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选择
亨利·基辛格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这样看待自己；别人同样也这样看待他。然而，他的确读过历史，他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超过和他同时代的美国人，甚至超过那些战时和他有同样的经历、并且同样专心致志于外交事务和国防关系的人。基辛格是如何会对历史发生兴趣的呢？如果他生于1914年或1915年，而不是1923年，并且如果他在魏玛共和国读完传统的大学预科教育——这种预科教育十分注意哲学、历史和古代语言——那么，他的知识就应当归功于优越的德国教育制度。但事实上，他到美国前只受过初步的欧洲教育而已。
基辛格当时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几乎不知道自己所受的教育有何不足之外。他在德国上过普通中学，在那里他已经在所有学科中都表现出巨大的才能。在纽约乔治·华盛顿中学里，他同样学得十分优秀。不论用那一种传统的美国学术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一个高材生。1941年，基辛格从中学毕业时，如果说当时大学没有给予他奖学金，也没有一个教师认为有必要选拔他去接受专门的高等教育，那么这只是因为在美国没有这种做法，至少是在每年有几百名成绩优等或接近优等的毕业生的纽约广大公立中等学校的制度中没有这种做法。基辛格的父母，同纽约市许多别的做父母的一样，必须作出决定，是送儿子到纽约市的一所全日制大学读书，从而放弃一笔不读全日制就可能挣到手的收入呢，还是要他去上夜校，使他整个白天能够工作？他们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家境困难，别无他法可想。
基辛格进了纽约市立学院夜校部，开始学习会计学；他白天工作，有一个时期曾在市区曼哈顿的一家工厂做工。尽管在这个古老的市立学院读全日制有多么光荣——一些事业有成就的校友经常这样说——然而每天晚上来签到、利用业余时间上大学的那些劳动过度的人却很难领略这种光荣。基辛格感到他的白天是在一个工业性的工厂里度过的，晚上是在一个教育性的工厂里度过的。第一种工厂提供他一笔微薄的收入，使他能分担家庭开支；第二种工厂呢，他和他的父母设想日后会给他一些证书，使他能从事一种可能有较为丰厚的收入的专门职业。他的父母的眼界不过如此。他们送儿子上大学仅出于一个理由——改善他将来的前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毫无保障的难民社会里，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上有所改善。基辛格在那些岁月里没有什么际遇能促使他读书更加广泛一些，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对历史的兴趣同他在十五岁到达纽约的时候一样还没有充分发展。
由于战争突然爆发，基辛格才摆脱这种生活。1943年2月，美国陆军征召他入伍，不久他就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克罗夫特营接受步兵基本训练。基辛格从未去过梅森一狄克逊线①以南的地区，也从未离开家庭独自生活过除了他曾度过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曼哈顿附近的那个难民区以外，他对美国生活就一无所知。在斯帕坦堡附近的克罗夫特营，基辛格获得了他对美国的最初印象，这是他在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从未学到过的。正如他在家信里表示的那样，这一经历使他感到无比兴奋。他是一个爱独自观察问题和倾听别人说话的人。在他来看，南卡罗来纳州比起纽约来更是一个“新大陆”。宾夕法尼亚洲伊斯顿的拉斐特学院也是这样。他是在克莱姆森学院度过一个夏季后于1943年9月被送到拉斐特学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过几个教育计划，根据智力测验的成绩选送士兵到大学去学习那些陆军认为有用的学科，学费由政府承担。“陆军特别训练计划”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计划附带有一个好处，这样能使许多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不服兵役的男学生而本来可能关闭的学院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基辛格根据一个特别工程计划的规定在拉斐特学院学习了六个多月。这次学习尽管没有增加他的历史知识，但是却使他的学习素质又受到了新的赞赏。拉斐特学院的几位教授对他特别器重，基辛格显然是他们的最能干的学生。这段美好时期的结束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大部分原因是前线迫切需要大批士兵。基辛格和其他许多希望在陆军特别教育计划中留得稍久一些的人，都被立即调回陆军营地，待命投入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战场上去。1944年4月，基辛格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本营的第84步兵师。
这一调动对基辛格来说恰恰是一件幸运的事。在克莱本营他遇到了弗里茨·克雷默，一个像他一样的士兵，是一个德国人，但不是犹太人，而且是自愿离开德国的。克雷默对基辛格的教育出过许多力。这种说法虽然多少有点夸大，但包含了必须肯定的重要事实。基辛格结识了这个人，使他得益匪浅，这个人受过很好的欧洲标准的教育，他使基辛格看到自己学识非常不足。克雷默对别人的缺点很宽容。他认为年轻的基辛格拥有无穷的智力，他知道基辛格精于掌握甚至最复杂的问题，而且专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基辛格的这些品质很重要；克雷默自己正喜欢同这样的人谈话，他认为这个已经不大会讲德语的犹太青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听众。克雷默滔滔不绝地谈着，还坚持要用德语来进行谈话。这两个人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但他们两个却是完全不同的人。克雷默已经三十五岁，出身于一个基辛格从不了解的德国社会，克雷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他全神贯注于谈他自己和他的“人生哲学”，他引经据典，而那些书基辛格是从来没有涉猎过的，他阐述的唯心主义论点，基辛格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位年纪较长者认为，他正在教育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虽然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对基辛格施加影响的性质。克雷默所获得的两个博士学位——他对拉丁语、希腊语和好几种现代语言的娴熟，更不必说精通哲学、历史和法律了——给这个年轻人以很深的印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基辛格从未碰到过一个自己去选择过流亡生活的德国人，并且是出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原因而这样选择的。基辛格的全部难民经历同那些被迫出走的男男女女一样，他们的命运并非自己选择的。基辛格对自己选择命运的人的印象很深。他知道这是出于克雷默的勇气并表示钦佩，他也喜爱克雷默的性格开朗和虚张声势。尽管克雷默那种过甚其词和傲慢自大的性格偶尔也会使他反感；但这些看来都是极为细微的缺点，可以作为一个怪人的一种无害的癖性而不必计较。基辛格喜爱克雷默，因为克雷默作出了道义上的选择；在基辛格看来，那种选择表现了克雷默的性格。克雷默谈到他自己时，总是强调他的自立精神；年轻的基辛格几乎完全信赖他，把他看成为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在克莱本营的六个月，对基辛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六个月；同样，在西欧参加战斗，被任命为反谍报队的中士参谋而实际上是在海德尔贝格郊外的一个小镇充当指挥官的六个月，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本斯海姆拥有很大的实权，他用权也用得公正贤明。1946年5月，基辛格退役以后，仍旧留在欧洲，在奥伯拉麦高的欧洲盟军司令部情报学校充当一名报酬丰厚的教官。在那里，他非常出色地向军官们讲授他们应完成的占领任务。他认真研究了为这门课程所准备的材料；并大量引用了他在纳粹政权刚刚被摧毁以后的那一段困难时期里，在管理一个遭受战争浩劫的地区中所学到的东西。他明显的比许多在他以前担任教官职位的人能干。但是他也明白自己所知甚少，回国去再受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克雷默在这件事上又插了一手，告诉他凡是“高尚的人”都不到纽约市立学院追求学位，劝他到其他地方去申请入学。1947年春天，基辛格写信向哈佛大学提出申请，几乎立即就被接受了，于是同年9月他开始作为大学本科生在那里学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哈佛是一所激动人心的大学。美国士兵权利法案招来了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有的同基辛格一样年龄，有的年龄大一些）在那里开始学习，或者继续学习由于战争而中断的学科。在哈佛的历史上出现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情况：成年人和青年人混编在同一个班级里，讲课的是那些由于战争而到过世界上遥远的地方，担任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因此生活经历已变得相当丰富的人。坎布里奇在战后初期充满了渴望和急迫的气氛，许多人（不单单是那些结了婚而深切感到自己负有家庭责任的人）学习起来似乎他们必须把已经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们觉得在一场竞赛中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因此对他们来说在一个宁静的大学环境里耽搁太久是不对的，虽然那些在三十年代就已熟悉哈佛的人看来，这个环境却是吵吵嚷嚷的。基辛格在当大学本科生的整个时期深居简出，没有同其他学生建立持久的友谊，他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聚集在坎布里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念念不忘的倒不是为将来的职业做好准备，而是学会怎样学习。基辛格生平第一次对埋头阅读和写作的生涯感到振奋；他变得有点像隐士了。
亨利·基辛格幸运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担任他的导师。埃利奥特甚至在战前就是哈佛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尽力给那几个每年由他个人负责指导的学生尝一尝他当年在牛津伯力奥学院作为一个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所受的滋味。虽然埃利奥特是一个老资格教授—据说是政治系两个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可以随意决定讲授什么课程，但他仍然坚守他在牛津学习的风格，总是选定要教一些大学本科生，每星期对他们个别指导一次。他采用英国两所古老的大学通行的教学程序：每次辅导课他要求学生先阅读一本或一本以上的书，写作短文，然后一般地讨论他们所读或所写的内容。基辛格极为喜爱这种师生关系，他钦佩埃利奥特的博学，也重视他的批评。每周布置阅读的书籍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但埃利奥特对于基辛格能够读完布置给他的一切，而且主动要求多布置一些给他读，似乎从来没有感到意外。没有几个星期，基辛格就明白他需要同埃利奥特继续相处；如果埃利奥特同意在他写毕业论文时担任导师的话，那真是莫大的荣幸了。埃利奥特的精力、热情和坦率使基辛格十分感动，对于他的彬彬有礼、雍容大度和他那种乐意讨论基辛格提出的任何知识性问题的态度，更使基辛格为之感动。埃利奥特绝非一个学究，某些使他的许多同事对他产生怀疑的品质却使他对年轻的基辛格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埃利奥特感兴趣的是什么，这很难准确了解，他教政治理论，但是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基辛格最初认识他时，他是华盛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顾问，通常每星期总有几天不在坎布里奇。他在校期间，学生却很容易接近他。基辛格就利用了这种情况。他觉得埃利奥特能言善辩、敢作敢为，正是一个他所希望求教的那种人。他想讨埃利奥特的欢心，认为只要显露出自己的大胆思考能力，就能够达到这一点。
基辛格的毕业论文——一份长达三百七十七页的打字稿—是他从埃利奥特这里学有成就的证明；这篇论文如此之长，竟使政治系决定制订新的规则以限制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篇幅。大学本科学生很少会去做这样庞大的一个作业，也很少有几个教授会鼓励他们这样做。埃利奥特坚持要基辛格博览群书，使他免受学院的保护主义心理的影响，这种心理认为特殊的课本和问题似乎只适合于特殊的学科，其他种种都是不许可的。基辛格的论文写得很有生气，它把两个在许多学院里被认为观点暧昧的哲学家同另一个人人心目中的哲学大师集合在一起。基辛格论述了奥斯瓦德·施本格勒、阿诺德·托因比和伊曼努尔·康德。他的论文题目叫做《历史的意义：关于斯宾格勒、汤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他把这三个人扯到一块，向学院的所有正统派提出了挑战。换了另一个导师也许会说这个学生在才智上过分挑剔和歧视别人了。基辛格对这三个人一一予以讨论，因为他们对他都有用处。他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否真正是不相上下的人物，更不在乎他们是否为学术界所推崇。当然他意识到他已写出了一本巨著，而这本巨著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全部读完的；因而他为那些只关心主要论点的人加上一套醒目的记号，注明一些可以略去的细目。他的论文共分四个主要部分：《斯宾格勒：历史是直觉知识》、《汤因比：历史是经验科学》、《康德：历史和人的道德经验》，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责任感》。这本著作内容十分复杂，行文刻意求工，立论则独具慧眼。除了写上述的三个主要作家外，基辛格还觉得有必要提及亚里士多德和荷马，维吉尔和但丁，弥尔顿和斯宾诺莎以及几十个其他在这个或那个方面似乎同他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作家。基辛格始终坚持听课；还从许多在挤满听众的哈佛大讲堂发表演说的人那里学习知识。基辛格所做的笔记是他的知识宝库里的一份永久财产，而对别人来说，在期终考试顺利通过以后，笔记就再也不用了。基辛格把他在哈佛学到的许多知识都写进了论文；这篇论文表面上似乎在研究十八世纪以来某些历史的哲学流派，而事实上却反映了他个人的信念。
基辛格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成这篇论文的。当他埋头研究这三个主要作家的著作时，他利用每一个作家来阐述他自己的哲学。尽管他从来没有明白地谈出来，但论文里却随处都含有他自己的哲学。这篇论文热情洋溢，见地独到，而风格又完全是别出心裁的。要反映这篇论文的质量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直接引用他的一些原话。从他的原话里，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基辛格和他同时代的大学生甚至和战后初期哈佛的其他大学生都不一样。正因为这样，举例来说，基辛格才会写出：“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无常的。既没有永恒的文明，也没有一种能完全实现的期望。这是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命定，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基辛格的这种对于生和死的专心致志的思索，不仅仅是对于他自己或他的家庭的遭遇，或对于甚至比他更为不幸的、在纳粹集中营里死去的几百万犹太人的遭遇所产生的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他所关心的是更为普遍的历史演化，而不只是二十世纪这个他所视为残酷而外强中干的时代里的衰退现象。基辛格写道：“虽然文化的衰微不能与肉体的衰老相类比，但它同生存的另一个问题，即觉醒过程，具有同一性。正如每个人的生命总是显示出他对世界越来越感到不足为奇一样，历史也总是表现出它对周围环境日益熟悉了解，表现出他对消除一切斗争的必然性所进行的一种疲惫的摸索，表现出一种为使人类在自然界不失去希望而进行的探求。”
正是这种对必然性的探求—即探求用技术来解决极端复杂的人类生存问题——使年轻的基辛格极为反感。他对那种他认为是用工程学来解决人生困境的方法毫不同情。在整整一系列强烈地表达他个人观点的叙述里，基辛格以嘲讽的口气谈到了那些自以为能够把一切事物归结为公式、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以及认为善意会消除不义和维护和平的人们。从他的上百句原话中，无论引用哪一句，都能说明他的论据的质量，以下几句是十分典型的。基辛格写道：“但什么是更荒诞的幻想，是黄金时代呢，还是对物质生活无限的进步的信念？当人们对于在精神上遥远的自然的迷信解除掉了，而冷酷无情的唯物主义的理智取代了浪漫主义的多情善感时，生活就显现为只不过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狂热地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寻求治疗经济弊病的万应灵药，只能证明是内心空虚的表现。对这种内心空虚的人来说，必然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而不是精神状态。他们总以为只要再多一点知识，只要再多一个公式，就能够解决在物质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困扰。他们忘记了物质只能够打败那些不注重物质的精神因素的人。”
基辛格不愿生活在决定论者的阵营里，也不愿置身于那些主张意志完全自由的人的阵营里。他接受必然性的规律，甚至当他强调需要采取行动时也这样。他对这样一种使个人承担起责任的哲学怀有强烈的信念，这就是“理智揭露了客观必然性，揭露了因果规律的冷酷无情，揭露了能使人支配他的环境的种种连锁关系。（由于这种种的揭露，于是）人们就把生活当作仅仅是一种纯技术性的问题，并且采取了一种态度，以为需要的只是技巧，就能获得成功。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是可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如物理学家们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宇宙无边无际的远景，而这种远景甚至连十九世纪后期的愚昧的乐观主义者也是难以相信的。但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认识仅局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科学家与此并不相干。”基辛格关心的是行动，说到底就是关心单个的人。他写道：“但行动来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因而，客观必然性永远不能指导行动，任何活动都仅仅反映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理性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去发展那种使内心体验变成可能的种种原则。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人摆脱他的最后责任，不能阻碍他对生活确定自己的看法，也不能使他自己超越于必然性之上…”
基辛格尊敬奥斯瓦德·斯宾格勒是因为他懂得“历史事件的命定性”，并且认识到“伴随着一种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觉醒”，但斯宾格勒还认识得不够；基辛格写道，斯宾格勒“没有理解这一点，即必然性缺乏引导作用，也没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相对的属性，只有在回顾时才显示出意义，并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但是伴随着行动所持的态度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证明这个人赋予客观必然性的内在的独特见解。”
基辛格的几段结论全面地总结了他对历史的看法，至少总结了他在哈佛大学本科四年级时对历史的看法。他写道：
难道人注定要毫无把握地进行斗争和毫无保障地生活吗？某种意义上说确是这样。人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下保证。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用技术来解决人生困境的方法。那就是存在的命定性。但这种命定性也提出了挑战，它唤起人们的责任感，使一个人对他的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伦理标准总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存在于有局限性的个人认识之中。”基辛格认识到发现那些决定过去的某些特定事件的因素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他坚信未来的不确定性，他写道：“过去是死的，这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自由支配着未来。”最后，他写道
生命中包含着苦难和倏忽无常任何人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那个时代的环境。过去可能会夺去现在的许多欢乐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布痕瓦尔德和西伯利亚劳动营的那一代人，就不会用他们的父辈那样的乐观主义谈话。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早已没有像但丁那样的运气。但是这仅仅描绘了衰退的一个事实，而不是衰退的必然性。人的存在，如同历史的暴行一样，是一个先验的事实。人的行动证实他的愿望，而人的愿望则来自于内心的态度，而不是对于周围事物的一种评价。诚然，这些可能是令人厌倦的时代。但为了使生命有意义，我们不能因此要求不朽。对自由的体验让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质，包含着每个人赋予他的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着使人内心宁静的自我直觉。”
政治系里评审亨利·基辛格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人们，都认为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好。基辛格得到了“成绩最佳”的学士衔，在哈佛大学里持有这种荣誉的人是极少的。这种赏识既使他满心喜悦，也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希望坚持继续这种学习，即主要研究哲学思想，或者是政治理论领域里的哲学思想？或者，他是否应当考虑进研究院，从事一种与哲学毫不相干的工作？基辛格非常了解自己，认识到他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至少有助于弥补他自己认为他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大的缺陷。哈佛大学成了基辛格的大学预科，使他接受了充分的文科教育。他不是在青年时代（尽管他是早熟的），而是在能够充分领会指定给他的各种额外课本的成年时代接受这种教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优惠。1950年，基辛格二十七岁，他就打定主意为今后的职业作准备了。
基辛格公开表示的愿望是想当一名教授。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作为哈佛大学成绩最佳的毕业生，他在政治系里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便利：他不必参加所谓总考，而几乎立即可以考虑他的学位论文。这个系在允许学生选择学位论文的题目方面，素以宽容著称。许多学生都抓住一个当代问题作为论文题目。基辛格对这种选题毫不动心。他不去研究1945年以来国际上的重大危机，也不去探讨别的一些重要的二十世纪外交政策问题，却决定对十九世纪头几十年欧洲世界的秩序进行分析。他经过周密的考虑从而选择了题目。实质上他是在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所坚持的看法，即认为广岛标志着一个时代（当然是指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原子弹已经改变了所有国家的关系，那么研究十九世纪的外交和政治岂不成了一种好古癖？基辛格持有恰恰相反的论点。他不否定原子武器的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他始终认为原子弹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又坚持认为历史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像他所引述过的修昔底德一样，基辛格认为现在虽然永远不会重复过去，但必然同过去相似，因此，未来同样如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确定哪些地方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这些就是基辛格在他的整个大学经历中所关心的中心问题。
作为一个研究生，基辛格迅速地着手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全力研究。他认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寄托着未来的世界和平及全人类的命运。正如他过去一度需要在某些理论和哲学问题上培养自己一样，他现在感到需要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培养自己。他是怎样进行的呢？他有几个方案可供选择：他可以在国际关系领域里选择一个有点名气的理论体系或模式，然后对它进行一种有批判的研究，对于这样的研究方式他已经显出本身具有的才能了；或者，他可以选择一个历史插曲作为一个实例进行研究，以评价某些个别的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他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并仔细地挑选实例。他完全清楚为什么他想要在他的一生中花几年时间就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这两个人物进行研究和写作，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对这两个人却都是索然无味的。基辛格所以挑选了这两个人，是因为他感到他们都曾为建立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和平作出了贡献。他认为研究他们努力从事的事业，有利于他洞察他自己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即如何维持和平的问题。
在基辛格看来，那些关心和平问题的人中，能意识到它的复杂性的人极少。他们总是同词藻娓娓动听但没有多大分析价值的那些诠释性的方法相依为命。基辛格并不期待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找出一幅能告诉他美国人在同苏联人谈判柏林问题时应当怎样行动的外交活动的路线图。他不相信政治家或学者用这样粗鲁的和机械的方式就能从历史中得到教益。他也没有把军事技术的变革想像得无足轻重；他的论点恰恰相反。然而，他确实相信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并非一切都已改变，假如能够明智地向历史文献，特别是向一次成功的和平谈判的文献求教，这对任何一个想更深入了解当代重大事件的人来说，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自己准备身体力行的就是这样。
基辛格不是非写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不可的。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另外一个题目，但也不是任何其他题目。基辛格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一张可以使他从事学院生涯的证书而写作的。他是试图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际事务的研究者。因此，他觉得选择恰当的题目至关重要。基辛格在他的学位论文里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自然科学的成就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而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则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我选择了1812年到1822年这一时期作为我的论题，坦白地说，一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与我们当代的问题十分类似的。但我决不强调这种类似。”
在他决定着手认真研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以后的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基辛格开始发展了一种分析方法，后来他一直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连贯性在于它的大前提可以很简单地予以说明。这些大前提都首先假定在哲学上承认事物的不确定性。在基辛格的著作里，“模棱两可”、“嘲弄”、“前后矛盾”、“细微差别”和“悲剧”这些字眼经常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这些都不是别的外交政策专家所惯用的字眼。对于基辛格称之为“心理的”因素或成分的东西，别人也不准备给予重要的地位。基辛格经常使用“心理的”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对他很有用处，就如“经济的”这个词对他的同事的分析方法很有用一样。对于基辛格来说，不存在什么“严格的心理学法则”他毫不在乎心理因素所带来的种种束缚。正好相反，他认为政治手腕是一门艺术，并且是一门需要精密考虑的艺术。他承认灵感的可能性——事实上是灵感的必要性——可是他并不把创造的能力和应付的能力混为一谈。
基辛格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在任何特定时刻，总有一定数量的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通常也是可以知道的；而其他国家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些领导人。基辛格的兴趣完全是在这些有权力采取行动的人身上。他关心他们的信念，关心国家内部结构在他们执行外交政策时如何制约他们，还关心他们面临困难的抉择时怎样行动。基辛格把选择看作为整个政治执行过程的根本问题。对基辛格来说，最最重要的是某个特定的国家选定一个特定的政策，是出于这一个理由而不是那一个理由：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相信这是唯一可靠的方针；因为它的领导人急于考验对方的反应；因为国内舆论要求采取一个特定的政策；因为政治领导思想混乱，认为有必要制造假象，似乎这个国家看上去还有能力采取行动。
在基辛格看来，国家是真正的实体。它们的领导人也同样如此。因此，政治领导的质量问题，对于他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它将决定他们如何看待一个问题并怎样为此采取行动，同时也将决定整个国际体制怎样行动。由于基辛格研究了梅特涅，他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国际体制有了精确的见解，并且还为在这些体制内活动的国家联想到非常特殊的种种选择。他认为，决不能把外交政策同军事政策分割开来，而应当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他心目中，和平不能靠蓄意探求而获得，和平只是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必然的副产品。
基辛格最关心的正是探求这种稳定的国际秩序。他认为，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把一些它们并不具备的长处和利益归于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假如别的国家违背了实际情况来看待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也不会得到宽慰。国家利益是同它们的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当然包括军事能力和经济资源在内，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政治领导的素质。基辛格对十九世纪所作的研究，导致他强调国家力量的四大要素：卓越的政治和战略理解力；国内对特定政策的支持；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联盟、中立或敌对—一以及领导的声望及其为达到既定目标本身具备的能力。国家不像一个人，我们不能说它有一个天然的寿限。国家的存亡问题往往是采取的特殊决定所产生的一种作用；我们一点也不能证明一次避开了的特殊的危机假如没有避开会危及国家的生存。
在基辛格心目中，原子弹并未破坏拿破仑的“革命”世界。由于十九世纪初期的事件一点也不像当前发生的事情那样激起美国人的感情，因此那些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析的难得机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人都认为自己似乎是一个研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专家。倘若触及这个时期，就会侵犯到许多需要保卫自己利益的人的禁地。这批人靠坚持某种观点才维持了自己的声誉。基辛格无意去遭遇这样迎面的对抗。他感到还是去探讨没有太多的“保护者”（事实上一个保护者也没有）的人比较妥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基辛格是在创立一种分析方法；其独创性就在于这种分析方法坚持认为外交、战略和内政是不能分割的；但不仅如此，而且坚持认为政府高级人物的行动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基辛格完全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产儿，他毫不怀疑始终存在着第二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