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头两年中，进行了一项关于行政管理的宏伟试验。他担任了国父、两党领袖和全国人民的总统。他以精湛的技艺 扮演这个角色，充分运用了赋予他的每一点政治权力以及行政活动。万一他这两党领袖的地位发生动摇，他就改弦更张。但在1933、1934这头 两年中，他已凌驾于政党和集团之上，几乎成了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立宪君主，这种滋味使他感到飘飘然了。
1934年8月，总统对威斯康星州的群众说：“新政要在我们社会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结成一种自由人的自愿的 手足之情，大家站在一起，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这样的政府不会伤害诚实的经营。他说，为了寻求社会正义，就不能采取剜肉补疮的 办法。两个月后，他在一个银行家集会上说，政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切集团的领导和团结的外在表现”。他自己担当的总统角色呢？就是 要在许多分歧的因素中找出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一致目标。贯穿在罗斯福1934年的所有讲话中的这个主题是，政府具有安抚、协调和统一各种 主要利益的作用。在一个伟大而多样化的人民的多种利益中间，他是一个杰出的代理人。
作为全民的总统，罗斯福尽量使自己超脱于在他周围激烈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他坚持不愿被卷入争论。他请求他的支持者代他承受重 担，去回击那些从极右或极左方面对新政的攻击。而他自己却永远在激烈争吵的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之间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他的顾问们 如果在政策上发生分歧，他就一再吩咐：“把他们关到一个房里去，告诉他们不达成一致意见就不给午饭吃”当特格韦尔和参议员科普兰因食 物和药品立法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总统提议他们决一胜负，而由他来裁判。他告诉他的那些机构的领导人，有百分之十五的极左分子 和百分之十五的极右分子由于政治原因或“纯系闹别扭”而反对他，他在二者中间开展活动，坚持自己不偏不倚的立场，不左不右地采取中庸 之道。
全国都赞赏这一充满着美好情绪的短暂时期，而得意洋洋地主持这一时期活动的则是罗斯福本人。虽然新政受到了一些尖刻的批评，但似 乎人人都热爱这位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白宫做客。斯克里普斯一霍华德报系颂扬了他的新政。皮埃尔·杜邦和其他商人写信给他表 示友好。农业界领袖支持他的事业。美国农场联合会的爱德·奥尼尔写道：“对我们而言，你就是二十世纪的安德鲁·杰克逊，你捍卫人民的 权利。……”库格林神父为他辩护。威廉·格林和其他劳工领袖对白宫的主人除了赞许几乎没有别的话说。在大洋的彼岸，有一个人似乎不喜 欢任何人，竟然也讲他的好话。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年中说：“我同情罗斯福总统，因为他越过国会、越过院外集团、越过顽固的官僚主 义者，径自走向自己的目标。”
有些民主党人不能理解罗斯福的这种无党派路线。1934年初，有个民主党人天真地建议总统参加民主党守护神的庆祝活动，总统温和地批 评了他。他不参加那年的杰斐逊节庆祝活动：“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里，”他说，“我对全国最强烈的要求就是各党派的人们都来为实现 复兴和建设的纲领出力——为此我曾一再呼吁民主党人，也呼吁共和党人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热爱杰斐逊，但是，如果举办“没有党派色 彩的杰斐逊酒宴”而在筹备委员会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样多，那就更好了。人们借他的生日为残废儿童举行全国性的捐献活动，他也不加 反对。
共和党的领导人也迷惑不解。头几个月他们乐于不提抗议，并且自我欣赏他们“先国后党”的爱国主义姿态。然而，慢慢地这个党从麻痹 状态下苏醒过来了。在最清醒的状态下，它的任务也是难以应付的。共和党的领导权在两次全国选举中丧失了十分之一。几乎被人遗忘的胡佛 ，甚至在他自己党内也是个替罪羊。他和国会里平庸而行动迟缓的共和党领袖们同白宫里那位精神焕发、行动敏捷的人物相比，真是相形见绌 。到1934年初，他们才极力要当真正的反对党。
可是他们反对什么呢？罗斯福的非党派立场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在政治的竞技场上，他有时是右翼的四分卫，有时又是左翼的四分卫， 有时又是中间派。就像在1932年竞选时那样，他在他的陈线两端都不留一点空隙，不给共和党以传球的机会。确实，这个大党由于这位总统变 化无常的中庸之道而趋向于分裂为右派和左派。进步的共和党人诺里斯和麦克纳里尽管在他们党内属于少数派，却常博得白宫的笑脸和恩宠。
这种形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1934年罗斯福和国会里的大多数议员不同，在政策上继续采取比较温和和比较保守的立场。在银本 位、通货膨胀、重新为抵押筹集资金、劳工、政府支出等问题上，国会都比总统左倾。与后期相反，在1933年和1934年，罗斯福的主要任务不 是推动国会采取行动，而是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在各集团间寻求一致，并运用总统的各种权力和说服的武器来驾驭国会。
政府里的一位艺术家
总统驾驭国会的能力是考验白宫主人是否伟大的一贯方法。软弱的总统往往提不出纲领，或者他所提出的建议在那种迂回曲折和漫无止境 的立法程序中变得面目全非。坚强而有魄力的总统能够巧妙地或雷厉风行地在国会里通过他们的纲领并使他们的提案载入立法史册。按这个传 统的标准，罗斯福——在白宫的头几年——是一位有魄力的总统，他以巧妙的领导手腕支配了国会。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罗斯福如果有时间把他对付国会的办法列举出来，结果可能如下：
1.充分利用宪法规定的权力，诸如否决权。
2.选择有利时机。
3.在行政部门草拟议案。
4.几乎需要不断地施加压力，但却要机智巧妙。
5.必须审慎用人。
6.亲自说服立法领导人。
7.诉诸国民公断。
但如果总统把这些方法如此系统地罗列出来，那就不像他的为人了。他兴致勃勃，不按常规去解决立法问题，有时采用这种方法，有时采 用另一种方法，因地制宜。
他甚至试验过在一段短时间内撒手不管。1934年3月底，总统故意虚张声势地离开了华盛顿到巴哈马群岛去进行为期两周的深海钓鱼。白宫 的压力缓和下来了。国会很快就变得像一个老师不在，学生闹翻天的教室。在民主党人中间，关于证券交易条例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一百 多名众议员，脱离了他们的领袖，一起去支持一次将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再提供抵押经费法案。于是罗斯福从他的游艇上捎信给加纳和雷伯恩， 让他们转告国会，“如果这种盲目的法案获得通过，那么，破坏复兴的责任将全部由国会承担。我将毫不迟疑地把这一点向全国人民讲清楚。 ”加纳说，三十年来，他从未见过国会这样混乱不堪。
这种撒手不管的试验令人失望地归于失败。罗斯福回来时，有一批国会议员去欢迎，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从梭子鱼和鲨鱼那里得到了一些 教训。他又微笑着补充了一句：“可我是个固执的人。”
总统的缰绳拉紧了，但总统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固执己见。他主要是依靠与国会领袖们协商来使他的纲领得到通过。他甚至否认存在所谓“ 非有不可的立法”这么一回事。
“‘非如何如何不可’这个词很可怕”，他对记者们说，“我可不对国会讲‘非如何如何不可’。我从来不曾这样讲过，是不是？”他在 笑声中结束了他的讲话。
罗斯福充分地利用了宪法中正式规定给他的权力。他又恢复了威尔逊的做法，亲自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报告。他在适时提出的咨文里勾画 出总的建议。接着就让行政部门拟订详细的立法提案而由态度友好的议员提出。个别的议员被吸收到制订政策的机构里去，既不算国会代表也 不算他们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政府的成员。总统经常接见国会领袖和各委员会主席，偶尔也接见国会的其他议员。在实践中，他形成了一种 由官僚和国会议员组成的“万能内阁”，为首的则是他本人。
总统也可以否决。在他就任的头两年中，他使用否决权的次数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届总统使用否决权的平均次数。他否决的那些议案中有许 多是罗斯福让他的助手仔细审查过的特殊的立法议案。比否决更重要的是：总统常以使用否决权相威胁。他一再通过国会领导人传话，某一即 将交付表决的议案如不加以修改，他就会否决。1934年有一次，国会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罗斯福觉得其中充满了不公正的规定，他干脆建议 两院通过一项共同决议将其撤销——否则他就要使用否决权。只有一次，第七十三届国会压倒了罗斯福；这一次是在立法机构起来反对总统的 节约纲领以后。
罗斯福不厌其烦而又巧妙地玩弄任免游戏。重要的职位都按总统拟订的名单分派给了在各州的“我们的朋友”；他又简单地以“同我不一 致”为词精心确定谁是反对派。一般事务他都交给法利去办，数以千计的申请职位的人在法利的办公室和他住的旅馆里把他团团围住，最后使 得这位邮政部长好像躲避县官的传票似的，上下班都溜进溜出。法利蔑视惯例，他公开接受随意授予官职的办法并使之系统化。当来访者挤满 了他的办公室外间时，他正不慌不忙地在房里走动，身后跟着一名速记员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所要求做的那种工作。只是因为新成立的 那些应急机构需要雇佣各类文官以外的人员（到1934年7月这种职位约有十万之多），法利才考虑照顾那一批应该得到照顾的民主党人。
议员们也要找工作，总统注意给他们安排。民主党的一个众议员代表团向他抱怨各部门在人事任免上对他们的态度。他立刻要求内阁在这 个问题上要尽量帮助国会议员。不过，总统是相当精明的，在第一届国会期间，他迟迟不分配工作，以考验对政府的支持。结果呢？据说：“ 直到这届会期结束时他同国会的关系都笼罩着一层像年轻恋人之间那种最美好的期待色彩。”
罗斯福并不排斥在背地里买马的交易。1934年春，南卡罗来纳州的科顿·埃德·史密斯把总统任命特格韦尔为农业部副部长的事搁置起来 了。但是史密斯也非常想让一个忠实支持者当上美国联邦法院执行法官，此人除了与一个涉及杀人的轻微案件有些牵连外，名声很好。罗斯福 同他成交了，而且高兴地笑着向惊异的特格韦尔说：“关于这件事，我希望你不要再了解更多的细节了，但今天我却拿你做交易，换来了一个 杀人犯！
在同国会议员们打交道的时候，罗斯福往往要靠他自己的魅力和机智。有一天，伊克斯十分赞赏地看着总统处理一件棘手的任命问题。参 议院多数党领袖鲁滨逊坚持要任命一个人担任印度事务专员，而伊克斯则认为此人根本不能胜任。一场激烈的争吵看来不可避免，总统邀请对 立的双方喝茶。他先同鲁滨逊讨论一些即将付表决的议案，这些议案是总统和这位参议员都赞成的，从而造成一种友好的气氛。然后，他让鲁 滨逊和伊克斯就那项任命各抒己见。不等他们争论起来，总统就把话题转向一般的政策问题。到了晚餐的时候，罗斯福愉快地对鲁滨逊说：“ 好，乔，你已经知道我反对什么了。……”鲁滨逊回答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就告辞了。尽管如此，总统还是又等了一两天才任命了另一个 人。
在为他的那些喜欢争吵的助手们进行调解方面，罗斯福是个天才。伊克斯常发牢骚，内阁会议开完后，他还呆在那里嘟囔着。有时，烦闷 的官员们觉得他们的首脑已经把他们遗忘了。他们往往以辞职相威胁，企图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至少引起白宫的注意。总统对这些讨 厌的小动作，一点也不恼火。但是他也有办法教训他们。一次他听说有个重要的行政官员要辞职，他就给这个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唐， 我刚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赫尔国务卿扬言要辞职。他很生气，因为我不同意他要把驻勘察加的使节撤职而任命那位使节为驻斯沃的亚大使馆 的三等秘书。”这位官员马上就心领神会。他也认为要以辞职相威胁的办法确实是很愚蠢的。
从罗斯福对待报界的态度也能看出他擅长统治的艺术。他提供了那么多新闻材料，对那些报道白宫的记者态度十分友好，迅速而又不费劲 地就赢得了他们的同情。记者尤为高兴的是：总统恢复了记者招待会，这使他们能够直接提问。但罗斯福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记者招待会是 一把双刃的剑。他可以利用它去争取更好的舆论，可是记者们也可以利用记者招待会使他出丑。主要是看是否会掌握在什么时候对于某个问题 不予回答。
有一天，罗斯福指示各机关的首脑们如何处理与公众的关系时，他告诉他们他自己如何处理一个难以置答的质询。一个记者请他对宾厄姆 大使在伦敦呼吁加强美英关系的讲话发表看法。如果他很自然地表示支持宾厄姆，报界就会将总统的谈话当作头条新闻大事渲染，这就可能对 于正在同日本进行的海军谈判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他说“无可奉告”，则好像他有批评宾厄姆的意思。所以，他就简单地回答，他还没有看 到原文，实际上他已经看过了。
罗斯福运用他的最有策略性的武器来对付国会。1933年12月，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下一届国会比较容易对付，虽然它不可能是 不声不响的。”总统在这届国会里并没有获得去年那样接近全胜的纪录，但他还是使他的绝大部分政纲获得通过。并且排除了他不喜欢的议案 。赫尔非常满意的是，国会通过了关税互惠法。按照总统的说法，这是一项刺激对外贸易的紧急措施而又不影响美国的任何“正当”或“重大 ”的利益。黄金储备法实际上就是按罗斯福要求的形式通过的；他称赞这个法案决定性的一步，使政府把对美元的黄金价值的控制权牢牢地掌 握在自己手里。农业津贴扩大到棉花、烟草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者。总统提出的关于制订证券交易条例以及发行二十亿债券为农场抵押借款重 新筹集资金等要求都变成了法律。
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结果则大不一样了。罗斯福要同白银集团协商了很多星期才做成交易，由财政部购进一大批白银来稳定国内白银市 场。在一个明显的地区性问题，即圣劳伦斯河航道公约问题上，总统遭到了挫折。这是因为据说是遭受这条航道之害的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都 投票加以反对，结果否决了这个公约。国会两院又以压倒的多数决定总统对一项拨款法的否决无效。这项拨款法将部分恢复被罗斯福削减了的 政府雇员的薪金。
国会干涉不到的地方，罗斯福就果断地采取行动。根据宪法，总统拥有承认或不承认外国政府的全权。1933年11月17日，罗斯福宣布恢 复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这是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后才采取的行动。莫斯科保证不煽动妨害美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革命活动，并保护在俄国 的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两国间制订了扩大贸易的乐观计划。虽然总统的一些朋友（包括他的母亲）反对承认苏联，但这一行动似乎得到绝 大多数美国人的拥护，包括许多商人和共和党人。
国会通过的许多议案都批准授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到七十三届国会闭幕时，他对和平时期的美国经济握有空前未有的控制权。然而，所 有这些权力都不是他孜孜以求而获得的。有几次国会之所以批准他有广泛的处理权完全是国会山上的各个派别在棘手的政治问题上分歧太大， 只好由白宫最后定夺才能取得协议的结果。在农业救济、全国复兴法和关税等问题方面都是如此。据说权力是会落入想要掌权的人们手里，而 在这些情况下，也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国会产生的分歧而扩大了总统的权力。
总统对付国会的手段使全国眼花缭乱；但也使人产生疑虑。在不为所动的人中，有一位在哈佛大学专攻国家政治学的杰出的学者，名叫彭 德尔顿·赫林。赫林分析了罗斯福任期内的最初两届国会，他注意到总统控制权的基础并不稳固，都是诸如任免、政府基金和慈善、国会领导 人的合作及人民的危机心理之类。尽管如此，赫林认为政府只不过是“给一直排到财政部大门口的领救济者的队伍维持了秩序而已”。组织比 较强大的集团得到了它们想要的一切；较弱些的集团，诸如劳工和消费者，他们的境况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总统的表现更多地像个精明的政 客而不是个十字军战士。在有组织的少数派面前，负责的行政领导显得软弱。
赫林问道：“总统制是否能继续成为总统与国会各集团之间的一种危险的游戏，运用程序上的诡诈伎俩，并以面包与马戏为代价来进行？ ”
这个问题提得好——但在1933年和1934年，美国人民更关心的是“面包与马戏”，而不是不切实际的忧虑。
经纪人国家在起作用
如果说新政在头几年里具有马戏的性质，那么，马戏场则是全国复兴总署，其领班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美国舞台上。休·约翰逊将军 ，看来还像从前的那位老骑兵。容貌严峻坚毅，斜眼，讲话粗声粗气，但在这些表像下面却反映出种种古怪的脾气：他是个伤感主义者，一个 同商人打交道的老手，谙熟买卖人的生意经，一个西点军人，又像个大喊大叫的杂耍演员那样多变而引人注目。虽然约翰逊多年的上司伯纳德 ·巴鲁克对他的评价只是一个“不错的二号人物”，这位将军仍博得总统青睐，让他掌管美国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项试验——政府 对经济的控制。
约翰逊的主要任务是诱导商人制订公平竞争的法规，这种法规一旦得到总统认可就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在这位将军的监督下，各工业均 有了一个法规管理机构，而这些法规原是为了制止浪费性竞争，实现有条不紊的价格和销售政策，并为工人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作条 件的。反托拉斯法将要削弱，以便商人们能在制订法规时进行合作。约翰逊原来也想掌管这项法案中庞大的公共工程部分，然而在最后一刻罗 斯福却把它交给伊克斯去管了。这可惹恼了将军，他当即以辞去全部工作相威胁。总统请珀金斯小组“陪休去转转，让他消消气”。于是珀金 斯驾车陪他在华盛顿周围兜了几小时，一直到他控制了自己的情绪，答应继续干他那部分工作。
这工作确有干头。没有几个星期，全国复兴总署就像战斗的号角一样，突然在美国人民中间传开了。全国复兴署的鹰徽忽然出现在每家商 店的橱窗里、杂志的封面上、电影里、合唱队姑娘们的身上。约翰逊行色匆匆地乘坐一架军用飞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每到一处必发 表宣言，滔滔不绝地演说，搞政治活动，讲俏皮话，哄着商人同意签署由匆匆聚集在华盛顿的那些工业界代表拟订的法规。将军成了复兴的象 征。他曾一连几小时在五号街检阅极其热闹的游行队伍，应接不暇地向汹涌的人流打招呼，而没有用那种被人鄙视的墨索里尼式的敬礼。从 1917年以来，全国一直没有经历过如此激动人心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前进的场面。可是，向哪里前进呢？几乎从一开始，总统就失去了对全国复 兴总署的控制权。他对内阁讲，有一天约翰逊闯进总统办公室，上衣后摆翘着，交上三份法规要总统签署。罗斯福在签署最后一份的时候，约 翰逊看了看表，说他要赶飞机，只有五分钟了。然后，他把那三份法规往兜里一塞，一溜烟走了。罗斯福愉快地又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 他了。”总统不过是个前台人物，以他的名义制订了一个详尽的重新就业协议，采取了无数的行动。约翰逊必须亲自把制订政策的大权委托给 匆忙间召集来的商人。这些商人也许能代表，也许代表不了他们行业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在第一阵热潮中，全国复兴总署的工作范围如此 之广泛，以致这个机构几乎无法应付。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圣路易的一个擦鞋匠，他在重新就业协议上签了字，把工时减到每周四十小时，但 很快就要求全国复兴总署弥补他的工资损失。
全国复兴总署从本质上看是“经纪人国家”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由政府代理各大利益集团采取行动，并在他们之间进行斡旋。全国 复兴署是罗斯福要通过政府和各集团领袖友好合作以实现各集团间协作的计划在组织上的体现。可是谁是领袖呢？所以，在一片匆忙与混乱中 ，约翰逊同最接近他的企业界和劳工界的领袖们打交道，这并不奇怪。这些人最有号召力，组织得最好，而且在同政客和官僚机构打交道中也 最有经验。谁是那个五花八门的消费者集团的代言人呢？一个消费者咨询委员会成立了，但是这个委员会一边倒；一个委员在该委员会成立后 没有几周就怒气冲冲地退出了。
到1933年底，全国复兴总署在不利的气氛中进行工作。克利夫兰的几个失望的杂货商打电报给总统说：“全国复兴法是迄今通过的最糟的 一个法案。”巴尔的摩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工人举着的标语牌上写道：“全国复兴法意味着国家无处不在。”国会里也提出了抗议。
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威廉·康纳里，要求罗斯福转告约翰逊要同劳工的“真正代表”合作。罗斯福耐心地答复说，“作为一个比你年纪 大得多的人”，他劝这位众议员不要把约翰逊的问题扯得太远了。“我们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绝大多数都抱有共同的最终目标。……”但是 总统也不能忽视那些抗议。1934年3月，他任命了一个由老改良主义者、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领导的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很快就提出报 告说，法规使那些较强大的利益集团掌握了它们对工业的控制或扩大了控制权。罗斯福于是削弱了全国复兴总署的权力，限制了它的管辖范围 ，把约翰逊体面地调出，并指派了一个比较驯服的领导人唐纳德·里奇伯格接替他。但在全国总复兴署第二周年生日前不久，最高法院给了它 以致命的打击，那时它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如果说全国复兴法是新政在商店和工厂的主要动力，那么，农业调整法就是它在农业方面的主要动力了。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恢复农产品 的平等价格——就是使农产品同非农产品的价格关系恢复到1909—1914年的状况。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征收同等的加工税以消除实际价格和平 等价格之间的差别。贷款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生产，其办法或者是出租土地，或者是使土地不用于生产，或者在农户同意减少生产的时候给以一 定的报酬——就像报纸上很快就宣传开了的“三头猪里杀一头，三条垅里犁一垅”。可是，同全国复兴法一样，农业调整法很快就暴露出罗斯 福的中间路线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个法案产前的阵痛预示了后来的艰难。它是由较大的农业组织和农业杂志按亨利·华莱士的指示拟订的。在早期制订政策的决定性阶段 ，组织上属于美国农机局联合会和全国保护农业杜的较大的商业性农场主，他们的意见分量最重，而农业联合会虽然主要是代表边沿地带的较 小的农场主并且继承了旧的人民党传统，但却没有参加。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实际上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他们缴不起会费，没有时间，不能旅 行到五十英里以外去开会。而且，甚至在广大的中西部农场上做工的无数的农业工人、南方用谷物交租的佃农、不识字的雇工、开着破旧的T型 福特汽车随着庄稼成熟而四处奔波的季节工中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组织。自己动手种地的小农们，无论说话和面貌都很粗鲁，他们从华盛顿回 来，嘲笑那些打着领结穿着白衬衫的人，那就是他们看到的农业调整法的象征。
“基本”作物的种植者，即法案中包括的小麦、棉花、玉米和烟草的种植者们，很快就从交付给他们作为限制种植补偿的联邦支票中得到 了好处。而对于其他农民，这项措施不过是唤起了他们的希望和期待而已。到了秋天，罗斯福承认西部民怨沸腾。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名叫奥尔 生的农民给埃莉诺·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对农业的形势作了辛酸的描绘。
信是费力地写在廉价的便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奥尔生这样描写他的“悲剧”。“我极力想保住我的农场，让我的孩子们吃饱，可是 今年却很艰难。没有现钱，很难弄到。……”
埃莉诺把这封信给她丈夫看了。总统给奥尔生复信说：“我很高兴你写了信来，……你说农民生产的许多东西根本没有达到适当的水平， 这话说得非常对。”他提到他自己在乔治亚州饲养的牛羊，并且表示希望农业调整法包括的范围要扩大。“现在我所能要求你做的就是，请相 信我们是在老老实实地尽我们的最大努力，而且我们认为，虽然相当缓慢，但我们确实是在改善现状。”
罗斯福的再一次保证，有一部分是有根据的。农业调整法的好处在1934年扩大到一些新的作物。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农业也繁荣一些了。 但不满情绪仍然存在。
大孩子——从事商业的大农场主、农业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所得到的好处看来比他们应得的要多。更糟的是：有人指控，农业调整 法付给的支票使获得这笔钱的人能够去买机械，“用拖拉机把农业工人从土地上赶走”，和实行“三条垅里犁一条”等办法，农场经理们不需 要那么多农业劳工了。农民联合会谴责这种“以限制产量来保证利润的经济学”，并且坚持认为农业的困难不在于生产过剩，而在于消费不足 。但是他们的谴责不起任何作用。
佃农们抱怨说：“政府不让我们种植，我们只好靠救济活命了。”
罗斯福知道新政的严峻考验在于复兴。在1933年和1934年，他就像一个医生关注一个发高烧的病人那样注视着全国经济温度的变化。
他就任后头四个月就业率直线上升，他很高兴。他骄傲地让记者们看一幅图表。在那幅图表上面，农产品价格一直降到纸的底边以下—— 现在这条线又出现了，而且还在上升。但在7月，证券市场行情猛跌，更糟的是：生产也下降了。总统表示对这次行情猛跌并不在意，认为那是 投机商搞的把戏。他这样对新闻记者说“人人都有投机的时候，事情变化太快，那种情况完全会自然矫正的。”不过，他说就业情况是好的。 到1933年秋天，他也不得不为就业担心了：“恢复工作的人数还远远不够，”但是他觉得情况在好转。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在给加纳的信中说 ：事情“远不像纽约的那群人嚎叫的那么糟，但失业问题仍然是严重的。”
事情也真怪。情况似乎有了好转——全国复兴署越来越强有力，四处洋溢着一种复兴的气息——然而，那种干巴巴的复兴测量计—工资、 物价、开支、就业——上升得颇不稳定，而且谁也无法预测其结果。形势看来很严重，因此，1933年9月，总统指示国防部长德恩让军队准备流 动厨房，以救济那些在地方上没有获得足够救济的贫苦人。到1933年底，总统已成惊弓之鸟，束手无措，正在寻找替罪羊了。他说，价格下跌 了，这是因为有些人不赞成全国复兴法法规，也由于“我们有些外国朋友”有意提高美元的兑换比值。奇怪，总统几乎也有了把不景气归咎于 外国的念头——1932年当胡佛利用这种想法时，他曾狠狠批评过胡佛。
罗斯福在到处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采纳了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沃伦已经提出多时的一个主张。根据旧的货币量理论得出的这个主张是 ：提高黄金价值是恢复较高价格的决定因素。1933年10月，总统决定采取这一步骤。罗斯福进行了一个曾经被称做是“迄今最大胆的尝试，即 向极广泛的民众简要说明复杂的经济学说和做法”。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向全国人民谈到他关于购买黄金的计划。他以为自己辩护的口吻 说：“这是一项政策而不是权宜之计。”但到政府的黄金市场成了一项长期政策的时候，沃伦的理论夭折了，提高黄金价格并没有促使商品价 格回升。
“我们的困难不会在一个晚上就解决，但我们在前进，而且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总统在广播讲话中说。1934年，就业情况的确有所改 善。其原因主要还在于那些方案在罗斯福看来实质上是人道主义的而不是进行恢复的措施。
第一批这样的措施是霍普金斯执行的。当时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主动，讲话也更尖刻。罗斯福告诉他，要迅速采取行动来帮助人民，因 此尽管他的桌子还放在过道里，等待搬进他的办公室去，他就已坐下来工作了，仅仅几个小时，就批准了几百万美元的救济金。在实行他自己 所倡导的新政政策时，他催促呵斥下属，激怒各州的政客，全然不顾官僚机构的礼仪。在新政的头几个月，霍普金斯通过各州花掉了好几亿美 元，在1933年后期和1934年上半年又通过民政工程署在“快速”工程上花掉了几乎十亿美元。
霍普金斯主要关心的是行动迅速。人家告诉他某项工程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完成，他不客气地回答说，人们“不是很长一段时间后才 吃饭，他们天天要吃饭。”伊克斯和他的公共工程署的行动要缓慢得多。伊克斯生性多疑、脾气不好、固执倔强，人家叫他“诚实的哈罗德” ，这使他很窘。他只在他认为已经弄清了工程的合法产权、经济价值和实用性以后才授权动工。但是到1934年，钱便从公共工程署源源流到承 包商、制造商、工程师、工人、卡车司机、木匠、建筑师的口袋里，并且深深地流入经济大动脉中。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机构大量花钱。从胡佛时期继承过来的复兴金融公司比过去贷出更多的款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始在田纳西河流 域开展它那宠大的开发计划。它把原先是经济上的无底洞的一个地区改造成一个刺激经济发展的基地。农业调整总署把钱交到农民手里，这笔 钱很快就转到西尔斯、罗布克和当地的五金店去了，然后又转到制造商，银行和工人手里。
罗斯福使用所有这些手段，却又不是完全依赖其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全国人民的领袖，作为各主要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经纪人，他要采取 中庸之道。他采取了花钱的政策，但也只作为预算取得平衡以前的临时措施。他赞同降低关税，但不能涉及对美国重大利益会造成损害的方面 。他想要一个“通货再膨胀”式（reflationary）的价格上涨，但却不要“通货膨胀”式（inflationary）的价格上涨。他支持有组织的劳工， 但也只支持到它与工业、劳工和农民同政府的合作一致的程度。
总统作为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一个缓冲者，作为互相对立观点之间的调和者这一角色，在1933年12月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得 到最清楚的体现，他说：“道格拉斯的工作是阻止政府像他那样尽可能地花钱。那是他的工作。他努力想法不花钱，……而人民的观点是应当 在公共工程方面再花上一百亿，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地带，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地带，我们正在设法制订一项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