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政治遗产
1968年春季和初夏，纳尔逊·洛克菲勒竭尽全力，反对提名理查德·尼克松为共和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尽管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在失败之前，这位纽约州长及其主要的外交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系统和明确地阐述并发布了一项外交政策的要点。此项政策就与约翰逊政府正在推行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也与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其他候选人提出的任何一种外交政策有着天壤之别。基辛格严肃认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即使他为新政府草拟纲领性的文件或为一位新当选的总统草拟就职演说稿，也不会比对待这件工作更为慎重、更为认真了。一位对美国选举制度不太了解的外国观察家看到这段时期的基辛格，可能会因而相信，候选人如能拟订出一项站得住脚的外交政策，就能大大增加他赢得其本党提名的可能性。基辛格辛勤工作了几个月，似乎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命运有赖于他的努力一样。
对他来说，这段经历是使他非常兴奋的。在多年从事外交政策的写作中，他总是希望这种努力会对公职人员产生一些影响，同时他也日益认识到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人要产生重大影响是多么困难。因此，能够接近某个有希望当上总统候选人的人物，他是感到欣慰的。基辛格与洛克菲勒的关系很密切，这位纽约州长发现他本人的看法和他的顾问的看法非常类似，因而可以让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自由行事。大批资料从纽约市西第四十四号街的候选人总部发出，其中大部分是基辛格撰写的，他的写作风格是不会叫人看错的。一个只是在其党内争取提名的候选人，不厌其烦地就这么广泛的各种外交政策问题发表这么多的言论，的确少见。基辛格撰写时，连每一短语都进行反复推敲，好像报刊、电台和电视都在把这位州长的每篇演说记录下来似的。显然，他并未考虑到公众宣传工具的特点。群众性宣传工具实际上并不注意洛克菲勒在外交政策或其他问题上说了些什么，它们的兴趣在于他能否赢得足够的支持，使他（或者同加利福尼亚洲州长里根一道）能够在迈阿密海滩击败尼克松。它们难得使用这位州长向报界发布的言论；它们想要知道的是，公众是否出来欢迎他（像他们以往做过的那样），以及他在说服代表们投票拥护他的问题上是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们永远别想从电视、电台或新闻报刊等群众性宣传工具中获得洛克菲勒提出了另一项外交政策。基辛格在这种局面下深感失望。当然，他懂得这是不可改变的，还是继续工作，权且认为由他撰稿而由洛克菲勒讲出去的每一句话正被记录下来，并且多少起着作用吧。
1968年11月，当理查德·尼克松邀请亨利·基辛格与他合作，出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时候，报界编辑并没有想到要仔细查阅他们在以往竞选运动中的档案，看一看基辛格曾经为洛克菲勒写了些什么。要是他们这样做了的话，或许他们对1971年和1972年所发生的事件就不至于那么惊讶了。基辛格在1968年春和初夏拟订了一份有关外交政策的要点，本来是供洛克菲勒使用的，现在却被尼克松继承下来了，尼克松得到了别人想要的东西，他是洛克菲勒的继承者。
1968年的竞选运动迫使基辛格重新审视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思想，并进而提出了有关外交政策的具体建议。他运用了十多年来在他头脑中发展形成的一些观念。同时，他坚决主张把越南战争放在更为扩大的外交政策范围内。他决意保护他的候选人，使其免蹈覆辙，不致像其他许多人那样陷入越南泥潭而难以自拔。这里迫切需要一个结束一场悲惨战争的解决方案，而且更需要一种适应国际秩序新情况的外交政策。基辛格认为，前二个问题是不能与后一个问题分割开来的。
基辛格沉默了近四年之久。大选中的竞选运动迫使他表态。话是基辛格的，声音则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任何一个了解基辛格作品的人，对这些言论都是非常熟悉的。他重申了他早已讲过的许多话，但也有很大区别。基辛格认识到，自从约翰·F·肯尼迪去世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本人的一些观点，就表明了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后果。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全神贯注于戴高乐。虽然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共同市场仍占突出地位，不过现在只是建立一种国际体制的方案中的一部分，而这种国际体制则有赖于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达成谅解。洛克菲勒曾制订过一套对华政策，其中每项细节都是基辛格拟定的。尽管这套政策总的说来还很笼统，但其含意却很清楚。必须既向中国开门又向苏联开门，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展这种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应该指向基辛格所概述的具体目标。
人们在1968年这一在国内和国外都使用暴力的年头，适逢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美国城市的骚动、广大学生的动荡不安、法国的小规模革命、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些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使许多有头脑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制度已处于即将土崩瓦解的危险之中。当这个国家在似乎永远打不完的越南战争问题上，意见的分歧越来越大时，措辞也越来越激烈。尽管所有这些事件很使人们关切，但还不足以使公众忽视按照美国规定的日程进行的每四年一次的政治搏斗。截至1968年1月，洛克菲勒继续坚持，他本人不是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他唯一关心的是要共和党人挑选密执安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为候选人。洛克菲勒这一态度坚持有一年多。他希望共和党人会挑选一位自由派人物，同时他并不相信他本人会当共和党的候选人。经过1964年的预选和代表大会的激烈搏斗之后（在这场搏斗中，洛克菲勒曾竭尽全力抵制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候选人），洛克菲勒知道党内有许多人何等敌视他。有些人谴责他毁掉了戈德华特当选的机会；另一些人则批评他在大选中“袖手旁观”；还有些人甚至责怪他分裂了共和党。既然共和党内这么多颇有影响的各方面人士对他持敌对态度，他不相信共和党有以他为中心团结起来的任何可能。看来，最佳的办法是支持某一个在政治信念上跟自己相近而又能扛起共和党旗帜的人作为温和的中间路线的候选人。如果洛克菲勒本人不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希望至少当一个总统候选人指定者的角争。罗姆尼就是他的第一个和唯一被挑选出来提名为候选人的对象。
1968年初，每一个敏感的政治观察家都知道，乔治·罗姆尼不会在候选人提名中赢得胜利。洛克菲勒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私人举办的民意测验告诉他，这位密执安州州长将被理查德·尼克松击败。在预选日的前两周，根据已有的最有价值的民意测验资料，罗姆尼每得到一张选票，尼克松能弄到六张选票。罗姆尼看到自己的处境艰难，就决定退出竞选。既然不必再受罗姆尼候选资格的约束，于是许多人盼望洛克菲勒会参加竞选。假如他不参加这一竞争，尼克松肯定会在候选人提名中赢得胜利。在全国，不信任尼克松的共和党人中的自由派，往往怀疑像尼克松这样品格的人未必能在全国大选中获胜，他们联合起来主张以洛克菲勒为候选人，这对洛克菲勒造成很大的压力。但他还是不能决断。他知道，他的支持者深信，如果他能赢得候选人提名的胜利，他也会跟着羸得大选的胜利。同时，这样做是要冒分裂党的危险的，他说不准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胆量。3月21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人们原以为洛克菲勒将在这次会上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接受参加竞选的要求，但结果却使许多人其中包括他的一些最热情的拥护者感到惊惶，不知所措。洛克菲勒宣布说：“我今天决定再次明确重申，我不是一个直接或间接竞选美国总统职位的候选人。”
这一个月内原本充满惊人的政治事件—其中包括尤金·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精彩表态和罗伯特·肯尼迪作出本人谋求民主党提名的过迟的决定，洛克菲勒的这项决定就是事态之又一个出乎意料的发展。但是，惊人的事件还没有到此为止。3月31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一次重要的电视演说中宣布，将停止在越南北纬二十度以北地方的轰炸。他希望，这次让步有可能打开和平谈判的大门。接着，在一篇简短的、再次出乎意料的演说中，约翰逊宣布他不再谋求连任。他说，任何事情都不应阻挠他的首要目标：缔造和平。在洛克菲勒宣布退出竞争提名后不到两星期，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实际上拱手让给了尼克松时，民主党的竞选运动尚未见分晓。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各种预计都混杂在一起。
四天之后，全国怀着震惊而沮丧的情绪获悉马丁·路德·金被害。几个小时内，美国许多黑人居住区暴发了暴力行动。全国似乎在走向灾难。洛克菲勒不能按照仿佛3月21日的局势依然存在的那种情况来行动。共和党的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敦促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他们坚持认为，国家需要那种唯有他才够条件的领导。在道德和政治都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刻，有这么多人坚持要洛克菲勒参加竞选，他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他与他的亲密顾问们进行了商讨。4月30日，他宣布他准备力求提名为候选人了。他说，前几周发生的事件，使他确信有必要这样做。
就在次日，洛克菲勒在费城向“世界事务会议”发表了一篇演说，从而开始了他的竞选运动。题目是外交事务；演说的每一段落都很清楚是出自基辛格的手笔。在此后的十四周内，群众性宣传工具描绘并分析了公众对洛克菲勒的支持日益增长，而这种支持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的几周内可以说特别明显，这时洛克菲勒就人们关心的那些政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说。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那些演说稿，都是基辛格的作品。基辛格提出了演说的论点，草拟了根据这些论点而阐明其政见的文稿，并对各种事件作出他独特、明确的解释。基辛格通过洛克菲勒之口，谈到了所有各种最紧迫的外交政策问题。当竞选运动继续进行时，洛克菲勒周围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位纽约州长想真正赢得提名胜利的可能性确实是非常微弱的。但这并未使他们沮丧。直到8月8日凌震，当迈阿密的投票证实了新闻宣传工具几天来一直在报道的消息时，洛克菲勒的竞选班底才承认其失败。直至最后，他们曾一直抱着设法击败尼克松的一线希望。
基辛格自认已为洛克菲勒尽力了，于是他离开了迈阿密海滩。他像一个人所能尽力做到的那样，做了那么多工作，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为全国提供了另一套外交政策。如果新闻宣传工具很少关注基辛格的作品，如果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实际上对代表们的投票毫无影响，这是对政党体制的一种批评。基辛格已经施展了他的浑身解数：多年来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积极研究；对成千上百位卓越的外国领导人的了解；肯尼迪政府执政期间在政府外围担任职务的经历；广泛的国外旅行；为了进行越南和谈，于1967年通过中间国法国进行的多次谈判。他运用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国际秩序的概念，而这种概念的形成还得力于他早期对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研究。基辛格承认，越南问题是严重的。他不认为，越南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关心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也成为洛克菲勒所关心的问题。洛克菲勒用基辛格的语言演说，连他的知识范畴也是出自基辛格的。越南战争必须结束，但这仅仅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在基辛格的内心中，正如洛克菲勒在演说中所提出的，越南问题也是许多机会中的一个机会。
基辛格对南越的访问曾使他了解了两件事：这场战争不可能通过军事途径赢得胜利；只有谈判才为早日取得和平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希望。基辛格认为，谈判肯定是长期而艰难的。以为有早日和平的任何前景，这是错误的。基辛格回顾了他对于导致朝鲜战争结束的各种事件的研究，他懂得谈判的过程的复杂。他不愿他的候选人提出无法兑现的诺言。他头一次访问越南以后就认识到，美国武装部队的军事部署是错误的。这些意见原来是写在他私下给洛奇大使的报告中的，如今在向洛克菲勒提出时就更充分地引申和发展了。同这些意见一道提出来的，还有与北越开展谈判的一些最为具体的建议，以及谈判时应该配合的武装部队的重新部署。基辛格对越南领导人是有所了解的，但就个人而言，他对北越领导人却一无所知。他试图认真学习一下，仔细倾听别人告诉他的情况。当赫伯特·马科维奇和雷蒙德·奥布拉克肩负着他们和基辛格都盼望的会导致暂停轰炸和开展谈判的使命从河内归来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基辛格受益匪浅。
基辛格越是考虑这个问题，他就越加承认现实，认为这个问题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组成的。首先，最为明显的是，有一整堆问题都与北越和南越有关。要同两个政府打交道，而每一个都是不易对付的。然而，基辛格认为这不过是整个问题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支那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每一国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们是越南难题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美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将对谈判桌上所达成的决议有密切的影响。基辛格无意使美国对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政策仅仅取决于对越南问题的考虑。但他也并不低估它们每一国在越南和谈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美国通过与苏联和中国改善关系而使美国受益，那么这些好处将不局限于越南。基辛格意识到，有可能在全世界形成一整套崭新的关系。他确信，这种关系有助于创造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秩序。
基辛格从未怀疑他是有能力来执行手头任务的。他相信，他对政治、外交和军事诸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使他能够出色地充当有志于总统职位的人物的顾问，特别是在这一时刻，有这么多人争论着，好像唯一需要的是一道魔术般的和平方案。在竞选运动的忙乱中，基辛格每次见到洛克菲勒的时间很少超过几分钟。这位州长的主要注意力在于必须在公众面前露面，并把时间花在能够协助他赢得更多代表的支持的那些人身上。此时此刻，更密切的联系没有多大必要。十二年的友情使彼此都了如指掌。洛克菲勒很了解基辛格，也重视基辛格的忠诚和友谊。洛克菲勒尽管钦佩和尊重基辛格的聪明才智，但他从未被他慑服。作为一个十分高明的政治家，他赏识基辛格的才能并加以运用，但也决不妄自菲薄。如果基辛格能考虑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考虑的那些外交政策问题的话，这决不意味着基辛格也同样懂得怎样讲给其他人听，也不意味着他能跟那些智力上逊于他的人融洽相处。而洛克菲勒的才能就在于使其他人感到舒适自在，即使他们决不会完全忘却他们是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位富翁面前。这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子。各自都因对方所有的最大的长处而尊重对方。谁也没有代对方擅作过主张。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少出现紧张情况。
基辛格本外交西策领域可以放手行事，他就借和宣传他本人特有的外交政策理论。这些理论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全面形成；不过，从1964年以来，又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通过他对越南的访问以及他与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的关系，他对越南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东南亚有了较为一般的了解。1967年7月，年轻的法国生物化学家赫伯特·马科维奇和较高级的一位法国文职人员（派驻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雷蒙德·奥布拉克前往河内，试探怎样的条件才会把北越人带到谈判桌上。奥布拉克（他是胡志明的朋友）是这次前往河内秘密使团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没有他，这种试探将永远不会发生。但基辛格在这次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也很重要。假如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不相信基辛格能把他们可能带回的情况递交华盛顿的最高部门，则无论是奥布拉克还是马科维奇都不会同意前往河内的。
原先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倡议，却受到了较郑重的对待，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经与范文同长时间会晤之后，带回了一个他们两人和基辛格均寄以很大希望的方案。基辛格从巴黎归来，在华盛顿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进行了商谈，他一度估计这次努力会产生某些效果，结果却一无所得。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经常思考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因为美国轰炸了保罗·杜美尔桥，因而北越对立刻进行和谈的兴趣淡薄了？是他们的希望被国防部里强大的势力破坏了呢，还是总统的兴趣不大？基辛格思考的同样是这些问题，但没有花很长时间。不要问机会是否真的丧失了。在基辛格看来，重要的是创造另一次机会。基辛格重视和平倡议这件事本身，但也出于较为自私的理由：他认识到这件事本身使他对于与北越开展谈判的错综复杂性的理解大大加深了。他怀着最强烈的兴趣倾听了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告诉他的各种情况。他在1967年秋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懂得，要筹划一个能维持下去的和平，困难有多大。
当他为洛克菲勒参加竞选运动写作时，他把所有这一切证据和经验都用来证实他的全面的理论。对于他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并非拟订和平计划，而是明确提出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正如他曾一度主张的，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懂得如何在新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中把它的原子能力考虑进去，现在他想在一项不会曲解其重大意义的政策之中把越南战争造成的创伤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在他看来，“鹰派”和“鸽派”都是非常无知的；他们从虚妄的设想出发；他们的眼光过于狭窄；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犹如仅仅牵涉到称为越南的两个国家。
与基辛格有共鸣的洛克菲勒，在开展他的竞选运动时明确断言，当时外交政策中表达的美国的概念与行动与1968年的世界局势很不相称。虽然有人认为，好像美国的失败可以归咎于各种机构的不健全，但洛克菲勒声称，美国的机构是很完善的，需要的不是新的机构，而是懂得怎样在一个“革命”时代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人物。据这位州长看来，约翰逊政府正在企图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观念和实践来迎接七十年代。洛克菲勒在一句完全表达了基辛格本人观点的话中，谈到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毫无起色，仍然冻结在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局面中摆脱出来时的那种格调之中。
洛克菲勒在他第一次以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身份发表的重要演说中，祝贺约翰逊为了开展和平谈判而采取的主动态度。他说，需要的显然是“新的解决办法”，但这种办法不可能是鹰派或鸽派的“一帆风顺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洛克菲勒对“世界事务会议”说，“世界各国的复杂事务使阿拉丁神灯或魔毯无用武之地。”要回过头来采用四十年代用以对付欧洲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不行的。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必须首先对以往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方面所犯错误有适当的理解。军事上的努力曾以一整套错误的前提为根据。决策者看来认为，控制越南的领土实在事关重大。洛克菲勒说，这种政策直接导致“毫无约束的战争升级”和在日益提高的暴力水平上陷入僵持状态。这场战争在人力和指挥方面都已“美国化”，这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越南战争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谈判才是绝对必要的。但谈判本身未必一定有用，只有在美国政府筹划并实施了某些适应于越南局势的措施，谈判才会成功。确保越南居民的安全是迫不及待的。在北越的军事升级，对居住在南方的农民的安全起不了什么作用。现行的绥靖计划过于复杂。越南人也实在没有能力完全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办事。所有这些计划的宗旨应该是建立和保护地方政府机构。战争的美国化必须尽快结束。西贡政府应该在军事计划和民事计划方面承担主要责任。洛克菲勒说，最为重要的是扩大国民政府。
在一篇演说中——这篇演说如若在总统讲坛上发表倒比在竞选讲坛上发表更为适宜——洛克菲勒说：“但是，我关心的是恐怕目前的外交活动会引起全世界和我国走向极端，要么乐观，要么沮丧。我们有些人认为开展谈判就是和平的开端。另外一些人，特别是在我们某几个亚洲盟国中有些人，则担心谈判将标志着美国放弃在南越的努力。我认为，任何一种极端的反应都是没有根据的。只要小心负责地寻求谈判解决之道，我们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却能得到一切好处。”他告诉北越人说，美国关心的是取得以保障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身命运的和平。他告诫美国人不要过分纠缠于停火、武装力量的状况和监督这类技术性问题。在他看来，“和平问题及其后果远远超出越南本身的范围”。
洛克菲勒谈到莫斯科和北京在东南亚拥有的合法利益。他表达了一种希望，即他们应当合作，缔造比现有停战更为有力的一套东西。然而，由于越南战争而造成的美国本身的境遇才是他最关心的。他说，他最担心越南战争会导致“美国新孤立主义的增长”。这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将是一场悲剧。他提醒说，与越南谈判将是长期而复杂的，而且需要有极大耐心和智谋。他重申基辛格经常表达的一种主张，谈到美国必须“以一种胸有成竹和有的放矢的谈判态度”参加会议，并且嘲弄了那种“权宜和临时应付的策略。”洛克菲勒坚持，美国既不接受也不强制推行为武力所左右的解决方案。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保卫整个东南亚的自由和安全”。
基辛格最重要的看法都保留在洛克菲勒演说的结尾部分。洛克菲勒谈到必须承认，越南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关系的范围内才能达成。洛克菲勒重申基辛格经常提出的与美国盟国更加密切磋商的要求，同时也提到那些向人们招手的其他机会。他相信有可能与共产党国家建立完全崭新的关系。洛克菲勒特别把话题转向共产党中国说，“促使或助长如此伟大的人民自我孤立”，美国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他谈到“接触和交往”的必要性；美国和中国都能从中受益。也有必要更加密切与苏联的关系。洛克菲勒说：“在与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微妙的三角关系中，随着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和平愿望的考验，我们最终能改善我们与其中每一国的关系。”
在随后令人兴奋的几周内，洛克菲勒多次重申所有这些论题。他的许多演说几乎都是极为严肃的。这些演说读起来好像学术论文一样。它大量引用基辛格十年来或更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讲的所有内容。从任何一点来看，这些讲稿都是基辛格的作品。例如，6月126月12日，这位州长在纽约谈到十年来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他谈到“核优势的变化了的特点，我国经济优越地位的下降，共产党大国的分裂”。他说，需要有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新的世界结构。“害怕与任何国家的人民接触，包括与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接触”，是毫无道理的。他重复了早已使用过的关于进一步密切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的话，并主张一种愿意承认美国不再充任世界宪兵的新领导。洛克菲勒说：“美国没有义务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局部冲突中付出代价，除非和平受到真正的国际性威胁，除非我们国家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他继续说：“在我们派遣哪怕是少量的武装部队之前，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一切深远影响，但在越南，这些都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必须不使自己承担义务，而又得为之找出正当理由。”
7月13日，他宣布一项分四个阶段的争取越南和平的方案。第一阶段，双方要相互撤军，北越的正规军队撤到边界沿线，而美国及其盟国的武装部队则退到居民稠密地区。建立起一支维护和平的国际武装部队，充当两者之间的缓冲。一旦北越武装部队开始撤退，则美国为了表达其诚意，将撤兵七万五千人。第二阶段，武装部队将进一步撤退，包括美国撤走其大部分武装部队。一支扩大的国际武装部队将进入人口稠密地区，以监督撤军并安排局部停战。民族解放阵线一旦不再诉诸武力，将获得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的保证。第三阶段，在国际武装部队观察员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美国将撤走余下的少数武装部队，但国际武装部队仍旧留驻原地。第四阶段，越南的南北两方决定要不要联合。国际武装部队全部撤走。
洛克菲勒希望河内会接受以这些条件为基础的某种方案。如果河内拒绝，他主张重新部署美国武装力量，减少“搜索和破坏”的作战行动，并把美国军队集中在人口稠密地区。他希望，越南军队要重新装备起来。假如渗透到南方的北越军队不再增加，他建议，美国军队每月削减一万人。至于美国的文职人员，洛克菲勒力主进行大规模削减。
7月26日，洛克菲勒亲自专门就美苏关系问题发表了演说。显然，他关心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着的形势。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自由化倾向的恫吓干预正变得日益明显。洛克菲勒说：假如苏联认为，甚至一个共产党政权的自由化—由那些毕生是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一次改革运动——会使苏联本身受到威胁，那么它所声称的希望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愿望，又怎能取信于人呢？”洛克菲勒讲的这一番话，显然表达了基辛格对这种形势的看法，同时他还说他觉察到苏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毫无疑问，新的、年轻的和更讲求实效的共产党人愿意使世界上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但是，也有较保守的、当官的党员似乎在与外部世界保持冲突中获致了既得利益。洛克菲勒说：“只有一厢情愿的想法才会看不清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不守诺言的记录，”但他又说，“现代的当务之急在于必须取得和平。”
如果苏联确实转变为倾向和平，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世界上将会出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洛克菲勒希望这种局面会产生。他懂得，任何一个美国人要对苏联制度产生影响，所能做到的是很少很少的。但是，美国本身却能做很多工作。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把美国所信仰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不是表达它所反对的东西。以前的反共产主义已陈旧过时，毫无用处。设想一种世界秩序，使之能取代被两次可怕的战争打破了的世界秩序，这才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光是口号和善良愿望是不够的，那种“和平共处”的号召使洛克菲勒兴趣索然。他说，在新时代里，必须有一种以更加密切同美国的盟国的关系、重新考虑美国的战略需求和大力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为基础的政策。他认为，军备竞赛提供了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极大可能性。没有理由继续支出这样庞大的军费。洛克菲勒说，同时美国和苏联应该有可能更紧密地合作，使它们的利益不会老是在第三世界发生碰撞。他说：
我们必须使苏联领导人明确意孤行地利用局部紧张形势—像1967年的中东事件那样—会产生不能接受的冲突的危险。”洛克菲勒说，如果苏联人表现出自我克制，美国（在他领导下）至少也将愿意这样做。更大规模的东西方贸易和更广泛的科学文化交流是当务之急。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用洛克菲勒的话来说：“我们的祖先开创了一种政治体制，美国就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把大陆荒野开发了起来。企望于我们这一代的是，同样地进行创业活动，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政治创造和经济建设。”他谈到与西半球各国的崭新关系，同时也谈到与西欧各国的崭新关系。在亚洲，他提议与意见经常发生分歧的国家之间扩大合作；共同的努力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持。他重提他早期许下的诺言说：“我要开始与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的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办法对付这两个国家，我们就能增进与他们调整关系的可能性。”洛克菲勒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以一种新的目的性和希望，就取得一项基本解决的方案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
洛克菲勒不愿使越南问题成为其政策的全部内容。他不准备全神贯注于这个问题。亨利·基辛格为他草拟了一整套纲领性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各种外交政策问题：欧洲经济共同体，柏林，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防务等。每个问题几乎都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基辛格在他公开著作中提出的观点。例如，在写到共同市场时，他竭力劝美国要让欧洲各国自行制订其解决方案；不断干预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的建议是否高明，可以从他向洛克菲勒提出的应采取何种立场对待共产党中国和苏联这一点上看出来。
关于共产党中国，基辛格指出，两国关系问题几乎总是提得不妥当。争论的问题往往是承认共产党中国和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基辛格说，这些提议都是“本末倒置”。正如许多国家所知道的，外交关系和承认并不能保证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他本人主张，美国应为美中两国公民之间更多的文化交流和商业来往作出努力。至于外交关系，他希望把当前在华沙举行的双边会谈作为“广泛探索的一个起点”。基辛格说：“我们应该不抱幻想地进行这样的接触：我们不能承担使大陆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较为正常交往关系的责任；中国必须使自己摆脱孤立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它自身造成的。但我们可以较努力促进这一天的到来，届时中国将认识到与外部世界结成合理的，建设性的关系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在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基辛格同样地直言不讳。他写道：“美国应该重新审查其有关大陆中国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的政策。我们首要的长期目标应该是维护国民党中国仍旧保有联合国成员国资格。联合国的其他国家，凡愿意这样办的，可以替大陆中国争取成员国资格。我们必须准备着，有朝一日共产党中国能够并乐于承担联合国成员国的职责。”
同样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明了基辛格在美苏关系上的建议。他驳斥一下子解决所有分歧的企图，而强调以相互克制为目标。他希望两国就某种“国际行动准则”取得一致看法，以免经常产生一触即发的危险。看来，这项建议同他处理两国之间具体分歧的任何一项较明确的建议是同等重要的。他希望扩大非战略物资方面的贸易，也希望广泛开展文化、科学交流。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就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系统的控制问题拟定协议。基辛格为洛克菲勒另外准备了一份有关防务的涉及到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文件。他希望美苏能削减它们在中欧的武装部队，并提请洛克菲勒看一看他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作建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的细节。他相信，当中欧的军事对抗的危险减少时，就会出现东西方联系更为密切的良好前景。基辛格总是担忧苏联对那些没有多少办法抵御外来干涉的国家的干涉，他写道：“美国应向苏联强调指出，对局部形势的干涉升级为大国对抗的危险。我们应当作出长期的努力，鼓励苏联为了双方的利益，利用它在中东和东南亚这类地区的影响，促进和平的可能性而不是惹起更大的暴力行动。”基辛格为洛克菲勒拟稿，好像洛克菲勒是一位当选的总统而不是共和党的提名候选的几个竞争者中的一员。这种情况在他探讨中苏分裂时更为明显。基辛格写道：美国应该谨慎地、超然地对待中苏分裂。在加深这种分裂方面，我们使不出多少力，但我们应该对两国保持完全自由的回旋余地，傅能利用各种机会。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应该维持在这样的程度上，即我们要保证与两国中的每一国的联络线路畅通无阻。
基辛格写作时似乎洛克菲勒之提名为候选人取决于他一样。他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次失败在8月份出现时，并不值得惊奇。尼克松阵营中邀请基辛格参加尼克松班底的试探者，没有受到基辛格很认真的对待。就他来说，这场竞选运动业已结束。新学期刚刚开始，他可以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同时再进行写作。春天和夏天曾经充满着冒险；没有理由认为在9月份开始的学年会与其他任何学年有任何区别。基辛格再次开始为了发表而撰写文章。夏末秋初，他腾出时间写了两篇论文。第一篇刊登在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名曰国家的议事日程一本集子里；第二篇是关于越南谈判的，刊登在《外交季刊上》。这两篇论文都重申，肯定并详细叙述了基辛格曾经为洛克菲勒提供的论题。1969年1月，基辛格进入白宫后，人们很仔细地阅读了这两篇论文。
基辛格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题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这篇论文，开头有一段话是“二十世纪很少平静过。自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危机的次数和严重性一直在增加。当代的动荡，虽然不如导致这种局势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给人以重大的启示，却具有更加深刻的革命性质…造成一个世纪的稳定的国际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崩溃了。暂时取代它的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基辛格说，这个时代在三个方面都是革命的：国际体系的参加国大大增加，它们的性质也已改变；它们相互影响的技术能力已大大增强；它们的目的业已扩大。技术助长了混乱，因为技术已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广泛有效的手段，从而“扩大了不安全状态，因为它使生存近乎是寄望于技术突破的偶然事件”。
各国国内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问题。基辛格相信，人们亲眼目睹，二十世纪完全实现了以法国革命作为开端的历史进程。政府只有在它们断言有人民的拥护作为基础时才具有合法性。他解释道，连现代的极权主义政权也是民主合法性的变体；这种政权依靠人民的一致，并通过巧妙地运用宣传和权力来达到他们的理想。基辛格说，民主革命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它把无可比拟的手段交给了一些政府，从而使一种新型的竞争变成可能。在民主以前的时代里，国家享有的权利是有限的；国家领导人即使拥有绝对权力也无法使用他们的“民主”继承者所能使用的那类手段。意识形态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体制的紧张程度。基辛格写道，当外交官对目的和方法具有一致的看法时，协议便非常易于达成。他说，在二十世纪，在大多数谈判中，“说明对抗的立场比解决对抗耗费更多的时间。一方看来是最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方看来却是最有问题的。”
基辛格意识到，世界已经变成军事两极化了，在今后十年内，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向美国或苏联的物质上的优越地位进行军事挑战。实际上，他预料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会在今后十年内日益增强而不是削弱。在基辛格看来，军事两极化引起了外交政策的高度僵化。但他又补充说，“超级大国的时代现在正接近完结”。军事两极化所造成的后果与人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不但没有阻止政治上的多极化，反而促成了多极化的局面。自认为受到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保护的盟国，感到没有必要“以顺从超级大国的政策来换取它的支持”。至于那些新兴国家，它们感到超级大国的对立保护了它们。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它们的民族主义使它们“日益大胆地坚持自己的意志”。基辛格认为，政治上的多极化不一定能够保证实现稳定。但是，政治多极化肯定要持续下去。这就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它在国际体系内的目的。
早先，一个国家把它统治的领土扩大到过去没有控制过的地区时，它的权力就增强了。现在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基辛格写道：“中国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得到的实际军事力量，要比假定它征服了整个东南亚所获得的力量更大。如果苏联占领了西欧却不拥有核武器，这要比在它现在的国界内而拥有现存核武库的力量要小。换言之，力量平衡的真正的根本变化，完全发生在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
基辛格坚持认为，由于实力成了更加令人畏惧的东西，它同时也变得更“抽象、难以触觉和难以捉摸了”。威慑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军事政策，它主要是依赖心理准则。基辛格写道：“信以为真的恫吓比当作恫吓的严重威胁更有用。从政治目的来说，对军事力量作意义重大的衡量是由对方作出估计的。心理准则与战略理论在重要性上互争雄长。”因为某些情况不曾发生，反过来就认为威慑是有作用的，但总难以证明是否避免了一次危险。在没有发起攻击的时候，总有人会坚持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人扮的妖怪曾被用来吓唬老实可欺的人。基辛格写道，在现代国家，国家安全似乎是很容易产生分歧的国内问题。任何一次使用武力都是为了阻止武力的再次使用。例如，他认为不论越南战争的结局如何，美国未必再次诉诸于这类形式的战争。
基辛格说，在现代世界里，不仅很难设想实力的概念或表达其确切形式，而且用外交手腕机巧地使用实力也是困难的。就是用随时处于准备状态的核武器，来做出要严肃处理某一问题的姿态，也不是容易的。事实上，人们是如何同敌人打交道的呢？基辛格认为越南战争已为这个问题作了清楚的解释。他写道：“不但在美国的决策机器中，而且在美国和河内之间，在相互联系方面发生了重大故障。过去五年间，美国政府发现要解释它所理解的胜利是什么含义，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一个进行反复商榷的无条件谈判的建议。然而我们军队的部署，就好像不曾提出过这个建议似的。这个部署全然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军队也许必须支持谈判，实际上我们把决定谈判时机的主动权送给了对手。离开外交政策的战略是没有效果的。”
如果世界在军事上两极化而在政治上多极化，那么，就要重新估价美国在战后头几年所建立的全球联盟体系，当时美国认为这种联盟遏制侵略是不成问题的。实际上在大西洋地区以外的结盟，从未很好开展。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实力是无足轻重的。相比之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经是一个“有生气的、有创造力的机构”，但今非昔比了。美国往常单方面改变政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种问题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超级大国优势地位的下降和政治上多极化的出现”。假如其他结盟在五十年代的失败是由于忽视了军事上的两极化，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六十年代后期的陷于困境是因为它不能适应政治上的多极化。
基辛格很强调，战后时期从开始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欧洲需要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政治稳定和军事保护”。他说，欧洲的政治家与其说充当了外交官还不如说充当了“院外活动者”。人们认为，他们的个人品格仿佛是最为重要的。基辛格写道：“出现了一种磋商形式，欧洲人通过这个形式，用称赞美国人恪守信誉，或者用比较粗鲁的说法，交替使用阿谀奉承和近乎苦苦哀求重新得到保证的手法，企图对美国的行动施加影响。”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基辛格指出，欧洲的经济复苏势必导致更多地恢复传统的政治关系。一度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似乎欧洲的团结建立起一种实力，足以与美国这一强国在类似平起平坐的某种基础上进行竞争。但是这种局面没有出现。相反，欧洲的团结受到了阻碍，而且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几乎处处左右着欧洲的安全政策。同时，由于苏联实力的增强，美国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保证就变得更成问题了。如果伤亡人数将达四千万至一亿二千万，很难相信美国会仓促投入一场原子战争。
基辛格写道：“大西洋各国的关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正常的，实则面临一种深刻的危机。”那些创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建筑师们，继续轻松愉快地谈论它的光明前景。基辛格说，这些人没有“考虑政治多极化这一现实”。马歇尔计划时期所存在的各种关系是不可能再现了。要恢复那些关系的任何企图都是可笑的。需要的不是一种新的军事安全计划，而是与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多极化政治状况相适应的“共同的政治概念”。基辛格估计大多数欧洲国家，不会准备执行一种全球性政策，这部分地是由于它们已非殖民主义化；这是完全没有考虑它们的资源问题。因此，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应当集中在大西洋地区的问题上，不能希望这种合作能对付整个世界的各种问题。正和美国曾经一度拥有丰富资源但并不愿意在全世界起作用一样，现在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国也处于同样的地位。只要欧洲人认为，美国人会单纯承担全部责任，甚至在大西洋地区范围内也是如此，他们就一定不会有分担责任的动机。经常提出的作为补救措施的谈判，再多些也于事无济。基辛格说，这种磋商至多起到缓和的作用。
基辛格说道，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同时采取行动，并且做得很出色，很有创造力。他相信，政治上的多极化有希望使新的创造活动不断涌现。他写道：“承认政治多极化或许是痛苦的，但我们可以从抗衡力量中获得好处，使我们不时要犯的急躁病受到节制，而且通过为我们提供历史远景，从而改变我们抽象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倾向。”基辛格偏重于“静悄悄地、幕后地打气”，而不是“增设一些形式上的组织机构”。各国之间的合作——欧洲提供了这种例证——并非因为有一种法律义务需要它们这样做，而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他主张各国关系应当以共同利益的新形势为基础，而不是过多地以详细规定的正式法律义务为基础。有必要更多地共同研讨一些理论，更多地分担军事义务。但仅有军事合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新型的政治合作。
改善与东欧的关系十分符合西欧几个国家的利益。基辛格感到，这种变化的主动性应首先出自欧洲，而美国则应处于很次要的地位。虽然苏联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表明它可能只打算给予东欧以有限的自治，但基辛格并不相信苏联会继续使用红军来对付它的盟国。
基辛格提出，在今后几年中“对美国政策的最深刻的挑战……（将是）哲学性的”。他不知道美国对这种挑战将作出怎样充分的反应。美国的实用主义习惯，同一切问题都应得到解决的一个世界，是非常契合的，而且据说，美国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不管困难有多大。这样一种态度造成了美国万能的感觉；这在当今世界上是毫无用处的。在基辛格看来，
现代的难题在于无所谓全面解决们生活在一个由技术、社会准则和制度各方面的变革所制约的世界里。我们是尽心尽力地在没有尽头的行程中前进，而不是向最终目的地探索前进。均势的最大问题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或道义上的。未来的形态最后将取决于那种远远超越物质上的力量均衡的信念。”
基辛格在懂得怎样与新兴国家打交道时，意识到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挑战。他认为，美国最好重新考虑它在新兴国家中的作用。基辛格相信，在包括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地区内，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政治稳定的关键。美国必须对政治合法性的含义理解得更清楚些。三分之二的人类所遭遇的事情，不能不使美国关心。基辛格说，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把美国的制度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去或者设法强加于它们。问题也不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基辛格说，相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树立一种道义上的一致，这能使多极的世界成为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基辛格理解，“难以捉摸的社会准则和信仰”有多么重要。他也懂得物质均势的前提发生了多大变化，这对调查心理均势的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基辛格相信，即使是敌意，也是复杂的。苏联，尽管毫无疑问它是美国的对手，但出于核时代的需要，它被迫谋求与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并减少全面冲突的风险。尽管在军事上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够困难的了，但在政治关系上还需要更高明的手腕。美国人乐于认为和平是正常的，失去和平则归咎于坏人所犯的过失。和平被看作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如若不然，则是外事方面温和领导的产物。这说明了为什么在美国“强硬路线派”和“温和路线派”进行长期的辩论。基辛格说，双方都没有理解这个问题。“鹰派”和“鸽派”经常争论时机问题。前者断言，苏联的演变或许是势所必然，但还没有发生；另一派则坚持认为，苏联已经发生了演变。鹰派对一切谈判均表示怀疑，鸽派则认为只要克服几个技术性的障碍就行了。
美国外交政策的左翼批评家，一方面对传统看法吹毛求疵，一方面认为在他们把美国的对手之一——毛、胡或卡斯特罗抬高到特别崇高的地位时就算提出了论点。那些极右的人则反其道而行；在他们看来，美国是绝对讲道德的；敌人是卑鄙的。基辛格说，左派和右派几乎完全凭着意图来下判断。他写道：“在这里，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柏林问题还是越南问题，更多的精力应该用在要不要参加会议上，而不是去注意一旦到了会场该做什么。关于共产党人的意图的争论，转移了我们用心研究自己的目的的注意力。在某些方面，献身于和平的考验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最善意地解释苏联的意图。”
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觉得不能冒核战争的风险，但这并没有导致自动接受缓和的局面。基辛格指出，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来，苏联和西方之间至少出现过五次缓和，但没有一次是持久的。每一次重新出现不妥协的时期，人们都把它归结于苏联强硬路线派的胜利。基辛格问道，为什么从不把它归结于苏维埃制度成长或变化的格调呢？西方总想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和“鸽派”之间存在着斗争。而使西方相信，有这种倾向是符合苏联的目的的，因为对苏联的意图抱有此种先入之见，会导致美国误入歧途，不去考虑它自身的目的。这应该是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正当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时，基辛格着手撰写他的论文。世界上许多地方，群情激愤。但他知道，早晚总会出现苏联的新的和平攻势。基辛格希望，美国不要再把调子的变化与内心的变化混为一谈。他想，努力加强盟国团结和努力争取缓和这两者并无矛盾。基辛格坚持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在他制订的与苏联谈判的方案中，他把重点放在威胁世界和平的具体问题上：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军备竞赛。即便在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之后，基辛格依然坚持他向洛克菲勒提出的主张。他关注的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世界秩序”，而这是以改善苏美关系为前提的。
基辛格谈到中欧的实力真空，西欧的实力下降，以及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国际舞台这几件事。仅这些事件就会带来许多麻烦。美国最好还是更坦率地反思自己，并使自身从它的虚构的事实中摆脱出来。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美国的“职责”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必须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根据我们的利益要防止什么？应当设法实现的又是什么？”有些人宣称，阻止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基辛格对这些人颇为不满。他说：“这会导致没有差别的全球主义，导致我们目标的混乱。”他接着说“抽象的侵略概念使我们成倍地增加了我们承诺的义务。但否认我们的利益与此有关，就会减弱我们履行这些义务的持久力。”美国处于困境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不愿根据实力和均势来思考。无论多么崇高的原则，必须在某些方面和实践相联系。基辛格坚持认为稳定总是与使物质的统治难以得逞的均势相符合的。他写道：“利害关系未必是非道义的；从有利害关系的行动中可以产生道义的结果。”他继续说：“新的一届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把我们承担的义务同我们的利益，把我们的职责同我们的目的联系起来。”
他说，美国不能再有实行全球性的计划，凡是美国曾经提出过补救办法的地方，它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能鼓励别人发挥主动性的结构。”我们需要的是新的创造性和耐心。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世界秩序的概念，这种世界秩序谋求比稳定更为远大的目的，但会使美国人自我克制，以免在他们接触世界时，好像凭他们的热情，几乎就能办好一切事情。基辛格不但担心这种“热情的爆发”，而且还担心许多青年的消极和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尤其担心的是美国青年中更富于理想主义的那部分人的伦理观念确实发生了变化。他看到“年轻一代中有许多人认为权力的行使与他们无关，或许还是不道德的”。基辛格写道：“服务这个观念虽还保持着强大的影响，但多半只是在同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面显然无关的问题上才能够这样说。和平队就是一个范例。关于自由的新的伦理观念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它与制度和秩序的观念无关，甚至是敌对的。人们把管理和操纵同等看待。把结构体制看作‘统治’的体系——而不是秩序的体系。在五十年代后成年的那一代人，通过越南战争开始了解世界政治。他们全然不记得美国支持的新的体制结构获得成功的事例，也不记得推动此类事业的动机。”
基辛格看到了美国人的心情在以权力为耻与夸大权力所能做到的事之间大幅度地摆动着。他写道：“否定权力的危险在于，它会引起虚无主义的至善论，这种理论藐视事物的循序渐进，凡不符合其乌托邦观念的事物就予以摧毁。过于关心武力的危险则在于，决策者会用一系列出于心血来潮的轻率姿态和独具一格的策略，对喧嚣作出反应，而在他们受到种种牵连时却又退缩下来。”
一个完满的、进步的社会会鼓励人们在熟悉的程序和概念的范围中活动。它谋求巧妙地利用现存体制。可是，世界上很多人发现，重要的现实不在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希望实现什么。基辛格写道：“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的物质财产的管理人，我们就会越来越不关心世界的事物。而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会有稳定，世界秩序的前途将会恶化。”基辛格呼吁“迸发新的创造性”，这不仅是为了别的国家，而是因为美国人，尤其是青年，需要它。这个由经理人员掌握的、适应消费者的、高度官僚主义化的现代社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对一种政治环境产生了近乎形而上学的厌烦，因为这种政治环境越来越强调官僚政治提出的要求，除了致力于物质享受以外，没有更为深刻的目的。”
基辛格懂得，美国的问题没有便利的补救办法，他不以为外交政策能提供解决办法。然而，即使在这个领域，也需要作出更多的非技术性的反应，这要依靠其他国家在追求共同目标时的合作。但是，最迫切的需要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基辛格在最后说：“如果我们不首先形成某种世界秩序的概念，我们将永远不能为建立一个稳定和具有创造性的世界秩序作出贡献。”
1969年1月，就在基辛格出任白宫职务之前，基辛格唯一的一篇有关越南的文章发表于《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是基辛格在尼克松邀请他任职之前写的。由于他担任新职的地位，基辛格曾经考虑过，要不要把文章抽回来。最后，他仍然决定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世。这篇文章大部分重申了他为洛克菲勒阐述的各种看法。他一开始就指出和平谈判的特点是“曲形的越南并发症，时而使人乐观，时而使人手足无措；先是兴高采烈，继则沮丧不已”。基辛格提出，无论每一方的论点如何有道理，一场激烈地进行了二十年，并使若干大国也卷进去的内战，是不大可能戏剧性地一举而得到解决的。他写道：即使存在着相互信任（这种商品是不会供过于求的），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掌握这些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困难，因而将造成谈判复杂化。
基辛格说，约翰逊总统在1968年的国情咨文中曾强调绥靖计划的进展很顺利，西贡政府的影响也日益深入地扩大到了农村。一周之后，春节攻势开始了。基辛格问道：出了什么问题？他说，问题在于概念上。美国坚持把战略和“国家建设”方面的传统准则，运用到并不适于应用这两者的场合。人们认为胜利是通过控制领土和消耗敌人而取得的。由于北越大部分的主力部队集中在中部高原地带，因而美国的大部分部队也集中在那里，同时还分布在南越边界沿线，以防敌人的进一步渗透。据认为，如果这两项作战计划顺利进行，则游击队的活动就会结束。目的在于使河内蒙受“不可接受”的伤亡，从而迫使北越人谈判。基辛格说，这个战略有两个缺点：它没有充分考虑游击战的性质；美国人所谓的“不可接受”的损失，河内看法未必相同。
基辛格解释说，在游击战中，目的不在于控制领土而在于控制居民。这部分地取决于心理因素。除非居民感到安全，不再害怕恐怖活动或报复，否则他们是不会合作的。美国的战略把它百分之八十的部队分布在只有百分之四的越南居民居住的地区。即使美国取得了军事成就，它也难以把它的胜利变为永久性的政治优势。美国地图标出了三类控制区：政府区，争夺区和越共区。但地图没有说明，大多数地区很少能归属为任何一方的专管区。西贡政府在白天或许控制一个村庄，但西贡的干部几乎总是在天黑后撤退到县城或省会里去，把村庄让给越共去控制。游击队有一个基本目标，即阻止政府权力的巩固。他们不需要控制一切，他们只需要随时指明，与西贡政府积极合作是危险的，就够了。基辛格写道：“我们打的是一场军事仗，我们的对手打的是一场政治仗。我们力图使对手受到物质的消耗，而我们的对手则着眼于使我们在心理上感到疲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视了游击战的那条基本准则：游击队不输就是赢。北越人运用其主力部队，就像斗牛士运用他的斗篷一样——为的是让我们向政治上的重要性微乎其微的地区冲刺。”当美国自豪地指出它所谓的杀伤比率时（这种比率并非总是不正确的），却对河内是否准备接受这种损失一言不发。
基辛格认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它所宣布的政治目标之间没有多大关系。美国的外交活动和美国的战略完全是各自为战。约翰逊总统一再宣布，美国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地进行谈判。这是把谈判的时机完全交给了对方。基辛格又说，美国的军事部署并没有为支持谈判进行妥善安排。为了适应谈判的目的，对这个国家的百分之六十地区实行百分之百的控制，要比对这个国家的百分之百地区实行百分之六十的控制要好一些。
美国的绥靖计划同样也有缺点。它应该保障居民的安全，在西贡和农村之间建立政治的和机构上的联系。美国的战略太不重视保护居民，而且没有建立把西贡与农村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基辛格指出，美国人虽然自称信奉唯心主义哲学，但它几乎完全依赖于物质因素。相反的，共产党人虽然坚持唯物主义哲学，但他们的许多成就得归功于“他们有能力对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基础这一问题作出答复”。
尽管在技术上，春节攻势是美国军事上的一次胜利，但从心理标准和政治标准看，它是西贡和美国的一次失败。美国和西贡宣称他们能够保护农村，但他们并没有能做到。越共从未这样说过，他们只是表明，他们拥有实力。他们占据了大约二十个省会，凭着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越共想表明，对于越南的老百姓来说，不存在安全地区。基辛格写道，春节攻势使美国军事领导人确信，他们不可能在约定的时间限度内，或者在美国人民准备给予的兵力数目内，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战略，开始保护居民区。基辛格写道，这就“使最终接受一种政治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并且标志着开始寻求谈判解决之道”。约翰逊总统3月31日的讲话，为5月份开始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基辛格在文章中谈到了双方发表的用以阐明问题的公开声明，也谈到了已经开展，但证明已经流产，或至少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秘密谈判。他说：“河内政府和美国的行动自由都受到越南居民的思想状况的限制，居民的思想状况将最终决定这场冲突的结局。”基辛格认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几乎和谈判的内容同样重要。他写道：“人们如何进行谈判，什么问题首先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些安排都是同问题的实质分不开的。”谈判各方都有戒心，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容易解决”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事先决定了最后的解决方法。美国对越南所关心的问题应该很清楚。
基辛格认为，1968年的局势与1961年或1962年出现的局势毫无相同之处，因为在1961年或1962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人为数还不多。五十万美国人投入战争意味着美国的“信用”摇摇欲坠。有人会根据美国在越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判断它是否有能力履行其承诺。基辛格明白，美国在越南所作努力的失败，只会使那些往往依赖美国坚定地履行诺言的人们感到沮丧。
“河内的地位，”基辛格说，“至少是同样复杂的。不过它所关心的事情不是全球性的。他们是排外的越南人（当然其中有对老挝和柬埔寨称霸的野心）。但是河内特别依靠国际环境。如果没有外国的物质援助，它就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河内还几乎在同样程度上仰仗世界舆论的压力。”基辛格继续说：“河内的生存余地如此狭窄，所以精打细算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小心谨慎几乎成了牢固的观念。它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依赖于对国际因素——特别是共产党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精确的估计。为了保持自己的自治权，河内必须在北京、莫斯科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巧妙地运用策略。河内不愿完全依靠共产党巨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是由于这两个共产党巨人分歧激烈，河内本来就已采取暧昧方针的强烈倾向，变得更加强烈了。概言之，河内施展策略的余地严重地受到了限制。”
基辛格意识到，苏联问题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苏联对河内的大规模协助使它成为越南战争的半参战者。如果河内赢得了彻底胜利，看来这将证实中国是正确的；中国一直认为，美国定会屈服于不妥协的态度。如果河内失败了的话，那就证明苏联没有能力保护共产党“兄弟”国家对付美国。而且，在整个东南亚阻挡中国影响的一道潜在的壁垒也会因而削弱。
由于有这么多彼此冲突的利害关系，基辛格并不期望迅速突破。好像问题还不够复杂，基辛格又在河内和华盛顿之间的“文化和官僚政治的风格中存在鸿沟”上大做文章。他写道“难以想象还有哪两个社会比越南和美国更缺乏互相进行了解的愿望。历史原因加上文化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越南人的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猜疑心理。越南自身的生存要依靠它以微妙的手段去巧妙地影响实力比自己强大的外国人，所以越南式的交往联络是间接的，用美国的标准来看，也就是转弯抹角的——这种手法使他们避免完全承诺什么义务，避免公开的实力考验。怕被人家当成傻瓜的这种心理，似乎压倒了其他大部分的考虑。即使美国接受了河内的最高纲领，其结果很可能仍要继续争执几个月，其间，河内还要捉摸我们是不是在‘钓鱼’，并弄清楚它是不是还可得到其他让步。”所有这些倾向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加强了，也为北越人的一种信念加强了，他们认为在1954年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上当了，并确信他们在战场上获胜的应得果实遭到了剥夺。基辛格分析了河内的谈判风格，并特别注意河内的“仔细的计划，微妙的间接的方法，乐意采用那种那含糊的语言，从而对敌人和朋友都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由选择余地”。与越共的军事战略相似，北越的外交也是循环往复地使用侦察和撤退。河内的行动很少是出于偶然的，连最呆板的交往也是为某一个目标服务的。华盛顿很不擅长跟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我们对个别事件进行实用主义的和法律上的剖析，已无价值。基辛格写道：“美国准备谈判的声明，不能保证目前存在谈判的形势，或者美国政府已经明确阐明了它的目标。”在华盛顿的官僚政治机构中，某些人把谈判与投降联系起来。而那些主张谈判的人往往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意识到这只会引起激动的情绪。于是，出现了谈判前态度非常僵硬，而一旦开始谈判，则又过分依靠从策略上考虑问题的倾向。美国人在会议的早期往往缺乏一个谈判计划，而趋向于随着讨论的开展想出一个计划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谈判的进展。
基辛格在文章中还谈到暂停轰炸的经验教训。美国在1967年9月宣布，它愿意停止对北越的空中轰炸和海上轰击，以换取同北越进行有成效的会谈并同北越对等地放弃军事行动。北越拒绝这项建议，坚持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华盛顿担心，如果轰炸一旦停止，从政治上看，美国很难重新进行轰炸。河内坚持无条件停止轰炸，正是因为它想利用这点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对于河内来讲，轰炸总是“不合法的”。河内坚持轰炸必须停止，而且停炸是不能附带条件的。基辛格写道：“河内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可以指责某种谅解受到了破坏，而‘合法地’恢复轰炸。最后，河内急于使它在南方的支持者获得一种印象：它已诱使我们无条件的停炸，以此作为胜利在望的一个象征。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让在越南的双方都相信事情是对等互让的。”
用了半年的时间来为一种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回报”下定义。最后，约翰逊在宣布暂停轰炸时解释道，河内知道它是不能“利用”停炸的。河内从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但它也懂得，如果它无视总统和国务卿所指出的要点，轰炸也许会恢复。美国坚持，西贡必须参加会议，而北越则为民族解放阵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国对此表示同意。基辛格写道：
从公开的资料中很难了解西贡是否曾经同意这个方案，是否理解我们的方案会使民族解放阵线取得平等地位。”基辛格对华盛顿和西贡之间形成的分歧感到遗憾。他写道：“显然，这里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不能把对谈判的否决权给予西贡。然而，西贡坚持在影响其国家的决定中有重大发言权，这也不是不合常理的。在开始实质性讨论的时候，就一个过去两年中我们一直在向全世界加紧宣传的立宪政府的地位公开吵闹，这不能加强我们在巴黎的地位。僵局表明，在特定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是太危险了，我们在谈判中取得更大进展前，我们需要对最终目标和怎样达到这些目标有一个一致的概念。”
基辛格提出，在谈判中，目标究竟应该是一步一步地逐项讨论，还是就某种最终目标达成协议。他担心前一种战略会造成僵局。例如，如果讨论停火——它等于确立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或讨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基辛格写道：“很难想象二十五年来彼此厮杀、陷害的两方能够作为一个班子合作共事，向全国发出联合指示。”如果越南人自己主动地谈判联合政府问题，美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阻碍这样的讨论。可是，美国不应该自己发起做这件事。假如美国这样做，只会促成西贡政权的垮台。
基辛格提议，首先就最终目标达成协议。目标一旦决定，再努力把协议的细节放进去。基辛格仔细地考虑了北越和美国各有哪些优势和弱点。河内是在熟悉的土地上作战，而美国则在远离其本国领土的地方打仗。河内比美国更熟悉当地的情况，并在计划军事行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显示了较大的能力。河内主要依靠世界舆论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同时相信这场战争不得人心，最终将迫使美国撤退。河内在军事上难以击败美国，它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迫使美国军队撤退。最后，河内需要更多的外国援助来赢得胜利，但它不欢迎对它的自治权造成威胁的任何援助。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使北越清楚，每当世界舆论转向世界其他地区时，它是何等的脆弱。基辛格说：“河内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既然它不可能迫使我们撤走，它就得谈判撤军问题。”
照基辛格看法，谈判的有利结局取决于对谈判目标有明确的解释。他写道：“美国承担义务的限度，可以分作两点来谈：第一，美国不能接受以外部军事力量来使南越遭到军事上的失败或者使它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第二，一旦北越的部队和压力消失了，美国没有义务用武力来维持西贡的政府。”基辛格写道：“应该集中讨论相互撤退外部军队的题目，并尽可能长久地回避谈判南越的内部结构。谈判越南内部结构的主要责任应由越南人承担，由他们去进行直接谈判。”基辛格认为，“把暂停轰炸与西贡参加实质性讨论联系起来，可能是不明智的，河内看来准备继续进行双边会谈，那就更是如此了”。他对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参加会议一事也表示怀疑，他认为，它们一参加就“引起了有关地位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最好还是放在一边；而且它们一参加又使讨论越南的国内结构难以避免”。但是，照基辛格看来，这些错误不致影响谈判循着他提出的方针进行。他又说：“华盛顿和西贡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可能证明是有益的，如果这种紧张关系能导致双方认识到：假若它们要进行有效的谈判，它们必须明确地正视那些根本问题。”
假如越南代表出现在巴黎（这是可能的），则应把四方会议看作为“主要是一个使两个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合法化的全体会议，而这两个委员会不需要正式建立，甚至可以在（一）河内和美国之间以及（二）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秘密地接触磋商。河内和华盛顿可讨论相互撤军以及像保证老挝和柬埔寨中立等一些问题。…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可讨论南越的内部结构”。基辛格知道，“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西贡政权一直反对把民族解放阵线看成一个国际实体而与之打交道，但他希望西贡政权会改变这种看法。第三个集会将是“对其他两个委员会（包括国际维护和平机构）所达成的协议作出保证和卫护的国际会议”。
河内为什么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呢？因为它别无选择。河内不能依靠它自身的力量使美军撤退，特别是如果美国采取不那么急躁的战略的话—这是一种更适合于保护并因其大量减少伤亡人数而能执行下去的战略。基辛格总结说：“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越南的冲突那样引起激愤。由于把越南变成了深仇大恨的象征，许多集团就无法达到它们自称要谋求的目标了。无论我们是如何参加越南战争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怎样判断，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对于实现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都一定会使某种力量跑出来把建立世界秩序的前景弄得复杂化。对待新政府必须是善意的，使它有机会去争取和平，从而使越南人民得到他们如此长期为之斗争的东西，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对于任何一个已经注意到洛克菲勒有关越南战争的竞选演说的人来说，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看来只是这个人已经听到过的东西的一次核实。不这样，情况又会怎样呢？春季和初夏发生的事件迫使基辛格拟订了一整套处理越南问题的具体建议。当他以本人的名义就这个问题著文时，他除了重提早先建议洛克菲勒讲的话以外，没有再加添其他内容。一个大胆的报刊评论员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理由预料，理查德·尼克松会受亨利·基辛格观点的影响。在1969年1月20日，是不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基辛格的职位本身不能保证有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