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能正视亨利·基辛格生活中的嘲弄和矛盾的人，才能理解他的生平。这个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人从来不隐讳他的观点；几乎在每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里都可找到他的观点。这个凭借智慧和口才发迹的人，在进入华盛顿，在理查德·尼克松手下工作之前许多年，就明白每个人的权力总是有限的。即使历史没有教他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在观察肯尼迪政府的体验中，也会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教训。他为自己当上了一个学者而洋洋得意——这个成就或许出乎了他的意料—但他认为这样的成就还不能使他感到最后的满足。他从版税通知单中了解到自己的著作极为畅销；然而这并没有使他相信他的许多理论对于那些他最希望施加影响的人来说，都是正中下怀的。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人物——既是欧洲迫害事件中一个受害者，又是美国百年不遇的种种机会的一个受惠者——基辛格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孜孜以求旧时代荣华的人。有些人说，要是基辛格生在他曾著述过的梅特涅或傅斯麦的时代，他或许会更幸运些。要是基辛格发表了他在大学本科时所写的关于伯里克利时期的一些随感，那么在这些人中间有些人就情不自禁会称他是当代的雅典人了。他们只有在不愿意用这种称呼赞美他的时候才会忍住不说。当人们称基辛格是一个梅特涅式的人物或者傅斯麦式的人物时，一点也没有褒美的意思。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大大地使他获得了神秘人物的名声；他觉得既不必去同那些存心中伤他的人争论，更不必去反对这种旨在恭维他的性格刻画。事实上，真相是相当复杂的；可是要揭露真相，就得了解他这个人，特别是了解他的思想。这方面的证据在他的几本大部头著作里随处可见；在所有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他的思想在这些著作里都有忠实的反映。说它们为他的思想描绘了一幅画像，也断然不会言过其实。因此，这些著作对任何一个肯耐心钻研的人来说，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基辛格成年以后全力从事写作。写作活动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消耗了他最大部分的一直很充沛的精力，但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基辛格认真地审阅自己的原稿，从最初的一份写在大张纸头上的字迹潦草的手稿开始，然后是以一份在朋友中辗转传阅，经过三四次修改而最终修订的打字稿结束。凡是看到过基辛格这样做的人都认为，基辛格从来不把写作视为一件可以轻率从事的普通工作。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得到的成果，谁要查考谁都可以找到。各国外交部和大使馆毋庸置疑已经查考过了，但新闻界却不是那样积极。事实上，他们对基辛格的思想非常不感兴趣；实在难得要描述他的思想时，也是写得很刻板、很不准确。已经发表的几百篇有关基辛格的特写、背景资料、传记和新闻故事都是臆测，很少是真正熟悉他的思想的。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他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是近几十年来进入政界的一个最有才能的人。谁都可以思考一下，评价一个人的才智，除了阅读他写的书和文章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这些著作毕竟不是一个任性的年轻人信笔涂鸦的东西啊。
在长达十五年的大学生涯中，基辛格写了四本著作和不计其数的论文。这些著作，同他从那时到现在所写的作品一样，都是他思想的结晶。如果对这些著作视而不见，或者低估它们作为理解基辛格其人的一种途径的重要性，就表明对他的观点和他的生平都一无所知。从1947年到1968年，基辛格生活在一个大学环境中，先当学生，后当教授。当他还未成为研究生时，他因为忙于学习，而无暇顾及哈佛大学。在他对这所学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他觉得他不那么喜欢哈佛了。他已觉察到在这种学院圈子里所特有的种种小心眼儿的不良习气，那里虽说权力微不足道，可是大家都野心勃勃。他经常抱怨那些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没有雍容大度的作风。
当然他也感受到这个学院天地里的乐趣，尤其是那种他爱怎样学就可以怎样学的乐趣。他是一所有自信心的大学的一员，又是一门生机盎然的学科的一员，而这所学校和这门学科又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以便运用新的机会。在战略研究这个课题尚未确定名称之前，基辛格就跨进了这个领域，并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后来他才获悉国内有些专职研究人员把他看作为一个普及推广者——在学术界里这是一个骂人的词语。虽然有些人在这个课题上确实称得上是有专长的，基辛格与他们比较之下似乎显得浅薄一些，但基辛格从来不想效法他们。他对自己的做法信心百倍，认为不必要去照抄别人的更为深奥的阐述。他也根本不想抛弃他同大学的联系，去换取进入一个研究所的机会，使他不再受到学生的干扰。凡是他受到别人的帮助，他马上表示感谢；这种人往往是像他一样杰出的通才，他们不想让狭窄的专业兴趣把自己束缚住。
基辛格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否认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战略方面的想法。就他而言，战略问题是一门范围较广的学科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不论在战略研究领域之内还是在战略研究领域之外，很少有人认识到应当在较广泛的知识面中来了解这一领域，这种情况是很悲哀的。基辛格自己的“体系”——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取决于这样一个命题，即在外交、军事战略和内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于基辛格认为不可能把它们相互分开，并且认为美国许多外交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此，因而他认为，研究武器系统同研究政府体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就他而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亚于心理学，这两者都依赖于一种历史观点，即强调选择的可能性，强调需要有一种主义以及强调集权。
基辛格是一个教授而不是一个记者；他感到没有必要去评论每一个重大事件或判断每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的执行情况。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总是很具体的，这一点就使他把自己的理论同各届政府的特定行动联系起来。于是某些问题就反复地出现在他的脑际：一项特定的政策所依据的总原则是什么？这项政策是如何被采纳的？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择？为什么认为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不多？为什么没有想到另外一些办法？基辛格的思想方法把他带到历史研究中去，但他从不以历中学家自居：他所关心的绝大部分都是现状，但他主要是把现状作为一种手段，用以指示在将来也会出现同样情况的可能性。
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是他对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肯尼迪这三个总统的外交政策得失所作的连续的评述。这三个总统，如果有谁读了基辛格的这些著作，都不会对基辛格所作的判断感到格外高兴。关于约翰逊，基辛格实际上是未作评论。这种缄默也许是他最厉害的判决。假如基辛格在参加尼克松政府之前没有写出他的某些文章和专著，那么它们也许永远不会问世。基辛格写文章决不单纯是为了直率地记录事实，他所关心的总是对政策施加影响。当他挑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失误时，他就提供另一种政策；当肯尼迪政府尽管进行了狂热的活动和广泛的宣传，但在外交政策领域里成效极微时，他表示了他的保留意见，并且指出了当时未被采用的可供选择的措施。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公众可以了解的一部分事实；假如人们需要了解基辛格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其他任何一个美国领袖的看法，既不需查阅私人信件，也不用寻找绝密文件。实际上，人们对这个问题兴趣不大，所有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到基辛格写的关于两位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家梅特涅和俾斯麦的文章上去了。常常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有些人忽视某一些作品而偏爱另一些；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以特别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许多人专爱叙述基辛格对十九世纪政治家才能的看法，而对基辛格实际上所讲的，却知之甚少。对于为什么基辛格被认为是“喜欢”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以及为什么这两个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现在流传着一些荒唐的说法。基辛格的一部有三百五十页的论述梅特涅的著作，包含了不少很难懂的段落，而且要求读者至少得有一点历史兴趣，这本书之所以始终没有被人们认真地读完过，其原因或许可以用怠惰来表示；但怠惰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人没有读过这本著作却想在这本著作上舞文弄墨。至于基辛格对傅斯麦的看法，即使是怠惰，也无法为上述这些疏忽作辩护。基辛格对这个普鲁士领袖怎样看法早已公开发表，只要把一篇三十五页的论文稍稍浏览一下，就可一目了然。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曲解呢？这是因为许多用梅特涅式人物和傅斯麦式人物这类字眼来解释基辛格观点的人，对基辛格的历史评价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为之效劳的总统的政治活动。他们就像政治小册子作者一样写作；当他们使用诸如“现实政治”这种稍微含有贬义的名词时，他们想说明基辛格同十九世纪统治德国和奥地利的
反动独裁者思想意识上非常接近。但是关于基辛格本人对傅斯麦的政策表示过严重保留意见这一事实，他们竟不屑一顾；他们唯独喜欢把基辛格刻画成傅斯麦的门徒，甚至是他的继承人。至于梅特涅，他们可能要问，人们何必在基辛格那些迂回曲折的议论上去自寻烦恼呢？只要把基辛格拉到梅特涅的旗帜之下，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免掉很多麻烦了。假如你知道基辛格是如何描绘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你不妨对那些假装熟悉基辛格的著作而又不愿阅读他的作品的人提出一些问题试试看。完全忽视这个主题的倾向现在占绝对优势。也许这样并没有什么损失，卡斯尔雷从未成为使美国人心惊胆战的妖魔，他只是表现上同真正的恶魔梅特涅和傅斯麦相象而已，除此以外，他要当一个德国人其至还不够格哩！
本来，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曲解详加讨论，要不是它们在基辛格对十九世纪外交，尤其是对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那样的政治家发生兴趣的性质上表现出一种根本性误解的话。基辛格研究这两个人并不是象十九世纪的小学生研读普卢塔奇的《名人传》那样，幻想他能够从中发现值得效法的模范。如果基辛格竟然想象效法梅特涅或傅斯麦是可取的或者是可能的，那么他就真是太天真了。基辛格研究他们的生平的意图并不是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物；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对采用他们的方法产生兴趣。他研究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使他眼界开阔起来，从而使他能够更加有效地思考他自己这个时代的问题。基辛格所关心的是二十世纪，特别是由于出现了热核武器而引起的各种问题。
令人奇怪的是，在那些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差不多是神话般的欧洲大人物上已浪费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而却没有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努力来研究基辛格如何评价当代的风云人物，如丘吉尔和戴高乐、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杜勒斯和麦克纳马拉。大量的事实说明，几乎没有人知道基辛格曾经写过关于这些人物的文章。基辛格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独具慧眼的，他对他们的评价迥然不同于许多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的人，这不过是故事的开端，由于基辛格的著作相对说来并不为人所知，这个故事大部分无人谈起。
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论或著作，暗示他担任高级职位时可能会做些什么，这是不多见的。今天在美国，对于许多已经全国闻名的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公众大都是通过报刊、电影、电视等所传播的消息去了解他们的领导人的情况的；用来评价领导人的依据，常常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资料，如根据别人对他们的议论；根据他们带来的同僚（往往也是一些同他们一样模模糊糊的人物）；根据他们在那些考验他们的表演才能和精力，多于考验他们的品格的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就算在少数孤立的情况下，可以从《国会记录》或其他类似地方看出他们好像持有明确的观点时，也无法得知人们所读到的东西是一个高明的行政助手的代庖呢，还是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首创者？我们依靠那些勤奋的新闻记者有时描述得栩栩如生的虚幻的东西度日。一个人在登上政治舞台时，就已经真实地把他的想法形成文字，并且把这些文字材料放在一个人人都能得见的公共场所，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能了解一个社会名流的想法，而且在他大权在握时又能了解到，这是要具有某种特权的。既然这种情况是这样难得，倘若不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供的机会，那就实在太粗鲁了。
然而，对亨利·基辛格来说，这种机会却一直被熟视无睹。一卷从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里偷出来的文件也许会刺激国内每个记者的胃口；记者们会不辞辛劳地去认真研读这种材料。就算“机密”文件确实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就算起码有一些材料不仅在帮助说明这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思想方面，并且在更广泛地透露了政府的政策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可是试问：专心一致于“机密”资料不是使太多的美国记者而且也使太多的其他人对于公开场合能够见到的丰富资料不够注意了吗？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合理吗？
提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夸大其词。就亨利·基辛格而言，没有认真地研究他的著作已经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它使人们对于外交政策永远抱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事情似乎都是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假如对基辛格的著作有比较充分的熟悉，就决不会像以往那样把基辛格本人加以浪漫主义化了。基辛格总是含蓄地或者明白地对个人作用的持久性产生怀疑，他明白个人能够和必须做到什么程度，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他无能为力的。
如果对基辛格的著作比较熟悉，那么也许可以使别人轻而易举地预测近年来外交政策的许多新事物，从而有可能使他们多少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正在出现的各种“惊人的景象”。新闻报道本身是这样纷至沓来，使人不能袖手旁观，也无法对它进行应有的认真研究。1969年以来，在野人士中没有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人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决不夹杂有个人私愤。总之，现在在野人士中找不到像他自己那样的“基辛格”了，这是对基辛格不利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使人感到遗憾的原因是：人们对基辛格的研究始终是站不住脚的，人云亦云的，当这种研究工作表现友好时，差不多满篇是多情善感之词，如果在表现敌意时，则又充满恶意中伤之词，这种研究往往掩盖了对基辛格生平的基本方面的无知。这两种研究工作中，没有一种研究充分强调基辛格生平那些独特的和值得一提的方面。如果了解这些方面，就会进而解释他的事业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这样的发展的原因。不妨回忆一下，当战争把他从纽约犹太难民区解放出来，并把他推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时，那时他受的教育是多么平常。他在陆军服役使他在几个方面都具备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它使基辛格认识了美国，要不然他是不可能那么快就认识的；它使基辛格能够在迫使他产生同情心的环境下去看待美国。他在二十四岁时刚刚开始接受重要的正规教育；世界上并非每一所名牌大学都能那么体谅他的处境，或者能那么乐意让他自由发展，而只给以必不可少的督促，使他能感受到学术生活是怎样一回事。在这些年月里，实际上基辛格像隐士一样，受到了在此后一生很有用处的基础教育。
大学研究生生活给了他新的机会——用十分有限的经费建立新机构，从而使他和别的人都受益。“国际问题讨论班”及期刊《合流》都是基辛格留赠给哈佛大学的机构，或许可以看作是基辛格对他在哈佛大学接受本科教育所作的部分报答。不管一个研究生同他的教授的私人关系多么好，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会有可能建立这样两个机构。这两件事靠的是那种独特的美国人的设想即只要有人肯花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妨试一试—一即使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建立的也行—没有一个领导人会有意责难。
但是，基辛格的一段甚至更为重要的经历则是在纽约。这一段经历使他走出了大学的小圈子，在接触那些他下意识地心向神往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对外关系协会在使他的一本重要的书的问世这一点上帮了不少忙，而这个组织的更为久远的贡献，也许是给这个举步维艰而孤独无援的人以信心和勇气，基辛格知道，除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无聊角逐以外，他是多么需要了解一些别的事物啊！接着，基辛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建立了同样重要的联系，那时洛克菲勒正与别人一起致力于描绘一个当时并不存在的美国，不久他便当选为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是一个极端美国式的计划，这种美国式在于它的乐观主义，也在于它的设想，即善意的人们几乎肯定会赞同一个优良社会所应追求的理想。
在他从遭受炮火蹂躏的德国退役归来的十年里，基辛格顺利地获得在哈佛任教的永久职位，并且有充分理由可以得到其他的荣誉和机会。1961年柏林危机时，他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在华盛顿兼职，后来仍在坎布里奇过他的教授生活。但是人们容易忘记坎布里奇的大学生活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美国化。那里任务很重，但弥漫着自由气息。基辛格完全可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利用基金会的经费和其他资金使他有可能经常外出旅行；他几乎每天都要同华盛顿的上层人物通电话；国内和国外来访问他的人接二连三；专门有一位秘书把他的口述记录下来，并且把一部已经征求过朋友们意见的原稿的最后修订稿打印出来；图书馆藏书格外丰富，并且还能经常以报刊剪辑以及诸如对外关系协会的图书馆设备来补充。所有这些可能具备的条件，使一个学者在那个时期的哈佛大学生活得非常适意和愉快。应当提出的是，像这样的条件，对于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在坎布里奇也有一些令人垂头丧气的东西，其中有很多东西比起上面提到的那些有利条件来就不是那么美国化了。学院的团体就算在它们最开放的时候，也有可能成为见解褊狭的场所；大学里的政治对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而言，只不过像一场青少年的游戏而已。在诸如伦敦或巴黎等欧洲的主要首都里，一个大学教授倘若愿意的话，可以住得离学校远一些，去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但对于在坎布里奇工作的人，即使对于每周只准备去纽约或华盛顿一二次的人来说，都困难重重。
1964年到1968年间的教授生活对基辛格来说，它的意义似乎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逊色。他开始发觉到从外界影响政府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在美国，在某些学科里存在一种误会，认为像专家和顾问之类的职位能够对政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点基辛格比别人更清楚。尽管在这些年月里，基辛格越来越止步不前了，但很少流露出苦恼的情绪。在个人创业制度下的一个最后栖身之所——哈佛大学里，谁都没有对基辛格的止步不前给予很大注意。同事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写作少了，他们所关心的显然是他们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
此后，在1968年春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纳尔逊·洛克菲勒起初不打算谋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后来同意参加竞选了。基辛格成了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干得非常卖力，仿佛这次提名的成败全靠他的努力似的。可是洛克菲勒的指望落空了，他参加得太晚了；尼克松已经远远地跑在前面，甚至洛克菲勒和里根的力量联合起来都不能把他拉回来了。但是，对于这件事不管是洛克菲勒或基辛格都不是这样看的。如果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那么，这场竞选运动倒使基辛格有机会拟订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声明，他认为这些声明比过去为一个党的竞选人所写的任何东西具有更大价值。洛克菲勒失败后，尼克松阵营里的人就来试探基辛格的意向，基辛格是否愿意加入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他表示对此没有兴趣。
然而，在当选总统于11月请基辛格到纽约皮埃尔饭店他的竞选总部去会见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两次长时间的私人会晤之后，基辛格被邀请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明白他不能拒绝这个职位，他也无意拒绝。因为他一直竭尽全力劝告别人在外交政策领域里应该怎样去干，已足足有十多年了，所以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一显身手。
基辛格的生平具有许多典型的二十世纪的特征；忙忙碌碌，容易激动和充满挫折。毕竟，基辛格就像他为之服务的那个人一样，是默默无闻的人。他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他之所以能够发迹，是因为他打算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考虑一种新的武器技术如何使先前的外交和政治（更不必说国防了）失去了时效。他生来是个犹太人，而且是个难民，他在既无家庭关系又无经济资助的条件之下必须自谋生计。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对于像他那样的人，已经无需再在他的道路上设置无法克服的障碍了。基辛格对于他为什么能取得进展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换了别人，尽管才能较差，或许早已轻而易举地青云直上了。基辛格靠的是他的主要本钱——他的才智。在一场竞赛中，吸引人们参加这个学院俱乐部，接受它的评价和信念的诱惑力是那么的强烈，而基辛格却能保持极大的自然克制和独立，这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智力和勤奋就是他的主要财产。然而，他的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是他从研究历史中获取的——使他领会到智力不可避免地有它本身的局限性。智力不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政府所面临的任务的内在困难不会一下子被才智的力量所克服。他知道智力使他获得了现在的地位，他也明白智力还可能把他带到更高的地位上去。他还聪明得足以不相信智力最终会给予他那种美国人自从第一次踏上这个新大陆以来一直在不懈追求的“完美的和平”。基辛格始终是美国人中的一个欧洲人，同时也始终是欧洲人中的一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