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研究外国当权者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憔悴了，衰老了。她报道说：“紧张和 焦虑在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坦利·鲍尔温，甚至走马灯似的法国政府首脑的脸上刻下了无法抹掉的皱纹。如果他们只身独处，乘他们不备时 你看，他们显得疲惫、困惑，他们为掌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罗斯福可不是这样。麦考密克夫人回国后惊异地发现，在他主持下发生的地震般的变动对他影响甚微。
同他的前任们相比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谁也无法乞及。他稍微有点发胖，头上有几缕银丝，除此而外，他比宣誓就职时显 得更结实更健康了。他的面孔晒得黝黑，眼睛益发碧蓝明亮，从上次竞选运动以来过了四年严峻考验的年头，这双眼睛比过去更敏锐、好奇、 友好而深不可测。”
如果说其他领导人被权力的重担压弯了腰，罗斯福却是浑身干劲，高高兴兴地挑起了他的担子。他爱当总统，而且几乎总是给人以胜任愉快的印象。他兴致勃勃、热情洋溢地执行着总统的各项任务：向塔利小姐口授致友人和下属的言简意赅的短信，在白宫游泳池里溅水，让高兴 的记者们拍照；办公桌上摆满了难以想像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接见印第安人、童子军、商人、穆斯林人，4——11俱乐部领导人、民主党妇女等 派来的代表团；对同他共进午餐的客人讲他家先辈的长篇轶事；用几十支钢笔签署国会通过的法案，又细心地把每支用过的笔赠送给严肃地站 在总统大椅子背后的国会提案人；亲切地和国会领导人，各机构的首长、党魁、外国使节交谈；同记者一边开玩笑，一边巧妙地回避他们提出的问题。
总统职位带来的色彩斑驳的多面任务，需要一个能胜任多种角色的人物来承担。罗斯福满怀信心而又轻而易举地从一个角色转为另一个角 色。他是一个多面手。在主持他的应急机构的领导人的会议时，他是个精明的行政长官，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蔓生的官僚机构，耐心地教育他的 僚属要认识到行政管理的现实政治。在纵帆船上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看上去亲切可人。在民主党的会议上致词时，他又是个富有战斗性的领袖 ，果断、有魄力、自负，口气是武断的。在海德公园的森林中驱车遨游时，他又是个乡绅，轻松随便而又质朴。戴着高帽身穿晨礼服出席哈佛 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纪念会时，他则是国家元首，威严庄重令人敬畏。
在罗斯福的第一届总统任期中，约翰·根室参加了罗斯福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他留意过总统的表情，对他以不可思议的敏捷更换一系列几 乎是戏剧性的姿态十分惊异。根室说，在二十分钟里，罗斯福脸上就表示了惊讶、好奇、仿佛受惊、真感兴趣、担心、说话故弄玄虚、吞吞吐 吐、同情、决心、开玩笑、尊严以及无与伦比的魅力。当记者对罗斯福的话哄堂大笑时，他对自己听众的反应显然是满意的；这一阵笑声过后 ，总统把他那巨大的头颅向前略倾，表示谢意。
在表演所有这些角色时，罗斯福给人的印象是直率而朴实，而这些也正是他赢得人心的特点。有一天早晨，伊克斯被引进了总统的卧室。 伊克斯发现他在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刮脸。罗斯福请他坐在梳妆台前的凳子上，他们就这么谈话。然后，总统坐着轮椅回到他的床上躺下，人 家侍候他穿衣服的时候，还在继续交谈。他带上腰部支撑去接见一个代表团，然后回到房里取下那副支撑，重新休息。那天晚上，伊克斯感叹 说：“这个人的朴实无华和魅力再一次深深打动了我。”但这种表面上的朴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伊克斯自己后来发现了这一点。
随着第一届任期最后一年的到来，政府工作人员注意到罗斯福的政治姿态有些改变，而且对他自己控制的力量的部署也作了一些改变。豪 在4月份去世了，他直到去世都始终没有认真考虑过罗斯福争取胜利重新当选的庞大计划。道格拉斯、艾奇逊和其他大多数保守派早已离开他了 。到1936年，原先智囊团里的右翼人物只剩下一个莫利——而且这个头发斑白焦虑不安的教授也呆不久了。有好几个月，他怀着日益警觉的心 情注视着新政向左转。莫利忽而被罗斯福的魅力所倾倒，忽而又因为他的政策而苦恼，就这样勉强呆到6月的一个晚上。那一次在一个人数不多 的聚会上，总统开始对他的新保守主义讲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莫利激动地予以反驳，两人愤怒地争吵起来，原有的关系就此断绝了。
白宫里新面孔代替了老脸孔。斯坦利·海伊，一个举止文雅、戴眼镜的青年人，他的宗教背景使他有可能向总统提供白宫里那些比较不 虔诚的助手们称之为“灵感性的启示”。汤米·科科伦，一个鲁莽而又引人注目的律师，年仅三十六岁，他以说笑话、唱爱尔兰民谣和模拟表 演而成为白宫内廷的弄臣。他的这种身份似乎不符合他越来越高的声誉：他是政府内部意志坚强的牵线人，政客和官僚的操纵者。还有科科伦 的“砂金孪生兄弟”本·科恩，一个不务实际的知识分子，在制订新政立法和处理法律细节上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干。还有一些人在白宫的水银灯下进进出出，如昙花一现：罗伯特·杰克逊、威廉·道格拉斯、伊萨多·卢宾——这些人都是在变动着的社会秩序中具有战斗力的法律和经济专家。
总统对他的智囊团抓得并不很紧。它的成员基本上就构成了他的立法、宣传和竞选班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把这个班子正式地予以制度化。 他在需要的时候随便向各机构借人。总统的工作是在东一把西一把的忙乱情况下进行的，如召集人事会议，突然打个电话，在主要顾问之间传 递小纸条等等。这个智囊团里最重要的成员仍然是埃莉诺·罗斯福。她不仅到处旅行，并在报上连载
我的一天专栏，借此同百万群众进行联系，而且还不断地把一批批新人和新思想带进白宫。
不过，如果只突出这不到十名的白宫人物，那就可能抹杀了1936年在建立政府机构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其他人物。因为，随着党代表大会和 竞选日期的临近，罗斯福显然是要把新政的执政者和按字母排列的各机构给美国带来的新福利和新希望作为竞选的基础大干一场。
政绩
也许是因为罗斯福很清楚新政给人民带来的总体上是益处，所以他对重新当选十分乐观。1935年11月，他对他的内阁讲：“明年我们要取 胜并不难，但是我们要把这场竞选变成一场十字军东征。”他的乐观情绪一直持续到1936年头几个月，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新政纲领，部 分出于有意，部分也是凑巧，在大选之年达到了高峰。
几乎一切考验都表明，1932年以来的经济高涨是相当可观的。失业从1933年初的低点开始，减少了四百万左右，至少提供了六百万个工作 机会。从1932年起，制造业的工资名单人数增加了一倍。股票价格增加了一倍多。1936年的工商业界倒闭厂家数目只有四年前的三分之一。 1932年农民的全部现金收入下降到四十亿美元，1935年恢复到了几近七十亿。从1933年以来，资产长了六倍。工业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1936年总统写信要求各机构负责人把他们的成绩详细列表上报，以便竞选时使用，他所收到的答复都强调新政在这一高涨中所起的重大作 用。联邦和其他救济机构在三年期间慷慨地花了五十亿美元去执行工程计划并进行有关救济活动。此外还有四十亿美元用于公共工程：修道路 、筑堤坝、开沟渠、进行公共建筑等等。农业调整署通过直接福利和偿还租佃给农民等措施提供了一大笔收入。从胡佛政府接收过来的一个主 要机构建设金融公司，加紧了它的巨额贷款活动。
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险计划在1936年开始贯彻了。其主要条款是关于失业和老年保险，还有一小笔拨款用于公共卫生防疫。这项计 划由所得税提供经费，开始税率低，过几年再增高。1936年社会保险刚开始搞，数量也极少。福利不多，而且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拿得到手 。政府的困难也很严重。因为钱是募来的而不是分配。这项计划在1936年产生的是紧缩通货的作用。然而，突出的事实是，联邦政府终于采取 行动为美国人民未来的安全加强了基础。
新政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方面是，它所援助过的团体范围广泛而且种类繁多。受益于新政慷慨赠予的不仅有千百万农民和产业工人，还有属 于其他方面的大批人。小产业主贷款公司做了大量援救工作，向抵押了家园的小产业主提供了一百多万贷款。工人进步署不仅使蓝领工人有工 可做，而且也使艺术家、作家、演员、教员就业，担任了充分照顾其自尊心的工作。全国青年署帮助了成千上万经济困难的中学生和高等院校 学生继续求学。老人们可以指望领到他们的养老金。银行存户的存款安全有了保障。商人因为同政府签订的合同，增强了购买力和放宽了贷款 的政策而得到了好处。
在冷酷的统计数字后面是一幅全国又在前进的景象。罗斯福和他的新政的影响就是唤起了被萧条的冷手所熄灭的精力和雄心。对他们来说 ，新政不只是一张数字的清单。它意味着一群农民在密苏里州的奥扎克高原架起电线。它意味着加利福尼亚州巍峨的大坝，科罗拉多州灌溉渠 道的水闸，泽西市的一个医院，赫得逊河底隧道里川流不息的汽车。它意味着匹兹堡人们纷纷回去工作，俄亥俄州的一个寡妇得以维持家计， 芝加哥的黑人看着贫民窟被拆除。它意味着乔治亚州的山头上种草保持水土，艾奥瓦州农民买了新拖拉机，田纳西州的河水清澈明亮，畅流不 息，而过去这条河因为挟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表土泥沙而混浊不堪。
新政给人带来了新的生活条件不止于此，它还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生机。过去那种工人对雇主、贷款人对抵押者、农民对托运人和 中间商、佃农对地主、小商人对银行家的卑屈态度可能基本上还存在；但是新政的法律和新政的精神逐渐给这些关系灌输了美国人早就梦想的 某种平等和尊严。1936年4月，罗斯福对—批青年民主党人说：“朋友们，社会创举还刚刚开始。”这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创举是怀着热情 ——而且总的来说——是怀着善意进行的，而不是在痛苦和报复气氛中实现的。就在同一场合下，罗斯福还能说这样的话：
美国再一次出现了一派令人兴奋的气氛。
诚然，新政造成的转变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尽管到处在谈重新就业，但1936年美国还有八、九百万人没有工作。新政花去的钱没有 显著地改善政府不易影响到的那些地区中上百万人的处境。工资额是增加了，但生活费用也高了。同1933年初相比，情况是改善了，但要同 1929年相比则不然。有些计划，特别是住房建筑计划，并没有顺利实施。在新政的大部分应急机构中，有一种临时凑合、浪费人力、效率不高 的问题。而且，尽管新政的哲理是扩张，但对农民的纲领却基本上是限制性的。
不过，在1936年，这些事只有留待共和党去剖析了。总统对他自己要起的作用确信无疑。他要宣扬新政的成果，要说明更好的日子还在后 头。那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1933年3月他看到的美国同1936年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决不允许冲淡这种对比的鲜明性。1936年初全国 应急委员会向罗斯福提出一份统计表报及说明，暗示经济复苏是在1932年开始的。厄尔利指出这个说法根本不能接受。这份报告必须修改。
他写信告诉全国应急委员会：“总统坚持认为萧条的低点要定在1933年3月，或1933年初——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在海德公园，总统站在他的专车平台上，这时人群中突然发出洪亮的喊声：
“老板，你现在是面对着大伙了。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吧！”
罗斯福得意洋洋地摇晃着脑袋，并大声对答：“说的有道理。”
但是有多少道理呢？总统真正面对大家了吗？利用政绩，凭借日益增长的繁荣浪潮来争取连选连任，这就够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 可以采取守势，聚积力量到大选日再出来角逐。或者，这一战役还必须费一把劲才能获胜吗？假若如此，前面就还有一场艰苦激烈的战斗。
1936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集中全力对付这个主要策略问题。而且，根据他的特点，他还是在两种策略之间来回摇摆，有时候甚至同时 并用。
总统在年初仿佛决定要搞防御性竞选。白宫传话给国会说，这一届国会时间不要长，集中解决拨款问题和通过日常的行政立法。一项调整 接受政府合同企业的就业情况法案通过了，这是填补全国复兴法夭折所留下的空白。最高法院关于农业调整法的决定迫使国会通过一项新的农 业法案，并且间接使总统提出一个有争议的建议，即要征收社团盈余税以弥补国库的损失。但是总统既没有大力争取通过这项新税收，也没有 大力争取实现有效的住房计划。他似乎就准备依靠他已有的政绩了。
从政治上看，这种策略包括着把党的调子放得缓和些，并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民主党抱怨罗斯福几乎不提他的这个党了，甚至在杰 斐逊纪念宴会的讲演里都没有提。3月，罗斯福想安抚一下商人，在白宫为商业部长罗珀的商业顾问委员会成员举行了一次为时很长的宴会。他 又谈起削减开支，而且提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把商人组织起来的计划。他要伊克斯召见诺里斯、约翰逊和其他共和党人以改进进步联盟。
雄心更大的计划是要争取全国广大的宗教界、经济界和市民组织中的选票。美国政治基本上是集团政治。罗斯福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些集团 的领袖接近这些集团。他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名叫“善邻联盟”，从名称上看，也无不良的含义。斯坦利·海伊请求运用这些人的名义，如拉 比·拉扎勒斯这样的宗教界领袖，铁路兄弟会的乔治·哈里逊这样的劳工界领袖，乔治·皮博迪这样的市民组织领袖，丽莲·瓦尔德和嘉莉· 卡特这样的妇女界领袖。这个由虔诚、希望和争取女权运动这三方面力量组成的组织，表面上一本正经，没有党派色彩，其实是罗斯福攫取选 票的得心应手工具，其经费事实上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承担。
4月末，罗斯福似乎还未下定决心究竟是用“联合”十字军，还是依靠一党的战斗向反对他的商业集团发难。到暮春时节一改策略，转而在 答应扩大新政的基础上进行政党竞选。到5月初，他在私下谈话中谴责商业界和新闻界反对他，而且断言，他欢迎他们对他仇视。他在同莫利的 最后一次长谈中曾经说，现在国家需要的是少作空谈和设置障碍的批评，而要多一些的领导。
这个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发展。到5月，共和党人在积聚力量，要在克利夫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的是，在追求共和党总统提名的 过程中，共和党有一个候选人显然已经大露锋芒。此人是阿尔夫·兰登。他是堪萨斯州长，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既不属于共和党的老卫士，也 不属于共和党的自由派。他所具有的品德就是相信常识，能力平平，审慎的自由主义和磐石般的“稳健”，共和党领导人希望他的这种品质对 于他们认为已经厌倦了白宫里丑角和英雄的人民具有吸引力。无论根据什么标准衡量或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个中产者，面貌精明正直，戴 着无边眼镜，头发稍带花白，这使他在上百万的其他中年人中显得并不出众。在克利夫兰党代会上第一次投票中，兰登就以压倒多数胜过了博 拉。
此后把兰登当作笑料成了时髦的事。但是在1936年6月，这对民主党可不是开玩笑。仅此一端即非等闲：兰登在争取提名中大获全胜，盖过 了博拉、范登堡和其他一些强有力的候选人。另外，共和党眼看现任总统身负重望，新政带来的繁荣和改革又有明显的吸引力，于是就提出了 一个温和的自由政纲。兰登本人不是那种反动的老顽固，1912年他背弃了老卫士支持公糜公子，1936年他又以大胆提出他对该党政钢中某些要 点的看法，使他自己显得比共和党要左几分，这就给全国以深刻印象。在1936年春末，尤其无法估量的是，同新政分道扬镳的阿尔·史密斯和 杰斐逊派民主党的潜在影响。当时还谣传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也许要成立第三党。
面对保守派的这种动员，罗斯福发现库格林、汤森和朗等人的力量在别的地方仍在对他折磨。1935年9月休伊·朗已在他那个州的州议会里 被人枪杀，但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人在全国各地的追随者并没有因为他被暗杀而消失。朗的一个组织者，一个名叫杰拉尔德·史密斯的英俊其貌 、能说会道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牧师自告奋勇出来维持局面，同全国各地保持联系。到1936年6月，这个拼凑起来的三家店要携起手来成立一个联 合党。他们结合的唯一基础是仇恨罗斯福，认为一旦罗斯福失败，对于他们自己在以后的选举中的处境就会有利。
这种左右夹攻使罗斯福的威望在1936年6月突然有点下降。毫无疑问，他那敏锐的政治耳目已经觉察到了这点。6月初，最高法院对纽约最 低工资法一案所采取的极右态度也许对于罗斯福也有所影响。总之，反对派的势力已经使他看到，他必须开展一个强有力的竞选运动才行。但 是在一段时期内，罗斯福对于下列问题回避作出承诺：是否扩大新政？是否开展一场党派竞选运动？他对这些策略问题迟迟不作决定的办法是 利用他的总统身份。
他对莫利说：“在这次竞选运动中，争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我自己。人们必须表态：究竟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
作为政治策略家的罗斯福
记者们搜索枯肠寻找词句。选举的结果是浪潮是地震、是山崩、是1936年的大暴风雪。除了缅因和佛蒙特两个州以外，罗斯福拿下了所有 其他各州。他以27， 752，309票对16， 682， 524票击败了兰登，是历史上获得多数票的最高记录，在选举人投票中则是523票对8票——同法 利的预言丝毫不差，是1820年以来最大的胜利。因觉或者有第六感官。实际上，他的了解扎根于坚实的、每日每时地积累人们关心什么这一事 实的基础之上。罗斯福一天看六、七份报纸。他和许多人保持通讯联系。每个星期，白宫都要收到上万封信，汇报人们的看法和问题。他从群 众中汲取知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他们对他们的演说中某些段落的反应。作为总统，他享有特殊的优越地位。他可以通过友好的记者放出探 测气球，试探公众的反应。他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投票站，经常事先收到其他投票站的情报。地区当局和州政府送来大量情报资料，州和地方 党的领导人也传递情报给他。一个规模庞大的报纸情报部剪辑几百份报纸，汇编报纸摘要
善于选择时机。罗斯福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好像也是凭直觉，而这大部分也是事先算计好的。他选择时机的基本考虑是避免在他的对手 做动员、行动迅猛的时候同他们对垒。比如，他认为总统在国会开会期间可以预期会失去一些群众支持，他就应该等到国会休会以后再采取攻 势。有时候他的行动又很敏捷，不等反对派动员起来就干。罗斯福说过：“我就像一只猫，迅速冲一下，然后就放松下来。”更多的时候，他 是等待反对派的高潮过去再采取行动。1936年的竞选运动中，他的政治顾问在初夏共和党势头还很大的时候，要他向兰登进攻。尽管他们给了 他很大压力，但是他拒绝这样做。在他对罗森曼谈到政治潮流变得快的时候，他是认识到，历来的公众意见和选举研究都表明公众舆论的某些 部分是变化莫测和反复无常的。
关心政治细节。罗斯福在处理日常政治事务，其中多半是不可胜数的政客们的野心、希望以及想露头角的愿望等情况时，他都表现出无限 的耐心。白宫的机构为此目的做了周密的组织。在竞选活动中，罗斯福的一名助手给他写的一份备忘录是这样的：
1.丹·托宾需要人家对他表示一点友好，新英格兰之行带他同去，如何？……
2.杰米［法利］建议可以带约翰·奥康纳去新英格兰，因为他原本是马萨诸塞州的人，有点打乱了计划，等等。
3.杰米认为康涅狄格州之行应该也包括去梅里登。那里是富兰克·马洛尼的故乡。……
要么，再举纽黑文的民主党领导人戴维·菲茨杰拉德的事为例。1935年，白宫送给他一张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1936年菲茨杰拉德是罗斯 福新英格兰之行的随行人员。对他的贺信总统复了信，称他为“亲爱的戴夫”。1940年，菲茨杰拉德给总统写了三封信，罗斯福对他的每一封 来信都答以简短热情的回函。大选后，他给总统发了一封贺电，总统把复信稿上“亲爱的菲茨杰拉德先生”划掉，改为“亲爱的戴夫”。菲茨 杰拉德在竞选中得了感冒，白宫送去鲜花以示慰问。1941年又写了一封致
亲爱的戴夫的信。一年后菲茨杰拉德去世了，总统给他的遗孀写了一封热情的慰问信，后者用颤抖的笔迹给总统复信说：“菲茨杰拉德先 生一直是你的热忱的敬仰者。……”
注意内部的派别之争。白宫很注意各集团内部的政治形势，以便即使与一切派别保持友好关系，也避免同政治上有可疑倾向的某一派搞妥 协。黑人、犹太人、劳工组织、银行家、退伍军人内部的分歧都受到密切关注。通过与全国性协会有长期接触的政府官员们，白宫深深卷入了 某些集团的内部事务，但这总是不公开的。在这些集团内的亲罗斯福派通常总是采取守势，他们力图不让对立派别在竞选时使整个组织倒向反 对罗斯福的一边。
把反对派的领袖和一般成员区别开来。把政敌的领袖同他们的支持者区别开来本是一种政治故伎，但是没有几个政治家能像罗斯福这样一 贯而又精细地使用这种伎俩。他几乎总是只攻击“共和党的领导人”或“共和党的发言人”，而从来不一般地攻击共和党和共和党人。早在 1930年罗斯福就对罗森曼说过：“成千上万的人同你和我一样看待政府。他们被吸收参加共和党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祖辈都是共和党——这是唯 的一理由。有些人觉得当个民主党有失身份。他们村里的民主党人在社交界不像共和党那么‘体面’。所以千万不要去攻击共和党人，也不要 去攻击共和党——只攻击共和党领导人。那么，任何共和党选民听到了都会自忖：啊，他指的不是我。……’”
在自己的战场上进行斗争。从进攻的意义上说，这就是瞄准对手的最弱点向他进攻，迫使他在最不利的地位上接受挑战。从防守的意义上 说，这是指答复对手最极端最荒谬的攻击。1930年竞选中，共和党人指责他对纽约市的情况处理不当，罗斯福差不多一直等到竞选运动将结束 时才对这一指责给予答复。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1936年发表演说，巧妙地把兰登意欲置他于守势一变而为以他自己的方式对新政进行辩护。
个人的魅力和政治上的技巧。任何政治技艺如果不是巧妙地用得恰到好处都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罗斯福用来争取批评者的颇费心机的奉 承话和他斗倒反对派领导人的那种绝顶的机智，大大增强了他的总体策略。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他绝顶的机智，这就是他处理1936年约翰·刘 易斯捐赠竞选经费的事。这位产联头目有一天带着一张二十五万美元的支票来到罗斯福的办公室，身后跟着一个摄影记者要记录下那个场面。 罗斯福满面笑容地接待了他们，但他拒绝接受那张支票。
他说：“这可不行约翰。你留下这张支票，如果有了小困难，我会去找你。”
刘易斯只好走了，嘟囔说他比不上罗斯福精明。这倒是事实。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法利和一些支持罗斯福的无党派组织接二连三地来 要钱。刘易斯坚持要有总统的亲笔命令才给钱，企图以此来遏止这股浪潮，但是没用。罗斯福用口头嘱咐或者打电话的办法来支持这些要钱的 人。最后，刘易斯的保险柜里几乎给掏掉了五十万美元——而报纸上却没有过多的报道。
这次胜利不可否认的是罗斯福个人的胜利。“我就是大家争论的问题。”他曾经同莫利说过这样的话。法利的竞选宣传也完全围绕罗斯福 个人。因此，大选后的庆贺也就理所当然地不是庆贺罗斯福的民主党，也不是他所献身的事业，而是集中在他个人身上。
在一片震天的欢庆声中，他对选举结果的某些方面也产生了疑虑。据报道，罗斯福本人对于共和党在众参两院内力量大减深感不安。他预 料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本身有了压倒多数后，内部的分歧就会加巨，变化无常的小派别就会相互斗来斗去。伊克斯直截了当地说， 总统的胜利也连带使一些人获胜当选，而这些人如果失败，反倒是国家的幸事。但同时，罗斯福对他自季的全胜又很得意。如＃兰登胜湖佛一 筹，他倒害怕“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个事实在下届国会中渔利。
这种个人获得的绝对优势的胜利还有别的含义。一则，这使选民委托给他的使命倒反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他的竞选主要依靠新政的政 绩；将来的新政将向何处去呢？——继续目前的计划或予以扩大或转到新方向？诚然，到了竞选运动的最后关头，罗斯福发表了他那侯伟的声 明：“我们的斗争还只是开始。”这究竟只是竞选的漂亮辞令呢，还是保证要扩大新政？
罗斯福得以胜利也使以他为首的党级出了一些代价。民主党组织在一些州里处境维艰。纽约州的美国劳工党主要是由对两个大党都表示猜 疑的工联主义者组成的，它吹嘘曾经支持总统的选民支持了它。这事有些蹊跷，但却很重要，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大获全胜瑚没有几天，观察家 就预言政党要改组，到1940年可能还要出现一个全国劳工党。
罗斯福个人胜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其支持者的阶级构成的不明确。1932年各个不同收入的阶层聚集到他麾下，是因为在大萧条中他们都遭 到了被剥夺的共同命运。在那一年，罗斯福在许多问题上采取的暧昧态度有可能使不同阶级的人来投他的票。1936年又是什么情况呢？民意测 验的结果提示，他的选民的阶级分裂在他第一届任期期中就开始显现出来，到1936年这种分裂更扩大了。可是后来的研究又说明，这种分裂在 1936年已不像有些人原来估计的那样尖锐。这一部分原因是总统的广泛号召力——他获得了不仅是占多数的穷人的选票，而且富人选票所占的 比重也颇为惊人。
政治里面有这么一条经济规律。据说：“一个党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是要积累相对来说差距不大的多数，这是高明政治手腕的标志。”赢 得绝大多数的选票可能涉及一些承诺，足以使胜利者在政治上感到为难。从这种观点看，罗斯福的山崩地裂式的惊人胜利是政治上的浪费。当 然，他自己没有料到会大获全胜，而且也没有事后的反思。不过，这主要取决于他获得绝对优势的多数后进行统治时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了。
然而，在1936年11月，作这样的推测确实显得太学究气了。罗斯福当时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当月下旬，他乘“印第安纳波利斯号” 军舰到南美进行友好访问，他离开美国时，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元首满怀友好之情。在旅途中，他得以休息，在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对群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
他急切地期待着将于1937年1月开始的第二任总统职务，而且信心十足。因为宪法作了有关的修改，总统就职日期已不再自3月开始。国内 一切都很顺利、安定——唯一使他担心的是国际局势。11月底，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我还是很不喜欢欧洲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