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批判
基辛格在纽约生活的两年，对他的一生来说，是绝对关键性的。他虽身居闹市之中，有时却与世隔绝，几乎一连几天不愿见一个人。他和他的妻子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东第七十三号街上的一幢小公寓里，这幢小公寓的特点几乎类似于修道院，仿佛发过誓要保持静默一般。一张不间断的工作进度表使基辛格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撰写、修改和发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只有不同寻常的自我克制，才能使那样一张进度表坚持下来。这是基辛格所经历过的最具创造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当年，主要并不是由于过去的成就，而是由于他所受到的人们的支持。人们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他那么体谅；人们也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使他感到他当时从事的工作是多么关系重大。
基辛格即使住在纽约，还同坎布里奇保持联系，因为他仍然负责国际研究班的工作，并继续编辑《合流》；他经常到坎布里奇去，还在那里度过夏天。1957年秋季，他不再定居纽约，尽管并没有同洛克菲勒的特别研究计划脱离关系。他打算每个月在纽约留几天，直至小组委员会的大多数报告完成为止。他去坎布里奇，受聘担任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讲席，重回他的学院生涯。没有一个人——尤其是政治系比他等级高的同事——对他的返校给予重视。他不是作为一个知名人士而来的，而仍旧只是哈佛教师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成员。他在1957年并不比1950年有影响；一些同基辛格有泛泛之交的男女并不乐于谈论有机会遇到“亨利”他仅仅是哈佛年轻教师中的又一个成员而已。
但有些事物起了变化，不久就使基辛格意识到，他同五十年代初在哈佛高年级刚毕业时是不同了。对外关系协会使他接触到几十个人，假如没有这个机会，他也许就不会结识那些人的；特别研究计划建立了他同纳尔逊·洛克菲勒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他同人们的关系不是社交方面的，而是基于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共同兴趣。在坎布里奇，并非每一个人都看不到这种联系对一个显然立志想影响对外政策的人的重要性。同时，至少也有人想知道，在哈佛大学的迅速发展中的国际关系领域里，基辛格会起怎样的影响。当基辛格还在大学本科读书的时候，那个领域一般是无人过问的。几个系科零散设立了几门课程，但没有什么主要的中心。如今已组织起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基辛格被聘为副所长。这个机构将采取什么形式？它会不会像1948年成立的苏联研究中心那样，专注于支援基础研究工作？还是打算起一种更为积极的作用？当基辛格在1957年返回坎布里奇时，这些都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1955年，基辛格离开坎布里奇时，他的级别是讲师，现在他已被授予了讲席的等级。在哈佛大学，这个等级是不寻常的，它几乎标志着一切，所以从基辛格的情况来说，这似乎暗示着系里对他的信任；这对他能在教师中早日提升到一个稳定的地位，有着良好前景。文理学院院长麦乔治·邦迪在他未被提名为副教授之前，在政治系也曾持有这个等级两年。基辛格是否会有同样的机遇？这是难于知道的，但他既已被聘为讲席，差不多当然就避免了那较为漫长的大学晋级的道路，通常一个人升讲师需要三年时间，升助理教授需要五年时间。
基辛格在1955年离开哈佛以前，曾有过若干教学经历；但这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五十年代初期，他曾担任大学本科最出名的课程之一，“社会科学2”的研究生助教，主持过几节小组讨论，广泛接触到哲学和历史方面的问题，但基辛格几乎从未谈到这门课程。由该校名讲席之一塞缪尔·比尔出色地主讲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已经成为哈佛颇有点名气的一门课了，但基辛格对此似乎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基辛格不喜欢这门课，或者说，他对教过这门课感到懊恼；他只是对教大学本科学生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显然他从这种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极少。老实说，他也没有从个别辅导中学到很多东西。基辛格回想起自己在大学读书期间对辅导教师的感谢，他也乐于承担辅导任务，但他承认在完成这些任务中只取得部分成功。
个别辅导在哈佛所有教学方式中是最需要的。对一个认真的教师来说，这意味着每星期要对个别学生进行几次辅导，讲师常常需要反复阅读他所指定的教材内容；同一个有能力的、对某一特定教材内容已完全掌握的大学生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光凭记忆是难以应付的。这种接触至少还有点兴趣，而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就枯燥无味了。批阅写得差、表达得差的学生论文，并对它们在体裁上的缺点，以及逻辑上、推理上和事实上的错误进行修改的这种任务，绝不是十分令人兴奋的。尽管没有一个受基辛格辅导的高年级学生，像他自己从前曾做过的那样，交给他一篇三百七十七页的论文，但是，即使辅导一篇甚至只有一百页的论文，也常常是一种他很希望避免的任务。虽然基辛格试图努力遵守他的辅导约会，但还是常常落在他的每日约会的时间表的后面。受他辅导的学生觉得他是和蔼可亲的，风趣的，但他们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那生活上越来越忙乱的特点。他很少有那么多的时间用在学生身上，像当初埃利奥特对待他自己那样。
当他在1957年回校时，新的教学和行政杂务落到他身上。担任讲席的第一年，他同别人合作承担了几门课，备课成为一项最关心的工作。基辛格同往常一样尽其所能地进行工作，但是他从未有充分时间准备得使他自己满意。几年以后，他才赢得了一个出色教师的荣誉。当他获得这种名声——这部分地是因他非常认真地努力改进自己的教学——的时候，他的班级扩大了，他在哈佛大学全校学生中间成为一位有名的教师。在五十年代，基辛格还没有享有这样的声望；在全校知名教师中没有他的名字，甚至他在自己系里，也不是最强的教师。他开始时承担两门课的教学任务：一门是讲授课，叫做“国际政治原理”，这门课他同丹尼尔·奇弗合作；另一门是研究班课程，即“美国外交领域中的行政和政策问题”，同他过去的老师威廉·埃利奥特共同主持。
虽然基辛格精力十分旺盛，身体又很健康，但由于过多地担负各种活动，他显然过分劳累了。他在哈佛的教职以及他在纽约的迄未中断的任务，已经使他忙得一无余暇了。这些工作还只是他全部活动中的一小部分。基辛格本该很好地支配时间，但是他没有支配好。《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出版使他博得公众的喝彩。现在，有更多的人邀请他演说、讲学和撰稿；同时，又有不少公私机构来找他，请他担任顾问或私人顾问。基辛格来者不拒。那些不很了解他或不大喜欢他的人们认为他的生活越来越忙乱而批评他；他好像经常在奔忙，经常迟到，经常弄得很烦恼。而在那些对他了解较多的人们——包括一些既喜爱他、又钦佩他的人们——则对他的不断获得成就比对他偶然的过失更为感到惊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事务分心，基辛格仍继续写稿，参加讨论会和委员会会议以及从事在五十年代知名学者通常要做的所有其他事情。
在哈佛大学，基辛格除讲课、辅导和在国际研究班的工作外，还对他作为副所长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负有责任。但这是一个他始终没有感到欣慰的职位。他同所长罗伯特·鲍伊的关系一般，基辛格早就认为，他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来影响这个研究所应该采取的形式。在那里，他接受了各种任务，特别是领导那些从公职中请假一年而来的研究员，其中有美国的和外国的高级文官和军官。往往研究员中间有一位成了他的朋友；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原是要向哈佛教师中间任何其他一位教师请教的，他们却去请教基辛格。基辛格参加研究所的一些讨论班和研究小组，并逐渐扩大了他对哈佛大学的那些社会科学教师的了解。研究所的两个同事，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及托马斯·谢林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梅森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刻的洞察力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基辛格对他也表示钦佩。托马斯。谢林的精彩理论对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基辛格对他也十分尊重。基辛格利用这个研究所作为一个活动基地，这里为他提供了办公设备、秘书和图书资料，并成为一个举行各种小型会议的方便场所。但他对研究所从未感到巨大热情，也从未想到它能按他所希望做到的那样对他自己的智慧发展作出贡献。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研究所确实给予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例如，他感谢该所的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班，这个研究班把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不同学科的教授们以及少数外界人士都聚集到一起，他们持续地讨论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当时还是极不为人所理解的。研究所的军备控制研究小组成员不多，包括罗伯特·鲍伊，萨维尔·戴维斯，马克斯·米利肯，托马斯·谢林，小阿瑟·施莱辛格，马歇尔·舒尔曼，杰罗姆·威斯纳以及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等人。虽说如果要在这个小组中挑选出任何一个对基辛格影响最大的人，那是错误的，但是有几个人，包括杰罗姆·威斯纳在内，无疑是对他很有威信的。杰罗姆·威斯纳是一个因在无线电传播和通讯技术与系统方面所做的工作而闻名的科学家。他之所以对基辛格表示关心是由于他对军备限制问题的复杂性有着敏锐理解。基辛格在1957年回到哈佛以前，他所熟识的科学家是为数不多。国际研究班和《合流》在使他熟悉强大的科学家队伍方面，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当他到对外关系协会去的时候，他遇到一些科学家，但除卡里尔·哈斯金斯以外，没有一个人成为他的好友。正是通过军备控制研究班，特别是通过威斯纳及其他人所介绍给他的一些人，他开始对科学家在军备控制领域内可能作出的贡献有了一个更精确的见解。通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计划，基辛格认识了少数美国知名科学家之一爱德华·特勒，他一直对大多数军备控制建议表示怀疑。对基辛格来说，听取这些对他起初同特勒讨论的许多问题持完全相反观点的科学家发表意见，是很有用处的。基辛格曾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谈到有关军备控制的问题；现在他经常会晤其他在这个新发展的领域里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的人们。
由于自然科学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间的学者集团，基辛格从他同一些美国科学家的结识中受益，他们能够将国外同行介绍给他。他感谢因美国科学界朋友的介绍而得以同苏联科学家进行若干次初次会晤。另外，他不久又同帕格沃希运动发生关系，虽然只是一般性的；这个运动开始于1957年伯特兰·罗素发表的一个宣言。罗素当时号召西方和苏联关心热核战争危险的科学家更紧密地合作。在新斯科舍的帕格沃希，为举行一次小型的初次聚会作了安排；这一活动完全是私人主办的，富有的美国慈善家赛勒斯·伊顿在创办的经费上给予了支持。这个运动从这些十分简单的活动开始，逐步发展到较大的国际会议。在当时国际间交流机会很少的情况下，苏联的、欧洲的和美国的科学家能非正式地定期会晤，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机会受到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在所有的这些帕格沃希讨论会中，不论是在莫斯科召开的或在佛蒙特州斯托威召开的，军备控制都是会上突出的问题。基辛格不是美国帕格沃希小组的一个“正式”成员，他没有出席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然而，他却认识许多去出席会议的人，并对他们讨论的问题表示很大的关心。正因为这样，不久他就被邀请参加了其他几次帕格沃希会议。
1958年，他在哈佛大大增加了教学工作。他组织了国防研究计划，担任主任。那些对基辛格批评最力的人——这种人数目从未达到过零——一心想贬低他在这个计划下所创设的研究班。政治学259即“国防政策和管理”这门整个学年每周两节的课，把许多高级军职和文职的官员从华盛顿（或别的地方）吸引到坎布里奇来。基辛格主讲这门课；那些不支持这门课的人认为它将沦为基辛格同他的客人们之间的一种对话，而学生则成为这种对话的特许的旁听者。在那些认为基辛格生平的主要乐趣在于身边有知名人士围绕着他的人看来，这似乎就是这个研究班唯一的理论基础。其他一些对基辛格的努力较为同情的人，认为他正在哈佛课程表里加进一门新的、重要的课程；而且以一种能使用他所擅长的议论方法组织了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他喜爱每周开展的讨论，他精心选用的人员在小组会上辅导学生，比他一向想做到的更为有效。基辛格知道在战略研究领域里还没有完善的教学体系，而他乐于做点事来帮助创立这一学科。特别是，他因能在哈佛做这工作而感到高兴，因为在哈佛可望有相当多有才能的、对此感兴趣的学生来入学。基辛格预料战略研究这一领域或许不久会高度专门化起来，而且这样就会摒弃那种他认为最重要的思想。基辛格要在不贬低技术性的研究的同时，强调他自己正在从事的另一种研究的重要性。他看到通过国防政策研究班，就有可能实现上述某些目的。
基辛格坚持，研究班不仅要对文理学院的学生开放，同时要对所有研究院和专业学院的学生开放。在五十年代后期，那种跨系注册的自由在哈佛还是少见的。基辛格所关心的是，到底是教导他的学生最后在一所大学继续教这门课呢，还是参加政府工作，就像是去“扰乱”一个法律家的心意，要他重新考虑他的专业目标——是否进一家华尔街法律事务所一样。虽然这个研究班是专门为研究生开设的，但符合条件的本科学生同样受到欢迎。许多本科学生注册后，有些就“转系”到这一领域，这大都是由于他们进了这一研究班之故。这门课很受欢迎，注册人数往往很多。
1959年7月，基辛格被哈佛任命为政治系副教授，他感到高兴。他怎么会不高兴呢？他尽管对学院生涯持有越来越严肃的保留态度——他因经常看到这里的人们缺乏宽宏大量的气度而感到惊讶，但他认为毫无疑问这种生涯提供了一种无可比拟的特权，那就是有权无阻碍地思考和发表著作。他常常谈到教授们的不安状态和心胸狭窄，不仅是他在坎布里奇遇到的那些人，而且也包括他在全国各地遇到的人。在他看来，他们往往为了争取极微少的奖金而付出极大的努力，他们的最大乐趣好像是强迫别人向上爬，像他们自己一度所做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和他们同事的权势的幻想之中，而基辛格认为这是滑稽可笑的。基辛格对他在纽约和华盛顿遇到的许多人要喜欢得多。作为人来说，他们似乎比较完善，比较谦逊，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比较文雅。但是他也不想同他们交换职业。他想成为一个教授——不是因为他出生于德国，对教授这一身份所具有的盛名还留下一点传统的尊重，而是由于教授身份可以带给他所渴望的一种独立性。基辛格周游全国后，他懂得哈佛的许多缺点在其他各地的大学里也都存在，看来它们几乎已成为美国高校制度中的通病。就哈佛的情况来说，这些缺点还不是经常有的。这一点就使他有充分的理由留在坎布里奇了。
但当他的职位上升后，人们同他谈话较少了，也不大想暴露他们自己的想法了，这种情况使基辛格从心底里感到烦恼。很多以其政治态度上的自由主义而自豪的人，看来连最起码的具有人情味的姿态都没有。虽然，基辛格愿意成为哈佛教师中的一个永久成员，但从未十分喜爱哈佛；他对同事们过多的反应和评价表示怀疑。虽然，他十分珍视哈佛的任命所给予他的自由，并为他的职位感到骄傲，但他感到自己在坎布里奇有点像边缘外的人物。他并不“属于”它，像某些人那样。他声称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也没有因听到同事们所作的直率评论而受到影响，这些同事中有些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的特点通常被认为是抱负不凡的渴求权势。许多人把他看作是一个为了实现某一更大目标而刻意挑选后台老板的阴谋家，而很少有人留意到基辛格的结交是如何广泛多样。如果他因结识纳尔逊·洛克菲勒而受益的话，那么每年夏天他为外国留学生花掉数不清的时间，他所希望从中得到的是什么就不那么明显了。基辛格生活的一部分是公开的，那部分引起人们的羡慕。其他一些部分大都不为人所知。虽然他结交纽约和华盛顿的知名人士，他也同许多没有什么名声和地位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但这决不能肯定，他从第一种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必然比第二种人那里得到的更多一些。但是，基辛格毕竟知道所有这些交往都从属于他的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对当前对外政策开展一场持续的批判，并提出另一种行得通的办法。谈话，无论是多么精彩，总不能代替写作。他要求尽可能离群索居，以便思考和写作。这使他写出了几本书和文章，并因此博得荣誉。
尽管基辛格从未正式宣布他的目标，他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评论家了。假如他怀有不同的动机——假如他希望把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作为他的著作中的反面人物——假如他采用讽刺和侮辱作为他的主要写作手段，那么，他可能会被认为是美国对共和党政府的主要诽谤者之一。然而那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并不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是过去曾推行的许多错误政策的唯一创造者。尽管1945到1952年期间机会很多，可是杜鲁门执政期间也不见得高明多少，说在一个新的民主党政府之下就会更有效地处理外交政策，这也不是必然的结论。基辛格的批评是极为公正的，政党的标签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基辛格感谢对外关系协会在他写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给予他的帮助。在随后几年中，他为《外交季刊》撰稿，这是为了报答——当然，只是部分地。在他的这本著作发表以前，他已经替《外交季刊》写过稿子；如今，《外交季刊》已成为他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了，这种情形到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前一直如此，此后，《外交季刊》才开始与马克斯·阿斯科利主编的《记者》杂志共同包揽他的稿件，而阿斯科利就成为他的密友。然而，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外交季刊》几乎享有发表基辛格文章的“独占权”。那么，基辛格利用这些论坛来做什么呢？除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含蓄地或明确地表达的观点之外，他还打算发表什么主张呢？
1956年10月，在总统选举前夕，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外交的回顾》。文章开头他就写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无疑已走进了死胡同，几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一个概念，使冷战从建立防御性的壁垒转变成一种有益于人类的竞赛。但新的苏联策略，伴随着新武器技术的破坏潜力的同样的空前增长，使我们的联盟体系发生危机，并使苏联在世界上不承担义务的国家里得到不少好处。”任何人如果看了这段话，并停留在这一点上的话，就会认为基辛格的目的是要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蓄意攻击。事实上，基辛格是想提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责难，如他所解释的：“把我们的困难归咎于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错误，或者归咎于某一届政府，…那将会是一个错误，虽然现政府主张‘正常化’也无补于事。”基辛格并非单纯地找共和党的差错。但在申诉他的论点时，他总是从最近的美国经验中举出例证。在对艾森豪威尔的办事方法进行的一次深思熟虑的批评中，基辛格写道：“当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作出了决定时，我们就认为政策制订工作已完成了。事实上作出一项决定的过程是如此艰巨，而重新估价又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致当政策已经不再适用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重新予以审查。”他接下去说：“我们缺乏惨痛的经验。尽管我们懂得艰苦，但我们从来不知道灾难。像汉弗莱和威尔逊部长那样的人，他们不能相信，在核时代，预测错误可能造成国家的浩劫。他们在头脑里懂得这一点，但他们在心底里未必真正懂得；我们不能走罗马的道路…”基辛格的判语是严厉的，他批评美国人习惯于把苏联人看成是可尊敬的；他对艾森豪威尔暗示他相信布尔加宁的“和平意图”，从而给这位苏联领导人颁发了一张“品行优良证书”，也认为是没有理由的。在基辛格心目中，美国对苏政策缺乏敏锐性。他对政府所做的事，几乎不予一点肯定。读了这篇文章，你会感到是失败。
1958和1959年基辛格为《外交季刊》所写的那些文章观点相同。在这些文章里，甚至一点不偏不倚的掩饰也没有了。他看起来，这个政府老迈疲乏，看来已经无力采取果断的行动了。1958年4月，基辛格在《导弹和西方联盟》这篇文章里，对由于苏联发射地球卫星而引起西方世界争辩一事进行评论。基辛格写道，甚至在美国丧失了核垄断以后，西方世界还继续说，仿佛苏联的每一次威胁都会遭到美国的全面核报复。那样一种天真想法是不可能再有了；然而，基辛格认为新的态度同样令人不安。有些人现在议论，仿佛美国已突然变得非常脆弱，在苏联技术力量面前束手无策了。在欧洲，有些人坚持说，美国已比过去更加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唯一合理的办法——亦即唯一安全的办法——是拒绝美国使用欧洲的导弹基地；否则将使欧洲在敌人袭击时更加容易受到损害。其他人表示，是否应允许任何美国部队留驻欧洲，这是值得疑问的。还有关于“解约”和在欧洲需要一个中立地带的新论调。基辛格写道，所有这些争论显示出巨大的混乱；他们暗示，在欧洲设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地完全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带有这种心情说话的人大都不能区别威慑战略和一旦威慑失效时指导战争的战略。更严重的是，他们把易于受到损害的脆弱性同战略劣势混淆起来，并曲解了暂时战略劣势所可能产生的后果。
基辛格写道，赞成和反对在欧洲设置导弹的双方都是错误的，每一方都被一种绝对主义的想法引入歧途。赞成者犯的错误是他们相信同样的威慑力量对于各种挑战都是有用的。反对者犯的错误则是他们相信只要拒绝了导弹就不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核战争的话，所有国家都会严重遭殃，因此盟国唯一关心的，就是完全阻止这样的战争发生。基辛格问道，声言决定在导弹设置问题上不表态的做法（这实际上正是欧洲中立主义者们所建议的），是否就不会削弱美国威慑力量的可靠性，鼓励那种恰恰是美国的威慑力量所要防止的侵略行动呢。苏联导弹力量的增长无疑将使欧洲更加容易受到打击和损害，但许多年来，事实上欧洲由于处于苏联短程和中程轰炸机的威胁之下，而早已易于受到打击和损害了。因此，美国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也已变得易于受到打击和损害了；如果认为是苏联新的导弹能力突然使它变得易于受到打击和损害，这是错误的。这种易于受到打击和损害的情况，肯定还将越来越严重，假若不承认这一点，那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必须接受在战略上比苏联处于劣势的地位。基辛格写道，只有在苏联导弹发展到足以摧毁美国报复力量的时候；或者苏联发展了一个强大的防空力量，能把美国的任何潜在报复力量减弱到它认为能够容忍的水平的时候，那种情况才会发生。但这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在最近的将来看来都不大可能发生。上述这些情况实际上会不会发生大部分取决于美国的行动。把苏联将来的能力同美国的现有力量加以对比，而认为美国的战略劣势似乎比以往更严重，这是没有必要的。
基辛格解释说，在那时，苏联还没有拥有大量的供作战使用的洲际导弹。如果美国奋发图强，也没有任何理由会产生那样的差距。到了苏联真有大量的精确的洲际导弹的时候，美国也可能有一支高度发展的导弹力量，而且可以由战略空军司令部仍然强大的轰炸机力量作为补充。基辛格认为，双方肯定迟早都会有“恰当地部署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导弹”。即使在某些方面苏联很可能迎头赶上，这也没有多大危险。基辛格依然相信，美国的力量，特别是它的有人驾驶轰炸机，实际上排除了苏联对美国进行一场全面突袭的可能性。他解释说，如果苏联人冒着生死存亡的危险来进行这样一种袭击，将是愚蠢的。他并不是说这样的袭击不可能发生，只是说这是极不可能发生的。
基辛格在展望他所说的“即将到来的导弹时代”的时候指出，它的后果会与“我们的批评家所声称的恰恰相反”。一旦美国拥有足够数量的洲际导弹，那么，在纯粹军事意义上，联盟国家将成为并非必要的了。甚至在目前情况下，按美国战略空军的实力，美国也不必依赖欧洲的帮助。如果美国赞成在欧洲设置导弹，其理由并不是为了保卫美国而需要那些基地，而是为了保卫欧洲才需要它们。基辛格写道，“它们（导弹）之所以是必要的，其理由正在于欧洲人不愿接受它们；由于武器的速度和破坏力日益增长，每一个国家都不愿视自己的生存为儿戏轻易冒险，除非是它的生存遭到最直接的挑战。如果欧洲不愿参与为保卫美国而进行的全面战争——这是拒绝建立导弹基地的唯一有意义的基本理由——那么，美国也同样不愿为保卫欧洲而冒全部毁灭的危险。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有各种理由应当发展一种战略，在保卫欧洲的问题上，不迫使美国在全面战争和无所作为之间作出抉择。”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对欧洲提供导弹是为令欧洲对自己的将来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影响而提供的唯一手段。基辛格写道，如果欧洲拒绝美国提供导弹，那么不仅不会增加欧洲的安全，而只会使欧洲更加依赖美国。在美国自己变得越来越易受到打击和损害的情况下，基辛格写道，“‘值得’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目标似乎越来越少了。”有朝一日，欧洲本身似乎不那么重要了，特别是如果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是有限的和含糊不清的话。倘若欧洲不具有一种部分地以其自己的资源为基础的抵抗苏联侵略的能力，它就不可能指望支配自己的命运。基辛格并不相信苏联席卷全欧的威胁是很大的，但他注意局部的侵犯，这些侵犯将暴露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虚弱，同时也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外交效能受到限制。基辛格认为：“欧洲和苏联的力量相差愈大，美国受到打击和损害的可能性愈大，那么苏联对我们的盟国所采取的政策可能也愈为大胆。”
基辛格解释说，当地的部队“将起到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使这些军队不能挡住苏联的任何一种规模的袭击。”他引用瑞典和瑞士的例子，那些国家之所以保持军队，并非因为它们想像自己的军队能够打败一个大国，而是因为它们要表明，任何大国如果袭击它们，都要付出代价。基辛格写道：
在欧洲大陆上的一种坚实的军事配置将对阻止苏联的冒险活动起很大的作用。他说，如果不能达到那一目的的话，它至少能够迫使苏联进行某种规模的军事活动以消除”对它们的意图的“任何含糊不清”。
基辛格认为对导致某些欧洲人赞成解约的动机是容易理解和同情的。然而，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这样一种政策将会导致苏联从其卫星国家中撤出军队。那种认为需要西方用渴望和平的诚意使苏联安心的想法，对基辛格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他写道，这样的主张同战后的全部经验背道而驰；他说：“那里有军队，那里就没有苏联的渗透。”那里一撤走军队，苏联部队就往往要往那里调动。基辛格怀疑苏联对于谈判解约比起实际达成解约恐怕是更加关心。在他看来，那个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中欧无核区的所谓腊帕茨基计划并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同样它也不能为西方带来任何利益。在这样一个计划下，西欧依然容易受到设置在苏联的导弹的核打击。西方不会得到更多的安全，而只会导致全部美国武装部队从中欧撤出。基辛格认为这迟早会迫使美国从欧洲撤出它的全部核武器，其中包括那些设置在英国的。由于在那个时刻，没有核武器就不可能保卫欧洲，这样一个计划就只能有助于造成一个真空，可以预见苏联会来填补这个真空。在基辛格看来，其结果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大削弱，以致美国的军事设施从欧洲撤出，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基辛格对苏联和美国军队同时从中欧撤出以及建立一个所谓中立地带的建议，也不相信有多大价值。在他看来，那样一个计划远不会改善局势，或许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举例来说，如果卫星国家爆发了革命，基辛格预料到苏军将会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基辛格并不排斥，有一天美国军队可能从欧洲的中心撤出，但他强调只有在各个盟国已强大了，出于信任而撤出的时候，才能采取这样一项政策。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在西欧的侵略还缺乏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那么，在这种问题上成功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看来是难以想像的。
基辛格对于那种认为苏联在日益增加善意的那种说法，不予重视。他看不出有多少迹象表明苏联对西方挑战的兴趣减弱了。基辛格相信西方的举动会影响苏联的态度，他写道：
我们不进行充分的防御力这很可能就是苏联决定要发动一场进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基辛格相信，西方以抑制和稳健的态度来运用它的力量比以虚弱来换取苏联的克制更易于影响苏联的态度。西方对苏联的整个姿态使基辛格感到担忧。过多的人从他们所想像的苏联意图出发力促进行谈判。对苏联意图进行争论，无论如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是无从知道的，而那些最振振有辞地谈论苏联意图的人，事实上知道得不那么多。基辛格对苏联的意图并不太关心，因为没有许多东西能让你知道，在他看来，不了解苏联意图这一点并不能作为拒绝同苏联人谈判的借口。当他不带任何嘲讽的意味写道，“如果苏联意图没有改变”，谈判就“特别需要”。基辛格还认为：“苏联越是不妥协，我们提出建议就越重要，这些建议既表明我们是准备和解的，又阐明我们准备坚持的一些论点。”基辛格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我们不应该提出那种我们不愿看到被接受的建议，但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因为我们相信不会被接受就不提建议。我们没有义务要制定一些我们认为苏联肯定会接受的建议。我们却有义务提出一些目的并非在于损害苏联的合法利益的反应迅速的建议。”在基辛格看来，谈判始终必须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1958年10月，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打算暂停一切核试验一年，并准备通过与苏联谈判寻求永久禁止核试验后不久，基辛格为《外交季刊》写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核试验与和平问题》。从许多关心军备控制的人们看来，这篇文章表明同他早先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表现的严峻立场有些变化了，但基辛格仍然对已提出的某些建议表示怀疑。他考察了赞同禁止核试验的那些人的论点，并注意到当许多人强调放射性散落物的危害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坚持禁止核试验是更大规模裁军措施的第一步，对解决“核扩散问题”也许有帮助。这同一些还没有原子武器的、但为了这种或那种理由预期会试图研制这种武器的国家关系很大。基辛格不去评论这些论点的正确性，但指出，苏联的宣传总是坚持无条件禁止核试验并宣布一切核武器为非法。基辛格问，不考虑视察的可能性而完全停止核试验是否有价值。他显然认为完全停止核试验是毫无意义的。他不大担心美国是否能够侦查出苏联违反停止核试验协定；而更多地担心如果美国确实侦查出了这种违反行为，事实上它又能怎样。举例来说，违反禁止核试验协定显然不能作为战争的理由，甚至受害一方是否就有理由恢复核试验，这也是难于肯定的。基辛格担心如果核试验一旦禁止，即使最严重的挑衅也不会导致核试验的恢复。尽管试验的意图还存在，试验用的机械却没有准备好。试验设备需要重新装配；新的人员需要配备；这一切都需要有相当时间。有些人争论说，违反协定会使舆论感到那么愤怒，因而它会要求立即恢复核试验。基辛格对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一点也没有把握。违反协定几乎肯定不会是公开的；双方将进行一场指责和反指责，而真理在哪一边不却清楚。而且，禁止核试验是否就不会使苏联人得到一种十分真实的工艺上的好处，他也表示疑虑。他们能够使人员保持原封不动；而且，在他看来，因为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多地要依赖试验，他们能比美国人更容易地不经过试验而进行工作。基辛格一直听人提到禁止核试验是“第一步”；他问道，“第一步”再往前该怎么走。
基辛格担心，苏联人会利用禁止核试验作为“第一步”来要求全面废止核武器。他已经听得到这种论点：如果核武器太危险，因此不能试验，那么，显然也不能使用核武器。基辛格认为，在西方目前的防御条件下，“宣布核武器为非法就等于单方面裁军”。如果西方有一支真正的常规防御力量，禁止核试验就不会那么危险。正是由于西方没有那样一种防御，所以基辛格认为禁止核试验是“一种真正的威胁”。
那么，他建议什么呢？更多的常规部队；更多种类的核武器。基辛格写道，“我们必须停止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能够廉价地买到安全。”由于进攻必然比防御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因为基辛格预料西方将继续处于防御地位——因此，西方必须有最先进的技术体系，能够保卫一切可能被袭击的目标，来应付苏联可能采用的任何武器系统。在基辛格看来，西方需要“辨别力更精确、破坏力较少而放射性散落物又大大减少的武器”。他认为苏联之所以坚持完全和无条件禁止核试验，其理由之一可能就是他们知道这样一种禁止将西方陷于瘫痪’
基辛格曾长期认为美国同苏联谈判的主要困难之一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反对的所知较多，而对于我们所支持的却所知较少”。苏联常常是个提倡议的国家；美国通常是对苏联的倡议作出反应。在他看来，在核试验问题上再次发生了这种情况；他写道：“我们的外交集中在视察或减少放射性散落物的危险等问题上。我们不应仅仅谈判那些苏联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基辛格自己对于即将开始的谈判所提出的建议是简单的：因为人们普遍关心放射性散落物问题，所以必须立即正视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是，一种更全面的禁止核试验，可以等到一个更广泛的裁军协定中再去考虑。基辛格建议给每一方提出一个放射性散落物的限额，并要求在两年内把它降低到零。在那以后，要是未能签署一个协定，只要没有放射性散落物，核大国就可以自由进行试验。基辛格写道，“这种措施会阻碍军备竞赛，但不会完全制止武器的发展。它不会使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不使它的盟国获得苏联已经大量拥有的武器。”基辛格写道，如果苏联拒绝这样一个协定，那么美国就正好可以单方面对自己实行这样的禁止试验。假如美国这样做了，他认为，世界舆论一定会开始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可能会被迫跟着这样做。
对那些狂热地相信立即禁止核试验的重要性的人们来说，这样一个建议看来还是不够的。十分清楚，基辛格不属于学术界中这样一部分人，这些人认为完全禁止核试验是走向有意义的军备控制的必要的第一步。他不仅同艾森豪威尔政府辩论，而且同他的许多认为同苏联达成最终谅解是一项合理的行动的学术界朋友和同事也辩论。对于在他经常接触的学术界中间受到那么普遍赞扬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示那么怀疑的态度，对他来说是要有相当勇气的。
他在军备控制研究班里为自己的立场竭力辩护，但没有再在这个题目上写文章；直到1960年夏，他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军备控制，视察和突然袭击》。同年秋季，他在《第答勒斯》的军备控制问题的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限战争：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一个再评价》的文章。这第二篇文章在基辛格的学术界朋友和同事中引起了一些震动，即使这只是因为他看来似乎是从他早先赞成的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上后退了。几个月后，这两篇文章实际上都一字不动地在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重新发表了出来，或许根据这本较大的著作的整个脉络才可以对这两篇文章进行最确切的研究。
当时，基辛格转向更为仔细地考虑德国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特别感到胜任愉快。他长期来对这个课题抱有兴趣，但在这方面写得比较少。1959年7月，在一篇题为《寻求稳定》的文章里，基辛格吐露了他的心情。西方向苏联提出的一揽子建议，把德国统一同关于欧洲安全的某些较大问题联系起来。这种把德国的统一与欧洲完全联系起来的想法被苏联否定了；俄国人坚持德国统一问题是一个要由两个德国来决定的问题；外交部长们只应该关心苏联人所规定的那些可能解决的问题。基辛格认为，西方对苏联这种策略的反应是“试探性的和不坚决的”。他写道，“我们对我们准备作出哪些让步比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更为担心。”
许多自认为了解苏联意图的人发表议论，似乎苏联人只关心于获得西方对东欧现状的承认；他们总是力促西方“迁就这种我们所无力改变的事实”。基辛格问，“顺应事实”是否“就是对事实所作出的唯一合理的反应”。他不明白，主张要承认现状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基辛格的看法，苏联在东欧的问题，是由那里的共产党领袖们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引起的。假如西方确实要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的话，那只要“放弃自决原则”就能做到这点。基辛格不相信西方同苏联人进行那里的“合作”，会得到好处。至于东德问题，这必须同东欧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问题区别开来。使东德感到痛苦的，不仅是由于它自己人民的敌意，而且还由于西德的榜样嘲弄着东德夸大其词的成就。基辛格相信，如果盟国承认现有边界是最后边界的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遭受一个也许是无法弥补的打击。如果联邦共和国断定，通过它同西方的联系不能获得重新统一，那末，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引诱力使它“通过同东方单独进行交易来达到它的目的”。基辛格也担心会有“一种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的复活”。他认为，德国继续作为大西洋共同体的一员，不仅对德国的前途是重要的，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是重要的。
基辛格怀疑，苏联是否只是要使现状永久化。他认为苏联打算以巩固东德作为破坏西方凝聚力的第一步；他认为，苏联的最终目的是使德国“共产化”。苏联坚持统一只能由两个德国来实现，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狡猾的计策。如果苏联人确实希望统一，他们可以通过自由选举来达到目的。成立邦联是永远行不通的，这会给予东德以一种对西德事务的发言权，而西德却不可能在东德得到同等的权利。基辛格解释说，共产党的警察国家机器使东德相对地不大受到人民的压力。基辛格建议盟国应坚持在最近的某一适当时候进行自由选举。目前，盟国对联邦埠凸笸骋坏闹С质亲钪匾摹Ｋ吹溃骸熬菟担挥腥苏嬲Ｍ鹿骋弧５抟晌颐怯心芰θ范ㄎ颐亲约旱哪勘辍Ｈ绻鞣搅私庾约旱睦妫捅匦胫髡诺鹿骋唬还芰酱问澜绱笳降木槿绾危膊还芏院谜降牡鹿硗林乩吹目梢岳斫獾目志逶跹Ｎ鞣娇赡懿坏貌荒系鹿姆至眩遣荒芸硭〉鹿姆至选Ｈ魏纹渌旆ǎ酵防炊蓟嵋鹞颐亲詈ε碌慕峁辉谂分薮舐降闹行某鱿忠桓龊谜降摹⑿幕巢宦墓摇Ｕ〉鹿耐骋徊皇且恢痔旨刍辜鄣氖侄危桥分尬榷ǖ奶跫！？
基辛格相信，苏联人会反对在不把德国变成苏联卫星国的任何条件之下实现德国统一。美国没有必要去接受苏联的建议。美国只有坚持自决原则才能符合它的利益。基辛格写道：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我们强调，即使对我们的盟国我们也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现在我们是否要给人们一种印象，即我们只是对盟国才坚持自决原则？他解释说，美国的责任是提出“负责的建议”，这些建议将考虑到各方面对合法安全的关心。这些建议应当是什么呢？根据基辛格的看法，苏联有权使自己避免一个复活的德国所造成的危害；苏联也应当有权不遭受一次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土的侵犯。同样地，西方也需要有权不受苏联的侵犯。任何一方的绝对安全都是不可能的；每一方都必须满足于相对的安全。基辛格认为苏联企图通过建立一种欧洲局部防御来“瓦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不可能的，他问道，设想“欧洲大陆有两个能够进行防御战的、而通过适当的控制被剥夺了侵略力量的军事组织”，这样有没有好处。基辛格相信，沿着统一以后的德国边界建立一种广泛的欧洲安全体系是可能的。通过包括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波兰和捷克的相互撤军的方法，并通过武器的控制，苏联和西方的军事力量就会脱离接触，并且将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采取一种军备控制措施。如果这些措施能产生一种“信任的气候”，其他协议就会跟着来。基辛格写道，但是，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西方盟国就必须克服“软弱无能和犹豫不决”，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苏联拒绝德国重新统一的合理方案——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在介于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边界地区就不得不重新实行军备控制。人们通常提出关于冻结军队或逐步减少兵力等等的建议。基辛格认为，这些解决办法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真正同中欧的安全问题紧紧扣在一起。这些措施并不减少德国政治动乱的危险；它们其实也许只会增加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它们也不能削弱苏联和美国的任何一方发动一场全面攻击的能力。它们只是使建立一种纯粹的局部防御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基辛格相信冻结军队的办法只能使苏联永远保持现有的优势。
自从《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发表后到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结束，经过了三年半时间。1961年1月，在约翰·肯尼迪就职典礼的前夕，基辛格出版了一本著作，名为《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那些阅读过基辛格的文章的人，能认出这本著作的某些部分在以前曾经发表过，如他在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部分同《外交季刊》、《记者》杂志、《哈泼斯》和《第答勒斯》等刊物所发表的，仅仅在形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使人们——特别是那些了解基辛格早年作品的人—发生兴趣的是在于他的立论同他多年前所奠定的基础密切到何种程度。这本著作表明，基辛格继续信守他在哈佛当研究生时最初发挥的观点。
这本著作几乎获得了一致好评，但对一眼就应看清楚的事实却没有人注意到：这是一本同往常一样的、激烈批判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政策的著作。基辛格从未打算，他的这本书应单纯地被看作是对过去八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指控，然而，每一页都明显地流露了他的失望情绪。评论家读了开头几段，可能会误解基辛格的指控是比较一般性的。他仿佛是在与美国整整一代的领袖们告别，同时也暗示说：
他们的离去是一大好事基辛格用了强烈到不能再强烈的语言写道：“我们已到达了跟那些政策断绝，跟那些统治着战后初期的人们断绝的时刻。我们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考虑美国外交政策，都明显地需要改变。过去十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再也不容许拖延下去了。”在书中另一处，他甚至更有力地把他的批判追溯到杜鲁门执政的初期，他说：“美国再也不能经受像过去十五年所标志的那样的另一次地位下降了。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像第二次大战以来所经历的那样再恶化十五年，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跟世界关系不大的美国堡垒。”一个评论者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惊人之笔，特别是基辛格在一阵轰击以后，又好像把话部分地收了回来。他写道：“现在对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进行争论是无益的。战后初期的许多错误想法无疑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些想法，我们就不可能在心理上经受住冷战的压力和紧张局势。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是否一个更为信任的政策也不会取得成功。这一时期也并不是没有巨大成就。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四点计划，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等等，都是有经纶才具的重大行动。用我们的历史经验衡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做得相当不错。”
是不是基辛格撤回了他所有的指控呢？完全不是。他接着对美国政策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指责；他说：“在当前这个世界上，相对的成就只是微小的安慰。我们这个时代，即便做得还算不错，也得不到奖赏。对美国人来说，没有比了解发生悲剧的可能性更为困难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其他事情比这对我们关系更重要了。我们可以满怀善良愿望，作出一切努力，走其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种道路在他们的人民看来，可能正是无可非议和永恒不朽的。”基辛格认为“生存的余地”已经“危险地缩小了”，但仍然有着选择的时机。基辛格写道，在美国人提出的下列这些问题中就足以证明美国的地位仍在恶化；“是不是出现了导弹差距？共产主义在不发达国家中是否在取得进展？民主政治在新兴国家中有没有任何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十年后是否仍有意义？”
一个不太细心的读者读了这些段落以后，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出现的一切过分地全盘否定而不加理会。那么，在杜鲁门执政下的成就和艾森豪威尔执政下的作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么？在基辛格看来，区别还是存在的。杜鲁门执政期内无论存在怎样的错误，但仍有许多重大成就。相形之下，艾森豪威尔则没有建树。基辛格指不出任何一种行动或决策，在他看来是跟这个国家的地位相称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以及由于马歇尔计划而出现的欧洲经济复兴的赞扬，成了他的著作中不变的主题——几乎已成了公祷辞—而对1952年以后的任何行动却听不到相类似的颂扬之声。说实话，对有些人用以歌颂艾森豪威尔的事情中的某几件——举两个例来说，1956年他作出决定，谴责英法干预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他愿意在内战威胁着黎巴嫩时派海军陆战队在该国登陆，基辛格都认为是错误的，或是考虑失当的政策。在基辛格的内心中，这显出艾森豪威尔对当时对外政策的紧迫性不甚了了。当时能够公开地、并以有效的方式向他提出异议的人极为少见，基辛格对此感到遗憾。基辛格写道：“在五十年代这十年中，人们看不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有任何根本性的批评。没有像丘吉尔或戴高乐那样的人提出过什么警告，或者提供过其他办法。甚至很难记起有些所谓重大辩论所争论的是些什么东西。提出过的一些批评往往只是战术性的，有的是事后的看法。在1960年流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以前进行的愚昧的外交活动，在失败还未明显之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反对过。但是对政治家经纶才具的考验是看事前的估计是否适当。一个民主国家如果要有生气，就必须有不怕孤立的领袖。”
因此，基辛格关于整个十年美国对外政策的指责，不是单纯地对身居高职的一小部分人的批评，而且还针对着其他许多人，他们本该形成反对的力量，但他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中神圣不可触犯的两党合作精神的名义下，拙劣的理论被接受了，那些非常不适合形势、无法达到其原定目的的行动被批准了。这些都是严重的责备，其程度仅稍次于基辛格对那些实际负责执行政策的人的指责。他们中许多人缺乏那种可以衡量政策是否适当的“尺度”。基辛格在检查艾森豪威尔时期所推行的军备控制政策时，痛切地写道：
因为我们缺少一种战略理论和一项首尾一贯的军事政策们对军备控制的建议不可避免地是变化不定的。我们无法知道某一计划是否足以增强安全，还是反使其削弱，或者不过是文不对题。结果，我们的建议是作为对抗集团之间的一种妥协而制订的，并没有一个总体的目的性。我们没有为了提出一项我们有信心的计划而促使举行裁军会议，做的却是恰恰相反；典型的做法是，由于在世界舆论或苏联外交压力下，我们同意去出席会议，这才被迫拼凑了一套草率的建议。虽然我们的军事设施是环绕着核武器而建立的，但我们的军备控制谈判却又贬斥了我们所依靠的战略，这个事实正说明了我们的混乱状况。同时采用两种政策显然是会出大乱子的。
基辛格不必指名道姓提到某个总统，他写道：“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同已经变化了的战略和政治关系相适应。欧洲军事力量的作用，德国的未来，大西洋关系的性质，这些大都始终没有明确。形式上的团结一致的声明不能掩饰联盟内部的混乱。”基辛格写道，美国对反殖民运动浪潮的反应，同样是不恰当的。尽管我们提供了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对新兴国家的问题并不清楚。基辛格说：“我们的许多对外援助计划都带有对马歇尔计划和新政的某种留恋的特点。无论什么人如果只阅读《选择的必要》开头的一章可能会认为，基辛格是在企图向肯尼迪周围的人讨好。但在读完全书之后，在了解到这本书的主题只是重复基辛格在别处说过的话时，就可能会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作为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学者的基辛格，是在艾森豪威尔年代成熟起来的。他虽想避免写出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报刊文章的评论，但仍深深感到有责任提出批评。
无可避免地，他重复谈到早先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所形成的论点。很奇怪，他显然也没有忘记自己在《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一书中所写的东西。他知道，在核时代，胜利己失去它的传统意义。他认识到，战争的结果是一场浩劫。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军队维护和平的能力”以及有效地发挥这种能力是对“任何军事设施效能的最终考验”。一切传统的军事法则已经改变；目的不再是在一场战争中取胜而在于避免一场战争。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基辛格又回到他的老办法——心理上的洞察力。“潜在的侵略者的思想状态”是最重要的可变量。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看来似乎虚弱因而招致侵略，那么它实际上并不虚弱这一点就无关紧要了。假使发生一场进攻，那时威慑力量就失效了。基辛格写道：“一种目的在于虚声恫吓的姿态若被认真看待，其威慑力量要比被人当成是虚声恫吓的真正威胁用处更大。”威慑依靠掌握军事力量，但也要靠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同时，还要依靠潜在的侵略者对这两个因素的估计如何。
基辛格写道，如果美国在享有核武器的垄断时，对使用这些武器也受到心理上的遏制，那么，由于今天它已存在着受到核攻击的可能，就更不见得会使用核武器了。现在已无法再度取得确保不受任何攻击和损害的状态；那种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拥有一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报复力量作为一种可靠的威慑力量。基辛格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承认“导弹差距”在发展这一事实。可是“差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苏联很快就会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认为苏联会这样做，也没有理由要改变那种判断。他写道，新政府必须使我们的报复力量不易受到对手的攻击和损害，而把这一点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但这并不能成为政府政策的全部，因为一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报复力量，拿基辛格的话来说，只能使“我们正视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即在威慑不起作用的时候，威慑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
基辛格把美国和苏联的报复力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他可以设想的一种情况是：双方都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另一种是，美国力量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而苏联力量容易受到攻击和损害（他解释说，在美国享有原子垄断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又一种是，美国力量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而苏联力量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有些人认为导弹差距给苏联以这种有利条件）；最后一种是，双方的报复力量都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基辛格解释道，在双方都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情况下，先下手的一方就能胜利；后下手的一方就可能失败。在这种情势下，先下手攻击与后下手攻击的力量之间的差距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他看来，这种差距是最不稳定的关系，这对于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制止一种危险的诱惑力将是极为巨大的。如他所解释的：“在两支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报复力量互相对峙时，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御，而是唯一的防御。”任何危机都会引起一场浩劫；目标必须始终是防止敌人，不让它抢先动手。
当一方的报复力量容易受到攻击和损害，而另一方的报复力量则并非如此时，那就会出现很不相同的情况。对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力量的一方，不论它是潜在的侵略者，还是潜在的防御者，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从不怀疑苏联是属于前一类，美国是属于后一类。如果防御者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而侵略者是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时，局势的稳定性就会增加；基辛格解释：“根据定义，一个愿意维持现状的强国不会利用它的优势去发动进攻，而侵略者由于自己的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自会遏制其军事行动不使走得太远。”如果潜在的侵略者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而潜在的防御者是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的，那么侵略者的地位将是可以“左右一切”的；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它将能在讹诈和军事行动之间作出选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受害者都将在很不利的情况下行动。他不愿去试探一下侵略者的虚声恫吓，也不敢用全面战争相威胁，因为他知道可能的后果将会怎样。正是由于导弹差距的存在，基辛格对六十年代初期会不会成为一个“致命危险的时期”没有把握。
如果两支报复力量都是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通常会出现僵持局面。如基辛格所解释的：“由于先下手攻击的得不到什么好处，后下手攻击的也不会遭受不利，这样，就不会发生突然袭击或进行先声夺人的攻击。”在双方都拥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力量的情况下，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有限战争仍然是可能的。基辛格写道，美国，不管它喜欢什么，都应该为双方都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能力的一天做好准备。
他的主张重提了他在早年著作中多次提出的论点：如果美国只准备进行一种类型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正日益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了——那它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已不再为人们所相信；人们也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这种威胁。而基辛格与他的许多同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导弹差距”的重要性估计得很低。他承认“差距”的存在，并承认“差距”在短期内也许具有某种意义，但他已经看到差距将不复存在，两个大国都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威慑力量的时候。那时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基辛格最为关心的还是双方都具有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能力时的政治含义。
全面战争的威胁将不再为人们所相信。事实上它已在相当时间里不能取信于人了；但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理论家却提出一种看法来掩盖其内心的不安，他们认为即使美国不一定要采取报复，威慑力量也仍会有作用，因为苏联不能绝对肯定美国将不会报复。基辛格认为，苏联在“神经战”中所享有的很大的心理上有利条件，超过了美国。他举了一个假设的事例来提问，倘若苏联为了解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武装而在西德采取一种有限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合理反应”将是什么。苏联的进攻肯定不会是大张旗鼓的；基辛格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苏联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会“随之以保证我国领土和我们盟国的领土不受侵犯”，并提出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基辛格难以肯定美国的反应将是什么，也无法肯定苏联预期美国的反应是什么。他写道：“当然我们能够把苏联摧毁，不过需要自己也受到灾难性的破坏来作为代价。对于一场谁也不能取胜，只能同归于尽结局的战争，试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向总统提出怎样的建议呢？”
在基辛格看来，这些并非抽象的课题，基辛格认为，它们都是美国需要在军事上做好准备的那类问题。基辛格又设想了另一种情景，假定美国的报复力量在一场突然袭击中丧失一半，但仍保留着其余一半，而伤亡则颇轻微。苏连接下去的一步是送来最后通牒；如果美国以攻击苏联城市作为报复，美国城市就会在苏联的袭击下遭到毁灭，并造成巨大伤亡。基辛格问，当美国已失去了一半的报复力量，又知道大规模反击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不是仍有可能采取这样一种行动。基辛格认为，“如果单纯从理智上来考虑，美国的报复将不会有什么意义。”基辛格并不是说美国不会进行报复，只是说，美国这样做是达不到什么合理目标的。
基辛格记得艾森豪威尔谈到柏林问题时曾经说过“只有疯子才会发动核战争。”这些壮语目的是在于警告苏联领袖；在基辛格看来，这一目的并未达到。如他所解释的，苏联没有必要发动一场核战争来威胁柏林，而美国则由于它的全面战争战略，除了用核破坏来威胁之外，不可能保卫柏林。基辛格写道：“必须随时准备像疯子一样行动的是我们，而不是苏联人。”美国要坚持如此愚蠢的姿态，这是难以想像的。美国的虚张声势总会露底；公众舆论决不会支持它，美国的盟国也一定会怀有敌视情绪。这样一项政策是无法长久维持的。
赫鲁晓夫已经表现出，要对付美国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威胁是多么容易。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的狂言和咆哮——可能只是一种姿态，但无法弄清楚，也没有办法对它作出反应。像美国这样一个和平的、主张维持现状的国家，绝不能促使一个像苏联那样的国家，相信“它宁愿发动一场全面攻击，而不愿默认苏联获得哪怕是很少的利益”。只有在苏联对美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时，才会产生美国大规模报复的危险。苏联决不会缺乏理智到如此地步，来策划那样一个行动。
苏联核能力的发展以及导弹力量的增长促使基辛格甚至更加强调他于1957年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第一次作出的警告。他继续认为，具有进行一场有限战争的能力，对任何有意义的军事战略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基辛格写道，威慑不仅取决于对公开侵略的报复的程度，而且取决于作出这样一种反应的可能性。由于人们对大规模报复的观念已大大地丧失了信心，更不必说大规模报复的效用了，基辛格发现支持有限战争能力的人已越来越多了。基辛格说，那些主张这种战略的人经常强调这种战略较为稳当。一个拥有进行有限战争这样一种力量的国家在受到挑衅时，事实上可以选用有限战争的力量。有限战争不就是一种空洞的威胁。许多人也开始承认有限战争不一定会逐步升级；有限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它只是不让敌人在侵略中夺取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基辛格写道：“如果我们用有限战争来抵抗侵略，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坏结果，也不过是我们继续依赖过去十年的战略所必然遇到的结果。”基辛格相信，以有限战争能力为基础的战略提高了威慑的可能性。他深知有许多人激烈反对这个概念，他们以为，愿意准备一场有限战争，就反映了意图引起这样一种战争。基辛格认为这种立场既不合理又不老实，使他感到愤怒，他写道：“没有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会主张发动有限战争。有限战争的问题只是在共产党进行侵略或讹诈的情况下才引起的。…如果因为有限战争可能引起全面战争，于是就讥笑有限战争的想法，然后依靠一项一般的政策，即除了全面战争，我们别无选择，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基辛格说，有限战争并不比和平更可取，但要比投降或全面战争较为可取。他并没有低估这个战略的艰巨性，根据他的说法，有限战争战略是以“心理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技巧的结合”为前提的。
基辛格认为局部防御的战略将大大增强西方外交的灵活性，但它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核武器是否应该使用的问题。基辛格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早已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充分阐明。他是否还准备说，核战略提供了“抵消中苏两国的人力和最充分地利用我们优越的工业潜力的最好前景”？他指出，他已不再持有1957年所表示的那些看法。由于许多情况在变化，他已改变了看法。首先，他看到，美国军事机构内部以及盟国内部对有限核战争的性质仍然意见不一；他说，这一点，使人对美国是否懂得怎样限制核战争产生怀疑。其次，他注意到苏联核储存的增长以及远程导弹重要性的增加，这些都改变了核战争的战略意义。最后，他看到军备控制谈判的压力，而这种谈判必然影响任何战略的执行范围。基辛格继续相信“有限核战争的一种理论上的模式”是可能设计出来的，但他知道，在核时代开始后的十五年，要想“从我们的军事机构中弄清楚对‘有限核战争’究竟怎样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美国各军种内部的矛盾也在我们的盟国内部重现。基辛格怀疑西方国家是否“‘懂得如何加以限制，或者敢于规定限制”。“在大量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出现”所引起的变化，以及苏联现已拥有很多核武器这个事实的前提下，基辛格以往一度见到的那些有利条件已不复存在了。在战术上使用的核武器难以代替数量上不足的常规武器。最后，基辛格看到核武器继续被专门列为一类；许多人认为核武器应该被完全禁止。在这些情况下，严重的抑制情绪总会妨碍核武器的使用。基辛格写道，不管禁止核试验的一些其他后果如何，它一定会“使原来就很强烈的不愿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态度变得更为坚决”。
基辛格与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继续进行的讨论使他相信，即使核武器在使用时受到节制，它仍会促使某些无核国家想获得自己的核武器。核扩散将成为一种更严重的危害。同时，抨击使用核武器的世界舆论一定会出现。由于这种种原因，基辛格修改了他的早年的建议。即使军方舆论突然支持有限战争的方案，而且，其他各种困难也都克服了，但国际间政治上的阻力将依然存在。对基辛格来说，这一点就有足够的理由使他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了。
在他的心目中，最合理的选择是增强西方的常规力量。如果盟国的武装力量强大到足以抵御苏联的常规攻击（盟国是可以把这些力量在欧洲配备起来和训练就绪的），那么，发动核战争的责任和危险就会落在苏联头上了。基辛格对那些认为欧洲不可能进行常规防御的人是不表赞成的。在可动员的人力和工业潜力两方面，西方都比苏联强。同时，基辛格指出，在常规战争中，防御一方具有某些有利条件。然而常规战争并不是万应良药。它比有限核战争可取，正如有限核战争比全面核战争可取一样，但只有当敌人知道它是盟国的几种力量之一时，它才会发挥最大的效应。基辛格设想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即苏联使用常规力量席卷了欧洲或日本，接着就提出和谈，并威胁说如果企图恢复原状，就将使用核武器。美国是否会默认苏联的胜利，还是将使用核力量？基辛格认为，这是难以置答的。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如果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我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在一些重要地区的常规战争中的失败，那将是极端危险的”。基辛格事实上在示意，尽管美国声明不使用核武器，但如果失败发生在某一“重要地区”，就可能觉得非使用核武器不可。有些有限常规战争的失败，美国就是难以接受的。常规武器不能保护盟国的每一项利益，但是，以为常规武器不能保护任何利益，那也是愚蠢的。
基辛格写道，如果美国认真建立它的常规武装力量，那就应该不再自以为这种常规力量“可以装备和训练成为既能打核战争，又能打常规战争的两用部队”。如果核武器成为每一支部队的一部分装备，这就会使“战争几乎无法保持其常规的性质，不管双方的意图怎样”。基辛格要求尽可能地把两种武装力量分开；对使用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不应交由军方决定。
基辛格强调指出，军备控制不是“常规领域里进行的努力的一种替代品”。基辛格坚持，这两种努力应衔接进行：在建立新的常规力量的同时，致力于军备控制的谈判。基辛格警告，这两方面的工作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是危险的。要建设一支足够坚强的常规力量，需要进行巨大努力。在他看来，在美国军事设施有了一种“更好的平衡”之前，不会有什么认真的裁军行动。
基辛格知道这样一个建议将是如何不得人心。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公众舆论都是坚决反对大量增加军事开支的。美国有些师兵员不足额，在有些地方，装备不及相应的苏联部队那么精良，这些事实好像没有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心。基辛格写道：“最近的预算水平，使每一种任务都被忽视了。”如果认为只要五角大楼的浪费杜绝了，就能使现有的开支水平足够了，那是毫无根据的。基辛格写道：“形势太严重了，不容许那样逃避问题。当然，浪费是应当杜绝的。但根本的需要是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
基辛格并没有指名道姓提到艾森豪威尔，但指责了他对美国实力的自信和不准确的描绘；基辛格说：“我们存在的困难的症状之一，是我们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有人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强大过。”为了证明他们的说法，政府支持者以黎巴嫩事件为例，叫大家看看美国使用为数很有限的武装力量在黎巴嫩所能做到的一切。基辛格认为这种论据是似是而非的。他写道，要是黎巴嫩事件能证明什么的话，它只证明了美国的虚弱。他说：“为了干预中东，我们被迫从德国抽调出两个师，并把我们的大部分战略空运力量都牵制住了。换言之，正当国际紧张局势达到最高度，因而对欧洲的潜在威胁也是最大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削弱了欧洲这个最敏感地区的力量。同时，当最需要发挥它的威慑作用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减少战略空军指挥部的机动力量。”
基辛格对有些人把关心军事安全同一心想搞长期的冷战这两者等同起来，很有看法。他拒绝接受这种看法，即任何有关军事准备的辩论都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寻求和平的注意力。有些人声称没有什么军事问题，说是美国最好还是多关心些经济竞争和自己社会的改进，而不必担心那些并不存在的军事威胁；基辛格对这种论调也没有留下多大印象。对有限战争这个概念的某些最恶毒的攻击，就来自那些建议普遍裁军或单方面裁军的人；基辛格对这两种解决办法的任何一种评价都不重视。在他看来，它们决不能缓和紧张局势，而只会增强苏联的不妥协性。针对多种多样的批评，基辛格写道：
一个有责任感的领袖没有权利仅仅从他对一个在十年内征了千百万人的国家是不关心军事扩张的这样一种估计出发，就把自己的社会的存亡安危拿来作为赌注。他说，认为“我们一定是出于恐惧或是安乐的动机，而不可能既是强大同时又是具有和解精神的”，那也是不正确的。
在支持军备控制时，基辛格建议的那种谈判策略和军事准备，是他的许多学术界同事认为不必要和危险的。这些人对基辛格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言论，如说他希望看到这个组织重新恢复生气，也并不感到很高兴。艾森豪威尔的欧洲政策已经失败；基辛格写道：“自从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产生以来，实际上我们没有出过什么主意，我们一直在避免作出困难的选择，靠吃老本过日子。”他发出一种强烈的忧郁论调：“除非北大西洋集团国家能够制订一个更为明确的目标，否则，这个集团是注定要完蛋的。”那里没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后的头十年内，它完全依靠一种报复战略；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就是一切。欧洲大陆的盟国不愿在防御上作出较大的贡献，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但主要是害怕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美国和英国减少它们的部队和它们对保卫欧洲所承担的义务。基辛格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整个兵力部署都有问题。在他看来，这种部署“作为警戒线则太强，而用来抵御一次强大的进攻则又嫌太弱”。据基辛格看来，它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妥协办法，它会怂恿苏联进行讹诈，而在遇到压力时，又必然会举棋不定。”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在欧洲驻军主要是象征性的，是表示美国承担保卫欧洲的义务，那么就无须派驻一支像现在那样规模的部队。只要派驻少量的，实际只有象征性的分遣部队就行了。如果美国认真地希望欧洲作出贡献，它必须保证建立那样一支力量不仅仅是作为美国在欧洲的替身基辛格相信，如果把保卫欧洲的工作交付给欧洲人，那将会是“灾难性”的。无论美国人是否愿意了解这一点，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出现于欧洲才遏制了苏联。
基辛格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依靠一种报复战略，已产生了两种不幸结果：一种结果是，美国的欧洲盟国认为它们反正有美国的报复力量来保护，因而自己在军事方面就不必作出努力；另一种结果是，由于对美国在危机中可能采取的行动不完全有信心，它们就设法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因而把力量重叠地使用在已有力量的地方。基辛格把前者同暗中的或公开声明的单方面裁军等同起来；而后者，即追求独立的报复力量，也同样是目光短浅的。他认为这两种态度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是为害甚大的。欧洲不会从这些政策中得到好处；它的局部防御力量也无法增加。至于建立起来的报复力量，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防御作用的。英、法的核力量在一场主动进攻中可能使敌人蒙受巨大损失，但看来那些力量决不会在这样一种目的上使用；而在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它们几乎肯定是会被摧毁的。
基辛格相信，发展各国独自的报复体系，其结果只会削弱联盟。建立这样一些报复体系的决定，或者是表示对美国是否了解它同欧洲厉害相同这一点缺乏信心，或者是担心美国不愿为保卫欧洲而冒风险。英国和法国建立它们自己的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但是忘记了这是很不可能的。基辛格把这些行动解释为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体的早期的警告信号。他觉得这种情况很危险。美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这种形势。美国没有理由自以为是，对法国和英国的所作所为找岔子。英法的怀疑是合理的。欧洲对结盟后又被抛弃的事见得太多了，它正在寻求一种再次保险的形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问题的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或许是由美国把力量集中在核军备方面，而欧洲盟国则把力量集中在常规军备方面，但基辛格知道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欧洲会把那样一种行动看作为美国想放弃欧洲大陆的证据。同时，欧洲也绝不愿使用它的常规武器，除非它知道美国会跟着进行核报复。美国看到这种形势极端微妙，曾试图做一些事情，但基辛格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匆忙采取的临时措施并不赞成。在欧洲配置中程导弹和储存核武器，并准备在所谓“双重否决”制度下使用，即在导弹发射以前必须取得东道国的同意，这被称为“恐慌措施”，而这些措施无非是针对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所产生的威胁，企图很快地作出反应而实施的。基辛格写道，射程一千五百里的导弹太易于受到攻击和损害，另外，这些武器是用以防御的，还是用以进攻的，也从未弄清楚。无论如何，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苏联不久将会有能力同时进攻欧洲和美国。就中程弹道导弹的任何效用来说，它只能用于局部防御，甚至局部防御也只有在这种导弹经常移动位置的条件下方能奏效。至于双重否决制度在基辛格看来，既不灵活，也是行不通的。美国的盟国有权制止美国进行报复，但不能强迫我们进行报复。要在可能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提前期内，希望获得双方批准发射，这看来是很不符合实际的。基辛格写道，欧洲盟国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它们感到不安的理由的一部分。
很明显地，这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在基辛格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该进行重大调整。他建议创建一个北大西洋联盟，并列述了这样一个组织所应负担的任务。他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能动用的核武器储存量应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协商定期确定。美国没有征得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不得撤回这些武器。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应确定把核武器交付给驻欧盟军最高统帅部（军事指挥部）的条件。美国将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拨出一部分战略空军并归这一组织指挥。法国和英国的报复力量，除一些象征性的部队外，也将置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之下。最后，各盟国应按照事先商定的水平建立它们的常规部队，非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定，不得减少这些武装力量。基辛格的目的非常明显，即在于阻止他所感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解体；再者，他要反驳像法国皮埃尔·加卢瓦将军要求建立法国独立核威慑力量的那些论调，在他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基辛格暗示，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独自这样做的，任何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使独立核威慑力量似乎可以成为一种行得通的防御目标的政策或理论，都是欺人之谈。
基辛格相信，德国问题依旧是西方联盟的关键性问题。他知道，理想的情况是德国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同时又不要强大得能够进攻别人。达到那样一种平衡是不容易的。基辛格知道所有那些赞成接受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的论点；许多人坚持，如果苏联在那个地区很稳固，如果某些事实最终为人们所接受，那么，苏联将会成为一个“满足”的国家。基辛格不相信这一点；他对“适应现实”这一经常的要求提出了疑问。他对德国获得统一的可能性并不抱幻想，但他仍然相信西方盟国是否支持波恩对统一的呼吁是十分重要的。
在基辛格看来，1959年1月苏联提出的和约草案具有两个主要目的：瓦解联邦共和国的士气，并使它与盟国脱离。这个草案不仅规定要马上承认东德，它还要求联邦共和国拒绝与西方的一切联系，包括经济方面的联系在内。基辛格说，有些条款还以保护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性质为名，允许苏联干预西德事务。统一问题，在理论上，将由两个政权通过谈判来解决。基辛格认为和约草案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局”，并表示深切关注，认为这对联邦共和国来说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基辛格反对给予东德政权以任何形式的承认。他相信那样一种承认的政策将使联邦共和国感到严重失望，同时，它可能会导致共产党人“设法引诱或威胁西德采取‘中立主义’的道路”。他设想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共产党国家可以扬言联邦共和国是“法西斯主义”，而撤销对它的承认，然后进一步把东德政权作为整个德国的代表来打交道。基辛格担心共产党人将重复他们曾在东欧和中国成功地使用过的那种策略：首先瓦解心目中的受害者的士气，然后使之孤立，最后予以消灭。基辛格当然了解，两个德国立即统一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西方应采取这样一种行动，把造成德国继续分裂的责任完全落到苏联身上。在他看来，苏联人对任何接受人民自由选择的原则的计划一概加以反对，在这一点上应负完全责任。西方应该坚持这个原则；这是符合西方的利益的。基辛格认为，在1953—1957年间，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人正处于相当混乱状态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谈判德国问题。西方由于错过了那个时机，目前还在付出极大的代价。
基辛格解释说，在有关德国前途的任何谈判中，有着两种主要的危险：第一是，西方将接受德国的分裂状态；第二，就统一问题进行讨价还价时，所接受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有一天使苏联控制整个德国。在他看来，自由选举的问题不能撇在一边。如果西方不愿看到在“欧洲大陆中心”建立一个“好战的、心怀不满的强国”的话，就必须支持德国的统一，不论其使人担心的后果怎样。西方可能不得不默认德国的分裂，但不应该同意这种分裂，当然，更不能支持这种分裂。基辛格解释说，所有这些问题，对柏林的前途关系重大。柏林问题并不跟这个城市是否“值得”一战有关。那个地方的象征性的重大意义必须承认。如果柏林的局势恶化，将使联邦共和国丧失土气；同时，也会带来联邦共和国的亲西方政策是否是一个重大错误的问题。那时候，欧洲的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到，抵抗共产党的压力将是“愚蠢”的。西方由于继续保持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而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基辛格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的：即西方的软弱无力将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逆转，从而可能危及世界那一地区的和平。基辛格对西方竟然冷漠接受危及柏林两百万公民自由的威胁这件事感到震惊；他问道，西方激发义愤的能力是否现在不是只“限于对自由世界的缺点”。
基辛格不相信对柏林来说危险主要在于军事方面的。他预计将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使“西方的地位慢慢地削弱”，其中没有一个行动就其本身来说似乎是足够严重的，但是总的加起来，关系就重大了。他还预计会有这样一种迫使西方同意一次次地推迟解决问题，而最终却危及这个城市的安全的谈判方式。基辛格谈到，西方的每一次建议都被苏联“搁置”了起来，实际上，苏联就把这些建议作为它下一次提出要求的基础。基辛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由谈判决定的东西是失败的程度问题。”苏联完全搅乱了事实上正在谈判中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必然跟一般的出入柏林的权利问题有关。基辛格解释道，争端根本不在这里，争执不休的是能否为在那里的一万名西方驻军运送供应品的权利问题。
西方对苏联挑衅作了怎样的反应呢？基辛格看来完全不对头。西方准备接受限制柏林驻军的人数以换取为期五年的军事通行权的保证；另外，西方又提出放弃在该城设置核武器，并应允不从那里进行“情报”或“颠覆”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些都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他也不认为把承认东德作为苏联承认柏林的地位的交换条件是一个好的建议。一个把柏林置于联合国监督下的建议也是没有更大吸引力的。照基辛格的解释，由于西方不能阻止苏联把军事运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盟国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把东德的守卫人员看作是苏联的代理人，他们正在行使原先赋予苏联的权力。如果东德守卫人员的行动跟苏联的守卫人员一样，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他们阻挠向柏林的货运，那么就将出现一种威胁，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基辛格认为：“西方不应抱有幻想。柏林自由的终结将是欧洲自由终结的开始。”
基辛格在转向德国问题所表现的更大的范围时，他看到，在奥得尼斯河边界没有得到承认之前，波兰对联邦共和国的疑忌还会持续下去。他敦促西德把这条边界作为最后边界接受下来。然而这并不意味苏联经常提出的“再次得到保证”的要求必须予以重视。基辛格几乎用了他从前述及拿破仑时代的同样语句说，一个认定自己受到威胁的国家，是不可能给以“再次保证”的。在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中，西方也必须看到这个问题。基辛格认为不应该让这些谈判成为苏联计划瓦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幌子。凡是意在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都是不能接受的；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的防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苏联坚持不许有来自任何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攻击的危险，这也是完全有理由的。
基辛格觉得“脱离接触”的说法太含糊。这个名词似乎可以作任何解释：从欧洲撤走（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冻结兵力，在中欧划定一个非武装地带。有些人提出“脱离接触”将促进（德国）统一，另一些人坚持说“脱离接触”将会与统一同时出现；还有些人估计“脱离接触”只能用于缓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欧洲“无核区”的概念对基辛格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认为这些地区只能使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基辛格并不是说，中欧的无核区永远不应考虑；只是说，当西方盟国的团结还这样差的时候，就不应该作这样的试验。
基辛格自己的建议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他希望统一的德国的东部边界可以作为欧洲军备控制体系的分界线。他提供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撤军办法，包括德国、波兰、捷克、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武装部队在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答应不在德国领土上设置射程超过七百里的武器同时将建立一种视察制度。照基辛格看来，这套办法的优点是：它将使欧洲大陆上的地面进攻行动更为困难得多；另外，苏联和西方的部队将被分隔开来。然而，在欧洲大陆（和在德国）还将有足够的西方部队使那些打算侵略的人不敢轻举妄动。按他的说法，德国的统一将消除欧洲政治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基辛格认为，建立一个军备控制地带将鼓励一些更大胆的尝试引向更为重大的军备控制措施。基辛格预料他的这个计划不会使苏联满意，他说，苏联领导人“在当前的思想情况下，……感兴趣的只是那些促使欧洲不稳定的协议”。
基辛格提到人们关于“中立化”的必要性的越来越多的谈论。中立化这个名词，也像其他许多名词一样，是非常含糊的；它简直可以作任何解释。基辛格写道，最有说服力的计划可能是原来的盖茨克尔计划，这个计划本来准备把德国的中立同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中立联结在一起。虽然这项计划可能会“减少”西方的安全——主要由于德国的中立——但它本来是可能取得结束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个巨大的政治收获的。按照基辛格的看法，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欧保持一支强大的支持德国的军事力量”的能力而取得成功的。除非在法国和荷兰、比利时配置强大的局部防御军队，欧洲大陆的防御将完全依赖美国的报复力量。
基辛格确信，大西洋联盟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新的北大西洋共同体。在世界各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状态正在崩溃。要想建立一个单独国家的防御体系是不可能的。像1960年流产的最高级会议以前的那种外交必须避免，那种外交意味着联盟的各个成员国可以同苏联单独实现和解。在许多盟国的政客中，吹嘘自己与苏联领导人有着特殊的联系并能够为人民带来和平以谋取选票，已成为一种风气。“合伙”的神话看来因各国的单独行动而难于继续下去。基辛格认为，为加强北大西洋共同体的联系而进行新的努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建议召开一次各国首脑或外长会议来重订北大西洋国家的共同防御计划，明确十年内的政治、经济目标，并制订出帮助新兴国家的计划。基辛格认为，“对于西方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莫过于拟订出一些能使西方国家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的政策了。”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他更广泛地对谈判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有些人在挑剔美国的外交工作时，总以他们认为美国太不愿意进行谈判而深表遗憾。基辛格认为，除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任国务卿的那几年以外，这种责难是不公道的。基辛格说，情况不是那样，会晤的机会是很多的；他提到六次外长会议和三次首脑会议。基辛格在谈到1960年最近一次流产的最高级会见时，含蓄地说，任何研究外交问题的学者都会看到，进行外交活动的某种方式和拒绝协商一样，往往会加剧紧张局势。他写道：“冷战之所以长期存在，不仅是由于放弃了外交工作，而且还由于外交工作的空洞无物和无能为力。”为什么外交活动会变得这样困难呢？为什么不管谈判进行与否，而紧张局势还是一如既往呢？基辛格认为问题在于：核武器的破坏力，势力的两极化，国际冲突的性质以及一整套西方国家的特有的，特别是对美国所持有的民族主义态度。
基辛格说，现代武器的破坏力带来了许多问题。他解释道，谈判已很少仅仅依靠论点的说服力了。一个国家通常能够使另一个国家由于拒绝达成协议而处于不利地位；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议极少会使问题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当外交失败时，就会使用其他压力。以武力相威胁或运用武力，对于推动谈判的进展有巨大的用处。现代武器的威力既然如此之大，以战争相威胁或者真正作出进行战争的决定，除十分特殊的情况外，现在是不可能有的了。
基辛格写道：“只要国际体系是由许多实力大体相等的国家所组成的，那么，策略的巧妙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代替物质力量。”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消灭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主要国家的数目减少了，而民族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外交政策就失去了一些“活动余地”。现在是从物质力量中去寻求安全了。基辛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备竞赛既是不灵活外交的一种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一种结果。实力已取代了外交的技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期间，常备军的规模增加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仅起了加速力量两极化的作用。但据基辛格解释，一个两强对立的世界总是不稳定的，一方力量的削弱必然造成另一方力量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必然是僵硬的，每一个问题一定会从生死存亡的角度来加以思考。
在这些不稳定因素之外，还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时，正常的外交程序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基辛格写道：在传统的外交中，一方总是想设法说服对方。而在现代的谈判中，对方的观点一开头就给打上折扣，并通常把对方的观点视为宣传，因此，磋商变得非常难以进行。
据基辛格看来，美国这个希望维护现状的强国，对一个革命年代提出的问题，特别感到不好处理。他又从他的以往著作中，唱起了现在已很熟悉的调子。美国的历史经验，跟二十世纪的美国人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相差实在太大了。美国曾经希望别人不要干扰它，它也没有经历过外国的进攻，甚至没有想到过有受到这种进攻的可能，所以，美国人很容易相信美国是不会受到攻击和损害的。基辛格相信，美国是不会在1914年为了比利时或1939年为了波兰而去冒战争的风险的。他认为美国人对战争与和平的观念太“机械和绝对主义”。这个国家总是不能摆脱那种想法，即和平是“正常”的，而外交主要是和平时期解决争端的一种工具。在美国人的想像中，外交与经商一样；不适当地强调了讨价还价的技巧。由于和平的好处是明显的和不言自明的，因此那种认为战争是由坏人的阴谋策划引起的想法，似乎完全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一标准，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都是出于对侵略者进行惩罚的考虑。把每一场战争都说成是美国的十字军讨伐是容易的。一旦侵略者受到了惩罚，就以为国际的正常秩序会自动重新建立起来，而美国就可以回到它自己的正当事务中去了。美国人对这种国际体系十分满意，因此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予以考察和研究。
由于把战争与和平看作是国家经历中有区别而又相连续的阶段，因此遏制政策是完全投合美国人的心意的。对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来说，美国必须帮助西方重整旗鼓，以便有可能跟苏联进行有意义的谈判，这种想法似乎是很合理的。艾奇逊明显地相信这一政策；就1951年的情况来说，他是没有多大错误的。至于美国怎样使苏联感到美国实力的力量，或在力量一旦显示以后，美国将如何着手谈判，这些都是没有人认真提出来的问题。扩张主义是斯大林共产主义所固有的东西，假使美国阻挠苏联并获得成功，苏联就除了改弦更张以外别无他法，这些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当那种情况发生时，谈判就成为可能了。基辛格懂得，这样一种看法将很容易为这个厌倦战争的世界所接受，但他担心从战争中产生的希望都没有实现。基辛格写道，在杜勒斯当政时代，“原来被看作是政策的条件的东西——安全而不受侵略——似乎成了政策的唯一目标”。他解释道：“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主义都标志着根据一项政策所采取的若干步骤，这项政策除了要阻止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外，似乎不能明确地表达出任何其他目的。”
基辛格认为美国的牌打得太差；相对而言，苏联则失误较少。随着苏联运用策略日益巧妙，要使西方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也越来越困难了。另外，与苏联的谈判拖延的时间愈长，西方不妥协的名声也就愈大，基辛格写道：“根据遏制政策的理论，有结果的谈判应该是可能的，但我们越接近这一理论上的论点时，谈判倒似乎更加难以捉摸了。”由于对遏制的理解太拘文牵义，美国被“强大的苏联地面部队实力弄迷糊了”，尽管，事实上，至少在1956年以前，俄国人在军事上是不及美国的。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不能席卷欧洲大陆；但这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相对的军事地位从来也不会比开始实行遏制政策的时候更好些”。基辛格写道：“由于我们对我们盟国的脆弱性知道得十分清楚，以致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工业潜力和我们的核优势所固有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我们把谈判推迟到我们动员起更多的军事潜力之后，实际上，这是给苏联提供了时间。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它在核领域的劣势，以及它需要巩固自己的征服成果这几点来看，时间正是它最宝贵的东西。”
温斯顿·丘吉尔是最清楚这一情况的西方政治家。基辛格写道：“他在1948年和1949年一再呼吁举行外交会谈，就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即不进行谈判将会损害将来。”早在1948年，在基辛格称为一次“重要却很不受到重视的演说”中，丘吉尔就开始敦促西方考虑，如果苏联发展了原子弹，它将是怎么一个样子。那时，丘吉尔曾说过：“你们自己可以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去推断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木材还潮湿的时候尚且能发生这些事情，试问在木材干燥时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倘使他们确信我们那种基督教和泛爱主义的禁地不允许我们使用这种新奇武器来对付他们，因而可以一月又一月地不断扰乱和折磨这个世界，那么，当他们自己有了大量原子弹的时候，他们又将干什么呢？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能相信在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时间。我们应该把事情提出来和弄清楚，并作出最后解决。我们不应该毫无顾虑地、无能为力地、慢腾腾地过日子，老是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对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等待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发生。如果西方国家在自己掌握原子力量而俄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的时候，就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那么，西方国家无须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将会大得多。”
基辛格完全赞成这一意见。西方应当在四十年代后期，就进行谈判。而它失去了时机；甚至更加严重的是，它失去了斯大林去世所提供的时机。在基辛格看来，这是一次特别惨痛的失败。正当苏联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权力，可能会跟斯大林的政策作出一种戏剧性决裂的时刻，西方却在旁观。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没有提到，但是，毫无疑问地，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里，曾出现过一种非同寻常的机会，而他与杜勒斯两人都完全失败了。基辛格写道：“我们拖延谈判越久，苏联新领导人就越专心发展他们所继承的帝国，随着新兴国家的出现而发生的动乱也越能诱使他们进行冒险。我们的行动越是犹豫，斯大林的那些继承人就越是有信心。”
遏制政策的彻底垮台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军事战略所引以为基础的威慑的概念，不能和遏制的观念同时发生作用。在不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威慑是最成功的。基辛格问道，如果没有东西来证明实力，实力又怎么可能显示出来呢？不可避免地，杜勒斯想在实力一旦显示以后即进行谈判的主意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由于杜勒斯不愿在外交上采取主动，他不过是造成了一种僵持的局面，而当苏联的核武库开始扩大时，情况甚至更加恶化了。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又提出了一种在基辛格看来完全是荒谬可笑的论点；现在认为既然追求实力已引起了一种僵持的局面体么，为了使苏联能够放心，这种软弱就可能导致问题的解决。有些人认为，似乎拥有实力就会对谈判不利。
人们把大量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级会晤的可能性上。基辛格写道，1960年巴黎最高级会谈流产以后，多年来被称为是解决一切紧张局势的灵丹妙药的公式，结果被看作是“对外交的讽刺”了。个人外交过去曾经被认为是结束冷战的一个办法，而现在却被看作是应该对冷战的继续存在这一状态负责了。赫鲁晓夫的“皱眉头”成为西方所十分关心的东西，正如他的“微笑”曾一度作为重大的鼓励一样。基辛格感到惊奇的是，在巴黎那次大失败之前很久以来没有人指出过最高级会谈的风险。对于会议将要举行这一点那么重视，以致对会议的目的或议程是什么，却无人关心。基辛格写道，即使没有发生U-2飞机事件，1960年的最高级会议也不会有多大成就。
基辛格觉得，那种认为紧张局势是由于目光短浅或误会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可以因为某些领导人心肠的改变而消除的想法是对外交的一种讽刺。艾森豪威尔对一场外交会谈可能取得什么成就的想法是简单化的；报界也不太了解情况。基辛格回顾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的两年内，尽管共和党人谴责民主党人“对共产党软弱”，但他还是准备去参加最高级会谈。报界欣喜若狂，因为报界认为冷战主要是由于个人之间的互不信任造成的，同时，报界也相信个人外交将带来一个和平的时候。基辛格写道：“外交被看成是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而其他国家则处在评判员的地位，是对胜利者授奖的。”基辛格引用《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生活》杂志中的文章说明报界对日内瓦会议的评论的质量。在基辛格看来，最生动的，但也是对“个人外交哲学的最愚昧的说明”，可能是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讲的话了。麦克米伦说到两个实力强大的集团的首脑会谈所引起的“全世界热切希望和期待的激情”，他说到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聚首一堂，谈谈笑笑”。麦克米伦把日内瓦会议看成是“恢复人类正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基辛格怀疑“民主国家关于正常状态的观念是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很清楚，信任和热忱的气氛是有好处的，但基辛格问：“自由国家把解决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并且又回避一切困难问题，这能否给它们自己或和平事业帮上什么忙呢？”
基辛格注意到，在1956年的匈牙利骚乱事件后一年，西方许多人又一次要求召开最高级会议了；并且把所有要求事前确定议程的企图都斥之为“明明白白地旨在破坏会议的企图”。基辛格问道：“认为在苏联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十年以后，我们的任务在于使共产党领袖放心，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的观点是，美国没有坚持一项具体纲领，这可能使苏联认为，即使那些引起紧急局势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缓和还是能够达到的。经常提出的要求是缓和紧张局势，消除猜疑以及建立友好关系，但没有一个人说明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当1960年最高级会议尚未开始就告吹时，“举世为之震惊不安”。许多人认为错过了一个实现和平的时机；基辛格对此表示怀疑。按照他的意见，“危及和平的倒是我们的自以为是和逃避责任的态度”。巴黎最高级会议的序幕从来没有给人以充满信心的任何理由。基辛格在回顾那些导致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些事件时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坚持在较低一级的会议取得‘进展’之后，他才会赞成举行国家首脑会议，他这样做只是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以致最后（不得不）声称，赫鲁晓夫先生含糊其辞地推迟了毫无来由的威胁以及他愿意出席最高级会议，这些事情本身就是进展的表现。这种游移不定的行动，很难设想会促成苏联领导人以负责的态度来参加最高级会议。”
基辛格认为，“为了进行最高级外交活动而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极端愚蠢的。”以为只有国家首脑才能解决棘手的争端，这种说法没有被经验所证实过。基辛格认为，那些使世界分裂达十五年之久的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大可能在几天之内“由一些弄得心烦意乱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会议中”获得解决。他甚至对民主国家如此重视少数领袖的权威作用，是不是符合国家的利益，也感到很难说。基辛格嘲笑那种以为赫鲁晓夫可能会把他与西方领袖会晤的前景看得十分重要，而放弃一些具体要求的想法。基辛格坚持认为最高级会议是冒风险的事。跟人们的想法相反，最高级会议的即将召开不一定能对不妥协态度起制约作用。事实上，在接近最高级会议的那段时间里，双方一般都急于用最极端的形式来表明各自的立场。基辛格认为这种手法是个人外交的特性所固有的；他说：“当国家首脑是主要谈判者的时候，他们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这是他们唯一可用的手段），就是把他们个人的威信做赌注，使任何让步看来都是不能容忍的丢脸的表现。正是这种“回避具体东西，倚重个人性格，和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靠一次漂亮的姿态来解决的看法”使苏联人赞同这样一种外交方式；他们可以利用它来破坏西方的斗志，把失败说成是仅仅因为个人性格的冲突所引起的。
基辛格坚持认为把形式和实质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最高级会议尽管具有某些好处，它也带来一定的风险。基辛格把这种会议的主要长处列举为：参加者一般有权解决争端；他们能够提出新问题，指出新方向，而且行动较快。最高级会议的一大弱点是所作的决定不能轻易地被否认。基辛格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些可能在某一天需要在使用热核武器的问题上作出最后决定的人，又必须是谈判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一次最高级会议虽然可以带来达成新协议的希望，但它也会带来新的分裂的危险。基辛格担心，国家的首脑们可能全神贯注于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制订政策。按照基辛格的看法，以艾森豪威尔为例，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里，他就在会议上花了大量时间；而当他实际上不是在参加会议时，他就是在为会议作准备或者在会后作休息。基辛格写道，这样的外交可能适合于独裁政权，但它不适合民主国家。同时，他怀疑这种方法是否有助于制定建设性的长远政策。这可能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有效办法，但是基辛格问这样取得的时间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了，而且，到最后，这段时间是否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呢？
据基辛格看来，首脑外交把达成协议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首脑们愿意相信，他们的作用是在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将有助于改善一般的形势。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花费在找寻可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多么微小——上的心血，要比用来把握住引起紧张局势的争端上的心血更多。”一些不重要的问题解决了，而重大的问题则搁置一边。有一种巨大的诱因在促使他们表明会议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基辛格认为，这样的会议对结束冷战来说，几乎毫无贡献。事实上，只能使冷战持续下去。基辛格说，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的巴黎会谈的议事日程，暴露了最高级会议方式的全部缺点。这次会谈包括的主要内容有：讨论两国人员的相互访问、核试验、军备控制和柏林问题。基辛格写道，在这几个问题中，“有些是可以相当轻易地得到解决，毋须国家首脑操心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有些则十分复杂，因此一次最高级会议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拖延决定的手段。”基辛格认为人员交流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这种事情国家首脑不必过问。他认为，把文化交流说成是缓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把文化交流大大地估价过高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要靠技术问题上的研究，国家首脑不大会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军备控制是如此复杂的一个课题，最高级会议最多只能发表一项承诺以后作更详尽的研究的一般性声明而已。至于柏林问题，基辛格认为“苏联如果能永不挑起柏林危机，那它对和平所作的贡献，就比坚持为此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要大得多”。
基辛格认为要不要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道义问题。他对那些看来是以建立良好愿望为首要目的的最高级会议特别抱有戒心；他认为应该避免召开这种会议——此类会议只是掩盖了没有协商一致的政策这一事实。基辛格写道：“政府首脑经常作没有明确的计划或目标的国际旅行，这不是政治家风度的表现，而是恐慌的征兆。”对最近的那次巴黎最高级会议，基辛格持特别严厉的批评态度；他写道：“所以以巴黎的大失败而达到顶点的外交活动，其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一点，是那种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捞一票的态度，是那种没有目的或概念而进行谈判的办法。”基辛格继续写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认为公正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就能有信心地进行谈判。如果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里，那么任何一级的外交活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基辛格认为“依赖个人”的另一面就是那种“把外交同关于苏联国内形势发展的假设联系起来的倾向”。有一种信念，认为在苏联领导人方面“改变主意”，或是苏联社会发生根本变化，或是两者同时出现时，和平，作为事物“自然的”秩序，是能够获得的。西方真是煞费苦心地试图证明苏联已经真的改变了，而赫鲁晓夫本人就是这条新路线的“首倡者”。很多人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袖不是那样通情达理，如果跟赫鲁晓夫合不来，那只会使这些人出来掌权。新的斯大林主义据说就是威胁；赫鲁晓夫被描绘为保障安全的人；而西方漠视赫鲁晓夫将是愚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惯常的做法仍旧存在，当时斯大林就被那些想表明同他关系密切的正确的美国人说成为爱好和平的人。基辛格写道，现在则正在为赫鲁晓夫说同样的话。由于共产党人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改变过去的侵略性扩张主义而采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办法，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苏联利用这种局势为其本身谋利益。他们有时发表好战的声明，有时又发表听起来调子较为和平的声明；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用退回到比他们原来的出发点仍然前进了一大段的地位上”的办法，赢得了“愿意和解的声誉”。基辛格尽管愿意承认在苏联社会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对较为和平的路线感到兴趣，但他怀疑，热衷于抓住苏联的每一个很微小的姿态，到头来是否会利少而弊多。在他看来，譬如，西方在赫鲁晓夫面前所表现的近于懦弱的姿态，并未起到减弱苏联不妥协态度的作用。基辛格写道：“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能够按照个人主张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苏联的统治阶层中，没有任何人，不管其信心如何，能向他的同僚提出一种纲领，并向他们证明他正在谋求一种抽象的善良愿望。我们对个别苏联领导人的自由主义性格揣测得愈透，我们就愈益迫使他们要采取各种行动来向他们的同僚和盟国表明他们思想意识的纯洁性。”
基辛格也对那些认为美国可以主要通过外交活动来加深苏联和中国的分裂的人的想法表示怀疑。如果发生这种分裂美国应该加以利用，他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出现分裂，同提出应该采取某些行动来促进分裂的主张究竟还相差太远。共产党领导人的真正意图怎样，不应该是美国所关心的。美国倒是应当把时间花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上。基辛格写道：“如果苏联真想解决问题，谈判将证明这一点。如果苏联为结束冷战所提的建议只是一种策略上的伎俩，那么，目标明确的外交应当能够使苏联的欺诈暴露无遗。”
人们告诉美国人说，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以接受的”建议。据说，外交上的僵局必须用新的倡议来打破。一种妥协的愿望被看成是外交活动中至高至善的表现。基辛格认为，这些论点之所以可取，无非因为美国谈判的全部经验是在商业方面的。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商业经验会在国际外交上有何用处。基辛格反对那些老是主张接受对方认为合理的议程的人。他希望美国有和解修好的精神，但这并非要求美国没有自己的打算。经常提出新的倡议，不是美国的责任。美国也不必表示，如果第一个建议被反对掉，它马上会提出另一个建议。在那种基础上开展的谈判决不会是严肃认真的；这样也不会促使苏联慎重地对待具体的建议；他们会经常等待美国让步。基辛格也反对那种认为一般应该从双方原来的立场之间谋求一种妥协的想法；这会导致各方在开头时提出无法接受的建议，因为他们清楚这些建议还会后退。基辛格写道，对民主国家来说，提出一些极端的建议是特别困难的，一般公众很少会支持这种建议的。如果要通权达变，那么，开头时提出“最高”要求，随后再作出让步，那还讲得通。然而，如果这些建议是与国家的要求相一致的话，它们是不可能经常改变的。基辛格认为，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如果一开始提出了某个纲领，不管它怎样合理，继续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也会被斥为缺乏灵活性。而如果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准备削减的纲领，那就会被谴责为强硬和不妥协。
基辛格说，把磋商的技巧与目的相混淆，造成了“外交上的争论局限于西方最感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苏联提出来的，而西方感到不得不谈判的问题。因为，有这样一种说法，任何一条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都不能忽视，只要苏联准备谈判任何问题，那就应视为‘令人鼓舞的’。相反，西方却不能提出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因为，据说我们决不应当提出‘不能接受’的建议而破坏了信任的气氛”。基辛格写道，在这种情形下外交成了“苏联政治战”的一种形式。只要苏联认定什么是可以讨论的，全世界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国际纠纷的现象上，而不是集中在造成纠纷的原因上。这些谈判讨论的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不是讨论所以会形成这一组织的苏联的敌对态度；是讨论刚果或古巴问题，而不是讨论匈牙利、西藏或东德问题。基辛格写道，这样的外交只是助长了一种幻想，认为冷战是可以通过一项宽宏大量的声明来结束的。
基辛格怀疑，“西方未能设置灵活而有目标的外交的真正障碍，是否在于缺乏一种道义上的自信”。他担心人们不愿意在道义上加以区别以及不愿了解赫鲁晓夫的真面目；西方某些人愿意把俄国领导人和阿登纳混淆起来，把两者都作为不好对付的人看待，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根本性错误。他批评有些人认为信心与谈判不能并存。这些人通常对西方的评价过于苛刻，而对苏联的评价则太宽容，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传统的立场了。基辛格写道：“把我们在道义上的缺点和苏联集团在道义上的缺点同样看待的倾向，使西方在内心失去了有效地进行谈判的自信心。这就导致一种愧疚的政策。”
基辛格相信，只有在苏联领导者确信“他们不能利用西方的和平愿望来挫伤其士气时，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才有可能达成”。假如他们认真地谋求一项解决办法，他们有权利期望看到西方是“灵活”的和“愿意和解”的。基辛格希望西方放弃那种猜测苏联是否已经真正改变了的游戏；对西方来说，更为重要得多的是：明确自己的目的，而且用既不危及西方安全又不否定西方价值的观念的方式来确定这种目的。基辛格写道，倘若做到了这一点，西方在谈判中将会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
基辛格认为，军备控制看来是一个可以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认真谈判的“明显的课题”。基辛格认为有四个主要方面需要达成协议：突然袭击，局部侵略，核扩散问题和核试验。他说：如果“双方不能提出具体的、认真的计划来表示这种厉害上的一致，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希望就很小了。”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协议可以代替解决冷战的政治原因。基辛格解释说，军备控制措施能够“改善”而不能消除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气氛。这些谈判将是漫长的，要依靠详尽的、慎重的和客观的研究工作。这些谈判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西方决不应该想像一切都依靠这些谈判。基辛格写道：“军备控制固然是人们所热切希望的，但决不可持有没有军备控制就一切都完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基辛格从考虑“突然袭击”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经过五年之久断断续续的谈判之后，还没有恰当地确定下来。他认为控制的方案可归为三大类：减少进行有意识袭击的动机的措施；减少进行先发制人袭击的动机的措施；减少由于情报失误而进行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性的措施。很明显，最后一类指的是“意外战争”问题。基辛格认为，有两项措施可以制止进行有意识的突然袭击：减少以突然袭击取胜的物质力量；一般采用视察制度来减少进行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按照基辛格的看法，完全取消核武器储存和报复力量的建议本身会有一种促使逃避规定的因素。例如，在实行完全解除核武器的情况下，违反协议的国家甚至仅仅暗藏五十枚核武器，就能占有绝对优势。他对禁止一切运载系统的建议，也并不给以很高评价。在这种办法下，所有的导弹，包括表面上是防御性的导弹都将被禁止。基辛格解释道，仅靠视察的办法，是无从判断一枚火箭的射程的，而且，由于固体燃料导弹的发展和核弹头重量的减轻，很多目前被认为是防御性或射程很短的导弹，都可能供进攻之用。飞机的情况同样如此。基辛格可以预见到，在某些运载工具全部裁撤的情况下，普通的民用运输机甚至小型单翼飞机也可以携带热核装置。他解释道：“在核武器储存的增加已达十五年和导弹的发展将近十年之久以后，简单的补救办法已经不再能起到作用了。”
基辛格认为，任何对付突然袭击的控制系统需要有两个目标：侵略者必须认识到他的成功机会是极其微小的，防御者一定要尽可能使自己处于挡住攻击和破坏的地位。根据基辛格的意见，为了减少遭受攻击和损害的可能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也许会引起误解，并被对方认为是威胁性的。因此，只要有选择的可能，就必须采取一种不会引起误解的防御措施。基辛格写道：“如果目标是求得稳定，那么，协议的军备控制计划必须与单方面努力提高不易受到攻击和破坏的能力相配合。”他说，这种计划的目的“应当是确定两支对立的报复力量之间的稳定均势，然后再建立一种控制制度来保护双方，防止对方破坏规定”。
在原子时代，战争的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一支很小的、易于受到攻击和破坏的报复力量，可能比一支较大的、保护周密的力量可能更容易增加战争的危险。一支小的武装力量可能促使对方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基辛格解释说，任何军备控制计划的首要目的，都是消除有意识攻击的动机。当双方都已发展了不易受到攻击和破坏的报复力量时，才有很大的可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所谓“不易受到攻击和破坏”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但目标应该是尽可能达到这个地步，既保护自己的力量不受攻击，并让那些准备侵略的人难于推算情况。易于受到攻击和破坏的力量是最容易招致对方袭击的。
基辛格考虑到了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即将受到进攻时所可能采取的几种方案。他认为可以有四种选择。该国可以等待袭击，并依照袭击的规模准备报复。基辛格解释道，只是在自己的报复力量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时，这种选择才是有用的。另一个是，这个国家可以加强自己的报复力量的准备状态，使侵略者不能从发动突然袭击中得到好处，因而放弃袭击。第三，这个国家可以发出最后通牒，坚决要求对方放弃袭击。最后，这个国家可以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袭击。基辛格认为第一种选择最安全，第三种选择最危险。
如果基辛格对防止突然袭击的视察制度的作用保持很大怀疑的话，他对视察制度在使敌对报复力量保持稳定方面的作用却没有什么怀疑。但是，问题在于一个视察制度怎样才能查核出具有机动性的武器系统的规模，以及这种视察制度怎样能够和他所主张的单方面努力使武器的不易受到攻击和损害的能力增强的措施协调起来。基辛格知道这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困难没有办法低估的。基辛格提出了一个计划，它要求每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承诺在某些地区不设置报复性武器，而把所有这些特定数目的武器都集中在特定的地区。对那些无原子武器的地区可以随时进行视察；其他地区则可以定期视察（如每年两次）。基辛格认为，这样一个制度“在维持均势方面可能是有效的，或者至少可以把逃避规定的行为有效地限制在不让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优势的范围之内”。
基辛格相信，万一由于偶然事件或错误估计而威慑作用失效时，他的这个计划还能为平民提供最大的保护。因为突然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必然是敌人的报复力量，如果开始就集中攻击城市，而对报复力量却丝毫不加触犯，那么，这种进攻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基辛格写道：“就达到讹诈的目的而言，对方的平民活着比死亡更有用。因此，只有在认为人口中心地区藏有报复性武器时，才可能对这些地区进行突然袭击。”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平民居住区都应该设在非武装的地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以陆地为基地的报复力量的机动性就不可能了。因为城市一般是主要公路和铁路网的枢纽。而且，把所有城市都归属于听任视察的地区一类中，这必然会使苏联拒绝这一建议。某些城市将不得不处于易于受到攻击和破坏的状态；它们将是原子时代的“设防城市”。
基辛格还写道，需要设计一种“提供确实证据的视察制度”，它“不是提供每一方想要掩藏的东西，而是提供每一方极愿意让对方知道的情报”。双方可能很想使对方了解它们不是在准备进攻。基辛格写道，特别在危机时期，双方都应该拥有交换和核实情报的手段，这点是很重要的。必须避免由于差错而撞进一场全面战争，要尽一切力量“明白地和令人信服地使对方安心。”基辛格提到需要在华盛顿和莫斯科设立西方和苏联的联合办事处，并配备它们自己的专用通讯设备。他描述了在西方一苏联或联合国主持下的各种机动的特别监视小组，这些小组经过培训，能够很快地前往出事地点，核实一方愿意让对方知道的情报。基辛格坚持认为，新的工艺只有在政治上发生像在科学上那样惊人的革新的情况之下，才能为人们掌握。
如果在对付突然袭击问题上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那么，在处理局部侵略上就更没有什么办法了。在基辛格看来，那种认为全面裁军将保证世界和平的观念，是苏联宣传和外交上所巧妙利用的几种万应良药之一。一个全面裁军的控制体系必定要有这样一种复杂形式的视察制度，仅以美国来说，就需要约三万名训练有素的专家。基辛格认为，把这么多的视察人员派驻在其他国家，并且还要交出传统地认为是国家主权重大要素的控制权，这些事情本身将提出一些至今还没有很好考虑过的问题。
如何解决逃避规定的问题，或者甚至怎样给逃避行为下一个定义，都是相当困难的。基辛格怀疑裁军的意外后果之一—即使裁军情况是受到视察的——是否会是社会的军事化。基辛格写道：“在全面裁军和面临对方有逃避规定的威胁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的最佳办法是把传统上认为是国家生活中的民事方面加以军事化。”如果很难把生活中的民事方面和军事方面区别开来，那么，视察就会变得极为复杂，或者毫无意义。基辛格怀疑如何才能确定一国国内合法武装力量的大小。难道有些国家不会夸大它们的内部不稳定形势，以此来说明它们军事力量的较高水平是合理的吗？基辛格能够看到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人们怎能知道某种产品是供民用而不是供军用的呢？是否一切可能用于军事的产品都应禁止？基辛格认为，全面裁军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把威慑均势稳定下来这一点上，存在各种困难。一次相当小的违反协议的行动，就能取得某种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优势。
减少局部侵略的危险问题仍然存在。基辛格认为，他为解决突然袭击所提出的原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基辛格写道：“适用于局部冲突的力量的均势，应当固定在对视察制度的要求不会严格到足以增加不安全感的程度上。必须有特别严重的逃避行为才足以打破这种均势，因此这种行为不可能不被察觉出来。而且，即使发生了这种违约行为，也不会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检查常备军的多少和常规武器的储存量，提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由于西方的常规武装力量显然不及共产党国家，所以，如果视察计划中不包含减少共产党国家的力量，建立西方的武装部队，以及规定要视察各方协议的部队最高人数等等，那么，任何控制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另外，还要规定视察特种部队的力量和地区性质的界限。基辛格主张在发生问题或有争执的地区的邻近地带，视察权不受限制。在其他地区，他认为视察库存就可以了。类似的任何计划必须以苏联的同意为先决条件；否则，视察将会毫无意义的。
基辛格在考虑无核国成为有核国问题时，他提到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一个委员会最近提出的一个报告。报告认为，有十一个国家在决定生产核武器后的五年之内能生产核武器，另有八个国家也不会相差太久。在这十九个国家中，有六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四个是华沙条约国家。核秘密已经不再存在；生产核武器的唯一障碍只是技术上的——制造的能力问题。在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形下，任何国家都能生产核武器。基辛格同意，无节制的扩散这种武器将会深刻地改变国际关系的结构。那么，为什么那些无核国似乎还需要核武器呢？因为它们惧怕一个较大的强国；因为它们要求摆脱依赖已有核强国的局面；因为它们是其他一些无核国的对手或者是因为惧怕这些对手；因为它们在想提高自己国家的威望。核武器固然能使无核国家大大增加其损害别人的能力，但基辛格怀疑这些武器能否会改善小国面对大国的战略地位。基辛格写道，除中国以外，没有一个无核国家能够挡得住一个大国的先发制人的袭击。同时，除中国之外，它们之中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进行一场对核大国的进攻，而使自己不遭覆灭。一个没有盟国的无核国家将毫无办法地处于挨打的局面。即使有盟国，它也没有把握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据基辛格看来，核武器的扩散的最大危险，不是在于一个小国攻击一个大国，而是一个无核国家进攻另一个无核国家。在局势早已紧张的地方尤其如此，例如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如果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武器，而另一个国家没有，使用这种武器的诱惑力将是很大的。这种优势将被看作是暂时的，因而会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要利用这种暂时优势。那么，如何才能使核武器的扩散停止呢？基辛格认为有三个主要途径。现在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同意不生产或不取得核武器，它们可以接受一种视察制度来保证他们不这样做；主要的核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可以应允不从它们自己的核武器储存中供应无核国家，也不在技术上协助无核国家；这同样地要强制执行一些适当的控制措施。最后，也可以把上述两种措施合并使用。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1958年6月英国工党最初提出来的建立非核国家俱乐部的主张。这一主张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如基辛格所解释的，除了其他条件外，它还需要一个复杂的视察制度，把所有的裂变物质的储存量都记录下来，不管是本国生产的或是从国外输送的。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它们将在已经制造出核武器之后加入这个俱乐部，秘密收藏的裂变物质将受到搜查。在所有无核国家里也必须进行最周密的搜查。基辛格解释道：“一个阿拉伯国家隐藏几枚核武器，对以色列来说也许是生死攸关的。然而，对例如法国来说，其意义就小得多了。”另外，所有非核国家联合起来也不能迫使中国参加非核国家俱乐部，或者保证它会遵守所达成的协议。最后，假如现有的核强国之一把核武器给予或偷偷地卖给它的附庸国，那就不会有什么有效的制裁制度来对付违背协议的国家了。基辛格写道，大国将不会从这样一种安排中得到足够的额外保证，以证明它的非常复杂的视察机构是必要的。
基辛格写道，如果美国和苏联对自己关心核扩散的那些声明是认真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考虑停止核生产和减少核储存的措施。只要有一个适当的视察制度，前者是可以做到的。基辛格写道，经过视察的停止生产就会冻结核储存，并能进一步限制把核武器给予那些无核国家。它还将使制造足以打乱威慑均势的新武器的问题复杂起来。如果双方再前进一步，把大量的裂变物质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作和平利用，这将有很大意义。为了维持核均势，视察制度必须做到近乎不会出任何差错。一种不能发现一方在继续生产的视察制度，对另一方可能会引起致命的后果。基辛格解释道：
因为继续生产的一方不仅能在数量而且能在技术的精湛上压倒对方。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能力制定一个极为严密的制度来监视停止核生产”。基辛格解释道，这个视察制度必须比那个用于禁止核试验的办法好得多。然而，除非可以进入苏联领土进行定期视察，否则，不会有效果的。
基辛格在考虑与禁止核试验有关的问题时，提到了那场争论的情绪特点。1956年艾德莱·史蒂文森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曾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讪笑，其理由是这个建议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两年以后，艾森豪威尔根据仅仅一次的试验—即所谓雷尼尔山的地下爆炸—就决定禁止核试验的办法可以试一下。曾召集过东西方科学家会议来确定监视制度是否可行。尽管这次会议原该提供技术资料为此后政治决策之用，但美国甚至在召开政治性会议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一切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都暂缓进行。暂缓试验的期限是两年。基辛格写道：“在这期间，技术会议的大部分结论证明不是过分乐观，就是根本错误的。”他继续说道：“但奇怪的是，基本立场竟没有受到新的知识的影响，人们提出一些别的论点来代替旧的论点，以维护其顽固的立场。”像基辛格所解释的，把有一个视察制度存在这一点，看得比这个制度是否合适更重要了。逃避视察的行为所得到的好处据说是极其有限的，以致冒一下“可以预计的风险”，似乎根本称不上什么冒险。
总之，许多人认为苏联是没有欺人之心的。他们从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这样肯定。基辛格看到，很多好心肠的人得出结论，如果美国和苏联不能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取得协议，那么，有关有效的军备控制的一切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对核试验的态度已成为一种对“诚意的考验”，而禁止核试验被当成是必要的第一步，其他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础。它的倡议者说，禁止核试验只会用来加强“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可能正是认真试图缓和紧张局势的、比较负责的人员的地位”。当有人提出禁止核试验会影响“干净”的炸弹的发展时，人们就说这是个无足轻重的损失，而置之不理。核战争，望文生义，就必定是恐怖的，任何减少它的恐怖程度的企图都是欺人之谈。禁止核试验的倡议者说，不可能有什么“干净”的核战争；那种幻想必须抛弃。至于可以通过试验来发展所谓反弹道导弹系统，主张禁止核试验的人担心这是否做得到。他们对改进战术性核武器不感兴趣；在他们心目中，“有限”的核战争可能会变成全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制订尽可能多的制止任何战争的禁律。基辛格写道，如果禁止核试验倡议者的话是可信的，那么，通过禁试，关于无核国成为有核国的问题亦将随之解决，和苏联合作的视熘贫冉欣诓恢掷止燮铡；粮穸源讼匀皇腔骋傻模凰吹溃骸跋朐诰缚刂莆侍馍峡桓鐾返脑竿强梢岳斫獾摹５衔购耸匝榭梢宰魑渌榈牡浞叮蚴堑骱偷南敕āＮ颐遣磺宄裁匆恢植皇实钡目刂萍苹挥Ω贸晌硪恢植皇实钡目刂萍苹牡浞丁Ｕ蛭谕Ｖ够蚍怕妇喝矫婵桓鐾肥侨绱酥匾晕颐潜匦敫裢庾⒁庹庋桓隹嘶岚盐颐谴绞裁捶较蛉ァ６杂谑硬熘贫鹊男芎徒故匝榈恼魏澹耆醒纤喽源谋匾！？
基辛格研究了监视核爆炸的主要困难所在。他认为，一千吨以下的普通地下爆炸是难以觉察的。一千吨以上的“聚合”爆炸将跟数百次其他自然界的爆炸一样，需要有一个固定数目的“自由”视察的制度。裂变爆炸可使十五万吨以下的爆炸有逃避察觉的可能。其他的逃避方法还有，如在高空中试验或在海洋里试验。基辛格谈到人们经常“为一种视察制度作无谓争吵，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制度对应该监视的许多逃避行为是无法发现的”。基辛格写道，人们尽管已承认这种制度的不适当，但却不愿承认失败。美国唯恐这样做会使人家把破坏谈判的罪名加到自己身上。基辛格认为，一种控制制度一旦建立以后，不会有很大力量敦促苏联去改变它。他并不自以为知道苏联的目的，但他感到延缓试验将可能成为永久的禁止试验。基辛格写道：“条约一经签订，反对恢复试验的政治和心理压力将是非常巨大的。”
基辛格承认不可能有极简易的控制制度这一事实。要设计出一个能够防止一切违约行为的视察制度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设想苏联在逃避禁试时被抓住了，并且苏联的宣传机构也没有指责美国同样在那样干，借以把情况搞混，美国对此又能做些什么呢？基辛格暗示的回答是：毫无办法。基辛格和那些认为美国那时可以自己恢复试验的人相反，他详细谈到恢复试验的种种困难。那时候试验人员可能早已被遣散，而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是困难的。很明显，苏联人不会规避协议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着。基辛格说，如果他们遵守协议，这不是由于控制制度给他们造成了相当的障碍，而是由于进一步试验并不会得到战略上的好处。
基辛格并没有说禁止核试验谈判没有产生过良好的效果。这些谈判迫使美国认真地对待军备控制问题。人们对战略理论与军备控制之间的关系终究有了较多的理解。基辛格认为这些都是很大的收获。但由于完全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象征性的目的——从理论上讲，已成为真诚希望和平的一种保证—大家忘记了最初并不是在完全禁试和毫无任何协议之间进行选择，而只是想在极为有限的基础上取得某种一致的看法。基辛格写道，如果美国一开头就懂得这个问题，就会把谈判分为两个部分。美国应当对那些可以进行视察的试验提出立即禁止的建议。禁止试验的其余部分则应作为更为广泛的军备控制协议的条件，这种协议包括停止核武器生产，削减核武器储存量，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防止突然袭击的视察计划。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达不成协议，那么，美国就应坚持使用比目前的侦查方法更为可靠的视察制度。另外，美国本该单方面宣布以后不再作可能产生放射性散落物的试验。
所有这些本来都能够成为良好的开端；但却一件也没有做。那么，一个新政府该做些什么呢？首先，谈判究竟可以拖多久，应当规定期限。基辛格写道，如果没有一个确定日期，“其实际后果将同不受视察的暂停一切试验一样了”。美国有两种办法可以选择：签订日内瓦协定，尽管它有不少缺陷；或者沿着如基辛格提出的那些路线谋求其他安排。虽则他显然赞同后一条路，他认识到，至少在短时间内，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基辛格写道，苏联一定会动员世界舆论来反对美国；但到最后，美国采取的这个行动的明智是会看得清楚的。基辛格期盼美国不要急于提出其他计划。基辛格写道，当日内瓦协定得到一致同意之后就应该努力改进侦查方法。基辛格还说：“如果我们在改进侦查的设备上没有进展，或者有了可能在核领域内发生惊人的突破，那么，提出的暂停试验在满期时不应再予继续。”他说，美国还必须好好建立它的常规武装力量。由于禁止试验会对反击局部侵略时不使用核武器造成越来越大的心理上的压力，同时，由于人人都将反对可能破坏禁止试验的任何行动，因此，准备应付局部侵略战争的另外一种武装力量，就更加重要了。基辛格谈到了迅速确定军备控制谈判的下一步内容的必要性。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满怀信心地、精确地和负责任地”采取进一步步骤的能力。
基辛格认为人们对军备控制的研究过于粗糙，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是迫切需要的。基辛格写道：“在军备控制的谈判取得成功之前，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思想意识领域里整顿一番。”军备控制计划跟军事战略一样都会迅速就变得陈旧。工艺的变革使得经常有必要制定新的计划。在四大国拥有核武器时可能是有效的一个军备控制协议，而在更多国家拥有这样的能力时就不会同样地有用。新武器必须在它发展过程的最初阶段即加以控制，在那以后，就很难有多大作为了。
基辛格说，军备控制经常是更多地被人看成是感情用事的课题，而不是客观理解的课题。一个国家与潜在的敌人分享情报比之不让它的潜在敌人知道情况，可以更有效地加强该国安全这一想法—这是许多军备控制计划的一个中心理论——对那些从来确信保密是一种军事需要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要他们相信并不是任何一种工艺上的发展都会增进社会安全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破坏能力上保持某种平衡，或许能证明比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更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前景，这是另一个需要学习的理论。基辛格相信，在美国军事机构内部和西方联盟内部就军事安全诸要素取得一致认识，这是进行任何有效的军备控制的必要前提。有一个一致同意的战略理论，则是一个首要条件。
基辛格写道，如果在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中有一个极端是把安全与物质力量等量齐观，那么，另一极端也同样是绝对主义的。那些信以为军备控制可以代替美国谋求安全的努力—而不仅仅是这种努力的补充——的人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据基辛格看来，这两种极端都失去了理智。在军备控制方面经过周密考虑的论断太少了。美国在会议即将举行之前在压力下所提出的建议，一般总是一些适应临时需要的东西。1958年11月关于防止突然袭击的谈判和1960年3月的裁军会议的建议，都是由一个在会议即将举行时组织的专门委员会草拟的。没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能在六个月内妥善处理这样复杂，特别是意见如此分歧的问题。政策都是临时决定的；提出这些政策的人也毫无信心。基辛格写道，苏联人对这些问题似乎也没有很好的理解，但不能以他们的无知为理由来原谅美国的混乱状态。总之，大家从来没有弄清楚，他们理解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企图使西方士气低落，使西方单方面解除武装，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这一点始终是可能的。美国所关心的必须是，制订认真和具体的、可以增进美苏双方的安全的计划——基辛格坚信，这是任何负责的纲领的实质——并且应该有绝对的信心，倘若这些条款遭到反对，这是因为苏联对达成协议没有真正的兴趣。
在美国知道自己从军备控制谈判中究竟想得到什么之前，混乱将始终存在。有些人赞成军备控制，因为他们以为军备控制将使两国腾出力量来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从事于经济竞赛。另外一些人认为军备控制可以降低赋税。还有一些人期望军备控制将促进苏联制度的演变。基辛格认为所有这些论点都是不妥当的。他也不相信，军备控制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放心地信赖苏联领导人。如果他们是要以信任的，那就不会如此迫切地需要搞什么控制了。在基辛格看来，经济上的好处并不会很大。视察制度将是很花钱的。经济发展并不依靠军备控制；即使仍旧需要大量的防务，经济计划也能够找到必要的资金。基辛格暗示，把军备控制作为省钱的一种办法这个说法，会造成由于错误的理由而制定错误的计划。军备控制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各方面的安全。任何只想单方面得到利益的意图都会使军备控制失败。对任何协议的考验要看它是增进了安全还是减少了安全，是使战争的可能性大了还是小了。基辛格在军备控制方面看到感情用事的因素是这样突出，很不以为然。他说，简单的补救办法总是危险的。认为军备控制的失败将毁灭人类，现在是中止这种说法的时候了。基辛格写道，这种说法只能对单方面裁军增加压力，并使苏联对真正的争端更少感到兴趣。基辛格写道，如果苏联相信美国是如此害怕战争，以致不惜一切来避免它，这只会鼓励苏联采取能够进一步瓦解美国斗志的行动。一个不怕美国的苏维埃大国决不会认真对待军备控制。基辛格写道：“看来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是，军备竞赛中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却是为军备控制提供推动力所需要的。”
军备控制是通向和平的一条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基辛格反对把管理军备控制的新机构称为国家和平署。他解释道，在核时代，国家的一切政策——外交的、军事的和军备控制的——都与和平有关。基辛格写道：“如果我们要在军备控制方面得到进展，军事机构必须理解，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军备竞赛是一切安全形式中最不稳定的形式，而正确设想的军备控制一定会增进所有国家的安全。许多热心于军备控制的人必须看到，热情不能代替精确性。很多情况都取决于具体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今后几年里，我们也许还有最后的机会可以用谈判方式把军备竞赛稳定下来，也许共产党的顽固态度会使我们最真诚的努力归于失败。但是，假如我们的失败也是由于我们拒绝正视这种挑战的重要性或复杂性，那将是不可原谅的。”
正如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一样，基辛格经常提到需要理论——也即需要正确的理解。美国对外界的认识是扭曲的。美国希望相信，共产主义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正在发展变化，而它们最终将成为意识形态上的特点越来越少，而关心物质享受越来越多。工业化被认为需要复杂的工艺技巧，而教育则被说成是培育怀疑精神。很容易相信，演变是肯定的，甚至在世界的演变过程中，美国还可能给予帮助。在所有这些分析中，基辛格发觉有一种含蓄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是“比共产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更为纯粹的一种马克思主义”。那些相信这种不可避免的演变的美国人，也相信在所有的政治变化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并不是期盼通过美国思想的输出来改变世界，而是那种变化着的经济的影响在改变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工业化需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美国的“演变论”就提出历史过程的终结是自由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共产主义利用它的哲学去“激励”人们作出努力；基辛格写道，“在西方，太多的人依靠历史来‘代替’努力。生存似乎成了首要目的；如果我们能活着看到这种发展，那么，一切都会如意。”基辛格把这称之为“听天由命，破坏人生目的和人们所珍视的信念的态度”。在西方，一点英雄色彩都没有；据基辛格看来，等待苏联变成“资产阶级”，这是一种相当可悲的策略。
基辛格对“演变论”仅仅报以蔑视，他一点也不信服它的真理。历史看来并没有证明，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他不能发现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紧跟在工业化以后，或者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产物而出现的。在德国和日本，民主——就当前而言——是一场灾难性战争的结果。在更加传统的民主国家里，它是先于工业革命而存在的；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是在一个主要是农业的社会中发展的。基辛格看到，在十九世纪，人们认为政治上的自由造成了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基辛格写道，工业“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测的能力、效率和生产率”。这些因素有时需要“立宪政治”，然而它们并不一定需要民主政府，至少并不一定需要西方一般所称呼的那种民主政府。工业社会的经营管理集团在政治上并不很突出。他写道，工业企业包括“操纵、专业化和指导”。工业的试金石是效率。经理人员在社会动乱中会蒙受巨大损失，所以不太可能反抗现存制度。基辛格认为，经理阶层是由那样一些人所组成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那些抽象概念。他们的实用主义总使他们愿意接受任何没有变得过分专制的政权。他们对政治思想缺乏兴趣；革命不大可能吸引他们。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例如在西方，他们是民主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经济制度使他们如此，而是这一社会环境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传统。
基辛格写道：“对共产主义的讽刺是，它所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部分罪恶——其中有许多确实如此——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扩大了，而且变得更难以对付了。”对工业制度——效率和生产率的强调，在共产党国家出现得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多。由于在共产党世界里，政治和经济的法权之间缺乏什么真正的分界线，基辛格把共产主义称为“工业时代的封建主义”。基辛格写道：“它（共产主义）的经理同封建领主一样，把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集于一身，他们的权威是他们的下属无法动摇的。”在“自由”的共产党政权存在的地方——如当前波兰那样——自由化的压力通常来自一些传统的因素：教会、知识分子、农民和民族主义者。基辛格也不期盼普及教育能通过发展一种“批判精神”来产生“自由化”。基辛格认为自由只能通过说服或采取暴力才能获得。不用一定的暴力而取得自由，是罕见的。基辛格写道：“无论是强调说服或强调斗争，使社会得到改造的不是那种怀疑精神，而是对某些绝对信念的肯定。”教育本身并不能产生那种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行动的怀疑态度。基辛格写道：“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看，共产党政权与僧侣社会相像的地方，比它与现代民主国家相像的地方要多得多。教士团——即共产党——支配着一种相当复杂的教义。它信奉一种用自己的词汇制订出来的特殊的典章仪式。凡是不属这个僧侣等级的人，就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共产党统治阶层内部的那些人是把他们的争论当作教义斗争来进行的。当有反对意见发生时，它表现为对现存的正统教义重新加以诠释。这种情况几乎总是限于在有权作出政治判断的那个圈子里的人中间发生的。”基辛格解释道，分裂发生时，分裂多半是出现在党内；党因吸收了最有才干的人在内，可使自己不受某种类型的批评。基辛格写道，这是对民主的一种“讽刺”，虽然共产党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们是为大多数的人民拥护的，不管这种拥护是通过宣传、一系列的奖励，或者是压制一切不同意见而得到的。当出现重大争论时，这种争论很少来自下层；它通常是由任何一种正统教义所固有的那种弱点引起的，在这种场合下，除了把对手当作异端来对付外，是无法解决争端的。
基辛格并不认为共产党社会的演变是不可能的。然而，演变只有到后代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个过程取决于三种因素：演变的起点、鼓舞人们参与演变的价值观念以及环境的压力。基辛格认为，新兴国家政治演变的前景是与苏联演变前景不同的。以为这些国家的演变都会殊途同归，这种想法是愚蠢的。
如果说西方期望苏联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演变的这些想法是太天真的话，那么，西方对新兴国家的想法也同样是太简单了。基辛格写道：“要想依靠经济发展带来开明的政治制度，这是颠倒了事物真正的次序。”他写道：“不管政治制度带来什么，工业化都将因而加强。”西方不愿把它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人，因为相信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些政治制度才是有用的。基辛格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写道：
除非我们能够使自由和尊重人的尊严的概念对于新兴国家有意义，否则，我们经常吹嘘的在不结盟地区同共产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就将是毫无意义的了。”
基辛格对这种挑战的困难毫不怀疑。新兴国家是通过对殖民国家的憎恨而取得统一的。现在，新兴国家不得不寻求更为积极的目标。它们之中许多国家缺少共同的历史、文化或语言；实际上，许多国家还没有统一。凡是社会内聚力极小的地方，争夺权力的斗争就可能变得非常激烈。在这些国家里，反对一般是跟叛逆等同起来的；不少国家经常处于内战边缘。大多数人民所受的有限的教育以及经济上很低的生产率只能使困难更为加重。基辛格还看到了心理上的压力；他写道：“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在那些一无所有的年代里，就是靠在取得胜利后国家改变面貌的前景的鼓舞下支撑过来的。让他们在胜利的时刻交出权力，或甚至承认有放弃这种权力的可能，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等于是否定了他们的一切斗争。”
基辛格对美国是否了解自己应该给新兴国家以什么，表示极大的怀疑。他写道：“在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作出贡献方面，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的含义。”基辛格确信，不发达世界正在注视着美国，他还认为，一种“信任的气氛”和“目的明确的感觉”是能够感染别人的，如果它能被人真诚地感觉到的话。但他并不主张美国仅仅出于这些考虑来行动；正如他所说的，我们不是为了外国观众才演一出戏的例钟如，如果美国谋求解决它的种族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它想要影响非洲，而是因为这样的解决将有利于改变美国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并给予这个国家以新的信心。基辛格强调经济援助的必要性，认为这种援助“应比过去十年的规模更大”。基辛格认为，虽然经济援助的技术是复杂的，但它是美国在不发达世界中的问题中最简单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支持民主制度的发展。美国应该表示它所倾向的是什么，并应对它所帮助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结构表示关注。基辛格认为，革命领袖们填补了一种精神上的空白。美国必须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相抗衡，不这样做，对新兴国家的任何经济援助政策都注定是没有成效的。
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费很大力量去迫使不发达国家成为美国的盟国。在大多数问题上，美国今后能否赢得不结盟国家的支持，是很成疑问的。凡遇新兴国家要求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的时候，它们的愿望理应受到尊重。基辛格解释道，不结盟国家对那些在它们看来与它们的重大利益有关的危险，是会表明态度的。在它们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问题上，它们就不会表态；如果它们这样做了，那只会使情况弄得更加严重而不是更好一些。许多新兴国家的领袖想从两个世界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保守、中立和对所有争端作出评判。基辛格谈到了他们从大国的竞争中得到好处而感到十分得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比之处理国内问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又更能使人感到满意。尽管他们愿意在重大争端上发表言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承担重大的责任。鼓励他们去当仲裁者的角色，到头来只能在国际关系上带来令人沮丧的后果。如果让不结盟国家去决定什么是真正的问题，那么，许多基本问题都将被避开，主要的争端会受到歪曲。基辛格担心，抽象的宣言将代替具体的谈判，外交将沦为标语口号。他写道：“世界舆论不是我们的外交官员必须设法发现然后再努力与之适应的某种抽象的东西。我们有责任不仅是去关注世界舆论，而且有责任去影响世界舆论。尽管美国希望能得人心，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它不能把自己的政策束缚于讨好新兴国家的企图。”
如果《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是基辛格心灵世界的自我写照，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企图以核时代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一些基本事实来对各种美国人进行教育的一个尝试，那么《选择的必要》一书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前面已经说过，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作为一本对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任职八年的基本评论的著作来看。这本书是否投合了即将接任的肯尼迪政府的心意呢？事实上，它没有。这本书是在竞选运动之后出版的，即使早在六个月以前出版，它能否受到很大重视，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虽然那样该书的行销可能会扩大一些。基辛格的不满不是对那些围绕在肯尼迪周围的人的不满，而他所提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使1961年初来到华盛顿承袭政权的那一班人满意。基辛格对需要建立常规武装力量、最高级会议或军备控制谈判的意见所唱的调子，都不是肯尼迪班子希望听到的。这本书的成就一般而已。华盛顿（以及纽约和坎布里奇）的注意力过多地专注于聚集在华盛顿的那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身上，以致对这位留在坎布里奇的人，就未免不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