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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选举纪事 1989年2月19日

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我成功地通过了选区选举大会这一关,算得上是一个胜利。当然,还算不上是彻底的胜利。最后还要取决于人民,取决于他们是否会选举我为人民代表。

差不多200个边疆区都推举我为代表。主要是一些大的工厂和企业。对于这些数字所包含的意义,我就不一一在此赘述了。

尽管有这么多的地区和单位推荐我为代表,但还不能说明问题。由于那些选区选举大会是由党的机构一手组织起来并进行幕后操纵的。它们可以淘汰掉任何一个认为不合适的人选。参加这些大会的大部分人,都是些所谓劳动集体的代表,他们基本都是这些劳动集体的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还有一些受到恐吓并接受指令的劳动集体成员。当然,想操纵这样一些人是根本不费吹灰之力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抗议书像雪片一样纷纷飞向中央选举委员会。这些抗议书中说,选区选举大会完全剥夺了人民进行现实选举的权利。而这出闹剧的导演者和编剧们仍打着人民代表选举的旗号,却兴奋得手舞足蹈,认为他们那些良苦用心都得逞了。但是最后不管怎样,这些人还是打错了算盘。他们的计划并不能在所有地方都能如愿以偿的。不论他们如何精心算计,那些下面的党委书记们也有不听话的时候,也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投票选举。而且即使是听话的人,他在自己的选票上也有可能填上并不是要求他填的人选。

我所参加的第一个选区选举大会是在彼尔姆州的别列兹尼基城举行的。我曾经在这儿居住过。当地的居民也有人还记得“叶利钦”这个姓氏的。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城的好几个单位都推举我为代表候选人。所以,我在这个城市选举取胜的机会是很大的。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除非党的机构事先不能把这个选区的选举大会扼杀于摇篮之中。

我决定来个出奇制胜。当最后一架班机启程飞向彼尔姆州的时候,我也坐上了另一架班机启程飞往列宁格勒,那里有我的“啦啦队”员们。到达列宁格勒之后,我的这些“啦啦队”员们将我送到一个军用机场。这里也有一群不谋私利的人在等着我。在此我们乘机前往彼尔姆。我们乘坐的飞机是一架货用螺旋桨飞机。这种飞机飞起来马达发出的轰鸣声简直震耳欲聋。我们相互之间挤得紧紧的,一个靠着另一个,不知坐的是巡航导弹、还是炮弹。就这样,我们一群人向彼尔姆飞去。

天刚放亮,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彼尔姆。在机场上,一群帮我竞选的人正在等我。我们直接向选区选举大会的会场奔去,并在会议开始之前赶到了会场。我的出现就像从天而降似的,使大会主持人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时从州委搬救兵已经来不及了,也来不及采取什么补救的措施了。

我在会上进行了发言,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回答了选民们提出的问题。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选举开始时,坦率地说,我已经不太激动。因为从选举开始时的气氛就可以看出,今天我一定会除掉选举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结果,我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选票,这样也就可以放心地回到莫斯科了。

紧接着,在莫斯科也开始了一系列选区选举大会。尽管我在别列兹尼基大获全胜,但是我仍然还是决定参加莫斯科选区的选举大会。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以了解当权者对人们施加影响的机制。这对我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增加见识的机会。

但如果我在一个选区和哪一个出色、诚实、值得受人尊敬的人发生了“碰撞”,我就主动撤销自己的选举资格。比如,在莫斯科十月区萨哈罗夫被推举为候选人。我知道后,给他去了个电话,并且告诉他说,我要撤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并将支持他参与竞选。他后来真的当选为苏联科学院这一社会组织的代表。

每次选区选举大会都给我带来新的启发。每次在会上当我发现与会者对我十分冷漠时,我甚至觉得为争取这些人的斗争更有意义。我清楚地看到,人们正在努力克服面对领导以及受这些领导操纵的主席团时那种几近麻木和畏惧的心态。

我记得自己在加加林选区参加的一个选举大会在这一方面是最为典型的事例。当时,与会者中有几个是竞争力很强的候选人,比如说,作家和政论家尤里·切尔尼琴科、军事历史学家、将军德米德里·沃尔科戈诺夫、电影导演埃尔达·梁赞诺夫、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昴诺夫以及其他的人,共有10名候选人。每个人在自己的发言中都请求大会将推举的10名候选人全部列入选举人范围,以让人民能够在选举中真正地确定自己的选择。

因为每一个候选人的发言都很具说服力、而且感情充沛,会场被这些发言所感染,因此与会者的情绪出现了波动,会场开始出现分化。最后,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准备拒绝投票淘汰事先给他们规定的那些不合适的候选人。

但主席团却对选民们进行百般的嘲弄,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又一个的花招,只求让所有候选人都落选。这怎么能行呢!一向自负乐观的梁赞诺夫被气得火冒三丈。选民们跑到麦克风前开始攻击大会主席团。礼堂里乱了起来,选民们强烈要求把所有的候选人都入选票。大家和那些接受指令并按输入的程序进行活动的人进行了斗争,一直到夜里2点。最后,还是选民们取得了胜利。最终在选票上还是写上了全部候选人的名字。我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离开了会场。心想,正义、健康的思想最后还是会赢得胜利。但与此同时,我的心情却还是十分沉重。这架悬在我们头上的官僚机器是多么的可怕,其手段又是多么的残酷啊。这都是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塑造出来的狡诈而又厉害的机构。

请问,您毕业后是不是去了建筑工地当工人。您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听说,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曾被送上过法庭。请讲述这件事情的经过?①大学毕业以后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一会儿是全国锦标赛,一会儿是列宁格勒地区的高校联赛,一会儿是里加举行的锦标赛。等我回到学校时,已经是9月6日。我报到并等待着分配工作。后来,我被分到乌拉尔重型管道建筑托拉斯。

每个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当时都能得到工长的职务,这次我也一样,上头任命我为工业项目建筑工地的工长这个职务。可我说,我暂时还不想作工长。还在学校学习时,我就悟出一个道理:那时,虽然的我母校——乌拉尔工学院教师们的业务水平都很不错,但是,我还是看到一些脱离生产的教授及副教授们教学太死板,同实际不相符合。因此,要马上去作工长,管理工人,而不亲自动手干一下,我觉得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至少,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队长,如果要有意或无意欺骗我的话,我会没有办法来进行识别。因为,他们的知识和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决定要先用1年的时间来掌握12门建筑专业。

我在采石队里和工人们一起干了1个月。我做砖坯,先做简单的,随后就做复杂的。每次干完一个班后,我不休息,继续接着干下一班。这样,我一天会干1个半或2个班。我用这种方式使自己能用最短的时间积累起经验。工人们嘲笑我这个深入基层的年轻专家,但是他们还是给我很大帮助,并对我进行鞭策。这样,过了1个月以后,我就得到了有关的委员会经过评定后授予我的技术等级,一般是3—— 4级。

我用这种方法很快就掌握了采石工和混凝土工的技术。混凝土工这个工作曾经让我吃够了苦头。虽然我外表看上去壮实有力,但要在又窄又高的脚手架上推着一辆满载混凝土的小车快速地跑来跑去,却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情。稍微一偏,重心就会发生转移。一次我连同装满混凝土的小车一起往下掉了好几米,运气还可以,没发生什么意外。学会混凝土工以后,我又开始学木工技术,并掌握了这门工艺。

我还开过自动装卸车,装运混凝土。记得有一次,我独自驾驶着这种自动装卸车运混凝土,那时我还没有执照。我开的这辆车是一辆老掉牙的旧车,已经运行了30多万公里。当车开到铁路岔口时,车忽然熄火。就在这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的火车的轰隆声,感得它飞快地向我们这边开来。那时的铁路岔口没人守护,可以自由通行。眼看着火车差一点就要飞到身前,将我和车碾得粉碎。这时,我急中生智,想起了车上的脚踩离合器。猛地一脚踩上去,车抽搐起来,抖动了几下身子。此时,眼看火车汽笛长鸣,刹车时车轮和铁轨间发出的摩擦声十分刺耳。我感到火车已经没有法及时刹住了,它那黑黝黝的身躯一直朝我们直压过来。我屏住呼吸,拼命地踩着离合器,最后,汽车离开了铁轨几厘米。这时,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飞过我们的身边,几乎贴着汽车一闪而过。我从驾驶室里爬出来,一屁股坐在排水沟的沟沿上,半天没缓过神来。后来,我还是把水泥运到了工地,并向工人们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们称赞说:“您干得对,真棒。”也有人问:“您为什么不弃车而逃呢?”可是,我想,这将必须以牺牲汽车为代价,而车非常贵。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来赔偿。就是今天,我也赔不起。上大学时,我曾象征性地在存折上存下了5个卢布。直到今天这5个卢布还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仅此而已。

不久,我又接连学会了细木工、玻璃工、抹灰工、油漆工的技术。这些专业掌握起来当然也都不很容易。但是,我最后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当塔吊司机的时候,我也经历了一次想起来都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那时,我们正在为乌拉尔化学机械联合体建造宿舍。下班的时候,我记得几乎一切都检查过了,吊车也关了。但是,我却忘记了一件事情。每次下班以后,吊车一定要停稳在轨道上,并且还要用专门的挂钩挂好。但我却没这样做。或许是忘记了,或许是不会,总之,我记不清楚了。离我们住地不远的地方是一座正在建造的楼房。忽然间,外面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瓢泼大雨,风雨交加。我被这声音吵醒了。忽然,我一下子惊恐地想起吊车的事情。我看了一眼窗外,看到我驾驶的那座塔吊正在慢慢地滑动着。我被这景象吓得直打哆嗦。翻身从床上跳起来,就向吊车跑去。我在黑暗中摸着了开关,并合上了电源。然后,我沿着窄窄的铁梯慌慌张张地向驾驶室爬去,眼见得吊车正缓慢地滚向铁轨的尽头。如接近终点,这个庞然大物一定会“轰隆”一声倒塌在地的。我一口气爬进驾驶舱,那儿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先紧张地考虑了一下,并决定松动刹车。刹车上的箭头马上迎风转动起来,并开始承受风的阻力。速度慢了下来,但吊车还仍然在滑动着。我开足马力,把吊车向相反的方向开去。终于,吊车减慢了速度,并在离终点仅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当时的情景真的可怕极了。我的妻子站在一旁,冲我喊:“快下来,你会摔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决心挽救吊车。最后,我终于把这个庞然大物停了下来,并用挂钩将它牢牢的挂住了。这天晚上我们再也没能睡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还常常梦见这件事情,梦到我正爬向那座疯狂的塔吊,吊车“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我也跟着这吊车被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就这样,我一共干了1年,并掌握了12门专业。在这种情形下,我才来到领导面前说:“现在可以派我去当工长了。”我那时接受的任务什么都有,曾给乌拉尔化学机械联合体建过车间、盖过混凝土厂,上伊谢季工厂的车间、辅助设施以及住房。还建过文化宫、幼儿园、学校、寄宿院等。工长一职对我而言比较轻松。当然,也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如我不得不和多年形成的十分顽固的陈规陋习作斗争。遗憾的是,工人们对此却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我要测量砖垛,计算用了多少混凝土、多少种材料,因此就产生一些麻烦。可人们后来也逐渐地开始理解我,明白我这样做是对的。工人们也不是一点没有良心的。

我在担任工长期间,还发生了许多复杂、有趣和不同寻常的事情。比如,我曾经和犯人们一起干过活。这些人所得的工资并不是实际劳动所得,而是凭他们自己报的情况决定的。我决心要结束这种状况。第一个月结束时,我详细地计算了他们的完成的工作量和相应的工资数额。计算结果是这一工资水平要比他们所拿的实际工资少一半多。

这天,一个亡命徒手拿一把斧头窜进了我那小小的房间。他举着斧头在我眼前一晃,说道:“小子,你将工勤单给我老老实实的填好。以前别人都不管,怎么就你爱管事呢?我是一个犯人,没什么好图的。我把你一斧头劈了,让你吭都吭不出一声。”他眼睛里的露出的凶光使我感到,这个人会一斧头把我劈死,甚至能够连眼都不眨一下。在这种形势下,我当然可以设法溜掉,或者和他拼搏一番。我的工房本来就不大,可一把明晃晃的斧头还高悬在我的头上。我决心要出奇制胜。我的声音平时就雄浑、有力,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听来就更这样。我盯住他的眼睛,朝他猛吼一声:“给我滚出去”。他一下子垂下了双手,斧头也掉在地上。一转身便乖乖地走出了我的房间。不知怎么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这个人对骂人的粗野话总是无法忍受。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人和我吵过。在1年当中,我只粗俗地骂过1次人,或许连1次都没有过。但最后我每次都能赢。我不会骂粗野的话,现在也从来不骂人,而且现在我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时就更是这样。

后来,我被派往一个独一无二的工厂——梳毛工厂担任工段长。这个厂的厂房是座庞大的7层楼房,由钢梁结构构成。由于年头太长,黄色的斑锈已经爬满了大楼的全身。那时,曾通过了一个发展轻工业的决议,因此决定把这座年久失修的大楼彻底翻修好。我接受了这一任务。我当时住在化学联合体的宿舍里。每天清晨上班时要走大约10——12公里的路程。每天天刚刚放亮,6点就起身出发,一直要走到8点钟左右才能赶到工地。建筑工人上有近1000人,后来,市里又派了很多人来帮忙,增加到2000人。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冬天还建起了一个抽水塔,用混凝土浇做,这也是当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并且水塔上面还有1个水槽。混凝土的浇灌是一刻都不能停的,刚一和好,就要马上进行浇灌。所以,我一步也不能离开水塔的工地,从签署合同开始一直到梳毛厂交付使用,我从没有离开过工地一步。当一切就绪,设备也开始投入运营时,楼房忽然开始晃动起来。这座有水泥预制板夹杂其中的大型钢架结构房屋忽然间迈开了“方步”。工人们只好把机器都停了下来。我立刻来到工学院,找到了贝奇科夫教授。我们共同对所有的结构进行了计算,结果得出结论,发现是设计方案有错误,水泥预制板支撑不牢,因此大楼不能保持平衡。我们找到的第二个原因是,纺纱机都安放在同样的方向上。当这些机器都投入运行时,它们形成的振幅和大楼摆动的振幅一样,因此形成共振,大楼于是就开始摇晃起来。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我们把机床位置调整了一下,减弱了振幅。可要解决预制板的问题却很复杂。需要掀开预制板的接头处,加钢筋再进行浇铸等等。我们大家都为此而累得筋疲力尽。

后来,我被派到第13工程局作总工程师。当时的局长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西特尼科夫。倘若说得委婉些,这个人很特别;假如按另一种说法,这个人则是一个固执、凶狠的人。他的这种固执时常甚至发展到了愚蠢的地步。比如,有时他来到工地嚷嚷一番,但假如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就不听从他的命令,依然我行我素。这使他气得发狂。有时,我和他坐在同一辆车里,如果和他顶上几句,他就将车在半路上一停,说:“给我滚下去。”我说:“我就不下去,哪怕将我送到哪个汽车站也可以。”我们就这样在车中面面相觑,有时要僵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因为他还要到什么地方办事,因此,他将车门“砰”地一关,把我送到车站。有时,他将我叫去,把我劈头盖脑地臭骂一顿,指责我这儿不对,那儿也不好,甚至还手里攥着把椅子。我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说:“你要再向前走一步,我的反应会比您更快。我怎么也都会先把您击中的。”瞧,这都叫什么关系啊!

他不止一次地向市委提出把我撤职。那时,我已是局里的领导,和局里的其他同志相处都不错。市委没有撤我的职。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叫费得尔·米哈依洛维奇·莫尔夏科夫。这人非常有意思、头脑也很聪明,不止一次地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一次,总局局长在一年中就对我宣布了17条罪状。这真是闻所未闻。12月31日,我将这些罪状列到一起,找到他说:“您要是明年再给我1个处分,我就对您不客气了。您小心点。” 1月2日,我又因元旦没工作而受到处分,然而元旦这天是节日啊。但这位局长不管这些,认为这天理所应当去工作。这次,我决心不再将这口气吞进肚内,我一定要把这条处分推翻。我于是在各级领导间上下奔走,最后,这一处分决定终于被撤销了。此后,他就再没敢对我太放肆。

一次,他到法庭控告我,想在我的财务报表上找点什么毛病。托拉斯方面的原告是主会计师,我是被告。我坐在区法院的椅子上申辩说,这儿既不存在什么原告,也没有什么被告。法官大概45岁左右,幸好,他还是个明白人。判决时,法官宣布说:“每一个领导人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干过某些冒险的事情。主要的是,干这些事情时不能瞎碰瞎干。而叶利钦同志所做的冒险是有根有据的。因此,法庭决定宣布他无罪释放。所有开销,由原告,也就是由南方建筑托拉斯负责。”这不仅对主会计师,还是对总局局长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从这次法庭判决也受到鼓舞。当然,这个主会计师没能忘记他这次在法庭上所受到的污辱。他是托拉斯党委的成员,在吸收我入党时,他还企图从中作梗。

在党委会上我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这位主会计师给我提出的问题是:“请回答,马克思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论述是在《资本论》的哪一章和哪一页?”我完全了解,他根本就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所以,他自然也就不知道这是在《资本论》的哪一卷,更不知道是在其中的哪一页。他完全是一窍不通,不了解什么叫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道:“是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的第387页。”我回答时,话说得很快,一副毫不犹豫的神态。他听完后对我说:“您真行,还挺了解马克思”。总之,我入党被通过了。

直到我被派往比这位局长管辖的托拉斯更大的联合体作总工程师时,他和我作对才从此告一段落。

或许,还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在市委会上是怎样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该处分又是怎么被写进党员证中的经过。当时,我刚当上建筑局的局长。我的前任是个玩忽职守、见了酒就不要命的家伙。他把什么都搞得一塌糊涂,其中包括寄宿学校的建设也是弄得一团糟。我任职的时候是9月份。那时,才刚刚建到第一层楼。而按进度此刻早已应该建到第四层楼了。也就是说,这个建筑的建设进度早在我任职以前就已注定完不成任务了。无论怎样努力,到年底大楼也无法封顶。当然,我们没能完成计划。年初时党委会召开了会议。我在这次会上被批准入党。我在庄严的、隆重的气氛中接过了党证。但是就在我入党的第二天,市委召开年终总结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忽然我听到有人说:“为了让别人能够服气,我们今天要宣布给叶利钦一个严厉的处分,并要将此处分写入党员证中。”我登上讲台,那时来开会的人很多。我说:“同志们,我昨天才刚刚接过党证,你们看,它还是热乎乎的呢。可你们今天却要给一位党龄才1天的人宣布这样一个严厉的处分,而且还要写入党员证中。处分的原因是,我没能及时将寄宿学校交付使用。在座的几位有搞建筑的,他们会证明,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交付使用的。”但是他们却顽强在坚持这一处分的决定,说是要“杀一儆百”。西特尼科夫看来从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真诚地相信党所奉行的理想和正义,并且也同样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加入了共产党。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党章、党纲,以及党的缔造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过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是为什么市委会却忽然给我了这样一个严厉的处分?……1年以后,这个处分被撤销了,但是,有关处分的决定还是留在了我的党员证上,一直到后来改换党的证件时才总算换掉了这本党证。换新的党证之后,我就再没有受过什么处分之类的了,证上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

直到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才开始反思党干预国家经济生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问题。而在当时,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和党的工作者都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当时,我有时一次就要同时收到好几个党委发来的开会通知,每当这时,我真想逃避这些会议,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在这些会议上用强行灌输、训斥的方法来决定许多经济领域和其他的问题,这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也就是体制的实质。因此,这种现象从没有产生过什么问题,也从没有引起过什么反对意见。主要的是,要保证不出现一个令人讨厌的、会以自己的愚蠢和狂妄自大来严重破坏党内生活的党委委员。我记得,在开会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和区党委第一书记巴贝基内和当时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沃尔柯夫之间发生过严重冲突。这个沃尔柯夫在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曾向主席台递交了一个便条,以此来表示对正在台上发言并替我辩护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代表的反对。

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记录,是波佩金给我打来的。他要求我在某时以前赶去参加会议。我对这种语气感到惊奇。不知该怎么称呼这种语气为好,是老爷作风,还是蛮横无理。因此,我决定对这个电话记录置之不理。还有,我甚至在同一时刻就被叫去开22个党委的会议,从7个区党委和1个执委会的会议,那时我们正在那里建设联合体,到州委会会议。当然,我没有分身术,要出席所有这些会议是完全不可能的。有时,我们也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开会,或者我派我的副手去参加。简而言之,用相互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来进行解决。而这个电话记录口气却是那样的生硬。来了第一个电话传单,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自己亲自打来了电话,并要求我解释,为什么没有出席由州委第一书记主持的会议。我回答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出席你们的会议呢?难道我就不能去出席其他区委召开的会议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面子给您,而不是给别的人呢?”这下他气得暴跳如雷,说:“你等着,我会想法整你的。到时候你还得来开我们的会。”我说:“既然您话说到这个地步,那您就别再想让我去出席你们主持的会议了。”我的确说到做到。他对我没有一点办法。当然,这个人非常爱面子,他现在也还是如此。

在局长之后,我又接着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家庭建筑联合体的总工程师。这个联合体拥有1个很大的工厂,有好几千人,并不断发展壮大。后来,这个联合体的主任退休后,我就接替他为主任。当时,我还非常年轻,只有32岁,就把这个重担交给了我。这个时期非常复杂,必须既要开发工厂,又要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及生产的流水线作业。一次,接到任务让我们进行一个试验:在5天之内建好一座5层高的大楼,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试验。接着,我们又要求进行另一个试验,即建一个生活小区。只见工地上处处是塔吊,每一座都可以使用。工地上的道路由一幢大楼向另一幢大楼延伸。我们在拆卸和装配吊车时节省了很多时间。主要是我们在其他一些技术上采用了许多革新的工艺。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联合体终于摘掉了完不成任务的帽子,开始按时完成生产计划。我们给工人们缝制了带有“家庭建筑联合体”标志的制服,按每个人的身材量体裁衣。这一做法立刻赢得了人们的欢迎,提高了他们对自己集体的自豪感。

当然,在年底建造住房是非常辛苦的,1天3班倒。经常,在上夜班时,我去看望建筑队,尤其是女子建筑队。

人们认为我的工作方法很严厉的。确实也是这样。我严格地要求别人遵守纪律。前面说过,我从来不骂人。尽管我的嗓门很大,但我尽量不对别人大喊大叫。在我为维护纪律而进行的斗争中,主要方法是靠自己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靠群众的监督并努力让他们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很公正的。我让他们知道,谁要努力工作,谁就能生活得更好,就会更加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工作出色、技术熟练、保质保量,人们是不可能不发现你的。但同样道理,生产废品和好吃懒做的人也会被人发现。倘若有谁许下了诺言,他就应该去实现这些诺言,在人们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的这些主张很清楚,人们都表示理解。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集体中存在一种人道的、相互信任的气氛。我们那里有一个木工,叫米哈依里申,他的技术非常出色。有一次,我对他说:“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您救救我吧,还剩下最后一个晚上,明天,国家的委员会就要来进行验收了。门漆过了,但要挪动一个地方。”原来,门的关键部分因为干活的工人粗枝大叶正好被装反了。“这些是谁干的,我们以后再查。但现在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地板也漆过了,不能弄脏,所以,不能大手大脚,干活时要细心,既要能够不弄脏门,又能做到不把地板弄脏。这些活干完以后,明天人们再往门的接头地方刷点油漆就可以了。”我就这样把他从被窝里叫了出来。当他就要干完,还剩下最后一扇门时,我来到他的面前。我将从家里带来的晶体管收音机一把塞到他的手里。我们相互抱了抱。我想,我这样做这位工人师傅是会谅解的,他绝不会由于我将他唤起来干一整夜,就会生出什么埋怨,感到几分委曲。

我还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紧张的事件。当梳毛联合体即将交付使用的时候,忽然,我们好像在一个昼夜间发现,由于干活时粗枝大叶、不负责任,我们没有建起一条大约有50米长的走廊,这条走廊是从一座楼通到另一座楼的大道。我在最后的时刻突然间发现少了走廊。这座楼房非常大,在城里,乃至全国都算是大的。工厂每年生产的布多达600万米。于是,我们立刻将工地上最优秀的人员召集到一起,研究怎样准确无误地组织工作。我们讨论了大约半个小时,计算工作时,连每分每秒的时间都没有忽略。我们进行了精心的计算:土方工程需要多少时间,浇灌、粉刷、装修各需多少时间。我们先调来了一个施工队,接着,又调来第二个施工队。第一台挖掘机投入了使用,然后,第二台、第三台又开动了起来。我一直守在工地上,连一分钟都没有走开。的确,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工作负责。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所有事情也都安排得非常合理。到晚上6点钟,我们就建好了这条该死的大道,并且在通往这条通道的路上铺好了柏油。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终于及时地完成了任务。

借此机会,我还要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看来好像是件小事。有时上夜班时,我来到女工班组,和她们一起聊天、干活、糊墙纸、刷窗户、这使我们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愉快,而且也帮了她们一点忙。我正是利用这些机会从她们的口中了解一些看似小的事情和一些问题的细枝末节。而这些问题如果领导不重视的话,它们就会变成大的问题而难以解决。有时我给女工休息室买几面大镜子,给她们买点布做连衣裙,以表扬她们出色的工作,以及用工会的经费买点什么别的小礼物,有时,我也用自己的钱给她们买礼物。这些做法在领导和群众之间创造了一种融洽的气氛。

我在基层生产单位一直工作了14年,然后忽然领导让我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建设部的部长。我对此并不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也经常做社会工作,最后,我不太情愿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在我任联合体主任时,工作得心应手,我们总是能够完成任务。此外,那里的工资也高。就是现在,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拿的工资,也没有20年前拿的多。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去了。我想由此再迈出人生道路上又一新的一步。不过,我即使现在也不清楚,我迈出的这一步将会将我带到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