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人而作
《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是一部兼收并蓄的作品——半是历史，半是心灵世界的自我写照，它可供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这本书尽管自称是对十九世纪初叶欧洲外交所做的分析，但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它是一本关于政治手腕特质的内容广泛的论著。基辛格潜心研究这个题目已有很长时间了，那些在五十年代初期最先跟他接触的人们立刻就知道，他的兴趣完全集中于政治领导方面。无论是谈到杜鲁门、丘吉尔或阿登纳，或是听别人阐释这些人或其他十几个世界领导人中的某一位的长处和弱点时，他都表现出一种对政治才能的敏锐理解。在这些年里，许多碰到他的人有着与他相同的兴趣，而且乐于就政治问题进行不断的讨论；而其他一些人则喜欢那些范围更加广泛得多的重要事情。基辛格从这些谈话中所吸收的东西究竟有多少，从不清楚；他是一个不知厌倦的听众。他最关心的总是一些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若干年之后，当他与欧洲的一些政界领袖有了个人交往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些个人的癖性，反复叙说一些有关个人遭遇的故事——显然，基辛格很喜欢讲这些故事，正如他的听众很喜欢听这些故事—样——但是，类似这些事情从未成为他谈话中的主要内容。基辛格谈的大部分是一些相当严肃的话题，最经常谈的就是他正在写作的那些问题；几乎从不谈论那些纯属国内或地方性的政治事件。
即使当他做了研究生，使他在哈佛潜心进修的引诱力压倒一切的时候，基辛格还是去外寻找朋友。他从未完全满足于做一个研究生他也从未想像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当一名教授。他认识了许多后来成为他的同事的人；他与他们大多数人的关系虽然是诚挚的，却不是亲密无间的。学院政治使他厌烦；他几乎从来没有谈论过这方面的题目，他也不属于其他一个小圈子，这种小圈子，在他的系里有，在坎布里奇更是屡见不鲜的。他的兴趣在于欧洲—不是在休假年偶尔去进行研究或讲学的教授们的那个欧洲，而是关注当代具体的政治问题的政治家们的欧洲。
1951年初，他与威廉·埃利奥特着手制定建立一个机构的计划，这个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哈佛国际研究班”。这是基辛格在其间起过重大作用的几项大学革新措施中的第一个项目，在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他对国际研究班的热心始终不减；即使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他工作使他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借口，摆脱这样一项需要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业的时候，基辛格还是跟十年前一样，继续同国际研究班的那些参与者会晤。这种持续的关系并非偶然的；基辛格很了解，他的参与对这个研究班的存在关系多么重大；他也明白，这个研究班对他自己的政治教育有好处，它给了他多么大的愉快。感激的心情是相互的；基辛格对那些到坎布里奇来研究的外国人表示感谢；而参加研究班的人几乎都认为，如果没有基辛格，研究班就不堪设想。
国际研究班为许多男女青年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的年龄大多数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最初都是从欧洲来的，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都有。他们作为哈佛暑期学校的客人来到美国，花费八个星期的时间从事基辛格为他们制定的一项特别研究计划。在国际旅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今日，回顾五十年代初期的情况是困难的。在三十年代后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整个一代男女，当时是无法出门旅行的。无论是住在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还是住在战争创伤较少的欧洲大陆中部国家或者英国，他们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来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到外国旅行，特别是到美国旅行的费用，使他们许多人难于认真考虑这样的一次旅游。不论怎样，到美国旅行的习惯，在战前的欧洲还不是很普遍的；对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来说，那种必不可少地把美国作为一个要去观光的国家的想法尚未形成。虽然欧洲的报刊谈论美国的事情越来越多，虽然美国在西欧的出现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特别是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但是，美国巨人的形象仍旧是模糊的。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宣传在许多地区的争论中占着优势，而这种宣传也没有使美国的形象变得明晰。欧洲人能够得到的关于美国的情况，一般是来自为数有限的进行政治宣传的欧洲或美国的机构。只有少数欧洲人才享有直接接触美国的机会。
威廉·埃利奥特和亨利·基辛格试图在开办国际研究班的过程中作出某种贡献来改变这种状态。由于埃利奥特是哈佛暑期学校的主任，这种尝试成为可能；而基辛格的亲自参与，则使这个想法从形式到内容都具体化了。他们计划的要求并不高：邀请一些外国青年到美国来，这些人已经不是学生，而是有了专门职业，并且有意到哈佛来度过一个夏天。虽然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要优先接纳那些从事活动性强的职业的男女，如新闻记者、政界人士、文职官员等等，而不是那些显然是更喜欢搞学术的人，但这种偏爱确实是存在的。基辛格也关心文学界一些人物参加，他在吸收一些有前途的诗人、艺术家、评论家和作家参加方面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在他看来，限制科学家参加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个试验迟至1951年春天才开始，第一年的参加者，差不多都是自动到美国的那些欧洲人。在后来的几年里，研究班的参加者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并且努力把挑选适当参加者的范围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管理机构相当小，开支相当少的情况下完成的。把申请表格发给那些比较有名的外国大学；请求美国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和其他人员提供名单，并且做出专门的努力，经常请那些过去参加过这个研究班的人推荐。每年都发出几百封写给个人的信件；关于存在着这样一个研究班的消息传开了，在很短时间里，设在哈佛校园里的研究班办公室就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询问函电。申请表是难以置信地简单。推荐的信件积得厚厚的；研究班更重视预测这些人将来可能有什么作为，并不强调他们已有成就的证明，所以，从一批较为默默无闻的人中间进行挑选。基辛格亲自挑选参加者，并征求一些亲密朋友的意见。研究班里通常有三、四个成员来自联合王国，其中几乎总包括一个英国下院的后座议员；通常也从法国和德国挑选同样数目的参加者。在众多的申请者里，欧洲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两个人入选；以后，当亚洲来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往往也有人参加。研究班开办的最初几年里，许多参加者的年龄大于基辛格本人，并且担负着责任更加重大的职位。基辛格感到自己是与同时代人相处，所以，同他们结识不过几个星期，他就把许多人看作是可贵的朋友了。
研究班的活动程序和实践是别拘一格的，它的基本原则看来是节约。对于把美国人看成为清教徒的欧洲人来说，他们在哈佛的最初的经验，肯定是证实了他们的全部预想。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尚未改革的哈佛大学，宿舍是男女分开的，暑期学期中，有一个警察站岗，以保证不使男子进入女性居住的神圣区域。从未有人认为，外国客人们，不管他们的年龄多大，有什么名望，不应当完完全全像美国大学生一样生活，或者像为了获得学分而到哈佛暑期学校来上课的美国中学教员一样生活。在夏天，哈佛是一个“开放的大学”，任何一个人，只要交一笔注册费和选修一门或几门课，就被接纳。一个英国议员或一个法国审计院的成员，在坎布里奇闷热的夏天，一旦解掉领带，脱去上衣，无拘无束了，他就得跟美国的小伙子一道在那洞穴一般的哈佛俱乐部里用餐，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一个熟悉这些男女在他们本国是怎样生活的人，可能会把这个研究班说得很糟。但实际上，研究班办得很出色。
研究班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基辛格本人。他在有意避免过问任何有关客人们“食宿”问题的同时，却对一切与制定好的教学计划有关的事情十分注意。这个每周授课两次的专门研究班是很重要的，所以，基辛格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能干的同事们的帮助。基辛格每年都找一些助理——有时，他们的地位和年龄都比他高——去主持一两个主要的小组。下午，每周有两三次，研究班集合会见一位知名的来宾，请他无拘束地谈谈美国生活的某个方面。基辛格认为，主持这种会谈并参加随之而来的提问，是他的一种特殊责任。在研究班不公开的课程进行之前，基辛格常常要与他邀请来的客人共进午餐，并请八个或十个研究班的成员也一起参加。在教师俱乐部的这种交谈往往要持续到午后。无论请谁到研究班来演讲，基辛格都不会感到后悔。在最初几年，这种差事并没有什么酬金；对一批朝气蓬勃的外国人讲讲话，这种愉快似乎就足够诱人的了。基辛格常常邀请哈佛大学的一些教师来参加。戴维·里斯曼、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及麦乔治·邦迪经常是座上客。还有一些全国闻名的人物，如埃利诺·罗斯福和沃尔特·鲁瑟；评论家和作家如桑顿·怀尔德和约翰·克劳·兰塞姆；以及犹如詹姆斯·赖斯顿和威廉·巴克利那样迥然有别的各种新闻记者。
基辛格一周有好几天都呆在哈佛校园内他那间狭小而简陋的办公室里，研究班的成员随时可以找他。晚上，他和他的夫人在家里招待研究班的参加者；谈话经常持续许多小时，政治是主要的话题。研究班的参加者们从来到的一开始起就知道，他们在坎布里奇的暑期生活应该感谢基辛格。他们钦佩他的智慧，也钦佩他的勤勉。每一届研究班，仅在不满八周的时间里，基辛格就跟几十个男女有了私交，而半年前，他连这些人的名字还没有听到过呢。难以避免的，他对有些人更加感兴趣；反过来，那些没有他那种政治兴趣、性格腼腆不善辞令的男女，则可能觉得他的性格不易接近。
仅仅几年的时间，基辛格的外国朋友之多，就已经是没人能和他相比了。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自夸结识了比他更多的欧洲和亚洲的各种类型的知识界人士；很少有人能得到提供的情况，从而对于国外的政治形势有像他那样密切的了解。如果基辛格向他的客人们稍稍介绍了点美国生活的复杂性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会把自己对本国的非常可贵的见识向他介绍。许多研究班的参加者成了他的朋友，并经常和他通信。他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他在世界各地有几百个男女是相识的；他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许多新闻记者、政治家和文职官员认为，应基辛格的要求而把他介绍给一个他所渴望会见的人，那是一种难得的荣幸。基辛格不只是个美国来宾而已，他是在坎布里奇各式各样的交往中表现出具有卓越的辩驳才能的一个人。从前的研究班成员——特别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安排的任何一次会见中，基辛格无不认真对待，而且他们知道，这种会见决不会有失他们自己的声望。要夸大基辛格从他的国际研究班的朋友们那里所得到的帮助，那是困难的。
1952年3月，基辛格成了一份新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的名字—一《合流》——是取得很合适的。威廉·埃利奥特再一次以哈佛暑期学校主任的资格支持这种工作。第一期是以一种售价低廉和平平常常的开本出版的，谈的却是一个大得无边的题目——“文明的基础是什么？”以后的几期比较朴实了，各种各样的论题都有，如教育、大众宣传工具、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核时代的问题等等。有个时期，欧洲在政治上分裂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局限在狭隘的意识形态小圈子里，因此基辛格想创办一本超越这些界限的杂志；于是在与这些意识形态小圈子无关的情况下，他出版了这本杂志。《合流》最初是作为欧洲人与美国人进行对话之用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把视野扩大到亚洲，尽管西欧和美国仍然是它思考的焦点。许多文章都犹如昙花一现；但也有些文章是出类拔萃的。基辛格以极其有限的财力设法创办了这本杂志，它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杂志上刊登诗歌和小说，不管是出自名家之手，还是无名小卒所写的都有，也登载各种各样思想倾向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包括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保守的政治家—一的文章。这样一本发表过下列这些人的文章的杂志，是不能说属于某一个明显的政治或专业集团的，这些人如莱茵霍尔特·尼布尔和伊诺克·鲍威尔、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和安德烈·马尔罗、卡尔·贾斯伯斯和乔伊斯·卡里、丹尼斯·希利和沃尔特·罗斯托、维克多·韦斯科夫和贝特朗·德·儒弗内尔等。只要情况允许，基辛格就扩大他的组稿网。他从未能渗入苏维埃世界，但是他作了最大的努力，在他所能去的那些地方尽可能找到各种不同的意见。
基辛格读完研究院的时候，他可以回顾两桩独特的经历；在创办国际研究班和《合流》杂志的工作上，他贡献了力量。他知道，它们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具有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自己的支撑，他也明白，它们给他的教育，就像他过去做过的任何事情所给他的教育一样大。在研究院里，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基辛格不是以什么时候拿到博士学位或什么时代开始执教来衡量时间的。1952年，当他的博士论文刚刚完成一半的时候，他的生活与三年之后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学术方面的资格并没有给基辛格提供他所珍视的种种机会和社会联系。他系里的许多职位较高的人，似乎很少知道他的存在，更不用说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了，但法兰克福和巴黎的报纸主编们却竞相要他抽出时间写稿。在基辛格作为研究生的经历中，没有什么墨守成规的事情。
1955年，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联系对他来说变得重要了。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在为基辛格的著作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写的序言里，谈到对外关系协会在1954年如何“召集了一批非常有资格的人士，来研究在核时代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方面有关的各种因素”。戈登·迪安被选为这个小组的主席，同这个小组讨论了好几个月。将近一年之后，对外关系协会征询基辛格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小组并担任小组的研究主任。在基辛格成年之后的生活里，这个任命已证明是最重要的事件，仅次于他作出进哈佛读书的决定。无论是对外关系协会还是基辛格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次任命的全部潜在意义。在这方面，戈登·迪安也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件事的意义。就像他解释的那样：“我们请基辛格博士独力负责写一本书，同时把事实和小组的观点全部摊在他的面前，我们在完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结束了商讨，并且最后说了一句勉励的话：‘祝您顺利，基辛格博士。假如您能利用这批人的努力搞出点什么东西来，那我们是永远感谢不尽的。’”这样，基辛格得到了写一本书的好机会。对外关系协会在别的时候也曾给其他许多人以相同的机会。这些人的作品，绝大部分在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对外关系协会出版物的书单有一长串；但给它们的作者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却不多见。在这方面，对外关系协会的情况与其他一些类似组织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外关系协会究竟是干什么的呢？许多人主要是通过它的出版物《外交季刊》而了解它的。这本杂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出版的，到三十年代后期，已经成为研究外交政策方面最有权威的美国出版物。该刊在纽约和华盛顿享有盛名；美国和外国的一些政界要人，有时利用它来传播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某些文章有时显然是别人代笔的，但这并没什么关系。知道某一个内阁总理或外长希望把他的名字与某一种特殊的政策联系起来，这比起文章是否是他亲自写的这一点来，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本季刊编得很好，尽管绝不能称之为令人激动，但它的长处是能够影响那些被认为是有势力的人物。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基辛格在
外交季干上广泛地发表文章。他非常感激该刊主编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以及责任编辑菲利浦·奎格。但是，《外交季刊》只不过是对外关系协会的机关刊物；基辛格受益最大的还是对外关系协会，因为这个协会是为了它的成员们才存在的。
五十年代中期，对外关系协会还“没有改组”；它是个男人的俱乐部，而且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参加；它的成员中有一半是在纽约地区居住或工作的；另一半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数成员在东海岸，有许多人临时或长期住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只有对外交事务有些兴趣的人，才能被推荐参加对外关系协会。担任过某一重要政府职位的实际经历，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对他能被选中做对外关系协会会员来说，一般也是有裨益的。在纽约地区，有那么多第一流银行家、律师和企业经理们都曾或先或后担任过某一重要的政府职务，所以，对外关系协会的会员名册，读起来就好像是前政府高级官员的《名人录》一样。它还包括许多基金会经理、教授和新闻记者。许多名字是人们所熟悉的；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一种使他们抛头露面的职位的人。有些只是很富有的人，因此而被认为有资格入会。不论是身在政府内或政府外，也不论是想重返政界或者并无这种意向，大多数会员都表示对外交事务有某种兴趣。对他们来说，加入像对外关系协会这样一个组织是有用的。他们在那里能够有机会相互会晤，并且通过协会邀请来的显要外宾在会晤中所作的那些总是“不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外部世界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对于那些无法天天了解到政府的消息（一般是住在纽约或纽约附近），而确实相信或者幻想外交事务是一个迫切的课题的人们来说，这个组织是很理想地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的。
每年（除了夏季那几个月）对外关系协会的活动是，请会员们每个星期来开两三次会，听取一些杰出的美国人或外国显要人物的演讲。参加者的多寡，与演讲人的声望和他的演讲题目有关，多的时候，也许有几百名会员在每周晚些时候的下午来到东第六十八号街的对外关系协会会所，听协会的客人作演讲。这种会都是简短的；演讲人在对外关系协会发表演说很少超过四十五分钟，往往还留下些时间用于讨论。尽管有保守秘密的保证，但难得有人选择对外关系协会的讲坛来详细阐述一些新的以及他们希望宣扬开来的政策。对外关系协会并不是一个供人们宣扬自己想法的场所。那些讲演有时是提供一些事实，一般是属于可以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批有知识的人讲的东西，他们会聚在一起讨论某个题目，而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大家都熟悉的。如果会上演讲的那个人非常直率或才气横溢，那么，听众很可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倾听。如果缺少这些特点，那么演讲就可能是松散的，一般性的讨论（其实就是提问会）也表现出同样的沉闷状态。由于会员们在主讲人讲话之后就可以自由退席，又由于到纽约郊区和康涅狄格州的一些乡区去的火车时刻表往往如同演讲的好坏所起的作用一样促使人们离席而去，所以，光是看坚持到底的人数多少是难以测定一次会议的成败的。
如果许多会议都是这个样子，演讲人和对外关系协会的会员们有时候一定要自问，他们是不是参加了一种纯粹仪式性的活动。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演讲人一般对有这么一些人来听他的演说就感到满意了。从国外来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总理或总统，看看与会者的名单，就无不认为纽约的财界精华已倾巢而出了。至于协会的会员们呢，他们之所以来，往往是出自对演说人的好奇，有时是出于对他的友谊，更常见的则只不过是要表明自己对外交事务的兴趣罢了。那些从经济、学术或新闻角度对外交事务感兴趣的人，自然有足够的理由来参加会议。还有许多人只是想在这样一个总是很意气相投的场合同朋友们见面才来的。
除了这些下午的会议之外，对外关系协会还主办些小型的宴会和午餐会，邀请一些经过挑选的会员参加。这种做法为的是把那些对应邀演讲的人所从事的特殊活动有充分理由会感兴趣的会员召集在一起。在这种宴会上，气氛较为轻松；演讲人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可以对与会者非正式地讲那么四十五分钟或一个小时，随后进行一般讨论。宴会一般在晚上七点钟开始，大都在晚上九点半前后结束。同样地，这种宴会并非进行激烈争论的场合，但它为协会会员们评价他们的客人，提供了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气氛几乎总是无拘无束的，即使演讲人在他本国担任着很高的职务也是如此。
对大多数会员来说，这些活动就是他们指望对外关系协会提供的全部服务了。另外，有少数人使用了对外关系协会的极好的图书馆，又有些人则属于每年都要组织的一个或几个特别研究小组，这种小组是协会就某些特别课题而成立的，仅仅限于一些特邀的会员参加。这些研究小组的质量和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这些在傍晚时分聚集起来的人们，在办公室工作了整整一天之后，一般是不可能精力充沛地认真讨论一些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但是，个别成员的智慧和善于表达思想的能力，往往能够使某些每月开一两次会的这类研究小组成为愉快的聚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小组的主席；也许更加重要的是要依靠对外关系协会工作人员的参加；他们为这些会议准备文件，并使许多研究小组继续把活动进行下去。
亨利·基辛格非常幸运的是，他参加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小组，这个小组向他提供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帮助。《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基辛格写的一本书；但是，假如不是在对外关系协会的主持下，它就不会按照现在这个路子写出来，或者不会取得它现在所享有的声望。这个小组包括一批杰出的人物，否则，基辛格是不可能与这些人聚到一起的。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广，使之成为基辛格理想的讨论对像。他们是基辛格碰到的第一批担任最高层政府职务、具有广泛经验的人；有些人则有着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们了解新的武器系统，而那是国内还很少有人懂得的。基辛格的研究小组尤其包括了下列人士：汉密尔顿·菲升·阿姆斯特朗；《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物理学家、科学研究工作负责者、雷达和电子学专家劳埃德·伯克纳；罗伯特·鲍伊，他刚刚进入国务院，稍后就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麦乔治·邦迪；财政学家、前商务部负责航空事务的助理部长威廉·伯登；前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著名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后来的驻法大使詹姆斯·加文将军；律师、前空军部副部长、后来出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科学家、华盛顿的卡耐基协会主席、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顾问卡里尔·哈斯金斯；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兼理事约瑟夫·约翰逊；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后来的通讯卫星及宇宙航空公司董事长小詹姆斯·麦科马克空军上将；前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后来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保罗·尼采；前陆军部长、通用动力公司董事长小弗兰克·佩斯；卡耐基基金会副主席、后来的康内尔大学校长詹姆斯·拍金斯；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后来的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院院长唐·普赖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副主席拉比；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朋友和顾问奥斯卡·罗伯赫桑律师；前副国务卿、驻苏联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前原子能委员会总干事、麻省理工学院的卡罗尔·威尔逊；还有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这个小组把政府内外有着各种不同经历的杰出的知识界人士都聚集在一起了。
对于一个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年轻人说来，这为他创造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条件。基辛格可以利用这个小组，作为发表自己见解的一个好场所，按照小组的主席戈登·迪安的话来说，基辛格没有任何义务要去注意小组的意见。如果基辛格所得到的帮助再没有比这更大了的话，那么，他感激对外关系协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他还从其他方面得到帮助。基辛格在应允担任研究主任，并决定迁居离协会很近的住处以后，这给了他一个了解协会工作人员的绝好机会，特别是协会的行政主任小乔治·富兰克林的素质，他对这个人特别感到亲近。基辛格多次谈到自己对那些待他非常温和体贴的工作人员的感激。他们主要关心的，似乎是使他的生活更加方便些。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是对他的学问造诣作出过什么重大的贡献，可是他们的关心和友谊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对他这本书所起的作用，与那些在这个研究小组中工作过的人同样明显。
基辛格在协会里会见了一些换个时代简直可以称之为绅士的人们。有些人是大富翁，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所以他们认为应当做点什么事以证明自己不虚度此生。他们无论在企业界还是在学术界都没有什么竞争的经验，所以他们能够慷慨大度，这使基辛格深为感动。他绝不会忘记这些人给予他的道义上的支持，并且从不低估这种支持对于他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基辛格在纽约的生活是非常刻苦的，他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为一本书写了无数篇草稿，却从未达到他早期研究工作所具有的那种优美程度，然而它倒有另一个特点，即有权威性；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它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对外关系协会，基辛格选择了一个比较不落俗套的题目，并且以一种相当特殊的办法来处理它。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篇为他自己撰写的作品，是一种智力练习。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绝不是为了那样目的的；它是为别人而作的，特别是给那些在美国政府里担任最高级职务的人们读的。
基辛格把他的这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题目定为“核时代的挑战”。对于那些了解他的博士论文的人来说，这一章里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地方。它一开头提到了复仇女神纳米西丝，她有时候用过分完美地满足人们的愿望的办法来惩罚人。以前，人类从未拥有过这样过于丰富的物质力量；基辛格说，实际上，人类的问题一向是要增加可用的物质力量的总量，但是，原子能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人类如今有了一种“过剩力量”，万事就决定于人们是否能“巧妙而审慎地利用这种力量”。如果像艾森豪威尔说过的那样，新武器的力量意味着
除了和平别无出路”，那么，这还没有回答怎样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护和平的问题。基辛格写道，新的惯常观念认为，这些武器本身就起了某种普遍的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由于战争是不可想像的了，所以外交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但是，基辛格说，外交历来是同战争的可能性联在一起的。过去的事实表明，如果谈判失败了，局势并不会简单地回复到谈判开始时的状况。战争的威胁成为一种导致谈判的因素。基辛格写道，如果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么，国际秩序势必受到国际社会中最冷酷或最不负责任的成员的蹂躏对于不妥协的做法，已经不再有什么惩罚的措施了。谈论到这个他在对拿破仑时代的研究中曾加以发挥的主题时，他推而广之，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像目前这样一个革命的时期”。
基辛格怀疑，某些政治家是否不会慑于核武器的力量而愿意作出任何让步来避免战争。虽然，在理论上，那样一种态度将会有助于减少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基辛格问道，它是否会导致两个主要的革命大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采取一些危及他国生存的行动呢？他认为，美国遇到了一种可怕的挑战；除非是它理解了那些它将为之战斗的问题，并掌握了为达到它的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否则，它就不可能拟订那些实际上是减少了侵略危险的政策。最迫切的需要是理解新武器技术是如何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手段，以及核武器对美国的外交和政策的抉择将产生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是不能交给一批军事官员去解决的，尽管他们起码在理论上是理解新武器系统的潜在力量的。显然，这种问题有其军事方面的含意，但是基辛格认为，那几乎是次要的。在他的心目中，这种挑战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
美国迫切需要一种适应自身防务需要的战略理论。按照基辛格的看法，这首先涉及到的是，要对于是什么构成了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个问题，应有一种精确的理解。美国这个二十世纪的“岛屿强国”，是与欧亚大陆分开的，过去认为两大洋为它提供了军事屏障；不存在什么无法及时预防的危险。像十九世纪初期的联合王国一样，美国想像，在别的地方遭到侵略的时候，它能够置身事外；一旦它断定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时，它就可以投入战斗，并且依靠自己巨大的生产能力，来弥补已经丧失的时间。在这种慢条斯理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冒险；国家的生存，并不取决于对世界实力平衡的最细微变化进行密切的观察。那些对任何细小的事变都感到惴惴不安的国家，被认为不过是杞人忧天；美国人希望，他们能更加镇静些；在他们看来，那些国家只能是促成国际秩序的动荡而已。对于沉酒于这些幻想的美国人说来，欧洲的外交似乎是一种相当令人怀疑的游戏，是美国所不感兴趣的一种堕落行动。人们非常乐于相信美国的长处，乐于想像这个国家靠了它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可以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过日子。基辛格认为，这种神话没有理由再维持下去了。与伍德罗·威尔逊不同，基辛格认为，“我们和欧洲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区别，主要不过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在欧洲，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很快会对别的国家构成一个问题，那里只有很小的“安全的回旋余地”。美国在传统上从来就没有处在那种暴露在第一线的情形，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因为要在别的许多国家受到袭击之后很久，对我们的安全的威胁才变得明朗化，所以我们总是能够肯定，某些大国在战斗的初期必将首当其冲，并且守住一定的战线，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动员我们的各种资源。”基辛格写道，这就导致美国“形成一种把侵略讲得如此咬文嚼字和抽象难解的理论，从而使我们的政治家不必在混乱不清的局势中做出决定，也不必去关心那些日常外交活动的细节”。然而，那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武器系统打破了美国那种不受侵害的地位；世界上实力的两极化，已经缩小了美国传统的安全的回旋余地。美国要在原子时代生存，取决于它能否及早识别出侵略行为，并且懂得如何对侵略作出反应。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在核时代，到一种威胁已经确切无疑了的时候才进行抵抗，那可能就已经为时太晚了。”
美国习惯于认为侵略就是把军队迅速越过国界；基辛格写道，在原子时代，这种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的。美国也需要转变它对于是什么构成国家实力的明显增长这一问题的看法。在过去，要是任何国家试图通过领土扩张的办法来增加它的实力，正如现在苏联通过掌握了核武器所做到的那样，那就势必要引起战争了。然而，在原子时代，实力的巨大增长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进行的，主要是通过技术上的革新来实现的，于是，军备竞赛就成了常见的结果。基辛格认为，核武器的扩散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他预期，许多国家将在十五年内具备核武装的能力。
基辛格认为，巨大的危险并不是来自这些武器的威力，而是来自他所感到的不能肯定美国能否对核武器所提出来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挑战作出反应。基辛格写道，核时代是个“搞内部颠覆的时代，是个用‘志愿军’插手干涉的时代，也是通过政治战和心理战从而达到统治的时代”。美国由于自己特殊的历史经历，几乎无法知道怎样来应付这样一个世界的种种问题。美国人宁愿面对那些毫不含糊的威胁；我们首创了以全面战争对付公开侵略的概念。当这种侵略发生的时候，美国人感到，反抗这种侵略在道义上是无可厚非的。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看法，因而他们不能想像苏联的进攻还会采取其他什么方式。他们相信，假如苏联军队一旦行动的话，美国就可以用全面战争来威胁苏联人，这样，自己就有了一种有效的军事策略。但是，基辛格说，没有理由可以期望苏联会适应美国的这种作法。苏联人可以使用其他风险较小的军事行动来达到其目的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非得搞一种赤裸裸的侵略性的军事冒险呢？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在苏联的军事策略和宣传这二者面前，都是极其容易受到损害的。由于并没有发生一场全面的共产主义进攻，所以，美国的领导人就总是把苏联的残暴解释为，由于他们完全误解了美国的立场所致，或者由于苏维埃特权阶层内部某些邪恶的个人或集团的势力所致。基辛格说，美国人难以相信，苏联的政策是蓄意谋划的；他们总是要找出些“合理的动机”，去解释那些本来会显得是不合理的行动。因此，比如，美国人愿意相信：俄国人主要关心的是发展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是一心想要扩大他们的国际贸易。这些看起来是一些合情合理的目标；苏联的宣传也在与那些愿意为苏联的动机涂脂抹粉的人展开合作；“和平共处”是一个巧妙的口号，正适合这种时刻的需要。它叫人们把信仰撇在一边，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上如此明显地在发生着的事情。美国人总是在寻找苏联政策中的“转变”的迹象，即使在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时候，一般就宁愿保持沉默；某些人则努力证明，所谓核僵持，似乎是由于苏联有了热核力量，以及由于苏联发展了一种远程运载系统而形成的。基辛格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自从美国在广岛爆炸了原子弹起，这种僵局就已经存在了；他说，即使在美国享有核垄断地位的时候，“我们也从来没有能把这种军事优势转化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有利条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从未正确地理解原子武器为它创造的种种有利条件。美国死抱住它的陈旧观念，即认为全面胜利才是唯一有意义的目标，并且记着俄国人在抵抗希特勒时的表现，正是由于战略上和人道上的这些考虑，美国才变得软弱无力。握有原子垄断的那些年月白白浪费了。说是美国的原子弹阻止了苏联占领整个欧洲，对于这种看法，基辛格不像其他人那么肯定。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损失，他们不是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以进行广泛的新的军事冒险。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即便是一个独裁制度，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毕其功于一役啊。”
不论怎样，即使可以证明，美国的原子垄断对于阻止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实产生了某些影响，但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甚至在美国独家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苏联人仍然设法巩固了他们对东欧的控制，中国共产党人还是能够拿下了中国内地，而且苏联的核储备还是能够增加到可观的数量。
基辛格认为，这就是美国失败的证据。这些事态发展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发生了呢？因为，按照基辛格的看法，“我们在武库中增加了原子弹，可是在思考问题时却没有把这种原子弹的含义考虑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把原子弹看成是这样一种战争概念中的另一种工具，即除了全面胜利之外就不知有其他目标，除了全面战争之外不承认有其他战争形式。”美国人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彼此隔离、完全不同的，并以为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也同样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们不懂得如何在外交上利用这种新武器。即使对于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迫切性，他们也没有正确地领会。美国的政策变成完全是防御性的；基辛格写道：“我们拥有一种要击退公开侵略的理论，但是，我们未能把它转化为一种用以达到某些积极目标的战略。”
在朝鲜战争时期，当美国意识到，只有用军事手段才能制止侵略的时候，美国领导人却拒绝“使用我们的整个军事规划都围绕着它而建立起来的那种武器”。基辛格认为，“军事政策
和国家政策之间完全脱节。我们的力量与我们国家政策的目标不相适应，我们的军事理论未能为这种新武器找到任何中介用途。”美国在享有核垄断时就未能解决的那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苏联的核力量并未产生这种问题；它只不过给许多一直存在着的问题增加了一种心理上的因素而已。如果在苏联还没有能力以同等火力进行报复的时候，美国尚且不愿意冒险同苏联开战，那么，在苏联已经掌握了核力量和一种运载系统的时候，美国就更不可能会进行这种冒险了。
考虑到现代化武器的威力，考虑到使用这种武器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有种种理由想避免一场全面冲突，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将会到处——包括美国的城市——造成平民伤亡的时候，更应如此。基辛格写道，新的战争武器使得胜利者与失败者同样受到“社会崩溃”的威胁。在基辛格看来，苏联人知道，只要他们以次于一场全面战争的形式提出他们的挑战，美国人不论如何抗议，是不会以一次核进攻来作为回答的。苏联的任何公开侵略行动，都将挑起美国立即使用原子武器，这种说法，美国是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首先，美国几乎肯定决不会走得那么远，其次，苏联也不会笨拙到如此地步，挑起这样一种反击行动。基辛格担心，甚至那些小国也将很快不再相信美国的实力了，他们感到美国的实力并不可靠。美国发展了一种十分卓越的武器系统，但这种武器是为什么目标服务的呢，或者它是否确实能够制止间接的侵略呢，这却是完全不清楚的。
基辛格在书中非常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这样写道：
“考虑到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创造一些比一场热核大毁灭要灾难性小些的选择途径，应当成为我们战略理论的任务。”一种有毛病的战略理论，始终束缚了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基辛格回顾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情形：法国总参谋部过于夸大了纳粹德国的军事能力；这样一来，他们就创立了一种基于两个前提的军事理论，而这两个前提都是错误的，即：只可能打一场全面战争；法国只有打防御战才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建造马其诺防线——一个广大的堡垒网——就成了军事政策的主要目标。按照基辛格的讲法，“对理论上僵化的惩罚，就是军事上的大崩溃”。在他看来，美国也面临着一种相似的窘境。它不能再抱着那些计划混下去了，那些计划认为，在核时代，唯一可以设想的战争就是全面战争。基辛格寻求一种战略理论，它能为外交提供某些余地——实际上，是为外交提供最大的余地—一这种战略并承认，原子时代不只是带来了种种危险，而且也提供了种种机会。
美国将不得不学会其他一些国家长期以来早已懂得了的东西；用基辛格的话说，即“如何把指望的东西与可能的事情联系起来，特别是如何在可能发生大灾难的情况下生活”。使人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脆弱性，这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一个通过其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技术向赢得两场二十世纪的战争的国家来说，要使它承认，战争还可以通过其他力量，其中包括在基辛格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来自一种高超的战略理论的力量来赢得，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在美国人看来，“技术理论更能令人感到宽慰”，这就使他们很难去重新考虑战略方面的问题。每个军种——陆军、海军和空军——都有自己特定的使命，并且拥有在地面、海上或空中击败敌人各种军事单位所必需的武器。各个军种的结合，由于远程飞机和能够携带原子弹头的弹道导弹的发展而加快了。但是，基辛格写道，这种结合并不能代替一种认识统一的战略理论。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只有在一次危机（例如朝鲜战争）临头的时候，才能作出决策，换言之，战略上的决策经常是在付出代价的基础上才做出的。
基辛格对军界关于“给一种反抗以更沉重打击”的诺言，是抱轻蔑态度的，不过他对战略空军司令部进行了最严肃的责难，因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坚持一种“纯粹的”理论。基辛格说，战略空军司令部力图证明，“我们的军事问题最终可以找到一种答案，彻底打败敌人是可能的，战争有它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论基础”。基辛格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理论太天真了，从它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这个事实看，这就意味着鼓励别的军种也去发展一种类似的全面战争理论。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即美国的利益所在是要建立一种战略理论，以便允许采取各种各样的进攻行动，并且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得到“中介的应用”的时候，这种仿效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榜样，力图以保证赢得全面胜利的承诺来争得经费的做法，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基辛格认为，这是一出悲剧；这几乎阻碍了美国去建立一种战略理论，这种战略理论能使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其他乐意使用这种实力的意愿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基辛格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经验，仍然在支配着美国的战略思想。这个国家宁愿相信，新的战争大概将以美国受到一次突然袭击而开始。日本在珍珠港干的那一套办法，苏联可能试图再演一次，给美国造成甚至更加灾难性的结果。美国的领导人越来越专心于防止这样一次“偷袭”，甚至在苏联拥有那些能够严重伤害美国的武器或运载系统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描述那种突然袭击的恐怖了。基辛格在指责这种一心一意考虑防范突然袭击的做法时，强调了这种做法正在给美国造成的损害。当美国人担心苏联的原子弹落到他们城市上来的时候，苏联却在自由地寻求他们所喜欢的侵略形式——“内部颠覆和有限战争”。不知不觉地，美国把自己放在那种与法国在纳粹的威胁面前所处的颇为类似的地位。当美国在精心构筑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上建造它自己的马其诺防线时，苏联人却策划了决不会惹起上面这种力量反击的种种进攻；苏联的许多进攻甚至于主要还不在于军事方面的。按照基辛格的讲法，苏联正在设法使美国“在心理上”中立起来，而他们这样做时，是设法使得苏联的挑衅没有一次看来是严重到足以引起一场原子战争反应的地步。
基辛格相信，美国的大规模报复理论是一种巨大的错误。尽管许多人把这种理论的创立归之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但基辛格认为，在它由官方宣布之前很久，就已经在许多负责的美国官员头脑中形成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即苏联人会公开发动进攻，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这一点未能做到，那就以一场全面的美国原子战争反应来制止苏联的推进。一个广泛的国外同盟网建立了起来；这主要是根据这些国家为美国军事力量提供基地来证明这种同盟是正当的。
基辛格哀叹他所谓的这种美国外交的“抽象性”，这种外交与一种同样抽象的军事政策是各不相关的。美国似乎坚持认为，外交的目的是缔造和平，而战争的目的则是赢得胜利。在美国垄断原子弹的那些年代里，一些富于想像力的外交突破的机会是存在过的——因此，基辛格写道，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开始讨论单方面裁军，从而表示自己对保持世界和平的决心，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呢？——但是没有一个人打算承担这种风险。
美国的原子垄断被认为是一个军事战略的问题；而单方面裁军则被看作是一个国内政策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想把两者联系起来。他提到，乔治·马歇尔将军曾说过，“他不愿为了纯粹的政治目标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基辛格是有意回避了对马歇尔的责难；他对迪安·艾奇逊也是如此，不过，凡是读过《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这本书的人不会不注意到，对于他来说，艾奇逊并不拥有别人所缺乏的见识，也不是一个崇高的形象，而不过是一个毫无批判地表达了那些构成流行的正统观念的种种意见的国务卿而已。艾奇逊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接受了遏制政策。用基辛格的话说，这种政策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根据的军事战略和外交代表了国家政策两个连续的方面：军事政策的任务是建立实力，并以此来遏制苏联的侵略。遏制成功之后，外交再接手工作”。因为只有当美国或它的盟国遭到进攻的时候，美国的实力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而基辛格又并不预测苏联人会发动这样的进攻，所以，他怀疑，事实上，美国的实力将如何能显示出来。即使苏联人承认美国的军事优势，何以这就一定会导致他们趋向于谈判呢？他们将会设法消耗或者避开美国的实力，这种推测似乎较为合乎情理。
基辛格觉得遏制理论有毛病，还因为他相信，这种理论对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如果说，全面战争是对苏联明目张胆的侵略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反应，那么，美国的盟国就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发挥了。假如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美国允诺以原子武器予以报复，那么，他们除了等待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在他看来，更糟的是，这种理论不能诱使苏联作出让步。在某些问题上，诸如东、西德的统一问题或对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问题等，苏联人实行妥协的可能性动机是什么呢？基辛格写道：“总之，我们的姿态是好战到足以给苏联的和平攻势增光生色，但不足以使苏联在行动上有所顾忌。”
1950年，当美国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朝鲜进行军事干预的时候，它没有适合这一情势的理论和战略。它是被迫应战的。基辛格暗示，杜鲁门政府过分忧虑苏联人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写道，美国领导人的行动似乎表明，只有美国才有理由担心全面战争的情形。而苏联同样有充分理由害怕这种局面，但美国的政策始终在反复考虑避免一场大灾难的必要性。苏联人得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理上的好处；用基辛格的话说，我（美国）往往是较多地看到我们的危险，而不是看到我们的机会；事实上，在我们的眼里，甚至机会也变成了危险。”
基辛格写道，朝鲜战争保持着有限的规模，并非因为美国人终于相信了有限战争，而是因为其他任何政策都被认为会引起苏联的干预和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基辛格说，麦克阿瑟认为，仿佛美国可以在朝鲜为所欲为，而不会出现苏联干预的任何危险；而他的反对者则认为，好像苏联人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可插手干预，所以，如果走错了一步，就意味着完蛋。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所有这些争论意见都是太抽象了。基辛格写道，提出来的办法都是太绝对化了；在僵持与全面胜利之间没什么中间地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尽管苏联人肯定不会听任“中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遭到明明白白的失败，从而导致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但是，基辛格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以便阻止任何对我们有利的转变，尤其是因为我们的核优势仍然是十分突出的”。假如中国军队被赶回到朝鲜半岛狭窄的颈状部分，某些积极的结果很可能会随之而来。基辛格解释说，中国可能会开始怀疑它同苏联结盟的价值；苏联会赶来帮中国的忙，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人即使只是局部失败，美国人也稳能够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基辛格认为，杜鲁门政府从未认识到这一点。它的做法是，仿佛它所关心的一切应该是使苏联放心，唯恐俄国共产党人甚至对于美国的一次局部胜利也会做出军事行动。基辛格写道，美国的做法“就仿佛它的一举一动对克里姆林宫都是毫无隐瞒的”。武力与外交之间完全脱了节。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是遏制理论的最初应用的例子。目标摇摆得很厉害，总是随着当时的军事局势而变化，从未确定下来。这次战争最后之所以结束，唯一的原因是，中国实在难以再投入更多的力量了，与此同时，美国在心理上也不准备投入更多的力量了。但是，基辛格认为，即使在这个时候，美国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美国同意完全停止军事行动，事实上，这就排除了促使中国人实现可靠的和平的任何诱惑力。结果是进行了“两年毫无成效的谈判”。这个错误就是把武力与外交割裂开来——用基辛格的话说，这使得“我们的力量缺乏目标，我们的谈判缺乏实力”。
美国在朝鲜所犯的那些错误，在同我们的盟国打交道时也同样有所表现。杜鲁门政府坚持认为，用艾奇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与盟国完全携手并进”，并且在“可能产生战争危险”的一切问题上同样如此，所以有意制止美国采取行动的政策。美国的欧洲盟国不大可能会相信，在朝鲜发生的事件会使他们自身的安全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由于他们本身易于受到苏联军队的伤害，因此，他们对于任何带有重大冒险性的政策，当然是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的。基辛格并没有说他们这样想是“错误”的；他只是说，这样势必使他们“从自己的脆弱地位，而不是从战略机会的角度去看待朝鲜战争”。基辛格并不认为，美国本应去作更大得多的冒险；他只是说，除了那些已经认可的做法以外，还有更多的选择。美国当时不得不认为，在全面战争和僵持之间，或者就这点而论，在盟国的完全支持和中立之间，不会有中间立场。在基辛格看来，给选择下的这样一种定义，只能加强这种传统的观点——对苏联侵略的主要威慑力量乃是美国的核武库，因而我们要尽一切努力，预防美国卷入那些实质上是外围的冲突。
基辛格认为，美国并没有从它卷入朝鲜战争的事件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同样也没有从苏联在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接受什么教训。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坚信他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心理作用”，继续幻想苏联新的核力量可以用数量更多的美国优质核武器来抑制。基辛格认为，他们忽略了基本的一点，那就是，大规模报复的理论根本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根据目前苏联的核力量，以及它今后的发展前景，可能是出现一种核僵持。照基辛格的看法，这种僵持的产生，主要不是由于实力的相等，而是由于双方对危险抱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对美国来说，重大的危险并不在于突然袭击，他称突然袭击是“最大的威胁”，但也是“可能性最小的危险”。他说，美国的安全有赖于能否“把物质的因素和心理结合起来，并发展那种并不会使我们的意志瘫痪的武器系统，以及设计一些战略，使我们能把回击的危险转移到对方去”。这一句话概括了基辛格理论的核心。
基辛格知道，相互恐惧可能带来人们所希望的和平；不过，他是个天生谨慎的人，不会仅依赖这种恐惧的平衡。他要求有几种选择，以便适用于各不相同的偶发情况。在能够发展这些选择之前，他知道，还得要否定那种流行的正统的战略观念，这种正统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并继续认为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把这种全面战争战略称之为“秘传的战略”的同时，他承认，这种战略对美国人的想像是有支配力量的。大多数美国人继续认为，敌人的彻底失败，处于完全丧失能力的地位，这是任何战争所期望的结局。基辛格提醒他的读者们说，那样一种行动过程几乎总是代价高昂的，而且一般来说也没有必要。一个国家在它遭到彻底失败之前，可能情愿投降，正是因为根据争夺的目标来看，继续抵抗的代价太高了。基辛格认为，尽管军事实力决定战争的实际结果，但政治目标确定交战双方准备为争取胜利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人认为全面战争是“正常的”，而基辛格坚持认为，它是不正常的——实际上是“秘传的”。全面战争的爆发，表示“取消了政治领导”；或者表示存在的某种分歧是如此深刻，除了使敌人彻底失败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是进行战争的充分理由了。全面战争从来不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战争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发生过，当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宗教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循环期间”，再一次出现过全面战争。基辛格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计划和政治计划之间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始终没有弥合。”那些政治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职责；他们不懂得如何把军事目标转化成和平目的，以便在敌人受到彻底屈辱之前，使停战成为可能。人们指望彻底胜利能带来彻底的安全，而事实上，它只会造成新的紧张局势。
二十世纪的人们渐渐懂得全面战争之所以是可以设想的，唯一的理由就是生产的巨大过剩在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而这种过剩又为发动战争作出了准备。假如经济较差的话，就负担不起全面战争的巨大消耗。打这种战争事先就预期要彻底打败敌人、摧毁它的政治结构和统治它的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向它提出上述这些并不成为大问题，它的工业能力足以使它在战争期间既能有大炮又能有牛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和日本变成一片断垣残壁，而占领的任务也没有真正成为美国的负担。
“全面战争”的理论并没有使美国人感到恐怖；他们历史上的经验并未使他们领略过这种战争所造成的恐怖。如果美国想要了解那种战争的种种危险，那么，只有通过直接的感受才有可能。基辛格认为，美国人应当努力去设想全面战争的种种危害，如果他们想不使这种种恐怖成为现实的话。在原子时代，全面战争的破坏力将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还会有“物质的或生理的手段来担负起管理和复兴外国的任务”。在全面原子战争中，胜利的代价将是异常高昂的；甚至于胜利国也将沦为一片废墟。基辛格回顾说，欧洲的衰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没有什么胜利者；一场原子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如果有什么受益者的话——将是那些设法置身局外的国家。
美国是不能攻破的，或者美国可以指望其他国家先挡住侵略，而让自己有时间去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的时代，都是一去不复返了。在原子时代，现有兵力在第一次打击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方，除非它成功地把敌人的现有兵力在使用之前就给予全部摧毁，否则就不能取胜。由于美国曾经明确地否认了它可能发动第一次打击的思想—并且事实上在它享有核垄断的时代也是拒绝那样做的—基辛格认为，一种目的在于避免失败的战略有效地限制了美国的选择余地。这或许是不可能的；按基辛格说法，保持一种“能把敌人的打击缩小到不致造成大灾难的程度”的空防，并不是很有可能做到的；不过，假如做到了这一点，美国大概会动用它的报复力量给苏联国内造成最大限度的毁灭。人们抱有这样的希望：美国报复力量的存在将会制止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全面攻击，避免一次只会给两大国招致大灾难的军事摊牌。
基辛格尽管承认美国这种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可是他并不相信苏联人在最近时期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击。他的乐观主义—迄今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以他的这种判断为根据的：即苏联的远程空军力量还不够强大，并且，如果美国的和平居民是容易受到攻击的话，那么苏联的居民也是如此。他认为，关键是美国应提出一些将能继续遏制苏联的措施；分散部署战略空军，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防组织，以及发展新的反潜艇能力，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不过，他主要关心的并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另一种不测事件，这方面是很少有美国人十分关注的。基辛格很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写道：“核僵持可能防止全面战争，可是它不能防止其他形式的冲突；实际上甚至还可能刺激这类冲突。能够扬言发动规模小于全面战争的挑衅的一方，就能由此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好处。它可以将那种令人苦恼的选择问题转嫁给对方即对一种显然还不到全面战争程度的挑战，是不是应该用全面报复来对付。这个如此朴素地提出来的题目，就成了基辛格整天萦绕于脑际的问题。美国一心想着突然袭击或是苏联对西欧的一次大规模入侵，以致它不愿认真考虑苏联任何其他形式的侵略。一旦发生这种侵略，美国最初的反应就是旁观；如果这样行不通，那么它最关心的就是冒尽可能小的风险，避免采取可能导致任何类型的军事对抗的行动。
美国人摇摆于两种立场之间：或者想像苏联人是什么都能做到的，或者坚持相信苏联人是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相信谈判几乎到了天真的地步。基辛格说，有一种想法认为，“外交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不用施加其他方式的国际交涉所具有的种种压力。”关注这些真正严肃的问题诸如“什么样的军事优势是在战略上有意义的，什么样的战略能够给政策以一种动力，而不是使之失去作用”等问题的美国人实在太少了。在1957年，美国所处的地位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地位十分相似。问题不是在于发明一种更好的原子弹，或者争取某种技术上的突破（尽管没有理由轻视这些可能性），而是在于发现在实力与外交之间是否可能建立起一种联系——总之，在军备建设、军备控制、盟国政策以及苏联的外交谈判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多年来，美国受到一种宣传的熏陶，这种宣传把大规模报复的概念描绘成对付苏联侵略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反应。然而，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这种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对于“防止朝鲜战争，北印度支那的丧失，苏联一埃及的军火交易，或者苏伊士运河危机”，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写道：“一个人手中的威慑力量，当遇到挑战而他又不敢使用它时，那就不成其为一种威慑力量了。”基辛格写道，最近所有苏联和中国的侵略都发生在美国“承担义务很小或者没有承担义务的区域，如朝鲜、印度支那和中东”。没有理由可以预料那种局势会发生变化，而且，那种认为美国人会继续以全面战争的威胁去对付那样的挑战的想法，也是愚蠢的。即使作出了那样一种威胁，它也不会被人相信；基辛格写道，如果这种威胁确实付诸实现的话，美国将负有自杀之罪。未来的前景不会是采取轻率行动，而是无所作为；这也是基辛格觉得不妥的地方。他希望建立一种战略使美国不必在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的办法中进行选择——“在全面战争和逐步失势之间，在决一死战和不战而败之间”进行选择。在探究一种新战略的时候，基辛格提出，“有限战争”是否能够为核时代提供一种行得通的军事选择。
美国承认它对于有限战争缺乏经验；许多人把有限战争看作是一种“脱离常规”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可以指望提供一些战略机会的政策。基辛格的意见与此正好相反。在区分大体上四种不同类型的有限战争的时候，他首先观察的是那些二等国家，诸如以色列与埃及之间或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这些战争，即使存在着某一大国插手的某种危险，仍然是有限战争。第二类是西方的大国或苏联集团打一个实力显然小得多的国家，在这种战争中不会发生外部干预的危险。美国在拉丁美洲所采取的一次行动，或苏联在东欧所采取的一次行动，应该算是这一类的有限战争。随后，他谈到第三类，即开始于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但有可能扩大开来的一种战争；他选择英法于1956年在埃及采取的行动作为例证。最后，他描述了发生于大国之间的一种有限战争。这是一种最有危险性的有限战争。如果这种战争确实能够保持有限的规模，那么就有某种理由指望其他类型的有限战争也能保持有限的规模。基辛格认为，美国对全面战争战略的偏重反映了深刻的国家需要。他用了一句使人们想起他在《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中曾经讲过的话，提出全面战争战略难道不是“想用武力去解决由于对外政策远较对内政策更难处理而遭受的挫折吗”？基辛格说，对内政策“只是受到技术上可行性上的限制”，以及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受到大多数公民的正义感的限制”。他写道，相比之下，对外政策就“不仅受到技术上可行性的限制，还要受到其他国家的主权意志的限制，这些国家可能有着不同的正义标准和各不相容的关于自身利益的概念”。基辛格提出，这种“对于全面战争的偏爱”是不是可以表明“这是一种努力，或者说是一种下意识的努力，试图把对外政策变成对内政策的一个方面，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形势，使其他国家的意志，至少是敌对国家的意志，不再是一种重要的因素”。
基辛格在确定自己关于有限战争的概念方面，花了很大工夫；太多的人相信，有限战争的意思只不过是指决定禁止使用某些特殊的武器而已。基辛格则重视有限战争的政治和心理范畴，他写道：“一场有限战争…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而打的。这些政治目的的实际存在，就势必要在使用的武力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有限战争反映了一种影响敌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毁敌人的企图，也就是让我们那些要迫使敌人接受的条件比继续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实现我们特定的目标，而不是要把敌人全部消灭。”他认为有限战争比全面战争更难计划，它包含着更加微妙和更难确定的因素。在基辛格看来，有限战争具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它是政治性的；按照他的说法，“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行动”。有限战争不应被理解成是一次“小规模的全面战争”。如果那样去设想它，那就忽视了它的本质特征了。基辛格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写道：“制定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们对于战争的概念之中，并抛弃下面的观点：即战争一开始，政策的任务就结束了，或者战争能够具有与国家政策的目标完全不同的目标。”
在以往，有限战争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当时存在着使人们普遍接受一项有限的冒险政策的那种政治结构”。这种结论已经不复存在了。基辛格写道，苏联集团既不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也不承认非苏维埃国家内部结构的合法性。概言之，苏联集团是“革命的”，就如拿破仑当初是革命的一样。迅速变化着的武器制造技术和一个两强并立的世界的存在，都意味着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因而只会促成当代的普遍动荡不安。由于对什么构成合法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又由于大国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不稳固的，基辛格提出，是否两大国就不可能乐意地接受除了全面战争以外的一些军事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他是相当乐观的；由于两大国都明白全面战争的可能后果，这就出现了一种良好的前景，那就是，这些领导人将会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基辛格坚持认为不应把有限战争看成是“大规模报复的一种廉价代替品”。这种战略特别适用于全面战争的威胁并不可靠的时候所发生的偶然事故。因此，基辛格认为，有限战争是“以某种适当的代价阻止苏联集团侵占欧亚大陆外围地区的唯一手段”。基辛格认识到在西方普遍存在着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所以他认为必须以一种很简单的原理来开导西方；用他的话说，“苏联集团，尽管表面看来铁板一块般的强大，但在某些后果面前也是要畏缩不前的。”他写道，假如苏联遇到了各种形式的确实的抵抗，那么，它就很难想像自己的行动（不论怎样总是侵略性的）会不引起注意。此外，他还以其他理由赞成选择有限战争。
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写道：“除了世界大战以外，只有在两种情况之下，才能使中苏集团后退：自动让步或内部分裂。前者不大可能，并且有赖于我们所无法控制的许多因素，而后者则值得认真地研究。”基辛格并未保证有限战争战略将会造成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紧张；可是他相信，它可能迫使这一个或那一个主要的共产党大国取消对它的一个盟国的全面支持。在他看来，全面战争战略决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基辛格写道，要是1951年中国的军队在朝鲜打败了，苏联人可能被迫面临这一问题：或是前来支援中国，从而冒扩大战争的风险，或者放弃它对中国的承诺，而使中国对于把自己那样紧紧地同苏联拴在一起究竟有何好处产生怀疑。基辛格并没有梦想美国的这样一种胜利会引起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裂痕公开化，但是他确信，假如这样，那对美国同它的盟国和中立国的关系是会有好处的。基辛格看到，只要美国懂得如何把它的外交攻势与它的军事攻势协调起来，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此，例如，假使中国人被打败了，只要“对北平提出一个和解的政治建议”就很有意义了。基辛格写道，没有其他政策能够达到他想要达到的这些结果。
有限战争战略之所以对基辛格有吸引力，正是由于他认为这种战略将使美国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采取局部的军事行动，而把发动全面战争的风险转移给对方”。他认为，美国采取这种姿态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国家如果被它的朋友和敌人都看作是个必须经常缚住手脚的大国，唯恐它在一怒之下或在失望之余会动用它的原子武器，这对于这个国家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基辛格知道有人将会提出各种论据来贬低美国对有限战争战略的信赖。他预料会听到关于苏联集团在地理上的优越这类老生常谈，由于苏联集团有内部的交通线，人们就设想苏联集团能够在其外围的许多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并没有认为有限战争的能力将能使美国保卫任何地方。尽管如此，他认为美国人在设想共产党人将会发动一次进攻方面是过于幼稚了，他觉得关于“大批中国军队或苏联军队涌入从土耳其直到马来亚这一片人们称之为‘灰色地区’的想像”，是不现实的。现在美国应该认识到共产主义集团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他们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在基辛格看来，有限战争能够使美国利用一种无与伦比的资源——它的工业潜力。一场有限战争将不会使美国大伤元气或者毁成废墟，而苏联人则没有可以相比的条件来准备这样一场战争。但是，美国在发挥自卫的有利条件方面，却一无作为。按照基辛格的看法，美国的防御机构的最大弱点就是“缺乏能够采取局部军事行动和专门为这种行动而设置的作战部队”。负责执行全面战争战略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在一场有限战争的军事行动中将会毫无用武之地。在美国的军事计划中，他看不到有任何提到随时准备试验一下有限战争的武装力量或是有限战争的理论的地方。只有靠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出来干预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它实质上是个政治问题，要有高度的敏感。基辛格写道，在一场有限战争中，“心理上的平衡不仅对于作出投入战争的决定，而且在军事行动的整个过程中都是极为重要的”。
基辛格提出，有限战争只可能有三种结果——有限胜利，有限失败，或僵持局面。参战双方都必须相信，这些结局中的任何一种，比他们通过全面战争可能得到的东西，都要有利。有限战争绝不会使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同样也绝不会导致极大的灾难；但有限战争有它的先决条件，即必须要有灵活的军事政策，灵敏的外交和勇敢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无非美国采用了一种容许广泛的各种可能行动的军事政策，否则有限战争是难以想像的。外交的作用就是要确保敌人得到正确的消息，使它清楚正在进行的是什么行动。即使敌人充分了解了美国的意图，也还是常常存在着某些估计错误的可能，不过，基辛格希望这种危险能够保持在最低限度。在他看来，政治问题也许会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美国的领袖们应当理解：完全胜利已不再是真正可能的事了；反过来，公众也应当加以开导，不要再坚持要求取得这种完个胜利的结局。
在提出种种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理由，以说明用有限战争战略来补充传统的威慑概念之后，基辛格进入了更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核武器在有限战争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敏感的问题。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倡议，都必定会引起争论，基辛格知道，他的意见会受到人们仔细的和批判的研究。他提出意见说，如果核武器的定义就是“恐怖性武器”，只能用于彻底摧毁的目的，那么，制造一些更为尖端、但产量较低的武器的种种努力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认为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势：苏联人或中国人愿意承担“原子侵略的责任”，在非全面战争的形式之下使用原子武器。因此，举例来说，他可以设想，在中东或东南亚，他们用核武器攻击美国军队，而未必会引起我们进行一场全面的原子战争的反应。基辛格写道：“很难相信，我们会为了避免几个常规师的失败，就匆忙地投入一场热核战争的大动乱之中，尤其是在苏联领导人施展他们的惯技提出暧昧的挑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有限核战争能够提供一条其他战略所不能提供的出路。
然而，这样一种战略不能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制订出来。在一场原子战争正在进行之际，要进行适应需要的情报活动，那将是十分困难的，惊慌失措将是压倒一切的情绪。用于常规武器的战术，不会同样适用于原子武器。在常规战争中，存在着一条战线，作战的任何一方都控制着这条战线后面的领土；通过轰炸城市、交通枢纽和工业设备以切断敌方的供应，这在一场有限常规战争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基辛格解释道，有限核战争就没有上述这些特点；有限核战争的战术将依靠小型的高度机动的独立自主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是依靠“空中运输”，即使在战斗区域以内也是如此。基辛格写道：能够和有限核战争确切相比的不是传统的地面战争是海军战略，这种战略是使用具有强大火力的独立自主的部队来摧毁敌方的部队，以逐步取得优势，而无需实际占据敌方领土或是建立一条战线。”基辛格坚持认为，这种战术将迫使我们“彻底改变我们对作战和军事组织的传统观念”。
公众舆论在预料所有的核战争都有高度破坏性的，而且从来不把全面核战争和有限核战争区分开来，基辛格则强调，作出这样一种区分是很重要的。他决心为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战略方案提出理由来。假如一个国家在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中面临失败的时候，它仍不准备动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武器（包括核武器在内），那么，基辛格觉得就没有理由认为在一场有限核战争中这个国家为什么不会表现出类似的克制。避免全面原子战争的意向，在这两种情况中是完全相同的。
基辛格并没有说每一场有限战争都应该作为一场有限核战争来打；他只是说，作出这种选择的能力应该是存在的。他经常强调准备好应付多种多样非常不同的意外事件的好处。基辛格主张要区分“有利的”战略和“可取的”战略；他解释说，“核时代只允许我们从各种祸害中选择其一。”当基辛格说到“有利的战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一种把美国对于敌人的相对优势增加到最大限度，而避免大战的战略，这种战略花费最少，而对于阻止侵略又有着最大的潜在力量。重要的是要使敌人明白，美国是拥有着很多选择的，并不是仅仅限于在或者用一种方式打仗或者干脆不打仗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有限核战争并不是全面战争的代用品，而是一种战略，它适用于那些显然不会出现一种全面战争反应的争端。有限核战争的风险和不利是确实存在的；但这些是无法避免的。基辛格写道，这对我们“没有事先获得一种切实可行的国际管制制度，就容忍别人把我们的原子垄断打破”，是一种惩罚。基辛格把他的战略建议概括为以下五点：
1.“如果不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热核战争必须避免。”
2.“一个拥有热核武器的国家，在未使用热核武器以前，不可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任何国家，除非到了相信它的生存将受到直接威胁的地步，否则不可能甘冒热核破坏的危险。”
3.“我们的外交的任务是表明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无条件投降，并且要制定一个格局，在这个格局之内并不是每一个争端都会牵涉到国家生存的问题。但是同样地，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达到一些过渡性的目的以及用武力抵抗苏联的任何军事行动的决心。”
4.“因为不同理直气壮地使用武力相结合的外交是无效的，所以我们的军事政策的任务必须是发展一种逐步使用武力的原则和能力。”
5.“因为有限战争的政策除非是以全面战争的能力作为后盾才能付诸实施，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支足够强大和保护周密的报复力量，使侵略者无论怎样估计都无法看出发动全面战争会得到任何利益。”
基辛格认为，军事战略与外交手段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和必要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事计划需要保密；一方想做什么，是一定不让敌方知道的。而在原子时代，安全却在于使敌人知道和理解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的含义。基辛格坚持认为“除非我们的外交手段能把我们的意图暗示给对方，否则，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外交手段甚至不得不把我们所了解的核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告诉苏联领导人，以此来弥补他们的想像力的不足。当然，这样一种作法不会遏制那决心最后摊牌的对方。任何外交方案都不能够代替充分的报复力量。然而，就其可能防止一场由于对我们意图的错误估计或对核战争性质的误解而成为全面战争而言，我们的外交就应设法使人家对于核时代的战略选择的范围有一种更好的理解。”
基辛格在强调外交手段的作用时，首先考虑到他在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准备采取的立场。因为，基辛格认为，如果原子时代要求美国准备打仗，并且在准备时要把它的军事和政治选择的范围增加到最大限度的话，那么，同样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准备就军备限制问题举行谈判。基辛格对这种谈判的困难并不抱有幻想；他也知道进行这种谈判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军备控制的紧迫性并不亚于军备建设的紧迫性。
他从一个简单的命题出发写道“只有各方都接受某种超越于他们的争端之上的共同标准，谈判才能成功。”尽管大国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如此空前地强烈，然而，他们感到在使用武力解决分歧方面要有所克制，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存在的。基辛格很赞成他们的这种克制。当每一方都仍然在希望取得一种超过对方的技术优势——军备竞赛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的时候，也的确存在着这种增长着的希望——外交可能提供军备所不可能提供的安全。基辛格并没有期盼外交手段能达到它的某些分外热心的倡导者所企求的目标。他看不出有任何取得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有些事情还是可能的。基辛格认为，外交手段能够为解决一些已经变得对双方都无利可图的争端提供一个讲坛。它也能大大有助于使提供情报的渠道保持畅通；每一方都需要让对方得知自己的意图。
基辛格认识到，有三种情况可能造成两大国和平相处的那种脆弱的僵持受到损害。一种情况是：苏联出于这种或那种理由可能会获得这样的结论：它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美国而不会受到惩罚。另一种情况是：苏联集团认为美国不会对一场局部侵略作出反应，而结果却可能遭到美国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担忧苏联的这种入侵预示了一种更加严重的侵略。最后一种情况是苏联可能会误会美国的意图，比如假定说，美国在一场局部性的战争中动用了核武器，可能被误解为这是全面战争的序幕，而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美国的意图。要预防发生第一种意外情况，美国只能依靠一支有效的、不可摧毁的威慑力量；要防止其他两种意外情况，外交就是唯一可用的手段。如果在双方的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些方面，外交活动也失败了，没有能避免全面战争的恐怖，那么，就没有希望外交能够应付更加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诸如那些与意识形态冲突和革命的骚扰有关的事情了。
就像军事政策太偏重于绝对化的做法——即防止全面战争——一样，基辛格认为，外交也已变得同样绝对化了。它唯一宣布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绝对和平。基辛格感到叹惜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求“全面的补救办法”上。尽管他了解为什么某些军备控制的鼓吹者认为他们主要关心的应是全面禁止原子武器，但他怀疑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所处理的是各种问题中最困难的问题。如果作出努力去处理一个困难比较少一些的问题，难道没有什么好处吗？特别是，基辛格建议就减轻使用原子武器的后果问题进行谈判；在他看来，这将防止任何已经爆发的战争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
他不相信减少武器储存的简单的权宜办法。武器储存并非战争的根源；它们使人感到忧虑，那是因为它们示意出一个已经建立起那样庞大的军备的国家，是准备进行一些重大冒险的。所以，问题是要缓和紧张局势，正是这种紧张局势使得那些国家情愿在军备建设方面花钱。任何使一方对另一方占有优势的裁军计划，都是决不会被接受的。基辛格写道，在过去，裁军计划一般是以武器技术相当稳定的假设作为基础的。在原子时代，这种假设就很少有什么意义了。在实验室里获得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突破总是显然可能的；这只能增加对于裁减武装力量的普遍的不愿意态度。基辛格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促使苏联人“接受一种削弱它控制卫星国家或在诸如中东等邻近地区充当主要角色的能力的军备水平。”
由于达成裁减武装力量的协议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并且即使达成了那种协议也是不稳定的，基辛格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国把它们裁减军备的努力集中在视察和监督的问题上。但是，在基辛格看来，这些努力一般都未能奏效，这不仅是由于苏联人不愿意允许这种形式的外国人的渗入，而这种渗入是任何负责的视察计划所必不可少的。由于蒙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尖端的武器系统时，这就存在着一种违反协议的巨大诱因；隐瞒总是一种威胁，这使得双方都感到不安。同时，甚至切实可行的监督和视察计划也未必就能防止新武器的发展。这种新武器的发展前景只会增加大国的犹豫。因为那些通常贴上“防御性”标签的武器，也可以用之于“进攻性”行动上，所以当仅仅提出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建议时，双方都感到踌躇不决。总之，大多数视察和监督的建议都未能取得什么进展，因为双方都对对方的意图抱有怀疑。
裁军谈判既已在裁减现存的武器储备方面失败了，也已经在阻止制造新的、威力更大的武器方面失败了，所以，它已越来越偏重于第三个问题—防止突然袭击。在这个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成就也很微小，基辛格认为，这主要因为太多的军备控制鼓吹者力争要有十全十美的计划，即他称之为“最终解决”的计划。而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些比较适中的建议。
基辛格提出了一个“有利于使人们把思想集中于应该完成的事情上，而不是集中于那些是不应该作的事情上”的军备控制办法。按照他的观点，限制战争的谈判为双方提供了更好地知道对方意图的机会，从而把由于估计错误而爆发战争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他相信迫切需要在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方面开导苏联人。他写道：“只要苏联对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的一再否定是代表了一种真实的信念而不只是一种心理战的形式的话，一个致力于对战争的限制问题的强有力的外交活动，便能够弥补苏联总参谋部想像力的不足。”然而，在那种事情能够出现之前，美国人自己必须理解这样一种战略的性质，而基辛格全然不能肯定在美国的军界或政界是否有这种理解。
在有限战争中，基辛格认为：“必须放弃那种军事行动一旦开始，直接的外交接触就告终止的想法。倒不如说，为了使得双方都拥有关于扩大一场战争所造成的后果的正确情报和能够提出一项政治解决的方案，直接的接触就更加必要了。”基辛格认识到这种情势的矛盾现象；在核时代不再有什么秘密可言；战争将同“封建时代的那种既是对实力的考验又是对意志的考验的旧式战争”差不多。基辛格写道，一旦美国军界领导人懂得有限战争理论的含义，那么，谈判就能开始保证有限战争保持在有限范围之内。限制打击目标和武器大小的协议就可能进行探讨。摒除某些目标——例如城市—将起到对一些使用起来杀伤力很大的武器的大小制定一个上限的作用。可以作出努力来达成这样的协议，“凡是超过五十万吨烈性炸药力量的武器都应该是‘干净的’炸弹。”这些协议都应当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就达成。基辛格写道，美国应该很好地“把裁军谈判的着重点由防止突然袭击这一在技术上几乎是做不到的问题上转移到减少战争恐怖的这一努力上来。”
基辛格由于不相信存在着任何现有的军备控制计划会及早实现的前景，所以他提出进行谈判，传递两项重要信息。首先，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再拘泥于它的全面战争战略而一概排斥其他战略了；现在应该让苏联人懂得，其他的选择正在考虑之中，军事计划正在制定之中，从而使那些选择得以实现。其次，苏联应当使自己习惯于这一事实：美国能够采取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并且这些行动不应被看作是全面战争的前奏。基辛格承认，其他一些目标也可能通过谈判而达到；他认为这些谈判是在一个肯定是漫长而沉闷的过程中的必要的第一步。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是紧接着苏伊士和布达佩斯事件之后写成的，那时候，有许多人对苏联的暴行和侵略感到非常愤怒。他对于受到人们偏爱的对付苏联的许多办法，都表现出一种几乎是有意的冷淡。他赞同谈判——为那些他认为最重要的目的而谈判—但是他坚持主张，这些谈判应该按照大部分是由美国决定的议程进行。基辛格写道，沿着这种方针进行的外交活动将会产生有益的效果，不仅对美国来说是这样，更加普遍地说，对国际大家庭同样如此。
在描绘了支配美国与苏联关系的一种新政策的大致轮廓之后，基辛格转而考虑美国与它的盟国的关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进入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联盟体系”，它包括了大约四十四个主权国家。基辛格在观察这个联盟圈的时候，发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地方。美国同它的某些盟国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同其他一些盟国呢，这种联盟在增加美国的有效力量方面似乎也很少有所补益。只要美国信奉这样一种军事理论，把全面战争当作对任何重大危机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反应，可以预料它的许多盟国就可能不得不奉行一种风险最小的政策；它们没有理由要卷入那些在它们看来是美国的争吵之中；为了这样一些目标而危及自己的国家生存，看来简直疯了。
基辛格写道，大规模报复的理论完全打消了促使盟国作出自己的重要军事贡献的诱因。它们看不到有何必要那样做，并且十分愿意设想它们为美军提供基地和便利就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更严重的是，这种战略迫使他们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压力集团而行动：敦促美国审慎从事，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冒险。基辛格在考察了美国和盟国的兵力部署之后，讲到这是“权宜之计和相互敷衍”，这些都是错误的军事理论所造成的。在部署着强大地面部队的欧洲，美国的战略理论明确地排除了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有人总是争论说，假如苏联人开进欧洲，美国将会动用它的全部核能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地面部队用来阻截或威慑什么呢？基辛格在准备支持一种允许欧洲进行局部防御的政策的同时，坚持主张这种政策需要有一种实力保证，并且需要有一种与现存的任何战略理论都完全不同的战略理论。
当基辛格写到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他已接触到事情的核心了。“如果红军明显地是为了解除西德的武装，而进攻欧洲，并向美国和联合王国保证，它们不会受到战略轰炸，而且在达到它的有限目的之后就退回到奥德河，那怎么办？法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会打的问题明确了吗？联合王国会发动一场不论其结果怎样都将意味着其文明的终结的全面战争，这个问题清楚了吗？美国总统会拿五十个美国城市来换取西欧，这个问题也明确了吗？而且，即使他准备这样做，我们的战略的任务将仍然是研究出一个不像国破家亡或投降那样可怕的出路。”许多欧洲人在对核时代的危险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情愿奉行中立主义的政策。基辛格争论说，中立主义或屈膝投降都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像美国一样，欧洲也需要避免一场全面核战争。欧洲如果保持中立，美国将会被局限在西半球，如果发生一场危机，基辛格写道，美国除了打一场全面战争之外别无选择了。他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对于交战的各国将是致命的，对那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可能同样如此。在一场全面原子战争交火之后，将不会有什么胜利者。
他说，“对一个联盟的严峻考验”就是它“是否有能力在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上取得相同意见：某一次挑衅是否意味着侵略，如果是的话，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的抵抗”。一种有限的侵略势必对不同国家的利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的联盟显然都是地区性的；它们的目的是进行可能的地区性军事合作，并且，人们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能进行其他形式的合作。设想巴基斯坦会对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感到严重不安，或者比利时会对朝鲜的事态发展感到担心，那是毫无意义的。设想美国的盟国会准备积极卷入那些在他们主要关心的地区以外的事务，这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甚至像英国这样一个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指望会这样做的盟国，在基辛格看来，也不会打算像大国那样采取行动。在他看来，在核时代一个大国是一个“拥有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的报复力量”的国家。只有美国与苏联具有这种能力，只有它们能够指望做某种事情。美国的盟国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援助的诺言，谁都无法同苏联作战。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保护或者苏联的默许，它们谁都不能与一个较小的国家打一场有限战争。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苏伊士事件的教训“就是在我们的盟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一场有限战争，并依靠本身的力量使之保持在有限的规模之内”。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要否认或者隐瞒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联盟的成功依赖于承认这一事实，那就是：美国的利益和它的盟国的利益不可能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实力的悬殊和责任的悬殊简直是太大了。但是，在纯粹是地区性的问题上合作是可能的—事实上是必要的。而在世界的实力平衡的问题上（这是美国的一种正当利益），基辛格承认，意见就不会总是相同的。他写道：“假使我们的军事理论不威胁着要把所有的战争都变成全面战争，我们的盟国就一定准备让我们单独行动，或同地区性合作范围之外的一个不同的实力集团一道行动。反之，我们也应该对那些生存余地—军事的、政治的及经济的——远较我们为小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表示谅解和同情。任何其他的方针都将会导致瘫痪：它将使我们在共同关心的地区以外由于盟国的拖累而难以行动，它将使我们在共同关心的地区以内把我们盟国弄得灰心丧气。”
基辛格的这些观点是在杜勒斯时代的顶峰时期写的，当时还十分重视盟国的“义务”，并指望它们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实际上，基辛格的观点是要敦促把所有这些压力减轻；要求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得到美国的所有盟国的支持，那是没有必要的。至于那些不承担义务的、使杜勒斯以及一些和他有同感的人感到那样悲哀的所谓中立主义国家，基辛格的观点也是同前面所说的性质相同。基辛格要求美国领导人大可不必把不承担义务国家的那种中立主义立场看得太严重。尽管美国的利益是在于表明它自己与那些新兴国家的“希望与意愿”是一致的，并且在于“制止白人联合起来反对世界上的有色人种”，但这并不是迫使美国领导人变成新成立的一些国家的毫无批评的赞美者。
在基辛格看来，这些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是殖民主义的产儿：他们在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外国主宰下，吸收了许多形成他们的政治观和社会观的东西。他们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以后，认为必须强调自己与他们的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他们必须坚持自己在道义上和精神上的优越。基辛格说，一旦取得了独立，正是这些领导人中的许多人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他们从前的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方法要比和他们所统治的本国人民的接近得多。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反而变得更加热衷于他们的反殖民主义偏见；似乎是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才能确保他们个人的地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中立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几乎就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它只附带地是一种蓄意制订的政策。基辛格敦促美国接受这种局面，而不要被它搞得心慌意乱或忧心忡忡。如果试图去博取新独立国家的好感，这将是徒劳的。基辛格写道：“过于热情地拥抱，或许只会导致他们倒向苏联集团。”显然，这也并不是说应该不理睬他们。可以寻求一些特定的和有限的目标；但是，作出普遍的努力来迫使他们放弃中立主义，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基辛格以他在评价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时同样的坦率态度写到了“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稳定的诸因素和当代强权关系的本质并不了解”。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主要是通过反对殖民大国而达到显要地位的，基辛格写道，他们的这种训练并不特别适合于应付国际问题。同时，也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接受过十九世纪传统的自由主义正规教育是一种有利的因素。这两种经验都未能为人们准备好去应付原子时代的国际关系。在这种新社会里，能言善辩几乎总是起了一种过分重要的作用。基辛格告诫说，切莫“对只靠说话就能办到的事情估价过高”。他说明了新兴国家在苏联的“和平攻势”面前是如何脆弱，还解释了共产党人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们的道德说教对这种新社会的吸引力。共产党人知道怎样使用旨在打动新独立国家的心的言词来为他们的活动打掩护。同时，又因为中国和苏联的实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经常采取陈兵边界的形式来显现这种实力，这给新兴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形之下，美国的实力则显得抽象和短暂。
在各个不发达国家里，由于国内问题往往非常棘手，基辛格认为，这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力量，使这些领导人避开那些国内问题而谋求在国际事务中为他们自己树立声望。基辛格并没有批评新兴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做法；不过，他提出，这样是否会导致他们去充当那自己并未具备条件去充当的角色。他知道，这种意见似乎有些自以为高明的味道，但是他感到有义务指出这一点。基辛格认为，仅仅以实力为基础或仅仅以道德说教为基础，同样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政策来的。
基辛格敦促美国去寻找“一种二十世纪相当于‘高挂战旗’的东西，即有能力并且有决心迅速地和果断地拿出我们的实力，这不仅是为了制止苏联的侵略，而且也是让不承担义务的国家对于我们能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强调必须改变错误地依赖与新兴国家的单纯军事联盟，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对“大国军事集团”强调得太过分了。新兴国家不惜一切地需要和平；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安定依赖和平。他们对美国的军事联盟包括在其他前殖民地区建立的美国军事联盟抱有怀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这些军事联盟所提供的军事利益如此令人怀疑，基辛格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放呢？一种较为合理的美国政策，应当是帮助建立一些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保卫他们自己的地区性集团。基辛格要求美国“不仅要有更大的同情，而且要有更大的威严”。他为那些老是匆匆忙忙、东奔西走的美国高级官员感到惋惜，这些官员满以为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排解每一次危机。基辛格写道，美国如果稍为触怒那些不承担义务的国家而烦恼，较多地保持一种为新兴国家所了解并能作出反应的姿态，这样就更好些。由于基辛格对新兴国家的了解很有限，他没有能详细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外交或军事战略。他只是提出了几条应当指导美国对世界上这些地方的政策的基本原则。
对于欧洲，他有着较深的了解，他有可能谈得更为具体。他认为，一般为美国的盟国，特别是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论点，是不适当的。如同他在研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时的论点一样，他把美国看成是二十世纪的“岛屿强国”，它的生存有赖于“防止其对面的大陆沦入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基辛格写道，欧亚的关键在西欧。假如欧洲丢了，中东和非洲也会随之丧失，全面战争中的战略优势将会转到苏联方面。要是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美国“将被迫把军事力量发展到与现在人们所认为的美国生活方式不相容的那种地步”。然而，在基辛格看来，这还不是对欧洲的“丢失”可能会产生的种种后果的最悲观的估计。他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再是我们政策的主人了。”
这类事没有一件是非发生不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能够利用的工业和人力资源，都大大地超过了苏联。按照基辛格的看法，问题是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未把它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它仍然缺乏一支能够提供有效防御的军事力量。在更大的范围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经历着与美国同样的困难。对于它可能被迫进行的战争类型，或者对于那种战争所必需的兵力的类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是心中很有数。尽管定期地宣布新的武力水平，但是却从来没有实现过，没有一个人敢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备了有能力抵御苏联攻击的军事防御体系。
基辛格为这种失败找到了许多原因——产生于美国不愿意让别人分享它的原子能情报，也产生于美国的欧洲盟国不情愿为建立一种可靠的防御体系作出必要的经济上的牺牲。有些国家显然宁愿对苏联实力的现实视而不见，基辛格写道，只要美国坚持欧洲的防御必须依赖于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意志这种政策，那么，这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在他们自己的防御方面作出充分的贡献是没有什么促进作用的。他们将继续提供设施（诸如基地之类），作为在理论上可以抵挡苏联的“戒备的警卫线”，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政策并不能构成一种重要的防御力量。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戒备的警卫线的作用不是为了守住一条战线，而是为了确定战争的起因。”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所作的任何军事贡献，只是重复了美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已。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在欧洲大陆上建立军事设施的目的何在，核武器在盟国战略中所含的意义是什么——它就不可能相互密切配合地部署自己的武装力量。基辛格认为在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军事设施，“作为戒备的警卫线既嫌太强，抵抗苏联的大举进攻又嫌太弱，而且无论如何，它们并不是真正为了这一目的而设计的。”基辛格写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前所未有的场合下发展起来的。在那里，我们的战略理论扼杀了欧洲国家作出重大军事贡献的积极性，而欧洲人也一直不愿意过于流露出他们的犹豫心情，唯恐我们会收回保卫他们边境的保证。从全面战争的战略来看，这种保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作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当魅匪娜挝瘢馐鞘直匾摹；粮裎实溃骸八怯靡跃嫠樟哦晕髋返慕ケ厝换嵋鹨怀∪嬲秸囊恢只鼓兀炕故撬哪康氖俏巳繁Ｅ分薜耐暾怪皇芮窒兀俊比绻罢呤撬哪康模敲矗谂分薮舐缴献ぴ罅康挠⒐⒓幽么蠛兔拦木拥恼呤呛廖抟庖宓摹Ｈ绻呛笠恢执蛩悖蔷托枰沟赘谋湮颐堑恼铰岳砺邸？
在最后的分析中指出，一项军事政策假如不能使美国及其盟国正确地估计苏联挑战的性质，那就不会是有效的。在基辛格看来，这种挑战包含在他称之为他们的“暧昧战略”之中。虽然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经常宣扬它们的革命目标——无非是要摧毁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许多人并不认真地看待它们的宣言。十九世纪对拿破仑是这样，二十世纪对希特勒同样是这样；非革命的国家以为，表示“诚意”和“乐于达成协议的愿望”就可以使那些革命的国家比较不那么难弄。基辛格在几乎是一字不变地重复《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一书中的某些内容时指出：“对付一个革命的国家，迁就、和解的策略是不攻自破的。”他坚持说：“安全只能在一种预先防范的政策中找到，这种政策是，要在当前表示清白无辜的申辩中，对未来的威胁作出估计。”
基辛格认为，苏联的力量产生于它的“革命的正义性和高明的心理战术的结合。”苏联领导人懂得怎样把他们的力量扩张“到欧洲的中心和亚洲的咴担兔恳淮卫┱判卸嗯浜系氖谴笃泄睾推健⒚裰骱妥杂傻纳鳌！被粮袢衔膊橙说牧α坷醋运鞘煜の鞣阶杂芍饕宓睦砺郏⒍迷跹谜庵掷砺劾次约旱哪康姆瘢庖人侨∽月砜怂贾饕謇砺鄣牧α扛唷；粮裥吹溃樟叩拿恳淮沃卮蟊涠伎梢钥闯墒且恢炙且晕呛虾醯笔闭铰孕枰木咛骞兰啤Ｋ樟惶媸褂煤推焦ナ坪驼秸玻蛭秸吣茉诓煌奔浞裼诓煌康摹５惫膊橙朔⒍淮魏推焦ナ剖保撬坪醵允涑鏊堑母锩桓行巳ぃ欢彼亲⒍秸保怯菜的鞘且蛭时局饕骞以诎恰Ｕ饬街致鄣饔捎谝辉俜锤匆丫谷烁械椒ξ读耍饬街致鄣鞑宦凼悄闹侄蓟鼓苡萌嗣峭榈那闾；粮袼担骸叭嗣嵌杂谒樟拿恳桓鲂碌男卸际前凑毡砻婕壑蛋阉邮芟吕矗恳桓鲂碌男卸家鹆嗣煌昝涣说恼郏烤顾樟窃谧急缸拧啤兀故亲急敢蛞桓龊推降氖逼凇！闭舛运樟碜约菏挛竦姆椒ǎ且恢殖沟椎奈蠼狻？
基辛格写道，苏联人并不认为谈判是一场讨价还价；对他们来说，谈判仅仅是对一种“客观形势”表示“认可”而已。他们通常是小心谨慎的，几乎从不采取大胆行动，他们的政策只有在成为事实之后才被人们理解。因此，比如，在1954年，没有人想到苏联的目的是要在中东成为一股力量。捷克向埃及出售武器这件事，并没有为西方对苏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发出的威胁作好思想准备。基辛格认为苏联的暧昧战略提西方难以对付的一种战略。基辛格说，苏联提出的挑战，其道义的力量超过了物质的力量，问题是在于西方能否及早预见这种危险，并在完全看清这种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之前，能有所行动，一般说来，到看清时，再采取行动已是为时太晚了。基辛格把苏联的许多成就归功于“精神上有较大的顽强性”，以及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更甘愿冒风险。他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在道义上已经破产，但这对苏联人并无妨碍；他们比反对他们的人有更大的决心和自信。
基辛格写道，在他们的外交活动中，列宁的理论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列宁把谈判视为“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许多工具之一，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固有的道义的价值，而视其在促进苏联目的中的效能如何而定”。美国人过高地看重了谈判，有时候，它本身几乎就是目的。基辛格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官员中，律师占据主要的地位。法律和实业界是培养美国外交人员的两个主要场所。在基辛格看来，用法律上那套处理事物的办法，特别不适用于与革命的国家进行谈判。他解释道：“法律是一种使现状合法化的表示，它所允许的改变是以双方同意为前提的。相反的，革命的一方所以是革命的，正是因为它拒绝现状。它接受一个合法的体制，只是为了把它当作颠覆现有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已。”基辛格写道，通常的外交方法不能用来与一个革命的国家打交道。在一种合法的国际秩序中，谈判的目的在于达成协议，而在一种革命的秩序里，基辛格解释说，“会议上几个主要角色讲的话，更多的不是讲给对方听的，而是讲给全世界听的。”基辛格认为，美国外交的主要弱点，就是没有注意到“外交政策中这个象征性的一面”。
美国由于完全不顾这种心理的方面，从而让它的对手占了很大便宜。据基辛格看来，国际争论“几乎完全是按照苏联确定的范畴和步调而进行的。”当人们都关注于“核武器的恐怖”时，没人想到要为“可能投掷这种武器的苏联侵略的危险”而担忧。苏联人异常镇静；当他们想谈判时，他们就进行谈判；当他们发现继续谈判下去没有什么好处时，就中断谈判，而且他们这样做，别人也从来不打算要他们付出任何代价。苏联人几乎总是挑选那些有意使美国感到最头痛的题目进行讨论。由于他们的目的从来不在于缓和紧张局势，更不用说要达成什么协议，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自己的策略。基辛格把这种外交称之为“政治战”，它跟正常地制约着外交活动的目的很少有什么关联。他懂得克劳塞威茨关于战争是采用其他手段的政治的一种继续这句名言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改变为苏联的格言，“和平是斗争的继续，只是所用手段不同。”
基辛格在探讨共产主义的军事理论时，给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以最高的评价。毛在三十年代写的两篇论文，被他说成是“就其具有结构匀称感以及把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技巧而言是杰出的。”基辛格写道，毛的理论是“高度的分析能力，少有的心理洞察力，和十足的无情”的结合。中国的基本军事战略是“持久的有限战争”。基辛格强调说，毛一贯强调心理优势的重要性；对毛来说，心理优势和任何物质上的优质同样极为重要。毛认为，在任何战争中，坚决不媾和的一方在心理上占有优势；而迫切要求和平的一方，即使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却受到严重的妨碍。基辛格认为，在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任何战争中，首要的先决条件是清楚地了解战争的目标。在一次极罕见的、用斜体字的地方，基辛格写道：“不要追求人们不情愿为之无限期地战斗下去的局面，同时，除非到了一种使人愿意无限期地等待的地步，否则不要前进。愿意比对手等待更久的一方——即比较不渴望和平解决的一方——无论实际战争的结局如何，总能够占着心理上的优势。”
基辛格问道，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真心希望和平？他们关于和平愿望的声明是不是真诚的？他认为，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他随后解释道，这并不意味苏联人在今后的一切时间里都将继续是革命的。历史上曾有许多事例，一个革命运动“失去了它那救世的锐气”，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只是“在一个救世运动遭到了同样激烈的反对，或者它的军事力量已达到极限的时候”，才会出现。基辛格不同意那些强调苏联会“资产阶级化”以及主张耐心等待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出现来改变苏联的学说的种种理论。他对此表示怀疑，并提醒不要抱有虚妄的希望。他觉得，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使苏联集团消除疑惧，从而使它采取比较合乎情理的政策。可是，假如苏联坚持要绝对的安全——这在任何一种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是做不到的——那就没法使他们安心了。只要他们执意寻求绝对安全，美国唯一可靠的方针就只有期待革命斗争继续进行，尽管是以完全新型的方式出现。基辛格解释说，这并不表示他认为和苏联摊牌已迫在眉睫，或者美国必须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基辛格写道：“无论从政治上或军事上说，全面进攻是苏联战略中不太可能采取的一种形式。”
基辛格暗示，美国需要在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信心这两方面发展；这可以从采取稍为认真一些的态度来对待苏联提出要“埋葬”资本主义美国的那个经常出现的恐吓这一点开始做起；认为这种恐吓仅仅是夸大其词，这样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基辛格批评美国那种把同苏联集团的冲突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失常，可能会通过某种重大的突破而告终的习惯说法。基辛格写道：“历史证明，在革命国家的敌方不停止把革命者认作为实际是被误解的合法主义者之前，就决不能使革命国家罢休。”他解释道，美国如果能像俄国人研究美国的性格那样去研究苏联的心理就好了。基辛格坚持认为没有纯政治的或纯军事的解决办法。美国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创造一种把政治、心理、经济和军事诸因素相互紧密结合的战略。他解释道，无论中国或者苏联，除了保持它本身的国家生存之外，都不愿为其他任何目的作孤注一掷的冒险。
基辛格思考了苏联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必定具有的心理。他们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打败了纳粹德国，又在以往二十年中历尽了内部的动荡不安、挨饿受冻和镇压，当他们摆脱这一切时，却发现美国掌握着一种能够给予苏联前所未有的危害的武器时，他们一定感到十分惊慌。但是，他们多年革命的战斗经历为他们面对这一最新出现的逆境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从否认原子弹会丝毫改变列宁主义的理论这一点开始；他们说，新武器不仅远远不能延缓资本主义的必然没落，相反只会加速这种没落。他们那种冷静和胸有成竹的反映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结果便演出了一场在理解心理因素上很巧妙，在坚定性上很残酷，在方向感上很无情的绝技。”苏联人系统地阐发了三个互相关联的论点，然后，运用外交和宣传广为传播。第一，他们说美国夸大了原子武器的威力；基辛格解释说，这是为了证明在“主要的武力范畴里”，苏联仍占优势。第二，他们说，尽管原子武器不像美国人所吹嘘的那样威力强大，但却比美国人所声称的还要可怕，因此应当加以禁止。第三，他们坚持原子能的唯一合法的利用是用于和平目的，并说，他们自己准备在这方面带头。这样一种针对原子弹所作出的政治、外交和宣传上的反应，可以说是再机敏不过了。不仅在当初美国拥有全部核垄断和俄国人致力于“禁止原子弹”宣传的时候，而且在以后当他们交替进行核报复威胁与建议全面销毁原子弹的时候，苏联人的足智多谋也给基辛格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的，苏联人知道怎样利用美国人的禁忌和惧怕心理。
斯大林终其一生曾做了一切努力来贬低原子弹的重要意义，对于认为原子弹已经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任何提法，都斥责为荒谬可笑。苏联的公众宣传工具对西方的核成就不加理会。基辛格注意到，事实上，他们就没有报道自己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世界各地是从美国的报道中得知这件事的。基辛格相信苏联人保持缄默，是反映了他们害怕美国会对俄国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攻击，从而在俄国的原子能尚未极度发展之前即予以摧毁。基辛格认为他们保持缄默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苏维埃的学说与核武器是互不相容的。苏联人不可能考虑去更改他们的学说，特别是在他们的原子能力还显然不如美国的时候。基辛格写道，在1953年以前，苏联的战略是主要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军事经验来制订的。苏联依然相信大规模的步兵进攻的效力，他们认为，通过破坏敌人的士气，可以取得胜利。如果战争爆发，苏联人料想这场战争和他们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相差很大。基辛格和那些以为苏联人总是掩盖其意图的人们相反，他认为，苏联人一般总是干那些他们说准备要干的事。
在美国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共产党人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美国对苏联使用原子弹。在基辛格看来，和平运动是一项卓有成效的运动，“它引起了很多对核战争的前景感到胆战心惊的知名人士的希望和恐惧，他们本来是不愿意同共产党人的公开活动发生任何关系的。”苏联在那时所做的一切都很有谋略。基辛格解释道，一方面，苏联人反复强调原子战争的恐怖以求瘫痪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自己却无意被这种危险束缚住手脚。苏联的理论家们甚至并不认为原子战争可能造成一种僵持状态，从而会延缓他们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基辛格说，1949年以后，人们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即将进行的斗争。苏联的宣传否认这场斗争可能意味着文明的末日；正如马林科夫指出的，这只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结束。基辛格写道：“苏联的领导不打算让任何关于核战争恐怖的理论限制自己的行动，不论这些想法对于瘫痪非苏维埃世界的抵抗力是多么有用。”
基辛格把这一点称为“绝技”。他写道：“尽管美国垄断了原子武器，苏联仍旧保持了它的好斗意志。实际上，它反而把它的相对弱点转变成了一份财富，并且在历代沙皇奋斗了几个世纪而未能打入的欧洲中心巩固了它的地位。”当苏联装扮出对原子武器的发展不感兴趣，喋喋不休地侈谈必须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时候，他们却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自己的核武器达到完善的程度。在基辛格看来，他们真正的成就并不在于技术上的突破，也不是他们为了获取某种情报而进行的谍报工作上的表现的本领，而是他们的无所畏惧，以及他们知道如何使美国无能为力的那种别出心裁的才能。他在思考这一成就时，写道：“通过这点可以说明，在国家关系中，意志的力量可能比实力更为重要。”
当苏联成为核大国时，就改换另一种手法了。他们使美国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不负责任和贪求权势的国家，如果美国的领导人认为合适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一场核武器的大屠杀。基辛格写道，同时，苏联认为，他们无视自己关于核战争危险的种种宣传，而恐吓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说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在苏伊士（运河地区）进行非法活动，苏联就要使用火箭攻击，等等，这些做法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苏联还不时对其他国家发出同样的恫吓，特别是那些准备接受美国原子支援部队的国家。基辛格很赞赏苏联人的胆略。他知道西方由于不愿对抗他们的这种恫吓，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据基辛格看来，苏联特别急于否认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苏联的宣传总是认为，一旦动用了核武器，就会引起全面的原子战争。基辛格说，这种宣传的目的是想麻痹潜在的对手。然而这种宣传从未使苏联人自己停止发出威胁。因此，基辛格认为，俄国人自知在这一特殊的军事领域里还处于劣势，并决心制止美国发展一种可能使他们感到窘迫的能力。基辛格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去赞成苏联的这种战略计划。他以为有限战争的战略之所以特别适用于美国，恰恰是因为这样美国可以运用它的经济、心理和道义上的力量，他驳斥了苏联所有关于这种战略的最后结果将是引起一场全面原子战争的说法。基辛格写道：“正像在我们的原子垄断时期，克里姆林宫以虚张声势的表现来掩饰其虚弱一样，现在它可能正在设法把我们最有效的战略说成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阻碍我们这一战略的实施。”
基辛格在考察军事战略、盟国间的关系或跟苏联集团的关系时，他都要回到这个唯一的主题上来，即美国缺乏一种足以适应核时代要求的理论。基辛格把社会的需要一种理论，比喻为一个人的需要教育。基辛格写道：“在事件发生之前，预先阐明其意义，它能使社会像对待例行事务那样来处理大多数的问题，而把创造性的思想留以应付非常或意外的局面。”基辛格说，有了一套理论，能使人们不必每碰上一件事就要从头开始思考；当政府决策机构公务异常繁重的时候，这样可以带来不少好处。他解释道，有了这样一种理论，也能够保证美国不会因世界上事态的变化而经常感到突然。基辛格写道：“我们的理论对于我们在世界上的战略利益的性质必须是明确的。它必须了解苏联的行动方式，不要使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标准来衡量的一种行动方式，来错误地套到苏联领导人头上。由于我们的政策是如此明确地以威慑为基础，所以我们的理论必须特别掌握对方是如何估计它的风险的。”
基辛格批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种作出决策的程序。在他看来，两者都主要是致力于达成一种能为权力很大的部门所共同接受的意见。他说，这跟提供“一种方向感”不是一回事。各军种之间的敌对使事态更为严重。他写道，要把任何一项重要使命交给几个军种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各军种的首脑都不想建立一套全面的战略理论，而预算方面的考虑只是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作预算时，是首先考虑费用的，这样造成理论屈从于技术，进一步加强了“军界固有的保守性”，据基辛格看来，而且还提倡
一种微妙的浪费形式’例如，放弃一种武器系统，就意味着放弃一笔同时交下来的财政拨款；有一种强大的动机要避免这种做法；结果呢，难以避免地，陈旧的武器系统保留了下来。那些任期短暂的领导某些部门的文官和国会的议员有时企图干预，他们几乎总是失败；他们既没有这种知识也没有这种组织能使自己获得成功。
基辛格体会到为什么制订一个战略理论竟如此困难。他写道：“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需去控制这么多的由于意识形态，由于新国家的相继出现，由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对国家集团，以及由于迅速变化的武器技术而同时发生的革命。”困难很大，但这些困难并不能完全说明何以制订一个战略理论成效很少的道理。基辛格写道：“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挑战，是如何使这个社会的领导自然地和自发地思考最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答案并不在于使每一高级官员每天都来思考全面战略的问题。基辛格写道，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说，在走上最重要的职位之前，就需要养成思考这类问题的习惯。
美国对自己的经验主义感到自豪。然而，根据基辛格的看法，这种经验主义造成了美国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美国而言，任何事情除非它是“客观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对于客观性的追求也导致对于“必然性”的追求。基辛格写道：“政策是权衡可能性的艺术，精通这种艺术在于善于辨别各种可能性之间的细微差别。”认为政策是一种科学，并按照这一认识行事，结果会导致呆板。对基辛格来说，只有风险是肯定的，而机会则总是依靠推测的。他写道：“在事件发生以前，人们对它的含义无法‘确知’；而事件发生以后，便来不及补救了。”基辛格论道，“外交政策上的经验主义容易导致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的倾向。”美国领导人为了寻求肯定性，在掌握全部事实之前，总是拒绝承担责任。基辛格写道，而当全部事实都已掌握时，“通常危机已经形成，或者机会已经错过了。”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用来应付紧急事件的。”对于制订那些可以防止危机的长远计划，没有给予同样的注意。由于那种被基辛格称之为美国的“崇尚专门化”，政府各部门都在制订政策时参与意见。除了由责任过分繁重的总统进行审查之外，没有人对这种活动进行细致的审查，而总统一般来说也很难这样做。基辛格提出的最严厉的指责就是，美国总是试图用行政手段来应付政治问题’
这种情况只能增加美国在苏联压力面前的脆弱性。由于不可能知道苏联人什么时候是说话算数，就往往促使人们每逢苏联改变一次政策都按照表面价值来认识。苏联的“阿谀奉承”也好，苏联的“拒不妥协”也好，对美国政府——它总是想对苏联的行动作出反应——来说，同样是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即使在美国政府试图跟苏联和平相处的时候，它一般也显得“死板，缺乏想像力，甚至还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据基辛格看来，“外交政策上没有一种传统”只能加深美国经验主义中固有的偏见。措施几乎总是在时机上安排得不妥当；一项好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那种天真的想法，似乎主宰着美国人的思想。
据基辛格看来，美国的政策缺乏“区分细微差别的感觉”；它总是那么刻板，以致对基本立场的任何一次重新审查，都成了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美国，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基辛格认为美国的历史特别缺乏悲剧性的场面），在应付那种认为大难临头的概念上有很大困难。这个国家对那种可能出现巨大灾难的结局，无论在感情上或心理上，都缺乏准备。因此，就必定很难产生“一种紧急感”；犯下一个错误可能会无法挽回的这种想法，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同时，他们也真诚地不愿根据实力来思考问题；实力被看作是腐败的，是应当避免的东西。基辛格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使用实力上几乎是害羞的，好像它从根本上就是邪恶的东西。我们一直希望由于我们自己的作为而得到别人的欢心，我们但愿我们的成功是由于我们的原则具有说服力，而不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强大。我们在实力方面的内疚，使我们把一切战争都变成讨伐，然后便以极端绝对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极少找到使用我们实力的中间方式，而当我们这样使用实力时，我们也是颇为勉强的。”
基辛格指出有一种倾向使美国人相信，和平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型式，所有其他的都是邪道。他认为，“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加危险的了。”基辛格重复它的最初在《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中所提出的一个论点，并诠释了为什么和平永远不能成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为什么应当把和平看作是从一项设想完善的政策中所得到的额外收获。基辛格坚持说，生存取决于在掌握部分情况的基础上、在不一定完全实现自己原则的条件下担当风险的愿望。他写道：“无论是在估计挑衅行动或是在衡量可能的对策时，坚持绝对化就等于无所作为。”基辛格在要求树立一种“关于世界事务的更有生气的观念”时，他把他的目标定为“要像苏联集团感到可以任意利用非苏维埃世界中的一切困难那样，以随时准备利用在苏维埃轨道内出现的各种机会”。
基辛格认为，领导是原子时代的唯一希望；他为领导所下的定义是，“领导就是能够超越一种已经成为想当然的框框”的力量。在他承认“一个社会必须能够融会和利用平凡事物”的同时，他又主张领导要能“拒绝把行动限于一般的作为”。领导人必须乐于“确定目标，尽管那些目标或许大多数人还只是模糊地领会到”。基辛格说：“一个社会只能从经验中学习；它只有在采取行动已嫌太迟的时候它才‘明白过来’。但一个政治家则必须这样行动：似乎他的灵感就已经是经验，他的希望就是‘真理’。他必须弥合社会的经验和他的预见之间的缺口，以及社会的传统及其未来之间的缺口。”
基辛格发现，政治家总是受到官僚机构的约束，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在同《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中所写得非常相似的对官僚机构的一系列看法中，基辛格认为
官僚机构的基本动机是寻求安全’他写道，官僚机构“往往欢喜夸大它的问题的技术上的复杂性，并设法把需要作出判断的课题减少到最低程度”。官僚机构对伟大的概念总是抱有仇视倾向，它把这种概念斥之为“不健康的”和“冒险的”。基辛格解释道，社会的生命力有赖于这个社会“在组织的要求和灵感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要得到这种平衡绝非易事，尤其在特别重视专家的现代世界里更是如此。需要创造性的思想从没有像今天那样迫切，但就因为问题复杂使注意力都集中在纯技术的解决方案上。他认为，政治高于行政管理。后者要求的是纯粹的“运行自如”的技能，也就是适应于现行准则并在规定的体制内提高效益的能力领导需要的则是创造力。它需要建立体制，使行政管理工作能够在其中运转。简言之，官僚机构依靠专门技能，而领导则依靠远见。
在美国，基辛格写道，领导集团是在社会主要关心国内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政治“被视为一种邪恶但又必要的事物，国家的主要职能是行使警察权力。无论是训练和刺激都未能促使我们的领导集团从政治上或战略上去考虑问题。这一方面的偏重又由于我们的经验主义而与崇拜专家和重视专门化混合在一起。”政府机关中较高级的职位一般都由实业界和法律界提供的人才担任。基辛格说，实业，尤其是大规模的实业，主要是按人员的行政才能给予酬报的。而法律界则训练律师去“处理一连串互不相干的案件”，这就产生了一种倾向即作出“就事论事的决定，和拒绝接受长远计划中所固有的假设情况’基辛格认为，实业和法律界更多地训练人们去处理那些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概念性问题；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宁愿去处理经济问题而不大情愿去处理政治问题，那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实际的领导类型既是如此，因此，基辛格对苏联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并不惊讶。他认为，共产党人的训练方法绝大部分是政治性和概念性的，这要比任何依靠实业和法律界经验行事的人更适合于解决领导问题。美国挑选的领导人不是那些能在更大的范畴里把各种有关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的人，而是“既为部门的繁重职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同时，所受的训练又使他们把侵犯另一个专门化部门的业务视为大逆不道的那些人。”基辛格认为，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所需要参加的抗争，是准备得更好的。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社会的优点——它的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没有教条主义——不利于培养有效的领导集团。他写道：（美国）有一种“由委员会来作决定的偏好，因为在交谈过程中可以发现不同意见，并且可以在立场固定之前进行调整。”基辛格并不认为，美国需要模仿苏联的教条主义。但他指出，美国是否就不应当“用一种紧急感”使它的“经验主义活跃起来”呢。它必须学会敢于冒风险，不要总是寻找成功的保证。他就是用这些话结束了他那本书。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原来不准备作为一本大众阅读的书，对外关系协会的工作人员中也很少人认为这样一本连很多书评家也一定觉得难读的书会有广大的销路，而事实上，它的销路颇好。为什么这本书能取得这样普遍好评，甚至可以说这样惊人的成功呢？可能有这么几种解释。这本书显然是论争性的。在只有少数人敢想——更不必说敢写了——那些“不可想像”的问题时，基辛格提出了国家存亡的问题，并且用毫不含糊的话语推出了自己的观点。基辛格并不相信，苏联的一次全面进攻已迫在眉睫；相反的他认为这样一次进攻的可能性极小。然而，他提请人们注意另一个同样潜伏的、虽然不是如此致命的危险，即美国既无适当的军事战略，也无适当的外交来对付苏联准备在世界各地采取的侵略性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尽管有些读过这本书的人认为该书的独到之处几乎全部在于那些论述有限战争概念的章节之中（诚然，最严厉的批评也在于基辛格坚持要把原子有限战争作为一种战略选择这一点上），事实上，这本书还讨论了许多其他问题。基辛格不打算在有限战争、原子有限战争、军备控制或民防等问题上为专家写一本手册；他知道，他不写，也自有别人会写的。他的目标更为远大。他认为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是在用一些与原子时代完全不相称的概念进行活动，他们甚至还弄不清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更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了。从某些方面说，《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有点狂妄的。它独树一帜，不仅冲撞了那么多向来为人尊重的著名人士，并且对原子时代的头十年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相当不同的分析。基辛格写下了第一本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的“修正的”历史。
尽管这本书可能被认为是难读的（好些评论家就是这样说的），但它并不是一本技术性的著作。任何不熟悉的人，只要愿意的话，都能够阅读它，理解它。这正是基辛格的初衷。他并不是为他自己或是为一些由于特殊原因而对这个题目感到兴趣的一个小范围内的朋友和专家写的。基辛格挑选了一个刚刚开始成型的主题—热核武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含义，他写下了一本任何一个有心的普通读者只要肯花力气就都可以理解的书。
基辛格的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并未提供给他那些总的概念；其中有很多概念在他撰写的关于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形成了。研究小组也没有提供那一套他用于考虑原子战争问题的特有的理论探讨方法；即使这些并不是他的创见，那也是来自他的一群人数很少的同行学者。可是，协会的会员们也确曾起过两种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假如说他们中间很多人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理论的理解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无法同基辛格相比的话，他们却有基辛格可以吸取的其他方面的经验。无论是他们在半小时无意的交谈中把一个在另外的情况之下可能始终含糊不清的问题阐述明白，或是帮助基辛格解释一个他需要了解的科学或军事问题，基辛格由于同这些人相处而学到了东西。即使研究小组除此以外没有起到其他的作用，基辛格也已有足够的理由对它表示感谢。事实上，研究小组还起过一种更为重要得多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既无人看到也没有得到承认。
这个研究小组是由一些著名人士组成的，他们在美国享有一定的声誉。有些人出身豪富，却能摆脱物欲，而积极从事于某些活动，以示他们不仅享有特权而且也富有才干。其他一些人开始时处境较为低微，但也都在法律界或实业界，在纽约或华盛顿，拥有相当显要的地位。有一些人在政府部门担任很高的职务；另一些人在从事自己专门职业的同时，还分别兼任各种社会公职。有几个是卓越的学者，这些人在他们那些学科的同行中都是知名的。还有一些高级军官、政论家、新闻记者和一些基金会的理事、监事。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见闻广博，能言善辩，且非常自信。这个研究小组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使基辛格相形见绌的知名经历。他们都是一些突出的人物，而基辛格则仅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学者，不惯于和军官、银行家、律师、新闻记者、科学家以及政府官员等来往。他的地位不免有些不同寻常。研究小组中许多人彼此十分熟悉，他们过去曾在一些类似的委员会中供过职，此外，还有从他们的被公认的成就中得到的无可估量的优越性，而基辛格却没有这样的经验或履历。在这样一些有成就的人面前，假如别人处于基辛格的地位，也许会退居一旁，表示出小组中许多人所习惯受到的那种恭敬。但没有迹象表明基辛格有退让或谦恭之意。他讲究礼貌，并善于应付，但他从最初同这个研究小组发生关系起，他就像一个教授利用他的学生那样利用他们。对基辛格的教育方面，协会最大的贡献是安排了一个班级给他，但是这种班级和他在哈佛或其他任何大学能够指望碰到的却是大不相同的。
基辛格像任何优秀的教授一样，极为专心地倾听着。他听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事。使他感兴趣的不是那些他可以从阅读或私下交谈中获知的互不关联的事实，而是人们所用的语言和论据。这些人是引用哪些证据来说明他们的结论的？他们在什么时候排斥某些建议的？他们认为怎样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当基辛格发言时——他是经常发言的——就像任何教师一样，很想弄清楚听他发言的人们的反应。他的论点中哪一点还未能说服别人？哪一点很易被人接受？他是否应对那些似乎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论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当这个研究小组（以及那本书）成为基辛格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时，对于许多同他在一起的杰出人士来说，那只不过是繁忙的一天最后的一项义务而已。所以，完成这本书，并非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研究小组在给基辛格出主意，而是因为基辛格每天至少花上十二个小时以上进行写作、修改和讨论。他知道他受这个协会的裨益有多少，这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人热情地支持他想提出的每一个论点，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一批听众。如果他能够说服这样一批人——基辛格从未怀疑这个团体的重要性—认真地考虑他的一些想法，或者至少愿意讨论这些问题，那就有理由相信，他也能让协会以外那些跟协会成员没有很大不同的人阅读他的著作，并对它作出反应。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绝不是写给那些在美国政府中身居要职或将来指望担任这样职务的人看的。这本书没有研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论文中所具有的那种个人的特质；这本书的语言比较含蓄，华丽词藻比较少，文字也几经推敲。十分清楚，基辛格是为美国的读者写这本书的。书中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词，指的是“我们美国人”，这几乎使人很为难。他涉及到许多很不相同的论题，有时也论述一些他了解得还不深的问题。他预料许多读者会不同意某些论点，但他关心的不是任何个别细节，而是他所试图证实的一整套较大的命题。
在一定程度上，基辛格看来接受了所有关于苏联实力的性质的传统论点，看上去他几乎是个正统的“冷战斗士”，但在更仔细地研讨了他的著作内容后，就可看出他和别人所讲的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他承认苏联富有侵略性的同时，他对苏联的成就以及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成就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苏联人不是什么“超人”，至少在基辛格看来不是如此他们也不是只要求美国停止扩张的所谓“被误解了的和平派”。基辛格抛弃了这一切对苏联行径的传统解释，实际上他指出，是美国的政策为苏联的侵略行动开了方便之门。假如美国想要求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它就得采取一些使这种秩序得以实现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才行。
在基本上属于乐观的分析的范围内，这种分析向美国的领导人指出，美国的问题虽然困难，但并非不能解决，基辛格主张政府的最高一级人员需要更大的政治才能。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打算向聚集在对外关系协会中的那样的人呼吁。这本书描述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不能用技术上的或“耍手腕”的突破来解决，并且暗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那些准备担当风险的人的智力上的严峻和性格上的坚韧。基辛格对那些曾在法律界和实业界得到锻炼的人能否对付外交上困难的政治问题表示怀疑，但同时，也并没有提出从别的职业圈中物色人才的建议。实际上，他是在告诉协会的同行们，如果他们愿意“回到学校”学习一下原子时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会比当时正在处理国事的那些人干得更好一些。亨利·基辛格十分乐于充当他们的主要教师。
在他生活中最关键的这一段时期中，他的另一重要的关系也证明了上述对基辛格著书的用意的解释并不是牵强附会的。1956年，在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理事长期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计划，目的为了研究今后十年内美国的行动方向。基辛格被任为这一计划的主任，从这个计划开始成立直到1958年6月，那时，他辞去了上述职务，但仍留在这个小组里担任顾问兼小组计划委员会委员。大约在同一时期，纳尔逊·洛克菲勒也辞去理事长职务去参加纽约州的州长竞选。其次，这个小组的任务已大体完成；它的各个分组提出的报告开始在1958年发表，并在1961年汇集成单行本出版。其后劳伦斯·洛克菲勒接任理事长，他阐述这一计划的三个主要目标说“确定今后十年至十五年中美国将受到挑战的重大问题和机会；阐明必须启发和指导接受这些重大挑战的举国一致的目的和目标；形成一套能够作为制定国家政策和决定的良好基础的概念和原则。”基辛格作为特别研究计划的主任，在这项研究工作中起着重大作用，他也是第二分组在1958年1月发表的文件《世界安全：军事方面》的主要执笔人；这个文件，实际上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缩写本。
除了在美国之外，这种特别研究计划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很难想像在法国、英国、德国或意大利会成立这样一个小组。而在五十年代中期的美国，这样一个事业似乎并无什么不当之处。一个小型的计划委员会成立了，配有一个效率甚高的工作班子。一批卓越的美国男女被提名为综合组成员。和这种类型的其他组织一样，它总努力使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有几个妇女，一个黑人，一个一望便知的天主教徒和两个著名的工会工作者。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仅仅是由于有声望——实业家、律师、出版家、教授、政界人物、大学校长、基金会的理事、监事等等。在综合组中，至少有几个也曾参加过基辛格的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综合组主席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前助理国务卿和驻巴西大使小阿道夫·伯利；成员有：康涅狄格州州长、前驻印度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物价管理专员切斯特·鲍尔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战后美国驻德部队总司令、大陆制罐公司董事长卢修斯·克莱将军；明尼阿波利斯市《明星与论坛报》的发行人约翰·考尔斯；医药公司经理贾斯廷·达特；达特默思学院院长、美洲事务联络处主任助理约翰·迪基；卡耐基基金会总经理、后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全国城市联盟执行理事莱斯特·格兰杰；卡里尔·哈斯金斯；圣玛利亚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妇女家庭月刊》公共事务编辑玛格丽特·希基；报纸发行人、妇女军团首任主任、后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投资银行家及保险公司经理德弗罗·约瑟夫斯；哈佛大学法律教授米尔顿·卡茨；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总统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小詹姆斯·基里安；《时代》、《生活》及《幸福》杂志的亨利·卢斯；前联邦储备系统委员会主席托马斯·麦凯布；小詹姆斯·麦科马克将军；芝加哥大学哲学和希腊文教授理查德·麦基翁；工会负责人李·明顿；贝尔和豪厄尔公司总经理、后任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查尔斯·柏西；美国无线电公司及全国广播公司董事戴维·萨尔诺夫；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工作的律师查尔斯·斯波福德；前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劳伦斯辐射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保险公司经理弗雷札耳·怀尔德；在小组中短暂工作过的还有前海军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任财政部长的罗伯特·安德森；另有戈登·迪安。这些综合组的成员，和其他一些不太有名的人，还各参加六个分组中某一分组工作。
基辛格由于跟这一计划有关系，所以交游的范围扩大到一些更为知名的美国人，这些人在担任社会公职上是全国闻名的。他们都是超乎寻常地忙碌，所以，给各分组提供最终写出报告所需的材料的任务，便落在工作人员和一百名左右顾问的肩上了。这些报告的质量高低不等，恰当地反映了所有这类合作研究计划的局限性。但基辛格没有理由因为曾经为此项计划工作过而抱憾。他替自己的思想找到了又一个论坛。而更重要的是，这使他有机会结识纳尔逊·洛克菲勒。他们两人一起主管这一计划，关系极其密切。洛克菲勒成了基辛格的朋友。
如果没有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一特别研究计划是不能想像的。他鼓励人们积极努力，并且正是他的声望使原来正忙于别的事业的男女接受他的邀请，参加一起工作。纳尔逊·洛克菲勒在1956年邀请他们时，最大的资产就是他的名字，他未来的政治前程在当时也许还不是多么明显的资产。尽管纳尔逊·洛克菲勒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由选举产生的要职，但在1956年，共和党内、外的许多人士都希望，他总有一天会竞争一个高级职位，也可能就是竞选当总统。洛克菲勒的亿万家财加上他那受到普遍赏识的政治品格，使这种希望并不完全像个海外奇谈。洛克菲勒有一些政府工作的经验，但跟那些在联邦政府官僚机构中接受某种委任而进进出出的人以及在其他地方担任主要职务的人相比，他对政治的熟悉并不更多一些。洛克菲勒热切地请教有关国家政策的基础知识。他的赫赫大名、声望和年龄不允许他从政治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去做。在美国的制度里，对他来说，追逐一个更高的职位是有意义的。
很多参加特别研究计划综合组的人都意识到，他们是和一位在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有望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在一起。他们决定参加这个小组并不是不受这一想法的影响，尽管多数人接受邀请是他们相信此项研究有前途，并可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因得到邀请而深感荣幸，因受到一位绝对相信这一事业的极端重要性的人的重视而感到欣慰。洛克菲勒的热情使他们高兴，他的精力和热情又颇有感染力。有一切理由希望这项工作会取得成功。纳尔逊·洛克菲勒表现出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活跃的理事长，对工作非常认真。综合组的会议，无论是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办事处举行的，还是偶尔在纳尔逊·洛克菲勒家里召开的，场面都是热烈和富有生气的。至少，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是这样。
特别研究计划引以为荣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客观性，它把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方面的人都包括进来几乎看成为信守不渝的信条，这个组织的存在，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种谴责。共和党在华盛顿重新执政后四年，纽约一个知名的共和党人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为以后的国家政策制定一些指导方针。一个精力旺盛的、赢得多数最热心的党员同情和支持的共和党政府，是不会寻找一个借口去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虽然洛克菲勒避免批评总统或任何一个在华盛顿当权的人，但提出要搞另一套政策这件事至少是暗示着对目前状态的不满。显然，艾森豪威尔的“班子”没有包括一批相信共和党人能够干得更好一些的较为年轻的男女。
特别研究计划对于在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能够取得一致看法这一假设，甚至都没有想到要提出疑问。在1956年，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召来会聚一堂，再加上一批无党派人士，接着便等待随后获得一致意见，这种想法看起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自然，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例如，阿道夫·伯利和爱德华·特勒两人的看法并不总是相同的，其他的人也各有看法。但是，谁都不希望这个小组解散，谁也不认为这个小组应该解散。大家希望取得一致意见，而且，也是这样打算的。如果是在萧条时期，这样一种做法不可能如此奏效。如果在约翰逊当总统的最后几年里，它也是不可能想像的。但在1956年的特定情况下，这种做法看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没有谁对小组的“代表性”表示异议，也没有谁因为小组提出的任何建议而愤然辞职。举国思想的一致似乎是真实的，尽管不少报告中对政府的一些具体政策有所指摘，但是语调并不尖锐，内容也较温和。
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时机，纳尔逊·洛克菲勒表现像个渴求知识的学生。特别研究计划给予洛克菲勒在国家政策方面所缺乏的基础教育，比任何一种经历所能给予的要多得多。他的主要教员是基辛格。基辛格负责协调研究工作，同时接受了随时向理事长报告进展情况的任务。他说明各组的工作，时常与洛克菲勒会面，有时就和洛克菲勒这样地位的人手下的大批工作人员中的某一个同去。基辛格既是洛克菲勒个人的教员，又是洛克菲勒周围的人们的教员，并很快赢得了这两方面人的尊敬，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建议都被热情地接受。洛克菲勒在好几种意义上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产”。那些保护洛克菲勒的人，或者那些认为自己需要这样做的人，小心翼翼地保护他的名誉，不愿看到它受到污损。不让洛克菲勒的名字与一些可能引起反对意见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不像基辛格（他是以一种与他们很不一样的哲学生活的）那样似乎急于要他们的上级去冒“风险”。他们看到这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并不进行任何阻碍，但他们决不忘记在政治上小心谨慎的重要性。这样，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是，这些报告就跟本来可能有的那样不同，多少有点儿像温吞水一样不会引起争执。同样，不可避免的，他们又花了很大力气，要保证使这些报告为综合小组的全体成员所同意。
洛克菲勒在法律和实业界的那些伙伴，在他们自己或其同事在联邦官僚机构任职后，处事与这些人极为相似。基辛格在纽约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对美国律师和实业家态度的看法。基辛格去纽约时，他对自己本行之外的其他行业知之甚少。而回坎布里奇时，他对其他行业中某些主要人物的想法和言论，已有了广泛的了解。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好些人有了交往，并且珍视与这些人的友谊。在白宫的繁重职务把他推向很不相同的方向之前，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了基辛格的知心朋友。他喜欢基辛格，钦佩他的聪明和机智，很乐于和他相处。洛克菲勒在与基辛格交谈中，学得了许多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知识。洛克菲勒凭借自己有关拉丁美洲问题的丰富知识，对核武器的出现如何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事，能有较深的理解。由于通过个别接触能学习得更好些，他花了许多时间与基辛格在一起。基辛格对这种交谊也感到欣慰，不仅仅是因为他钦佩洛克菲勒的忠诚与热情。他知道洛克菲勒十分器重他，对此他不可能不受感动。
基辛格在纽约遇到的许多人中，卡里尔·哈斯金斯和约翰·加德纳两人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所长哈斯金斯是基辛格所熟识的第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哈斯金斯既协助对外关系协会的研究工作，又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报告尽过力。基辛格十分敬慕他。他非常赞赏他的鉴别能力，几乎把自己所写的全部手稿都送给他审阅。基辛格深知文章要写得好是多么不易，他很欣赏哈斯金斯的优美的文笔。哈斯金斯的文笔不仅在他作为卡耐基研究所所长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而且在他的书信中也体现出来，这些书信使基辛格赞叹不已。他感谢对外关系协会，使他结识了哈斯金斯这样一位异常温厚文雅的人。
通过特别研究计划，基辛格还结识了卡耐基基金会总经理约翰·加德纳。他们之间又形成了亲密的关系，长时间的交谈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专心研究“美德”问题的加德纳，作为学者，他理解在一个民主政体里要达到称职的高水平是怎样的困难，同时，作为公仆，他又有决心来达到这一目的。他是个重视行动的知识分子，非常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更多的人。他和基辛格成了好朋友。加德纳给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计划所写的报告有很多是出自他们两人许多月来在纽约的谈话。基辛格有理由感谢这样的一些友谊。
纽约是基辛格开始他的美国生活的地方。正如他为了了解美国的一些情况而必须离开华盛顿高地一样，他需要暂时离开坎布里奇，以便更深刻地领会美国知识界和政治界的种种经验。在基辛格在和洛克菲勒的接触中，同他和对外关系协会的接触中一样，教师也变成了学生。基辛格平生深知如何倾听别人的看法，而当他同那些比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丰富得多的人一起，需要他专心倾听的时候，他获得了很大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