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温和的批判
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61年1月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间。一位哈佛校友即将正式就任为美国的新总统；他正在从他的同辈中挑选几个主要助手，其中有许多人他还不太熟悉，但是这些人在哈佛广场及其周围一带却是很著名的人物。像肯尼迪这样从哈佛（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中广泛物色新人的做法，还没有先例。虽则罗斯福在1933年组织他的第一届政府时，曾从高等院校中任用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但他的所谓智囊团并不是以坎布里奇的人为班底的。当哈里·杜鲁门准备更换从罗斯福那里接过来的人时，他所选择的人，绝大部分是他在华盛顿任参议员时所熟悉的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优先选择的人显然是企业家而不是大学教授，即使他挑选詹姆斯·B·科南特作为驻德高级专员，也没有人以此作为其他任命的先例。美国总统没有选用教授作为他们主要助手的惯例；说实在话，即使是肯尼迪，在这方面也不是很放手的。
但是，在坎布里奇高等院校的人和报道总统第一批任命情况的公众宣传工具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哈佛的教授们从课堂走向东京和新德里的宽敞的大使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一些人，获得了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行政部门的主要职位；不仅在白宫地下室，而且连白宫本身，都陆续住进了那些在坎布里奇为大家所熟知的人物。这些任命只是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这的确是一个新政府，由于新人新事而生气蓬勃。
对华盛顿来说，坎布里奇的教授们并不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出任过重要的军职或文职，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一直保持着这种或那种联系。但是，不论是使用他们的技术才能或较为一般的知识，不论他们是作为参谋或顾问，不论他们服务的时间是长是短，他们几乎从未在政府中居于最显要的地位。直到1961年为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和美国总统保持日常的、持续的联系；很少有人在政府里负有那种通常落在华盛顿的那些来自企业界或法律界的人身上的职责。总统的政治方针，总是从专业人员中而不是从高等院校中招聘他的绝大部分人员。事实上，联邦政府在不依赖终身就职于华盛顿的行政老手的场合下，一般说来，更是如此。
1961年，第一次出现任命了那么多大学教授的情况——人数之多足以驳倒某些大学人士认为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太配合脾胃的看法——它很容易使人们相信，新的一代确已登台亮相了。宣传华盛顿正在刮着一股股的新风，国家正面临着振奋人心的新机会的，并不只是公众宣传工具。那些参加政府工作的人也都怀着很大的希望这样宣传着；1961年1月20日，对他们来讲不仅仅是又一个总统就职日。这个就职日的象征意义，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却有试图和过去决裂的某些革新的特色；这不单是美国第一位天主教徒的总统就职日；这是一位与前任大不相同的总统的上台。这个总统认识到用一种暗示把这些差别加以强调的重大作用，而此种暗示对愿意解释其含义的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决定请罗伯特·弗罗斯特朗诵一首特地为总统就职而写的诗，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征兆。这或许是一个姿态，但是对国内许多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姿态。每件事情似乎都安排妥当了；美国最后终究有了一个“有才智的”总统；这在各方面都能够得到证明，而最为显著的或许就是在肯尼迪选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的那些人身上。
对生活在大学里或接近大学的人来说，肯尼迪的第一批任命似乎是很鼓舞人心的。即使他们对这些新任职者并不了解，但产生了一种感觉，即和他们同类型的人被选中了，而其他总统对这类人一般都是排斥或忽视的。尽管肯尼迪选择了一个企业总经理作为他的国防部长，那也不只是选了另一个“无个性的”公司领导人，而是一个被称为“有头脑的”和
有才智的人’就像肯尼迪总统自己一样。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福特公司的总经理，曾经在哈佛商学院执教过。最近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迪安·腊斯克，有许多其他重要经历。作为一个曾获得过罗得斯奖学金的人，他一开始就持有一种在那些重视学术资历的人看来具有重大意义的证书。这些就是肯尼迪所任用的人的特点。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好几十个。
这个政府显然有它自己的“格调”——这是聪明才智和鉴赏能力这两者的以金钱为后台的结合，它使一些亲英派的美国人认为，他们长期钦慕的伦敦的那一套终于来到了波托马克河畔波托马克河是流经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一条河。一一译注。有许多关于“风格”的谈论，据说这是总统又一先天的优点，而这种优点在他所选用的许多人身上也可以看得到。这种“风格”包括口齿伶俐，即语言的才能，这点很多人都有所评论；此外，它还包括大干一番的欲望——一种看来原是美国人所独具的大胆泼辣的特质。新政府表现出年青，生气勃勃，勤勤恳恳；这就无需在它的干劲上去同因为缺乏干劲而刚刚卸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比高下了。同现今出现在华盛顿的这些人相比，那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军人似乎已显得衰老了。
为什么这些对亨利·基辛格就应该具有重大意义呢？最重要的，而且最明显的是，他不是总统请到华盛顿去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同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哈佛大学同事一道，他留在查理河是穿过哈佛大学的一条小河。——译注边[!--empirenews.page--]
看守摊子他曾否希望得到一个职位呢？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样想过。基辛格的政治关系，一向是与纽约州的共和党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他的某些同事们连在一起的。他虽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执行的政策采取严格批评的态度，但是他的观点，同那些给约翰·肯尼迪提供意见的人倒也并不完全相同。在那些向总统推荐人选方面对总统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中，有些人几乎肯定是不了解他的。1960年，基辛格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认真研究外交政策的一个小组中的一员。没有更多的理由选用基辛格而不去选择其他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开头，基辛格并没有什么得到特殊考虑的要求。他和总统并不熟悉，他对总统的竞选从未提供什么意见；他在政治上，就人们所知似乎是倾向于共和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倾向于洛克菲勒的共和党的。虽则，基辛格通过他在坎布里奇和纽约的朋友，认识现今参加肯尼迪政府的许多人，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要把基辛格拉入这个班子。偶然的际遇，使迪安·腊斯克当上了国务卿，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成为了国防部长，而偶然的原因，也可能同样方便地使他们根本得不到考虑，这在美国政界中都是常见的事。基辛格没有理由指望得到什么；他一无所得，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对他很是有利，使他有朝一日可能在这个或那个职位上得到选用。基辛格的两个最亲密的哈佛同事，麦乔治·邦迪以及小阿瑟·施莱辛格都在白宫任职——邦迪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施莱辛格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基辛格同这两个人的友谊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俩跟基辛格很接近，大家都在《合流》的最初的编辑部工作过。他们对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很熟悉，都了解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所作的种种批评。
如果友谊取决于政治主张的一致，那么，基辛格和施莱辛格就决不会成为朋友。小阿瑟·施莱辛格并不像批评他的那些反动批评家中更为守旧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他绝大部分的观点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他生活在距新政不远的时期，他写新政的历史，以生动活泼的散文表达了他既反苏又主张保障民权的思想，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赞美艾德莱·史蒂文森的理想主义却又在1960年决定支持肯尼迪。他的党派观念十分强烈，爱好作政治上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在坎布里奇高等学府中从来是完全不被重视的。他是哈佛大学一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的儿子，年纪很轻时就被选任为历史学副教授。“年轻的阿瑟”并不看重这个荣誉。学术空气很强的坎布里奇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了他，他对坎布里奇的感情也往往是一般化的。在基辛格还是一个不知名的研究生时，施莱辛格就和基辛格成了朋友，对基辛格的才智深有印象；在坎布里奇，他是发现和喜欢基辛格的才智的少数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他是个能替人设想的朋友，他感到有很大的责任使基辛格同那些没有他基辛格就无缘会面而他相信基辛格应该认识的人往来。施莱辛格在坎布里奇的家犹如一个“自由主义的沙龙”，在那里，基辛格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但是，无意中，施莱辛格帮助指导基辛格学习了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的正统学说；他使基辛格懂得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的本质。对基辛格来说，从其他方面是不可能学到这样多的。在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上，基辛格从来不是同施莱辛格一致的，然而他尊重施莱辛格的观点，同时他也理解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的政见中，施莱辛格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两个人在哲学观点上相差太远；他们平易相处的关系，掩盖了他们的完全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基辛格乐于见到施莱辛格，甚至认为和他相识受益匪浅，那么，施莱辛格在与基辛格的相交中，也是同样感到愉快的。这是基于某种水平上的学识方面的关系，又是基于另一种水平上的社会关系。施莱辛格的兴趣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且几乎全部在政治方面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华盛顿，而基辛格的兴趣始终是更为全球性的。他们两人都住在坎布里奇，但对他们说来，哈佛大学似乎并不存在。
基辛格同麦乔治·邦迪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从学术专业上讲，两人是同一系科的同事。但是大学里存在着的长期任职的人员和按学期聘任的人员之间的鸿沟，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把他俩分开了。当基辛格几乎还没有起步的时候，邦迪已经“安返本垒”了。有人评论说，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大影响。同时，也没有什么事例可以证明，基辛格对邦迪提升为文理学院院长有什么意见。1954年以后，基辛格理解到，他在政治系的前途将多半决定于他的同事对他的工作的评价；他懂得只要院长插手帮忙，就能使他早日获得一个永久性的职位。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基辛格不依靠邦迪，同时邦迪也无意要基辛格知道自己是依靠他的。
他们的关系是真诚的、融洽的；这也许是出于他们两人都没有设想对方是一个可能的对手。虽然在学术专业上两人是同行——两人都在讲授外交政策——没有人想要比较他们的工作或评出一个高低。在五十年代，邦迪在哈佛大学得到了一个很高的职位；对于他的才力是大家所公认的；当其他教授在院校工作的情况很少流传的时候，邦迪在格罗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成绩却传得尽人皆知，不过在传闻中稍微讲得夸张些罢了。邦迪起初就是非常聪明的年青人；他在哈佛大学三四年级学习，同时兼为教师批阅学生作业的几年就证实了很多人长期以来的看法：邦迪可能少年得志，前途无可限量。当他成为文理学院院长时，这只是证实了人们早就料到的事。当他在这个职位上干得很出色、他的温文尔雅的风度、他的才智和能力使得他的同事们很高兴时，没有人感到意外。邦迪是出众的人才；在五十年代的坎布里奇，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当基辛格还不太知名的时候，邦迪在哈佛已经是一个中心人物了，假如基辛格拿他自己去和邦迪相比，那是很可笑的。这不是把两个不同等的人进行比较，而是把在性格上和际遇上迥然不同（生活使他们在这两方面迥然不同）的两个人进行比较，这是谁也无法比较的。邦迪对他所喜爱的人的缺点能够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对基辛格显然也是很尊重的。他读过基辛格在其《合流》上所发表的文章的一些原稿，支持他所得到的任命，在各方面都表明他以能有基辛格这样一个同事和朋友而感到高兴。
有邦迪和施莱辛格两人在白宫，并且有其他许多朋友和熟人分散在政府各部门，基辛格能从私人途径获得各种各样的情报，而这在艾森豪威尔年代里是不能这样方便取得的。他知道了政府对于赫鲁晓夫一再威胁要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从而事实上废弃规定四国共管柏林的所有的战时协定，感到多么苦恼。春末，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邦迪邀请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兼职顾问，就对德政策提供意见。基辛格仍旧在哈佛大学任教，除了他能够看到担任此职以前看不到的文件外，他当时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政府在他的迪万涅脱大道上的办公处安装了个很大的保险箱，是他担任新职以后从外表上可以看到的唯一的迹象。
1961年夏，在柏林筑墙前后，基辛格一直在华盛顿工作，这一年的其余时间，他往返在两地工作，每周有几天在华盛顿，有几天在哈佛大学。这样的安排是不很令人满意的；基辛格所处的地位不能强求他的那些白宫同事们同意他的意见，那些白宫同事们也很少有人认为需要对他提出的意见给予特别重视。在华盛顿，邦迪是“头头”；基辛格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以为在坎布里奇所建立的那种大学同事的关系还可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继续保持下去。同时，他从未充分体会到因为处在一种明显的下属地位而进行工作的种种困难，他得同许多自以为比他有更多的理由参与咨询的人进行竞争。他们毕竟是政府里的专职人员；他们是抛弃了其他机会到华盛顿来准备“干一辈子”的。基辛格则是一个兼职顾问，时不时地从坎布里奇到华盛顿来一趟而已。他决不能期望像他们那样地影响政策。
但这个经验对他是很宝贵的；他懂得了很多有关联邦政府以及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僚政治，并且增加了有关柏林情况的知识。他从研究美国政策制订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得到了证实和修正。基辛格回顾这个经验时，认识到这个经验向他介绍了他过去所不了解的那一级机构是怎样制订政策的。他比以前更认识到，在当教授的同时，要在华盛顿胜任一个顾问是何等的困难。从肯尼迪就职到1962年夏天这段时间，基辛格几乎没有写出什么。只要是在两地工作，加之他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就不可能有时间写文章发表了。同时，在政府部门中工作—在1961年为他作了安排的特定情况下——使他在其他方面受到了限制。他不是政府中的一员，但也不能说是局外人。
但是从1962年初开始，他就不受这些限制了；至少从理论上讲，他应该可以回到他在艾森豪威尔年代的那种写作工作上去了。文章自然又开始出现，非常醒目地刊载在《记者》杂志上，还登在《外交季刊》上。然而，熟悉基辛格早期著作的读者在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后，会发现某些微妙的差别。尽管夸大这一变化也许是错误的，但基辛格对肯尼迪政府的批评比之于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批评，似乎较为含蓄。这里可能有两种解释：基辛格认为新政府所做的工作比上届政府好得多，或者，他感到对肯尼迪政府的批评应当有所克制，因为那些制订政策的人中有许多是他的熟人。基辛格知道那些熟人里有不少人是很能干的。对于他们的干劲和贡献，他也是略有所知的。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这些人——用总统的话来说是“新的一代”—会在华盛顿或接近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他们在职的岁月。即使基辛格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太不客气地去指责他们，对他来讲是有困难的。他知道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总统怀有非常赞赏的感情。无论正确与否，他们认为肯尼迪无疑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总统；这届政府如果不能取得非常的成就，对他们来说，那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即使成绩微不足道，宣传和新闻发布也把它渲染得似乎有声有色。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肯尼迪更能感召人的领袖。大量的计划都在拟订中。像广为宣扬的总统对非洲的关心一样，虽则不断提到和平和争取进步联盟，但是对于解决艾森豪威尔政府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进退两难的国际处境来说，这些都算不上是果断的创议。
基辛格懂得这一点，但决定讲得谨慎些。对肯尼迪政府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要冒很大的风险。肯尼迪政府里有人读书看报的，他们肯定会读到他写的几乎所有的文章。他的批评不会受到重视，只会被看作是一个没有得到政府任用的人由于按捺不住愤懑情绪而射出的冷箭。基辛格处于一种很为难的地位；假若公开批评政府，那就不但要损害朋友间的情谊，还要冒被排出于圈子以外的风险，而他是希望做这个圈子里做事的。1961年以后，基辛格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内部压力，这使他懂得还是少开口为妙。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地进行批评了，这使他感到沮丧。在五十年代，他总是避免纠缠在个别人的错误上，但在指出政府在考虑问题和设置机构方面过于僵硬死板时，却是非常坦率的。那些比较细心读他的著作的人，对他的立场从来没有什么怀疑。1961年以后，他变得更为小心谨慎了。这种差别看上去并不十分明显。对于那些未读过他以前著作的人，他像是一位毫不含糊和非常有力的评论家。但在那些熟悉他过去论著的人看来，他是更为审慎了。
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以后，毫无困难地恢复了他的坎布里奇的生活。他到以色列、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的访问，可能使这个转变更方便些。在印度，他是美国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客人。在以色列，他会见了所有主要的政界领袖，而且是按照对来访的外国贵宾所安排的近乎标准的紧张日程一个接着一个会见的。在巴基斯坦，他同政界领袖、高级官员以及与各种经济援助计划有关的美国人进行了座谈。基辛格知道从这些晤谈中会得到很多裨益。他从来不是一个观光者，而是努力工作，搜集国内不易取得的各种资料。
在1961年1月与1962年7月之间，基辛格仅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1961年2月2日的一期《记者》杂志上，名为《争取建立一个大西洋邦联》。这篇文章列举了民主党人应该采取的新的欧洲政策的各项要素，希望新政府予以执行。早先对艾森豪威尔政策所作的严酷批评并没有缓和；基辛格写道，如果1960年最高级会谈流产以前的那种外交还继续下去的话，联盟就要瓦解。基辛格声言，新政府面临的问题没有比复兴大西洋联盟更为重要了。基辛格写道，在每一次危机中，西方总是分裂的或是举棋不定的。他埋怨说，欧洲的政治家已习惯于前往莫斯科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他说，国家的首脑并不是正常地举行会谈；所有这一级的“会谈”只能增加签订双方协定的可能性，而这类协定对联盟是不会有好处的。基辛格对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古怪做法极不满意，他们显出一副热衷于控制联盟中那些更好战的成员国的样子，想借此提高自己在本国的政治声誉。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看成为同苏联和解的障碍，它的价值和效用就会受到损害。他在重复以前讲过的论点时，主张建立一个大西洋邦联——用他的话来说，“一个真正的联邦”。
基辛格相信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第一个十年内的伟大成就。他认为创造一种能够超越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结构是当前的迫切需要。西方盟国应该懂得如果坚持独自行动的话，伙伴关系的好处就不能持久。西方的团结一致是同苏联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包括军备控制谈判）的先决条件。进一步进行新的谈判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必须依靠盟国的紧密团结和主动精神。
1962年夏天，基辛格为《外交季刊》写了一篇名为《欧洲防务中未解决的问题》的论文。这是基辛格对政府在防务领域中的成就首次公开进行的评价。他对这方面已完成的工作说了些好话，但他的失望也是很明显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最近曾在雅典举行会谈，照基辛格说法，他们在那里曾努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基本上作出重新评价。肯尼迪政府至少在推动此项早已失之过迟的事情上是有贡献的。这一届政府于1961年执政后不久，就主张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武装力量；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把兵力增加到三十个师，这在1957年就已达成协议，但一直没有实现。当美国坚持必须承认和实现这个目标时，盟国就追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核武器的信赖已下降，这是否并不反映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已经减少。美国政府的回答是坚定的：威慑力量仍然是美国的主要武器；并解释说，美国政府事实上曾尽一切努力扩大战略打击力量，并使它更经得起考验。至于提出加强非核武器力量，远非对美国核力量的可靠性有所减少，美国人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要加强它。基辛格认为这是“很奇怪的对话”；尽管它表面上的目的是要让美国的盟国放心，但它只是增加了普遍的不安。人人都知道，由于苏联导弹力量的发展，以及随着苏联导弹的分散和保卫周密，布置反打击力量的工作就更为复杂了。除非美国的威慑力量有高度的机动性，并把一部分力量配置在海上，否则就不可能适应当前的任务。很明显，这个问题在于为常规力量规定适当的任务，同时，考虑到苏联的新实力，为威慑力量规定适当的任务。
基辛格看不到缩小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在欧洲军事政策上的分歧的可能。各盟国配备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最高限度，都保持在能够确保美国军队继续留在欧洲的那个水平上；它们十分谨慎地不使自己的兵力过大，以免可能被认为要代替最终的战略武器——核威慑力量。当肯尼迪就任时，政府的理论是坚持：任何一场使美国的武装力量卷入同苏联或中共的武装力量对抗的战争，都必将导致一场全面战争。肯尼迪政府认识到这套理论是荒唐的，因此着手予以修改。
在理论上，政府正在寻求一种使美国和它的盟国得以对付苏联发起的任何一级挑战的所谓更“灵活的反应”。基辛格暗示，政府并没有“正视”它所企盼的那种灵活性。美国争辩说，常规力量的加强会“在实行反击战略以前提供一种最后警告的能力”。基辛格不相信，美国扩建三个或四个师会大大增加核威慑力量在防卫一个地区（如像东南亚）中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在美国亲自承担责任的欧洲，即令增驻很少几个师也会大不相同。但即使在欧洲，弄清这几个师究竟作何用处，也很重要。美国人多次主张的“防御力量”的增加会使反击战略更有可能出现的论点，没有被普遍接受。许多欧洲人认为，这种论点是美国越来越不愿意使用核威慑力量而玩弄的一种用薄纱遮盖起来的花招。
基辛格对欧洲人的怀疑表示同情。假如美国采取一种以灵活反应一概念为基础的战略，那么声称它会使反击战略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并不能证明美国采取的那种战略是正确的；相反，必须视作一种战略上的转变提出来——那种立足于立即爆发全面战争的陈旧的战略思想，显然已经过时了。基辛格写道，不承认这一点，力争在欧洲配备三十个师将提供二十二个师所不能获得的安全，是说不通的。基辛格写道：如果能正视“报复力量即将具有坚不可摧的能力所包含的意义”的话，那么，考虑加强常规力量在增加安全上能起什么作用，才有一些意思。
基辛格写道，肯尼迪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提出的战略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即防御力量——大概说的是常规力量——必须强大到能够迫使苏联军队在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中“中止”下来的程度。在理论上讲，这个“中止”可使苏联人“领会一下其中包含着的更大的危险”。基辛格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的思路。他问道，为什么在三十天的最后，当盟国的常规力量可能已十去其一时，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会比三十天开始的时候好一些呢？此外，在苏联一旦达到了主要目的，同意谈判时，又当作出什么反应呢？盟国又将作何反应呢？基辛格写道，假如在苏联开始行动时就打一场核战争是过于冒险的话，他不理解，在局部争端一旦造成对西方不利的局面时，为什么不是更冒险的呢！
基辛格觉得政府关于“界限”的概念同样是难以理解的。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曾经讲过，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濒于被对方常规力量挫败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应使用核武器。基辛格想知道，由谁来决定盟国的部队已濒于被挫败的境地。假定这样的决定作出来了，那么又怎样使用核武器呢？基辛格认为，在盟国被苏联突破后再使用这个武器将会有利于侵略者，因为它的部队可以分散；而盟国则不得不把它们的军队转移到预定的地区去。基辛格认为，如果核武器是用于战术目的的话，最好的——或者是唯一的——使用时间是在战争早期，即防御力量还相当完整，而苏联的后备力量还没有出现在战场的时候。
基辛格觉得同样无法理解的是“前沿战略”的概念，即防守铁幕沿线的能力，特别是保卫那些接近边界线的城市的能力。在基辛格看来，那些坚持必须有三十个师才能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想要让这些师达到什么目的并不很明确。假如目的只在于“防止一次有限的突击”，那么，这支力量可能是合适的；但如果其目的是防守中线以抵御一次大规模进攻，那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战略。基辛格写道，企图用三十个师驻守铁幕沿线，将重犯1940年盟国被包围在比利时、荷兰等地时的错误。基辛格可能认为，一支三十个师的军队能帮助像希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保卫自己抵抗共产党卫星国的进攻；在像奥地利或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遭到共产党国家的进攻时，这支军队也能发挥作用。但是，在中部前线，像这样规模的兵力只能抵抗较小的袭击；或抗击一阵全面的进攻，但不会有其他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基辛格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存在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加强防御力量和待命中的后备力量，使它们不仅能坚持三十天，而且能一直坚持到能使西方优越的军事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第二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加全力依靠战术核武器。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用第一种选择，就必须使它的常规力量增强到局部僵持的局面，如像在战略核武器领域中所达到的僵持局面那样。这就需要一支远远超过三十个师的、受过核武器战争训练并有核武器库支持的力量，来防范苏联人突然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基辛格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是能做得到这一点的。欧洲的人力和物力肯定和这一任务相称。但是，他知道这需要作出某种牺牲，可是许多欧洲人并不愿意作出这种牺牲。而且，这种政策具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基辛格坚定地认为其他政策就更加危险了。假如西方除了核威慑外，缺乏足以满足其需要的军事力量，那么苏联人很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能够通过某些途径进入欧洲而不冒难以接受的危险。基辛格写道：如果不建立起能够证实新的军事理论的武装力量，那么，修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理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自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更加全面依靠战术核武器。这种战略要求常规部队强大到足以挡住苏联在德国和东欧的军队，使他们不能迅速突破。苏联人要对抗盟国的这些部队，就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很强大的部队，而这种部队是经不起核武器的打击的。威慑作用之所以能收效，是因为苏联面临的是一场带来无穷后果的冲突。不会有进行反打击的余地；核武器要在战争的初期立即使用，而不是在战争小歇之后，而且主要是用在战斗地区。
基辛格知道，使用核武器是很不体面的。在许多盟国现有的舆论下，走上核道路是十分危险的。根据记录，吉尔帕特里克曾经讲过“我是从来不相信所谓有限核战争的人中的一个。你一旦开始使用任何一种核打击力量时，我实在不知道你怎样为它划定界限。”麦克纳马拉看来也持有同样观点。基辛格写道，如果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在欧洲大陆储存核武器的目的何在呢？如果任何牵涉到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必将升级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冒发生这种事态的危险呢，特别是当预定的目标都已处在美国战略力量打击范围之内的时候？把原子武器储存在欧洲，简直是多余的了。
很明显，基辛格并不相信这些。他是要政府阐明它的论点。他同意总统关于有必要在全面投降与全面核武器战争之间找出其他道路的论点。在基辛格看来，那另一条可取的方案就在于战术核武器作战。在他看来，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在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用于中止一次战役或阻止一次突破。基辛格写道，如果能达成僵持局面，那么防御的主要目的就可实现。
基辛格从来不低估对他所提出的这种战略的反对意见。他原先是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上提出这一战略的。可是三年后，就放弃了。那么，为什么他又回到原来的论点上来了呢？因为他看到只有一种另外的选择，即建立非常强大的常规部队，而他不相信欧洲或美国实际上会作出这种选择。即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战术核战争——目前称为对战地的控制——在概念上作了规定，在力量上作了准备，它仍然需要较强大的常规部队，不过，这种常规部队并不是不采用战术核武器时所必需的那种部队。两年前，基辛格曾指出军界不愿意设想和计划这种有限的核战争，这表示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难以克服的阻力。现在他认为，必须克服这种阻力。战术核武器是能用来对付某些意外事故的唯一的武器。基辛格在承认使用战术核武器会带来的一切危险时，还是坚持，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在实行反击战略时是肯定要发生的。
基辛格也回到他的有限核战争的想法上去了；然而，他把他的概念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变化联系了起来。为什么他被引回那个理论上去呢？因为他还是认为，全面战争的威胁是不足凭信的，而新的独立的核力量只不过标志着欧洲的桀骜不驯而已。法国奉行英国最先推行的那种政策，正在建立它自己的报复力量；它不再相信美国的支持，在苏联新实力增长的情况下，竟然认为它能够发展自己的防务。德国焦躁不安的情绪也差不多，它要求保证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允许决不撤走储存在欧洲大陆的核武器；同时，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还希望“对于从德国土地上发射的武器”，参与“一定程度上没有具体限制的联合控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同盟也表现出同样的疑虑。基辛格了解而且同情它们的心情：要美国的欧洲盟国把它们的常规部队合并起来置于联合指挥之下，并要它们同意更多地依赖常规防务，而美国则仍然独占“回击苏联核威胁的手段”，并拥有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和何时使用核武器的完全自由，这是“毫无道理的”。
美国政府公开反对法国建立一支独立的核报复力量，它坚持欧洲国家的核力量是无用的；欧洲国家的核力量在苏联发动一场果断的突然袭击后一定会被全部摧毁。那种核力量也不能用来作为攻击性武器；假如单独用来对抗苏联，将是国家自取灭亡的行动。基辛格承认这两种论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他特别指出，英国或法国都不打算单独使用它们的核力量。至于说到苏联会对英、法任何一方的战略力量进行突然袭击一事时，基辛格问道：苏联是否可以不必冒美国和暂时尚未为战争波及的欧洲盟国反击的那种不可接受的危险。他又问：是不是已经预先断定，如果美国的某一盟国攻击苏联时，美国会坐视不管。尽管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决不能说一定是这样。
基辛格写道，假如美国是十分坦率的，它应该承认，它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各国都扩大核武装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唯恐这种能力将造成能够使一个盟国把美国硬拖进核战争中去的局势。这种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废弃这些力量，而是把政策协调起来，使美国和它的主要盟国在目的和战略的选择上意见统一。基辛格知道，曾经尝试过努力达到更大的团结一致，以及减少重复与浪费。譬如，在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提出要派五艘北极星型潜水艇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据协议规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方针予以控制和使用。肯尼迪总统表明他准备把这批潜水艇作为这一类转拨的第一批。在雅典，麦克纳马拉履行了总统的诺言。肯尼迪还表示愿意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考虑建立一支海上力量，真正归公约组织各国所有和控制。迪安·腊斯克故意表示很愿意听听美国盟友的明确建议。
基辛格对这些言辞和姿态并没有加以责难，同时指出把北极星型潜水艇转拨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种举动与其说是一种共同控制的实际办法，还不如说是表示美国愿意担负义务的一种象征而已。在盟国还没有全部核力量的联合计划（包括没有战略空军指挥部和英国轰炸机指挥部联合计划）的时候，为几艘潜水艇规定方针并不是一个实质性很强的行动。然而即使是这些方针也叫基辛格感到意义不明。应当怎样来解释这些方针呢？潜水艇要受联合的方针所节制，但仍在美国独家指挥之下。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各国政府在受到征询而肯同意的时候，还会有使用核武器的应变计划？或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官已事先得到权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受托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基辛格不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成为一个“第四位的核力量”，能够联合起来制订计划，代替各国分别掌管的核力量设施。在理论上讲，将有四种力量：美国（将是最大的核力量），两个较小的国家力量（由英国和法国控制）；最后，一个中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所有公约组织的国家大概都参加进去）。基辛格认为：“过多的力量将带来指挥和控制上的巨大难题”。同时，他担心苏联人会误解这几股力量的目的，他们会认为这些力量反映了美国在欧洲防务问题上承担责任的变化程度。基辛格写道，建立这样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力量，只能为发现一个目标提供推动力。在他看来，欧洲对美国保持核优势的关注，不会受到这种新设施的影响。即使这种力量是存在的，美国将保持它的否决机美国的同意，以及其他方面的同意将是必具的条件。至于战略空军指挥部，它仍将在美国独家控制之下。欧洲人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可以阻止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力，然而他们不能强制使用它。至于以战略空军指挥部为代表的较大的武装力量仍在美国独家支配之下，欧洲人则仍像从前那样无能为力。基辛格写道，如果美国准备放弃它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的否决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让步。但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作出决定，允许外国在没有得到美国明确同意时迫使美国参与军事行动，一场涉及宪法的危机几乎一定会在美国发生。
基辛格相信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多少有用的那股唯一单独的多边力量，是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合并在一起的欧洲原子力量。如果美国支持建立一支欧洲原子力量，这将止住传说美国试图在核问题上将欧洲置于从属地位的那些谣言。他写道，这种力量将是新的欧洲走向一体化的象征；这将有利于加速进一步的一体化。
但是，他对获得这种力量的困难，不存幻想。不论是美国、法国或是英国，似乎对取得这种力量的可能性都兴趣不大。因为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重新考虑它的战略（即使它不会立刻接受这样大胆的建议），所以他忠告美国在批评法国时要更克制些。即使美国人对法国建立独立核力量持否定态度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贬低他们的努力，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对基辛格来说，这并不是事关重大的战略问题。他对核武器扩散的忧虑，不及他对局部防御问题的忧虑。他深信，假如没有法国的合作，欧洲的局部防御是不可能的，他很简明地陈述自己的立场时说：“我们的现行政策起不到作用。它不能阻止核武器的扩散，甚至不能防止扩散到法国；它也将使欧洲的局部防御无法实现。”基辛格接着又说：“如果我们要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必须准备——即使是痛苦的——重新评价我们对法国掌握核能力的雄心所抱的态度。”
基辛格建议美国帮助法国研究它的核计划，即使只限于协助、发展运载工具。他写道：如果美国这样做了，就有可能要求法国利用它节约下来的资源去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防御力量。他认为支持一支适度的法国核力量，可能是建立欧洲核力量的最佳方式。他相信，这种战略将显示美国的良好愿望；如果法国拒绝在这个基础上的合作，那么，照基辛格的话来说，很明显，法国是把“权势的观念置于盟国的共同利益之上了，最终也是置于法国自己的最大利益之上了。”
这是基辛格对肯尼迪政府防务政策方面的最初的系统分析。要对政府所作的努力，特别是政府在设法建立常规力量方面所作的努力，说些奉承话是容易的，但基辛格偏偏表示对这些努力并不感到满意。在他看来，麦克纳马拉和吉尔帕特里克都不掌握从反击战略转变到局部防御战略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他对他们继续反对战术核防御的观念，不能同意。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对政府日益增长的对戴高乐和法国人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核力量表示不满，有不同的看法。基辛格好像为了使自己和政府分得愈开愈好，他对于把北极星型潜水艇交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过分吹嘘的几个论点表示有所怀疑。
为什么对一个在防御问题方面积极努力的政府，对一个如此愿意接受基辛格所赞成的意见的政府，要给予这样消极的判决呢？肯尼迪早在1958年曾经引用基辛格在其《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如同马其诺防线的事例，说过依靠大规模报复是错误的。一个曾经反对“依靠一种可能失败或可能永远不能使用而同时又不允许作其他考虑的战略”的总统，可以被认为在防务观点上与基辛格这样的人是意气相投的。尽管肯尼迪政府很清楚地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所不了解的许多东西，并且准备根据其所知行事，但基辛格仍然认为政府没有形成一种合乎事理的军事理论，同时政府对待法国的政策，对盟国来说是充满着危险的。基辛格重新提到在其一生经历中早已研究过的论题，即坚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要求对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从根本上给予重新估价”。假如戴高乐需要重新考虑自己正在干的事情，那么肯尼迪也有这种需要。照基辛格看来，他们的行动都是不恰当的。如果他相信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大西洋共同体具有新的可能性的想法是正确的，肯尼迪政府就有责任向这个目标前进。基辛格的评论是没有恶意的，然而也没有奉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领导的新的国防班子的显著成就。基辛格虽然比较友好，但并没有随风倒。这是在整个肯尼迪一约翰逊年代里他所保持的态度。这跟另外一些人（可能因为他们跟事情牵连较深）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朋友所讲的话，形成显著的对照。
在1962年10月，肯尼迪政府经历了它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是由苏联决定在古巴设置导弹而引发的。照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前后有十三天存在着“两个核大国碰撞”的危险，而且这可能“把世界带入核毁灭的深渊和人类的末日”。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忆录是一个安然度过危机的故事；这是一本充满豪情的报告，结尾追溯到总统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或他的政府”，是很恰当的。
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忆录应该同刊载在《记者》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一起阅读，这篇论文是基辛格在危机发生以后不久写的。基辛格在这篇论文中无意贬低肯尼迪的成就——事实上却一反常态地强调了这一点—但基辛格所讲的同别人所写的，特别是跟那些认为这是肯尼迪外交政策最大成就的人所写的，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以非常简单地归纳为：肯尼迪的赞扬者大多强调了肯尼迪的坚强、智慧和克制，基辛格则主要是因赫鲁晓夫的无能和愚钝而感到震惊。
什么东西使得俄国人想冒如此粗鲁蛮干的危险呢？他们怎么会相信在离开美国九十里的一个岛上设置导弹而可以平安无事呢？基辛格认为部分的答案在于那是专制独裁制下一种共同的错误：苏联人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宣传看得太认真了；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起他们有能力保卫“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没有注意到在东南亚支持游击队和在西半球设立导弹基地之间的不同。共产党人在亚洲的军事行动总是暧昧不明的；他们给美国人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没有其他问题能与古巴问题相比的了。基辛格问，苏联人难道真的相信，把数量有限的导弹放在古巴，对美国来说，是无所谓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肯定不会冒核战争的风险？古巴的基地显然挡不住美国的进攻，基辛格想不出导弹能达到什么军事目的。他写道，苏联人对军事上捞到好处显然远不及对政治上捞到好处更关心。只有假定苏联人是企图借此充分证明自己的力量和美国人的无能，这次行动才是可以解释的。基辛格写道，如果他们成功了，整个拉丁美洲的极端分子必将“信心倍增”，而美国的盟国将“大为沮丧”。倘若苏联在古巴取得了胜利而不接着在柏林问题上摊牌，对他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他经常反复思考的问题是，苏联人怎能如此糊涂，竟然相信在古巴设置导弹后可以太平无事。难道苏联人从他们过去十年的经验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是否回忆往事把苏伊士事件看成是美国和苏联合在一起“羞辱”美国最亲密的盟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刻？黎巴嫩如何呢？为什么美国在黎巴嫩的干涉并没有阻止住中东唯一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府被撤换？猪湾又怎样呢？苏联人又是怎样在一旁观看着美国玩弄的把戏，观看着美国人在自己的军事行动失算以后乖乖地接受失败？是不是可能因为美国接受了柏林墙，使赫鲁晓夫相信美国会接受任何既成事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预计在古巴问题上也不会遭到抗拒。基辛格写道，这不是不可能的，苏联人相信美国“会宁愿接受任何可以保全面子的做法而退却，而不愿面对一次正面冲突”。此外，美国对苏联增加军备的最初反应，可能使苏联人误解了。虽然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很清楚地表明，美国对于引入进攻性武器是极端重视的，或许重点还说得不够清楚；不论怎样，发言的全文是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没有立即进行干预。同时，基辛格写道，政府发言人在评论这件事情时，倾向于强调封锁或侵略所包含的冒险。当参议员基廷警告进攻性武器正在设置中，这种话也被否认了。基辛格说，很可能苏联人认为，美国知道他们的准备工作，并且决定用否认存在任何威胁的办法而予以默许了。
赫鲁晓夫显然误解了总统的性格和这个国家的情绪。基辛格写道，能够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意味着，除了其他特点外，还有一种战胜敌人的意志。当然，拿肯尼迪来说，他还得克服一些包括年龄和宗教在内的主要弱点，但赫鲁晓夫应该早已看到，他要对付的人是不会袖手旁观并容忍如此狂妄的侵略行动的。即使肯尼迪愿意屈从，基辛格怀疑一般公众是否会同意。假如苏联的情报和外交人员没有提醒赫鲁晓夫注意该项基本事实，那就是证明独裁的病毒已经破坏了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只能听到他们愿意听的东西。在基辛格看来，苏联的行动在军事上是混乱的；简直是不值得冒这么大风险的；在政治上则是天真而愚昧的。美国不可能同意，以解决西半球以外的争端为条件，来交换苏联从古巴撤回导弹的诺言。不能设想，美国人会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出卖盟国的生死彼关的利益。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如果美国这样做了，它就别想“充当西方的领袖”了。
苏联人可能曾指望盟国的犹豫不决——甚至指望盟国对美国施加压力以免冲突——但是肯尼迪的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在总统讲演之后，其他国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影响美国，那就是支持美国。苏联领导人在估计中立国将作何反应时，也不见得高明多少。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国家非常希望让那些大国彼此相争以坐收渔翁之利，而它们自己则并不准备冒很大的风险。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安全的；支持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决心那可完全不同了。后一种行动有战争的危险，中立国对于那种可能性则不感兴趣。
苏联人从他们早期的成就中学到的全是些错误的结论。基辛格写道，他们在欧亚扩张时，既能选择战场又能选择争端。他们使美国面临着含义不明的挑战，而在那里，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从来是不显著的，因此，美国实际上难以作出迅速反应。同时，由于这些区域在地理上接近共产党世界，苏联插手的逐步升级是比较容易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唯一可能作出的反应是以核战争相威胁——而这种反应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要达到它的目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古巴的冒险中就不具备这些条件，那里的威胁是直接的和凶相毕露的。基辛格写道，在古巴危机中，苏联的处境正是美国过去所处的处境。美国人能够逐渐加强压力；苏联的唯一可能的反应是核战争威胁。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苏联人“在一场赌赛中失去了他们惯常的有利条件，而这场赌赛如果失败，将使他们无路可走”。
基辛格很欣赏麦克纳马拉和吉尔帕特里克曾正确估计美国军事力量的性质。在他看来，倘若美国先动手而不能取胜，或者自己遭受了一场突然袭击后，不能给对方以难以忍受的毁灭性打击的话，危机是不会如此迅速地结束的。基辛格尽管并没有收回他对反击战略之效果的任何一条保留意见，但他承认在这场古巴危机中，这种战略却是起了作用的。苏联领导人不敢用核战争的威胁来对付美国的封锁，也并不像他们在柏林和土耳其等地那样，利用局部优势蓄意制造危机。美国核威慑的可靠性要比苏联核威慑的可靠性更大；苏联人除退却外别无选择余地。
基辛格不知道美国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他确信，如果美国知道如何正确利用时机，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会给它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的欧洲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比过去多年来有所加强；也存在着使拉丁美洲感受美国影响的新的可能性；据基辛格看来，美国也改进了它在中立国中的地位。苏联人“过分自负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基辛格写道：
“现在我们该是能够怀着信心和节制去同苏联人打交道了今后，节制将作为政策的一个条目，节制只是那些被认为有选择余地的人才能具备的一种美德。”但他警告那些不愿去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的人，已经在流传谣言，说什么赫鲁晓夫“在一次戏剧性的当面冲突中怒目慑服了好战的将军们”。有些人在说，我们需要把赫鲁晓夫从那些强硬路线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手中抢救出来。基辛格对这种谣传的反应是毫不掩饰地表示厌烦，他写道：“停止这种无聊推测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玩弄我们国内那套权术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没有迹象表明‘爱好和平的’赫鲁晓夫慑服了强硬路线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如果赫鲁晓夫策划了那场在古巴的冒险，也很难想象强硬路线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还能更加轻举妄动到怎样的程度。如果古巴政策是强加于赫鲁晓夫的，那么，他也不需要别人再去帮他证明采取这种策略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基辛格认为这场危机为政府提供了回忆前两年往事的机会；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政府可以从中明白，“这许多以派往克里姆林宫的密使自居的人——以及一些官方使节——把调和的调子跟调和的政策混淆在一起了，这对于赫鲁晓夫以为在加勒比海的冒险会成功的想法”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基辛格希望，危机会证明，把“凶狠”和“软弱”等字眼“拿来代替思想”，其用处是有限的，在严肃的外交政策讨论中，是没有用的。老是争论着要求敞开谈判大门，而又从不表明打算提出什么建议，也是毫无道理的。基辛格担心美国人对“新观念”的爱好，使任何一套建议都值得讨论，但为了某一目的也可以把它们扔掉。他感到遗憾的是，美国人情愿迁就苏联，要它拿出一份购货清单，然后从中选出少数几种来满足苏联人的要求，错误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善关系。基辛格认为这种谈判策略应该痛斥！
他劝告肯尼迪政府要把它的建议固定下来，而且在危机发展前就要这样做。基辛格写道，古巴导弹危机的“胜利”应当用来促使重大的国际问题得到解决，很明显，包括柏林问题在内。美国的盟国比以往多年的态度好得多了；这是一个促进更加密切大西洋各国关系的时机。争取进步联盟也可以更加紧地予以推动，对不结盟国家所采取的新的应付措施亦已安排就绪。不结盟国家没有忘记古巴事件的意义，也没有忽略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冲突。美国与新兴国家的关系能够从[!--empirenews.page--]
一场机会主义和感情用事之间的对话的种种束缚摆脱出来。基辛格对政府能否抓住自己的机会一点也没有把握；这完全要看它准备冒什么样的风险。基辛格在重复他多年前说过的话时写道“政治家的难题就是他对事件的可能发展趋势不太清楚，他不可避免地只能在直觉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而直觉本是无法证实的。如果他坚持要有了把握才行动，他就会冒变成事件的囚犯的风险。他的决心不应来自通常所说的事实’而应来自他对未来的远见。”
基辛格赞扬政府“在问题一旦被认识时，能够处理得巧妙、大胆和果断”。可是他很奇怪，为什么问题没有被早一些认识，他认为过错不在于情报部门而在于不愿意接受暧昧不明和尚未肯定的东西。他写道：“面临的难题在于要把专家管理的谨慎、细致和技巧与对囊括我们面前各种机会的想像力的行动结合起来。”基辛格并不怀疑机会是存在的。
两个月以后，他在写到“闪电导弹事件”时指出，这些机会是怎样利用的。事情的经过令人气馁。他在回顾导致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举行会议的一连串事件时，详细讨论了英国在五十年代努力维持独立核力量所采取的政策。1960年2月，英国同意接受当时正在美国制造的闪电导弹。可是在肯尼迪就职后，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访问了华盛顿，返回伦敦时说：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英国是否需要核威慑力量表示疑虑，如果英国愿意把它的防御力量面向其他武器，他们将感到高兴。哈罗德·麦克米伦立即加以否认，然而当别人要他提供证据来说明他的论点—美国人是支持英国的核力量，一时他又拿不出来。相反的他却提到了英国同美国签署的一项保证由美国人供应闪电导弹的协议。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没有否认这个协议的存在。因此在1962年的一次预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前一周，当美国宣布它撤销闪电导弹的意图时，在英国引起了一阵喧嚷。原来打算对古巴事件后的世界形势进行广泛考察的拿骚会议变成了核战略的讨论会；用基辛格的话来说，通过那些会谈达成了一项非常含糊的协议。
美国允诺提供不指定类型的北极星导弹给英国，而英国则负有供应弹头和潜水艇的责任。英国的北极星导弹力量要交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配，“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对准目标”，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力量的一部分。法国将在同样的基础上被邀请加入这种力量。在基辛格看来，那里有许多没有回答的疑问：如果英国判定一场特定的危机涉及它的最高国家利益时，它能做些什么？它能独立使用它的导弹吗？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潜水艇，事实上是由谁来决定调度呢？又怎样决定调度呢？拿骚公报颠倒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传统理论，把核武器看成为“盾”而把常规武器看成为“剑”。基辛格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只用常规武装力量去抵抗苏联的大规模进攻？基辛格写道，假如含意果真如此，那就没有哪一个美国的欧洲大陆盟国会同意这个战略的。由于拿骚会议所制造的气氛是那么混乱，所以这类问题就没有可能进行讨论。但是美国人对这一切看来都忘怀了。他们为撤销闪电导弹和提供北极星导弹，在自家里到处庆贺。虽然总统以为他处理的是个技术问题，基辛格则坚决认为，只有认识了问题的政治含义才能正确地理解问题。
他怀疑法国是否能接受所提出的种种安排。如果美国对它的特殊友邦英国可以那么粗暴无情，戴高乐就别指望大陆的要求会得到更多的谅解。不论提供北极星导弹的好处有哪些，基辛格认为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提议现在改变得如此频繁，以致没有人再会知道美国究竟需要什么或者相信什么。据基辛格看来，美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像“水银”那样易变的盟国。他还担忧美国经常改变的军事政策的每一方面看来都是跟技术上的需要相联系的。而对问题的心理的或政治的因素则从不注意。基辛格写道，除非许多含糊其辞的内容得到澄清，除非美国对待它的盟国“不再那么耀武扬威”，结盟的讲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是很现实的基辛格有关闪电导弹的论文是针对一场特殊危机而作的。发表在同一月份（1963年1月）的《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论文联盟的紧张，基辛格更全面地反映了联盟的情况。虽然总统要求的是美国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基辛格却讲到了由于欧洲各界的疑虑心理四处蔓延而日益增长的分裂状况。基辛格并不指望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国对所有的争论会有一致的意见，但是他怀疑联盟是否可以持一种触犯其一个或几个伙伴的最强烈感情的立场。柏林问题使他担心。尤其是在英国，有影响的舆论正在开始支持这样一种建议，即应该承认德国一分为二，以换取在新的通道安排上达成协议。基辛格认为任何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都会严重破坏德国国内的均势，他写道：“如果西方国家或是明里或是暗里放弃国家统一的原则，德国人会以为这是牺牲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柏林墙使德国舆论哗然；对这一样个象征着断送一切统一希望的行动，西方居然作出如此不冷不热的反应，使德国感到怨恨。联邦共和国一向是把跟西方国家结盟作为促进统一的手段而提出的，突然出现的这一情况，似乎同原来的目的大相径庭，后果之一就是波恩和华盛顿之间的裂痕日益增长，而法国却利用了这个机会。法国人并不是不关心的，戴高乐相信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有赖于它向联邦共和国保持紧密的关系。基辛格写道：“戴高乐总统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德国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贬斥在外者，它就不可能继续作为西方的一个诚挚的伙伴。他体会到一个热衷于民族统一的、心怀不满的德国将是全欧安全的威威。所以，他存心奉承德国的自尊心。在他看来，为柏林问题拟订谈判方案，倒不如使德国人感到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并不是孤立的更显得重要。他认为只要是孤立地考虑柏林问题，就不可能有永久性的解决办法。谴责犬儒主义的法国是没有用的。他们奉行的政策适应于他们的目的。”基辛格认为法国的主张有时比德国人自己公开表达的更能正确反映德国的感受。
美国同苏联讨论柏林问题时，法国由于拒绝参加而缺席，联邦共和国则因众所周知的忧虑不安也同样缺席，这使美国处于无法进行谈判的地位。在基辛格看来，苏联人把美国的提议看作“钓鱼的勾当”，他们自己也搞了一些这样的玩意儿。美国的谈判者不是为德国的未来和中欧的安全操心，反而让大家把他们拖进一场研究柏林地位的讨论中去了。基辛格认为，苏联的策略是高明的，他们把问题弄成好像世界之所以不能永久和平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某几个具体争端还没有解决。基辛格写道：“这就为谈判定了一种模式，在这中间，苏联人将以撤销他们已经发动的威胁来换取西方国家的让步。”
华盛顿和波恩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恶化了。正因为只是双边谈判，使人们担心美苏会牺牲西欧而达成协议。因此美国的外交就鼓励法德之间取得谅解。法国总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美国的政策只是使它更便于做到这一点。基辛格说，由于谈判集中于通行权以及有关柏林的形式问题，联盟内部意见分歧的可能性达到了最高程度，必须尽一切力量迫使苏联人提出全面解决中欧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不在于敦促苏联人对柏林的某种特殊形式表示同意。可是，这要靠西方本身知道它究竟需要的是什么。而这样的协议却是不存在的。
基辛格认为，不让“德国潜在的虚无主义再一次威胁西方”的最大希望“在于使联邦共和国关心某种比它本身更大的东西”。西方国家在认识到一个分裂的国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困境时，必须全力使联邦共和国成为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至于联邦共和国则最好是停止谈论理论问题（包括民族自决等），而着手解决一些具体事务，如它和波兰的边界问题。德国面向大西洋的方针必须加以保护。假如能劝使阿登纳更变通灵活，那将是一个胜利。基辛格写道，应该看到有阿登纳这样一个可靠而坚定的倾向西方的拥护者，好处是很多的，西方决不应逼人过甚。
基辛格又转而谈及戴高乐“横蛮凶暴的念头不能很好地指导政策的制订。”对法国总统焦急发怒，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基辛格承认戴高乐是不能轻易压服或说服的，他提出，美国的策略是否没有帮助戴高乐，特别是以他自己的那套官僚机构来加强他的力量。他确信美国尽管是无意识地，却帮助戴高乐提高了他在欧洲的地位。基辛格写道，现在显然已到了停止扭住戴高乐的难于相处的个性不放，而开始想一想他的性格的力量和远见的水平的时候了。同法国的争论集中在防御问题上。麦克纳马拉的很大弱点就是他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感觉迟钝，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中的发言，虽然总是很出色的，但只是加强了欧洲的反抗心理。基辛格写道：“这是因为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一般总是显示军事力量，而这并不是主要问题，至于成为忧虑不安之真正核心的政治上或心理上的种种考虑，则反而予以忽视或置之不理。”
基辛格难以理解当欧洲人表示怀疑美国的忠诚时，为什么美国的官员们会那么着恼。他自己也发现美国的立场模棱两可，他认为，这是“为这样一种事实弄模糊了的，也就是说，那些对促成这种立场最有责任的人都属于单一的思想体系，他们通过多年来的共事，已经达到了把某些假设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地步，而这些假设的东西事实上并不像他们所指望的那样明确的”。政府对于从二十二个师增加到三十个师，在增强实力方面所产生的效果，要求过高了，它在处理核问题上是不妥当的，它对法国的态度是任性的。法国以同样不妥协的态度相答复：法国国土上不得有美国的核武器，不参加柏林谈判，阻止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基辛格并不为法国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但他提出，如果美国人有更好的技术性论据的话，法国人是更接近于欧洲的某些心理上的实际情况的。基辛格写道：“要同英国在核问题上保持特殊关系，而不使法国恼火，这实在不是我们有可能做到的。”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武装力量的提议从来就没有什么说服力；美国继续关注阻止欧洲各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对基辛格来说，似乎是过多地集中在题外的争论上。美国不愿去了解欧洲人需要各国自己的核力量的原因：他解释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对美国的计划起一些小小的影响。基辛格认为欧洲核力量的增长只能产生两个后果中的一个，随便是哪一个，他都不感到特别担心。如果欧洲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美国是有理由感到高兴的。更可能的结果是欧洲从艰难的经验中学到，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确实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对法国的越轨行动尤其是当法国要发展核能力美国也没有多大办法阻止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么激动呢？
基辛格承认，美国宁愿有一个欧洲核力量而不愿有纯属各国自身的核力量，这是合理的；他甚至了解为什么美国那样拼命地要达到这一目的。可是他问，对于规定那支力量的任务以及制订计划使其与美国的核力量相协调，是否就可以不必予以关注。它的内在特性看来是很次要的问题；美国极力主张的“混合工作人员”（即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基辛格斥之为只是从“技术性的安全设施”来考虑的，几乎跟他认为首要的政治问题毫无关系。他关心的总是“全面战略”而不是“某种特殊解决方案的内部结构”。
形势要求于我们的是大西洋两岸都必须恢复信心。基辛格不相信当戴高乐和阿登纳两个老人离开政治舞台时，联盟的困难因此消失，他也不相信“历史的进展”会解决美国的问题。基辛格写道：“把两个伟大国家的领袖看成障碍而不看作机会的一种政策，会使我们有可能变成事物囚犯的风险。作出创造性行动的时间，就是当旧的形式正在解体的那一片刻，而不是在不可知的未来，而且到了那时候，问题和要求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基辛格在他的批评中是谨慎的；他竭力避免提到肯尼迪任命的与他的看法不一致的某些人。他也不指总统本人。可是对整个政府则作了含蓄的批评。政府的军事政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正在制造混乱；在柏林问题上，它的外交工作是不恰当的；它也不懂得如何跟戴高乐打交道。这些指责的调门是压低了；可是又不会被误解，特别不会被那些在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读到这些指责的人所误解。基辛格使华盛顿内外的比较热情地支持政府的人很难感到高兴。
尽管他通常是避免对肯尼迪政府的个别成员提出批评，但在1963年3月，他极为详细地写下了麦克纳马拉的许多失误。基辛格解释道，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是以四个主要因素为基础的：“灵活反应的理论；反对各国各自拥有核力量；敌视战术核武器；常规防御的理论”。在“灵活反应”方面，麦克纳马拉曾经多次改变他的主意，基辛格略述了几个重要的改变。至于政府对于独立核力量的敌视，前后比较一致，虽然政府对英国核能力怀有的敌意往往少于对其他国家核能力的敌意。在战术核武器方面，政府反对使用这种武器，声称这种武器会造成严重升级的危险；情况既是这样，基辛格不明白为什么还在欧洲大陆上储藏这种武器。麦克纳马拉希望欧洲的常规力量足以对付苏联的多种形式的攻击，但是，究竟多少常规力量才算是真正足够的力量，他的估计是经常变动的。基辛格感到奇怪的是，欧洲人发觉麦克纳马拉的原则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很感不安，而美国政府对此竟然大为惊奇。
1962年6月，麦克纳马拉在安阿伯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曾经主张，在全面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是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普通居民。基辛格解释道，麦克纳马拉认为“联盟所有的核武器必须置于严格控制之下，确实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实际上就是指在美国的指挥之下”。这些思想构成了日后通称为麦克纳马拉理论的基础。基辛格注意到该项理论中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譬如，更重要的目标究竟是不损害城市呢，还是破坏敌人的报复力量，就不清楚了。基辛格指出，倘若苏联的许多战略基地设置在城市附近，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基辛格认为破坏敌人的报复力量仍然是首要目标，即使这会大大殃及敌人的城市。基辛格预计，因为敌人的报复力量肯定会增长，而且会变得形式多样，更厉害，更分散，所以要对这种报复力量发动一次进攻而组织得很协调，就变得愈来愈困难了。最多只能有些片断的情报，而且基辛格体会得到用人们很少有经验的武器系统去打仗的种种困难。麦克纳马拉的理论只能促使美国的欧洲盟国要摆脱约束。美国是不是真正具有它自称的优势？如果它确有那种优势，那么，它为什么不坚守把常规力量当作“盾”、把核力量当作剑的传统理论呢？如果美国坚持把两者颠倒过来，这难道不显示着甚至在苏联向欧洲进攻时也不愿使用核力量吗？
基辛格说，在贝笪餮蠊甲橹冢炻乙丫涑善毡橄窒蟆Ｂ罂四陕砝谑酝贾匦虏髌淅砺凼碧岢觯婧苏秸欢ɑ嵩斐杉赴偻蚱矫竦纳送觯欢屑峁谭牢赖乃樟卦虿豢赡鼙淮莼伲⑶宜樟贾沼凶糯忧彼Х⑸涞嫉哪芰ΑＥ分奕宋实溃榭黾仁钦庋ǜ从帜茉跹克且沧⒁獾剑罂四陕砝苁翘傅蕉悦拦腥婀婺５慕ァ６耘分藿腥婀婺５慕ナ庇只峤幼欧⑸裁茨兀柯罂四陕砝竺拦恼铰粤α恳值沧∷樟耐蝗幌鳎缓蠖运樟暮湔ɑ亍⒌嫉匾约巴堑脑毒嗬氪蚧髁α浚茨芄环⒍诙谓サ牧α浚┫嗔档钠渌律枋┯枰曰鼗鳎匾保幼呕箍梢杂醒≡竦毓セ魉樟某鞘泻凸ひ的勘辍Ｂ罂四陕砝岢郑绻拦姓庋氖盗Γ乇鹗侨绻拦暮送辶α糠浅Ｇ看螅矣幸徊糠至α烤１４嬖诤Ｑ笾械谋奔切颓彼е械幕埃樟耸蔷霾桓医ッ拦摹；粮裎实溃拦欠裾婺苷业饺康乃樟勘辏凰Ｐ牡氖恰矶嗯分奕艘哺Ｐ摹罂四陕砝砺壑泄赜谄矫袼郎说暮狻Ｔ诶砺凵希拦瞬换崞苹邓樟某鞘校饣岽偈顾樟悦拦某鞘胁扇⊥却胧Ｈ绻砉私ッ拦某鞘校拦な竟腔嵊猛姆椒ūǜ吹摹Ｋ姓庑分奕硕既衔苡械览恚豢墒撬歉械讲唤獾氖牵裁此蔷筒挥Ω糜涤型哪芰Α；粮裥吹溃骸白苤蕴剿髯畲罅榛钚钥嫉氖挛铮丫艘恢中碌慕┯残问健Ｎ颐前蜒≡竦目赡芄榻嵩诹礁黾耍欢耸浅９嬲秸硪欢耸侨嬲秸凰孀攀奔涞牧魇牛笳呓〉梦薹刂频墓婺＞薮蟮奶氐悖庵终秸俏颐且恢绷η蟊苊獾摹！？
基辛格理解欧洲人的顾虑，虽然他并没有意思说那些顾虑都是合理的或者正当的。他谈到法国人“用一种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去坚持他们自己的论点，有时就险些把正确论点变成东施效颦”。可是，他还懂得欧洲人应该“有权参与决定他们的命运，如果苏联人并不采用美国所喜欢的那种战略的话”。基辛格指出，几乎能肯定，欧洲人看待苏联对他们的进攻是不同于他们的美洲盟国的看法的。因此，比如，在一个欧洲盟国的领土上打起仗来的话，虽然苏联入侵一百哩也足够形成为这个国家的奇灾大祸。具有这种顾虑的国家对于威慑要比防御看得更重要，这是毫不足怪的；它们更关心的是向这个侵略者夸大它所冒的风险，而不在于怎样减轻防御者的损失。
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在试图说服欧洲人相信古巴危机证明了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的重要性时，使用了并不有力的论证。欧洲人通过导弹危机，从中接受了两个教训：“在没有同他们商量的情况下使他们面临了一次核战争；在没有古巴参与的情况下，两个核大国就把问题解决了——古巴是最有关系的国家，而它只拥有常规武器。”有些关心自己的讨价还价地位的欧洲人相信，为了达到讨价还价的目的，一支较小的核力量可能比一支在规模和能力上都有新增加的常规力量更有用。同时许多人不愿把它们的安全永远交给一个美国总统。他们对某一个特定人物可能愿意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在无限的未来放弃他们自身保护能力。
基辛格写道：“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到处是废墟的大陆上，这些废墟证明人类并无先见之明；他们深切地感到历史要比武器系统的分析更复杂。他们对于正式的保证在解释上可能发生的微妙差异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了。”基辛格渴切地需要向他的美国朋友解释欧洲的立场，这就需要很坦率的来谈。他说：“对于欧洲人似乎怀疑我们的核保证是否可靠，我们经常报之以极端无礼的态度，这已使我们无视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实际上已在指斥我们的盟国是如此地不负责任，以致不能把保护他们的最后手段交付给他们。两种不信任的不相匀称——用一个新的战略分析上喜用的字眼——是突出的。因为如果欧洲人错了，主要的消极后果就是某种程度的力量重复；如果他们是对的，我们的政策会决定他们的命运。”基辛格认为美国人过于否定欧洲国家独立核能力。即使是英国的几百架运载工具和法国的几十架运载工具，也可能对苏联的计算产生某些影响。美国人不管怎样掩饰，他们真正怕的，不是那些武器没有用处，而是那些武器可能把美国拖进一场它所不愿参加的战争。基辛格认为没有理由相信法国或者英国会比美国更轻率；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会更小心些。基辛格写道，同样，它们关心于发展自己的核计划并不说明对联盟没有兴趣；正如他所解释的：“保火险不表示喜欢火。相反的，它可以不使遥远未来的意外事故变成挥之不去的心事，因而可以腾出力量从事于更有建设性的事业。”
基辛格希望大多数欧洲人早晚能看到美国核武库的优势。试图压服法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几乎可以肯定是会失败的，它只能为美国对一个盟国缺多信任已达到何等程度做广告。美国最好能认识到不是每个忠实的盟国必然都是易于相处或是意气相投的。他把戴高乐在古巴危机时的态度同意大利的范范尼的态度进行对比；含意很清楚；戴高乐虽然很不好相处，但事实证明他却是更可靠的同盟者。基辛格承认法国的战略理论是不成熟的；他们早晚会取得经验的。可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是美国是否准备允许欧洲在核问题上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欧洲的目的就能够同美国的目的相联系。基辛格说，美国人太喜爱霸权了，戴高乐的责难不是无根据的。“多边主义”和“互相依赖”等名词总是把维持美国控制的企图掩盖了起来。欧洲人的反应可能过头了些，但是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危机可以通过美国的克制得到解决。
政府的核政策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由混合工作人员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力量的思想。基辛格回顾了主张组织多边力量所出示的论据，他认为理由都不充分。有人说多边力量会防止原子武器落入德国手中。基辛格对此提出异议；他写道：“现在所设想的多边核力量可能会由于使每个成员国感到沮丧而告终。假如西德专心致志地想获得战略武器，多边力量也似乎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结果可能成为使德国加入核事业中去的最方便的道路。”他还认为费用负担过于沉重。他怀疑是不是许多欧洲国家都愿意对这种力量作出贡献而同时还建立自己的常规力量。在他看来，这两种政策是相反的。
可是他持反对意见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性的。他预见联盟的内聚力将由于美国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而受到严重减弱。结果，法国或许会被孤立，但是在基辛格看来，代价是太高了。美国对于欧洲的那些暂时柔顺的国家的影响会增强，然而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是很不稳定的。他担心，如果德国在核力量方面的实力增长太大，这只会迫使其他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走向中立。在基辛格看来，一种使德国成为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日益怀疑的对象的政策，只能有益于苏联。美国正在为德国准备的那种地位，是不符合德国的利益的。如果德国要对联盟作更多的贡献，它也不应该通过成为多边核力量的欧洲的最大捐助者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基辛格最担心的是美国的坚守不渝和忠实可靠的声誉。他写道：“当我们的提议变化不定，在短短两个月中，从漠不关心一下子变为热烈鼓吹一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从潜水艇一下子变为商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有好感的政府又怎愿跟我们走？”他知道要把方针扭转过来是多么困难，但他要求进行努力。美国允许欧洲在核力量方面取得一定地位的时候已经到来。基辛格写道：“关于欧洲核力量的未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我们可以赞同英国和法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最先鼓励法一英搞一个共同的计划，最后归结为一个欧洲的计划。或者，我们可以把无核国家结成一支多边力量，使这支力量更能反应我们的单线指挥以及不可分割的目标体系等这样一些想法。”他继续说道：“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针。但第一个方针要好得多。”基辛格不能想像一个不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欧洲。他写道：“因此，不但不能敌视法国的核计划，不能充其量对英国的努力表示漠不关心，我们还必须施加我们的影响使它们能为欧洲这一概念服务。这将是通向大西洋合伙共事的最可靠的道路。”
基辛格看出联盟也需要更大的政治上的内聚力。联盟由于外交上的双边主义而遭到危险；它极其需要一个政治机构去规定共同的目标，并谋划种种办法以达到这种目标。除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够对诸如柏林问题、裁军问题以及禁止核试验问题等取得一致意见，并获致共同的谈判立场，否则就无法订出一个共同的军事战略。这些问题必须分别予以正确对待。在基辛格看来，联盟的威胁不是来自外界（苏联的压力），而是来自内部的分歧，即在同一问题上所反映的不同意见。
在肯尼迪在世期间，基辛格没有再写其他文章。没有记录记载他对1963年夏季所签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想法；对肯尼迪在世的最后一个秋季政府在越南的举动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基辛格仍以多少带些狂热的方式继续他在哈佛的生活，直至1963年11月的悲惨的一天，当时他的秘书冲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总统被刺，没几天又告诉他总统已经死了。基辛格为一个被命运残酷对待的不幸的人表示哀悼；但他不认为国家失去了一个非凡的、有才能的领袖。尽管基辛格尽力想把肯尼迪当作他心目中的英雄，可是他从来没有能做到这点。肯尼迪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们意识到，基辛格对总统的态度是有保留的。按照基辛格的标准来看，他认为肯尼迪够不上那种号称二十世纪伟大领袖之一的人应该达到的标准。一个凶手的子弹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这与其说是一个反面的判断，倒不如说是一个中立的判断；他的确没有深刻的印象。他赞赏肯尼迪的精力和生气勃勃；他怀疑许多成就的实质内容。他对约翰逊能否干好这些事很想弄个明白；几星期后就很清楚了，在外交领域中——基辛格唯一全神贯注的方面——约翰逊同肯尼迪干得差不多。基辛格并不觉得意外，时间离1964年的大选太近了，政府无法另搞一套新的方针。
1964年3月，当基辛格接受对外关系协会的邀请在该协会的大西洋政策研究讲座中作一系列讲演时，他决定详细讨论美国同它的欧洲盟国关系恶化的问题。有一部分讲演作为文章发表在1964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题名是《核时代的联合外交》。1965年4月，又把这些讲演铺叙为一本书，书名是《麻烦的伙伴关系》。正如它的副标题所指出的，这是对大西洋联盟的再评价。基辛格对于肯尼迪所采取的政策和在他死后开始执行的那些政策，是一样看待的。肯尼迪在外交事务和国防方面任命的人，大多数继续留任原职，并且仍在执行基辛格认为不同程度地令人失望的政策。至少在他的心目中，联盟已经陷入一种很悲惨的局面。
基辛格在该书的开头称赞了那些“以希腊一土耳其援助计划和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富有远见和大胆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使欧洲从六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从此以后，每届政府都在欧洲复兴、大西洋合作和联合防御上做过很多工作。可是近年来，加强合作的前途由于日益增多的尖锐的争吵而受到损害，在主要的问题上也不再有基本统一的意见。虽然某些分歧是不可免的，但目前的不和看来是根本的；欧洲人都在对美国的概念之是否正确提出了令人难堪的疑问。曾经帮助重建欧洲的美国人，现在却不得不去同一个有反抗情绪的欧洲大陆打交道。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的卓越地位受到挑战，是很难使他们高兴的。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往的那种关系，有些人觉得很难适应现在这种情况。欧洲的经济恢复和欧洲的一体化、殖民制度的瓦解以及古巴的导弹危机都助长了欧洲日益增强的反抗情绪和独立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少，美国要维持它对欧洲盟国的影响就愈加困难了。困难不是由个别人引起的；虽然这些人往往被有心人所利用。两方面耗费的口舌未免过多；但趋向是重视形式多于实质性的东西。
据基辛格看来，核时代的一大怪事是，核威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也从来不曾有比它更无用处。看来战争已经成为难以设想的事，这就要求代之以外交手腕。基辛格说，外交的任务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困难的了。违背规定既然不致受到责罚，促使达成协议的动力也就微乎其微了。由于现代武器的性质，使得问题变得甚至更为尖锐。因为这些武器的主要目的在于威慑，如果威慑能奏效的话，可以使那些准备侵略别人的人相信战争是没有好处的，然而没有办法证明威慑能够奏效。另外，也没有办法发出警告。正如基辛格所写的：
怎样利用固体燃料导弹去威胁人家呢？加强戒备来是历史上惯用的向对方提出警告的一种手段；由于这些导弹总是处于临战状态的，那么人们又怎样来表示自己已经加强了戒备呢？”
基辛格说，盟国的关系由于核时代种种问题的无比复杂而受到损害。他写道：“即使最有责任心的盟国领导人也未必能对某一问题像美国的专家不惜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那样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研究。我们的盟国中很少具备技术上的可能性去发展它们自有的一套专门技术。”尽管欧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所发展，然而在军事上仍然是落后的。拥有实力和垄断专门技术的美国是不可避免地遭人怨恨的，而且由于美国人把所有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问题都当作纯技术性问题来解决，他们就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美国又偏偏把大西洋世界看作一个单位，忽视了它是若干个不同主权国家结成的一个共同体，而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看法是不统一的，这当然使问题弄得更糟。另外，由于拒绝容忍许多观点同时并存的可能，美国招来的只能是敌意。
比如，法国就是同任何其他国家不一样。基辛格解释道，要了解法国，必须首先理解它在二十世纪的悲惨经历。它老是忘不了可怕的经历——担心再一次被迫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基辛格看来，这种心情是比任何个别法国领导人的个人情绪更为深刻的。德国也是这样。基辛格解释道，德国存在一种“有所依托并从一片混乱中探求可预知的前途的要求”。由于美国经常改变自己的政策，给这些社会带来了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美国方面的单独行动，使那些不需要或者不愿意人家指出它们无能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基辛格认为，法国夸大了它同美国的分歧。其他国家则隐瞒了它们的分歧，但是分歧是存在的。只有大西洋共同体中所有国家的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国际体系所需要的那种稳定性。
欧洲人对于超国家的机构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是有分歧的。较小的国家同德国和意大利一起，似乎比较容易接受超国家的机构这一观念；法国和英国，出于它们长期独立的传统，则不大感到兴趣。基辛格认识到欧洲的经济恢复减少了欧洲对美国政治经验的关心，他也懂得帝国的告终降低了它扮演世界角色的兴趣。在纯粹的欧洲范围内，民族国家近乎是一种更为合适的体制形式。同时，经济上的统一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统一的观念，事实上尚未为经验所证实。
基辛格对没有经过检验的美国的假设，即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在大多数基本问题上一般会同美国的意见一致的假设，提出了疑问。历史上没有这种意见一致的先例。基辛格写道：
为了对抗一个占优势的力量常常建立一个单独的整体欧洲人的整体感不可能是这一普遍法则的例外——它们的动机很可能是坚持欧洲对世界的特有的看法。”他认为，当欧洲人的整体感“不再因害怕苏联而得到发展时”，尤其是这样。美国假如做好准备接受欧洲对它的霸权的挑战，那将是明智的，这可能成为美国为了欧洲的统一所花的代价。基辛格写道，大多数美国人的做法，好像那是不必花什么代价的；似乎欧洲的统一会像不花钱的礼物一样降临。
有时美国人给人一种印象，他们除了等待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之外再无他法了；基辛格认为这不是政策而只是逃避。对基辛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主要从事于使法国相信自己是强大的。在他看来，这不是一般的抱负。一个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三次接近内战边缘的国家可能容易为外人所轻视。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社会认真对待呢？法国在1940年的崩溃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道德上的。这个国家懂得，它之所以能渡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部分是由于别人的努力，虽然它并不是经常这么说。接着，二十年中使人沮丧的殖民地战争并没有提高民族的士气；自信的感觉也没有因这种经验而滋生出来。基辛格写道：“虽然戴高乐的行动经常表现得好像他反对美国的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但是他的更深远的目标则是教育性的；教育他的人民或者他的欧洲大陆采取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态度。”抹杀戴高乐和大多数美国领导人对世界的预见所具有的重大差异是不必要的。基辛格说道：“凡逢美国发言人强调合作观念的时候，戴高乐就总是强调均势的观念。许多美国官员硬说，只要用‘共同体的精神’商谈事务所有的争吵都能够解决。对戴高乐来说，正常的关系依赖个人态度的地方少，而依靠压力的平衡和对力量对比的了解倒更多些。如果这些都正确地估计到了，谈判是能成功的。否则，善良的愿望是不能作为代替物的。”
基辛格认为戴高乐一定同美国人发生冲突，因为他是在另一种时间格局里活动的。美国作为联盟的领导者，重视解决当前问题，而戴高乐则对十年或十五年内可能出现的事兴趣大得多。他对美国在最近时期内会给予保护是有信心的，但他还预想到另一代美国领导人执政的时候，他们首先关心的不一定会是欧洲。他并不像很多美国人那样自以为能展望未来。基辛格回想起，丘吉尔的作为一度跟戴高乐非常类似，力图为将来采取保障措施；美国领导人曾简单地把丘吉尔看作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者。因为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把双方连接在一起的亲密纽带，这种分歧虽从未公开，但分歧是存在的。戴高乐坚持要通过邦联形式而不是通过超国家结构来完成欧洲的统一，以致使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显然是旨在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的一个计谋。基辛格承认，戴高乐的真实意图是难以把握的，但是，基辛格写道，假如戴高乐的目标在于霸权，那么他用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法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由许多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只有通过道义上的领导才能加以统率——如果真有可能予以统率的话。基辛格解释说，假如其他欧洲国家不赞成法国政策的话，它们“看来不会那样地无视自己的利益，或那样地缺乏自信，而不加以否决”。
美国偏向于超国家结构恰恰反映了它对联邦制度更熟悉；同时，基辛格补充说，这也可能反映了它对欧洲统一的矛盾心理。美国一方面赞成欧洲统一，另一方面又相当警惕地保护着它同某几个欧洲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且不愿见到自己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战，尤其不愿在防务领域里受到挑战。戴高乐对美国施加于欧洲独立地位的这些限制，颇为不满。他的目的在于使欧洲明确提出自己的防务政策，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和独立的实体来同美国打交道。拿骚协定之所以触犯了他，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协定看成是美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盟国的另一个手法。他不欢迎给法国分派特定的军事任务；在他看来，这是把法国的安全置于他人手中。依照他的观点，一体化，会导致“推卸责任和一种虚弱感”。他认为，从过去几十年发生的每一件事来看，把法国军队和法国社会融为一体，要比把法国军队并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为重要。
美国人对戴高乐非常恼火，他们谴责他不信任美国，又训斥他对核战争的基本原则的无知。基辛格采取了大不相同的态度；他看出在戴高乐的分析和麦克纳马拉的分析之间有某种类似之处；只是在解决方法上有显著的分歧。麦克纳马拉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得靠分工，企求法国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常规武器。戴高乐重视法国的独立身份，对于战略的技术方面远不如对作出抉择的这一政治问题那么关切。美国人主要重视的是核武器的集中控制，他们相信，万一爆发全面战争，这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戴高乐对于日常的外交事务极为重视。麦克纳马拉主要是为战略上的抉择而操心，戴高乐则主要是为政治上的抉择而操心。一直到1961年，戴高乐还提议建立一个由美、英、法组成的全球性理事会；美国否定了这个建议，声称不能选择一个欧洲国家能代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发言，因而，建立一个“较广泛的论坛”的希望就这样被废弃掉了。基辛格注意到，只是在1961年以后，法国领导人才不再强调这个办法，而开始谈论一个可以受到美国和苏联重视的统一的欧洲的重大意义。
基辛格并不认为戴高乐的政策的转变，仅仅是由于遭到美国的阻挠。当戴高乐提议建立理事会时，同苏联打仗的危险是非常现实的；戴高乐正设法使欧洲确信，一旦战争来临会得到美国的援助。1961年后，苏联的威胁大为减弱时，戴高乐开始设想另一种类型的欧洲——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盼望总有一天，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共产主义的，而变为民族主义的。在基辛格看来，这同战后美国四届政府都认为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难题的先决条件的看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基辛格认为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法国虽都坚持己见，但是关于只有在苏联内部出现了根本转变时，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增加这一点上，双方的意见却是一致的。双方都在寻求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样一个变化。每一方都想在这种变化发生时，充当西方的主要发言人。
关于什么是稳定的国际秩序，双方各有很不相同的观点。基辛格写道，美国认为，和平和稳定是“自然的”，危机不是由于客观条件而是由于个人的恶意造成的；二十世纪的紧张局势是那些不讲道理的共产党领导人制造出来的。要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政治气氛，就得相互信任；这样才能期望良好的个人关系会引起心意的转变，而心意的转变将使意见统一成为可能。戴高乐的看法很不相同；他用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和平并不是最后的解决，而“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或许是比较稳定的均势。”紧张局势并不是由个别领导人造成的，而是由制度本身的各种道德力量造成的。他把内部的不稳定看成是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显著特点；共产党人经常试图从事于对外冒险来转移视线。由于俄国人的扩张主义是因内部的不稳而不是由真正的不满产生的，因而对于他们的侵略就不能等闲视之。因为苏联内部压力会继续存在，这就不断刺激它对外提出新的要求，所以国际关系中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是难以避免的。戴高乐反对英国和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同苏联进行“探索性”对话的计划，主要是因为他看不出这种对话有什么必要。倘若苏联人诚心谋求和平，他们只须停止制造新的威胁就行了。他感到继续进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同样是那么回事，肯定毫无结果。
基辛格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如何看待共产党中国这一点上也存在重大分歧。他说，在政策分歧的背后是哲学上的根本分歧。戴高乐很少强调各个国家的“意向”。他知道苏联强而共产党中国弱；支持和加强中国，使它成为共产党世界中苏联的对手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戴高乐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欧洲。在那里，中国未施加任何威胁，而苏联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法国领导人对中国较为宽容是有道理的。
戴高乐不相信和平能够通过国家首脑的个人和解来实现；只有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这就是建立更为稳定的均势。他认为在创造这样一种均势中，法国能够起到重大作用，他批评美国力图超越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来同苏联直接打交道。基辛格发现戴高乐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始终一贯的，他反对把戴高乐的观点当成愤世嫉俗或别有用心的。他对那些坚持认为没有办法同戴高乐打交道，并坚持认为唯一合理的政策是等待他从政治舞台上引退的人，极为不满。
基辛格也知道戴高乐的弱点。他并不想掩饰他对这位法国总统的“突如其来的策略”和“专横的作风”所感到的不安，更不用说他的“过度的理性主义”——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把这个特点跟戴高乐联系起来。大多数美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力图夺回业已丧失的法国优势地位的浪漫主义者。基辛格则把他看作一个不能理解别人感情的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这一点是戴高乐的最大弱点。当戴高乐宣称为整个欧洲说话时，他主要是为他的法国同胞而不是为所有的欧洲人说话。基辛格说，戴高乐的“过度的理性主义和单方面的策略”使他和其他欧洲人疏远了。
基辛格感到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拼命追求欧洲统一的人，却使自己在国外被描绘为只关心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基辛格写道：“戴高乐通过唤醒那么多的关于权力主义统治的回忆，使欧洲内部的讨论趋向极端，以致人们近乎不可能抓住他的思想实质。一个强大的欧洲必然会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但戴高乐以那么伤人的姿态发动这场挑战，反而激起了美国自认有理的情绪，而没有促使它按形势的要求对大西洋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再检查。”基辛格相信历史对戴高乐的想法（与他的作风截然不同）作出的判断，将比那些批评他的人高明得多。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不能实现他的目的这一事实。他的作风使他受到挫折，而他的想法从来没有使得人们好好听取过。戴高乐的概念为其后继者所遵循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的。基辛格写道：“只有当伟大人物记住他们的业绩必须由那些天赋较差但看来将继承他们的人保持下去时，他们才能真正成其为伟大人物。一种结构如果只有依靠每一代都出现一个伟大人物才能保存下去，那它本身就是脆弱的。对于戴高乐的成就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不足。”
基辛格怀疑戴高乐夸大了任何一个处于法国地位的国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戴高乐成功地扩大了法国的眼界，坚持了面对美国的法国的权利，但这类维护权益的做法是有限度的。法国和美国的力量不对等，在双方的任何对抗中，法国总是要失败的。继续争吵对两国都没有好处，但双方的领导人都在被推向争吵之中。基辛格写道：“法美对抗之具有讽刺性，在于戴高乐的思想概念超越了他的实力，而美国的实力则胜于它的思想概念。”
在基辛格看来，局势的真正悲剧就在于此。甚至虽然有1961年参加过肯尼迪政府并在约翰逊主政时又留下来的所有的有才能的人，但是美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的观念是不合时宜的。基辛格很少关心戴高乐的声誉——历史会注意到他的声誉的——但他非常担心联盟会因愤激和误解而受到威胁。戴高乐对已发生过的事要负一些责任；而基辛格主要重视的是开导那些坚持以法国总统为敌的美国人。基辛格警告说，以这种错误概念为依据的任何政策的牺牲品，不是戴高乐，而是大西洋的统一。基辛格指出：“关于大西洋关系的概念，不论是‘美国的’或‘法国的’总有一个可能取得成功。像这样不了解另一方真实意向地对抗下去，可能带来双方都表示最担心的后果：一个分裂的、猜疑的、再度热衷于清算旧怨的欧洲。”接着，基辛格忆起他当青年研究生时写的论文，用一句富有特点的评论写道：“在自己热烈想往的事情上遭到挫折就是悲剧，至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如此。但还有另一种而且或许更为沉痛的悲剧，那就是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然后发现这些愿望是毫无意义的。”
基辛格认为美法对抗是杰出的美国人对于他们在欧洲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普遍模糊的标志。对美国人来说，法国并不是唯一神秘的国家；德国看来同样使人难于理解。同样地，困难还来自对于德国在二十世纪的经历的陌生。基辛格写道：
每一个年逾五十的德国人都经历过三次革命他们见到过四种不同的政体，每一种政体都自称在道义上是跟前一个政体相对立的。他们看到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并且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每一个三十五岁以上的德国人都曾亲眼目睹纳粹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崩溃的创伤。基辛格说，德国在丧失其民族的、政治的、领土的完整后，变得繁荣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缺乏自信；他们常常担心会被他们的盟国抛弃。基辛格认为，阿登纳之取得伟大成就，和戴高乐一样，是出于他对德国公民的心理需要有深刻的了解。阿登纳了解德国的问题，他力求使自己国家不止关心其本国的事务。关于这个被他的敌人称为盟国的总理的阿登纳，基辛格写道：“他意识到德国在地理上过分暴露，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过分脆弱，无法采取一种很主动积极的政策。他了解一个分裂的、无根底的、被人们怀着猜忌和恐惧的眼光看待的国家，假如硬要采取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话，就格外会引向民族主义、中立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德国政治生活的结构可能抵挡不住这一过程所固有的压力。”
只有在美国的柏林政策威胁到阿登纳所认为的对德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时，他才“恢复了他始终强烈的同法国紧密联合的倾向”。基辛格解释说，1963年1月的法德合作条约是德国一直在谋求取得“一个大伙伴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更进一步的阶段。基辛格把阿登纳看成欧洲的另一个幻想主义者；他认为阿登纳“最显著的成就是创造了一种错觉，似乎联邦共和国内的形势正如他自己的政策一样坚实而稳定”。
基辛格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战后二十年间，这个国家主要是致力于物质方面的重建。从1961年开始，它为紧随而来的危机所震撼：赫鲁晓夫的威胁以及针对这种威胁的英美谈判策略的发展；柏林墙事件；戴高乐的欧洲政策以及美国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美国要求在外交上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压力等等。美国和英国的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在1961年准备接受新的柏林通道管理办法，以换取承认德国的永久分裂。他们把这看作是“为了获取稳定的保证所支付的一笔小小的代价”。基辛格解释说，这些人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协定将会破坏联邦共和国的国内均衡。苏联要求西方承认维持现状的理由之一，正好是它知道这会给联邦共和国一个多么大的冲击。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肯尼迪政府，不论在对待法国或对待德国方面，都显得不很内行。在这方面，它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它的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基辛格认为，在战争刚结束之后，本来是英国领导欧洲的难得的机会，但它却完全错过了。用基辛格的话说：“英国只要提出来，本可以取得欧洲的领导权”，而它竟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当它终于认识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时，却又为究竟是应该继续忠实于英联邦，还是保持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或者在欧洲开始一次新冒险而烦恼。英国不愿意从中选择，而试图三者同时进行。基辛格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否认英国之所以被排斥在欧洲大陆以外，能归因于一个年迈的、念念不忘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冷遇的法国领导人的决定。有些人说英国没有主体观念，基辛格不相信。英国是有它的主体观念的，也正是这一观念妨碍了它一心一意地进入欧洲共同市场。当共同市场取得初期的成功以后，英国变得对欧洲感兴趣起来，它的兴趣不在于超国家的或一体化的欧洲，而是在于类似戴高乐所赞同的那样的欧洲。英国人反对超国家主义，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英国的立场没有像法国的立场那样触犯美国人美国人对这样一种默契感到满意，即英国对欧洲承担任何义务都不会改变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在对待美国的方法上，要比法国巧妙得多。基辛格写道：“英国从来不在抽象的或理论的问题上论争。它几乎从未公开地拒绝美国的基本政策。相反，英国的政策在通过频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商来制定措施时，一向对我们推崇备至。…不管这种‘特殊关系’的‘现实性’怎样，英国总是力图给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的政策即使不是在伦敦的指引下制订的话，至少是受到它的强烈影响的。”
基辛格写道，英国可能夸大了它对华盛顿的影响，而美国则夸大了英国的顺从。他并不相信预先安排好了英国一定会在共同市场里做美国的代言人。实际上，他说：“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一个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很可能是，今后欧洲会以英国的方法来实施戴高乐的政策。”这不过是猜测；英国暂时还被挡在共同市场外面，对此美国负有责任。基辛格写道，撤销闪电导弹，在英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这是“跟闪电导弹技术上的得失和英国的战略情势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争端是政治性的；接连几届英国政府已耗费了一百亿美元来建立一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问题已危及政府的生存，而在这种危机中，“技术得失的争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人们对于拿骚协定实际上是否影响了戴高乐对英国申请参加共同市场的决定，一直争论不已。许多人说，那仅仅是戴高乐的推辞。基辛格则相信这个协定是原因的一部分，因为协定确实表明，英国首先而且主要考虑的是它与美国的关系。戴高乐可能在拿骚协定前已作了决定；基辛格写道，假如当时他还在斟酌这个问题，拿骚协定仅仅是促成了他拒绝英国的申请而已。基辛格认为，英国笨得出奇；他写道：“英国在闪电导弹问题上遭到一次突然的挫折。看起来它一直没有认真考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密切它和欧洲伙伴们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相反，它连和另一个核国家法国都没有商议过，就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定，它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订了一份核计划，而竟然未让共同市场内公约组织的未来成员参与其事。”无论美国是怎样地出自无意，它在英国的这次失败中是起了作用的。它自己偏爱的那个方案，即打算以包括英国在内的统一的欧洲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为基础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方案，就不得不搁置下来了。基辛格并未说过，这种局面是闪电导弹事件和拿骚协定造成的；只是说，这有助于戴高乐证实，不仅是对他本人来讲，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有道理的。美国接二连三地设法来孤立法国，以此作为回报。关于欧洲的内部结构和各欧洲国家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作用而开始的争吵，有打乱经历艰辛才造成的联盟的周密结构的危险。美国人没有得到他们指望的东西：没有新的大西洋联盟，有的只是一个僵持局面。基辛格没有直接指责肯尼迪政府，但他的意思是足够明显的。
不论1961年后的外交活动如何不适当，跟美国战略理论的不确切相比时，就算不得什么了。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是毫不留情的。他对多边力量大声斥责。基辛格感到诧异的是，何以它竟能使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防务建议拖延几达两年之久。他知道，如果不是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可能完全不会有这种多边力量的建议。一旦政府对多边力量承担了责任，就不得不找一些理由来支持它。有些人争辩说，核控制的问题是联盟的根本问题。据称只有三种可能的解决办法：美国继续独霸，这已经被人们宣称为不可能的了；核扩散，人们说这会在政治上造成分裂，而在战略上则是危险的；多边力量，这会“给予联邦共和国以平等地位，同时会给欧洲一体化提供新的推动力并加强联盟的团结。”基辛格认为多边力量注重了错误的问题，而且肯定是对一个实际问题作出的错误答案。
他认为多边力量并无军事上的必要性；多边力量是用来解决政治问题的。这是想通过提供一种结构来防止核扩散，在这种结构中，美国的核盟国可以放弃它们自己的核计划，而同时却可以满足德国对核武器的野心。关于前者，没有达到目的：不论法国或英国都根本不想放弃自己的核力量。至于后者，基辛格认为德国并不存在核问题，那只是美国想象出来的。即使德国曾经下决心要有核武器——但是并没有证据说明它有这个意图——美国的解决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盟国内部的问题从来不是战略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基辛格写道：“当缺乏一个对共产党世界的共同政策、各自在前殖民地地区无望地挣扎而又必须议定一项战略理论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专心于人员混合配置的技术性问题上，这是有些不大适当的。把这么多的精力用于商讨在遥远的将来可能发生核战争时由谁来按开关的问题，而忽视联盟每天碰到的问题，这几乎是逃避现实。”
基辛格的反对多边力量，说明他确信政治统一必须先于核力量的一体化；联盟最大的需要是有一个起协调作用的机构去解决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东西方关系、战略理论、贸易政策、军备控制以及同新兴国家的关系。一个协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策和处理危机的政治机构，远比多边力量来得重要。如有些人争辩说，假如这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希望实现核力量的多边化。基辛格写道：“无法在共同谈判立场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国家，看来也不会因上帝的启示而商讨出一项共同的战略。”
基辛格看到，欧洲对多边力量的反对已经增长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致不经重大修改，它是绝不可能被采用的。因此，至少对他来说，问题是可以从这一切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问题不能用技术上的权宜办法来解决。面对戴高乐的政治上和哲学上的挑战，作为回报，美国决策人“把所有赌注都押在原先未加重视的一个核控制方案上”。他们在具体细节的谈判上花费了两年时间。这是怎么发生的呢？照基辛格说来，是“因为政府内一个小集团对多边力量方案承担了那么多的义务，以致他们的活动简直像一个院外集团，而不再是一个冷静地权衡得失、轻重的机构了”。因为国务院里有一个较小集团的大力推动，许多盟国就认为是整个美国政府在支持这个建议，并认为抵制是不可能的。其实，从未有过这种支持，即使在美国政府里也不存在这种支持。
基辛格认识整个争端“注定了美国的失策，而无助于冷静的思考”。它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只是使美国在许多欧洲人眼里看来荒唐可笑。美国没有把它的主张思考清楚就采取了行动。照基辛格看来，美国政府在弄清它需要做到什么之前，就轻率地干下了会辱及国家威信的事。
美国人如果不了解欧洲人关心的目标，如果不了解那是为了获得保障以防不测之变，就不能希望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的战略理论是要使联盟对意外事变——全面核战争的爆发—做好准备，而这种事变许多盟国看来“简直就是现有社会的瓦解”。
基辛格看不出多边力量究竟有什么价值。尽管他承认欧洲核力量这一想法有一定道理，但他提醒美国不要通过暗中运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基辛格写道：美国的利益并不在于影响欧洲的内部安排；如果美国谋求对大西洋关系施加影响，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绝不是难以捉摸的提示，即美国最好还是让欧洲人在没有美国人经常干预（或指导）的情况下去发展他们的一统局面。
基辛格的建议是十分具体的。除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创立“一个拟订长远政策、处理危机以及掌握联盟核政策的政治机构”，并使这一机构通过设立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所属的执行委员会来进行工作之外，基辛格希望该执行委员会同意由美国、法国、英国和联邦共和国派出的高级官员作为顾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有的战略核力量，包括美国的那部分明确指定用于欧洲防务的力量，必须协调运用，以便使最终成立一支欧洲核力量成为可能。重要的事是使联盟再次团结起来。基辛格坚持认为这要求法国的参加和合作。虽然他承认法国曾在联盟内引起混乱，问题还是在于停止理论上的争论，而朝着共同政策的方向前进。基辛格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有着充分的共同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协议是能够达成的。
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过分重视多边力量问题，因而就忽视了其他一些关键问题，包括战术核武器的作用及其控制。基辛格从未接受过吉尔帕特里克的论点，即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全面核战争。基辛格认为欧洲大陆上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可以用于两个目的：迫使刚开始的突击停下来；对侵略者加以足够的惩罚，迫使他走到谈判桌上。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欧洲大陆的战术核力量必须重新明确任务，减少弱点，改变部署。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不可能为欧洲的纯常规防务征集足够的军队，那么，制定计划时就必须考虑这一事实。基辛格深知，军事力量的安排并不能解决联盟的主要是政治性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挑战是看它能否定出“共同目标”和能否“设计一种既有一致性又有灵活性的政治结构”。
在基辛格心目中，核控制问题尽管重要，但与德国前途问题相比，只是次要的。但前者，基辛格说，却引起了政府中许多有势力人士的注意；而后者，相对说来，则被忽视了。基辛格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写道：“核控制问题，虽然极其错综复杂，但却有看来较为具体的这一有利之处；可以通过技术分析求得解决。因而热衷于这一问题，就可以逃避那些难于捉摸的、不大能用机械方法来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联盟在未来十年里将在德国问题上经历严重考验。他对联盟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多好，并不乐观。这里几乎总是有人兴致勃勃地在为确信苏联已出现真正的“解冻”、适合于协商的时间已经来临而寻找辩解理由。
关于苏联是否已经演变的问题，人们总是争论不已。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与苏联某些领导人的关系。基辛格感到所有这些讨论是很愚蠢的。显然，苏维埃社会在演变，而且将继续演变。没有人反对缓和紧张局势，问题在于怎样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为他所见到的共产党世界的不妥协性而担心，并把这种不妥协性归因于共产党世界的领导及其意识形态。众所周知，在苏联，政治生命是危险莫测的。在这种情况下，猜疑和阴谋是家常便饭，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来没有确立一套合法的政治继承制度，权力归于“那些有足够的机智和残忍来夺取和保持它的人”。基辛格写道：
只有强烈的权力欲才能驱使一个人投身此种生涯任何一个在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人，必定是一心一意的、冷酷无情的、不动感情的、全力以赴的人。在苏联领导人的经历中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他们把赢得和平作为目的，也不会把个人表示的善良愿望按表面价值予以接受。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实在说，它们能够生存——靠的是伪装的本领……因而猜疑多端是苏联领导人在国内处境中所固有的。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不见得会显得宽厚。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理由对待外国政治家会比对待自己的同事更文雅一些，也没有理由期望他们会更多地体谅别人。”
根据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虽则在决定日常行动中并不重要，但却形成共产党人对现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为最后胜利作下了保证；它规定了什么是合乎正统的，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的纪律成为可能。它强调“客观”因素——社会和经济条件，经济过程的性质，阶级斗争——重于主观因素，包括个别领导人的个人信念。在谈判中，共产党人认为只能向现实“让步”，而决不向个人“让步”。他们对西方谈判者常用的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相互让步的做法毫无兴趣。基辛格写道，他们对西方谈判者的态度，恰如“西方精神病医师对待他们的病人，无论口头上怎么说，他们总以为他们对西方对手的了解胜过西方人对自己的了解。”基辛格认为这是何以苏联的个人外交，即使是最高一级的，很少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基辛格认为和平共处绝非为了它本身而提出的。它“主要是作为冒最小的危险来颠覆西方国家的一种战术措施”。那么，苏联的行动受到哪些东西的限制呢？首先是现代武器的威力。苏联领导人懂得施加压力超过某一限度就有危险；基辛格写道：“在苏联冒险进行公开军事挑战以前，西方的行动想必是出乎寻常的愚蠢。”基辛格接着说：“苏联领导人为和平共处提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核战争的危害，这是值得重视的。注意使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其次一个使苏联领导人受到限制的因素是领导集团本身的不稳定。凡是没有明确的继承次序，没有解决内部分歧的方便途径的地方，就必然会出现麻烦。同时，共产党国家感到，在共产党国家之间极难打交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们之间本来不应存在任何分歧；事实上，分歧很多。基辛格说，其结果是，“共产党领袖试图用进行内部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争论：首先设法把他们的对手清除出共产党国家的集团，然后毁掉它们。但在主权国家间，这种手段使争论恶化成不可挽回的分裂。而每次分裂，都一再证明那些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统教义是可以进行不同解释的。这迟早会侵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的信念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纪律。”非斯大林化，中苏分裂，赫鲁晓夫下台，都造成共产党世界很大的紧张。有关斯大林的揭露，引起了诸如何以社会主义制度竟会产生这样一个领导人的尴尬问题。中苏分裂引起了一个自称代表普遍真理的运动是否容许有两个正统中心的问题。基辛格相信，裂缝可以“不断弥合”，但他认为潜在的根源则是“不能消弭”的。一旦莫斯科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受到这样一个对手的挑战，旧秩序就一去不复返了。
赫鲁晓夫的垮台使整个共产党世界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基辛格认为二十年来共产党在东欧统治的后果之一是“强化了的传统的民族主义”。他说，如果苏联人暂时还比较容易相处的话，这不是由于少数几个人“抵制住了某些未指名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对，而是出于情况的需要”。基辛格不知道西方到底想用缓和来做什么。人们极力劝说他相信这种缓和是可以利用的，他希望西方要学会不抱幻想地进行谈判。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一个理由，苏联人可能再次变为很难对付。走向双边主义的诱惑是很强烈的。每一个想在自己人民面前表现为英雄的西方领导人，都会坚持说他唯一关心的是和平。基辛格写道，双边谈判对于西方无疑是“自杀性的”；这种谈判只会带来新的猜疑。联盟必须制订一个具体计划；部分成员国必须甘心放弃某些眼前利益。基辛格写道，在共产党世界存在着混乱的情况下，一个联合的西方将具有异常的力量。他解释说：“作为任何长期政策的中心的”是“关于德国前途的某种概念”。
任何关于德国前途的计划，基辛格认为，都必须尊重德国人的自决愿望、东欧对安全的关心以及苏联对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至损害它自己安全的关注。基辛格建议，包括联邦共和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对德国的统一虽则仍然视为最终目的，却并非立即可以达到的目的这一点要取得统一意见。所以，目标应该是让东德选择它喜欢的政府形式，而西方盟国则同意承认通过自由选举所产生的任何政府。然后由两个德国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而东德仍将是独立的、中立的和非军事化的。一个欧洲中立国委员会将监督选举，并查实非军事化条款执行无误。十五年以后，东德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决定它究竟愿意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同联邦共和国同处于一个松散的联邦内，还是统一起来更好。两个德国都要承认奥得一尼斯界线。柏林将作为东德的首都和德意志邦联的机关所在地。苏联军队将撤离东德，而在联邦共和国的“外国军队将后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大致相等于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距离”。在这一区域内限制西德军队的人数。联邦共和国将放弃对核武器的要求。
基辛格从这个计划里看到许多有利之处。尽管它将使统一延缓十五年，但它意味着两个德国之间敌对的结束。东欧各国将因德国一分为二至少可再有十五年的安定，并且沿着它们的边境还有一条永久的非军事地带。柏林问题将会获得解决。德国边界问题也将有一个，“心理的”和法律的解决办法。在德国统一的时候—如果统一真成为事实的话——从东欧赶出去的那一代人大都已不在世了。同时，很重要的是，军备控制协定可以在一种崭新的气氛下进行考虑了。基辛格知道，为了这一协定必须付出的代价该多大。联邦共和国必须放弃立即实现统一的希望。苏联必须放弃一个共产党德国的希望。东欧各国必须不再顺从它们的大伙伴的计划。西欧盟国必须克服它们的惰性，把德国问题放到议事日程首要的位置上去。
基辛格对这样一个处理方式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不抱有幻想。他深知德国的长期统一在于欧洲的统一。随着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的丧失，民族国家就不再像过去常有的那样为人们所担心了。如果统一的西欧一旦出现，在基辛格看来，它几乎肯定会成为吸引东欧国家的力量。由于这一理由和其他因素，它为西方的不和，特别是美、法之间的分歧，感到遗憾。企图把德国当作摆轮来用的做法是危险的；应当立即停止。联邦共和国必须关注本国以外的事。基辛格写道，它的前途依靠西方两个互相关联的政策：“承认一个被分裂的国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进退维谷的现实”，和“使联邦共和国成为一个较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的能力”。基辛格认为这两个政策是互为依存的。
联合一致的外交总是困难的；协商并不是一帖万应良药。协商只有在用作为实现意见统一的手段而不是用来创造一种意见一致的局面时，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联盟的协商机构是可以改善的，但协商所能产生的结果却显然是有限度的。美国的许多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方案，都有赖于一个防止任何盟国（除美国以外）独立行事的机构。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旨在把盟国变成有助于美国自己决策过程中的顾问的做法。他怀疑这些政策能否对联盟的长期的生命力有所贡献。即便在纯属国内的情况下，某种建议所具有的分量也是反映提意见的人的水平的。在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中，更是如此。提供一个论坛是不够的；这个论坛还必须是能够鼓励并要求一种负责态度的论坛。假如一个盟国把情况弄清楚了，因而他可以作出一项负责的贡献，它必须认识到，它的贡献是会使问题有所改观的。基辛格写道，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并不是一个主要辩论人和成员国之间互争雄长的辩论俱乐部。
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政策对于有效协商的心理前提未必总是敏感的。”他写道：“一般总认为，一个国家在联盟里的影响是像合股公司里那样分摊的：在普通企业中拥有最大数量股份的合伙人似应具有最大的影响。”基辛格认为，这样的尺度未免过于机械了，他写道：“在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里，一个国家的影响，必须由它的伙伴们确实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它作出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个别的欧洲国家并不具有承担一项全球政策的资源他们设想的是，欧洲合为一体时就会拥有这样的资源。发生这种情况时，美国和一个统一的欧洲将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协商。美国人还设想，统一的欧洲将会类似美国那样看待世界。基辛格对这样一个假想，即甘愿承担全球责任总是和具备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抱有怀疑。他认为，美国享有巨大的资源，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承担全球责任。许多欧洲国家拥有它们以往从未有过的那么大量的资源，但这并没有促使它们谋求担当世界性的任务。有些国家在经受了两次大战和非殖民地化的创伤以后，不愿分担义务，而完全准备让美国单独去干。基辛格不重视美国通常关于“利益”和“责任”的区分。对于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以外并没有什么狭义的国家利益”，却准备作出牺牲并承担巨大的世界责任，这种想法并没有怎样打动基辛格。他写道：“除了我们的欧洲盟国可能把‘不谋私利的’外交政策认为是多变和不稳定的以外，上述区分也没有抓住中心。我们的大多数盟国不愿承担世界责任的主要理由正是在过去十年中它们被迫舍弃了它们的全球利益。只有在我们的盟国对于在欧洲以外有哪些生死相关的问题的看法是同我们一致的情况下，只有在它们相信除非自己也出力，否则美国会减少它所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共同肩负我们的重担才会促进大西洋的合作。这两个条件现在都还不具备。”
总之，欧洲统一不能消除盟国的不和；事实上，可能只是使这种不和扩大。美国在今后几十年内很可能日益卷入远东、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没有理由指望美国的欧洲盟国会转而对这些地区发生兴趣，或自以为在这些地区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联合外交不能在美国作出一切决定而由其他国家给予认可的这样一种基础上进行。在基辛格看来，准备扮演这么一种角色的盟国领导人绝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使欧洲在作出决定中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他写道：
“十五年来的霸权地位使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意见代表着普的利益。我们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诱使我们把盟国间的协商变成一种主要是为贯彻美国的想法而进行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受到美国的“养育”和“保护”。现在是“从监护转向平等”的时候了。美国需要有人来共同承担责任，甚至超过了需要有人来分担。美国的显著优势地位将有所下降，不过结果可能带来一个更为健全的相互关系。美国还是不再坚持它的“善良意图”为好。没有人在争论这些意图。争端一般是在于美国的做法和美国承担义务的性质。美国在不断探求最终答案时，过多地使用了抽象模式，在这些模式里，各国都是可以互换的个体。美国的实用主义使这个国家什么事都想试一下;结果是不断地追求新奇。官僚政治的工作程序使它易于更多地关心当前的事务，而不关心长远的问题。基辛格写道：“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承认，其实我们可以从一种平衡力得到好处，用这种平衡力来控制我们不时表现的急躁冲动，并为我们爱好寻求抽象的和‘最终的’解答提供历史的前景。”基辛格认为欧洲就是这样一种平衡力。他希望能使用这种平衡力。
美国人很早就已谈论，只有对等的国家才可能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以致基辛格感到不得不问一下，事情是否确实如此。他不知道大西洋两岸一体化主义者宣传的一个理想化了的统一的欧洲的图景，会不会把前途过分美化了。这些党派观念很强的人认为，政治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会像经济一体化那样容易，似乎经济一体化就保证了政治一体化。基辛格相信他们是错误的。随着欧洲在经济上得到了恢复，政治信心增强了；这就必然在某些国家导致了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加强。基辛格认为戴高乐至少在两个方面搞混了关于欧洲前途问题的争论：他使得对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者利弊的考察看上去就像是对他个人的评价；同时，由于一些最激烈的亲英分子赞成一个联邦制的欧洲——这在伦敦和巴黎同样地不会被接受—因而这些人把反戴高乐主义作为一种手段，用来提出那些他们明知戴高乐会否决的方案。
美国希望相信它既能得到欧洲的统一，又能继续保持一伙驯顺和听话的盟国。美国的目标是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紧密团结的大西洋共同体。这个目的是无法实现的，看来分歧还是无法避免的。基辛格写道，设法缓和这种分歧的影响的政策，才是一种明智的政策。英国必须加入到欧洲中间去，只要英国留在欧洲外面，就会引起孤立它或孤立法国的活动。基辛格认为，美国最好“把通过内部演变成为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问题让欧洲人自己去解决，而用它的创造才能和影响来筹划大西洋合作的新形式”。美国人没有必要在欧洲推销他们那一套联邦制的解决办法。假如欧洲选择超国家主义，那也好，但必须由欧洲自己作出决定。美国，如果顾及它自己的利益，是会和任何一种类型的（包括邦联制的）欧洲和好相处的。美国最好再同戴高乐进行会谈；假如同苏联都能相处得来，那么，同一个传统的盟国进行磋商，应该是不存在什么困难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一个大西洋联邦；这一联邦不会很快到来，但把它作为一个长远的目标还是必要的。基辛格写道，对西方的挑战是“它能不能从民族国家走向较大的共同体，并在这项活动中汲取力量用以促进另一个革新时期的到来”。
基辛格一直是很谨慎的，他竭力避免正面攻击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但如果回顾一下他说过的话，难道还看不出他对这届政府工作的失望吗？尝试多而建树少。基辛格说出了这一切，不过是sottovoce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