论谈着。戈尔尼洛夫说，克格勃和我们州委之间的工作十分和谐。突然间，皮罗日科夫大吼一声：“戈尔尼洛夫将军，站起来！”戈尔尼洛夫“腾”地站起身来，一双手不由得对准了两边的裤线。我也被弄得莫名其妙。这时，只见皮罗日科夫一字一句地说道：“将军同志，请您记住，您在工作时，您要做的，不是和党的机构间保持和谐，而是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并且只能接受它的领导。”瞧，多么有意思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
应该说，在我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10年期间，不论有人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戈尔尼洛夫却因而觉得十分难过，怨我们工作搞得不好：“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样一个州少说也要抓住个把间谍，而这里却真的连一个也没有。”
当然，我们那里也发生过严重的情况。比如，1988年12月31日至1989年1月1日的夜间，我们那儿的气温达到零下57度。全州马上因此而发生了几起大的事故。别洛亚尔斯基原子能发电站机房里的钢架结构经受不住寒冷的袭击，倒塌时溅起的火星，引燃了室内的油料，引起了一场火灾。消防队员们表现非常勇敢，几个小时之内就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把所有的消防力量调来。当时橡胶正熊熊地燃烧着，冒出一股股有毒的黑色浓烟，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能戴着防毒面具工作。不论如何也不能让火烧着了核反应堆。有上百辆汽车整装待发，准备将居民疏散出去。最后，经过消防队员和其他专家们共同协力作战，大火终于被及时扑灭，电站也终于保住了。更主要的是，人们的生命得到了挽救。不然，真不知要发生一场多么严重的灾难性事故。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有许许多多的国防企业。在战争期间有437家大的工厂从被法西斯占领的土地上搬迁过来。这些机器刚运来时，往地上一放，就在露天的条件下投入了运行。即使在这种艰苦的工作条件下人们也源源不断地给前线输送武器装备。
战争期间，从前方撤退过来的人们都住在土窑和工棚里。因此我们这州的工棚差不多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我已经讲过，我讨厌这些破烂不堪、四面透风的小屋，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在这样的破屋里住了几乎10年。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这些木板做的屋子，想起每排这样的屋子里住着10、 15——20户人家的情景时，我就感到心情特别沉重。如今已经20世纪，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了。在我刚刚接手这个州委的工作时，全州还有好几千户住在这样的工棚里。上任后不久，国家就作出了关于在10年内拆毁这些工棚的决定。我心里很明白，谁也忍受不了10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地、一劳永逸地让这些房子从我们故乡的土地上消失。
我要求给我一个计算结果，结果表明，要建大约200万平米的住房才能满足所有住工棚的人们的需要。200万平米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全州1年才总共建200万平米，而且等候住房的长龙似的队伍里有残疾人、多子女家庭、老战士和其他的人。
在我担任领导时，我不仅一次地作过艰难的抉择，不得不常常绞尽脑汁地思虑。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哪件事情更为重要，是把那些住这种破旧工棚的人全部都搬迁出去，并将排队等候住房的队伍冻结1年，还是让人们在这种非人的生活条件下再苦等10年，同时却按次序给等候住房的人们分房呢？最后州常委会做出决定：等候住房的队伍先冻结1年，这就是意味着，在1年中谁也分不到房子，只有住在工棚里的人才能分到住房。可又有什么其它好办法呢？只能让人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现在应当先帮助那些住得最差的人。的确，人们基本上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不得不去进行一些解释性工作，给他们讲道理，做动员工作。这可让厂长们左右为难。有关冻结分房的决定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这样就使用了他们的财力、物力以及建筑力量，可他们忙了半天却是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这种东西也照样不能打动他们。对这些厂长的心情和处境，我当然了解，我自己也做过基层干部，我也非常清楚，一幢新的住房对一个集体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些等待分房的工人又是多么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而今天，已经建好的房子却要无偿地献给别人，这有多么的痛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到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绝望的旅行。我找到吉里连科，对有关的情况做了解释，我告诉他：“如果有谁因为住房问题骂我、告我的，您暂且忍受1年，先把这些状子锁进箱里。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那些工棚的问题。”他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然后我又找到柯西金，也对他讲了这些情况，再一次解释说：“我什么也不要，既不要追加建筑材料，也不要多余的人力，我只要求你们道义上的支持。”柯西金同意了我的做法。我们商定，部长会议会给予我们支持。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厂长们纷纷告我，写控告信，而我们却管不了这些，拆了一个又一个的工棚。我们来到工棚区，连拆带毁。经过大家的努力，1年以后，所有住工棚的人都搬到了新的、设备完善的新居。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统计我在当第一书记时做出的成绩。即便在利加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发言，对我攻击以后，我也没有这样做。当时他在发言中说：“叶利钦，你错了，你将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的工作搞得一团糟。”我觉得，一切都非常清楚，他说的话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不需要进行任何辩论和证明的。
总之，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州里的供应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到谢罗夫的公路也建成了。我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当时是怎样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这一工程非常大，无论是从耗费的劳动，还是从它对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的意义而言，这条路都不同凡响。
我们州的地形就好像是一颗颠倒的心脏：从北到南为1000公里，而从西向东为500公里。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许多大型的北方城市都没有公路和州的中心——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和下塔吉尔相连。而我们的北方是富饶的，那里有沃土、矿藏、宝石、钢铁，还有卡尔平斯克和土拉的煤炭。从卡尔平斯克、谢罗夫、北乌拉尔斯克、克拉斯诺图林斯克等城市坐火车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需要一昼夜时间。这样，人们好像和正常的生活隔绝了。很早以前就有人想用公路将这些城市和中心连接起来，但这个任务却非常艰巨，道路要过沼泽、穿峡谷、越高山，还得要跨过几条河流，总长350公里。因为地形复杂，每公里的造价达到100万卢布，这样，需要去筹措35000万卢布，还得要争取来建筑的指标，要人、要技术，这么多的头绪简直不知道从哪儿抓起。但建这条路的迫切性却与日俱增。
我们要求中央的计划机构拨给我们专款，但是这一要求很快就遭到了拒绝。
我们将区委、市党委、市执委、州的书记和领导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办，是否能够大家齐心协力来铺建这条公路。大家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要依靠自己来建设好这条公路。我们采取了承包的办法，先将公路划成若干段，一个城市负责一段，然后再由市里的企业单位组成专门的建设队伍，自带挖掘机、推土机以及其他能够用来施工的机械。
要完成这样庞大的任务只有依靠严密的组织、靠纪律性和不断地进行检查，并且是最高水平上的检查才行。所以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司令部，来检查施工进展状况。我们下到每个工段，坐直升飞机飞往那些用其他办法到不了的地方。路修得非常辛苦，到处是一片片的沼泽、泥炭和岩石……我觉得，大自然似乎是故意要和我们作对才这样安排的。尽管如此，我们大家工作都十分认真、卖力。最后，一条高质量的公路终于在我们的脚下延伸起来。我们要使这条道路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还在道路上铺了好几层沥青。
当距离工程结束还有将近1年的时候，我们确定了道路剪彩的月份和时间，甚至几点开始也确定下来了。商定要预订一些汽车，将道路经过沿途地区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召集在一起，并沿着这条道路走一程。倘若在预订时间谁没有完成自己承包的那段任务，他就不能上车观光。后来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从此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所有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人努力的产物：那是一条新建的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一直通往谢罗夫的公路。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胜利。正因为这样，它才显得更加珍贵。
当然，人们会对我说，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市高级领导赶下汽车是不是太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但有什么办法呢？那时不就是这个工作方式吗。
我是在这一体系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当时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行政命令的方式，我也在其中受到了感染。我是否召集开了会议、是否主持了常委会、是否在全会上做了报告——这一切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和势力。不过，当时这些做法也很有成效，尤其是当领导人具备一定的斗争素质时，更是如此。但是我逐渐地感到，监督的情况也说明，一些看上去正确的州委决定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纸空文。区委、市委第一书记、执委会主席、基层厂长们许诺的话越来越经常地无法得以实施。这个体系明显地出现了混乱。
在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所有的劲都使了出来，所有的方法都已经试完，所有的道路都已经走过时，我们越来越难找寻那些新的道路。虽然我们还和往常一样，在1月开始时依然召开常委会议，企图以此找到些新的工作方法，并设法让这些方法在州里的党组织中得以贯彻实行。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我已经失去了以前的那种自信心。虽然我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这一点。那些潜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已经差不多运用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感到非常疲倦，觉得似乎是走上了绝路。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州的情况已经一团糟，那里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