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而作
亨利·基辛格在1954年初结束了他的题为《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的博士论文。在出版了他更为有名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之后，他的博士论文又作为一部专著正式出版，但这部书稿在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接受出版之前，曾被好几家出版公司拒绝过；这本书是在英国印刷的，由于发生了一次罢工，使该书无法运来美国，又拖延了出版时间。在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拖延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外关系协会在接受了这个研究任务之后，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催促早日出版。此事经与哈泼出版公司商定，取得了保证；公司表示尽快出书。读过《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而能对基辛格的其他旨趣所在有任何了解的人寥寥无几，读了那本书以后认为也有必要读一下《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的人也不太多。不然的话，他们会立即注意到，基辛格在论述核武器的著作里，运用他对十九世纪初期的研究中所获得的见识达到了什么样程度。基辛格充分利用了他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的那些岁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某些最重要的概念，就来自基辛格对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和政治所进行的长期的、几乎是悠闲的研究。
《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并非一篇典型的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它也一点不具备当时哈佛大学学位论文的特色。它事实上是一篇个人色彩很浓的文件—几乎是基辛格与他本人之间的一席对话。基辛格设法采用了一种不落俗套的分析方法——一种很容易被否定为稀奇古怪的方法——然后着手运用他的方法得出结论，而这些结论跟传统上大多数对梅特涅、卡斯尔雷、维也纳会议以及拿破仑最终失败以后这个时期的分析是显著地相矛盾的。基辛格完全懂得为什么梅特涅的名声在美国学术界中这样坏——他们把他当作一个反对人物来看待，在当代经典性的教科书中，有一本就称他是“自封的当代反动势力的代言人”，但是这些看法并没有使基辛格受到多大的妨碍（或影响）。基辛格不想为这个十九世纪奥地利最伟大的政治家恢复名誉。即使他准备这样做，他也不幻想这篇博士论文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基辛格的兴趣不在于梅特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在于梅特涅所不得不应付的那些问题。他之所以选择拿破仑时代，是因为他认为那个时代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相似。这本专门讨论梅特涅与卡斯尔雷的书，正如它的副题所表明的那样，实在是一本研究战争、建立和平以及保持和平的书。这些主题使基辛格感到兴趣，正是因为它们促使他去思考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结构的关系，以及在一个革命时代中，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研究十九世纪初期那几十年里与奥地利、英国、俄国、普鲁士和法国有关的行动时，基辛格十分专心地注意这些大事的寓意，借以理解二十世纪中期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德国有关的动荡的国际秩序。他注重尊重学术传统，避免过于明确地进行类比，但是在他头脑里这种类比思想从未消失过。
有些人会说，鼓励学生有这样的自由的高校制度总不至于一无是处。由于基辛格踏进了一所具有独特长处的大学，因而能够以非常奇特的方式探讨一个相当不落俗套的题目。但哈佛大学的长处几乎总是被人们说得不甚确切的。人们认为它的长处完全在于它有一批不同凡响的教授、无与伦比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设备。对于这些设备的重要性当然不应加以轻视，但必须指出的是，像许多研究生一样，基辛格从这些方面获益较少，而从其他肉眼不太注意的方面到获益甚多。具体说来，基辛格获益于哈佛大学这个学术机构的自负与自信，获益于能够就那个研究课题向周围比他懂得更多的当代人求教，即使在他们懂得不多的时候，他们也准备就他的结论同他辩论。最后，他获益于一种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并不要求教授们卖弄才学，也不要求他们去介入对他们来说应该避免介入的问题。基辛格的学位论文不可能在美国别的许多大学里写出来，这不是因为别的大学缺少一个像哈佛那样超凡的图书馆，而是因为它们既没有那种传统，又不具备那种敢于让学生中的许多人随心所欲的自信。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的年代里正是这样干的。就在这段时期，他才摆脱掉他自己造成的孤独。他开始会见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他承担了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的教学；他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他命名为《合流》的季刊。他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他找到一位教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之后，便自由地开步走了。要是在一个比较按常规组织的系科里，对于基辛格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学位论文是否合适，或者他准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可能是会提出疑问来的。但是在政治系里，这两个问题连谈都没有谈起。在五十年代初期，这个系教学较为松散，开设了几门各不相同的学科。主持这个系的那些人，也不大干预同事们已经表示同意的事。
由于这种学院制度提供了许多这样独立行动的机会，基辛格有充分理由予以赞同。然而，他一再自问这样的专业是否合适。在大学读书时，他曾经认真地考虑过，是攻读法律呢，还是学医。他甚至去上了医学预科的课程，认为自己也许有一天会想投考医学院的。后来这个前景不再向他召唤了，但是攻读法律仍然是他向往的事。他很想知道，得一个法律学位是否能为他提供一种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人所绝不可能想望的活动范围。他环顾周围，研究生的生活似乎充满着困难，没有乐趣，而且狭隘，似乎同许多他最感兴趣的事物都是隔绝的。这是不是一种警告，告诉他这就是学院生涯为他准备的一切呢？他是否真的愿意在大学环境里度过他的一生？他是否应该在政治系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最后他决定留在大学里，部分原因是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出生在德国的环境下的人来说，当一个教授的经历，前景是有非常特殊的吸引力的；另外也因为他有一种直觉，一种正确的直觉，认为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他能够按自己的心愿安排自己的一生。
这些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使人们注意到基辛格当研究生时坎布里奇的大学生活中的某些明显的特点。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正式讲授是极少的；在这个学术部门中，对于德国的兴趣总的来说比较小，哈布斯堡皇室统治下的奥地利，其实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人们对于基辛格的研究课题没有什么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基辛格毫不在乎。甚至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一般人对这个题目罔然无知，从而使他得到了裨益。他系统地读遍了有关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已经发表的主要著作。最初，他有点怀疑：有关这个题目的著作会对他有用吗？基辛格的朋友、研究生时的同学、已故的克劳斯·爱泼斯坦——基辛格很钦佩他的渊博学识，而他也读过基辛格的全部原稿——说服了基辛格，使他相信不读完全部著作是不可能论述梅特涅的。有人劝他说，要写关于卡斯尔雷的论文也同样如此。他照朋友们的意思去做了，他非常认真地着手阅读与他的论文题目有关的一些次要著作。最后当他着手准备那份加有注释的参考书目时，他列出了已经阅读过的书有一百余种，其中只有少数是美国学者的著作。他发现这些著作绝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的作品。对于其中的一本，他写道：“这是一本写得很好、偶尔也写得很出色的书，但是拿来作认真研究之用，则未免过于单薄了”；对于另一本书，他说：“又一本肤浅的描写战争之作，把英国对付希特勒的经验同英国对付拿破仑的经验作了明显的类比。”那么，这是否就是基辛格的有名的妄自尊大的早期表现呢？完全不是。美国出的那些书是拙劣的；其他那些由德国和英国学者写的原著，只要是好的，都受到了赞扬。基辛格当时是否想成为研究梅特涅式外交的唯的一美国专家呢？不，他对此毫无兴趣。开辟一个学术领域，然后把这个领域作为非我莫属的领地，这对他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
基辛格决定论述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这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对他们生平的研究，也许能使他得到教益。从理论上说，政治系的任何其他研究生也可能选择同样的题目，并且以大体上同样的方式进行研究。但事实上，不可能那样。基辛格主要是依靠他的智力，然而，除此之外，他还具有另一股无可争辩的力量：他有意独辟蹊径进行试验。他知道别人很尊重他，会让他去做他希望做的事。没有人跑出来对他说他还没有把卡斯尔雷的全部文件查阅过。若是在另一个不那么自信，不那么自足的学院环境里，或许就会有人提醒基辛格说，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在坐下来论述卡斯尔雷之前，曾经查遍了伦敦、维也纳、柏林、列宁格勒、汉诺威和巴黎的档案馆。基辛格是否相信只要利用威德纳图书馆所收藏的资料便可研究这个题目呢？哈佛大学没有人硬要基辛格写一篇能符合传统的治学准则的学位论文。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哈佛大学的自信允许它的教授们尝尝这样的美好滋味，那就是认为他们所宣称的一切就是治学准则。
基辛格得到了“漫游”的自由。他的工作几乎是不受监督的。没有人强要他按照一种特定方式进行研究或催促他尽快完成。没有人以为他的研究会改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或取代那些更为正统的分析。哈佛大学听凭基辛格完全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解决他的知识问题。到头来他主要是为自己而写作。没有人等着他的著作去复印；也没有人以为他的著作将会引起巨大的震动。对于一个写作目的主要是使自己受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难以想像有一系列比这更为幸运的条件了。
那么，基辛格学到了点什么呢？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而几乎所有这些东西都与当代世界有看某些联系。基辛格从探索如何实现和平的问题着手。他认识到和平不能成为外交政策的目的，他认为，和平只是正当地考虑并明智地执行政策所带来的额外报偿。他的著作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反思起来，追求和平的力气花得最少的那些时代，看来反倒是最太平的时代。”这里他并不是在说讽刺话，基辛格写道，在把和平作为第一目标的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里，每个国家都处于最残酷无情的国家的摆布之下。因为这里存在着对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进行安抚，并接受它的即使是无理的要求的最大诱因。这样的形势只能产生巨大的不稳定与不安全。
在基辛格看来，由于一个国际体系的目的是稳定，关键就在于谋划实现稳定的方法。在基辛格的心目中，稳定有赖于“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赖于一个“有关各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的性质，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许的目标与方法”的国际协议。基辛格提出了一种他以后著作中从未放弃过的区别不同性质的事物的标准。他把两种国际秩序进行比较：一种他称之为“合法的”，另一种则称之为“革命的”。对他来说，这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一个把两者混淆起来的政治家，或者一个想像自己是生活在这一种国际秩序中而实际上却生活在另一种国际秩序之中的政治家，必然会犯外交上的错误。基辛格承认，战争可能在一个合法的秩序中发生，但他坚持说，这样的战争将是局部的，而且可采用外交方法加以解决。他给外交下的定义很简单：“通过谈判，解决分歧。”那些承认某一特定国际秩序为合法的国家能通过谈判解决他们的分歧。然而，当一个国家坚持认为这个国际秩序为非法时，外交活动便不能奉效了。像这样的一种国家即是革命的国家，当它向既定的国际秩序挑战时，它实际上是要求撇开现存的秩序而以另一种秩序代替它。
从理论上说，基辛格所论述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家面临的问题，而事实上，他是在探讨二十世纪中期国际体系的性质。他与许多其他人一起提出了苏联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
革命的强国的问题。对基辛格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可以泰然置之的问题。苏联是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呢，还是想改变那个体系？有些人认为苏联的行动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指出了苏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遇到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情导致苏联领导人产生猜疑并感到不安全，而现在则应对此表示同情与谅解。这种讲法，基辛格是不大同意的。对于有些人的议论，例如认为，俄国之所以念念不忘于能够防守的边界，是反映了俄国革命以后那段时期的悲惨历史，基辛格解释说，在任何一种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中，不安全感是必然都会有的。他解释说，不安全是一个国家体系常见的现象，正如死亡是人类体系常见的现象一样。国家感到威胁是理所当然的，不足为奇。然而，使基辛格关心并使他认为事关重大的是，某些国家拒绝别国的保证。它们的要求是“绝对安全”，照基辛格看来，这是一个不能立足的要求。一个坚持要求“绝对安全”的国家是“革命的”国家。假如它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话，其他所有国家就统统不安全了。
任何一个国际秩序，只要其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谈判便无法进行；外交家也许会进行会谈，但是达成有意义的协议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实际上，基辛格的意思是，外交家将各持一端，没有共同语言。然而，那些非革命国家觉得难以承认这一点；基辛格写道，他们宁愿相信，他们是能够与“革命的”国家相处的。只要有“诚意”以及“达成”协议的愿望就行。他们不愿接受现实存在的僵持局面，他们想相信“革命的”国家只是在夸大它的立场，借以得到某些战术上的好处。由于相信有限的妥协早晚会导致“解冻”，而“解冻”则又有助于产生讨论基本问题的愿望，因此他们坚信最终将会达成协议。基辛格写道，非革命国家认为难以接受这样的命题，即“革命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容谈判的“漫无限制的目标”。认为“革命的”国家无意仲裁分歧，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事实上在于扰乱忠于政府的人心——这种思想对于一个非革命国家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基辛格说，当一个国际体系中有着一个“革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很强大的话，其结果往往是出现军备竞赛或者战争。
基辛格追溯1812年出现的拿破仑帝国，他发现这个帝国成功地破坏了早些时候欧洲的那些关于合法性的观念，但是它自身的存在却没有得到保证。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拿破仑帝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在于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军事上被打败的民族身上的能力。然而，如果那些民族不承认他们的失败是最后的失败，那么又会怎样呢？欧洲会允许别人用武力把它组织起来，这一结论并非言之过早。那么怎样把它组织起来呢？按照基辛格的意见，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这两个人为最终创立新的欧洲均势提供了原则。基辛格并没有认为，这方面的成就完全依赖于这两个人的直觉的能力。为了使他们的概念能被人接受，重要的是把他们的概念按照他们自己国家的需要进行修改。各国的需要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任何国际体系中，不同的需要必须加以调和；在任何同盟中，情况亦然。英国和奥地利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因此基辛格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区别，即他所称之为“岛屿”强国同“大陆”强国的区别。
英国是岛屿强国，而奥地利是大陆强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的问题；基辛格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两者各以极不相同的方法来看待外交政策问题。尽管基辛格在这本他自称只论述十九世纪的书里，不愿意谈及二十世纪，但书里显然暗示着，至少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止，美国是一个岛屿强国。美国对安全的定义必须区别于一个大陆国家对安全的定义。因此，在十九世纪，正如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之间一样，他们的看法也决不会完全相同。他们的利害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各不相容的。谁都不可能充分地放弃自己的先入之见去采纳对方的见解。如果谁这样做了，也不一定会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
卡斯尔雷制订了一种适合岛屿强国需要的政策。英国，由于基本的地理因素关系，相信只有当赤裸裸的侵略发生时，并且只有能提出证据以说明整个欧洲陷于某个人势力的威胁之下时，它才认为自己受到了危险。奥地利呢，由于地处欧洲中心，对于迟早可能影响它的安全的事件不能抱有乐观的看法。它不敢坐等侵略发生；它始终关心如何先发制人以阻止动乱。基辛格认为，地理学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形象中是有重大意义的，但他又不赞成把地理学看作唯的一重要因素。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也同样重要。政治家倘若忽视他的社会的内部弱点或者夸大他的社会的力量，不管这种弱点和力量是以人民的决心还是以人民的团结来衡量，他就忽略了他从事的这个政治职业的基本原理了。
英国这个岛屿强国在其政体上是绝对安全的；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各种思潮，任凭它们怎样强大，也不可能威胁到这个政体。奥地利是残存的封建大国之一，又是一个使用好几国语言的王国，境内有许多文明水平不同的民族。它的国内制度是脆弱的；在民族主义日益增长的年代中，对所有相信民族主义是未来的潮流的人来说，奥地利帝国的存在似乎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奥地利深切地知道自身的脆弱性，因而不敢听任社会动乱在任何地方出现。一旦大火燃烧起来，便难以收拾。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说服两个利益如此截然相反的国家，把它们的分歧放到从属地位上去，而赞成一项共同的政策呢？英国，由于它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政治结构，坚持一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是合理的；它感到自身绝对安全，因此认为不必取得一项保证，要别国保持一种特定的政治局面。奥地利不存在这样的有利条件，别处发生的事件马上会影响它的安全，因而它主张要有一种
进行干涉的普遍权利也是有道理的。两种明显不同的民族利益——尽管都是可以理解的和合理的——却不容易结合在一起，然而，基辛格说明了如何使这两者最终调和起来。
有一点基辛格是肯定的：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为欧洲缔造的这种稳定的国际秩序，为和平得以维持一个世纪之久创造了条件。基辛格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他看到欧洲为享受到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基辛格写道，在十九世纪，欧洲人居然相信他们可以享有各种利益——物资繁荣，削减军备和持久和平。他说，这是一种“太平盛世的迷信”；这种迷信对他没有多大吸引力，特别是当他回想起这种纯洁无邪的时代是以空前残酷和具有无比破坏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的。
在发出这个悲剧性的论调，以及提出“一个人即使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结果还是丧失掉他一心向往的东西”这个见解时，基辛格使用一句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后来这句成语越来越经常地在他的著作中出现。无论如何，基辛格都不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研究家。然而，他的著作却大量引证希腊悲剧，经常反复地提及从希腊原文中引来的一些人物形象。他看到，人常常是在完成他准备完成的事业，但到最后发现他所完成的事业只是一场空。在某种程度上说，梅特涅已获得了任何奥地利首脑都会珍视的那种胜利。他的成就保证了奥地利帝国一时的生存，但最后也促成了帝国的消亡。几年后基辛格在写到傅斯麦的时候也下了同样的断语。在人类事务中是没有永久的胜利的。
鉴于基辛格对人类经验的性质的看法，鉴于他反复强调领导的重要性，他对于领袖人物的分析一般来说都是复杂的，充满着细微的差别，有时候，例如对梅特涅的分析，也是暧昧不明的，那是有意这样的。基辛格把梅特涅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十八世纪的人物——冷静而优雅，明智而机敏。他把梅特涅看成是“一个洛可可式的人物，复杂、沉着、面面俱到，像一块八面玲珑的棱镜”。基辛格写道“他的面貌是优美的，但缺乏深度；他的谈话才华横溢，但缺乏根本的严肃性。不论在沙龙里还是在内阁里，会客时，他都是同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他是十八世纪贵族的至善至美的理想。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如此，而是因为他实际存在着罢了。而假如说梅特涅始终未能同新时代妥协，这不是因为他未能理解新时代的重要意义，而是因为他蔑视新时代。这样，他的命运也就成了奥地利的命运。”对于那些以为梅特涅就是基辛格自己的最完美的理想人物的人来说，读到类似上面引述的章句，应当引起注意。基辛格写到“他（指梅特涅）在年轻时代学到的那些几乎是冷漠无情的玩弄手腕的权术的手段”，并且详述了梅特涅奸恶与狡猾。梅特涅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对于华而不实的文明，他只有蔑视，可是他自己又不得不在这种文明里度过一生。尽管奥地利处于险恶的形势之下，他还是尽一切努力维护这个国家，但是到头来，他还是失败了。在基辛格的心目中，他的失败同他的成功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堵住了潮流，但是他没有力量逃避最后的毁灭。他不懂得使奥地利顺应世界上各种新兴力量的必要性，却错误地以为，那种国际体系能永久顺应奥地利的需要。
基辛格钦佩梅特涅的聪明才智，并且对于他的谈判手腕有深刻的印象。但基辛格认识到聪明才智和谈判手腕都无法保证奥地利帝国的未来安全。在基辛格看来，梅特涅的长处是什么呢？第一，梅特涅是个现实主义者；而那些反对他的人几乎都是空想家。第二，梅特涅一心要成为一个政治家，对于政治手腕包含什么内容，他是有一个精确的见解的。梅特涅认为，它包含对“研究国家之间利害关系的科学”的了解。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这门科学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把握的，它们制约着整个国际，犹如自然规律制约着自然界一样。这种思想，对一个用十八世纪眼光看世界的人来说是完全合拍的。梅特涅生前备受人们的憎恨；基辛格说，对于梅特涅的“沾沾自喜的自满或者固执不化的保守主义”，并不是人人都有好感的。然而，那并不损害梅特涅的出色的外交才干，他的这种才干，照基辛格看法，虽然不是登峰造极，也是很高超的。基辛格认为梅特涅的天才在于“耍弄手腕”，而不是“独具创见”。概言之，“他擅长于权术，而不擅长于建设”。正如基辛格说的，梅特涅的十八世纪的偏见还使他在其他方面受到限制，“他的理性主义常使他把一个词藻华丽的宣言错看成一种已经实现的行动。”基辛格认为梅特涅是一个“平庸的战略家，但是一个伟大的战术家”，并且特别称赞他“对于细微差别的敏感”。
基辛格认为梅特涅具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梅特涅知道拿破仑是一个“革命者”，并认识到要满足这样的一个国家领袖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妥协、让步或者结盟，都不能满足拿破仑的要求。梅特涅承认，拿破仑借助武力可能有朝一日会征服全世界。但是他不相信拿破仑能拥有这世界。梅特涅从未低估他的对手，但是这并不使他因而相信拿破仑的胜利将是永久的。基辛格写道，梅特涅重视的是制订一种能够保证奥地利生存的政策。当时再也没有什么比奥地利的生存问题更加危急的了。
由于相信拿破仑是不能被收买的——与法国结盟决不能保障奥地利的领土完整——梅特涅便着手推行一种旨在达到两种效果的方针：打败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以及保障奥地利帝国的生存。欧洲人几乎都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他们看来，法国象征着力量和未来；奥地利与之相比则似乎是衰弱的，不合时代要求的。梅特涅承认这样的事实：法国与奥地利分别代表着他那个时代的欧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两者并存似乎不大可能。因此，梅特涅得出结论，拿破仑必须走开。然而，他打算怎样实现这一大业呢？依靠狡猾、忍耐与权术。奥地利必须率先组织一个反法同盟，而且必须偷偷摸摸地、小心翼翼地去做。只要走错一步，引起拿破仑的怀疑，那肯定会使整个大厦崩塌。这就需要一名高明的外交家，一个善于同时进行许多不同谈判的外交大师。这个人必须懂得拿破仑的心思，既不低估，又不夸大拿破仑思想的特性。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这项行动需要一个合法的原则，梅特涅找到了这个原则，这便是和平。
根据基辛格的意见，这项行动极为冒险，但是梅特涅执行这项任务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梅特涅认识到拿破仑帝国的根本弱点是缺乏有保证的合法的皇位继承，并且了解拿破仑急于想弥补这个缺陷，于是便想出一个计策让他的皇上为这个法国皇帝帮个大忙。拿破仑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①的女儿联姻，最后就会使那个科西嘉暴发户（指拿破仑）合法化。梅特涅赶忙为联姻作出种种安排。在回顾导致1810年皇室联姻的谈判时，基辛格觉得这种情况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正如拿破仑的许多敌人不愿相信法国皇帝的政策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政策，而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可以和他讲道理的十八世纪的统治者一样，也正如这种看法曾使他们接连不断地被打败一样，现在，拿破仑也完全地误解了皇朝与皇朝间关系的性质。拿破仑相信，与奥地利公主结婚在奥地利政策方面会使他得到某些保证。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想法更荒谬的了，特别是正当梅特涅这样一个人执掌奥地利外交政策的时候。
梅特涅在1812年了解到拿破仑正在准备入侵俄国。奥地利该怎么反应呢？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奥地利只有三种选择：联俄，联法，或奉行一种武装中立政策。每种选择都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俄国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伙伴；它以往曾经至少有那么一次出卖过它的盟友奥地利。奥地利有什么理由再去冒这个险呢？此外，与俄国结盟等于是招致法国进攻奥地利，这样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法国结盟包含着另一种同样不能忽视的风险，它会危及奥地利在欧洲的道义上的声望。尽管联法政策可能符合奥地利的本身利益，但是欧洲的其余国家是决不会答应的。至于武装中立，这种政策的代价一定是非常高昂的。在要求他三者取一的情况下，梅特涅选择了同拿破仑有限结盟的政策。基辛格对此看得十分清楚，梅特涅作出抉择时道义上是暧昧不明的，但是他知道这项政策符合奥地利的利益。其中之一便是奥地利可免于法国入侵的危险，另外，它也可以不必武装自己了。急于想得到奥地利支持的拿破仑答应给奥地利装备一支三万人的辅助军团。拿破仑答应给奥地利很大的好处，包括拿破仑答应在打败俄国以后给奥地利增加领土，作为奥地利以最小规模加入战斗的一种报酬。
假如拿破仑成功了，奥地利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假使他失败了，俄国一定会逼奥地利放弃它与法国的联盟，转而参加一个反对拿破仑的欧洲大同盟。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奥地利总能得到好处。事实上，真正实行的是第二个方案。法国军队在俄国溃败的消息一传到维也纳，圣彼得堡就立即把它几个倡议中的第一个送给了奥地利。沙皇竭力要求奥地利抛弃与法国的联盟，并参加同盟国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梅特涅根本不考虑那么一回事；他向俄国人解释说：“一个依靠确认条约关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作为它唯一生存条件的国家，是不能够轻易地破坏盟约的。”梅特涅不愿看到别人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打垮拿破仑。如果要把合法性主要地同民族自决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话，像奥地利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就难以生存下去。如果奥地利要参加到反击拿破仑的同盟里去，那也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原则并以此为参加的条件。
通过考察，基辛格发现梅特涅的政策是“深思熟虑的，狡猾的”。虽然别人难以理解他的政策，但是梅特涅则胸有成竹。不过风险也很大。基辛格写道：“走错一步，就意味着灾难，而失去信任便会招致孤立。”梅特涅试图在奥地利能接受的原则基础上组织一个同盟。要做到这一点，奥地利不得不在欧洲的角逐中显出是一个中立的面孔，只关心恢复和平结果，梅特涅如愿以偿。用基辛格的话来讲，奥地利“获得了同盟国最高统帅的地位，…把战争从它的领土上转移了出去…，把同盟放在各国内阁的基础上，而不是放在各国人民的基础上，从而…保证了和平，而这种和平的合法性与奥地利的继续生存是一致的。”对于所有这一切，基辛格写道：“这样做虽不是英勇的行为，却是挽救了一个帝国。”
梅特涅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首要问题是使奥乩谕逊ü斯牡匚唬涑梢桓鲋辛⒐ＫＭ盟闹辛⒌匚唬啡纤魑魍Ｕ叩男庞⑶易詈笠砸桓龊推降拊煺叩淖颂鱿帧Ｃ诽啬哪康氖悄闷坡睾退牡腥嗣侵浣形有Ｕ饧卤匦胱龅檬鼓闷坡鼐霾荒芩蛋碌乩夯倭耸脑迹蛘弑撑蚜送牧恕Ｔ诘拊旌推降钠熘暮竺妫诽啬褂性缫荒康摹Ы蛄⒁桓鲂碌姆炊阅闷坡氐耐舜蛳禄。月惆碌乩墓谛枰？
在强调最后这一点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个论题，这个论题成为他以后所有的著作中的中心内容。基辛格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到它的国内结构。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合它自己的特定情况；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统治权不属于人民，民族自决原则在这里也是不可信赖的，所以它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种能尊重像奥地利这样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利的国际秩序。梅特涅知道，奥地利决不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奥地利民族。国际秩序必须考虑到能使奥地利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下去的合法原则。
英国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在把卡斯尔雷同梅特涅进行比较时，基辛格不大考虑他们两人的个人特性，而是较多地考虑可供这样两个很不相同的国家在外交政策上进行选择的种种方案。卡斯尔雷稳健、笨拙，是个实用主义者，而梅特涅，在基辛格看来，显得优雅、敏捷，是个理性主义者，但这一点远不及另一点重要，那就是，卡斯尔雷必须考虑到一个岛屿强国的各种利益，而梅特涅必须发展一种政策，使之适合一个多民族大陆国家的利益。英国在早些时候的政策曾经使它自己陷于孤立。基辛格写到“十年孤立的严峻考验”，并指出英国无意重蹈覆辙。但是，这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英吉利海峡是一道非常可靠的防线，欧洲大陆爆发的战争并没有像它影响维也纳那样影响伦敦。基辛格继续解释说，英国的议会立宪制没有受到流行的革命思想的危害，而奥地利的多民族君主制就不一样，它是受到威胁的。奥地利国家生存的合法性受到了一种理论的挑战，这种理论主张，只有以单个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当英国加入反法同盟时，它所关心的不是一种革命理论，它对此毫不在意，它关心的是拿破仑非常具体的统治全世界的雄心。英国的政治家始终反对让单独一个国家主宰欧洲大陆，他们历来认为这种控制会危害英国自身的安全。基辛格说，英国担心的是一种把英国排除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和平。而欧洲大陆害怕的则完全不一样，它害怕“持久的革命”。
从理论上讲，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都反对革命；其实他们对革命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岛屿强国的发言人，卡斯尔雷主要关心的是构想出一套保护欧洲在将来免受军事侵略的办法，所以他首先希望的是充当一个调停者。尽管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大多把卡斯尔雷描绘成一个死硬的保守派，但基辛格认为他是个中间派，这个人曾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旨在复仇的建议。英国人只有在一点上是墨守教条并毫不退让的：在制海权方面他们决不妥协，他们认为制海权对他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希望英国介入欧洲大陆将是一个罕有的重大事件，并且只有在为了应付某些紧急事变时才会发生。每当（或假如）这样的一种危险确实出现时，他们要求英国使用巨大的实力介入，否则，英国就应该不介入欧洲大陆的争端。基辛格写道，这种理论是完全同一个岛国的心理状态相适应的。
只要主要问题是为了打败拿破仑，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之间在对未来的看法上所存在的所有分歧之点是不明显的。梅特涅的目的，对卡斯尔雷来说，有时好像是难以捉摸的。卡斯尔雷为自己具有处事“光明正大”的声誉而自豪。但是人们一般都没有认识到这两个人是从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梅特涅忙于施展高度复杂的纵横捭阖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欧洲很少有人能看透。他在公开场合，和平的必要性从不离口，但在幕后，却竭力劝说奥地利皇帝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梅特涅完全懂得应当怎样去影响他的皇上。然而，照基辛格看来，梅特涅的绝招并不在于他知道如何对待他自己的皇上—一个头脑简单但又顽固不化的平庸之辈，而是在于他知道怎样对付拿破仑。梅特涅从来没有像拿破仑的另一些敌人那样犯过低估拿破仑无法无天的罪恶目的的错误。拿破仑懂得怎样利用别人的短视浅见。但是在梅特涅那里，他就无法得逞，因为梅特涅对于他的意图是不抱什么幻想的。梅特涅一点也不受这个法国皇帝的恐吓，他相信能够用外交手段打败拿破仑。这种情况是带有某些讽刺意味的。拿破仑之所以能征服别国，是因为他运用了他的敌人认为行不通的规则来作战的。梅特涅则运用外交手法造成了拿破仑的失败，而拿破仑甚至连这些手法是怎么一回事都弄不清楚。
梅特涅坚持说他的唯一目的是充当调停者，他的唯一兴趣在于和平，因而他成功地消除了拿破仑的疑虑。这个法国皇帝对于奥地利的诚意信以为真。他认为，一个父亲要与他女儿的丈夫作战，似乎是不能想像的。拿破仑对于君王的习性显然很不了解。然而，更严重的错误是拿破仑看不到与同盟国发生一次新的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按照基辛格所说，拿破仑有三个幻想：第一，他会迅速打败同盟国，从而使同盟很快瓦解；第二，什么时候他要同俄国议和，完全可由他决定；最后，虽然不能绝对指望奥地利的支援，但奥地利人保持中立却是大有希望的。拿破仑的这三点，算盘全打错了。梅特涅一本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仅仅是一个调停者，继续迫使所有交战国停战。这些交战国谁也不完全理解他的用意。连奥地利皇帝本人也只是部分地知道梅特涅的意图；同盟国方面则因为情况了解得更少而抱有怀疑的态度。
如果说他们最后终究同意了停战，那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可能从停战中得到好处。在这一点上获得成功之后，梅特涅继续进逼，他推出了他称之为合理的和平条件。同盟国方面进行了抵制，他们提出，梅特涅的条件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全，而他们自己正是为了这种安全才进行战斗的。他们不知道梅特涅正在玩弄什么花招，所以他们希望要求更好的条件。梅特涅认为，拿破仑对任何条件都会一概拒绝的。因此，向拿破仑提出宽厚的条件不存在危险。拿破仑肯定不会理睬这种和平建议，而这将可证明他是不妥协的。梅特涅胸有成竹；正如基辛格所说，当“同盟国正在陈述他们的和平条件”时，他却“在精心寻找一个战争的理由”。
基辛格利用这段插曲来说明一个他认为同更有普遍意义的一些谈判有关联的原理。他的兴趣不仅仅在于梅特涅一度用来对付拿破仑的那个策略。基辛格进而把两种谈判进行了对比：一种谈判是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进行的，各国都接受同样的规则，另一种谈判则涉及一个革命的强国，这个强国的主要兴趣在于改变那些规则。基辛格的意思是，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由于有希望达成协议，提出最高要求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谈判过程中，这些最高要求必然会被削减下来。然而，当对手是一个革命国家而且人们知道达成协议的希望极少时，那么以提出适度的条件为宜。这些适度的条件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而提出这些条件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则会被称赞为有温和忍让的风度。基辛格实际上就是说，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要求是认真地提出来的，同时，希望就这些要求进行谈判。当谈判牵涉到一个革命国家时，要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人们并不指望对方会认真对待这些要求。
基辛格看出梅特涅的所作所为带有某种危险性。假如拿破仑真是一个圆通机变的人，假如他看清了梅特涅所玩的花招，他可能会抓住并接受梅特涅所提出的条件。但梅特涅无须担忧，基辛格是这样解释的：“认为外交中竟也存在着完美的灵活性，那是外行人的幻想。”基辛格写道，如果拿破仑能改弦更张，那他就不再是拿破仑了。梅特涅的要求不只是割让某些领土，他还要求拿破仑不再支持革命的政策。拿破仑决不会答应这些要求。基辛格写道，最后，拿破仑被摧毁了，因为他未能认识到事物的极限。梅特涅希望他犯的错误，他都犯了。
梅特涅的目的达到了；他让世人看到拿破仑的目的是战争，不是和平，即使给以最优惠的条件，拿破仑也是不愿考虑的。一个新的反对拿破仑的同盟便组成了。原先是法国盟国的奥地利变成了法国的敌人。整个外交活动完美无缺得甚至连拿破仑也不能诉说奥地利违背了它的条约义务。在基辛格看来，这一项成就是了不起的。梅特涅的下一个问题是要懂得怎样对待他的新盟国。
沙皇要把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转变成为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奥地利不同意这样的战争。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梅特涅坚持认为这应当是一场“为了求得均势的内阁战争”。这是唯一的一种符合奥地利利益的战争。基辛格写道：“哲学家可能对这种政策的道德性提出非难，但是政治家却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而从中得益。”一个像奥地利那样的多民族国家不能打民族战争，一个像奥地利那样财政枯竭的国家不能进行长期战争。由于奥地利的生存“依靠对极限的认识，依靠条约的神圣性以及依靠制度的合法性”，梅特涅坚决主张一种不危及这些有利因素的结盟政策。奥地利国家缺乏一个坚实的民众基础，因此只能靠外交来争取本国的生存。梅特涅选择了一种对他来说是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而且使用得当。
基辛格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奉行任何政策，也不相信抉择政策仅仅依靠个别领袖的意志。实际上，奥地利的选择机会是非常少的；从来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有很多的选择机会。外交手腕就表现在如何在少数几个可供选择的机会中作出明智的抉择。奥地利是力图在民族主义时代中生存下去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它的政治家们知道，他们决不能指望得到舆论的支持。外交是奥地利的合适武器，但怎样运用这个武器，却并非人人精通。梅特涅是知道的，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策划，明确目标之后才着手实现，同时谋求取得尽可能广泛的道义上的赞助。他正确地估计了他的对手的意图，因而得到了成功；他知道如何对待他的同盟国；他能够完成使“奥地利国内的合法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原则”等同起来的特大功绩。他使国际体系接受了一整套适合于奥地利的原则。
当新的同盟正在建立的时候，奥地利处心积虑地不让英国在谈判中充任主要角色。这只会增加英国对奥地利的猜疑。梅特涅深知他自己所干的意味着什么。他不相信英国能理解或支持奥地利寻求温和的和平条件。假如英国干预的话，英国大概会拆穿梅特涅的把戏。因此，最好还是把英国排除在外。基辛格写道：“一个从未遭受灾难的大国要理解一种由于预感到大祸将临而奉行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条件不那么优越的一个盟国试图两方下注以避免风险的话，在这样一个大国看来，这不免是耍弄没出息的小聪明必然产生的结果。”英国决不会支持奥地利所力图完成的事业。就英国人来说，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都是简单的。如同基辛格所说，这个“岛屿强国”的边界是稳固的，只不过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像马基雅弗利那样过于玩弄权术，要求它们根据军事形势的需要而行事罢了。奥地利的义务是很明确的——它应立即参战，并且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把拿破仑推翻。基辛格写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对英国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对奥地利来说，就毫无意义了。英国的立场，表面上光明正大，直率而果断，但事实上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外交选择。正如基辛格所说，“一个完全受到义务约束的大国是没有谈判地位的。”
卡斯尔雷认为奥地利“优柔寡断”，正当他为此而悲叹之时，梅特涅却全面施展了他惯常的狡猾手法。他已看到战争之后总有一天要谈判和平。尽管梅特涅理解英国唯一关心是在于防止一个大国独霸欧洲大陆，但是他不认为奥地利应该单单注意这个问题，而把所有其他问题撇开不管。他已开始思考在同盟国胜利以后俄国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卡斯尔雷的目光盯住拿破仑这个唯一敌人，以为欧洲的各种问题将会由于拿破仑的溃败而结束。梅特涅则比他精明，他一方面绝不忘掉拿破仑，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对沙皇亚历山大极为提防。俄国人深入欧洲心脏地区的前景使梅特涅充满着不祥的预感。假如俄国把普鲁士希望得到的波兰领土抢到手，其后果对奥地利来说，将是很危险的。普鲁士在东欧受到挫折之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一个主要强国是符合它自己利益的。否则，普鲁士在东面失去了可以防御的边疆之后，也许很容易陷于俄国的势力之下。这两种状况都无法使梅特涅欢喜。
对比之下，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观点是不多的，并且是简单的：欧洲大陆遭到了拿破仑的严重蹂躏；欧洲大陆最迫切的愿望是从拿破仑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实现。如果拿破仑被打败了，欧洲就能重新和平。卡斯尔雷不愿相信俄国（或者任何其他同盟国）还能怀有其他的目的。法国，这个和平的扰乱者，必须在军事上予以镇压；这一点似乎就是英国最充分的政策目标了。卡斯尔雷相信，俄国是一个“已经得到满足的”大国，而和平的关键在于英俄之间的合作。只是当卡斯尔雷来到了欧洲大陆，对欧洲政治开始有更多的了解之后，他才开始怀疑：他在威斯敏斯特那么信心十足地发表的理论是否完全正确。他渐渐地但是明显地开始改变他的看法。他认为没有解决的、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奥地利难道不比俄国更热衷于恢复欧洲均势吗？卡斯尔雷没有完全放弃他对奥地利的某些残留的猜忌，但是他已开始怀疑自己的猜忌是否真有道理了。与此同时，卡斯尔雷在国内的许多同僚依然像过去一样怀有猜忌，这些人由于对反法同盟政策有疑虑才派卡斯尔雷到国外去的。他们只关心两件事：打败法国；把安特卫普赏给一个友好的大国。至于那些遥远的地方，无论是意大利、德意志或者波兰，对一个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屏障的国家并不构成威胁，他们则表示漠不关心。
基辛格写到了“同盟的危机”，他的这一章也许可以加上卡斯尔雷的教育这个副标题。梅特涅是同盟的主要缔造者，现在当同盟因有所成就反而威胁到自身的存在的时候，轮到卡斯尔雷来保卫同盟了。当卡斯尔雷来到欧洲大陆初期，他的行动与其他六位英国政治家中间的任何一个可能表现的一样。但突然间人们要求他去做更多的事。基辛格用一句话指明了他所面临的抉择的严重性，即这些事情对卡斯尔雷的考验比考验他“在逆境中英勇坚持”还要严峻得多。英国正被要求“提出自己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对别人提出的目标作出反应。基辛格写到英国正被要求“对现实作出一种新的解释”。这个“岛屿强国”正被推上世界舞台，而这绝不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地位。英国在参加反对拿破仑“暴政”的战争时争夺的绝不是这样一种地位。基辛格这样写的时候，他几乎肯定想到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当他指出那些“岛屿强国”一般总是不愿承认“战争可能由于内在的原因而产生”时，他把他的论点表述得更加清楚了；那些岛屿强国都愿意相信：战争是：“坏人的邪念”引起的。一个“没有满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国”这种概念是非常投合岛国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概念给那种把战争转变为“十字军式的讨伐”，以便惩罚首先挑起战争的邪恶势力的行为提供了决定性的辩解。
当卡斯尔雷离开伦敦时，他的同僚们只是关心一件事——打败拿破仑，让合法的国王路易十八复位。卡斯尔雷自己则怀有另一愿望——在争吵着的盟国之间充任一个调解者。当基辛格写到下面这一句话时，他无法抑制他的嘲讽：“假如战争是由于恶意造成的，那么善意岂不就可提供补救的办法。”这似乎是很容易办到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拿破仑强盛时，同盟国之间的团结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但当拿破仑摇摇欲坠、每个国家只顾及自身的前途时，同盟就难以维持了。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当敌人的力量被削弱到每个国家认为自己能单独对付时，那样同盟便要受到最坚决的成员国的摆布了。在一年之前，当奥地利军队对同盟说来是必不可少时，梅特涅的外交才能曾受到普遍的赞扬，但是那种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了。沙皇认为，他可以独自打败法国军队了；他同奥地利的合作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必不可少了。他认为同拿破仑进行和谈就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沙皇指出，推翻这个法国皇帝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战争中打败他。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亚历山大已经抓住了一般称为“共同努力”的合法原则。沙皇用了一句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成语；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战争有它自己的合法性，那就是胜利，而不是和平”。当梅特涅提出在和谈上再作一次努力时，他只不过激起了别人的猜忌而已。很少有人会赞同这种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使人无法解释的懦弱表现。基辛格说：“在胜利时刻表现适可而止，这只有后代人才会赞赏，当代人是很少会赏识的，因为对当代人来说，适可而止容易被看作是不必要的投降。”
梅特涅所作的种种细致区分，对于英国人来说不可能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梅特涅所坚持的区分抓住了事件的要害。梅特涅与亚历山大在关于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哪些条件这一基本问题上争吵起来。沙皇认为，假如能把战争转变为对拿破仑进行道义上的讨伐，并且，假如同盟国一如既往地彼此忠诚，那么就万事大吉了。梅特涅认为，这些不足以成为一个稳定秩序的保证。他坚持要有一个直截了当地阐述战争目标的声明，认为有了这样的声明才能保证新的均势，他并反对亚历山大提名瑞典王储、前元帅贝纳多德接替法国皇位。鉴于存在这些分歧，鉴于拿破仑的力量已被削弱，同盟国是否还能团结一致就成问题了。对法国皇帝的恐惧不再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而又没有替代它的东西。许多事情都得靠卡斯尔雷了；假如他狭隘地设想英国的利益，而且想的只是英国的利益，就像他的许多在下议院的同僚那样，那么俄国变成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有支配力量的大国，就完全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假如他对英国的利益有着远大的目光，下决心大力帮助梅特涅，照基辛格看来，卡斯尔雷就能够为正在实现中的欧洲稳定均势提供更多的机会。卡斯尔雷同梅特涅私下会谈了几次，就同盟的前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几次会谈表明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各人都知道他们在许多地方还得相互依靠，并且，都开始想到，向对方作出若干让步应是明智的举动。虽然卡斯尔雷明确表示支持波旁王朝复辟，认为这是使法国不再出现动乱的最大保证，但他还是愿意支持梅特涅的计划，同拿破仑进行最后一次接触。
事实证明，这些谈判完全是徒劳的。拿破仑根本不懂得在某一特定时刻需要作出什么让步。当军事形势对他有利时，他往往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当军事形势对他不利时，他才显出几分愿意适应同盟国的希望，但这时他发现（这是不足为奇的）对方已失去兴趣了。亚历山大始终说得十分清楚，除了一次成功的战役迫使拿破仑屈膝投降、俄国军队胜利地进入巴黎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能使他心满意足的了。亚历山大的这种坚持必须取得完全胜利的主张几乎造成同盟破裂。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奥地利不愿接受“永无止境的进军”的主张。梅特涅担心这种政策可能造成法国权力处于真空状态，但更担心这种战争将导致革命，而革命的结局他是下定决心要加以防止的。基辛格写道：“奥地利害怕别人长驱直入地向巴黎进军比害怕拿破仑的军队还要厉害。”
梅特涅体会到，除了努力在同盟中孤立俄国以外别无他法。这种政策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梅特涅小心谨慎地策划他的行动，正像过去他把自己的身份装扮为一个调停者，而实际上又盼望调停失败时所策划的一样。梅特涅要求沙皇发表一个阐明他的战争目标的声明。亚历山大答复说，他要打下巴黎，召开一个知名人士大会，请他们推选法国的未来统治者。亚历山大声称，大会无论推举谁当候选人，他都不在乎。他准备任命一个俄国总督统治巴黎，由总督负监督选举之责。沙皇认为这些条件是合理的，因为俄国人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在军事上功劳最大。基辛格的评语是“沙皇的建议完全是把自己作为欧洲命运的主宰。”
梅特涅无意赞同这样一个“主宰”。这场战争不是为了给法国建立一个新政府而打的；在他看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国际均势。梅特涅不愿同法国人民协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皇朝的问题。他反对那种认为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通过民众的同意才能取得的想法。假如这种标准普遍适用的话，那么哈布斯堡皇室就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他向卡斯尔雷明白指出，如果对亚历山大不加约束，奥地利打算退出同盟，并单独媾和。卡斯尔雷的处境是困难的；假如他没有行动的话，他便要承担眼看奥地利退出同盟的风险；假如他强迫亚历山大接受梅特涅的条件，他又要承担冒犯沙皇的风险。第二种风险看来小些。卡斯尔雷答应强迫沙皇在恢复战前边界即所谓“旧疆界”的协议基础上接受停战。
最后，奥地利同意俄国军队在某些条件下继续向巴黎进军。基辛格认为这些谈判是极其重要的，用他的话来说，这些谈判结束了“当人们把永恒友谊的声明看作永恒稳定的保证时所希望的太平时代”。基辛格写道，不仅如此，通过这些谈判还使人们“意识到虽然和平问题没有战争问题那样振奋人心，但是和平问题有其本身的逻辑，而且只有和平问题能辨明各民族所以遭受痛苦的理由”。基辛格说，最重要的结果是，“同盟国已经丢掉了幻想，度过了国家和人们的生活中最痛苦的危机而生存下来。”
有理智的人都会认识到，谈判和平的时机已经降临。拿破仑凭借他那超凡的魅力和武力已取得了他的合法地位，他无法相信他的灾难是由于他自己的处事不当而造成的。他宁可相信那是由于别人的恶意造成的。在基辛格看来，拿破仑正是由于他自己顽固的傲慢自恃才失败的。梅特涅拼命想控制局势并挽救拿破仑，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基辛格写道：
……当拿破仑在体验权力的极限时特涅则在认识施展权术的限度，因为这些情绪一经激发起来，凭意志的作用是不能把它们排除掉的。如果仅仅因为任何王朝的覆灭对奥地利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象征的话，那么梅特涅除了想对拿破仑的权力加以限制之外，从未有过其他想法。由于梅特涅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所以他现在试图把过去由他代庖的命运颠倒过来，企图要求拿破仑做到他应该知道是办不到的事，即要求拿破仑承认权力的限度。正如在希腊悲剧中，神谕的警告并不足以避开劫数一样，因为仅仅得知警告并非就万事大吉，只有接受了警告才能得救；同样地拿破仑现在不理睬梅特涅的要求，并不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些要求的论据，而是因为他藐视它们。
据基辛格说，革命家“觉得自杀容易投降难”。梅特涅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基辛格写道，梅特涅“像一个恼火的教师一样”，企图使拿破仑恢复现实感。但他失败了。他本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梅特涅是求助于革命家所缺乏的一种现实感。
这出戏演完了；当亚历山大耀武扬威地进入巴黎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却留在第戎。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解放”的时刻，外国占领军可能会受欢迎的；然而若干年之后，人们只会追忆起他们所受到的凌辱。梅特涅的胜利没有因他不在巴黎参加庆祝活动而逊色。合法性在战场上以及在巴黎都已取得胜利。亚历山大成为胜利的化身，但谋划胜利的却是梅特涅。
基辛格把历史叙述到反法同盟胜利为止，尔后，突然改变了他的笔调，就战争的性质、和平及媾和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总的看法。除了一个例外，基辛格所引证的全部都是拿破仑时代的事件，但是，如果把他的评论仅仅看作对过去的评判来读，就会失去其中的许多重要意义。基辛格用他这个十九世纪的专题研究来证明他写下一些外交政策的格言的原因。尽管基辛格本人不愿意把这些格言一一列举出来，但这样做可能有好处。他说：
1.“尽管每次战争都是为了和平而进行的，但有一种倾向认为和平的定义就是没有战争，并把和平与军事胜利混为一谈。”
2.“在战争的时候讨论和平的条件似乎是不太体面的，仿佛承认战争可能结束，就李松懈斗志”
3.“战争的逻辑是威力，威力是没有固定的极限的。和平的逻辑是均衡，均衡就意味着极限。”
4.“战争的成功是胜利；和平的成功是稳定。胜利的条件是承担义务；稳定的条件是自我克制。”
5.“战争的动机是外在的：对敌人的恐惧。和平的动机是内在的：力量的均衡以及对这种均衡的合法性的承认。”
6.“没有敌人的战争是不能设想的；建立在敌人的神话之上的和平是停战。战争的诱惑是惩罚。政策的任务是进行建设。有权力才能参与裁判，而治国之才则必须着眼未来。”
7.“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是全面战争结束时和议中的特殊问题。巨大的战争苦难导致这样的结果：从个人角度来解释战争，把敌方看作灾祸的‘原因’，把敌人的失败作为报复的时机。”
8.“遭受的苦难愈大，愈会把战争本身看作目的，愈会把战争规则运用到和谈中去。承担义务越是完全，便越会出现当然的无限制的要求。遭受苦难往往使人感到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而不是使人感到谦卑；似乎遭受苦难是忠诚老实的标记，似乎只有‘无辜者’才会遭受苦难。”
9.“因此每次和议都会碰到敌人的命运问题，都会碰到下面这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一即战争的经验是否已使人们不可能再去设想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
10.“各大国是签署一个追究既往的和约，还是签署一个考虑到未来的和约，这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力量，并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推动作用。”
11.“一项追究既往的和约将把敌人彻底粉碎，使他不能再进行战争；而考虑到未来的和约则将让敌人不愿再发动战争。”
12.“一项追究既往的和约是一种严格的社会秩序的表现，它只抱住过去这个既定事实不放。这种和约不可能使问题得到‘合法的’解决，因为，战败国除非完全瓦解，是不会忍受屈辱的。”
13.“在这些情况中，存在着两种合法原则战胜国之间的内部协议以及战败国的要求。只有武力或武力威胁能够调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14.“一项追究既往的和约，由于它企图通过安全来寻求稳定，由于它虚幻地认为不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内在原因，就会产生一种革命的形势。”
基辛格写道，谈判拿破仑的战后地位的人们避开了“惩罚性和平的勾引”。与那些批评维也纳和谈以及在和谈的“反动”性上大做文章的人们相反，基辛格说明了他自己的见解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们完成了任何一派政治家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国际秩序，从而阻止世界大战达一个世纪之久。梅特涅“旨在均势，而非报复；旨在合法原则，而非惩罚”。这里基辛格特别把卡斯尔雷提出来予以赞扬。基辛格强调了卡斯尔雷在他的同胞们纷纷要求惩罚和报复时所坚持的和缓态度。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们即使对待拿破仑也是合情合理的。基辛格写道：“十九世纪初叶还不是通过对个人施加报复的程度来衡量胜利大小的时代。”
基辛格解释说，没有一次和平解决能使任何一方完全满足。假如一个国家完全满足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完全不能得到满足。那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满足的国家，那里就永远有着破坏既定秩序的诱因。谈判者的目标必须永远是取得一个由各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大家都遵守具体协定，保证在协定规定的总范围内行事。当这些条件获得满足时，一个“合法的”国际秩序便实现了。正像国内秩序意味着“权力的优势”那样，国际秩序意味着“势力的均衡”。
基辛格特别轻视历史书上的一般说法。那种说法把创立
合法概念的主要功劳归于塔列莱①，从而使得这个法国外交大臣俨然成了欧洲的主宰。基辛格认为，这些说法未免言之过甚，他写道：“这种神话是那些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的人们所散布的，也是那些习惯把只有利用更为根深蒂固的因素才能完成的事情，归功于单纯的谈判手法的职业外交官所散布的。”这一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重申了基辛格所坚持的观点，即外交并不是一种聪明人耍弄的游戏，而总是反映了一种必须把各种实际力量召集在一起的活动。“合法性”这个词并非是特别聪明的人凭空想出来的。它是表达了现有的强国地位以及外交家在其谈判中可进行利用的一种概念。
基辛格认为，维也纳会议的英雄—假如这样一个字眼有一点意义的话—是卡斯尔雷。英国的舆论，无论在议会内外只关心一个问题—法国。没有其他的外交政策问题让英国感到忧虑。由于卡斯尔雷已经逐渐懂得欧洲大陆未来的稳定全靠奥普两国之间没有严重的对抗，这种对抗只会造成俄国势力在欧洲心脏地区发展起来，而使荷兰陷于毫无防御的处境。因此他准备好一套错综复杂的谋略来防止这种对抗的发生。基辛格写道，后代坚持要把维也纳会议看成是改良与反动之间的一场斗争。他说，没有比这更违背事实的了。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们企图以一套信赖“责任感”的国际协议来代替拿破仑的信赖武力。“对于一项公正协定的基本性质，必须有一致的见解”，否则，唯一能够保障和平的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便不可能产生。
卡斯尔雷尽管没有一个突出的历史事例，又处于这样一个对法国报复心切的国家——特别是在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之后，但他坚信一种惩罚性的和平决不会符合英国的利益。基辛格举出了所有用来为一种苛刻的和平作辩护的军事论点；这些军事论点全部没有动摇卡斯尔雷。基辛格除了钦佩卡斯尔雷的决心外，还钦佩他在驳斥这些军事论点时所表现的才智。基辛格在论述时，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自己的立场：
像在这种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军事，似乎构成安全的军事力量有其本身的道义，似乎完全信赖军事考虑，其本身并不成为放弃政策的一种征兆。
卡斯尔雷为了回答人们对他的政策表示的激烈反对，写了两份备忘录，说明为什么“绝对安全”的整个构想是痴心妄想。卡斯尔雷说，把具体安全看得如此绝对的重要性，必然会完全认识不到从道义上考虑的重要性。虽然，为了抑制已被打垮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集结力量，但是对于如何保持决心—意志——使得那种力量有效，则考虑不足。卡斯尔雷坚持说，如果对于舆论中的每个短期的变化都给予重视和尊重，那么外交政策便无法执行了。基辛格认为：“衡量卡斯尔雷成为一位政治家的一个标准就在于十五个月之前，他是拿破仑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则以一个倡导一种充满协调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现了。”卡斯尔雷不仅同他自己的同胞有分歧，并且跟同盟的成员国有摩擦，在欧洲坚持苛刻条件的不乏其人。虽然对于这些强有力的鼓吹者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但最后出现的和平条约并非报复性的。法国没有变成一个永远不满足的大国，基辛格认为这个成就主要应归功于卡斯尔雷，以基辛格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假如维也纳和约值得赞扬的话，基辛格对于为执行和约而设立的机构倒是持有保留态度的。无论是主要由卡斯尔雷亲手创立的四国同盟，还是由亚历山大离奇而神秘地构想出来的神圣同盟，都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基辛格把两者都看作有缺陷的机构。他懂得亚历山大是如何想出他那个神圣同盟来的。然而，卡斯尔雷又怎样想出定期召开会议的方案来的呢？在他来到欧洲大陆并专心于欧洲事务之前，他唯一关心的是获得一种能确保欧洲免于法国侵略的和平。他的全部抱负似乎就在于此。在同欧洲大陆打了一些交道之后，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卡斯尔雷变成了“许多主张大同盟的政治家所面临的诱惑的一个受害者”。他终于相信了“同盟的神话”，而这种神话使引向战争的外交活动似乎显得“太狡猾、太卑鄙，并且是助长不信任的气氛的一个原因”。更严重的是，卡斯尔雷“竟然把受到一个共同敌人的激发而产生的目的一致看作是国际关系的正常模式”。他已经忘记了在同盟国之间要取得一致曾是何等的艰难。卡斯尔雷以为“亲密无间的关系”会导致和谐。基辛格认为这种关系表现了和谐，但不真正导致和谐。由于卡斯尔雷有这样的信念，他认为理应竭力促使同盟国保持密切联系，使涉及到欧洲安全的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共同商讨。然而，准备在今后的七年中在欧洲行使某种权力的“会议制度”，却并没有照着卡斯尔雷的幻想得到发展。英国人近乎没有理解卡斯尔雷心中所想的，他们以为他的目的不过是制作另一种能够用来遏制法国的工具而已。
当基辛格说到在巴黎“指望达到一个无法达到的完美境界”的人绝不止卡斯尔雷时，他或许最雄辩地表达了他对四国同盟的保留意见。那种境界也是亚历山大的梦想。然而，确有一条实实在在的鸿沟把实用主义的卡斯尔雷与神秘主义的亚历山大分隔开来。基辛格无意把这两人进行比较。但是他确实认识到把两种类型的人进行比较的好处：他把一种人称为“预言家”，而把另一种人称为“政治家”。亚历山大明显地属于第一类；梅特涅与卡斯尔雷则属于第二类。那么，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是什么呢？基辛格写道：“政治家生活于时代之中，对他的考验是当形势紧迫之际看他的结构的持久性怎样。预言家生活在永恒之中，根据定义，永恒是没有世俗的量度的；对他的考验就是对他的想像力的考验。两者之间的遭逢经常是悲剧性的。因为政治家必须竭力把预言家的想像力缩小到准确的程度，而预言家则以先验的标准来判定世俗的结构。就政治家而言，预言家是一个威胁，因为一种绝对公正的主张是对于细微差别的否定。对预言家来说，政治家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因为政治家的那种想把公正缩小到能够达到的程度的企图就是偶然性对普遍性的一种胜利。就政治家而言，谈判是稳定的要素，因为它是把对立的要求加以调整的象征，也是承认合法原则的象征；而对预言家来说，谈判是缺陷的象征，是破坏世界幸福的不纯动机的象征。”
亚历山大达到了他的目的；他把神圣同盟塞给了别人。对他来说，神圣同盟是一个“先验的事件”。然而梅特涅并没有像他那样受到感动；他只是把神圣同盟作为可能有利于维护欧洲均势的另一个手段而接受下来的。基辛格写道，这两次同盟最后毁灭了它们的缔造者。卡斯尔雷失败了，因为他企图把一种英国没有经验过的直感变为制度；亚历山大同样也失败了，因为国际秩序无法承受如此神秘的结构。
梅特涅是一位从不梦想“改造他的人民的民族精神”的政治家。基辛格把它看作梅特涅最大的弱点。梅特涅认识到奥地利的顽固性，但是他听之任之。他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一个能顺应奥地利的国情并使奥地利的独特制度的不受干扰的国际秩序。他认为政治斗争已成过去，社会斗争行将开始；他以为他能使用他曾用以反对政治革命的战术来摧毁社会革命。他期望“用忍耐，而不是用积极行动，用同他的那些对手比持久，而不是比高下的方法，来击败他的对手”。保守派梅特涅正极力地试图在新的革命潮流中学习航行。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但是，社会革命却在继续。基辛格写道，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时候，对于社会秩序的反对力量可以不睬或加以调和。然而，当社会秩序岌岌可危之时，每个冲击都应认真对待。基辛格说，革命时代的要素在于它的“自觉性”；政治生活失去了它的自发性；义务的现存模式遇到了挑战。基辛格解释说，稳定的社会秩序崇尚义务；革命时期则崇尚忠诚，
在这里使意志屈从于忠诚的行为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甚至宗教仪式的意义，因为取舍抉择似乎是经常存在着的。忠诚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某一集团取得内部一致的一种手段。
一个保守派在革命时代中总是发现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梅特涅本来想保持沉默，他是迫于无奈才作出答复和采取行动的。他的保守主义不同于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伯克是凭借历史来谴责革命的，梅特涅则凭借理性谴责革命，称革命破坏了世界的结构。梅特涅对于他的那些为了建立理想政体而耗费生命的同时代人，是不同情的。梅特涅坚持说，所有国家都受制于法律，而这些法律是他们真正的政体。无论那一个，即便是国王，都没有权利违反法律。梅特涅认为，政体上的保证并不能维护政权；只有当权者的自我克制才能为政权提供重要的保护。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梅特涅在批驳反对他的革命者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梅特涅的对手们讲他们的一番道理，梅特涅也讲他自己的一番道理，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就在于此。革命者不能坐视一个保守分子利用理性主义者的哲学为这样穷凶极恶的目的服务。
梅特涅的历史观极为复杂，包罗了别人许多观点，其中相当部分是从伯克那里移植来的。他认为革命破坏了保守力量与破坏力量之间的“自然”平衡。梅特涅认为直到十六世纪某一时期，这两种力量一直是平衡的。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的发展，美洲的发现——这些都是在西方世界引起重大危机的事件。在梅特涅看来，宗教改革只是有助于完成这个过程而已；它把道德体系颠倒过来，并把个人的作用说得比历史的推动力还要高。欧洲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革命者，用梅特涅的话来说，叫做“专横跋扈的人”。基辛格承认，梅特涅希望通过嘲弄的手法使之成为荒谬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完全能接受的。
基辛格对于一种如此广泛流传，又那么根深蒂固的精神能否予以击败提出了疑问。假如中产阶级如梅特涅所想像的那样有势力，那它怎么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呢？卡斯尔雷和伯克本来会主张把这个阶级增选进统治集团；中产阶级应当用权力加以引诱。但这并不是投合梅特涅心意的一种补救办法，因为梅特涅宁可加强维护秩序的势力——即保守势力——然后再利用这些势力来击败破坏势力。梅特涅坚持这样的信念，无论现存制度有什么缺点，要保卫现存制度，事实上还是有可能的。他相信，既定秩序中的任何部分被推翻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都会危及整座大厦。因此，必须维护每一个部分。
对于梅特涅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智谋，基辛格表示了很大的保留态度。那些把梅特涅看作基辛格心目中十九世纪英雄的人们，在读他的书时过于粗心了。在写到梅特涅时，基辛格说：“在革命时代的中期，想通过正常秩序来实现变革，并把正常秩序与安定等同看待的这种努力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斗争，是一种招致自我毁灭的妙计。这种努力，实际上是一种想把已丧失的天真无邪重新夺回来的努力，是对那种自动履行义务的时代的一种探索，也是把政治看成为相互履行义务的一种贵族主义的见解。尽管它声明绝非如此。‘梅特涅的理论体系’回答了革命的原因这一问题，但是它没有指出革命一旦发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梅特涅的理论抽象地谈到随时准备进行改良，但从未讨论过它认为合宜的具体措施。
甚至直到1851年梅特涅除了主张加强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力量之外，还不能给他的继任者施瓦曾伯格提出更好的建议，好像中产阶级还能够被打倒似的。那种认为革命总是由于统治的过错造成的，认为只有采取行动才能够维持统治的主张，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在实际上，这种主张却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梅特涅虽然原则上不反对改良，但他要把改良当作获得秩序的原动力，而他的对手们则凭借变革以寻求秩序。结果是僵局，是形式胜过了内容。”基辛格看到，梅特涅“为了实现暂时的安定，为了使生活的变迁暂时停止，哪怕是一瞬间的停止，而在迫切地进行永无止境的探求”。这样的探求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基辛格从这个失败中看到了某些崇高的东西，但他从未怀疑过它是一个失败。花费一生的时间去
支撑摇摇欲坠的大厦不是一个政治家值得从事的事业。
梅特涅在1848年卸任时说，他料想人们会说他“把君主政体也带走了”。他拒绝了这种说法；相反，他说：“没有一个人的肩膀强壮得足以扛起一个帝国；假如国家消亡了，那是因为它对自身失去了信心。”基辛格从这句话中看到了保守派进退维谷的终极表现。保守派的任务不是去扼杀革命，而是预先去阻止革命；革命的事实—即革命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了支持传统政权的社会准则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基辛格说，一场革命是不可能被保守的措施摧垮的。传统秩序一经破坏之后，只能用基辛格所谓的“经历一番混乱”，即经历一番失去秩序的过程才能得到恢复。
梅特涅不懂得这一点。他原本有好几个办法可以选择，但他一个也没有选择。无论是内阁责任制，还是把权力委托给帝国各级地区的立法机构，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梅特涅近乎全不在意地把它们都摒弃了。他以为对帝国来说，只有一个稳当的办法，这就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现存制度，全部权力继续归皇帝所有。梅特涅承认民族主义感情的力量，他相信只要政府实行一些分权，就可以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基辛格蔑视这样一个显然很不适当的解决奥地利问题的办法。梅特涅面临着几种可能性——尽管每种可能性都包含着实际困难——结果，他把官僚政治的改革同政治手腕混淆起来了。
梅特涅的失败是很可笑的。基辛格把这种失败作为契机，提出了一个他以后又多次谈到的题目。他写道，奥地利帝国愈来愈指望在谋略上断然作出决定；并且幻想这种决定能够依靠官僚政治的标准来达到。奥地利理应极力使自己适应正在变革中的环境，但它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有安全。官僚政治，由于它允许按常规办事，使那种迫切企求的安全得到了满足。奥地利奉行了一种在基辛格认为是灾难性的政策，那就是试图用纯粹行政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
梅特涅有时候自问，他该不该试图强使政府走到其他方向去。他再三安慰自己说，他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虽然他未能在国内进行统治或施政，但他成了帝国的主要外交家。根据基辛格的观点，梅特涅掩盖了奥地利的弱点，尽可能长久地延缓了奥地利的必然崩溃。当他应邀为一个苦恼的病人诊治时，他做了任何一个能干的医生可能做的事。但是，在基辛格看来，这样做还不够。基辛格是以能否想出可供抉择的办法的才干来判断政治家的。他认为，梅特涅过于轻率地接受了他感觉已落在他肩上的局势。基辛格写道：“不管顺从的理由多么充足，那些建立了伟大功绩的政治家，他们的伟大并不在于顺从。赋予他们以伟大的英名，不只是要他们维护秩序的完善，而且是要求他们具有审视混乱局势的力量，在这中间去发现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的苗子。”以这些标准来衡量，梅特涅远远没有达到基辛格的理想。
在拿破仑最终失败之后，出现了一种难以避免的失望，这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战事之后通常出现的那种幻灭感。要应付这些新问题并不容易；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战争包含了细微差别的消灭，而和平则看到了细微差别的再现。”奥地利和英国都认识到遏制俄国的必要性，但怎样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有分歧的。卡斯尔雷对他的四国同盟所制定的会议程序寄予莫大的希望。他认为这种会议程序为显示诚意提供了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欧洲重要国家的正常联合将会带来和睦。梅特涅却并不如此乐观；他认为会议程序仅仅提供了一个体制，而如何运用这个体制，则多半要依靠外交。卡斯尔雷认为欧洲的危险大都是政治性的，而梅特涅则认为是社会性的。英国人对于会议制度并不热情，他们公开表示担忧：这种制度似乎预示着政治干预。卡斯尔雷即使在倾听他的奥地利同事们关于危险来自俄国的告诫时，还是竭力尊重他的同胞的判断。卡斯尔雷虽然认为梅特涅也许夸大了那些危险，但他知道同奥地利一旦分裂，会造成欧洲和平的致命伤害。
1818年，当革命活动在德意志的一些邦国中——最突出的是在耶拿的大学生中——发展的时候，梅特涅意识到这是自发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的战略是巧妙的：开始他袖手旁观。只是当普鲁士国王完全被吓倒并前来求援时，梅特涅才应允召开两个会议——第一个会议在卡尔斯巴德举行，考虑限制言论自由、管制大学以及调查革命运动等措施；第二个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商讨德意志联邦的各种制度。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梅特涅施展了他惯常的圆滑手段。就实现所有实际目的而言，他变成了德意志的内阁总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感情被否认了三十年之久。建立一个民族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梦想被暂时搁置起来了。这些事件多是梅特涅策划的，而且是采取了他所设想的形式出现的。
显然，梅特涅动手做的事，并不都是如愿以偿的。他一心希望英国和俄国都支持卡尔斯巴德公报，但两国都不同意。这好像为未来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欧洲的社会动荡继续下去，并且愈来愈蔓延开来的话，英国与俄国怎么办呢？到了1820年，这时欧洲的许多地区已爆发革命，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了。根据文献记载，沙皇认为其他国家有权干预并扑灭威胁欧洲和平的革命。卡斯尔雷拒绝支持这项政策。当大量迹像表明英国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政策时，梅特涅还怎能幻想保住同盟国内部的团结呢？
1820年，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叛乱嚣张，准备开征南美洲的西班牙军队中又发生了叛变，这时候盟国间的问题就变得尖锐化了。当叛变蔓延开来时，西班牙国王认为除了再度宣布过于自由的1812年宪法之外，别无他策。俄国要求立即召开四国同盟会议，它表示，为了防止革命在欧洲蔓延，应当立即采取行动。英国却无意允许这种做法。当拿破仑统治法国的时候，有十年之久，西班牙曾是英国的忠实盟国。卡斯尔雷不愿坐视一支外国军队（几乎肯定是法国的军队）以四国同盟的名义开进西班牙去扑灭一次民众起义。他同样也难以接受俄国军队开赴西班牙去恢复秩序的建议。卡斯尔雷写道，四国同盟决不打算“成为统治世界或者监督其他国家事务的同盟”。它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欧洲而反抗“革命的大国”，而不是抵制革命原则。梅特涅不能同意，沙皇也不支持。怎样就这些基本分歧进行谈判呢？
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当卡斯尔雷谈到“最严重的危险”时，他指的是“统治全世界的一种企图”。梅特涅则在每次重大的“社会动乱”中都看到“最严重的危险”。梅特涅尽管想尽量谅解卡斯尔雷对外国有可能干预西班牙的感情，但他却不打算仅仅因为适从这位英国外交大臣的那种狭隘、孤立的意见而失去沙皇的支持。当1820年7月那不勒斯爆发革命时，形势甚至变得更加严重。那不勒斯是意大利最大的邦国，由一项宪法将它与奥地利联系起来。按照这一宪法，未经与奥地利事先协商，它不得进行任何重大制度上的改革。卡斯尔雷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既然那不勒斯的革命主要对奥地利形成威胁，扼杀这场革命，自然是奥地利的责任。如果奥地利认为有必要进行军事干预，它就有权进行这样的干预，为了自卫而进行干预是正当的。卡斯尔雷唯一想要避免的是“干预权的普遍化”。只要奥地利单独行动，就引起这次干预的性质而言，不可能出现一种要求普遍“干预权”的原则。
梅特涅认为同意卡斯尔雷的计划并没有什么好处。奥地利如果这样做将一无所得，而且，即使在计划走这一步棋的时候，也会有重大的危险。综观欧洲形势，梅特涅自问，在奥地利卷入镇压意大利革命的期间，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俄国在欧洲其他地方追求它的目标呢？俄国可能会把奥地利的卷入作为借口，使自己以民族主义的主要鼓吹者的面目出现，这难道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吗？俄国作出这样的姿态是可以大得好处的。倘使俄国不采用这个办法，那么，又有什么力量能不让法国这样做呢？法国是意大利的那些邦国的“传统保护者”，它完全可能应意大利革命者的邀请去帮助他们抵御奥地利军队不能预先作出这样的结论说法国也许拒绝这种要求。法国可能认为把自己同欧洲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拉在一起也是有油水可捞的。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实际的理由来拒绝卡斯尔雷的建议：奥地利能去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只有两万人左右；这样一支军队是否足以胜任是值得怀疑的。
假如梅特涅不理会卡斯尔雷的禁令，而相反要求同盟国一起出兵反对那不勒斯，那么，这样的政策免不了要发生其他一些危险。首先，当然是触犯英国，甚至有把英国推到四国同盟之外的危险。这样前景令梅特涅心惊胆寒，他知道奥地利是十分需要英国的友谊。每个行动都免不了有某种危险。梅特涅最后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拉俄国参加联合行动。对梅特涅来说，把俄国人拉进来甚至比打败那不勒斯革命更迫切。否则就会为俄国以民族主义主要鼓吹者的面目出现提供可能性。基辛格解释说，在失去俄国和失去英国之间抉择，梅特涅认为失去英国所受的危险要小一些。所以，当沙皇提出在特洛波举行五国会议时，梅特涅立刻同意了。基辛格解释说，梅特涅的目的在于用故意热烈的拥抱来“麻痹”亚历山大。梅特涅有条不紊地把欧洲各处正在策划阴谋的报告送给沙皇。巴黎被描写为巨大的革命活动组织的中心。梅特涅轻易地使沙皇相信，那不勒斯事件只不过是即将威胁整个欧洲的革命暴动的一个前奏而已。
当与会者在特洛波聚首时，根据基辛格的说法，梅特涅是作为“欧洲的良心”出现的。沙皇完全转向梅特涅的观点，他承认了原先的错误，只是要求容许他为消除革命的危险出力。梅特涅则一如既往，表现得极其圆滑。他对于俄国的支持有了充分的信心之后，便着手安慰英国人。他同意一个国家无权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除非那里的形势正在造成危及国际秩序的后果。当一个国家的内部局势威胁到另一个国家的安全时，才有干预的权利。实际上，梅特涅要求一种不干涉的原则，为他推翻那不勒斯革命力量的意图进行辩解。基辛格认为梅特涅完成了一项杰作；他事实上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一切。梅特涅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卡斯尔雷上当，但他决定保持沉默。否则就会把奥地利和英国之间在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利问题上逐渐扩大的分歧公开化了。
按照基辛格的观点，特洛波会议是梅特涅最成功的外交冒险。通过把奥地利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斗争变为一个欧洲问题，梅特涅成功地掩盖了奥地利本身的国内结构同时代脱节和不相适应的弱点。那些指导奥地利国内生活的特殊原则，现在已挪用到国际领域，而且把它们[!--empirenews.page--]
打扮得似乎完全是合理的。俄国已处于中立状态；梅特涅不得不在孤立俄国还是支配俄国之间进行选择，他选择了支配俄国的策略。特洛波会议之后，梅特涅成了沙皇政治上最主要的心腹，即使沙皇自己的那些大臣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基辛格写道，梅特涅的成功，是因为他“在心理因素可以触知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赌博”。梅特涅使沙皇委身于一种反对革命的十字军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使沙皇卷进所有那些他生前以暧昧的态度予以鼓励的运动中去”。梅特涅相信：
外交成功的关键在于行动自由而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为奥地利争取“行动的自由”—一是像英国那样一个地理上得天独厚的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行动的自由”。然而，基辛格写道，对于一个大陆强国来说，这种自由就是在安排它的义务时能使它的选择机会始终多于任何一个潜在的对手。基辛格写道，这种政策“需要冷静的头脑，因为它要通过镇静地接受巨大的风险和孤立，或者通过以牺牲奥地利的利益为代价而突然达成的协议，来显示奥地利不可或缺的地位。”
卡斯尔雷反对特洛波宣言，他争论说，普遍干预权违背了英国的基本法律。基辛格同情卡斯尔雷的立场，但又认为他的立场是一种“悲剧性的、愚钝的立场，它不承认共同行动之所以不复可能，不是因为一方的过错，而是因为岛屿国家与大陆国家对于危险的概念已经变得互不相容了”。然而基辛格也知道，“卡斯尔雷要是承认这一点，就得否定他自己”。卡斯尔雷在议会的最后一次演说为四国同盟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他从未说服英国民众，他们仍然认为所谓同盟就是一批国家保卫自己，不受一个明确敌人的侵犯而组织起来的集团。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敌人，卡斯尔雷的政策从未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这是他的悲剧的一部分。但是还不仅仅于此。
与此同时，梅特涅使尽了他惯用的手法。在莱巴赫会议行将结束的日子里，当皮埃蒙特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梅特涅立即采取了行动，因为他知道沙皇是全力支持他的。皮埃蒙特革命很快被镇压。基辛格解释说，在不到两星期的战役中，成功地扑灭了两次革命，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件相当出色的成就。人们原来以为奥地利人民是会感到高兴的。但许多人并不这样，他们问道，梅特涅是不是作了不必要的冒险呢？有些人认为他是沙皇的工具。梅特涅从来没有期望人们会理解或称赞。然而，基辛格仍免不了对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形势加以评论；他写道：“在梅特涅达到胜利的顶峰时，欧洲几乎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首相，没有他，三个君主就不肯采取一致行动，但是，在两次大胜之后，梅特涅感到的既不是权势，也不是光荣，而是虚弱、危险以及迫在眉睫的灾难。这位外交大臣在他的事业达到顶点时所怀有的悲观情绪，使人们最清楚地看到中欧帝国已经劫数难逃了。由于奥地利不愿改变它的国内结构，又不能在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纪里依靠这种结构生存下去，因此，即使奥地利有最为成功的政策，也不过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即拼命地抓牢盟国使它们承担义务而已；这种政策绝不是一种建设，而仅仅是把必然毁灭的命运部分地加以扭转而已。因此，梅特涅的政策就是实行最纯粹的外交，这种外交活动本质上就像是一位音乐大师的器乐演奏，但也正是这位大师的技巧证明了这场演奏到头来是枉费心机的，并且证明了最需要稳定的这个中欧帝国只有依靠一套绝技才能生存下去。”
如果1819年至1820年之间的一切革命都同时爆发的话，那么奥地利帝国可能在它最后衰败之前一个世纪就已瓦解了。后来，在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发生的危机带来了俄国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威胁；至于沙皇会不会放弃行动，这就无法预料了。梅特涅想排除这种可能性，在他策划的维也纳会议上，他希望一劳永逸地消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威胁。他希望卡斯尔雷会参加会议并支持他的政策。英国外交大臣答应赴会，但是仍然抱着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这样一个思想不放。后来他根本没有与会，因为他突然精神错乱，自杀身死。会议制度从未像卡斯尔雷曾经希望的那样发展。卡斯尔雷所希望的并不是“运用欺诈手段以谋利益”，这种做法就是对欧洲的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作壁上观，而只有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干预的威胁时才采取行动。自拿破仑垮台以后，同盟国很不团结。卡斯尔雷是因为确信自己已经失败才死的。据说卡斯尔雷在同国王的最后一次会见中说过这样一句话：“陛下，现在必须同欧洲告别了。只有您和我两个人是理解欧洲，并拯救了欧洲的，在我之后，将没有人理解这个大陆的事务了。”
卡斯尔雷关于“用和睦相处这种不言自明的要求把欧洲联合起来”的幻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也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就，对此基辛格觉得应该加以注意。欧洲得免于重大的战祸达一世纪之久。在英国退出同盟之后，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联合制定了一项共同政策，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强国能够向它们挑战。基辛格解释说，实际上暴力已由于这三个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关系而被排除掉了。
基辛格把他的最后一章取名为《政治手腕的性质》，这就使得他能够更加普遍地思考一些典型人物——政治家、革命家以及预言家。在他的笔下，卡斯尔雷之死被描述为对梅特涅的一个沉重打击。在卡斯尔雷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期间，英国总是与同盟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梅特涅知道他是可以依靠卡斯尔雷的，特别是当处境困难的时候。如今卡斯尔雷去世了，奥地利同俄国的友谊就是绝无仅有的了，而且也是绝对必要的了。梅特涅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一落千丈，因为俄国知道奥地利离开它是难以存在下去的。基辛格写道：“这些重要人物就这样用充分满足我们的愿望而惩罚他们自己。梅特涅现在已经得到了他所企求的一切…但同时他也成了他的神话的俘虏，因为他再也不敢破坏亚历山大的信念了。面对着一个多疑的英国，梅特涅不得吹捧沙皇渴望进行‘十字军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使英国从持保留态度改变为持敌视态度了。”基辛格还说：“后人把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以维持现状的理论同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整个时代相联系，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从卡斯尔雷死了之后才开始的。”梅特涅知道他已经失去了什么；他认识到他已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卡斯尔雷了。正如基辛格所写的：“一个聪明人能够弥补一切，但是不能弥补经验缺乏。而卡斯尔雷则是英国唯一有外交经验的人。”
在把梅特涅同卡斯尔雷进行比较时，基辛格看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但坚持认为他们都关心维持欧洲的均势。而维持均势却从来不是拿破仑或亚历山大的目的。基辛格认为：
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尽管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但他们都是革命家。他们相信欧洲能够凭借意志的作用而实现联合。征服者拿破仑的目的是统治全世界，预言家亚历山大则希望有一个和睦相处的人类。基辛格把预言家看作一种寻求至善的人。但至善含有一致性的意思；基辛格写道：“除非用拉平和打乱的方法逐步取消掉一切类型的义务，否则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征服者和预言家都谋求永恒。在基辛格看来，征服者寻求“失去了战斗力的和平”，而预言家则寻求“欢乐的和平”。
政治家对于革命家的上述一切努力都是怀有疑虑的，他深知国家的生存依靠随时准备应付最坏的意外事件。一个政治家不容许自己完全依赖于他国君主的善意。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当危险。政治家知道他不能回避时代，知道他的责任是经常思考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政治家无法回避组织与灵感之间必要的紧张关系。预言家却不关心组织，他希望组织在一个先验的时刻瓦解掉。政治家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想入非非。他渴望得到灵感，并且知道提倡高尚的重要性，但是他也接受组织，因为他认识到领导者通常总是庸碌之辈。
照基辛格看来，卡斯尔雷和梅特涅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至善。他们两人都信赖“均势”，都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如果不制订某些防止侵略的具体措施，国防秩序是不会安稳的。但他们给安全下的定义却并不相同。既然两国之间存在差别，他们的定义又怎么可能一致呢？英国认为，一旦把拿破仑打垮以后，就没有敌人了。对于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似乎都是没有危险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卡斯尔雷所创造的会议机构却被梅特涅主要用来扼杀社会革命了。梅特涅是十八世纪懂得怎样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的最后一位外交家，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他远远超过他的对手，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的目标即使没有实现，那也是确定不移的。”论述基辛格对梅特涅的观点的人们，有多少想起（或者知道）这个判断呢？然而，这个判断不过是更为广泛的分析的一个部分，基辛格虽然认为梅特涅失败了，但仍认为梅特涅具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基辛格解释说，梅特涅是有成效的，因为他有说服力，也因为他能言善辩。但是，他的成功也招致了他的失败。在革命时期鼓吹维持现状，只会加强奥地利国内结构变得更加僵硬的趋势，直至——照基辛格的话来说——实际上完全丧失掉生命力为止。梅特涅的外交手腕只是掩盖他失败的一个面罩；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代中，奥地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梅特涅的外交技巧是那么令人惊叹，以致没有什么人看到奥地利的基本问题大部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按照基辛格的观点，这是“权术”的胜利，而不是“创造”的胜利。梅特涅应该作出什么建树呢？由于这个国家的结构及皇帝的性格，基辛格丝毫不想掩盖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但是他认为，应该作出努力去改变并解脱那些把奥地利同它的过去纠结在一起的羁绊。
基辛格写道：“梅特涅高超的外交手腕避免奥地利在国内改革和革命斗争之间进行困难的抉择。”然而基辛格坚持认为，外交“并不是概念的代用品”。梅特涅的非凡天才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表面上看来是应用普遍原则，实际上却是个人在施展妙计”。基辛格责备梅特涅“为他的高超手法而沾沾自喜，根据他所处的情况来看，这种自鸣得意使他不能达到应该可以达到的悲剧性的精神境界”。基辛格发现梅特涅有一种“又苦又甜的忍从性格”，他认为，这种性格不乏崇高之处，但它是一种显然居于次要地位的品质。基辛格写道：“人之成为神话般的角色，不是靠他们知道什么，或者甚至完成什么，而是靠他们为自己确定了什么任务。”按照十八世纪的外交准则，梅特涅是最适宜于从事谈判的人物，然而那些准则在一个革命的时代里却不是始终有用的。基辛格并没有贬低梅特涅的成就，而只是认为他的目标太有限了。基辛格写道：“在他的周围有一种徒劳无益的气氛。”十八世纪的人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十九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证明了这句格言并不准确。一个人的死去——卡斯尔雷之死——竟使梅特涅失去了许多选择的机会。梅特涅满以为普鲁士会支持他的新秩序，但最后恰恰是普鲁士加速了对新秩序的破坏，并且那个破坏者不是来自中产阶级的什么人，而是来自普鲁士社会中最守旧的一小部分人中的奥托·冯·傅斯麦。基辛格写道，傅斯麦“完成了梅特涅曾经竭力想加以控制的无益的革命”。
基辛格说，卡斯尔雷因为忽视他的国内结构而失败，梅特涅却因过分地觉察到国内结构的脆弱性而失败。这两个结局都不是命运注定的。有些人怀疑政治家在确定并实现某些具体的选择时能否起到重大的作用，对此，基辛格并不同情。决策是由个人作出的，虽然部分决策取决于外界条件——地理、民族性格以及资源等等—一旦这些因素绝不会完全确定现存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每个重大决策都包含着一种估计，基辛格认为，这种估计依赖于一种“目标的概念”。这种“目标的概念”换言之就是“没有什么政策比……政策本身所规定的目标更好”。基辛格希望不但要对目标的必要性引起注意，并且要对抉择和行动的必要性也应引起注意。事实本身决不会告诉政治家他应该做什么，但是可能引导他决定选择做什么。基辛格写道：“考验一个政治家，就是考验他能不能认识各种力量的真实关系，并使这种认识为他的目的服务。奥地利之所以寻求稳定，是与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结构分不开的。然而是，能否成功地把国内的合法原则同国际秩序的合法原则一致起来，哪怕只是暂时的，哪怕这样做并不见得聪明，则是奥地利外交大臣的事。英国企图从均势中寻求安全，这是由于二十三年断断续续的战事所产生的后果。但是英国成为欧洲同盟的一个成员国，则应是于个人努力的成就。”
基辛格坚持说，政治家不是哲学家。不能单凭他的观念来判断他。政治家必须能实现他的见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懂得怎样去克服他自身的“惯性”。对其他国家不能光是耍弄权术，还必须同它们和好。外交靠的是说服，所以只有在真正一致的情况下——一般是对约束国际行动的“合法原则”取得一致——才能成功。基辛格把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都看作是很出色的外交家，尽管他们的天才截然不同。卡斯尔雷懂得怎样把对立的观点调和起来，他的专靠经验的做法还给了他其他方面重要的好处。梅特涅则想方设法出色地去完成他对敌手们的控制，他懂得怎样规定一种道义上的框框，使别人对他作出的让步看起来不是投降，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而是“为了一种共同事业而作出的牺牲”。
但是，所有这些成功，倘若没有国内的一致支持，是不可能的。基辛格的意思是说，获得那种支持是制订政策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梅特涅在使他的政策取得奥地利的赞成时，往往碰到很大的困难。基辛格认为这是不奇怪的，正如他说的：“政策的精神同官僚政治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政策，照定义说，就是“视当时情势而定”。基辛格写道，政策的成功，“依赖于正确的估计，而估计总有一部分是猜测性的”。在另一方面，官僚政治最最关心“安全”问题；官僚政治的成功在于它的“圆滑”。
在把制订政策同官僚政治进行对照时，基辛格显然偏袒前者，虽然他承认并坚持两者都很必要。基辛格有一连串大胆的话，这些话明显适用于十九世纪初期的问题，但是由于它们对二十世纪的问题那么公开地显示出关切，因此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他写道：“深谋远虑的政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不断创造与不断重新规定目标。良好的行政管理能有成效地维持下去，是由于对各种关系能够作出异乎寻常的例行规定。政策涉及调整各种危机。行政管理涉及避免各种偏差。政策是否得当，取决于其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来权衡其间轻重关系，行政管理是否得当，取决于以既定目标来检验每一行动的合理性。如果通过官僚政治执行政策，必将导致对谋略的追求，而这种谋略又往往为所发生的事件所限制。由于官僚政治只顾执行而忽视筹划，所以把力气花在政治管理上势必会造成极不负责的局面。”
基辛格认为，大多数政府主要是为了执行国内政策而组成的。由于国内政策主要是执行社会性的决定，它首先考虑的是技术上能否行得通，所以在这种政策中就没有剩余什么在制订外交政策时需要的东西。基辛格认为，那些把从执行国内政策中得来的一套习惯用于执行外交政策的人们，一般倾向于以是否避免了错误与灾难而不是以是否实现了目标与机会来判定成绩。他说，一个社会只能作出为数有限的决策，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的标准相对而言是固定的；从理论上说，可以依靠官僚政治来实施任何行政上行得通的决策。然而，这并不表示社会目标可以采用官僚政治的方式加以规定。基辛格写道，试图这样做是有实际危险的，因为它把本质上不同的两种程序混淆在一起了。决策依靠一种概念的能力和负责的程度，而这些都不是官僚可能具备的。梅特涅与卡斯尔雷能够把政策当作长期的国家战略来拟订。由于他们在职那么多年，所以他们能够把每个措施互相联系起来，而不是急匆匆地采取个别的措施，尽管其中每个措施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
任何国家都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行表演，而公民们大都只了解他们从国内经验中学到的东西。结果就有一种使外交事务顺从国民生活原则的几乎永远存在的诱因。在国内，关于正义的性质，可能会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在国际大家庭中像这种对正义的一致意见却并不总是能够获得的。当某一个国家坚持它自己的原则必须加以遵守，而所有其他国家的原则必须加以否定时，那就没有和平的可能性可言了。当互相对抗的体制都宣布自己拥有合法性的时候，能达成协议是极罕见的事。即使达成了协议，各个国家也会发现难以取得国内对协议的支持。基辛格实际上是在说，一个处理重大与复杂问题的国际协定是很少能在那些观点很不一致的社会里得到广泛的国内支持的。
基辛格写道，国内政策的工具是官僚政治，对外政策的工具则是外交活动。官僚政治表现出一种正在有效地加以运用的统一意志。外交是一种较为细致的程序，是依据偶发事件和事物的细微差别而定的。基辛格说，结果，“对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反抗”常常在许多国家里发生，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外交政策要求作出的妥协太多了。至于把一个国家在国内的“正义”概念拿到国际裁决中进行辩论并予以修改，对许多公民来说，那是一种使人不安的经验。他们偏爱国内的经验，因为他们都熟悉这种经验并且能够直接加以联系。外交政策不接触实际经验；它处理的是一种潜在的经验——战争，而运用政治手腕就是要防止这种潜在的经验变成现实。外交政策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工作，因此许多社会竟然相信外国人的狡猾手段正在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基辛格对此毫不惊奇。
基辛格写道，政治家处于一种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情势之中；“…他们了解并确信未来，但是不能证明他们洞察到的是否真实。国家只是从经验中学习；但一旦领悟，那时行动已为时太晚。”基辛格坚持认为，政治家在他们的直觉尚未成为现实的时候，就必须采取行动；这种事先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使许多普通公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基辛格认为，政治家都遭到同预言家一样的命运，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他们在世之日，得不到什么荣誉；只有后代的人才了解他们有先见之明。基辛格把政治家看作是教育家。政治家的责任是“在人民的经验与他们的预见之间，国家的传统与它的未来之间起桥梁作用”。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按照基辛格的标准，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都失败了。卡斯尔雷远远地超越了他的人民的经验，结果忽视了取得国内意见的一致。梅特涅一心要使他的政策同人民的经验相一致，结果必然两手空空。基辛格认为，执行外交政策的任务本来就是艰难的，所以只有保守派和革命派才能履行这种职责。保守派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他懂得人民的经验，并且能带同他们一道前进。革命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知道怎样越过经验把公平和可能性一致起来，并通过他非凡的能力赢得人们的支持。基辛格的结论是，政治手腕“不仅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履行的问题，既能预见到值得向往的东西，又能了解可以做到的东西”。当然，国家每次只能就一种解释进行试验；即使有另一种解释可供选择的话，国家也不能再做一次试验来检验它效果如何。基辛格写道，这一点，“就是历史的挑战和历史的悲剧，这就是‘命运’在人世间所采取的形式。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即使认识这个问题，可能是政治家们最困难的任务。”
基辛格写这篇论文，是由于他要取得一个学位，使他能够从事一项特殊的职业；他写这篇论文，还由于他要在国际关系这一专门学科中进行自我培养。那些把基辛格描绘为一个梅特涅式人物的人们，他们这么说，并无任何恭维的意思。假如他们完全了解基辛格论述梅特涅的内容，他们便会感觉到他们对基辛格的侮辱达到了何等程度。梅特涅并非基辛格心目中的英雄，卡斯尔雷也不是。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干，基辛格之所以尊敬他们采取的特殊行动，是因为他们显示了在特定的历史关头能够应付自如的高超水平。最后，两个人都失败了；在基辛格的心目中，他们的失败归因于他们自己的缺点——有不少是他们智力上的缺点。基辛格论述他们，并不是因为他对曾经一度统治欧洲并懂得如何办外交的保守的治国之才抱有浪漫主义的想法。基辛格从未表示过这是历史上人们了解如何处理外交政策的最好时机。相反，他的目的在于解释他们为什么失败以及他们的失败怎么会归因于他们自己所采取的特定行动。基辛格钦佩梅特涅有能力组成一个打败拿破仑的同盟，但接下去基辛格便对他的刚愎自用以及他在越来越成为时代错误的奥地利帝国内不愿冒险来完成国内改革方面，提出了异议。
基辛格赞赏卡斯尔雷能够坚持一种不图报复的和平，但他对卡斯尔雷蒙骗欧洲接受四国同盟的天真行为，也持异议。更严重的是，对于卡斯尔雷不能取得议会对他的政策的支持这一点，基辛格还提出了批评。两个人最后都失败了，而他们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们自己能够加以控制的事件上。然而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对于有些事情是既不能驾驭，也无法预测的。基辛格深知并且强调历史上所发生的意外事件的重要性。谁能预料到卡斯尔雷会自寻短见的呢？谁能事先告诉梅特涅怎样去应付这个意外事件呢？这是无法预料的，因而梅特涅也同任何人一样由于发生了这一事故而忍受痛苦。梅特涅与他在1815年以后的年代里所赢得的名声长期并存。这就妨碍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以任何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的生平。基辛格觉得严谨地进行客观的研究是完全投合他的心意的。由于他的目的在于分析，而不是去分摊功过，他发现这种智力的锻炼是有巨大的启发作用的。这种分析，使他获得了毕生难忘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使他确信：研究外交政策比研究国内政策不知要复杂多少倍，而且研究（或实施）外交政策决不能离开国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