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出了决定，只是不知道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如何。我决定参与竞选苏联人民代表。我非常清楚，我并没有百分之百当选的希望。有关选举的法律使当权机关有机会将许多的东西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让人民有机会作出自己的选择。有一整套推举候选人的程序，还要召开一系列的选区选举大会，这些大会可以把那些不合适的候选人淘汰掉。另外，还要通过选举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都是操纵在执委会手里。一想起这些程序，我心里就感到发毛。如果我在选举中落选，那些党内的当权者们将会多么高兴，他们会怀着怎样一种欣赏心情将我一脚踩在脚下。他们的手中有一张十分厉害的“王牌”，那就是借口什么“人民不愿意”、“人民不选你”等等。其实，那些选区选举大会和人民的意志没有丝毫联系。这一点所有人都明白，下至一般的选民，上至戈尔巴乔夫。这是如今摇摇欲坠的政权机构的支柱，是一块抛给党内官僚机构的骨头。
我也可以不参加选举。我亲密的朋友们都奉劝说我放弃竞选。因为，我的条件和其他人的条件相比差别实在是特别悬殊。叶利钦这一名字近一年半以来一直属于“禁区”之列。我虽然活着，但同时，我又似乎已经从这个地球上销声匿迹了。假如我有一天突然走上政治舞台，参加和选民们的会见、参加群众集会、会议等，所有那些强大的宣传机关就会开动起来，竭尽他们造谣中伤、捏造事实之能事。第二个理由是，根据现有的选举制度，部长是没有权利当人民代表的。这意味着，如果我当选为人民代表，我将不得不辞去我部长的职务。可这以后又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按目前的选举办法选举出来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时将会把我击败，这样，我就会失去在议会中工作的机会。我面前摆着一个看得见的现实前景，那就是情况再好，我也只能做一名无业的人民代表。据我所知，没有哪个部长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人民代表很多，但其中的部长却寥寥无几。
这种情况迫使我作出决定。我开始接到全国各地拍来的电报，它们如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成千上万的劳动集体都推举我为他们的代表。根据这些电报的地址几乎都可以熟悉苏联的地理状况。
将要进行的选举是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将搞得人精疲力竭、神经紧张，而且不是按照正常的规则进行。在这场争斗中，有人会痛打你腰以下的部位，或者会忽然从你的后面猛扑过来，使出各种各样的犯规动作，但却非常有效。我知道这种情况，那我是否要参加这一漫长的、搞得人精疲力竭的选举“马拉松”比赛呢？我在思虑，在怀疑，简直要开始劝说自己放弃竞选。但最有意思的是，我参加竞选的决心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成熟了。也许，就在我刚得知可以参加竞选的时候，我就拿定了主意。是的，我一定要投身到这一竞选的漩涡中去，即使它会使人丧失理智。也许，我完全可能在这个漩涡中被击得粉身碎骨，但我没有第二条道路可选择。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叛逆者的？您的性格更像谁？是像父亲，还是像母亲？
听说，您曾经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曾经参加过球队。这是谣传，还是真的？①
1931年2月1日，我出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的布特卡村。我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个村里。他们耕田、播种，像许多其他人一样生活着。
父亲就是在这里和我母亲结婚的。当时，村里有叶利钦姓氏家族和斯大雷金姓氏家族，这是我母亲的姓。他们结婚以后不久，我就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对我提起过我受洗礼的故事。我出生时，几个村才有一个教堂。教堂里仅有一名神父，而洗礼一个月才能举行一次，因此，到洗礼这一天神父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有父母、有婴儿、有看热闹的，简直称得上人山人海。洗礼方法也非常简单。将婴儿先从头到脚放入一个装有圣洁液体（其实就是水）和其他材料的木桶里，然后将水中伊呀乱叫、扑腾乱打的小孩从水里捞出来，并进行洗礼，取个名字，并记录教堂的记名册中。这一切做完后，父母一般给神父端上一杯自己酿造的啤酒和烈性白酒……每家人招待得稍不一样。
轮到我接受洗礼时，已经到了下午。这时，神父已经累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母亲名叫克拉乌娣娅·瓦西里耶夫娜，父亲名叫尼古拉·伊格那季耶维奇。他们将我递给神父。神父将我放入桶中，却忘了捞出来，把桶抛到一边，就自顾自地开始和别人聊天并争执起来……父母亲开始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等明白过来时，母亲尖叫着奔过来，一把把我从桶底中捞起来。大家开始七手八脚地将我摇过来、晃过去……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情使我对宗教形成了某种特定的观点，不，并不是这样。但我这件惹人发笑的遭遇的确是确有其事。这事发生后，我的父亲倒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说，既然我们的儿子经受住了这种考验，那就让他叫“鲍里斯”这个最坚强的名字吧！就这样，我从此就被称为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我的童年生活非常艰苦。没有吃的，庄稼收成特别低。所有人都被赶进集体农庄：当时对所有人都实行没收富农财产的政策。土匪经常出没，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枪声，到处都是抢劫和杀人。
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一间小破房、一头奶牛。本来还有一匹马，但不久就死了。这样，我们没有了所有耕地用的工具，只好加入了集体农庄。1935年，我们家的奶牛也死了，生活也更加艰难。我的爷爷那时已经60岁，他开始到处给别人砌炉灶。爷爷是个庄稼汉，还会做木工活，总之，他是个多面手。
为了生计父亲决定去建筑工地干活。这个时期正好是所谓的“工业化”时期。爸爸了解到，离我们家不远的彼尔姆州有一个别列兹尼基钾肥联合厂工地，那里需要工人。许多人都往那里。于是，我们将剩下的东西装上牛车，赶着车往离家有32公里远的车站走去。
我们来到别列兹尼基之后，父亲被招到工地做了一名工人。我们家被安置到工地的工棚里。这工棚在那时是非常典型的，现在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工棚用木板钉成，有一条共用的走廊，连接起来20个房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舒适。上厕所和取水都得到大街去……
也给我们发了一点东西，有了一头奶羊。当时，我又有了一个弟弟和妹妹。这样，我们全家一共6口人，再加上一头奶羊。大家全部睡在地上，你靠着我，我挨着你。从6岁开始，我就做家务活。既要照顾妹妹，一边晃动摇篮，一边还得顾管弟弟，不让他去调皮捣蛋；又要干许多家务活：煮土豆、洗碗筷、挑水……
母亲从小就学会了缝纫，她是裁缝。她的脾气温顺、善良。不论是谁，她都给予帮忙。她给人做连衣裙，既帮家里，又帮邻里。只要天一黑下来，她就拿起了针线，开始缝缝补补。母亲做活从来不收工钱，只是别人有时给点面包，或别的吃的东西，这样她就已经感激不尽了，而父亲的性格却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火，跟爷爷的脾气一样。或许，这个脾气也传给了我。
逐渐地，父母间因我的事情发生了争执。父亲主要的教育方式就是皮带。一旦我做错什么事，他就将我猛揍一顿。不管谁出了什么事，例如，邻居家苹果树上的苹果被人抢了；要么，学校里教德语女教师受了别人的欺辱，他总是想到我的头上，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过皮带。我挨打时从来都是一声不吭。只是母亲不让打。她总会哭喊着跑过来，不让他再动手。而父亲却把门“砰”的一关，闷声吼道：“给我躺下”。我就脱掉了衣服趴着，父亲每次瞄的地方，应当说，还是很准的。我这时总会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更使他火冒三丈。母亲却总是能想方设法钻进门来，从父亲的手里夺过皮带，一把推开他，并站在我们俩人的中间。母亲永远是我的保护人。
父亲总喜欢做点发明。比如，他就曾经期望着想要搞一台自动制砖机。他画好了草图、一边思索，一边修改，就这样边想边画。发明这种自动制砖机是父亲梦寐以求的愿望。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人发明出这种机器，尽管许多的研究所现在还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令人十分遗憾。父亲一一给我讲述这种制砖机及其工作原理，说它能砌砖、和泥、而且能移动自如。父亲脑子里全都思考成熟，总的图样也想好了，但因为用料的金属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他的这一希望就这样化为泡影。
父亲死时仅有72岁。可我所有的祖辈们都活过了90岁。我母亲现在已有83岁高龄，她和我的弟弟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弟弟在那儿的工地当工人。
就这样，我们在工棚中住了9年。说来很奇怪，工棚里的条件虽然各方面都不好，但人们在那儿生活得却非常和睦。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隔音”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没有什么隔音这一说。这样，假如工棚的哪一个房间传出欢快的声音，比如庆祝命名日、举行婚礼，或者搞点什么别的什么庆祝活动，摇起老式的唱机，各家都能听到。当时，全工棚只有2——3张唱片，我记得有一张唱片当时曾传遍了我们工棚。这张唱片好像叫“肖尔斯走在红旗下，团长……”。如果哪家吵架、说话、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有点什么别的秘密、发出笑声，全工棚都能听见，也都知道。
我之所以如此不喜欢这些工棚，是因为我们那时在里面过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特别是到了冬天，当我们被严寒逼得无处可藏，没有衣服可穿时，我们就只好靠那只奶羊来取点暖。我还记得，我们那时紧紧地贴着羊的身子，她是那么的温暖，简直像是一只小火炉。靠着这只山羊，我们才顺利地度过了战争年代。羊的奶很稠，虽然每天不过才挤1公升，但是，这也足够我们几个孩子吃的了，因此，我们也就活了过来。
那时我们也挣点钱。每到夏天，我和母亲就去附近的集体农庄干活。一夏天我们可以收好几公顷的大葱。另外，我们还割青草、堆垛、打干草。打来的一半归农庄，一半归自己。我们将自己那一半卖了，能卖得100——150卢布，有时会有200卢布，然后用这些钱去买面包。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谈不上什么快乐、更谈不上有什么口福，没有吃什么点心糖食或者是美味佳肴。当时，我们考虑的问题就是想个什么办法活下去。
我进入了学校。我以自己的积极精神和果敢刚毅在同学们中间崭露头角。从一年级一直到毕业，我上的学校都不一样，但我每次都是当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全是5分。但品行却没什么值得炫耀的，曾经不止一次地几乎被学校开除。
整个上学期间，我总是喜爱出点馊主意，出点鬼点子。比如，在我上五年级时，一次，我们大家从学校二楼的教室里一齐跳了下来。因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她。她见教室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因此，她揪住值日的学生。可那位学生告诉她，谁也没有走出去。当时，学校旁边有一个小窝棚，我们在那儿背靠背坐着，相互之间开始讲起故事。听完故事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每个人都因此得了0分。只见老师从杂志上顺手撕下一张纸，从上到下给每个人都划了一个0分。我们当然不服气说，假如老师要追究我们的品行，那您尽可以责罚我们。但如果要问功课，那我们全部记住了。校长来到我们的教室，反复地考问大家，问了有一两个小时。但我们一个个全部背得滚瓜烂熟。不管叫到谁，谁都能回答出来。甚至那些平常学习不好的同学也是这样。校长没有办法，只好将我们的0分一笔勾销了，可在品行一栏还是给我们记了2分。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又和“小流氓”差不多。我们当时仇恨德国鬼子，可还得学习德语。因此，我们常常嘲弄我们的德语女教师。后来，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我一想起当年的行为，还不由得感到十分羞愧，因为，这个老师很好，很聪明，又有学问。而我们那时却让她受够了折磨，饱尝了我们男孩对德语的抗议行为。例如，我们将留声机的唱头插入椅子，这样乍一看去，是不易发现的。这些针头一根根矗在椅子上。老师刚刚挨着椅子，便即刻发出“唉哟、唉哟”的尖叫声。不过我们在放针头时也注意不要将针头露的太长，但不管如何，那毕竟还是针啊，坐上去能不叫疼吗？当然，这次又闯了祸，教委会、家长等再次接踵而来。
我们还干过这类的恶作剧。我们那儿有一条小河，叫“兹良卡”河。每当春汛来临时，河水暴涨，小河变成了大河。人们因此开始在河上漂木。我们发明了一个游戏。看谁能从漂流的木头上从河的这一边跳到对岸。漂流的木头一根靠着一根，如果踩准了，还是能够从上面跑到河对岸去的。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因为当人刚一站上木头时，木头就开始乱滚起来，动作稍慢一慢，你就会失脚翻入水中。要靠灵巧从一根木头跳上另一根木头上，要懂平衡，靠迅速的跑跳。在这过程中，只要稍有不慎，你就会落入冰凉的河水里。这时，河面上漂着一片木头，想要将头从这片木头中伸出水面，那是难上加难。最后，当你终于探出头来，猛吸一口气时，你简直连自己都不相信你已经逃离了死神的掌心。看，我们当时玩的游戏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啊！
我们还时常打群架，每群60——100人。我总是喜欢加入这些群架中去。有时候我也会挨别人揍。你想，当两群人纠缠在一起时，你哪怕有天大的本事，强壮如牛，你身上还是避免不了要落上几拳。我是个“塌鼻梁”，跟拳击手差不多，那就是当时打群架时被一个细高个给揍的。那时，我摔倒在地想：这下可完了，眼前一片黑暗。但后来，我又醒了过来。人们将我抬回了家里。但尽管如此，打死人的事还是没有发生过的。虽然我们打斗时都很不留情，但还是有一些分寸。准确地说，这些殴斗就好像体育中的比赛一样，只不过条件更加残酷些而已。
有一次我终于被学校开除了。那是我七年级快毕业时发生的。毕业典礼上来了很多人，有父母、老师和学生。所有人的情绪都愉快和高昂。一个个毕业生在隆重的气氛中接过毕业证书。一切和往常一样……忽然，我站起来要求说几句话。这情形就和我在苏共中央十中全会上一样。人们都以为，我肯定会说一番感谢的话，或者说出类似的东西。因为，我考试成绩非常好，证书上全部都是5分。所以，人们毫不犹豫地让我发了言。我当然也感谢了那些确实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们、培养我们学会思考和教我们怎样去学习的老师。说完之后，我忽然对大家说：“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没有权力做孩子们的老师，并教育他们。她简直是在摧残孩子。”
我们的这位班主任老师真的糟糕透顶。她会用长长的教鞭抽打你，会让你站在墙脚罚站，会在姑娘的面前污辱小伙子，相反，也会在小伙子面前伤害姑娘的自尊心，她还会迫使学生去帮她打扫房间。她曾经命令让学生们在全区里到处为她养的小猪寻找吃食。她还干过其他一些过分行为。我自然难以忍受她的这种行为。同学们也不想听她的话，但有的人却还是不得不听她的调遣。简而言之，在这次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我给大家描述了她是如何嘲弄学生、怎样伤害学生的尊严、如何不顾后果地污辱别人，而不管别人是否坚强、软弱或者是不是属这两者之间的人。我一边讲，一边举出一些典型的事例。就这样，我向我们昔日的班主任老师发起了犀利的进攻。礼堂里顿时乱成一团，所有典礼活动都不得不中止。
次日，我父亲被叫到教委会。他接到通知说，他的儿子不能拿到毕业证书，而只能得到一张“肄业证书”。“肄业证书”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张白色的小纸片，在纸片上方写你上了几年级，下方写你无权在苏联国内的学校升入下一年级。这下子父亲气极了。他和平常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起了皮带。可是我这次却生平第一次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你就到这儿结束吧。今后，我要自己教育自己。”的确，我此后再也没有被他整夜整夜地在屋角罚过站，再也没有挨过他皮带的抽打。
我自然对教委会作出的决定不服气，开始到处奔走寻求帮助，找区委会、市委会。我这才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区委会、市委会。经我的奔走，成立了专门检查班主任行为的委员会。根据委员会调查结果，这位班主任被开除出了学校。这对她而言，完全是应得的报应。她根本就不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最终还是拿到了“毕业证书”。证书上满纸都是“5”分，但有一个“不及格”，那是因纪律不好而得的，因而在满纸的“5”中这个“不及格”显得赫然醒目。我决定再不回到原来的学校，而到了另一个名为“普希金”的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我所在的那个班非常好，有一位很好的班主任老师，叫安东妮娜·巴甫洛夫娜·霍尼娜。这个学校里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呢。
我开始积极地从事体育锻炼。我开始迷上了排球，并不分白天黑夜地玩。我喜欢看着球在我的手中是多么的顺从，也对自己能高高地跳起去救那些险球而感到高兴。在玩排球的同时，我也练习滑雪和体操，练习田径、十项全能竞赛项目和拳击。我当时真巴不得什么都练练，什么都练好。但最后，排球还是战胜了其他的运动项目。因此，我开始一心一意地练习排球。当时，我整天都和排球在一起。在睡觉时，怀里抱着排球；在醒来时，手中还是拿着排球。一起床就马上去练球，自己一个人练，一会儿将球在手中托来托去，一会儿又把球击到地上、墙上反弹回来……我左手缺两个手指，接球时有点困难，因此我就专门练习独特的接球方式，接球时让左手保持特殊的姿势。这样，我打球时和别人都不一样。
我为什么左手缺两个手指呢？我马上就给大家讲述我缺指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同学们都争着奔赴前线，而我们被留了下来。我们在后方造枪、甚至造炮。我和几位伙伴准备想方设法找些手榴弹来，想拆开看一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钻进教堂，里面有一个军火库。乘着黑夜的掩护，我爬过三道铁丝网。当哨兵走向另一方向时，我用锯条锯开窗上的木条，钻进去偷了两枚带导火线的手榴弹。幸运的是，我在往回走的路上还很顺利，如果被哨兵发现，他会毫不迟疑地向我开枪的。我们来到60公里外的森林里，想将手榴弹拆开。我劝说伙伴们退到离我100米远的地方。然后我把手榴弹放到一块石头上，双腿跪下，举起铁锤，对准手榴弹就一锤砸了下去。砸之前，我没有将雷管去掉，我那时也不懂。这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我左手的两个手指也随着这声巨响也一起不翼而飞。幸好躲在远处的伙伴们安然无恙。在回城的路上我几次晕了过去。等被送到医院时，伤口已经开始化脓。经父亲签字，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并截掉了残余的手指。回到学校时，我左手缠满了白色的绷带。
每到夏天，我都要想法挣点钱。此外，每当暑假来临时，我还组织同学们去旅行，而且方式很独特，或者是去寻找某条河的发源地；或者去杰涅日金卡缅山以及作类似的旅行。我们都背着个大行囊，要走好几百公里，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一住就好几个星期。9年级毕业后，有一次我们决定去寻找“亚伊瓦”河的源头。我们逆河而上，找了很长时间。我们会查看地图，知道这条河的源头就在乌拉尔山脉附近。那时，我们随身带的食物很快就吃完了，我们不得不向大森林要吃的。当时，核桃已经成熟了，我们还烤蘑菇、吃野果。乌拉尔山的森林很富饶，可吃的东西也是漫山遍野。我们走了很久。眼前什么路也没有了，一片原始森林。有时候，我们看到猎人住的小茅屋，就在里面过夜。但更经常是，我们自己搭个小棚在里面过夜。有时，就干脆露宿。
终于我们找到了源头，这是一注清清的泉水。大家都兴高采烈，又开始往回走。我们沿河而下，走了几公里，来到一个村子的前面。这时，大家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我们把身上所能找到的值钱东西都收集到一起，有背包、衣服、皮带等等，然后，我们找到一户人家。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交到主人的手里，请求用它们换只小船，一只用木头做的平底小船就可以。换来后，我们一行人乘着这只小船继续沿河漂流，走路的劲实在是没有了。河流沿岸的风光十分迷人，就是现在，这些风景仍然还是那般迷人，人类的行为还没有将所有的一切破坏掉。突然间，我们的船往上漂了起来，并被水流冲到了一座山洞跟前。我们决定停下来再看看。
我们走进山洞，顺着洞中的路往前走。忽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片原始森林，原来，我们已经走到了森林的深处。前面的路在哪里，我们谁也不知道，并发现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船也不知被水流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在原始森林里艰难地挪动着，走了好像一个星期。这时，随身带的东西已彻底用完了。并且，我们所经过的是一片沼泽和年头不长的树林，这里可吃的东西很少，而可以饮用的水甚至连一点也找不到。我们只好把沼泽里的积水连同苔藓一起捧进衣服中，再用手将衣服拧干，这样，水被衣服过滤一遍，得到的水就喝。我们就这样走啊、走，终于走出了树林，也看到了那条河流。我们找回了失去的小船，并辨清了方向。但因为我们沿途喝的是脏水，每人，包括我在内，都得了“肠伤寒”。高烧到40度，我自己也发着高烧。但因为我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我觉得有义务保护他们，所以，我硬撑着身子。我将伙伴们抱进船里，将他们放在船板上。自己则咬紧牙关让脑袋保持清醒，因为，我还要撑船。船顺流而下。我用仅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用双手捧起河水，把水浇到同学们的脸上。他们一个个都已经昏迷不醒了。很快我也支持不住了，神智开始迷糊起来。船走到一座铁路桥附近，我决定把船停住，想，反正总会有人发现我们的。于是，我把船靠近岸边。此时此刻，我再也支持不住，全身像泥一样又瘫又软。后来，我们果然被人发现，并被送进了医院。这时，学校已经上课1个月了。大家也曾到处找过我们。
我们在医院里住了有3个月。那时也没什么好药。当时，我们正好上十年级，是中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我几乎没能听课，只是当学期已经过半，还剩下1/4的时间时，我才开始去听课、学习。我拿起十年级的教科书，不分白天黑夜地看书温习。毕业考试开始了，我也和别人一起去参加考试。而和我一起参加这个悲惨旅行的同学们却只能决定放弃这一年。可是却不让我参加考试，理由是不准校外考生参加毕业考试，让我继续去玩。我不得不再次去走那条道路，幸好我已经驾轻就熟了。我跑区委、市委和政府机构。那时，我已经是市排球队的队员了。人们都认识我，因为，我们队曾经是市中学生排球比赛的冠军。最后，还是让我参加了考试。我这次没能全部考“5”分，得了两个“4”分。在这以后，我就该考大学了。
还是少年的时候，我就幻想着考进船舶学院，我曾为此研读过造船的原理，曾经认真地拿起过厚厚的教科书自己学习过。但后来，建筑这一行业更加吸引了我。也许是因为，我以前曾经当过工人，并且父亲也是搞建筑的。那时，他已经在工长培训班毕业，并当上了工长。
在我考入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以前，我还经受过一次独特的考验。那是考试前我回家探望爷爷，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爷爷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是个看后让人难忘的小老头。他思维方式独特，见面后他对我说：“如果你不用自己的双手给我盖点什么，我就不让你去考建筑学院。你就在院子中给我盖一个带更衣室的小澡堂吧。”
那时，我们没有澡堂。而邻居家有，但我们却从来没有过，总是盖不起来。爷爷接着说：“只是你要自己做木墙、房顶。总之，从头到尾你都要自己干。我只管和林业场联系，让他们给拨一块地方。这以后的事就该你自己去做了。你得将木头砍下来，准备好苔藓，将它洗净、晒干，并将砍倒的树弄回家来。那块地离咱家有3公里远，你还要自己打地基、一个人做木墙和准备做墙用的原木。我就给你交代这些。我不会靠近并帮助你的”。的确，自我开工之后，他就从来没走到过离我10米近的地方。爷爷脾气很倔，真的连手指头都没动一动，更不用说来帮我一把。我独自一人累得精疲力竭。尤其是当你需要将做木墙用的原木一根根竖起来时，一个人更是不容易。先将原木一根根竖起，然后用绳子固定牢，用斧头将结头砍整齐，再把原木收到一起，并一一画上记号。有时，当你这些做完时，因为一个人顾不过来，已经弄好的又散倒在地，你只好再从头开始。另外，还需在原木外面敷上一层晒干的苔藓，苔藓此前需多次翻打。总之，我弄了整整一个夏天。等赶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等我将澡堂盖好以后，爷爷严肃地对我说：“你这下可以去学建筑了。”
虽然我没有专门准备，但因为我独自建起了澡堂，因此，考试比较轻松，除两个“4分”之外，其余的课目都得了“5”分。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它充满活力，也非常有意思。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活动中去。我负责体育方面的工作，作过体育部部长。所有体育比赛都要我来组织。那时，我的排球技术已经比较高超，成为市排球队队员。1年之后，我作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队的球员参加了由全国12支劲旅参加的高水平比赛。在上大学的5年期间，我一直没有离开球。除打球之外，我还到处旅游。这样，负担自然就很重。我们球队当时处于第16——17名，虽从没有当过冠军，人们却都不敢小看我们。排球给我的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不只是自己玩，还曾经当过乌拉尔第二球队的教练，培训男女队员们。当时我每天平均要练6小时的球，而学习只能依靠晚上的时间，在这方面谁也不会怜悯我。所以，这让我养成了少睡觉的习惯，每天仅睡3个半到4个小时。我已经习惯了这个作息制度。
在考大学前，我对国家不了解，甚至连大海都没有看见过，哪儿都没去过。因此，我决定暑假到全国各地旅游。当时，我身无分文，衣服也仅有几条球裤、一双球鞋、一件衬衫和一顶麦秸编的帽子。瞧，我的打扮是多么的滑稽。我就这样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还带了一只人造革的皮箱，很小，才20——30厘米长。皮箱里还放着一件衬衫。如果弄到什么吃的，我也放在里面。我的这次旅行显然不同一般。出发时，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陪伴着我。但没过几天，他就转身回去了。我却不管，一个人依然独自前行。
我多半坐在火车的顶部，有时也站在车的踏板上和两节车厢的接合部。除火车以外，有时也坐电车。我不止一次地被警察抓住盘问。他们问我：“你到哪？”我就比如回答说：“去辛菲洛波尔的外婆家”。“住哪条街？”警察又接着问。我知道，每一个城市肯定有一条街称为“列宁大街”，因此，我每次都回答是住在“列宁大街”。我就这样一次次逃过了警察的盘问。
我那时旅行的方法是这样的：晚上坐车，白天来到一座城市。城市我是事先挑选好的，都是一些著名的城市。我每来到一个城市，就在那里玩一整天，有时玩两天。一到晚上，我就找公园或者车站去过夜，或者爬上车顶，继续我的旅程。每到一个新城市，我就给班上的同学写信。我当时旅行的路线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莫斯科—列宁格勒；然后再沿莫斯科—明斯克—基辅—扎波罗日耶一辛菲罗波尔—耶夫帕托里亚—雅尔塔—诺沃罗西斯克—索契—苏呼米—巴库—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库比雪夫—兹拉托乌斯特—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条路线共花费了我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回来时，我风尘仆仆，运动鞋的鞋跟都穿掉了，只是为了装样子好看，才没有脱下来扔掉。鞋底几乎都快磨破了，脚都挨着了地面。但大家还都觉得我穿的是一双好鞋。草帽实在坏得没法再戴，所以，我把它扔了。运动裤磨得发亮。本来出发时，我还有一只老式的旧表，表体非常大，是爷爷送给我的。但这只表，连同我所有的衣服，我都在玩牌时输掉了，并且就在我从学校出发之后不久。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大赦。释放出来的囚犯回家时也坐在火车的顶部。有一天，几个人向我走来，说：“来，咱们玩赌。”我从来没玩过赌博，就是今天我对赌博也无法忍受。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没办法拒绝的。很快，我就输了个精光，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他们每人都赢了。赢完以后对我说：“现在，我们要赌你的脑袋。如果你赢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你。如果输了，我们就找个地方把你从车顶上扔下去，而且，还要为你找一个比较好的着陆地点。”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直到现在也还没弄明白。也许我总是输，输出了经验：一会儿帽子没了，一会儿衬衫输了；一会儿球鞋被人赢走了，一会儿运动裤也被拿走了。或许，这些人忽然可怜起我来，是良心发现。他们是刚被从劳改营里被放出来的，是刑事犯罪分子，有的人还是杀人犯。那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有许多这样的劳改营地。总之，我又赢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把从我身上赢去的东西都还给了我，只剩下爷爷给的那只老表没有还。自我赢了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相反甚至开始对我客气起来了。有人去打来开水，还分点给我，甚至还给我吃的东西。当车到莫斯科附近时，这些人就各自四散奔逃了。他们知道是躲不过莫斯科这关的。这样，车顶上就剩下了我一人。
当我到达扎波罗日耶时，我饿得饥肠辘辘，饿得实在是不行了。这时，我偶尔碰见一位上尉。他对我说：“我要考学院，但我却对数学一窍不通。你给我辅导，让我考上大学吧”。这位上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上去从那里带回来许多东西。因为他那套住房里陈设非常华丽。我提出条件，说一天除睡4个小时以外，其余20小时都要用来学习。上尉怀疑我们像这样学是不是能吃得消。我说：“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在一周之内去参加考试呢？”我只提出一个要求：让我吃饱、吃好。当时他的妻子在家里没工作做，亮出她的全部手艺来招待我。上尉忠实地履行了我们之间订立的契约。我自出门旅行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饱饭，并好像还长了几斤。上尉是个坚强的人，有着坚韧的性格。我们学习了许多课程。临走之前我又给他安排了复习任务。后来，我得知，他考上了学院，数学也考上了。
离开扎波洛日耶，我继续向下一站走去。总之，这趟旅行确实不同凡响，而学校的学习却已按部就班地进行。我学习成绩不错，一般都得“5”分。我经常出去打排球，进行训练和参加比赛，但尽管如此，学校并没有因为我的体育成绩好而在学习上就给我一些照顾，这和现在不一样。不仅如此，一些老师还总是要我去参加考试。这样，我参加的考试甚至比普通的同学还要多。这些老师妒忌我在体育上用去了那么多的时间，认为，排球会分散我的精力，让我不能认真去钻研学问。有一次，拉基茨基教授在考函数理论时，建议我不做任何准备就进行考试。他说：“叶利钦同学，您拿一张考卷，试一试不经过准备就进行回答。您是运动员，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那时，每个人的桌上都摆有笔记本和教案。因为，有关塑性的理论非常复杂，有许多公式，一张纸写不下。全都记住也不可能。所以，老师同意用教科书和教案。教授决心要拿我进行试验。我们较量了很久，但教授最后给我打了个“4分”，真是非常遗憾。一次，我给他解出了一道非常难的难题，这道题10年之内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能够解出。所以，他将我视作“掌上明珠”。教授很有意思，人聪明，又有学问。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得了这个讨厌的“4”分。
有一次，我喜爱的排球差点要了我的命。那时，我每天要训练6——8个小时，晚上还要学习。我只想在我的记分册上看见“5”分，因此，疲劳过度。而且，此时，老天爷好像故意与我作对似的，我又患上了喉炎，发高烧到40度左右。可我不管这些，还仍然去参加训练。但是，心脏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负担，我感到极度的虚弱，每分钟心跳达150下。我被送往医院。医生命令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许动。不过，当时还有一线微弱的希望，那就是至少4个月左右以后我的心脏还可以恢复正常。但如果不能恢复正常，那我就将患上器质性心脏病。可是，我在医院里住了没有几天，就逃跑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同学们用床单搓成绳子，我就顺着这条绳子从窗门爬了出来。然后乘车往父母的住地奔去，他们那时住在别列兹尼基。
回到家里，我就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有时候我刚一站起，就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站着时，心就好像要从胸中跳出来一样。但很快我的身影又开始出现在运动场。不过，最初比赛时仅能坚持几分钟。有时手刚一碰着球，球就飞了。同学们急忙把我扶到椅子上休息。我躺在那儿，觉得自己就像是走上了绝路似的。我想，这下子可完了。心脏如果不能复原，体育也再搞不成了。但即使如此，我还要去参加比赛，并努力在运动场上左右驰骋。刚开始我只能坚持1分钟，后来逐渐延长到2分钟、5分钟，1个月以后，就可以打满全场了。当我再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找到当初给我治病的医生时，他对我说：“虽然您逃跑了，但看得出来，您在家里肯定是乖乖地躺着一动不动。不然，您的心脏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应当坦率地承认，那时我逃跑伴随着极大的风险。我的心脏可能从此就将彻底完蛋了。但我认为，不应当怜惜心脏，相反，应该给它加点负担。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原来规定写论文的时间是5个月，但后来我不得不仅用1个月的时间去写。因为当时正进行全国排球锦标赛，而且正好是各方交战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城市转战另一个城市，当我再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离论文答辩就剩下最后的1个月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电视塔》，可那时几乎还没有电视塔，所以，我只得全靠自己去进行探索。直到今天我也想像不出，我当时是怎么获得了成功。为了写好论文，我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又不知付出了多少劳动。而且，当时谁也不可能帮我，一切全得靠自己：自己绘图、自己计算。总之，要自己一个人从头干到尾。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写好了论文，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答辩。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这个班集体很和睦，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同学们一个个也都表现不错。毕业以后，我们商定每过5年大家在一起共度假期。当时是1955年，至今为止已经过去了34年。可是这个传统一次也没有被打破过。一次，我们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参加聚会，共来了87人。每次聚会，我们都不选择那些疗养胜地，而只选用可以说是一种野蛮人的方式。我们大家走在原始森林和乌拉尔山野中，游览俄罗斯金环这条旅游线上的古城。有一次我们还乘坐水上游船游览卡马河和伏尔加河，一路欣赏着沿岸的风光。有一次，我们还住在格连吉克——黑海岸边这个布满帐篷的疗养城市。还有一次，我们沿叶尼塞河一直游览到了迪克森岛。每次组织聚会时，我们都总要想些新颖的玩法。因此，这些聚会都十分有意思、非常愉快，也加深了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大家直到现在也都还非常友好。目前，我们正准备迎接1990年的聚会，我们希望在一起休假。每次聚会前，我们都要成立组委会，其任务就是安排我们的聚会。前15年，我一直担当组委会的主席，直到后来我当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后，朋友们才解除了我的职务。由于，就这样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和真诚。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1987年十月全会以后，我的周围到处都是冷漠的白眼，可我的同学们却还到处为我奔走呼号，表示支持。他们这些人无疑是我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