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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的自述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纪事 1989年3月25日

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明天将要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莫斯科第一民族地域推选区推举我和布拉科夫为代表候选人。绝大部分莫斯科选民(600万人)都会选举我作为他们的人民代表。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民意测验,以及美国作的预测,都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选举前的气氛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且,我的直觉本身也告诉我:一切明天都会如愿以偿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睡不着觉。所有近几个月、近几周和近几天来发生的一切,都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认真地思虑,哪些事我做错了,哪些事我做对了。我做过错事,但我感谢这些错误,因为正是它们提醒我要小心从事,并逼迫我更加拼命地工作。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的性格。我不清楚,这种性格是好,还是坏。我在分析情况时,总是看不到那些成功的东西,只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缺点及失误上。所以,我总是不满意自己,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都是这样。

明天人们就将要对我近一年半来的生活作出结论了。我叶利钦一直是个政治上的弃儿,曾作过响当当的党的高官,只不过今天在这些官阶前面都要加上“前”这一前缀,诸如“前”苏共中央书记、“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前”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是加上“前”字的。对待过去的政治活动家,斯大林时期是大肆屠杀;赫鲁晓夫是要他们退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把他们派往遥远的国家作大使。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也是史无前例的,退休军人曾重新得到返回政治生活的机会。

当我被解除了全部职务时,戈尔巴乔夫曾打电话给我,并建议我担任苏联建设委员会主席。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此时无论在哪里工作,对我而言都无所谓。戈尔巴乔夫在谈话结束时对我说:“但你要留意,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的。”当时,他大概真的相信情况果真会是这样的。但是,他却没能想到,是他自己制造和启动了民主化进程的机制。这一机制让总书记的话已不再是必须马上绝对服从的“圣旨”。现在我们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我不让你搞政治”,但人们却会转而一想并作出决定:“不,还是应该让他再去搞。”因此,就真的让你去搞了。时代已经变了。

真不知道这个时代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新鲜的东西!新时代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但是,它的灾祸也正在这里。谁也不清楚,前面有什么,也不清楚,我们今天所迈的步伐明天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党内官僚机构的笨拙、庞大而愚蠢身躯艰难地挪动着,企图守住阵脚,但是,这却让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加速了自己灭亡的进程。

有些人需要做的事其实并没有牵涉到全局,不算非常复杂。他只要在选举中把我击败就可以了。这件小小的事情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这又不是在2000年以前让每一户家庭都住上房子,也不是要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做到让全国人民能像真正的人一样,吃饱饭、穿好衣。这仅仅是对付一个人而已……并且,他们手里还有美妙的“选举法”,可以召集选区选民会议并在会上淘汰掉那些不合适的人选,掌握着选举委员会这个官僚主义产物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另外,他们还将庞大、顺从的官僚宣传机器掌握在手中,需要什么,这个机器就能给你造出什么。尽管如此,最终他们还是枉费心机。近几个月来,他们对我发动了多少攻势,捏造事实、造谣中伤、中央全会作出严厉的决议来压制我,还耍弄其他的花招,可这些都最后破产了,相反,却使我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反对我的行动屡遭破产,这些行动却激起了莫斯科群众对我的爱戴。每当这时,我便非常清楚地感到,我们的面前横着一条多么巨大的深渊,而且要想跳出这个深渊,我们不知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要准备在改革和公开性的道路上采取新的改革措施的,正是党的这一机构和这些人,而且他们的这种权利谁也不给。在这种时候,你简直是无可奈何。

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和我的选民们见面。我从他们的身上吸取力量,并萌发出新的信念:我们将再不会,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我们在道德上受奴役的地位从此也将会一去不复返了。

好了,不多想了。但要是明天我落选了又怎么办?这将意味着什么?难道那个机构的力量更为强大,难道说非正义将要占上风?唉,怎么能呢!只不过,我也是一个凡人,我也有缺点,性格复杂、固执。我曾经常犯糊涂,常做错事,所以,我如当选不上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布拉科夫真的当选,他是那个机构下的赌注,他也未必会真的就俯首帖耳地顺应那些推举他的人的意志。在今天的形势下,无论是他,还是我,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只要他听的是人民的话,而不是那个官僚机构的话;只要他是在替人民做事,而不是只是为党的官僚机构卖命,他都可以作为人民的代表。

不过,我还是有信心,莫斯科的市民们还是会投我一票的。选举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

如果回到1987年10月,您还会那么做吗?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发言是不是您绝望的表示,或者说,您是不是希望以此来得到当时政治局成员中哪位成员的支持?①

政治局会议结束了。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张干净的纸,再次考虑了一下,将纸摊开,提笔写起来:

尊敬的戈尔巴乔夫:

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决定给您写这封信的,我为此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自从您和政治局决定由我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我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时起,已经过去一年零九个月了。那时,我为什么同意,或者是为什么拒绝,这些理由显然都已没有任何意义。我当时仅仅明白,我将遇到很多困难,知道我还需要在自己现在不足的经验上补充许多新的东西。

不过,尽管如此,所有这些都没让我产生畏难情绪。我觉得我有您的支持,所以,我当时产生了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哪来的信心,并开始忘我地、同志式地和新的市委成员们一起展开工作,并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坚持原则性和集体领导制原则。

第一阶段过去了。当然也做了不少事情,我不想在这儿一一列举。但是,我认为,主要的成绩是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精神面貌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当然,总的而言,这也是在全国这个大的形势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尽管如此,我的不满感却与日俱增,虽然说起来,这好像非常奇怪。我开始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行动和语言中发现一些从前还没有发现的东西。从前,他们关心和支持我们莫斯科的事情以及我的工作,可现在这已经被一种冷漠所取代,特别是个别政治局成员更是这样。

我这个人总是憋不住要说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在我的看法和别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也是这样。这样做的后果是,出现了越来越多我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假如准确地讲,像我自己那样的风格、直率的性格和阅历在政治局中已经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

因此,我不能不和您谈谈几个相当有原则性的问题。

我要谈的一些问题,包括干部问题,我曾经给您说过,也给您写过信。我现在说的是补充意见。

有关利加乔夫工作的风格问题。我,包括别人也认为,他的工作风格对工作已经很不适合,在当前的条件下尤其如此。我并不想在此贬低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利加乔夫的风格变成了中央书记处的风格,并且有些地方党委会的书记也不分情况就照搬照抄这一风格。主要的是,我们全党成了这一风格的受害者。如果将这一切当众戳穿,党将会遭受损失。就党的利益而言,只有您本人才能作些改变。

在社会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党组织落在了后面,在这方面事实上没有进行什么改革(大的政策除外)。所有一切便由此而发生。结果是,当我们看到改革在党的基层组织中遇到阻力时,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不解。

我们的设想和提出的主张是革命性的。但是在实践中,在党内,却还是采用从前那种地区狭隘主义、谨小慎微、官僚主义姿态以及表面上看来气势宏伟的姿态。革命性的主张和远离政治态度的党的行动之间产生差距的根源就在于这里。

文件堆积如山(你想一下,天天在那儿盘算着收多少西红柿、茶叶,有多少车厢,这能有什么结果呢?)、会议没完没了,都是些小问题,总是在吹毛求疵,为整材料到处挑毛病。只顾自己的声望。至于说下面的批评,那就更是谈不上了。许多人都明白这一点,然而却不敢说出来。这种状况真令人担忧。我觉得,对于党而言,这是最危险的。总的而言,利加乔夫缺乏一整套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他一直拿他在托木斯克州工作的经验来搪塞。这已经不合适了。

他在苏共中央6月全会之后和9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我发动的攻击,我只能说,是一种精心调制的毒济。莫斯科市执委会作出的有关游行示威的决定属于莫斯科市本身能够决定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正确的。我不明白为此而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有什么作用,并请您挽救已经形成的局面。可以看出,利加乔夫不是在协调党的机制,而是在让这一机制变得更为混乱。我不想说他对我们莫斯科的态度,两年之内,他甚至连一次也没有过问过拥有115万党员的莫斯科市党组织的事情,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莫斯科市党的基层党委会失去了自主权,但与此同时集体农庄和企业却有这种自主权。

我一贯赞成要严格要求、对错误要认真追究的做法。但是,我却不赞成营造一种令人感到畏惧的气氛。党中央和基层党委之间缺乏始终一贯的原则性立场和党内同志式的气氛。而只有在这种同志式的气氛中才能产生出创造性精神、信念及进行忘我的工作。我认为,产生所谓党内“阻碍机制”的原因就在于这里。应该大力裁减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裁减50%),并且坚决地改革党的机构。虽然在这方面我们积累的经验还不多,但莫斯科基层党委员会的工作早已是证明了这样做是有益的。

中央政治局成员中某些人的态度让我感到压抑。这些人头脑机灵、很快会“见风使舵”。但难道可以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们吗?这些人好用,请恕我冒昧直言,他们对于您来说也是很好用的。我觉得,有一种人,即便对什么问题有意见也总是喜欢缄默不语,因为,有人已经开始利用“赞同”来做政治游戏了。

我是一个不好用的人,我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对于我而言,最好是现在就承认错误,不然,在今天的干部状况下,与我有关的问题将会增加,并将妨碍您的工作。而我从内心来说是极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

之所以不愿意,还因为争取稳定的斗争带来了停滞,出现了这种,确切地说,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您也确实进行了努力,但出现这种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几个原因和动机。这并不是什么软弱和胆怯的表示。

我请求解除我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我请您将此视为是我正式的辞职申请。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向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这一问题了。

顺致敬意!

鲍·叶利钦

1987年9月12日

我把信装入信封,最后考虑了一会,是否有必要把这封信发出,也许最好是再等一等?……随后,我毅然打消了所有这些补救的念头。我唤来助手,把信交给他。我非常明白,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的休养地皮聪达别墅之间保持着畅通无阻的通讯联系。几小时以后,戈尔巴乔夫就会看到这封信的。

他收到信以后又会怎么办呢?……是将我叫去?还是打个电话,让我别太激动,继续像从前那样工作?或许,我这封信会帮助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党最高层内的情况已经糟糕透顶,应该迅速采取措施,使政治局的情况恢复健康和生机?……

我收回紊乱的思虑。桥已烧毁,我已无路可退。我还像平常那样,从大清早工作到深夜,连我自己内心都认为,我非常激动,心里不太好受。可我外表却装出一副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都没能发现我的反常现象。

这场戏就这样开场了。戏的结局是满城街谈巷议,并在1987年10月召开了党中央10月全会。这次全会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不平常的,大概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后来,经常有人问我,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有什么具体的动机。我总是毫不踌躇地回答道:“没有。”也确实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似乎是逐渐慢慢演变而成的,谁都感觉不到。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我在这次会上就这个报告提出近20条意见。总书记听后火冒三丈。我记得,我当时也感到非常气愤。怎么能够用这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对待批评呢?我感到非常震惊。但不管怎样,这次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的动因。

这一切在我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时就开始了。我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怪,准确地讲,是这些人之间的怪人。我觉得,我不能对自己不明白的东西“随波逐流”,而且我感到,在这里人们都已习惯追随一个人的做事和思维,这个人就是总书记。在这个所谓集体的党的领导机构里,人们好像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说,即使发表,也只是就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些和会议主席意见不一致的看法。这被称为是政治局的一致性。而我呢,就从不把心里的东西用纸包起来,而且,自从开始在政治局工作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没想过要改变自己。这一点触犯了他们,引起众怒,使我和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以及其他的政治局成员都发生过冲突。有些人在内心支持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情我,但是,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

与政治局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进行斗争,这种想法在我的心中由来已久。这些作风及方法和戈尔巴乔夫1985年倡导的有关改革的号召简直是“南辕北辙”。当然,现在的政治局已经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了。今天,政治局开会时大家一坐就是半天,并且时常是听会议主席的“独白”。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说话喜欢绕圈子,喜欢夸夸其谈,有开头,有结尾,几乎每说一句话就要作一番解释。会上似乎也有讨论的气氛,与会者好像也都在发言。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总书记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认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每一个人又都在支持这种做法,并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非常出色。可我却不愿意加入这场游戏中去。所以,我的发言总是犀利、直率。老实说,我作的那些发言并不能翻云覆雨,但它却一扫政治局会议上那种无忧无虑的气氛。慢慢地,我的想法逐渐清晰:或者将政治局来个“大换血”,换上年轻的新鲜血液,换上精力充沛、不循规蹈矩的人,并通过这个办法来加速改革的进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在不背叛自己立场的前提下,继续积极地开展工作,并大力将这方面的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或者,我退出中央政治局。

戈尔巴乔夫休假期间,由利加乔夫主持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利加乔夫自信、喜欢蛊惑人心地卖弄他那些已经过时的条条框框。这并没什么,可怕的就在于,你不得不坐在那里听他卖弄,另外,你还得在行动上在全国和全党贯彻执行他那一套。这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打定主意想,或者我来个“洗心革面”,去随波逐流,心安理得地继续留在政治局里,作个一言不发、替人伴奏、随声附和的人。如果需要发言,也仅仅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表个态。

我和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中合不来,常常为一些问题发生争执,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社会公平和取消特权的问题。会议结束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提起笔来,就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这时,戈尔巴乔夫正在皮聪达休假。他接到信以后,回到了莫斯科。回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过些时候再见面。”“过些时候”是什么意思,我想了半天也弄不明白……我没有办法只好开始坐等。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过去了,我于是认为,我已经被解除职务了。戈尔巴乔夫看来已经放弃了和我见面的想法,要将我的事情提交到中央全会上去解决,并在全会上解除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许许多多的传闻。其中之一就是,戈尔巴乔夫说我破坏了我和他之间订立的契约,还传言,我和他约好一定要在10月全会以后见上一面,可我却提前表了态等等。我再次重申,根本就不存在这回事。我提醒大家,我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只是请求他解除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表示希望我将不用再向中央全会提交这一问题。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谈过什么全会之后见面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仅在电话中告诉我“过些时候再见面”,仅此而已。这指的是两天,三天,最迟一个星期,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管如此,政治局候补委员毕竟不能每天都去辞职,每天都去求人不要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中央全会。半个月都过去了,戈尔巴乔夫始终一声不响。我因此明白了,他决定要把我的这一问题提交到中央全会上去解决。这样,我们就将不是面对面、一对一,而是可以当众和我谈话。

召开中央全会的时间通知了。应当开始准备发言和准备应付此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我没有以某种方式从中央委员中挑选那些在有关党的现状和党的领导问题上和我想法一致的人,并组成一支我的“拉拉队”。我甚至连想起这个也感到羞辱。网罗一批发言的人,事先商量好发言的内容,搞点手脚,对我而言,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虽然后来有很多人都对我说,应该团结起来,做好准备,组成一个统一战线。这样效果也许会更好些。那样,领导将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的意见。他们即使人数不多,但起码不是谁都可以对之随意开罪的孤身一人。

我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我连要准备在会上讲些什么内容,对谁也没有透露。甚至对和我最亲密的莫斯科市委的委员们,我也是只字未提。

因此,我当然就没有什么希望得到他人支持的幻想。我知道,即使和我再熟的中央委员,顶多也只是做到沉默不语。所以,我从心理上做好了迎接最坏情况的准备。

去参加会议时我事先没去准备发言稿。我只是在纸上写了7条提纲。一般,我每次发言前总是要准备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要将发言稿反复修改,要抄写10至15遍,总是想要找到最重要和最准确的词句。但是,这次我却没有这样做。自然,这也不能算作是即席发言。因我认真地思考过这几个问题,但发言稿我却一直没有写。甚至很难说清楚这是什么原因,或许,我那时毕竟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给自己留了一个小小的缝隙,好在失败时往回钻。或许是我想这次打退堂鼓,不在这次全会上发言,而留待下次开会时再发言;或许这一想法在潜意识里本身就有。

会议的议程是很清楚的,即讨论和通过苏共中央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草案。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这一重大节日并没有让我缩手缩脚,恰恰相反,我想,我们终于开始健康地考虑一个简单的道理:节日并非用来作一些隆重的、伴随着掌声的长篇大论式发言的理由。节日里谈谈自己的问题也是非常有益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我陷入深深的迷惑之中。但后来,这一点却成了别人指控我破坏这个辉煌、纯洁节日的第一大罪状。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做了报告。在他做报告时,我围绕是否要进行发言的问题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情况已经清楚的是,推迟发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应该走向讲台。但是,我非常清楚这样做的结果,知道几分钟之后我将遇到什么样的进攻,将会有什么样的脏水泼洒到我的头上,而且,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不知要受到多少不公正的指控:叛变和卑鄙的行径。

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做完了,通常这样的报告是不需要进行讨论的。这次也是这样。利加乔夫本来已经准备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但是,此时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最好,我现在把这次大会的速记稿摘录如下,而速记稿是不会带任何偏见的。

利加乔夫(会议主席):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报告已经结束了。假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大家就议一议。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要提一个问题。

利加乔夫:那就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是否有必要进行讨论?

众人回答:没有必要。

利加乔夫:我也认为没有什么必要。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有一个声明。

利加乔夫:好吧。现在,我们请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同志发言。叶利钦同志,请您发言吧!

我走向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