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人早就看到，社会运动有越出常规的趋势。温和的改良分子从陈腐的政权夺到了权力，改变了事物的传统状态。然后，极端分 子又从温和派手中把权夺走。一个罗伯斯庇尔接替了一个丹东；一个列宁接替了一个克伦斯基。促使人们起来造反的往往不是实际的痛苦，而 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新政头几年的危险也就在于此。胡佛当政的那几年是社会的静止状态时期。不景气似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把人民冻僵了。接着有了一个 新领袖的金玉良言，有了使人们感到振奋的面包和马戏，繁荣昌盛的局面重又来临。人们的生活改善了，期望也高了，期望高了，反过来对复 兴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感到不满。美国政治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汹涌澎湃，奔向那新的隐约可见的彼岸。
更为激进的领袖随着这股湍急的潮流给美国带来了新的信息。他们意识到，千百万人不但希望经济生活提高，而且也要社会得到拯救。他 们的预感是正确的。在一个发生大变动，酝酿着新事物的时期，许多美国人急切地盼望出现一些能够扰乱反正的领导人物，急切地盼望有一些 能够控制这个似乎是敌对的世界的领导人物。这些美国人还没有全部得到新政的好处，甚至罗斯福本人也还没有接触到它们。南方的佃农、老 年人、雇工、失业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一年只干三个月的炼钢工人、农业季节工人——全国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还没有触及到这几百万人。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特别是农村里的人，对罗斯福来说是爱莫能助。他们没有收音机，听不到他的声音；没有报纸，看不到他的面容。他们属 于没有组织的人群。
政治和大自然一样憎恶真空。在骚动的三十年代早期，这些新领袖就忙于培育和抓住不满情绪。他们的主要伎俩就是向那些对繁琐的新政 感到厌烦和迷惘的人提出简单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在提出这种办法时使用了一种直接的而具有戏剧性的手法。他们的呼吁是个人性的而非正 式的，是神秘的而非理性的。他们使用了群众示威，以及高举旗帜、呼喊口号、叫卖万应灵药等方式，不知不觉地奉行了希特勒的劝告，即“ 把这个高傲的信念燃烧到小人物的心灵中去，即便他只是一个小毛虫，但也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
这些伟大的潮流在1935年达到了顶点。就在这一年，罗斯福面对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转而反对政府，希望在新政的灰烬上建立新的权力堡垒。
劳工：新的百万大军和新的领袖们
新政在劳工方面调动起日益发展的生气勃勃的力量。也许罗斯福永远不会完全明白这些新的力量以及被这些力量抬上权力宝座的新领袖们 。他造成了社会方面和立法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急剧地改变了三十年代政治力量的结构，而他对自己在这些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很不 自觉的。
大萧条削弱了有组织的劳工的士气和力量。在二十年代，工会会员开始慢慢减少了。1930年以后，由于工人失业，由于储存着大批失业的 工人，罢工成为一种力量薄弱的而且往往是自杀性的武器。工会会员的数目急剧地下降。当工业风暴陡起时，工会领袖更是小心翼翼地极力防范。在烟煤生产中心和纺织业中心，走投无路的工人一再举行小规模罢工。可是因为缺乏良好的组织，往往在枪杀、逮捕、恐怖和漫无目标的 破坏中销声匿迹。到1933年3月初，有组织劳工的力量，相对地说，大约只等于二十五年以前的力量。
新总统无意中当了劳工运动再生的产婆。新政唤醒了其他阶层的人民一样，在那“百日”里，罗斯福的战斗精神和热情也唤醒了工人群众 。然而更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国复兴法中有一项小条款，第七条（甲），其中提出：“受雇者有权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组织和举行劳资谈判。在任命代表时，他们将不受劳工雇主或其代理人的干涉、限制或压制。……”罗斯福和珀金斯小姐对这一条都没有贡献什么。这主要是由 众议员和劳工领袖制订的，是在要劳工参加国家复兴法的伟大“利益一致”的交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么一条规定打开了繁复而可作 多种解释的潘多拉盒子；律师们对这一条的解释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
可是劳工领袖的解释很简单。他们对他们的组织人员说：“让法律讨论见鬼去吧！”约翰·刘易斯在整个矿区贴出几千条标语，这样写道 ：“罗斯福总统要你们加入工会。”劳工组织工作人员高喊：“工联主义现在就是对美国的忠诚。”随着1933年商业好转，工人们纷纷加入工 会——加入矿工联合会，戴维·杜宾斯基的国际女服工人联合会，西德尼·希尔曼的服装工人联合会，纺织工人联合会，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 加入了草创时期的橡胶轮胎、钢铁、汽车、炼铝、水泥、矿冶等工会。
持怀疑态度的劳联领导人说，实际上是兴起了一个工人加入工会的运动。工人们举行群众集会，互相表示他们希望组织起来。
随着工联主义的发展，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纽约市出租汽车司机、新泽西州的造船机械工人、宾夕法尼亚州的炼铝业工人、密尔沃基的 公共汽车司机、比尤特的铜矿工人、加利福尼亚州摘水果的季节工、杂货店员、新闻记者、皮货商、卡车司机、伐木工人都罢工了。1933年夏 ，参加罢工的人数比1930年和1931年罢工人数的总和还多。1934年和1935年，罢工有增无减。西海岸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它又波及奶车司机、 木匠和其他工人。这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安定。赫尔和卡明斯这两位部长对这种局势感到震惊——总统当时正在海上巡游—珀金斯小姐 发现他们在一本正经地讨论这是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上一篇文章所说的“总罢工”。
当罢工的浪潮淹没了全国复兴法的调解机构时，罗斯福设立了一个全国劳工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由他的老朋友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伯特·瓦 格纳领导。理事会开始颇为成功。但1933年底和1934年初，由于雇主不肯让步而垮台了。这时瓦格纳认识到，在全国复兴法设立的机构以外， 还得有一条永久性的法律，从法律上规定保证工人通过自己选择的工会进行劳资谈判。1934年，总统仍然把他的全国复兴法规定的伙伴关系当 作筹码坚持不放。在总统不给予帮助的情况下，这位纽约参议员、劳工部长珀金斯和政府的一批劳工专家经过仔细斟酌，制订了一项立法议案 ，这项立法议案使第七条（甲）具备效力和准确性。这个议案遭到雇主和报界的直接反对，而白宫的态度则犹豫不决。最后，罗斯福支持一项 能在国会得到两党支持的妥协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总统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全国劳工关系理事会。这项新法律在关键的要点上十分含糊。罗 斯福还没有关于劳资谈判的政策。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他的动作仍然是笨手笨脚的。
更多的危机正在形成。1933年和1934年的事件解放了劳工力量。这些力量使劳工运动的旧机构受到严重的压力。在大工业中心涌现出勇气 十足的青年领袖，这些人是在几个月前才离开装配线来组织工会，领导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同老板、工贼、警察、法官周旋。劳联迫切地 要把这上百万的新工人组织起来。劳联当时主要还是以行业工会领袖为主，这些人有他们老一套招募成员的行之有效办法——把招募的成员放 在“联合”工会里，由劳联领袖严格控制，把他们留在招募站一直等到可以分配出去时止，按行业和工艺分到铁匠、木匠、电工、管工、金属 薄板工和其他几十个行业的工会中去。
在巨大的全国性统一的产业帝国，如通用电机、美钢联、固特异、杜邦等公司面前，基层领导人看出来，这种零零碎碎的办法意味着分裂 和退让。准备支持他们的是少数劳联领袖：刘易斯、默里、希尔曼、杜宾斯基和另外十几个人。行会与产业联合主义、劳工政治手腕、个人野心和宿怨相对，这种情况在即将开始的混战中要起什么作用，在战斗的烟尘和喧嚣中是看不清的，但联合会很快就从根本上动摇了。1935年秋 ，刘易斯及其追随者成立了产业组织联合会。
1935年11月23日刘易斯在给格林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先生和兄弟，从今天起我辞去美国劳工联合会副主席职务。”美国力量的组成中又 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
罗斯福对这一切的持什么态度？他不过是个旁观者。事实他对工会内部事务是不感兴趣。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大大扩展了的劳 工运动的政治含义已牢牢扎根于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企业的百万工人之中。
然而，在政府关于劳资谈判的政策的复杂性中以及工会首领之间的小冲突中却隐藏着重要的问题和机会。这些问题和机会是属于经济与政 治势力的。第七条（甲）着重于以政府的力量支持工会。现在的问题是要看工会属于哪一类。很多问题取决于政府对有关谈判单位的性质、选举方法、行会与产业相对的代表权、公司工会的定义等问题的政策。比如，1934年3月，当罗斯福施加他的影响来支持汽车工人的某种比例代表 制时，他削弱了工人反对厂方的自身团结和力量。当工会干事支持公司级的工会和建立在多数裁定原则基础上的代表制选举时，他们是在培植 大产业工会的势力。
事情虽单调，但是很重要。约翰·刘易斯是够精明的，他很理解这对未来的意义。1935年在劳联的年会上，他照例用他粗嗓门吼叫着问道 ：“难道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处境较差的伙伴们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知识和影响吗？……如果我们支援了他们，他们壮大起来了，他们地位的改变、力量的增长，到那时会使我们受益。……而今天行会可能站得住脚，就像飓风中高大坚挺的橡树那样，不畏雷电。将来会有一天， 这种改变了的情况——现在事情变化很快——这些组织终将经不起雷电和风暴。”刘易斯在号召实行有意识地扩大劳工运动的政策，以便为劳工联盟建立雄厚的经济力量。
如果说罗斯福没有注意到劳工运动的扩大是支持新政的政治联盟的潜力，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对劳工运动的态度。他是以一种保护者和恩赐 者的角度来看劳工运动，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来培植他未来政治大军中的劳工这一侧翼。他关心的是他们的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在他 眼里，他们是有具体困难的人。这个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向记者提起一个汽车工人对他的访问时，丝毫没有触及这个重要的产业内的工会状况，而是逐句地引用了这些工人在同他谈话中提到的一天挣十美元，但一年只干六十五天活等问题。
在这个领域中，对罗斯福的领导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处理瓦格纳法。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新政期间通过的最激进的立法，因为它通过赋予 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权力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局。同罗斯福的大部分改革方案和救济计划不同，这项法案正击中了现存劳资 关系的要害。这个法案从根本上促进了建立强大的工会，工会反过来又为未来的自由联合提供选票、金钱和组织。
然而，罗斯福对瓦格纳法案冷淡了好几个月。他只是在这个法案必然会通过的最后关头才施加了他的影响给予支持。在长时间里，他对雇工代表这个主要问题表现得特别冷漠，甚至到了迟钝的程度。1934年5月，他怀着不满情绪对记者们说：工人们爱选谁当代表就选谁——可以是 斯瓦特的阿孔德，皇家地理学会，一个工会，以至暹罗的皇太子。他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是否仍能由公司工会和各种少数派以及行会 发言人代表，他们的分裂会削弱工人在同雇主打交道中的力量，也不利于新的政治大军的形成。
1935年2月，当瓦格纳进一步向国会提出他的全国劳工关系议案时，他不仅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与鼓励，而且在参议员鲁滨逊和哈里森企图 将该议案置于死地时，他还不得不极力阻止罗斯福同流合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罗斯福仍然很冷淡，否则就予以推托 。瓦格纳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拟订了这项政治策略，争取到了劳联的老卫士的勉强支持。他在报界满怀敌意和领导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在1935年5 月16日以63票对12票在参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
十一天以后，最高法院宣布复兴法无效，其中包括这项法案给予成立工会的一切法律上的支持。从逻辑上也许可以设想，正是这个行动使 总统的劳资谈判政策失去了支柱，逼着他加入了瓦格纳营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5月24日，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前三天，罗斯福站出来支持 这个法案了。为什么呢？主要出于他那单纯的，对当前形势的讲求实效的反应。这项法案在参议院得到绝大多数支持而获通过，使人觉得众议 院肯定也会予以通过。罗斯福既站出来支持这个法案，他就可以对一些尚未确定的重要条款施加影响，而且他也可以就此摆脱那种可能被认为 是政府失败的局面。他也可能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即过去基本上是同情他的纲领的商会领袖在5月初公开与他破裂。最高法院的裁决只不过加 强了一个早已下定的决心。
一旦他决定跳跃，他就以典型的罗斯福式的敏捷动作，把自己的重量投向天平。到了6月份，瓦格纳议案已成“必须通过的法案”。罗斯福 助了一臂之力，使之越过众议院里的障碍，他对商业界强烈请求制止这项方案不予理睬。在众议院没有点名就通过这项法案后，总统对众议院 劳工委员会主席康纳利表示祝贺，他说：“这是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罗斯福就是以这样奇特的方式第一次与劳工建立了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