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深思
十多年来，基辛格写下了很多论述战略与外交政策的文章——大都以当代为背景，有时也写些年代比较早的历史题材。这个多产作家一到1965年却出现了写作突然中止的情况。虽然《麻烦的伙伴关系》是在1965年4月问世的，但该书在约翰逊于1964年击败戈德华特之前好几个月即已脱稿。就在约翰逊取得1964年11月的巨大胜利和1968年3月宣布不再参加竞选为另一任总统的决定之间这一段时间里，基辛格写得比以往十年中任何时期为少。在这个时期里，他仅仅发表了两篇新的重要文章。未有新书出版。除了一本战略问题的论文选集和几篇根据以前发表过的材料主要为外国报刊撰写的小文章之外，这就是基辛格差不多在四年中所发表的思想成果的全部了。
人们是怎样解释这种产量降低的呢？对一个不熟悉情况又胸无成竹的传记作家来说，或许会从基辛格生活中纯属个人的因素出发，寻求可以解释其发表文章的数量突然急剧下降的原因。他毫无疑问地会注意那些使基辛格的婚姻破裂，以及使他在六十年代早期遭受困苦的原委。甚至这位作家会挑中肯尼迪当政早期基辛格在华盛顿所处的逆境而大做文章。然而，他肯定感到茫然不解，即所有这些其实都不是使基辛格的写作骤然减少的原因。前已指出，在肯尼迪年代里，没有明显的下降。因为在肯尼迪执政期间，除了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工作极为繁忙的那段时间以外，他的作品照样是丰富的。
既然如此，人们又怎么解释他在约翰逊年代的沉默呢？是不是他在哈佛大学的新任务耗尽了他的精力呢？那里并没有使他的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事实上，还可以这么说，他在1964至1968年间，在哈佛所享有的自由要比五十年代初期以后的任何时期为多。1965年至1966年间是他休假的一年，他留在坎布里奇，以部分时间编写一本教科书的约稿，此外没有其他负担。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得以自由地选读他所喜欢读的书。他又重新阅读哲学书，并开始考虑研究历史。他把注意力转向十年前着手的关于傅斯麦的外交政策的初稿，并考虑是否应该把它完成。他广泛地阅读外交史。当他1965年8月结束国际问题研究班的课程后，他知道可以有一年时间在哈佛大学没有什么任务。他就接受他的知心朋友，当时正任美国驻西贡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的邀请到南越访问。基辛格对越南的知识非常贫乏；洛奇认为，尽管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也会使他对那个国家和美国在那里的政治、军事问题有所理解。
基辛格在越南从1965年10月15日一直到11月2日。他会见了南越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包括阮文绍和阮高其、指挥第一和第二军团的将军，以及建江省与永隆省的长官。此外，他还会见了政府各部的部长、宗教界领袖——佛教的和天主教的，以及一批过去曾任显要职务的南越政客。他参观了万幸大学和顺化大学。洛奇大使并将美国在这个国家从事庞大军事活动的许多负责人物介绍给他。他同主要的陆军军官以及负责中央情报局和国际开发署工作的那些人见了面，听了不少情况介绍，并有机会巡视了西贡以外的农村。基辛格对美国官员惯常使用的许多毫无意义的词汇不禁失笑。所谓安全地区，一般只指这些地区在白天一定时间内是安全的；所谓“绥靖区”是指有时候仅仅在负责军事行动的美国官员悬挂的地图上是绥靖的地区而已。基辛格把他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洛奇大使。他天天记日记，但从未想到要发表或给人传阅。在南越的十八天并未使他成为一个“速成的越南通”。
休假年的其余日子很快就过去了。1966年夏天，他重新担负起他那国际问题研究班的教学任务，但中断了一段时期，再一次应洛奇的邀请，匆匆地去西贡跑了一次。1966年7月的这次访问不到两周；在7月16日到7月19日这几天，他又跟许多在上次访问时所见到过的同一类人物见了面。他再一次到了他在去年秋天访问的那几个省，还去了他以前没有去过的另外两个省——边和和边亭。他同威斯特摩兰、兰斯代尔和尤班克等将军，当然还跟他所认识的许多南越官员谈了话。他的第二次访问证实了他早先的许多判断，但他比以往更深地体会到，他对越南问题只知道到一些皮毛；因此他不愿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9月底，他兴致勃勃地返回哈佛大学继续执教。他彻底地修订了他这门课程：政治学180—国际政治绪论，他自执教以来，第一次对大学生的反应感到满意。他重编了书目，并介绍了他在休假年中所专心致志研究的某些历史课题。他作为一个优秀教员的荣誉，主要来自他在哈佛大学最后几年中得到的好评。他在研究班上取得的成功，是他一向的成功之处，因为他擅长于组织小组讨论。这些说不上繁重的任务不能解释他的学术著作数量突然下降的原因。也不能把这种写作的减少归咎于接待外国宾客，出席国内外会议，或应邀公开讲演而占去了他的时间；诸如此类的活动，过去从来没有妨碍过他的写作。
那么，是否可以把写作的减少同他答应和北越进行秘密谈判（通过法国人的居间斡旋）一事联系起来呢？这些原来由帕格沃希运动提出的和平倡议，稍后就把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牵连进去了。基辛格负责同前往河内的两名法国使者进行谈判。此项使命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它使基辛格对越南局势的困难重重有了新的认识。谈判占用了他1967年的整个夏天。这些能解释他在那一段时期里的沉默，但仍解释不了他为什么沉默了四年之久。
基辛格的沉默不能用担任此类职务来解释，也不能解释为他过去从未显露过的一种沉默。他不写，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无话可说。基辛格只是在有一项美国外交政策要批评时才写作。无论是艾森豪威尔年代的不完备和不恰当的外交政策，在某些地方显得如此僵硬和愚蠢；还是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尽管显得更为华丽，但在基辛格看来，却隐藏着其他的缺点。这些才是值得讨论的题目。1965年以后，美国没有什么外交政策，有的只是一项越南政策。
由于政府完全专注于越南问题，它事实上已忽视了其他一切外交政策问题。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走，每天有几百份电报要研究，高级内阁官员经常出差，总统本人多次出访——然而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没有提出新的创议。它只是靠肯尼迪时期留下来的残余过日子，而这些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艰难了。外交事务日益失去生气，约翰逊则枯守白宫，这是自从1937年罗斯福发表名闻一时的、要求与侵略国断交的隔离免疫演说之后从未有过的情况。政府的官僚机构只知忠于职守，使国家机器在约翰逊领导下继续运转，但越来越说不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目标究竟是什么。
在外交领域内如果还有点政策的话，那就是它不得不同越南打交道。这方面的决定制订出来了，也加以修订了，并且还按期公布了。那么基辛格何以不谈谈这些政策呢？他的沉默是否意味着他基本上同意政府的行动呢？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很简单：直到约翰逊政府的末期，基辛格对于这个问题不表示权威性的意见是由于他对这个问题不够了解；他不习惯于对未经深入研究过的事情撰写文章。即使在第二次去越南访问之后，他也没有自认为对东南亚的了解超出一般肤浅的认识，他不像有些人只是去过一趟就变成了“行家”，也不像某些人以为依靠报纸和“情况介绍”就行了，基辛格深感对这个课题必须切切实实地作进一步钻研。他不断学习——但在1965、1966、甚至1967年，他感到还没有达到非表态不可的地步。只有到了1968年，洛克菲勒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才迫使基辛格拟订出和明确地谈出对越南的具体政策。他把这些政策纳入既包括中国也包括苏联在内的更为庞大的格局之中。
洛克基勒的竞选运动给了基辛格讲话的动机。从六十年代早期以来，他对自己和其他外交事务的权威人士能否发挥作用，越来越感到可疑，特别当他们对现行政策表示不同看法时更是如此。一个人写的书有人买，一个人写的文章有人引用，这都使作者高兴，但在外交政策领域里能否起影响，不能单单依靠这种标准来判断。基辛格希望看到他的建议能被采纳。他知道事实上其中能全然迎合外交政策制订者心意的却极少。他势必要考虑在政府外面，是否可能在制订政策方面起一定的影响。一个外交政策评论家能指望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买过他的书的人又有几个曾认真地读过这些书呢？有哪一些政策的改弦更张，能归功于他的著述呢？
在约翰逊当政期间，基辛格对他本人和他的职业更加深思熟虑起来了，他更不愿写有关当前的政策问题的论文。他更勤于读书，他看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料，也研究了何以1914年7月的外交活动会导致灾难并且还一般地浏览了国际关系问题的文献。他突然感到，他对很多同事的著作还不太熟悉。为了完成编写教材的任务，他重温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一些较古老的理论。他发现自己又读起哲学教科书来了。这对基辛格说来是个重要时刻。他感到他自己正在待机而动，虽则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他最终要走哪条路。假如洛克菲勒能够进入白宫——这在1967年末期来看不是全无可能——那就一定会给他新的生涯创造机会。但是他对政治局势的深刻理解使他懂得，他自己的哲学观也证实了这种判断，即一个人是不能以这样的偶然事件作为拟订一生计划的基础的。如果洛克菲勒不能得到提名（看来也将是这样），那么，前途将是继续从事教育，这种生涯为他提供了新的乐趣（特别在教授大学生方面），同时伴随着所有以往的沮丧之感。基辛格虽在坎布里奇有几十个相识的人，并且参加了难以计数的学术会议和研究班，他仍然感到孤立。哈佛大学对他来说，还是多少有点问题的。他喜欢待在哈佛，但很难接受这所学院对它自身所作的评价。他仍然像他过去那样，不过是一个局外人而已。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撰写全国上下都不感兴趣的外交政策的文章（这个国家以及它的政府眼睛里只有一个越南问题），于是他开始思考一些更大的课题。他又重新思考更加普遍的哲学问题，而这原是他较年轻时的爱好。
基辛格在当研究生时所开创的探究问题的方法，可以从一篇在1966年4月刊登在《第答勒斯》上的名为《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的文章里看出来。在他看来，一个“革命的时期”与一个“稳定的时期”之间的差别仍然是根本性的。在稳定的时期里，一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并不完全决定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人们可以说：国内政策的终点就是外交政策的起点。基辛格认为，稳定时期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比赛规则”取得一致的看法。历来的外交传统允许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对话，那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正当的，有着共同的观念。这些条件在一个革命的时代里便行不通了，讲话也困难了；甚至常常弄不清楚意见相左究竟是为了什么。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在这种时期，“一方以为极明白的事情，另一方却认为大有问题”。
基辛格认为一个社会对它的外交政策问题的理解，是和它的国内结构与经验密切相连的。他知道，在决定“构成一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用什么准则会‘解决’它时，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内对正义的看法，反映制订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压力，也反映构成领袖人物登上显要地位的经历”。基辛格坚信这三个因素都很重要，但特别强调最后一个。除非人们能够理解在一个特定国际秩序中斗争着的各种社会里的领导的性质，否则就不可能理解所提出的问题，所采用的论点，和所作的让步。
基辛格反复讲到他在学者生涯早期所坚持的一种看法，他说：政治家在外交事务中经常需要依靠猜测。他写道：“当采取行动的范围极大时，而据以采取此种行动的知识却很少或模糊不清。当知识可以掌握时，影响事变的能力又往往极小。”为了说明他的论点，他选择了希特勒的例子；他写道：
1936年，没有人知道究竟希特勒是个被误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一个狂人。等到事情弄清楚时，已经付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据基辛格看来，在革命时期，进行猜测的需要比任何时期更为迫切。在这种时期里，国家体制日趋瓦解，对未来作出预计更有必要。基辛格若明若暗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现代官僚机构能否产生这样一种对未来的预见，或者能不能认识到，当领袖企图这样做时，它们必须不加干涉。
当基辛格考虑国内事务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他不厌其详地认真考察了两个因素—政府的行政结构（他实际上是把它和官僚机构等同看待的），以及领导集团形成的经验。两者同等重要。基辛格认识到，核时代的危险使政策的制订具有新的重大意义。基辛格写道，一般都主张制订计划，因为大家认为，这样就可以有较大的预见性，并从而取得较大的客观性。官僚机构十分珍视这两个性质，因为它们是处理例行公事的利器。基辛格写道，当官僚机构能把它们运用自如时，他们便听任别人去创新立异，听任别人去处理那些预料不到的局势。然而当官僚机构的例行事务处理不好的时候，官僚机构就给别人找麻烦了。在基辛格看来，如果官僚机构所规定的例行事务并不包括最重大的一些问题在内，或者规定的行动方式已证实不能解决问题时，官僚机构就成为一个绊脚石。一旦出现此种局面，就需要最高行政当局出面干预。要使官僚机器很好运转，极费时日，以致没有机会去考虑某些特殊政策的得失。基辛格写道，此外，在谋求“客观性”方面，目的与手段常常混淆一起；“注意力往往从政策的抉择—这是对政治才能的最终考验—被转移到情况的积累上去”。宝贵的时间已经失去了，等到官僚机构最后准备行动时，可以有所创造的机会已完全消失。基辛格解释道，所有官僚政治都存在这种危险；像苏联那样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政治气候下办事的官僚机器固然如此，像美国在更富于实用主义色彩的背景下办事的官僚机器也未尝不是这样。据基辛格看来，在实用主义社会中，官僚政治的危险特别大些。基辛格写道，就美国而论，“把目前熟悉的东西引用于将来，往往就算是订下了计划”。即便那些比较着重以意识形态定方针的官僚政治也存在问题，譬如在苏联，“理论已经成为法律，注释代替了革新”。
基辛格看到，作出决定的过程可能变得极为复杂，甚至在官僚机构内部先达成协议，居然比协议本身的主旨还重要。尽管很多行政负责人明明知道存在这个问题，也承认它的重要性，但很少人能对它有什么办法。另外，由于经常在口头上大讲制订计划，计划工作人员大大增加了；据基辛格看来，这些计划人员进行工作常常是“闭门造车”的，而计划被采纳亦无非因为大家都知道接受后就万事大吉了。基辛格写道，计划工作人员拼命想使自己“有些用处”：这使他们简直无法提出什么新的概念来。他说明，“指派某人或某个小组，规划未来，这是一回事；至于为他们提供条件，鼓励他们对更深刻的历史、社会及经济趋势有所理解，那是另一回事了。”紧接着说：“在寻求客观性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就是把未来看作为当前的一个翻版。可是，真正的革新必然与现行的准则背道而驰。现代官僚机器左右为难之处即在于，尽管每一个创造性的行为是孤立无援的，但并非每一个孤立无援的行为都是有创造性的。”
基辛格看到，在一个技术先进的社会里，制订政策的问题是如何复杂。他写道：“关键问题常常可能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不为人们所认识。可是，一旦决策机构制定了一项政策，那就很难再去变更它。”基辛格看到，凡领袖人物要在政治上站得稳，特别是在那些高度官僚政治的社会里，就得靠他们能在相当短暂的期间内实现其目标，而不必计较这些目标是如何达到的，或这些目标是不是正当。使官僚机构经常情绪饱满——使它们感到它们的所作所为没有经常被否决掉—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大要求。如果政治领袖经常插手并否定官僚机构的作为（这点常常难以办到，因为政治领袖难得对情况有足够的了解，满怀信心地如此去干），这会挫伤官僚机构的积极性。政治领袖通常对这点有足够的了解，不敢冒昧一试。基辛格写道，结果是官僚机构越来越趋向独立；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官僚机构也具有一般的能力，这却使它日益轻视行政领导人，因为领导人无法了解它所知道的东西。基辛格写道：“在许多领域中—战略是其中主要的一例——作出决定的人很难在一个问题上花费上几个小时，而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们却可耗上几年。”最后的决定往往较少地依靠知识，而更多地依靠向最高行政领导人简要汇报时，能把事情说得使他们很快领会的本领。但是，为了取得简要汇报的效果，虚夸的作风又助长了起来。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东西未必都一律正确，许多正确的东西当第一次听到时也许并不以为然，而再听第二次的机会又很少。简要情况介绍中的夸张手法可能使决策者留下一种受了哄骗的痛苦感觉，特别是当他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基辛格很清楚研究工作人员提出来的许多分析是多么复杂和抽象。他认为，很多说明都疏忽了“在危机中作出决定时所处的紧张状态这一问题”。基辛格解释道：“对政策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还要看能否在紧急情况下予以执行。”实用主义的行政领导人跟“研究人员或计划工作人员的爱讲理论”发生冲突，是屡见不鲜的。而且，行政领导人经常需要在官僚机构中相互对抗的派别之间充当调解人。行政领导人不但不发挥领导的作用，把自己的观点影响别人，反而有变为他的顾问们的俘虏的趋势，即使他察觉到他已被官僚机构所“包围”，也没有多大办法可想。也许他可以试图置身于官僚机构之外，把自己解脱出来；但这只会使他怀疑；似乎他在随意作出决定。对国内适用的政策，在国际关系上也同样适用，基辛格写道：“作出决定是如此煞费心机，也正是制订政策中的这种苦痛对传统外交的相互让步起了牵制作用。”
联盟意味着国家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目标，但由于官僚政治的种种因素，在联盟内部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已相当艰难。互相对抗的国家或集团之间，问题便更加尖锐了。基辛格写道，革命一旦在一个国家取胜并建立制度时，它就按照自己的既得利益来建立行政结构。意识形态常常继续存在于作出行政抉择时所用的标准之中。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在各种官僚机构内部助长了巨大的僵硬性。一般而言，要使一个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国家和一些受官僚政治支配的国家进行谈判，那是极端困难的，它们的先入之见是完全不同的。基辛格写道，在现代世界里，技术上先进的国家一般都机构臃肿，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还缺乏一个最基本的、有效的官僚机构。这应视为造成国际上动荡不安的另一个因素。
基辛格把现代世界上的领导分为三种类型：官僚政治和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的和以信仰作号召的。美国的领导集团主要是官僚政治和实用主义的类型，他们用“就事论事的，实用主义的，并且还有点机械的”方式来对待政策。这种方式容许长时间的拖延，因为他们一般认为解决的办法早晚总会出现。也不必担心政策决定过程的拖延会带来难以补救的灾难。基辛格写道，这样的趋势是把每个问题都分割为若干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分别交由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具有特长的专家去处理。至于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如何相关联，那就几乎无人问津了。基辛格写道，技术性的问题易于受到更加密切的注意，并因处理比较得法而收到实效，纯政治性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基辛格的解释是“处理猜测性的趋势所用的那些准则，没有像处理当前危机所用的准则那样地成熟。”他接下去又说：“实用主义，至少就其公认的形式来说，关心方法比关心判断为多，或者，它宁可把判断贬低为方法论，把价值贬低为知识。”法律和实业界在美国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这只能加强这样一种趋势，即：宁愿跟实际问题打交道，而不愿处理假设性的问题。基辛格写道，计划，就其性质来说，是假设性的，律师的确不善于思考这类假设性的问题。其结果，就只会加强美国国内早已存在的把外交政策和解决当前问题等同看待的强烈倾向。只有在事态发展到非解决不可这样一种压力之下，才会去处理问题。当政府终于决定行动时，官僚机构的各个部门就乘机尽力用极其过火的口气来陈述各自的问题。由于最后结果有赖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官僚机构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想放弃自己的固有观点。基辛格反对这种做法有很多原因；他特别指责这种做法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着重长远利益。他写道：“由于辩护会带来好处，制订政策的过程就变成了在特殊利益集团之间进行一系列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比较适合于国内政策，对于外交政策就不那么适合了。这种做法忽视长远利益是因为行政部门里不会有人出来为未来说话，所以，在审议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反对派人物。”
基辛格认为这种种倾向，体现了美国外交活动上的许多特征。在一次特定的谈判开始之前，以及当某一问题在外交议事日程上不能占据突击的地位时，政府总不大乐意表明自己的立场；一旦确实知道谈判即将开始，一下子又手忙脚乱起来。谈判的任务只在于阐明立场—几乎是任何一种立场。因此，当然认为，除了成功之外，谈判别无其他目的，既然失败被看作是谈判小组能力不强的反映，这就大大地鼓励他们去制订可以接受的政策。基辛格写道，美国人似乎总认为谈判的失败应归之于个人的过失，而决不容纳这样的意见，即某一问题可能有种种内在的困难，以致几乎不可能在一次讨价还价的国际会议上得到解决。关心达成协议竟到了如此压倒一切的程度，一切长期打算都放到脑后了。谈判人员——通常是学法律出身的——往往把当一个调解者看作为特殊的美德，他们的主要目的便是求得和解。基辛格对具有这种素养的人是否适合担任外交工作表示疑问，他也完全不相信实业界的经理人员从事政治谈判一开始便能得心应手。法律界与实业界是招收外交人员的两个主要基地，而基辛格对两者都表示怀疑。他解释道，绝大多数企业经理人员懂得如何把明确规定的职能协调起来，这些本领“在企业界能相应地发挥作用，因为在那里，经理人员常常（可以）用果断精神、长期经验和广泛的私人交谊来代替思考能力”，但这些本领在国际事务中便使用不上；在革命时代的谈判中可就特别不相称了。
基辛格写道，美国人不大关心长远问题。他们宁愿在“危机”已经出现和正在形成时去处理它。决断常常大多是在把对立的观点加以调和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某些人的个性和个别人的擅长辞令等偶然因素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审议中容许反对方面提出诘难的法律程序，使大多数问题都要用文字叙明。对于其中存在的细微差别，并不重视；对看来好像丝毫无关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也比较差。对历史既不十分尊重，也无多大感情。很少把国家看成为各不相同的个体，倾向于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而抹杀它们之间的差别。基辛格又说：“由于我们的许多政策制订者首先提出的是出现在本人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往往是富于奇谈轶闻意味的东西。他们十分重视人们的言论，至于如何从国内结构和历史背景的角度去研究一下这些言论的意义，相对地来说，就很少注意了。”
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领导同目前苏联的领导仅仅在表面上略有相同之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上的约束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真理的标准，接受它的准则的人们相信它的理论对制订政策是有作用的。基辛格解释说，共产党人的自信来自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马克思主义使人们有可能理解历史，而这是其他法则无法做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承认“客观”因素，他们很少考虑个别人的善良愿望；他们对那些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人毫无兴趣。他们坚持不懈的要求是绝对安全；他们觉得很难同那些他们不能控制的局面共处下去。基辛格在重复他的关于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对其他一切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这一观点的同时，指出：“一项看起来似乎是防卫性的外交政策很容妆涞糜胍幌罟致孕缘恼呶奚醪畋稹！被粮裥吹溃骸叭绻谖鞣降纳屏荚竿鸵恢质导世嬷渥鞒鲅≡竦幕埃≡窈笳叩难沽Ρ厝徽忌戏纭！倍岳方痰睦斫饴承判牡墓膊橙耍衔橇私獾蟹揭鹊蟹阶约毫私庾约焊赋埂Ｋ遣辉赶蚋鋈巳貌剑鞘紫瓤悸堑牟皇鞘鼓骋淮翁囟ǖ奶概腥〉贸晒Α；粮裥吹溃üＯ盏摹⒂惺笔遣斜┑姆椒ā３０糯尤馓迳匣蛘叽庸倭耪位股习阉械腥舜莼佟〉谜ㄒ院螅鞘恰叭娜獾模敛欢榈模σ愿暗模钪饕模鞘芤恢智看蟮淖非笕Φ脑竿沟摹！庇捎诨骋捎氩恍湃沃渥潘枪诘恼喂叵担蚨撬坪醪换岚淹獠渴澜缈闯珊苡焉频摹Ｋ且膊黄笈未油獠渴澜绲玫蕉嗌俣鳎詈媚鼙３忠欢ǖ木嗬搿？
基辛格写道，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睦友好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应存在民族或国家的敌对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敌对关系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照理应该是兄弟般的友好和和平的。因此，当他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那是当作内部争论来处理的。实际上却不然，反对派受到排斥和谴责，并且动用一切力量来摧毁反对派。于是意见分歧便很快变成分裂：例如，苏联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就远远超出共产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任何一次斗争。
基辛格写道，在共产党世界中，在那些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变成法律的国家和那些受革命热情支配的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法律的苏联，也同样存在着一定形式的实用主义，当然，它跟美国流行的任何一种实用主义很不相同。基辛格说道，即使一个共产党的社会已变为实用主义的社会，从理论上思考问题仍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承认，凡是概念性质的问题都应给以一定的重视。即使官僚政治化与实用主义会让一个共产党社会丧失它的部分锐气，但这绝不会把共产党社会变得像那些非共产党的社会。某些人预料西方社会同共产党社会将越来越相似，基辛格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他们仍会截然不同。就他期待一个共产党社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而言，他预计，那只有在官僚政治程度较轻的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这种变化；后一类国家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但较少地受既定的程序所约束。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基辛格说，这只表明凡行政结构尚未固定化的地方，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种革命的和具有非凡的领袖魅力的领导，对美国的实用主义或苏联的意识形态都感到无甚用处，基辛格在考虑这一类型的领导时，强调了它的原则的严肃性。这类领导人不注意物质上的利益；他们决不为此项毫不足取的目的而冒险。基辛格写道：“如果卡斯特罗和苏加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他们的才能原可保证他们在他们所推翻的社会中青云直上。使他们认为值得为此牺牲的是对未来的远见——亦即追求政治权力。对革命家来说，有意义的现实是他们正在努力奋斗的世界，而不是那个他们正在推翻的世界。”基辛格认为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袖人物如此难以交往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世界事务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他写道：“西方有一种倾向，即认为新兴国家的紧张局势是由于经济活动的水平低。倍蕴岢⒄咕玫男依此担岣吖褡懿邓坪蹙褪钦挝榷ǖ墓丶Ｋ巧钚牛庀钊挝裼Ω玫玫叫滦斯业恼瘟斓既说氖紫瓤悸牵阉魑饕贫Α５酉氯ニ担骸啊院芏嘈滦斯依镆孕叛鱿嗪耪俚牧煨淅此担梅⒄沟比徊皇遣皇芑队模欢獍阉堑男坌淖持鞠拗圃谝桓鎏〉奶斓刂辛恕＞梅⒄怪荒芡ü郝摹⑼纯嗟母叨燃际跣缘拇胧┎拍艽锏剑飧《懒⒌亩氛兴〉玫挠⑿垡导ㄏ匀徊煌＞梅⒄沟某晒美词鞘只郝模膊荒芪敲飨缘厥髁⑸＜偃缈ㄋ固芈薨凑漳切┨岢梅⒄沟睦砺奂业慕ㄒ槿プ龅幕埃淦淞恐荒芟Ｍ诩甘旰罅斓计鹨桓鲂⌒〉慕焦摇蛐砭拖窦永毡群Ｉ系囊桓鋈鹗慷选Ｕ庖荒勘晖斓家怀≌隼∶乐薜母锩那熬跋啾冉希拖缘锰煨×耍疵庑宋端魅唬踔量赡芏钥ㄋ固芈奘遣幌质档摹！？
基辛格还提出：经济发展往往只会加剧国内政治上的动荡。他又提出：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会利用外交政策作为摆脱他们无法解决的国内问题的一种手段，这是达到内部更大团结的一项策略。具有非凡的领袖魅力的领导人并非不知道这样一种策略所带来的好处。这样做也并不包含很大风险。主要的大国不至于对新兴国家使用武力；一般而言，他们甚至不想利用新兴国家国内结构脆弱这一重大弱点。
一个国际体系包含着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风格又如此不同，这个国际体系必然是不稳定的。对这样有重大分歧的领导集团来说，哪怕是鉴别一个问题的性质，也很难意见统一。在基辛格心目中，二十世纪还谈不上是政治家大展宏图的时候。既然有这么多的原因使大家看重“短期目标”，同时“国内需要办的事又随时要去完成”，这意味着长远的目的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用主义的与意识形态的两类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官僚政治机构，剧烈变革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具有非凡的领袖魅力的领导人领导下的还不存在官僚机构来阻止变革的国家中，基辛格把那些居于领导层的政治家们看作是“走钢丝的艺人”，稍有闪失就会“从高位上摔下来”。要使各式各样的体系步调一致，并从中取得协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基辛格知道协议是刻不容缓的。令他怀有希望的一个理由是，避免一场核战争的浩劫符合共同的利益。核战争的危险固然并不对所有国家起着同样的约束作用，但无论各国的内部结构或领导集团的性质如何，大家都承认这一点。基辛格深信，随着技术与科学的传播，从长期来看，将会出现一种共同的文化，他设想这会孕育相互依赖的局面，但他决不为此而乐观。基辛格又回到他早在十多年前形成的看法上，他对由两种人物（“政治家”和“先知”）代表的两种主要的领导风格（“政治的”和“革命的”）作了如下的评述。
基辛格写到政治家时说，他“操纵现实；他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他觉得不仅有责任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有责任设想最坏的结果。他对人性的看法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意识到许多宏伟的希望已落空，许多善良意图无法实现，也意识到自私，野心和暴力。所以，他倾向于为任何一种可能作好两手准备，这是因为，即使最卓越的主意也可能半途夭折，最动听的言辞之中也会隐藏不可告人的动机。他宁可力求避免进行某种试验，倒不是因为如果试验成功了，他会反对这些成果，而是因为，倘若试验失败了，他觉得他应为之承担责任。他对那些把外交政策个性化的人表示怀疑，因为历史教导他懂得那种寄托在个别人物身上的结构是脆弱的。对政治家来说，渐进主义是稳定的要素；他代表着一个政绩平平、变革缓慢与建设缓慢的时代。”
先知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人物，基辛格解释道，他“关心操纵现实少，而关心创造现实多。他对可能做到的事情，感兴趣少，而对‘应该’做到的事情感兴趣多。他把他的预见作为标准，把他的虔诚的信念作为保证。他相信总体解决；他全神贯注的是目的而不重视方法。他深信人是可以完善化的。他的处事方法是不合时宜的，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更。他反对渐进主义，认为那是对环境作不必要的让步。他愿意冒任何风险，因为他的远见对他来说是最有重要意义的现实。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他对人性的更为乐观的见解却使他比政治家更不能容人。如果真理是既可知又可及的，那只是因为不道德或愚蠢才会阻止人们去认识它。先知代表着意气风发、变革剧烈、成就伟大但又灾难深重的时代。”
基辛格看到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对抗总是“不大会有结果的、徒劳无益的”。每一类型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里都占过优势；政治家的那种领导风格，曾在宗教战争结束和法国大革命之间，以及在维也纳会议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配过欧洲的外交政策。先知的那种领导风格曾在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最近时期里在世界的很多部分起支配作用。基辛格认为这种类型都作出了巨大成就，尽管他主要着重论述的还是先知型所招致的更大的紊乱与痛苦。无论如何，每种类型都有基辛格称之为“报应”的东西。他写道：“政治家的报应是，虽然均势可能是稳定的条件，但它自身不具有动力；先知型的报应是，除非承担风险，把人湮没在无边无垠的预见之中，并把人贬斥为仅仅是受操纵的对象，否则就不可能长期维持意气风发的局面。”
基辛格提出，或许会有一种更深邃的从哲学上观察事物的方法能把这两种风格加以识别。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受这样的一种思想所约束，即现实世界存在于观察者之外，知识即为观察所得资料的记录和分类。至于那些没有受牛顿革命的影响的文化则保持牛顿以前的观点，即现实世界近乎完全“内在”于观察者之中。虽然发展中的社会几乎会像接受一件免费赠送的礼物一样把技术接受下来，虽然它们会接受其中最先进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它们也会把对西方发明技术起过作用的哲学观点一并接受下来。基辛格写道：“许多新兴国家对经验的现实意义的认识和西方的认识很不相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从未经历过发现它的那个过程。”基辛格看出，俄国正处在居中的地位。对那些在经历上不从属西方的人来说，西方可能“看起来是冷酷的、傲慢的、缺乏同情心的”。基辛格不认为这些风格上和哲学见地上的分歧是空前的。他写道：“异乎寻常的无非是，这些分歧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以及在无法克服这些分歧时会带来危险。”他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国际秩序，而且应在危机迫使它非建立不可之前就建立起来。
基辛格的文章《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似乎总结了十多年来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所说的一切。他仍然认为领导集团的特性是绝对地起决定作用。在他看来，美国领导的水平尤为重要。当别人抱怨联邦政府没有把最优秀的人物色到敏感的政治岗位上去时，基辛格并不是这样看。看来对政策制定过程有害的东西，就是不断的谋求意见的一致——探索“客观性”。政府既不鼓励深思熟虑，也不鼓励冒险行动。政府对委员会过于依赖，而委员会制度“关心协调和调整比关心目的为多”。关于委员会，基辛格曾经说过它们是“计划的使用者，有时甚至是阉割者而难得是计划的创立者”。
基辛格对约翰逊年代所推行的种种政策谈论得很少，是由于政策所反映的态度同他根本格格不入。就他来说，也很难对发生在相隔半个地球的一个他了解极少的国家中的事件，所采取的一整套防御性的、很不协调的反应，作出什么责难。他对越南社会的特点既缺乏深刻了解，同时又知道如果继续写欧洲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用处——对于华盛顿来说，戴高乐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于是，基辛格重新回到他早年感兴趣的课题上，处理那份他在十几年前当研究生时就已着手的手稿。基辛格有时被那些不曾读过他的书的人描绘成傅斯麦式的人物；事实上他的确就这个题目写过一篇短文，在1968年夏天刊载于《第答勒斯》上。
基辛格把傅斯麦看成为一个“白色的革命家”，这是他从十九世纪的一位德国自由主义者那里借来的一个评语。基辛格解释道：革命家“总是从很低的物质力量的基点上开始的；他们的胜利，主要是观念或意志的胜利。”基辛格认为，制度是不能容纳天才的或神通广大的豪爽人物的。作为保守派出现的傅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的颜色与国际关系的模式”。但其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制度化的；因而事业不得不由天赋不如傅斯麦的人来维护，而这些人的能力和任务很不相称。基辛格说：“傅斯麦的悲剧是他留下了一份没有被吸收的伟大的遗产。”
傅斯麦在1852年被任命为出席德意志邦联会议的普鲁士特使，他立即显示出他对过时的梅特涅体制的敌意。由于这个体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上的，即“普鲁士的内部结构极其脆弱，因而它不得不顽固地坚持保守的君主政体的统一来保卫自己”，傅斯麦强调“普鲁士的独特性和坚韧性”。傅斯麦坚信德意志的统一可以用普鲁士的力量来实现，他也坚信命中注定的不是普鲁士被德意志合并，而是德意志应该由普鲁士合并，他使听到他发表此项怪论的绝大多数日耳曼人大吃一惊。基辛格写道：“革命家之获得成功是由于他们的对手不相信他们目标的现实性，这样的事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基辛格看来，傅斯麦的目的是要普鲁士集中其主要精力于外交政策上；要做到这点，国内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基辛格说，傅斯麦在许多方面同戴高乐相像；他也强调“历史悠久的国家的自豪感与完整性”。当然，其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在戴高乐时期的欧洲是由几个中等大小，力量大体相当的国家组成，而傅斯麦时期的普鲁士则是德意志邦联中力量最强大的一邦。基辛格觉得傅斯麦不同于戴高乐之处是，如果国际条件许可，他“能依靠武力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他的对手”。基辛格说，这大部分取决于傅斯麦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以及他所选择的手段。
在基辛格看来，傅斯麦认为“外交政策必须不以感情为基础，而应以对力量的估计为前提”，“政策取决于计谋而不能依靠情绪”。他一开始就提出普鲁士要和奥地利分开；为时不久，他又表示如能把奥地利从德意志赶出去，普鲁士就干了一件好事。倘若有人问傅斯麦，德意志统一的理由是什么，他一定会回答，因为普鲁士要这样。普鲁士从一个大国的厉害出发，使创建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家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当傅斯麦准备打败奥地利时，基辛格解释道，他觉得只要说，那正是普鲁士进攻的黄道吉日就够了，在基辛格心目中，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更能确证傅斯麦的革命才能了。基辛格写道：“傅斯麦建议欧洲协约应以大国的正确打算作为基础；当这些打算和现行秩序发生抵触时，现行秩序就得让位，或用武力予以推翻。”在他看来，“傅斯麦代表着一个新时代。均势不是看作为和谐与机械平衡，而是看成是变动中的力量在统计上的平衡。这一看法的相应的哲学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观点，傅斯麦标志着政治观点从理性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在傅斯麦的体系中，外交政策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为傅斯麦是一位睥睨一切的人物，虽则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他的反对者却把他的目标都领会错了。不管怎么说，“以机会主义论处”是不得其要领的。基辛格解释道：“凡是想影响事态发展的人，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机会主义者。真正的区别应在于，有些人改变他们的目标来适应现实，另一些人则按着他们目标，力图改造现实。
基辛格把俾斯麦看作是一个革命者，认为他同其他一切革命者一样，都想按照自己特有的预见来塑造现实。基辛格写道：“俾斯麦在当时的局势中找寻他的机会，而从其对未来的预见中吸取灵感。”凡他着手去做的，他都成功了；他激怒奥地利使它向普鲁士宣战，接着又狠狠地把它打败。在把奥地利赶出德意志邦联，并在以普鲁士为霸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之后，他又找茬和法国争吵，并在一次短暂的战争中打垮了拿破仑第三，使大多数的欧洲政治家为之瞠目结舌。在遵照他所指出的方向，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后，他树起普鲁士作为新国家的样板。实际上，普鲁士为新国家得以诞生创造了一切条件。这一胜利是那样地动人心目，但据基辛格看来却是一次皮鲁斯式的军事胜利皮鲁斯，古埃及国王。公元前280年，打败了罗马军队的入侵。——译注。他解释道，“正是俾斯麦成就的巨大，把将来也抵押出去了。”何以如此？据基辛格看来，这是因为，“……鬼怪一经召来，不管用多大力量，也是挥之不去的。使德意志统一的做法，已把国际体制的灵活性剥夺殆尽了。”邦国的数量大为减少。当还有许多次要的德志意邦存在时，一度可资采用的种种微妙的调整关系的做法，就更难推行了。另外，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德国的出现，促使其他国家结成了新的同盟。
德国被迫为可能发生两线作战的情况作准备，增加军事力量，结果惊吓了它的邻国。德国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法国成了一个不共戴天的对手；大不列颠趋向孤立。只要俾斯麦还在统治，他能使奥地利和俄罗斯亲近德国。可是别人却不能把他建立的关系维持下去。国际关系变得僵硬了，怀有敌意的各种联盟相互对抗，最后的结果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傅斯麦的继承人不知道如何来维持他的体系。基辛格写道：
除非实力掌握在智勇兼备者手中否则，实力的报应是，信赖实力更有可能引起武装对抗，而不是自我节制。”
当约翰逊为越南操心，全国日益被一场看来既不道德，又不策略的战争所困扰而焦虑不安时，基辛格陷入了沉默。他忙于研究哲学和历史，仅仅偶尔公开发表些个人见解。他对约翰逊的政策无话可说，只有到了纳尔逊·洛克菲勒明确决定要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时，基辛格才又开始谈论当前的外交政策问题。他没有为《外交季刊》或其他类似刊物撰写什么新文章。可是，他却隐匿自己的名字为那个总统候选人创作。他的许多老题目又照样写进去了，虽然也有一些新的。显然，基辛格沉默的年头，并没有使他离开政治舞台太远。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他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卷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