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检验
亨利·基辛格在进入白宫以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直言不讳的评论家。他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指出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并经常抱怨美国的外交政策迟钝和一成不变。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应付危机决定的。每当一次灾难逼近时，各种手段才调动起来；美国政府很少预见到事变的发生。它的政策差不多总是短期性的。即使美国自以为有某种类似“哲学”的东西在制约着它的那些根本不同的外交政策的活动，但是这种理论通常也是有漏洞的、过时的、不得要领的，或者简直是不恰当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美国领导人的作为达到了足以应付国际体系挑战的水平的事例，基辛格能列举的相当少。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很少对这一事业有任何体会；而能领会这一事业所具有的理智上的特性的就更寥寥无几了。
在1969年1月20日到1971年7月15日之间，如果对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本人的表现进行批评的人提出，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声张扬的改组，和那头两篇大部分由基辛格为总统执笔的“世界局势”报告中冠冕堂皇的文章之外，看不大出尼克松正在做什么不同于他的前面几任总统也曾试图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是应该得到原谅的。基辛格看来正陷在当时的危机之中，而且一点也看不出他正在解决这些危机。越南战争正在继续进行，和平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接近一些；柬埔寨现在成了个激烈的战场；国内的分歧和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自从尼克松宣誓就职以来已经将近有九百天了。如果尼克松政府想列举它的成就的话，那么，在外交政策方面，它能说些什么呢？
1971年7月15日宣布了这方面的第一个成就。尼克松出人意料地透露了基辛格最近在北京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他本人并计划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共产党中国。这个新闻说明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后来的日子里，几乎没有人谈起制订这一项新政策所花费的几万个小时。探询这个政策是怎样和对待苏联的新方针取得协调以及它对东南亚的和平预示了怎样的先兆的人就更少了。美国人较多地习惯于思考个别的外交政策的新倡议，以致很少有人感到有理由相信这项新政策乃是美国根据轻重缓急进行的一次果断的大调整的一部分，这项新政策将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政策。人们在注意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插手干了些什么，然而由于那些著文论述他的人极少查阅他的著作，不可能了解事实的真相。尽管政府在对付大大小小的每一场危机中，所花费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限定的工作时间，但同时也尽可能着手制订长远的计划，在这方面基辛格是始终坚持的。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像对华政策所标志的重大转变绝不可能孤立地实施，因此，长远的计划是在全世界规模上制订的。许多人意识到，政府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很不灵活；这个批评是公正的。但是在重要性并不在于日本的其他一些问题上，它会转移政府的注意力。政策的转变预示什么？还会出现其他变化吗？基辛格十多年来一直主张应该对战后初期的外交政策作出巨大的变更，这是不是就是那样的一次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了的第一个表示呢？
亨利·基辛格在白宫头两年半中，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而且显然有影响的总统助理，但他还没有成为报纸每天注意的话题。1971年7月15日的消息发布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谈论基辛格对总统影响的最奇怪的推测开始流传。有些人把他看成是王公的师傅，另一些人则宁愿把他当作魔鬼的同谋。他们仔细地区别哪些政策他们认为是基辛格的，而哪些政策可能更恰当地归之于他为之服务的那位总统。所有这些推论，尽管无可厚非，但无助于解决人们要问的那个问题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是否在理论的形成和具体执行过程的影响方面，同基辛格在担任政府职务之前所提出的建议有某种重大的相似之处？
在这一点上，证据是无可辩驳的。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策略和声明同基辛格在他所有的公开著作中提出过的程序和政策完全相同，或者很近似。以实用主义者著称的美国总统并不忌讳以哲学作为中心，也不忌讳强调理论的重要。在他每次向国会做的年度报告中——大部分是基辛格起草的——他一直强调存在着他在1972年称之为“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哲学”。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样，希望他的政策同他的前任们的政策有所不同。他对于在外交政策的领域里，区别哪些是他愿意接受的前提，哪些是一度认为已经足够应用的前提，也表示同样的关心。
当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全国的注意力专注在越南战争上。其他外交政策问题都没有引起这个国家的兴趣。基辛格自己的理论倾向使他不可能像新闻界那样看待越南冲突。在他的体系中，美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它决不能让任何单独的问题牵制住而把其他一切问题放在一边。它所关心的必须是意义更大的国际范围里的问题。基辛格在他所写的有关现代外交政策的每一篇文章中，对下述五个组成因素都显示了始终一贯的兴趣：军备均势；共产主义集团的情况；美国盟国的状况；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美国国内的力量和弱点。在他的心目中，政策就是依靠对这一切因素所提供的机会加以揣摩而制定出来的。
基辛格进入白宫前几个月，在他为纳尔逊·洛克菲勒起草的那些演说中已说得相当清楚：他认为现在是采取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进行对话的新倡议的合适时机。美国人和苏联人承认在他们中间存在着战略平衡的事实共产党集团看来已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苏联和共产党中国都不再是“革命”的国家。“革命”这个字眼在基辛格的词汇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涵义。由于他始终认为一个国际秩序要求它的所有成员对它有某种程度的承诺，只要有一个国家蓄意破坏国际秩序，就会对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基辛格看来，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似乎都不再抱有这种野心了，这一点关系重大。对基辛格来说，这为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性。他是生来谨慎，他不相信共产党国家会一直拘泥于现有的秩序。基辛格同政府中的其他人一起在1969年和1970年看到了一个机会，他们就把它抓住不放。
目前要了解政府在改变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关系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还受到限制，并且今后许多年也可能仍旧如此，因此，详细描述导致美国对北京的政策作戏剧性的改变，以及与莫斯科迅速改善关系的前后情节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据已经发表的消息看，导致制订这些政策的长远计划的某些重要因素已清晰可见。很清楚，这个策略是以积极外交——大部分是秘密的——为基础的，差不多所有一切活动都有基辛格的参与。基辛格虽然赞成在外交上采取主动，但也充分意识到它所包含的风险。当时无法确知，如果苏联得知美国这种向北京接近将作什么样反应。显然，政府相信苏联的反应不至于会妨碍基辛格和苏联大使为改善两国关系在华盛顿已经讨论了足足两年多的各项具体计划。
基辛格在他发表的著作中提出外交建议时，从来不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苏联或共产党中国已在任何一个重要方面背离了它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藐视那些认为必须辨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正在变得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人。他也没有自以为对这两国国内政治的特点知道得很多。他认为假若美国的倡议得到很好的反应，那是因为对方也看到了改善关系的潜在利益。既然存在很重大的分歧，而且分歧还会继续存在，既然战后时期的情况又是这样，因而小心从事是唯一安全的政策。基辛格承认有失败的可能，他从来不相信失败的风险可以成为无所作为的理由。
基辛格的目的是寻求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目的超过一切。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和平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当世界倾向于更多地注意那些使苏美两国分离的具体的分歧之点，而且常常以为这些分歧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严重的时候，基辛格对这种观点很不耐烦。二十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不可能在他的帮助之下，或者在克里姆林宫新的一代领导人帮助之下，一下子得到解决。基辛格不相信突然转变；但是他确实相信，设想周到的外交活动具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对谈判技术的兴趣不如他对谈判目的的兴趣大。在他看来，“政治家”不是一个送进万圣堂，与过去某些最出色的智者并列的历史人物。基辛格认为经世之才在二十世纪才有可能发挥。政治家的才能主要是心理上的才能；他必须懂得如何去估计那些与他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同的各种社会的目标。他必须能够正确判断各种力量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一定要有一种“远见”，并且知道怎样把那个远见转变为现实。如果他不能使他的观念取信于他自己的人民，他就会失败；同样，如果他不能把他的理论传达给别人，包括那些跟他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或保守中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他也会失败。
如何开展一次特殊的谈判，对基辛格来说，关系极为重要；而提出那些建议，关系更为重大。基辛格并不认为谈判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只有在对谋求的目标有所了解并且知道怎样去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谈判才有用处。在任何一次国际谈判中，一个国家完全得到满足，而另一个国家则完全失败，都是不可能的。一项成功的谈判要求所有各方都得到某种满足。除非大家都能看到达成某一具体协议的好处，否则，维护协议的刺激作用就将非常渺茫。所以，政治家的任务不仅要知道为了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还应对其他各方的谈判代表也需要什么能有所了解，而且应该知道，为了达到自己的主要目标，能够作出多少让步。政治家要有十八世纪所谓的那种“同情”，这种同情与其说是对别人表示喜爱，不如说要有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肚量。这种同情是外交工作所必需的一种重要的心理上的美德，但这只能在对别人的需要和手段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时才行，更不用说对自己的需要和手段要有正确的估价了。
基辛格知道一个国家的选择余地总是有限的；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地抉择每一种可能性。然而，政治家一般比那些缺乏远见的人能看到更多的选择余地。政治家在善于取舍他所发现的选择方案的能力上显出本领。所有的选择都包含风险，所有的选择都建筑在推测上。当他选择A方案而放弃B方案时，他对后果并没有把握；他只能希望他对形势的分析也许能在事实上达到预期的效果。制订政策的人就是承担风险的人。要保证他一定取得成功是办不到的。基辛格曾公开谈到关于在北越主要港口布雷的决定所冒的风险;这里始终存在着苏联会把这一决定视为一种“挑衅行动”的可能，而提出推迟总统访问莫斯科作为报复，从而使三年多的工作全部付之东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这种风险是“可以承担的”，基辛格表示认可。在巴黎和谈破裂以后决定轰炸河内时也显然存在风险。这一次又是作决定去冒风险，之所以如此是认为虽然另有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且风险较少，但预期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基辛格对他或别人会因他们所做的事受到称赞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最困难的决定——对改善一种形势往往具有最大潜力的那些决定——是经常遭到谴责的。他也不以此自诩：他的同时代人与他的判断相反的意见，历史终将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具有的丰富的历史知识，使他知道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那种想从他的同时代人或历史中寻找“公正”，并指望得到这种“公正”的“政治家”，几乎肯定会失望的。在基辛格的基本哲学中存在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不过他的哲学也提出了最坚定的要求：承担风险，抓住时机。
基辛格反复强调寻求并获得国内对重大外交政策的支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取得立法的或公众的支持，尽管两者都是明显地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在民主的社会里。这意味着还要取得官僚政治的支持，要懂得如何对待官僚政治，使它不至于干预政策的制订，或试图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制订政策的人是必须设想和实施一个庞大计划的艺术家，而官员则是具体执行计划的技术人员。让官员去做只能由制订政策的人去做的事是危险的；但假如以为可以忽视官员而能把事情办好，甚至不顾他们反对而我行我素，那就更加危险了。
政治家必须承认，单凭高超的技术是不够的；他必须承认他的首要目的是确定目标。在确定目标时，他必须认识到，他不能完全寄托在别人的善良意图上面。他必须保持自由，要知道只有在自由中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他也必须知道，他的最完善的计划可能由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势而成为泡影。一个完全不能预见的意外事故可以把他的计划全部毁掉。这是某些国家的悲剧，也是某些人的悲剧。一个国家是不能预防每一个意外事件的。
和平是二十世纪的人们很看重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他们有理由惧怕战争的各种武器。但口号本身不能缔造出一个现实来。即使美国为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而努力，并设法劝说其他国家理解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但仍不能保证成功。单凭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还是说服其他国家；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它们必须“言归于好”；它们不能以权术相待。世界始终在注视着美国，美国也必须关注世界。很明显，问题在于弄清楚究竟要寻求什么。用字眼最好的涵义来说，这是一个智力问题。这就是基辛格花费生平绝大部分时间来研究的问题。
当理查德·尼克松着手写《六次危机》一书时，他谈到了进入政界的一些律师。他对担任高级政治职务的律师所表示的某些保留意见，跟基辛格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表示的意见存在着相同之处，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尼克松写道：
就研究法律能够锻炼智力这一点来法律在政治以及其他领域里，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我在这点上应该补充一个警告：律师很容易成为‘吹毛求疵的人’。遇到问题，他们常常就从怎样避开它的观点，而不是从‘如何解决它’的观点加以探讨。从事政治的律师需要有非律师出身的人在他们周围，使他们不至过分拘泥于法律，太缺乏想像力。尼克松之所以选择基辛格可能就出于他相信基辛格会成为他班子里的一个使他不致“太拘泥于法律，太缺乏想像力”的非律师出身的人。倘若尼克松需要一个哲学爱好者，他已从基辛格身上找到了这个人。
基辛格是由于具备专家知识才成为白宫班子中的一员的；他不是由外界的选民推荐给尼克松的。他为当选总统所看中，只要他感到人家需要他，只要总统需要他，他就能留在总统身边。基辛格在他的生平中已经花了多年从事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他相信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比得上国内任何一个人。他的执教生涯使他能自由地进行研究。在他进入白宫以前，他就和政府许多高级官员有联系，从而他学到了美国政治的某些基本的东西。他跟好几百个外国朋友持续不断的交往，使他对存在着的分歧意见，亦有所了解。尽管不论是他所进行的研究还是他的经验都不能保证他获得成功，但是有了这两者才可能形成一套为这任美国总统所赏识的理论。为什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意见如此投合，或者尼克松本人怎样改动了这些意见使之和他自己的看法更加一致，或者尼克松有没有真正这样改动，这些都是很难知道的；但可以这样说，一个花费了大部分成年时期来思考和撰写外交政策问题的流亡美国的难民，能有机会把他的见解付诸实施，这样的成就是非常出色的。
若干年的学院生活使基辛格获得了他所需要的能力。但他并不单纯套用他的老师所传授的一套。他把学到的东西融合而成一个很重视观念的体系；对他来说，言词关系重大。在他心目中，言词是明确的，应当受到重视，言词揭示目的，从而为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思想提供证明。基辛格从来不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宣传”而不加思索的人。
另外，他也反对许多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所提倡的经济决定论中隐隐约约流露出来的看法。基辛格从来不大赞同那种坚持认为由于某种无可争议的事实，某些事态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理论。这些事实只是在那些引述它们的人的头脑中才是“无可争议的”。当这种信仰不时兴的时候，基辛格断言，一个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能够做到什么，才是重要的。在他看来，政治家就是一个经常同难以处理的素材打交道，而念念不忘某些意义远大的构思的艺术家。他认为政治家应当受到祝贺。由于他自己评判成就的标准是那么高，他觉得很难有人能达到他所追求的荣誉。
基辛格决不低估政治家工作的艰巨性。首先，它是智力的产物；不过，这仅仅是政治家施展才能的开端。在外交谈判中，他必须懂得如何把他的目的告诉给别的国家；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他必须懂得如何把他的目的告诉给他自己的同胞。在基辛格看来，政治家永远是个努力把他的“预见”告诉给他人的教化者。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有一种历史的感觉，这比单纯懂得历史要求更高。他必须知道别人理解力的限度，他应该懂得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要它从不单单复重过去已知事物的视野里去观察问题是多么困难。基辛格知道，即使最最卓越的政治家，假如他打算作一个“独唱”演员，那他也不会成功。基辛格并不是在寻找英雄，而是在寻找可以使二十世纪的国家避免核战争恐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