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
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在野外演习场地，接到一份来自南京的特急电报。阅电后，神色大变。
1948年年底，对于蒋介石政权来说，各方面形势显示，它的气数已尽。这将是最后一个年关，当然也是最痛苦、最难过的一个年关。徐蚌决战已接近尾声，杜聿明集团被围困于青龙集、陈官庄，全军覆没无可避免；华北傅作义集团，则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平、津两城，处于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危急境地。军事的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国统区经济，则随着金圆券的急速贬值，引起物价飞涨，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至发展到京、沪一带抢米风潮日必数十起，使业已崩溃的经济，愈发不可收拾。翁文内阁因币制改革失败而倒台；蒋介石初属意于胡适组阁，胡适不肯；再邀张群组阁，张群婉拒；最后只好逼令刚刚动过手术的孙科就任行政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红色的飓风，扫遍全国。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是在劫难逃。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开始把目光放到远隔台湾海峡的台湾岛。在那里，他安放着一枚随时可用的棋子——他的嫡系将领陈诚。
12月29日，距离新的1年还有两天。
这一天，台湾岛风和日丽。晴朗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淡淡的白云。上午9时许，和暖的阳光已经普照大地，白云在微风中轻轻飘动。突然，在这个海岛北部城市新竹附近，枪炮齐鸣，浓烟滚滚，上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在炮火中冲击前进。
这是台湾“警备旅”在进行日本投降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而总检阅官则是已经任职1年半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50岁的魏道明，始终兴致勃勃。他对国民党和自己在台湾的稳固地位，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
中午，魏道明与各界来宾及新闻记者一道，就在演习营地进行野餐。席间，他兴高采烈，谈笑风生，风趣地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表示要呈请中央批准，扩充这支守备台岛的地方性武装。
野餐结束后，魏道明继续观看军事演习。
在演习场地巨大的爆炸声中，一辆高速行驶的三轮摩托车悄悄开至演习场地。机要信使匆匆来到魏道明面前，向他递交了一份来自南京的特急电报。
魏道明阅读电报后，神色大变，立即向在场的同僚和贵宾匆匆告辞，乘上他的黑色专用轿车，急驶草山电力公司招待所。
“辞修兄，这是总统发来的电报。”魏道明神情严肃地把电报交给陈诚。
陈诚见魏道明亲自来送蒋介石的电报，情知有异，不敢怠慢，赶快恭读蒋介石的谕示。电报不长，内容是：
魏主席伯聪并转辞修：此间已决定，免去魏道明同志台湾省主席职务，另有任用；任命陈诚同志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正。
已经当了半年多“老百姓”的陈诚，在时局的急剧变化中，第二次被任命主持一个省的政务。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有感激，有担心，也充满了希望和幻想。
“伯聪兄，这个任命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将向中央力辞。因为我的身体尚未康复，不堪重负；同时，我们本属至好，从感情上说，我也不能接任你的职务。”陈诚终于在惶恐之中，真假参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辞修兄，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如此重大的人事调动，总统事前未征询你我二人的意见，显因时局已有重大的变化。”魏道明顺水推舟，不过话语倒也诚恳。
事已至此，陈诚当不便再辞。
次日，蒋介石从南京给陈诚发来第二份电报，令他“克日接事”。
此时，陈诚与蒋介石之间，虽隔着茫茫东海，相距有千里之遥，但彼此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陈诚对蒋介石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深有领悟。他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枚棋子，既然被安放在台湾这个位置上，当然要在这里敬献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起用陈诚的决定，确实产生于一个非常的环境之下。他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和桂系从内部的攻击之下，已经预见到大陆的不保，自己也做好了下野的准备。
蒋介石正在起草一份包含“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内容的《元旦文告》。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他握起毛笔，蘸足浓墨，凄惨地写下两句话：
冬天饮寒水，
雪夜渡断桥。
这就是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在蒋介石感到万般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了陈诚。
大病初愈的陈诚，遂得东山再起。
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跨进了1949年。
1月5日，陈诚以最快的速度，就职视事。他宣称：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
“人民至上”、“民生第一”。
陈诚的口中念着“人民”，但他此时的政治立场，却又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陈诚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在这个会上，他更进一步地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努力使自己的讲话具有鼓动性：
台湾是中华民族生命的一环，整个的台湾以及所有的物资产业并非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东西，更不可视同战利品，而是我们台省600万同胞50年来胼手胝足的血汗积累，更是全国千万军民牺牲奋斗，以头颅热血换来的。
……
今日台湾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负担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在这篇讲话中，那种把台湾作为所谓“复兴基地”的价值观念，开始显露出来。这是蒋、陈后来统治台岛的中心思想。
大厦行将倾覆。他们只好把“光复”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3.6万平方公里的孤岛上。
就职的这一天，陈诚特别忙碌。
记者招待会刚刚结束，他又在省府四楼的会议室举行茶会，招待台省及现住台省的大陆“中委”、“立监委”、“国大代表”，计138人。
如何治台？与会者要求主席拿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来。
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古老、封建的土地上，人们并没有时时刻刻准备好一份施政纲领来参加竞选；也许是陈诚从接受任命到就职视事之间的时间太短了，还未来得及深入考虑；也许是出于陈诚的谦逊和稳重，他不愿意上任伊始就洋洋洒洒地拿出一大篇“主张”来。总之，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陈诚表示：他到台湾一共才3个月，对台湾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十分清楚，“须彻底了解后，始能言如何治台”。
与会者对陈诚在湖北主政时的作为有所了解，询问他会不会用当年治理湖北的方法，来治理今日的台湾。
陈诚向询问者报以微笑。他说：
“我担任湖北省主席与台湾省主席，时间差了10年，地点相差2500里，当然不能简单地搬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理。”
说到这里，他幽默地打了个比方：
“这就和在甲地可以吃的药，乙地未必适合吃一样。”
陈诚感到，对于台湾这个新的、关键性的地区，究竟该如何治理，还需要观察和思考。
就在这种思考和实践中，陈诚开始了在台岛历时17年的政治生涯。
金门、登步之战
困境中，陈诚一筹莫展，金门、登步作战，使他大受鼓舞。面对东海万顷波涛，陈诚踌躇满志。
1949年深秋，担任东南军政长官和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显得紧张而疲惫。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国民党当局已经只能控制以台湾为主的南方一隅。整个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台湾海峡能否阻挡住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还有很大的疑问。
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士无斗志，一盘散沙。真是兵败如山倒。自从上海战役以后，再也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上辖苏、浙、闽、台4省，实际上苏、浙、闽已经只剩下了一些沿海的岛屿，是以四省之名，据台湾一省之实。
陈诚担负着一个十分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要驱使不能再战的部队去战斗，而且要夺取胜利，以重振士气，谈何容易。他面对茫茫东海，心中无数。
可是，这个秋天也给陈诚带来了小小的收获。解放军在进攻两个小岛的战斗中，意外地失利了。
10月24日晚24时，解放军第十兵团的3个加强团，分别从厦门附近的莲河、澳头、大嶝等地启航，利用夜幕和密集炮火的掩护，向金门岛发起了进攻。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10公里，呈蜂腰形，东西长约20公里，西部宽约11公里，东部宽约13公里，中部最窄处只有3公里，总面积161.4平方公里。东半部山高岸陡；西半部地势平坦，是国民党军的守备重点。岛上原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李良荣指挥的第二十五军，以及由师长郑果指挥的第二一师。不久前，陈诚又经过蒋介石批准，将驻在潮汕地区的第十二兵团胡琏所部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调至金门，增强防务。
在陈诚的计划中，原本只调高魁元率领的第十八军至金门，而由刘云瀚指挥的第十九军直开舟山。其间，10月17日厦门解放，金门岛岌岌可危。陈诚把电报发至正在航行途中的军舰上，命令刘云瀚即刻率第十九军改航金门岛。这支部队刚好赶在解放军向金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抵达。双方都没有估计到，第十九军运抵金门岛，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时效。
25日凌晨，攻击金门岛的解放军船队，在海面上遇到了骤起的东北风和金门岛守军的猛烈炮击。风大浪高，炮弹如雨点般落下。一些船着了火，一些船翻了。许多战士在海浪中捐躯。船队的航渡队形已经被打乱，逐渐偏离了预定登陆的腰部琼林地区。
凌晨2时前后，解放军船队在金门岛西部10公里的正面登陆。各部在建制混乱、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凭着军人对人民的一片忠心，按照“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既定战术要求，向敌人阵地猛烈攻击，大胆穿插。
古宁头的国民党守军第二一师抵挡不住，前沿阵地被突破，官兵大量伤亡。他们在思想上得了对解放军的恐惧症，根本不敢想在解放军的进攻面前能守住阵地。
对于陈诚来说，这一天的黎明来得特别迟。他在台北的指挥部里，彻夜指挥。当金门岛的军事堤防快要溃决的时候，他给金门岛战地指挥部发去指示：“如果我们不能乘此机会显示我们军队的作战能力，则台湾的局势是无法维持的。”
当陈诚从电话中听到对方报告第二一师已从第一线退却时，他狠狠地说：
“不能退，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许退！”
金门岛上，登陆的解放军部队，克服了种种不利于他们作战的条件，继续向纵深发展。可惜的是，与此同时，输送他们的船只都因海水退潮，搁浅在岸边，差不多全部被国民党海空军的猛烈炮火摧毁。这批船只，几乎是厦门地区可能征集到的全部船只。登陆的勇士们已经既无援兵，又无退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作战，全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大无畏的精神。
就在金门岛战斗最激烈的关键时刻，胡琏第十二兵团的部队赶到了前线。这犹如给一个垂危的病人输入了巨量的新鲜血液。
解放军被压回到西部的古宁头。他们再没有退路，只好利用村中的房屋作掩体，坚持战斗。当天夜里，解放军第十兵团曾经又紧急动员运送了两个营的援兵。但是，到达彼岸时，只剩下3个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众寡悬殊、孤军作战的情况下，大部分登陆解放军战斗到最后一息。
27日，解放军指挥机关与岛上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但古宁头及其以北滩头仍有零星枪声。
这一天，陈诚乘“美龄号”专机降落在烽烟未消的金门岛上，然后由胡琏陪同，驱车“视察”前线各地。
28日下午3时，金门岛的枪声完全沉寂。
一小时后，“美龄号”专机飞离金门岛，陈诚返回台北。在历时4天的金门岛战斗中，解放军登陆部队英勇作战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登陆部队共三个多团，9086人，内含船工、民夫350人，一部分英勇牺牲，一部分被俘。毛泽东说：“第三野战军一部，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没”。
在金门岛作战结束一周后，解放军第七兵团一部，又向金门岛千里之外的登步岛，发动了另一次不成功的登陆战斗。
登步岛位于浙江沿海舟山本岛的东南，与舟山本岛的重要门户沈家门遥遥相对，中隔五千米海面，扼舟山海上交通的咽喉。全岛东西长5公里，南北长3公里，海拔200米左右的炮台山、大山和流水崖横亘岛上。国民党军第二二一师驻守该岛。
11月3日晚8时，解放军第六十一师的两个团约六千人，趁风雨交加、潮水高涨，驾船分由六横、桃花岛向登步岛驶进。
夜幕下，战船乘风破浪，并不理会不时在船边爆炸的炮弹，全速前进。
一个多小时后，解放军在一千米的海岸上，强行登陆。擅长夜战的解放军，一经登陆，便勇猛地冲向敌阵，用他们的威武和勇敢，冲垮了敌人的防线。国民党军第二二一师被迫两次转移阵地，一退再退。
陈诚从台北用电话指挥舟山防卫司令部：
“决不可放弃，命令登步守军，尽力固守，以待援军。”
4日，国民党军方面，出动了海军、空军，对登陆部队及其出发基地进行狂轰滥炸。同时，驻防舟山本岛的第六十七军的一个师又一个团，由军长刘廉一率领，自沈家门港乘轮渡驰援登步岛。
5日凌晨，解放军又从桃花岛派出一团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乘船驶抵登步。
双方的力量都得到了补充，战斗愈演愈烈。
深秋，阴雨连绵，寒气袭人。
海岛，炮火连天，热浪滚滚。
登步岛的战斗，残酷而激烈。
解放军登岛部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许多战士慷慨地洒尽了自己的鲜血。他们跨越大海时，就没有准备再回去。
但是，相比之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部地区，残破的国民党守军，相对地显得强大，并且有舟山作为后方支援；相反，在大陆上势如破竹的解放军，此时反而处于劣势，并且因为没有足够的船只，失去了后方的支援。
战斗到6日上午，解放军登陆部队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之后，一部分牺牲，一部分撤出战斗。
解放军的失利，主要并不是敌人的战斗力突然强大起来，而是由于自己本身的失误。解放军在节节的胜利中产生了轻敌的思想；同时，他们也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
但是，这两次战斗的失利，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国民党由此受到了鼓舞。他们觉得：大海会保护他们，大海会帮助他们免于失败。
在困境中一筹莫展的陈诚，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面对波涛汹涌的东海，称赞这两次战斗是“戡乱军事失败的终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稳住台湾
蒋介石告诫陈诚：“在台湾要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基地’”。
1948年末、1949年初，对于国民党政权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显得异常重要。蒋介石显得分外难过，亲笔写下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两句话，反映了他万般无奈的心情。中国人民却从1949年元旦的一轮红日，看到了新中国和新时代的曙光。
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作出下野的决定。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邀宴约40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当众人为蒋要不要公开表示下野争执不下时，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大声吼道：
“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说罢，他便拂袖而去。
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新年文告》。《文告》中表示：“只要共产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有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于《文告》最后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当然，在蒋介石所表示“和谈”、“引退”的背后，其核心，仍是要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台湾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苟延残喘，其价值不言而喻。
1949年1月11日，无声的电波，跨越台湾海峡，给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送来了蒋介石的指示。
台湾陈主席：今后治台方针：1.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浮之士，参加政府。2.特别培植台湾有为青年与组训。3.收揽人心，安定地方。4.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定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5.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6.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中正手启。
在这二百余字的电文中，蒋介石给陈诚规定了六条治台方针，其中包括了用人、作风、方法、修养等各方面内容，可谓过细。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台湾的重视，而且在字里行间也体现了他对陈诚的充分信赖和殷切希望。
换言之，蒋介石寄台湾之希望于陈诚，复寄陈诚之希望于台湾。
10天后，陈诚奉召飞赴南京，晋见蒋介石。
21日，陈诚乘专机离开台北，直飞南京。
飞机向正北方全速飞行。上面是蔚蓝色天空，广漠深邃；下面是碧波荡漾的东海，无边无际。
不一会，座机下出现了一群星罗棋布的岛屿。这里是定海上空。距离南京还有400公里路程。
突然，机组人员向陈诚报告：
“接南京来电，请主席改飞杭州。”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改变。高级官员的专机，由于天气以外的原因，在空中临时改变航向，在社会生活中还不多见。
陈诚凭藉自己几十年军政生涯的经验，预感到必有重大的变化发生。
原来，这时国民党中央社已经播发了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文告，蒋介石决定于当日抵达杭州，然后再转去奉化溪口“隐居”。他想到陈诚正是今天要到南京来见他，便令部下即刻通知陈诚，直接飞往杭州。
陈诚的座机在杭州以北约10公里处的笕桥机场降落。他得到通知，在机场等候蒋介石的到来。
下午5时20分，在落日的余晖中，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机场。蒋介石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外披黑氅，手提文明杖，脸色阴沉，步履沉重，从舷梯上慢慢走下来。
杭州的东道主——浙江省主席陈仪，第一个走上前去，向蒋介石致以问候。
蒋介石无心同陈仪多作寒暄，主动走到陈诚面前。
陈诚仍保持昔日军人的风度，笔挺地立正站着，表示恭迎蒋介石的到来。
“我已将总统职务交李副总统代理了。”
蒋介石在对陈诚讲这句话时，木无表情。
“总统此次引退，在个人是很好的，但国家怎么办呢？”陈诚以担忧的口气，给蒋介石以安慰。
“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然一时失败，亦可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蒋介石勉励陈诚，要坚定信心。
由于局势的突变，蒋介石情绪沮丧，陈诚没有和蒋介石作长时间的交谈，便按蒋的吩咐，到南京匆匆拜望李宗仁代总统后，返回台湾。不过，这次与蒋介石短暂的会面，使陈诚进一步意识到他此次东山再起的原因和重任。
2个月后，陈诚再次于3月24日赴奉化溪口见蒋。
3月的溪口镇，杨柳已经抽出绿色的嫩芽，剡溪沿着小镇潺潺流过。蒋介石在这里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两个月中，来看望蒋介石的知名人士络绎不绝。他的情绪比起刚来时好了许多。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在幕后操纵时局的生活。
蒋介石忠告陈诚：
“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的基地。”
这短短的26个字，指明了局势的严重、台湾的重要和治台的原则。
陈诚虔诚地把蒋介石历次所做的指示，作为自己制定治台方针政策的依据。在他看来：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稳”字；台湾稳住了，大陆自然就有希望。
陈诚首先严厉整治政府机构的贪污腐败。
他对于官员贪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在接任省主席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陈诚身着笔挺的黑呢中山装，已经银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因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缘故，颇为吃力地宣示：
使人不贪污的方法，不外不会贪污、不敢贪污、不能贪污与不必贪污四种。不会贪污，只有圣贤能之，不能期望人人如此；不敢贪污，必须用严刑峻法，而法律有时而穷；不能贪污，系设立种种制度，加以防止，但事实上流弊亦多；唯一有效的方法，则为实行民生主义，使大家有饭吃，人民生活得到解决，自可不必贪污，则贪污自不期绝而自绝。
他希望通过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使大家不再有贪污的必要，从而杜绝贪污。
为了维持和强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陈诚还采取措施，协调公教人员在待遇上的矛盾和弊端。他决定：“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的官员同地同酬；文武官员的待遇一致；逐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按年资增加薪俸。”
对于中共地下组织及人民的民主运动，陈诚一如既往坚决予以镇压和取缔。
在1949年的3月至5月间，他先后主持制定并通过了严格的入境、出境的限制办法。他向省参议会报告说：
“目前大局转变，本省的地位更形重要。吾人今后为维护本省同胞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彻底铲除企图扰乱本省治安，危害本省同胞的赤色细菌。”
讲到这里，陈诚提高嗓音，大声地说：“要知道，纵容敌人，就是毁灭自己。”
在陈诚刚就任省主席3个月的时候，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爆发了一次争取民主的学潮。
4月6日，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进步标语，提出各种要求。他们遭到了军警的凶殴，群情激愤。一场更大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陈诚对付学生，老谋深算。
他把教育厅长陈雪屏、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副议长李万居、台大校长傅斯年、台湾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和“立法委员”刘真等人召集起来研究对策。
“‘四六事件’，是共党职业学生煽动起来的，是中共潜伏台湾的谍报分子的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陈诚一字一句地先给这次事件定性。
接着，他宣布了处理此事的方针：
“真正的谍报分子往往只躲在幕后操纵，很少自己出面闹事。我们要在‘不流血’的原则下，清除匪谍，安定学校。”
台大系“国立”大学，非省政府所能直接处置。陈诚决定，在省立的台湾师范学院立即停课，成立直接隶属省政府的师范学院“学风整顿委员会”，任命“立法委员”刘真为主任委员。
在陈诚的亲自主持下，将参加学潮的学生，逮捕了一批，甄审了一批，用软硬兼施的方法，使学潮得以平息。
此后，在打击中共地下组织的名义下，许多台湾人民惨遭迫害。陈诚宣布：1950年1月至7月间，共办理“匪谍”案件300余件，逮捕1000余人；被破获的有中共“中央局”、“华东局”、“华南局”等秘密特派组织。不久，又因破获所谓“重整后的中共台湾省委”，在苗栗山区逮捕400余人。
陈诚同时向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外部的中共及进步力量展开斗争，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努力取得了部分的结果。台湾作为国民党当局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在海峡的东边，逐步趋于稳定。
一隅组“阁”
从大陆传来的最后的隆隆炮声，与陈诚就任“行政院长”的爆竹声，在祖国广漠的空间相互交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
北京天安门广场庆典的礼炮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枪炮声，说明蒋介石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大陆。他只能暂时盘踞在台湾。
对于蒋介石来说，“和谈”早已失败，“下野”也已成为多余之举。他需要重新公开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了1年又2个月之后，复行“总统”职权。他从幕后又到了前台。这对台湾当局的权力结构来说，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不过，“总统”的复出，给“行政院”的组成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时的“行政院长”是阎锡山。他是由代总统李宗仁在大约8个月前提名组阁的。
阎锡山老谋深算，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在当时只是乱世中的一名过渡人物。现在蒋介石复出了，他当然需要一个忠顺于自己的“内阁”。
阎锡山率全体“阁员”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兹者欣逢钧座继续视事，国事得所主持，锡山等奉职无状，惟有恳请准于辞去本兼备职。”
“辞职”仅仅是个形式。蒋介石顺水推舟，接受了阎“阁”的总辞职。他决定让担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出任新的“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致“立法院”的咨文中说：
陈君……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深具坚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总统”既有令下，“立法院”当按其职权，“民主”一番。3月8日，由“立法院代院长”刘文岛在台北中山堂主持“立法院”临时会议，对蒋介石的提名，行使同意权。
“立法院”临时会议，行礼如仪。“委员们”与“总统”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国民党内深具资望的张道藩首先表示：“如能对立法院确实负责，并公开以政策选用贤能，一洗过去作风，立院同仁，既无反对理由，当可同意。”“委员”武哲彭接着以陈诚的军事根基作为理由，称道说：“在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之今日，军事自属首要，是以总统提名陈诚先生为新任行政院院长，当为一极为贤明选择。”
“委员们”进行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讨论之后，便进行表决。在388票中，有306票同意，蒋介石的提名顺利获得通过。
陈诚在得知“立院”同意他出任“行政院长”的消息后，心情不无激动。他将是青田籍古往今来众多名人中唯一的“宰相”。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潇洒地同络绎前来道贺的人士一一握手并交给记者一份早已准备好的书面谈话稿。谈话中多为冠冕堂皇之词，并重谈反共老调。他说：
我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艰危之际，不胜临深履薄之惧。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作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并依据宪法规定，实行民主政治，团结一切反共力量，以消灭卖国殃民之共匪，抵抗对我侵略之苏俄。尤其国际间反共民主国家之联系合作，当本自助人助之精神，而力求加强。
四天后，陈诚组“阁”完成。张厉生被提名为“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叶公超是阎“内阁”中唯一留原任的“部长”；余井塘任“内政部长”；俞大维任“国防部长”；原“经济部长”严家淦任“财政部长”；黄少谷被聘为“行政院秘书长”。
3月15日，陈诚正式就任“行政院长”。此时，驻四川省的解放军正向国民党军盘踞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发起进攻；雷州半岛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开始越过琼州海峡向海南岛进军。
从大陆传来的最后的隆隆炮声，与陈诚就任“行政院长”的爆竹声，在祖国广漠的空间，相互交织。“喜庆”的爆竹声，变得有些凄惨。
陈诚这个“行政院长”，可以说是就任于风雨飘摇之中，形势十分危殆。他自己曾向“立法院”作这样的介绍：当时在军事方面，大陆上已仅存西昌一个据点，解放军随时可能渡海作战；政治方面，自“中央政府”于去年12月迁台以来，“部署未定，全社会人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财政经济方面，“因大陆尽失，收入锐减，军民集中台湾，消费增加，负担加重，无论财政经济均潜伏着极严重的危机”。因此，陈诚提出，“政府”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准备反攻大陆”。他把台湾比作一只救生艇。他说，救生艇的任务在救人；但在惊涛骇浪之中，又不能不顾到这只救生艇本身的安全。
陈诚在这一届“行政院长”任上，干了整整4年。
支持出兵朝鲜半岛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午，陈诚被紧急召往阳明山“总统官邸”。台湾当局感到震惊和突然。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半岛三八线上，突然硝烟弥漫，战火熊熊，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一惊人的消息最初传到台北时，蒋介石正在用早餐。他的儿子、“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站在一旁，不断将一些自汉城传来的零星混乱的情况，向他作出报告。
中午，陈诚被召到阳明山“总统官邸”。他已经从收音机中听到了外电关于朝鲜战争的报道。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对台湾当局都是有利的；相反，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则带来了麻烦。
与陈诚同时来到“总统官邸”的，还有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何应钦，以及蒋经国、彭孟缉、桂永清等台湾高级军政要员。
会议决定：向“友邦”大韩民国表示声援；同时，立即宣布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此后，为了朝鲜战事，陈诚连续不断地与蒋介石共同商讨对策。他们决定，应李承晚的请求，派遣由郭永指挥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共3.3万人，前往增援。
6月30日，蒋介石、陈诚命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中国政府愿意供给适于平原或山地作战的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一个军约三万三千名用于南朝鲜，以击退北朝鲜的武装进攻。这些部队携带着中国自己手中所有的最优良的装备。中国政府为运输这些部队，将供给C—46式运输机20架，必要时，并可给予相当数量的空军掩护。如果这些部队要经海道运输，中国政府能够供给相当数量的海军护航。这些部队可以在5天之中准备就绪候命待发。
陈诚与蒋介石援助南朝鲜的热情，很快就被泼了一盆冷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派军队去南朝鲜。他担心这样会引起中共介入朝鲜战争；同时，他对蒋介石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也缺乏信心。杜鲁门总统最终采纳了艾奇逊的意见，礼貌地谢绝了台湾当局的出兵计划。
美国政府的答复是巧妙和直率的。两天后他们在复文中说：
“鉴于大陆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的威胁——北平中国共产党政权发言人近日还在作这个威胁——美国政府的意见是最好首先由麦克阿瑟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与台湾的中国军事当局讨论保卫台湾抵御侵略的计划，然后再对调遣军队到朝鲜减少台湾防御力量是否明智一节作最后决定。”
美国人奉劝蒋介石、陈诚，先管好自己的台湾，再去考虑援助别人。
好意遭到拒绝总是难堪的。蒋介石、陈诚接待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的代表西博尔德时，态度十分冷淡，甚至连外交礼节上一般的应酬话都不肯讲。他们有意作出一种不满的表示。
后来，陈诚在他的“施政报告”中遮遮掩掩地说：
安全理事会于6月2日通过援韩决议案后，我国依照决议案，决定派遣地面部队三万三千人参加联合国军，并徇联合国秘书长之请，与美国协商。嗣以美国策划整个太平洋的全面安全，主张我们所派遣的部队，仍留台防守，故未成行。但是我们援韩的具体行动，已深获韩国政府与人民的好感，并深得各爱好自由国家的同情。
到了10月，打着“联合国军”旗帜的美国侵略军，已经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陈诚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他在“施政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举，大加攻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系完全听任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没有独立的意志与自主的可能”；而一切“民主国家”，通过此举，都对中共“有了新的和比较正确的认识”。
12月3日，陈诚在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声色俱厉地疾呼：
共党在韩国之侵略必须制止，为一劳永逸计，必须在韩彻底解决自由与共产主义之争，任何临时性质之解决俱无济于事……世人若以对共党妥协便可结束韩战，毋乃太过天真，世界各国应认明惟有全力支持（同）共军作战方为得计。
有记者问：“贵国对结束韩战将如何作出最大贡献？”
陈诚回答说：
吾人为联合国之一员，自应支持及遵守联合国之决定，吾人深信各国应跟随美国及支持其反共斗争，纵使世界各国放弃抵抗苏联之侵略，中华民国亦得继续对共产主义作战，中华民国决不成为对共产主义投降国家之一。
说到这里，陈诚转过话题，由台湾当局而说到其他国家。他说：
有若干国家应忘却其私利、自利，应较目前更多出力；仅为暂时利益打算，以为讨好共党可以结束韩战，此念至属错误。在中国所得教训，民主国家应引为殷鉴，切勿使美国成为全球反共战争中之另一台湾。
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在经过了几次血与火的拉锯、反复之后，终于仍然在三八线附近，出现了力的平衡。
1953年7月27日，不可一世的美国的代表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土地改革
陈诚读毕反对“土地改革”的信件后，淡淡一笑，连声说：“书生之见，书生之见！”
在陈诚先后担任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长”期间，台湾与大陆隔海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稳住台湾，并准备将来“反攻复国”，当时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台湾地区，首先必须设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民以食为天。不把农业抓好，便谈不上台湾的一切。
陈诚经营台岛于兵荒马乱之中，百废待举。其中最为主要者，乃是对农业的整顿。要整顿农业，必自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始。因为农民在沉重的地租负担下，已经毫无生产积极性，与地主及代表地主利益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十分尖锐。
1949年春季前后，由国民党领导，通过陈诚负责实施，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宣称要通过土地改革，改善农民的生活，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与此同时，在大陆扬子江两岸和所有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在一切新解放区，都毫无例外地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不过，这里的土地改革却与海峡那边的土地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打倒地主、无偿分配土地给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其主要特征。
陈诚主持的土地改革，并不触动地主的利益，农民承领土地，亦须付出相应的地价。
陈诚决定在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中，第一步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即农民缴租额不得超过正产品总收获量的375‰。这与抗日战争中，在鄂西曾经一度实行过的“二五减租”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为“二五减租”是农民将一年土地上正产品的收获量先留下25％归自己，再将余数与地主对半分，地主实际所得亦不超过正产品总收获量的375‰。
4月23日，陈诚签发了《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这一权威性的文件，明令公布，强制实行“三七五减租”。
这个《办法》得以公布，并不顺利。因为这是台湾一省的“单行法”，按规定需经省参议会通过才能施行。省参议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地主总不会自觉自愿地少收地租。他们不愿意通过这样一项不利于自己的法案。
省参议会开会讨论《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时，陈诚亲自出席，就坐在主持会议的议长黄朝琴的旁边。地主们迫于陈诚的威望，不敢正面反对。大多数地主的发言，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是希望“慎重考虑”，“以免造成不良后果”。这些意见，在实质上是反对这一办法通过。
陈诚深知地主们的这种心理状态，但是他认为，从“党国”的大局出发，非强行通过这个办法不可。于是，他以严峻的目光，向会场扫视一周，接着，便从容地装作像是尊重大家的样子，回首向议长黄朝琴说：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通过好了。”
参议员们面面相觑，敢怒而不敢言。会场一片寂静。
沉默被解释为赞成。一项涉及干家万户的改革方案，就这样在沉默中通过了。
会后，为了消除地主的疑虑和反感，陈诚每周邀请九位省参议会的驻会委员聚餐一次，在用餐前后，同他们交流思想，宣传实行“三七五减租”的好处。用这样的方法，抵消了一部分来自反对方面的力量，在和平的状况下，实现了力的平衡。后来，这竟沿袭成为一种省主席与省议员的每周会餐制度。
对于有些特别大的阻力，陈诚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手段来对付。台湾著名的大地主、第一名绅林献堂，在日本统治下，曾以“不合作”的方式进行反抗，深明民族大义；但对“三七五减租”却想不通，认为土地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循例收租也是天经地义的。许多地主都注视当局对林献堂的态度。陈诚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派人给林献堂夫妇送去两张去日本的飞机票，命他们前往日本，实际是变相地驱逐出境。
还有些专家、学者写信给陈诚，反对实行“三七五减租”。一位早年由北京大学毕业的东北人黄君，在信中慷慨激昂地写道：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形成民怨沸腾，随后徽钦二帝被金人所虏，以致北宋沦亡，这皆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我们只剩下了台湾一个省，你如一意孤行，将成千古罪人。”
陈诚读信后，只是淡淡一笑，自言自语道：
“书生之见，书生之见！”
对于王安石变法，陈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王安石是政治理论家，不是政治实行家，他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用人不当，用了蔡京等一班无耻的小人。
陈诚在实行“三七五减租”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地主们提出，实行减租后，他们向政府交纳的实物田赋和余粮征购数额，也应当减少。陈诚对惶恐不安的地主，作出了爽快的让步和安抚。他同意按减租的比例，相应减少对地主实物田赋的征收和余粮的征购。
陈诚让地主们在苦涩之中，尝到了一丝甜味。
作为“三七五减租”的主要工作，即地主与佃农按照新的限额重订租约，在当年的春夏间，便已完成。据台湾当局宣布：共有近30万户佃农与地主重订租约37.7万余件；有30％的农民在当年增加了收入；当年第一期稻谷每甲（合14.54876市亩）单产1740斤，比上年同期增产48％。
“三七五减租”需要成为一种制度。1951年5月，陈诚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送交“立法院”制定法案。有几位“立法委员”提议：
“《土地法》是母法，《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是子法，需要先改动母法《土地法》，才能通过子法。”
但是，《土地法》是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实行的土地制度的根本大法，要改动它，又非一次“立法委员会议”所能解决。坚持母法、子法的概念，将使《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的法律化变得遥遥无期。
陈诚舌战群儒。他举了一个风趣的例子，竟然使得那些“立法”大员无言以对。他说：
假如母亲在过去缠了足，她的女儿是不是也要一样缠足呢？她的女儿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母亲放了足，然后才能天足呢？《土地法》好比缠足的母亲，《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则为天足的女儿。假定因为母亲缠足，就不许女儿天足，是否完全合理呢？
第二步是放领公有耕地。
台湾的公有耕地约占全部耕地的21％，主要来自日本统治时期各级政府的公有耕地和日本人的私有耕地。陈诚主持制定的关于放领公有耕地的政策规定：以原承担公地之现耕农为主要放领对象；原则上每6口之家以田2甲或烟（旱地）4甲为限；每甲土地放领地价等于其正产物两年半的总收获量，在5年至8年内还清。
后来陈诚在“施政报告”中宣布：1951年6月至1954年3月，共放领公有耕地6.3万余甲，从而产生了近12.2万余户自耕农。
1952年底，陈诚主持制定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决定征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承领。这是台湾土地改革的第三步。
这一阶段的具体做法是：不管地主在乡与不在乡，只能保留中等水田3甲以内的土地，其超过部分一律作价征收；地价为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其补偿办法为七成实物土地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股票。对地主3甲以上的土地，强行依法征收；而对其3甲以内的土地，鼓励自由买卖，政府并贷款给佃农，支持他们去购买这部分土地，以“全面消除租佃制度”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最高原则”。
陈诚在苦苦思索着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各项有关问题。
1953年，这是他担任“行政院长”的第四个年头。新年的第二天，他经过一段沉思，取过笔墨及一叠“行政院”便笺，先写下题目“耕者有其田案”六个字，然后一口气书就七点意见：
1.名称如有更妥当名称，本院不坚持，但须顾及事实与政治关系。
2.不分在乡与不在乡之原则，希不变更，以免执行时之种种困难。
3.保留三甲，完全为小地主之生活及社会之安定，希不变更。
4.两倍半之补偿价比较合理，此种规定是根据政府公地放领之补偿规定，希不变更。
5.土地债券与公营事业股票能不变更为妥，如要变更，但股票不能高于50％，低于30％。
6.自耕农负担的问题，希望不比原负担加重，事实上如将契税改为10年分缴，以及增产所得，绝对不会比原负担加重，且在10年之后，而自耕农之所获与原有所获（增幅）非常之大。
7.公有土地希望照规定办理，不然，自耕农所得土地太少，且此项土地实无保留之必要。
写完七点意见，陈诚舒了口气，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他起身散步，突然，猛地又坐下来，再次握笔，补上第八条意见：
8.其他各项，本院均不坚持，但此案势在必行，任何阻碍与困难，均在所不计。
写下这条意见，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日期：“诚。四十二年元月二日。”
他的这些意见，帮助《条例》顺利得到了通过并明令施行。
经过1年的实践，陈诚向“国民大会”报告：至1954年3月，已征收私有出租耕地14.35万余甲，占出租耕地总面积的56％；承领地主土地的佃农有19.48万户，占租种地主土地佃农总户数的80％。
陈诚对于他一手导演的土地改革，大吹大擂，说它是“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农民生活，增加生产，使农村经济繁荣，社会基础安定的必要措施”。后来，他专门写了一本《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的书，并在其序言中，道出了台湾土地改革的政治目的：
吾人坚欲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非仅为解除台湾农民之痛苦，实为解除大陆全体人民之痛苦；非仅为农业发展而出此，实为进入工业社会作先驱；非仅为经济问题谋划，实为反攻复国作必要之准备。
他没有回避，土地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反攻复国”。
有一位美国政界要人，向陈诚提问：
“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否使人人都高兴？”
陈诚诙谐地说：
“高空月圆，光照大地，人人高兴，但小偷却不高兴。”
他的答复，使客人捧腹大笑。不过，就中也巧妙地勾划了台湾土地改革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意见的存在。
其实，陈诚主持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在不触动土地私有制，承认和保护地主剥削所得的基础上实施的；农民被强迫以高于实际市价的地价，来购买地主的土地，这实际是对农民进行的新的榨取。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改革”，是为剥削者服务的。当然，由于农民与地主、农民与政府关系的调整，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封建主义势力基本上被消灭，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地主获得了相当的地价收入，便纷纷将资金投入工商业。在客观上，这一“改革”，对台湾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某种推动的作用。
获益于国民党“改造”
在蒋介石精心挑选的16名“中央改造委员”中，陈诚的名字赫然列居榜首。
陈诚在台湾政坛中的稳固地位，得力于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由蒋介石一手主持、陈诚积极参加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退据台岛一隅的国民党当局来说，乃是一次“吐故纳新”，是关键的一着棋。
对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认识到“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惟其如此，他在后来向国民党七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造风气的动力。”
早在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的第一天，即“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据蒋经国日记披露，此时蒋介石已就未来国民党之组织、训练及重建等项，设计了大致的方针，即：“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1）以思想为结合；（2）以工作为训练；（3）以组织为黜陟。”
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功地举行了渡江战役，席卷江南，先后解放杭州、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的形势下，蒋介石指定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设计改造方案。陈诚以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台湾省主席的特殊地位，参与改造方案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厚望。尤有甚者，CC系代表人物陈立夫，本为蒋介石“改造”活动中需要削权的对象，现在之让他来召集，只不过是用以对付主要对手桂系的权宜之计。因此，陈诚在改造活动中的实际地位，当更显重要。
7月18日，由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共同设计的《本党改造案》，交“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四次会议讨论，并依次相应通过了《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阐述国民党改造的意义，提出今后的“革命方针”，号召全体党员研讨改造方案，以求实现“新组织、新纲领、新风气”。
后来，随着整个大陆的解放，不仅国民党改造工作未能进行，就连原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改造方案也需重新修订。蒋介石在回顾筹备改造工作时说，1950年1月，“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做为审订全案的参考”。6月以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为台湾提供保护伞，台湾海峡局势相对缓和。于是，“改造问题”又成当务之急，被重提出来。所不同者，因桂系已经失势，无需再专作打击对象，CC派便成了“改造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在此前后，蒋介石与CC派之间的矛盾，在陈诚与陈立夫的身上表现出来。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陈诚派与CC派之间曾闹得不可开交。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时，蒋介石为使“行政院长”何应钦能抗衡李，曾授意CC派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李宗仁赴美后，“立法院”已将此权收回。1950年3月，陈诚“组阁”后，也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这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未去台，其工作由CC系巨头、“副院长”陈立夫主持。据《国民党在台湾》一书记载：
一日，陈诚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被陈立夫婉拒。陈诚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予以讨论，“立法委员”群起而攻，迅速将此案否决。陈诚得知授权案被否决的消息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称授权案被否决是CC派反对所致，从此之后“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无人能够胜任，本人决心马上辞职，“行政院”院会立即休会。这就在台湾政坛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场官司，由蒋介石出面，方予解决。蒋一面安抚陈诚，一面批准陈立夫离台。
陈立夫被迫率全家去美国新泽西州养鸡。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一书中，对于陈立夫的出走经过，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江南写道：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5万美金的程仪，被迫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蒋介石成功地争取了在台“中央执监委”对于“改造运动”的支持；即使有部分“执监委”的表态，并非出自真心，但迫于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们终究不得不作出表面拥护的姿态。7月12日，包括陈诚在内的在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11人、中央监察委员6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4人，共计215人，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其“断然决策，彻底改造本党”，表示“全体同志谨当一致服从，率循努力”。“中央常委”更推出居正、于右任、邹鲁三位元老，向蒋进言：“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
在大造“改造”舆论的同时，陈诚积极参与了制订有关“改造运动”的各项文件。7月22日，《本党改造纲要》（修正案）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经“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纲要》规定：“原有本党党员，对于党的主义、政纲、政策真诚信仰，并愿为党继续工作者，仍准保持党籍。”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被视为“腐恶分子”而被淘汰：（1）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2）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3）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4）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5）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6）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7）“信仰动摇”，工作废弛者；（8）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其制裁的方法为：（1）警告；（2）停止党籍；（3）开除党籍；（4）集体违犯党纪者，解散其组织。党的改造的主要措施有：（1）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暨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2）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额为15至25人，由总裁遴选。（3）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其人员由总裁遴选之。（4）设中央评议委员若干人，对党的改造负督导与监察之责，由总裁聘任之。（5）台湾省各级党部及海外各级党部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特别党部工作人员，暂均照常工作，承中央改造委员会之命，进行“党的改造”。
在上述各项措施中，其关键之举，乃为剥夺中央执监委的权力。蒋介石自己也坦率地承认：“在实施本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乃不顾一切反对，排除万难，这是毅然决定的，替国民革命打开了一条生路。”
7月26日，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公布。蒋介石精心挑选的16名中央改造委员中，陈诚的名字赫然列居榜首。他们是：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这个班子，被人们称为“太上内阁”，手中具有无上的权力。另从国民党耆宿中，产生了25名中央评议委员，他们是：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惟汾、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李文范、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马超俊、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刘健群、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章嘉、张默君。为了突出中央改造委员会的“革命”作用，蒋介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彻底革新我们的政党，以便重新组织和健全我们革命救国的三民主义，并重新鼓舞我们的革命精神。在消极方面，我们必须消除各党派之间，以及党内个人之间的歧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酿成过去大陆崩溃，及今后台湾沦亡的自私立场与自私观念。”
8月5日，陈诚等16名中央改造委员，于上午10时，在台北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就职宣誓典礼。陈诚等16人，均由蒋介石亲自监誓，举臂宣誓曰：
余誓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遵从总裁领导，大公无私，竭智尽忠，团结全党忠贞同志，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改造任务，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党纪严厉之制裁。谨誓。
蒋介石于改造委员宣誓后，致训词，勉励他们同心同德，完成“改造任务”。他说：
本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今天正遭遇着这样大的危机，本人自省不胜愧疚，并深感责任重大。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之后，希望负责改造同志，本党先进及中央委员诸同志，共同一致，同心同德，来完成改造的任务，负起救党救“国家”的责任。
……
回忆自民国十三年迄今，已历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不知牺牲了多少的军民和革命同志，然而我们的革命事业，今天却遭遇了空前的失败。我个人固然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痛定思痛，为亡羊补牢，希望大家今后依照总理的训示，就是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贡献个人的能力，然后党才能有自由，有能力担负起革命的大事业，才能改造“国家”。时至今日，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合作，彻底改造本党，达成反共抗俄的任务。
在蒋介石致训词以后，陈诚作为16名宣誓人的代表，怀着激动与惶恐的心情致答词，表示要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努力完成党的改造任务，并叫嚣与中共斗争到底。他说：
我们决遵守誓词，在总裁领导之下，并追随本党先进之后，竭智尽忠，努力完成党的改造任务，首先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同时结合仁人志士，共同担负与苏俄帝国主义及其第五纵队中共匪党奋斗到底的重任……我们今天宣誓就职了，时艰事急，任重道远，我们兴奋，我们尤其戒慎恐惧……同志的合作，先进的鞭策，尤其是总裁的领导，使我们能够完成艰巨无比的任务，来迎接光明无限的前途！
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改造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经蒋介石提名，由张其昀、周宏涛分任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下分7组：第一组掌管台湾各地方党部，陈雪屏、邓传楷分任正、副组长；第二组掌管产业、职业、学生、妇女等各类团体中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谷正纲任组长；第三组掌管海外各级组织，郑彦任组长；第四组掌管文化宣传事务，曾虚白、沈昌焕先后任组长；第五组掌管国民党在“国大”与“五院”中的党团，并与其他党派联络，袁守谦任组长；第六组掌管情报、治安，以及策划对大陆的破坏活动，唐纵任组长；第七组负责国民党党办企业和党员的经济生活，郭澄、陈汉平任正、副组长。7组之外，另设干部训练、纪律、财务、设计等委员会，蒋经国、李文范、俞鸿钧、陶希圣分任主任委员。台湾省改造委员会，由倪文亚任主任委员；台湾各市改造委员会的负责人，则分由陈诚、蒋经国系统的人士担任。
8月3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主持制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这是国民党“改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其要旨如下：（1）用决心和信念革新党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实现三民主义；（2）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团结一切力量，坚持“反共抗俄”战争；（3）实行民生主义经济措施，使各行各业有均衡发展之机会；（4）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建立“廉洁而有作为”的政治；（5）“反攻”时期严惩“元凶首恶”，实行军民分治，推行“地方自治”；（6）加强“全国”军民同胞的团结。
9月29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员归队实施办法》，旋即在全台掀起“党员归队”热潮。通过“党员归队”，一方面将因战乱而脱离国民党组织的党员重新纳入组织，一方面藉以清除贪污腐化、“动摇”、“变节”分子。党员办理登记的时间规定在20日以内，不得延展；主办党部在登记结束后15日内，应将报到党员完全纳入组织；党员奉到通知后10日内，若有尚未参加组织者，应受党纪处分。在党员登记和“整肃”的过程中，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宋庆龄、颜惠庆、邵力子、张治中、傅作义等，因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被开除党籍，成为国民党改造的一则笑柄。据统计，国民党在1948年时共有党员408万人，这部分党员中，“归队”者约10万人左右，占2.4％；连同改造时期发展的党员，到七全大会召开时止，登记党员总数为28.3万人。
陈诚积极参与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2年多时间，至1952年10月召开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宣告完成。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四二次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10月10日，蒋介石在七全大会开幕词中，正式宣布，“今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会之时，就是改造工作的结束”；并认为，“这回改造的成就，真是本党起死回生的辛酸历史最重要的一页”。
10月18日，举行七全大会第十次会议，由陈诚担任大会主席。大会继续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
陈诚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有如在海洋上的救生艇，我们要把这个救生艇靠登彼岸，拯救大陆同胞，这是我们的使命。要达到这个使命，最重要的需要有一个领袖，来领导我们使救生艇能够靠达彼岸。
大会在19日，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通过吴敬恒（稚晖）、于右任、钮永建、张群、何应钦、蒋宋美龄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32人为“中央委员”，郑介民等16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对于陈诚“忠贞坚毅”地在蒋介石领导下积极工作，专门给予肯定。在有关决议中称：
……当三十八年革命遭遇空前挫折之际，大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同志确能秉承总裁指示，采取确切措施，作中流之砥柱，立复兴之基础。本大会对其忠贞坚毅，勇敢负责，不辞劳怨，不避艰险之精神，及其对于革命之重大贡献，深致嘉许。
台湾国民党七全大会于10月20日闭幕。21日，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作为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在党内高层人士中进行调整和重新组合的结果，陈诚、张道藩、谷正纲、黄少谷、袁守谦、陶希圣、蒋经国、陈雪屏、倪文亚、吴国桢10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张其昀任秘书长，周宏涛、谷凤翔任副秘书长。
11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与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交接仪式。谷正纲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将印信移交给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
这是一次权力的移交。不过，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与先前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在人员的组织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应当说，这是两个一脉相承的班子：因为在16名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有9人成为新的中央委员，1人为中央候补委员；有6人进入中常委，2人担任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正、副秘书长。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样也体现在陈诚的身上，他既是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又是新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常委。
延续了2年之久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陈诚来说，则是更加突出和巩固了他在台湾国民党中的重要位置。
审查孙立人案
陈诚受命担任“孙立人案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本人对此并无过多的选择余地。
台湾国民党组织，虽经蒋介石、陈诚精心“改造”，巩固了蒋陈体制，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相互倾轧，并未停止。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即是其中一例。
1955年6月上旬，蒋介石将亲去台湾南部的屏东校阅陆军各兵种。屏东地区的凤山军事基地，是“总统府参军长”、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主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地方。而关于孙立人将趁蒋阅兵之机，实行“兵谏”的情报，已经秘密传到蒋介石那里。
孙立人，字仲能，安徽舒城人。早年求学清华大学，后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复转西点军校学习军事。1927年归国后，服务军事，曾率税警第四团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滇缅战役中，率新三十八师取得仁安羌大捷。1944年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11月赴台湾编练新军，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50年起任“陆军总司令”，1954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
屏东阅兵前，蒋介石既知孙立人将有“异动”，遂通过“国防部保密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孙立人在军中的主要骨干郭廷亮、江云锦、田祥鸿、刘凯英等百余人，秘密逮捕。同时，台湾当局如临大敌，将原定受阅部队重新编组，一部分部队被临时取消受阅资格；阅兵场地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6月6日晨4时半，台南7万名受检部队抵屏东机场，进入受检位置。为保证检阅的绝对安全，军方两度用扫雷器，在检阅台前进行反复检查，致使正式检阅的时间，从9时半推迟到11时半。孙立人紧随蒋介石、何应钦、俞大维之后，参加了检阅。
屏东阅兵后，台岛内外开始沸沸扬扬地传出所谓“兵变”的新闻。新闻的焦点，围绕在孙立人及其已被逮捕的百余名部属之间。六七月间，孙立人的行踪，成了人们猜测和议论的中心内容。
7月31日，是台湾当局举行一年一度“扩大军事会议”的日子。作为“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本应赴会。可是，这天一清早，陈诚便来了电话，约孙前去谈话。孙立人于7时刚过，即带了随从参谋陈良埙，前往信义路陈诚官邸。孙立人判断，这次谈话，将揭开盛传了将近2个月的谜底。
陈诚将孙立人迎进客厅后，命副官们在厅外候命，由他与孙立人单独谈话。果不出孙立人所料，陈诚向孙交了底，把所谓郭廷亮“匪谍”案的情况，向孙立人作了通报。
郭廷亮，云南河西人，1922年生，1939年入税警总团二期学习，次年毕业后，留在孙立人麾下服务。后随孙立人远征印缅，官至上尉连长。抗战胜利后，编入新一军，开往东北，任榴弹营少校营长。陈诚告知孙立人，郭廷亮已“供认”：1948年，郭率部驻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店内，与店主白经武相识，并经介绍与青年女子李玉竹结婚。11月2日，沈阳解放，郭被困于城内，经白介绍，与其在解放军吕正操部任联络科长之兄白经文接触，允为中共去台湾从事“兵运工作”，约定联络暗号，得解放军所开路条及黄金10两。郭遂携妻经津、沪而抵台，重投“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麾下，先后任储运班副队长、少校营长、教官之职。1954年9月，郭曾与一操北方口音的“李先生”，按秘密联络暗号接头，并接受对方布置的任务，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兵谏”。陈诚与孙立人的谈话，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致使陈、孙均未能去参加“扩大军事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天的扩大军事会议上，台湾当局正式宣布了“孙立人案件”。
次日，孙立人的随从参谋陈良埙，接到台北宪兵队的通知：上面有命令，“参军长”不要出门。
接着，“国防部”又派黄、傅二“局长”前来，将江云锦等人的供词交孙阅读。
至此，孙立人深知，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于是，他于8月3日，给蒋介石送上了一份辞呈。内称：“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其“请予惩处”的“过错”据报道称有二：
1.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竟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
2.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警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利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竟至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成不法之举，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半个月后，“总统府”突然于8月20日，发布“总统命令”，免去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由黄镇球接任；并组成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孙案。“总统命令”称：
1.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候报核办。此令。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此令。
2.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为总统府参军长。此令。
酝酿已久的爆炸性新闻，终于出台了。戎马一生的孙立人，在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中，成了败将。而蒋介石的嫡系宠将陈诚，却深深地介入到扑朔迷离的“孙案”中来。
说起陈诚与孙立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两度共同战斗在同一战场。一次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陈诚先后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左翼作战军总司令和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全盘负责指挥淞沪战事；而孙立人则是税警总团第二支队的少将司令官兼第四团团长，曾在淞沪战场受伤10余处，被炸成“血人”，九死一生。另一次，是在1943年的印缅战场，陈诚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筹划收复缅北失地、打通国际交通线；而孙立人，则在中国驻印军中任新一军军长，同样肩负着收复缅北与修筑中印公路的任务。他们同是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并两度战斗在同一地区。不过，他们之间真正发生较多的工作联系，还是在东北和台湾。孙立人于1947年7月离开东北，先后到南京、台湾，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陈诚则于当年9月赴国民党东北任行辕主任，指挥东北战事，而此时孙立人的旧部新一军，则在陈诚麾下。孙立人曾致函陈诚，希望不要将新一军分割使用；陈诚在被免去一切职务、闲居上海时，亦曾邀孙来沪。陈、孙真正的合作共事，乃为1949年至1950年间，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中，他们分任正、副军政长官。
陈诚与孙立人，虽有一段军事上共事的渊源，但在人事关系上，却不属于同一派系。陈诚属黄埔系，在军中有较深厚的根基，尤其握有一批黄埔高级将领；孙立人则无派无系，但受美国赏识，有国际背景。
1949年2月14日，蒋介石已经下野，退隐溪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响到长江边；代总统李宗仁已经表示，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举行和谈。这一天，美国白宫训令驻南京大使馆，派公使衔参事莫诚德为密使，飞往台北，游说刚刚上任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自立”。据美国国家档案局保存的文献称，其内容包括：
1.台湾现在的省主席，宜使政治与国府分离，经济贸易和中共绝缘。台湾省主席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援2500万美元。
2.形式上，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之内，在台召开政权转移会议，苏联、中国国民党政府亦可参加。
3.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来袭；同时遣送不受欢迎的大陆在台分子。
4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台，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5.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陈诚以忠蒋而闻名，自不会接受这一方案。而“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一条，却使这位“陆军副总司令”祸福参半。它既使蒋介石、陈诚不能将孙立人等闲视之，又使蒋、陈对孙氏更增加了一层戒备之心。
接着，莫诚德又与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肯楠博士，进一步商讨了由美国派兵占领台湾和扶助孙立人成立新政权的问题。据美国NSC密档第五十三号记载：
邀请孙立人将军参加（美国）占领军新政权。如他肯接受此任，则我们分化中国驻台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
国务卿艾奇逊主张：以孙立人代替陈诚为台省主席。我们所需要者，乃一干练笃实之人，不必听蒋介石指挥，亦不必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氏经验或有未足，但其他条件，都甚符合。
由此，美之扶孙抑陈，已十分明显。就中亦可推断出，陈、孙之间关系并不融洽。美国人当时也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歧见。1949年5月11日，美驻台北领事艾嘉，以一五四号电致国务院称：“孙立人与陈诚歧见尚未调处。他表示，陈诚有意冷冻他，重用自己亲信；孙氏在陈之下的指挥权，迭遭陈氏亲信干预。”6月12日，艾嘉复以第二二五号电致国务院称：孙立人“抨击彭孟缉和陈诚其他亲信为本位主义、盲从，起码落后时代50年”。
此后，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孙立人与台湾黄埔将领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孙立人在台兵变》一文，曾有如下生动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末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
在回溯了上述陈、孙关系的历史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势力。而由陈诚来主持孙立人“兵变”案的调查，则是蒋介石在清除孙立人举措中的必然人选。
9月19日，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与孙立人进行了整个“调查”期间唯一的一次接触。这天上午9点，孙立人奉召来到阳明山第一宾馆，阅览王云五、黄少谷两委员分别讯问孙之部属郭廷亮、王善从、田祥鸿、江云锦、陈良埙、刘凯英6人的笔录。中午，由陈诚单独邀请孙立人至自己寓所共进午餐。下午4时起，由在台北的全体“调查委员”与孙作集体谈话。谈话中，孙立人拒不承认自己知道郭廷亮等人的“发动计划”，再三声称，希望“消弭于无形”的观点。孙立人面对陈诚等咄咄逼人的提问，回答说：
“至于整个计划，我是不晓得的。”
陈诚等人又问：
“为什么不向当局报告呢？”
孙立人答：
“我总以为只要他们不作这个事情，就没有事情了，不会再有什么，所以我也觉得把这个话放在我心里，用不着报告了。”
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4个小时，直到晚上8时方告结束。
“调查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总共工作了将近50天，最后由陈诚定下基调、王云五执笔，撰成“报告书”。“报告书”认定：孙立人有“在军中违法密结私党或秘密结社集会之嫌”，以及放纵刘凯英逃脱、“循情包庇之嫌”。对于“匪谍”郭廷亮活动于其左右，“至少应负失察之责任”；对于“亲信人员不法言行之知情不报，以及平日之管束无方与训导失当，实难辞酿成郭廷亮阴谋之咎”，“应负其责任”。“报告”笔锋一转，又云：
惟念孙立人将军为总统多年培植之人才，且曾为抗战建功，孙立人将军在8月3日上总统签呈中曾沥陈愧悔自责之情，在9月19日答复本委员会询问时，亦痛切自承错误，一再声述愿负全责。自己引咎辞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并奉政府令准免职。本委员会谨建议总统于执行法纪之中，兼寓宽宥爱护之意。
这份“报告书”，除了在日本治疗眼疾的何应钦外，由陈诚等8名在台委员签署，呈送蒋介石。原拟于10月10日前公布，因故延长至20日公布。“报告”全文共1.8万余字。台湾“中央社”电台在20日这一天，以每小时发出1500—2000字的速度，共播发了11个小时，方将全文发完。
在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台湾当局又公布了一份由蒋介石亲签的处置孙立人的“总统令”，完全肯定了陈诚主持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采纳了“报告书”关于处置孙立人的建议。内称：
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重大咎责。兹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处议，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这“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的命令，不禁使人联想起18年前对张学良将军之“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的命令。张将军已被“管束”了18年，先后幽禁于南京、奉化和新竹，往后究竟还需“管束”多少年？天知道！孙立人之“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究须多长时间？当亦无人知晓。
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和蒋介石的“总统令”公开播发的当天，陈诚于下午2时接见了孙立人，陪同接见的还有张群。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
孙立人将军于20日下午2时获悉总统已明令对他因匪谍郭廷亮案作宽大的处理暨调查报告书已正式发表后，即驱车赴陈副总统官邸晋谒陈副总统，表示诚恳的谢意。孙将军当时表示，政府对此案的处理极公平合理，尤其总统对他的宽大与爱护，使他铭感五内。他并曾向陈副总统表示，他正闭门思过，痛切改悔，将来如有机会，他将再度为国效力，以赎前愆。
上述报纸报道的内容，多为官样文章，并不能代表孙立人的真实思想。不过，有消息说，孙立人还向陈诚表示，他过去在美国普度大学学过土木系，愿以一名工程师的身份，献身于陈诚所主持的石门水库建设。对于孙立人在“由国防部随时察考”期间的任用，陈诚当然不敢擅自决定，允向“总统”报告。但是，到23日蒋介石接见孙立人时，其所作的指示，实际上是拒绝了孙立人的这一要求。蒋介石说：
你要从心理上及精神上充实自己，俾来日可用。要多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中国古圣贤名言，作一个优秀的军人。
从此，孙立人便同当年的张学良一样，开始了一种没有时间下限的“修身养性”的生活。
20日当晚，作为陈诚调查孙立人“兵变”案的结束，蒋介石在士林官邸设宴款待了陈诚等8名在台的“调查委员”，用以酬谢他们2个月来的辛劳。
纵观陈诚与孙立人二人的全部人生轨迹，他们私人之间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孙立人事件的发生，有诸多复杂的因素，有历史的、国际的背景，也有个人性格方方面面的原因。这是台湾当局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陈诚之介入此案，完全是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他个人对此并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
当上“二号人物”
陈诚以副总裁、“副总统”的双重头衔，登上了一生宦途的顶峰。
50年代中期，蒋介石一手将陈诚扶上副总裁、“副总统”的宝座。从此，陈诚便成为台湾岛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可争议的“二号人物”。
1954年早春，56岁的陈诚，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又跨入了一段新的历程。
这时，屈指算来，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已满六年。6年前，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6年”。
在台湾当局当时所处的危局之中，“总统”由蒋介石连任，当无疑问。但是，他还要挑一个好帮手，来担任“副总统”。
1948年的“行宪大会”上，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蒋介石支持的候选人孙科败阵而下，桂系首领李宗仁登上“副总统”的宝座。在那年“总统”、“副总统”的就职仪式上，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李宗仁却一身戎装。李宗仁怨恨蒋介石在着装上故意捉弄他，使得“副总统”像似“总统”的随身警卫员。上任的第一天，就已显示出了他们之间的巨大的不协调。接着，在动荡的政局中，李宗仁咄咄逼人，迫使蒋介石只当了半年总统，便不得不宣布“引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代总统”李宗仁竟又擅去美国，“违法失职”，而遭“监察院”的弹劾。
蒋介石吃够了与“副总统”不合拍的苦头。他决心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改变“总统”与“副总统”之间1＋1＝0.5的被动境遇，而要使1＋1＝2.5。
蒋介石看中了已经担任4年“行政院长”的陈诚。
为了作出一点姿态，蒋介石对军界元老何应钦说：
“敬之兄，阁下是否准备参加下届副总统竞选？”
何应钦自1949年5月卸任“行政院长”以后，便不再掌有实权，与世无争。1年后，他到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不想再回到权力的角逐中来。何应钦婉转地答复蒋介石：
“谢谢总裁的美意，应钦现在集中精力，进行战略方面的研究，俾对党国有所贡献，似以不改变工作为宜。”
何应钦的答复，使蒋介石心中有了底：提名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不会有什么阻力。
2月15日至16日，台湾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推选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15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名义，向大会就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提出自己的意向。30余名中央委员全神贯注、屏住呼吸，谛听这位最高决策者对于“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蒋介石说：
“副总统候选人的标准应有三个条件：第一要忠党爱国，第二要负责尽职，第三要任劳任怨。”
其实，这三个条件并无什么奥妙和创造，是极普通的三项用人标准。关键在于，在蒋介石看来，什么人最符合这三个条件。
“根据此项标准，我认为副总统候选人人选，以陈诚同志最为相宜。”蒋介石终于亮了底牌。
此刻，中央委员们才感到，刚才的紧张与神秘感是多余的。他们彼此相顾，似乎除去陈诚，再也提不出别的人选。
接下来的程序是投票。当工作人员将选票发给陈诚时，陈诚不肯接受。他为难地推辞：
“我怎么好投自己的票呢？不用了，不用了。”
经过在旁的中央委员齐声相劝，他才勉强地接受了这张选票。但是，他并未按照规定在自己的名字上划圈，即将选票投入票箱。他决计用废票的方式放弃对自己进行表决的权力。
计票结果，在32张选票中，陈诚得了30票。
会议宣布，陈诚被正式推举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
3月份，“第一届国大第二次会议”在台北中山堂举行。
依照“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届满时，“国大代表”与“总统”均应改选。但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已退居台岛一隅，如何在全国进行“国大代表”的重新选举？若只在台岛进行选举，则与台湾省“国大代表”又有何异？蒋介石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关于“总统”在“戡乱时期”可紧急处分的特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国大代表”事实上成了“万年国代”。
“第一届国大代表”总数法定3045名，由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抵制，在1948年3月举行“行宪国大”时，就只有1679名代表出席，方略略超过代表总额的半数。如今，原曾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又有一部分没有迁台。“内政部”遂下令递补部分“国大代表”，直至稍过半数。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后，又于23日，进行了第一次“副总统”竞选。
国民党当局为了给“国大”的选举披上“民主”的外衣，特地安排了“总统”、“副总统”的竞选对手。与陈诚竞选“副总统”者，为民社党人石志泉。第一次竞选时，陈诚得票1276张，石志泉得票231张，二人均未超过半数。次日，再次竞选，以得票较多者当选。陈诚得1417票，而石志泉仅得109票。陈诚以绝大多数票当选“副总统”。
5月20日，是新任“总统”、“副总统”就职的日期。6年前的这一天，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同他不满意的“副总统”李宗仁一起宣誓就职。今天，同他一道宣誓就职的“副总统”，却是他的嫡系将领。
他们志同道合。
陈诚身着平时很少穿的蓝袍黑马褂礼服，佩带紫红绶带，胸缀青天白日勋章，与穿同样礼服的蒋介石走在一起，“精神抖擞，心情兴奋”。他继蒋介石之后，举手宣誓：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效忠国家，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这一天，陈诚信义路官邸大门整日开着，接受川流不息的各界人士前来道贺。著名新闻记者于衡请他题词。陈诚信手写下“辅佐总统完成反共大业”数字。几分钟后，他突然想起“辅佐”二字用得不当，应当更谦虚些，便重题“追随总统完成反共大业”10字，派人送交于衡，并向他索回了原题字。
在政治的舞台上，含糊不得。两字之差，也许会给人事关系蒙上无法清除的阴影。小心谨慎的陈诚，把这种阴影消除在萌芽之前。
3年后，陈诚在台湾的政坛上，被推上了另一个高峰。
1957年10月18日，蒋介石向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新的议案，内容是：
“八全大会以后，反共救国事业又进入新阶段，一面继续维护宪法，为民主法制而努力，一面策进大陆革命，以达成反攻复国的任务，党的工作倍形艰辛，而责任亦益加重大，中正提案本党应设副总裁一人，并在党章第五章中增设条文如下：‘本党设副总裁一人，辅助总裁处理党务，其人选由总裁提名经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
蒋介石决定在国民党内创设“副总裁”一职。显然，这是为了在党内强化蒋陈体制。
23日，经蒋介石提名，陈诚任国民党副总裁。
从此，陈诚登上了他一生宦途中的顶峰。他以副总裁、“副总统”的双重头衔，显示了在台湾政治格局中仅次于蒋介石一人的“二号人物”地位。
陈诚担任副总裁和“副总统”职务，直至逝世。不管这种职位同实际权力之间，是一致还是不一致，这种安排的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反映，是力的平衡的体现。
再任“阁揆”
俞鸿钧的“内阁”危机，促成了陈诚一身而兼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三要职的罕见局面。
陈诚在1957年10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之后，不到一年，适逢“行政院长”俞鸿钧发生“内阁”危机，致使其重掌“行政院”，出现了一身而兼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三要职的罕见局面。
曾于1954年从陈诚手中接过“行政院长”一职的俞鸿钧，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当过新闻记者，历任上海市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因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秘密运台而大受蒋介石赏识，复出任台湾“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53年任台省主席。俞氏乃一书生型政治人物，且有蒋介石撑腰，故在政界不愿轻易屈从于人。
1956年底，“监察院”中开始有人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其中并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在“行政院”与“中央银行”领取双份薪金。这一建议与对俞鸿钧“兼职领薪”问题的列举，于1957年3月在“监察院”获得通过，26日寄往“行政院”。“行政院”隔四月方作函复，且对于要纠正的问题无明确态度，引起“监察院”不满。“监察院”遂于9月至12月间，连续四次邀请俞到院备询。但“行政院政务委员会”经讨论，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通过决议，明确支持俞氏不去“监察院”备询。“两院”之争，延续数月，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12月10日，“监察院”第五八次院会决议，成立“行政院长俞鸿钧违法失职事件处理小组”，萧一山为召集人，计有11名小组成员。
为处理这一日益僵持的危机，陈诚奉蒋之命，出面劝说“监察院”让步，但未获结果。蒋介石复命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举行两次宴会，以协调“两院”关系，冀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妥协”，后因多数“监委”拒绝出席，希望落空。
12月23日，“监察院”以俞鸿钧“违法失职”和“兼职领薪有违节约”，正式通过对其弹劾案，并公诸报端。俞鸿钧不甘示弱，于1958年1月15日，提出万言申辩书。16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内的高层领导和“监委”中的国民党员开会，在认为“行政院”不应逾期答复和俞氏应到“监察院”备询的同时，严厉告诫“监委”不应将行政首长视同罪犯，要慎用自己的权力。可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监委”中有人当场起立，顶回蒋介石的批评；事后，“监察院”又发表长文，批驳俞鸿钧的申辩书。1月31日，“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宣布，俞鸿钧“违法失职”一说难以成立，但“兼职领薪有违节约”，应予以“申诫”处分。蒋介石于2月14日，签署“总统令”，公布对俞的“申诫”处置，但同时又表示，个人对此弹劾案，“感到遗憾”。俞鸿钧于“申诫令”发表后，三次请辞本兼各职，蒋介石均予“慰留”。
但事已至此，一名受到“申诫”的“行政院长”，已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蒋介石只好将4年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陈诚，再次请出，复任“阁揆”。6月30日，蒋介石向“立法院”发出“（四七）台统（一）仁字第一二三号”咨文，内称：“行政院长俞鸿钧呈请辞职，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提请同意，以便任命。”7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希望支持陈诚继掌“行政院”。4日，“立法院”举行本会期的第三十五次院会，就是否同意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事举行投票。投票结果，在460名“委员”中，有364人投了同意票，而不同意票仅79票。“立法院”遂以第一四五二号咨文，答复蒋介石，表示同意其对陈诚的提名。蒋介石于当天明令发表，任陈诚为“行政院长”。
经过几天紧张的“组阁”，俞“内阁”成员多有变动，除保留“内政”、“国防”、“司法”、“交通”四个“部长”外，其余均有改变。其中尤以“教育部长”颇多周折，蒋介石原属意让张其昀继任，并亲带张去见陈诚，但陈仍不答应，坚持动员不愿做官的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后终以梅在教育界的声望，获得同意。7月14日，“内阁”名单经中常委通过，明令公布。
15日，陈诚正式接管“行政院”。卸职之俞鸿钧称颂说：
“在目前这个时候这个环境，由陈副总统出任行政院长，是最适当最理想的人选。”
陈诚则表示：自己心情沉重，对俞前“院长”许多过奖的话感到惶恐；而俞前“院长”过去4年多的成就，已为未来工作奠定基础。他表示，今后当努力奉行“反共抗俄”的既定“国策”，本“宪法”所赋予的职权与使命，求其所当为，尽其所能为，并希望“行政院”同仁发扬“亲爱精诚”的精神，为“反共复国”的共同目标与整个“国家”“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7月15日上午11时，陈诚举行重掌“行政院”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对因患感冒未能及早与大家见面表示抱歉，并略述今后的施政方针。他说：
各位记者先生：从总统提名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到今天，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因为本席偶患感冒，以及安排人事，所以迟到今天才能与各位见面。在此一段时间内，大家对政府和对本人的关切，使我非常感激，同时大家冒了炎暑采访有关行政院改组的新闻，颇为辛劳，而个人因病也未能及早与各位见面，觉得很抱歉。关于行政院今后的施政，仍当以反共抗俄之国策与国家人民之利益为目标去努力，至于具体的做法，当随时研议实施。我深深感到，为政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去做，一定要依据大家的需要去做。今天与各位见面，主要的是想听听大家对于施政的意见。
接着，陈诚便回答记者的询问。陈诚在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10个问题之后，出乎大家的意料，重新起立主动发言，表示：以后有机会将随时与新闻界会面，或许有问题请教，不过今天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想起的问题，倒愿意自动提出，即今天到院正式就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辞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和“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职。他说：
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是否能辞准，权在总统，要待总统的批准。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务，也要中央批准才能辞脱。不过，石门水库的情形便不同了，是向行政院请辞的，一定可辞去，我自己一定会批准。兼事太多，不大好，我要在行政院多做点事。
此次记者招待会，历时45分钟，于11时45分结束。陈诚在会上宣布将辞去的三个职务，其“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与“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二职，果于8月即获准辞去，分别由张其昀与蒋梦麟接替；但“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却至死未能卸去。
17日晚，陈诚复在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全体“立法委员”，征求“立委”对今后施政的意见，他自己也作了20分钟的讲话，对当前国际局势略作分析，并说明“行政院”的施政计划。陈诚告诉大家：蒋介石于上午刚刚召见“行政院”官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研讨；“国防部”也于中午命令陆海空三军作积极的准备。他强调：此次再次出掌“行政院”，对于“反共复国”的基本政策决不变更，即一方面是“反攻大陆”，一方面是建设台湾。“我们不会因有任何事变而气馁，只有大家更努力去做。”陈诚在7位“立委”发言，对“行政院”的工作提出希望和建议后说：
我知道各方面对我期望的殷切，但是希望大家不能希望太急切……如果我过去曾有一点成绩，这不是个人的成绩，一方面是总统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大家的合作和督促。在国家多难之秋，希望大家多用点功夫。
陈诚在发言结束时，以加强自身修养的四句话与“立委”们共勉：
苦莫苦于多愿；
孤莫孤于自足；
危莫危于任疑；
败莫败于自私。
为了表示对台湾工商业的关注，陈诚于就任“行政院长”后，即指派“经济部长”杨继曾拟订方案，解救目前工厂营运周转资金的困难。19日，“行政院”颁发了《工厂营运资金临时贷款办法》；同时决定设立由“经济部长”为召集人的“工厂营运资金临时贷款指导小组”，专负审核各工厂申请临时贷款之责。21日，“行政院”为挽救工商业倒风，防止倒风蔓延，解除工商危机，特先后约集有关单位，共同商讨对策。陈诚在会上表示：目前发生的工商业倒闭现象，无论是恶性倒闭还是非恶性倒闭，一“政府”都应负责迅谋补救办法，而不能听任其继续扩大，致影响“国计民生”。在一次工商团体座谈会上对倒闭厂商，有人向陈诚提出两条处理的原则，即“根本亏空的，可不予置理，任其淘汰；但如果是资产多余负债，发生周转不灵的工厂，政府应迅速贷款援助”。陈诚认为，上述这些意见，正与“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办法不谋而合；这次“行政院”所颁订的办法，尚不过是一种临时措施而已。“对于恶性倒闭，一定要依法查究，而对于正当的工商业，必将有计划地予以辅导支持。”
陈诚再度接任“行政院长”于内外交困之中，力图通过各项施政措施，摆脱这种艰难的困境。1959年4月，他抛出了接任后的第一个年度施政计划。政治方面：他认为主要应抓好台湾建设、“团结海内外反共人士”和加强“外交”三项工作。军事方面：他认为当前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实行精兵简政、健全三军、充实战力、加强现代化、制造局部的军事优势，“以确保台湾安全，并进而有效地策应大陆革命，达成反攻复国的神圣使命”。财政方面：他证实，经过半年来的彻底检查，财政困难是事实。他认为要解决财政困难，“唯有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同时努力”。“就开源而论，最确实的办法是从增产建设、改革和整理赋税着眼”；“就节流而论，主要的就是严格控制预算，除军事紧急支出及不可预测的天灾所必需的费用外，在原则上希望做到不办理追加”，“对于可以缓办的业务缓办，可以不办的业务绝对不办”。
陈诚第二次主持“行政院”时，正面临着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的困扰。他的任职，帮助台湾当局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1960年3月，蒋介石和陈诚分别“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副总统”。
按照常规，在“总统”换届时，“行政院”需集体辞职。陈诚“以个人德鲜能薄，不能负荷”为由，在5月5日向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蒋介石破例地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于20日批示：“国难未纾，仔肩益重”，“着毋庸议”。
21日，陈诚再辞：
国难方殷，劳怨虽不敢辞，但以言任劳，不免徒劳无功；以言任怨，甚或积怨成仇，何补时艰。
22日，蒋介石仍不同意，复批示：
吾人身许党国，从事革命数十年，共同甘苦，备历险阻，今当国家遭此空前危难，既受全民付托，更应相期努力，共肩艰巨，实属义无可辞。
由于蒋介石对陈诚的挽留，使陈开创了一届“行政院长”跨越两届“总统”任期的先例。
这届陈诚“内阁”长达6年，直至1963年12月国民党举行了九全大会后，坚辞方获批准，而由“财政部长”严家淦接替。
此时，陈诚的身体已日趋病弱，与正在崛起的蒋经国之间的关系也已众说纷纭。
金门炮战
顷刻间，数万发炮弹，暴风骤雨般地落在金门岛上。陈诚说：“从苦战中求胜利，从冒险中求成功。”
1958年夏季，台湾海峡风大浪急，海峡两岸剑拔弩张。
台湾的国民党军频繁调动，不断派出武装特务，加强了对福建沿海岛屿的骚扰；同时，也加强了金门、马祖等一线兵力的部署。
远在万里之外的中东局势，也直接牵动着台湾海峡的局势。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军事武装力量已经介入台湾海峡；现在美国又要武装干涉中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必须大力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台湾海峡——中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四者之间，便自然地结成互相关联的锁链。
1958年5月9日，黎巴嫩人民举行起义，反对亲美的夏蒙政府，并得到了阿联总统纳赛尔的支持，从而引发了中东事件。
2个月后，7月14日，伊拉克又发生了推翻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的军事政变，并随即宣布成立共和国，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美国从其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立即作出强烈反应。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派兵到中东，美国海军陆战队于当天在黎巴嫩登陆，占领贝鲁特。
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要求美军撤出黎巴嫩。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的决策。毛泽东指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的作用。
台湾岛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7月16日，台湾当局下达指令：
“台澎金马地区之国军各单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级部队立刻进入战时戒备状态。”
大陆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制订了炮击金门岛的计划，只是在正式发起攻击前，毛泽东主席又改变了主意。7月27日清晨，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别具一格的语言，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发去一份电报：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
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悄悄取消了，但是，毛泽东的电报是绝密的，对方不可能知道。
台湾海峡的形势，依然严峻。
8月12日，刚刚重新接任“行政院长”的陈诚，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全体“监察委员”。他先请“国防部副部长”马季壮介绍了解放军加强战备的情况，接着，他在讲话中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共军陆海空军已有能够发动‘偷袭’或‘强袭’的力量。”
陈诚讲到了“保卫金马”的问题。他提高了嗓音，好像故意显示一种强大的力量和决心：
“金门、马祖和台湾、澎湖是不可分的，如果共军打金门，就等于打台澎，我们不能消极地挨打，应积极地以打击还打击。”
这位集“副总统”、副总裁、“行政院长”三职于一身的台湾实实在在的“二号人物”，又一次在台湾危机方面，表明了他的反共顽固立场。
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建立人民公社和大办民兵之后，毛泽东又决定给予在金门的国民党军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并封锁金门；至于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况而定，走一步，看一看。
21日晚，福建前线解放军各支部队的36个炮兵营和海军的6个海岸炮连，共计459门火炮隐蔽进入发射阵地。
23日，驻福建前线的解放军部队，用对金门等岛猛烈的炮击，表示了人民的愤怒。
下午6时，当夕阳将天边映红的时候，金门岛对面的解放军炮兵阵地上，巨炮怒吼，火光映红了海面。一批批炮弹，犹如暴风骤雨，降临金门岛。大炮发出的巨大轰鸣，震耳欲聋。
解放军的一个重炮师，配备了口径为202毫米的重炮，射程在27000米以上。用它轰击9000米外的金门岛最远处，绰绰有余。
顷刻间，金门岛上一片火海，浓烟烈焰，飞沙走石。许多防御工事被摧毁，不断有伤亡的士兵被抬下火线。
仅头两个小时，就有57500发炮弹，落在小小的金门岛上。
傍晚时分，百余架米格机群飞临金门岛上空助战。它们发出深沉的轰鸣声，排着整齐的队形，形成了一幅十分壮观的画面。
这就是著名的八二三炮战。它是三年前一江山岛战役以来，发生在东海上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24日，又有36500余发炮弹，飞向大小金门岛和大担岛。
陈诚以他在台湾“党、政、军”中的特殊地位，围绕金门战局，作出了各项决策。他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决定了在国际上处理金门战局的三项原则：
1.坚定我决不要妥协屈服之决心，以抵挡国际姑息主义之冲击；
2.在作战中力求自制，以加强中美团结合作，粉碎敌人对我分化及孤立之阴谋；
3.从备战中转变国际间种种错误估计，以打击敌人行险侥幸之心。
“八二三炮战”一周后，陈诚在9月1日的记者节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演说时，他身着西装，戴着老花眼镜，手持准备好的讲稿，对着麦克风，神情严肃地宣告了台湾当局对待金马局势的态度：
你们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还击。”我们准备流汗流血，为保卫金马及其外围岛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在任何情况之下，决不动摇，决不屈服。
你们若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回答：“胜利。”因为没有胜利，我们国家便不能恢复统一，大陆同胞便不能恢复自由。
你们若问我们的方法怎样？我的回答：“从苦战中求胜利，从冒险中求成功。”
半个月后，陈诚的战争叫嚣更为狂热。他向“立法委员”们报告说：
我们对于金马及其外围岛屿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坚守到底。敌人占领任何一个岛，就是战争扩大到大陆上去。……军事乃是外交的决定力，大炮比言词有更大的影响。
人民共和国巧妙地处理了这次海峡危机。
解放军没有向任何一个岛屿发起进攻。
国民党军也没有把战争“扩大到大陆上去”。
9月，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对金门和国民党军驶往金门的运输舰又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炮击。
10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冠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的《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实行和平解决”。
25日，解放军在对金门总共发射了47.5万发炮弹，已经达到警告和惩罚的目的之后，宣布每逢双日不打炮，单日为炮击日。事实上，紧张、激烈的炮战已经过去，海面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是，陈诚并没有恢复平静。
11月2日，他在接见法新社记者时，调门同过去一样高。他强调：
中共如对一个或整个外岛发动全面性的攻击，中国国军便将攻击大陆上发动攻击的据点。……我们不主动掀起一次战争，但是共党如果攻击我们，我们决不放下我们的武器。
陈诚的这番讲话，与金门岛附近已经变得稀疏、零落的炮声，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这次台湾危机过去一年半之后，由于台湾当局不断以金门岛为基地，派遣武装特务至大陆沿海骚扰，加强战争准备，加之曾经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赴台访问，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于1960年6月17日和19日，向金门、烈屿、大担、二担等岛进行了又一次猛烈的轰击。
艾森豪威尔在台湾海峡隆隆的炮声中，匆匆对台湾进行了24小时访问。
7月8日清晨，金门岛附近的海面一片平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宣布，双日不打炮。不必担心这一天会有炮弹飞来。
一架C—46专机，在一群战斗机的保护下，平稳地降落在金门岛空军机场。陈诚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戴一顶软军帽，腰间悬着小手枪，慢步走下舷梯。没有仪仗队，没有欢迎仪式。
他同前来迎接的当地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后，便乘军用吉普车，直开太武山巅的一幢高级住所。
陈诚到金门来视察了。他要亲自查看刚刚过去的炮战中的损失，并且部署好这个岛的兵力配置。
他从太武山巅的住处，推开窗户，临窗远眺，大陆河山历历如绘。触景生情。他又想到，要从金门、马祖“打回去”。
陈诚转过身来，把目光移向身边的侍从人员，对他们说：
“我们现在局处台湾，好像坐在船上，总要回大陆故乡家园的，而金门、马祖就是登岸的跳板。”
他来到前沿阵地。凡遇到零散的官兵，他都要走到他们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他与一名士兵合拍了一张照片。士兵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他把自己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点，灌输给前线官兵：
“今天的金门，不但已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县，更是我们反攻复国的基石。”
7月20日，陈诚乘原专机，返回台北。当飞机已经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行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仍然在想着，如何应付解放军的下一次炮击？可是，他想得太多了。自从6月炮击以后，金门地区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以往的猛烈炮战。
“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陈诚提倡“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工业与农业的重点，在计划中互相渗透，互相支援”。
成为台岛“二号人物”的陈诚，在应付金门炮战等海峡军事冲突的同时，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方面。
1953年——中国古历法中的蛇年。按民间说法，蛇年是灾年。然而这一年，台湾海峡却相对比较平静，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各自的经济建设计划。
台湾当局由陈诚主持，从这一年起，开始执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陈诚决心发展经济，“养鸡生蛋”。他形象地比喻说：
如果只注意财政而不在经济方面去求发展，以培养财源，那就是“杀鸡取卵”。
……
我们一定要“养鸡取卵”，才能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改善，财政收支平衡。
他对于经济的两大类别工业和农业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农业与工业实属相依相成，不可分割，故究竟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实无庸在理论上斤斤争辩。如说农业为工业的基础，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工业亦为农业的基础，因为农业生产的增加，势必有赖水利的发展与肥料的充分供应，而此两者又属工业的范畴。
陈诚为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定了“一个目标，四项原则”。
目标是：
力求提高自给自足的程度，使主要的必需物资能够自给，使收支可以平衡。
四项原则是：
第一，“整个性”，即整体性。他提出，经济是一个整体，各项生产建设必须相互配合，均衡发展，“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
第二，“重要性”，即突出重点。农业以增加米谷生产为主，工业以肥料、电力生产为主。工业与农业的重点，在计划中互相渗透，互相支援。
第三，“经济价值”，即讲究经济效益。他强调，“要能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大的成果”；“要在短期内有产生经济价值的可能”。
第四，“保守的估计”，即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要求在制定各项计划指标时，“均采取保守的态度，力求低估，不敢高估”。
一个目标，四项原则，反映了陈诚较为务实的特点。
他还提倡勤俭和实践。他在一次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工作人员”讲话时比喻说：
“当前我们的处境，一如农人春耕时期，必须紧束裤带，辛勤耕耘，然后才有秋收冬藏，所以全国上下必须厉行节约，实践克难，做到人人以奢侈为可耻，以浪费为罪恶。……我们要重实践，尚力行，对于应该做与可能做的事，必须迅速确实地去做，不可空谈理论，浪费时间。”
在陈诚主持实施“第一期四年计划”进行到第二年时，他因当选为“副总统”而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第一期四年计划”同时改由他的继任俞鸿钧负责实施。
到1958年7月陈诚再度出任“行政院长”时，台湾的“第二期四年计划”已经实施到第二个年头。他接手主持这一期“四年计划”的执行后，接连遇到了灾难性的打击。1958年8月的金门炮战和1959年8月台湾中南部的水灾接踵而来。战火与洪水，冲击了经济建设计划。
1959年8月的特大水灾刚刚过去4个月，道路、桥梁、农舍都还在修复之中，陈诚在这年年底，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决心成倍地增加投资，加快经济建设速度。
陈诚决定，在“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中，设立“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负责联系和协调各机关促进投资的工作，并对工业环境的改善和一般投资事项，作政策上的研究与建议。
这位来自青田农村的陈诚，在离开农村40年之后，终于领悟到了工业生产的巨大魔力。他决心在发展工业上花大的力气。
紧接着，在1960年1月，陈诚又拟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其中包括了预算、金融、外汇与贸易等各方面大胆的改革措施。他开始不安于既定的每4年一期的“经济建设计划”，而要在这个基础上，再赋予经济发展以一个新的加速度。
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任期内，主持制定的最后一期“四年经济计划”即第三期，从1961年到1964年。他要求台湾岛在这4年中：生产总值增长36％。
可是，陈诚没能把这期“四年计划”完成，便因为健康的原因，后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继任“行政院长”严家淦。
在长达12年的三期四年计划实施过程中，陈诚亲自主持拟订了两期“四年计划”和一项临时性的“十九点计划”；程度不等地主持了各期“四年计划”的实施。
1962年台湾的农业总产量，比日本占领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增长了50％，比1949年增长了80％。
1961年台湾的工业总产量，则比1949年增长了3倍。
陈诚致力发展的台湾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类型。它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和弊端。
陈诚一再标榜“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然而，他自己也不能否认，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仍在于巩固国民党当局对台湾的统治和“反攻复国”。
但是，陈诚在他的有生之年打下的经济基础，为日后台湾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远东第一高坝
陈诚按动电钮，远处一声轰响，石门大坝工程，从此开工。
从1955年至1964年，前后10年，陈诚将自己晚年的精力，集中在高大的石门大坝上。
1948年秋，刚由上海移居台北静养的陈诚，由夫人谭祥陪同，驱车来到50公里外的桃园县石门风景区游览。
车行桃园县境，只见山峰连绵，竹树翠绿，良田无垠，溪水潺潺。大汉溪两旁，稻谷金黄；一群群农舍立于山下林边。这一片田园风光，使陈诚想起了1500年前陶渊明先生《桃花源记》中的名句：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桃花源是人们无处寻找的神秘幻境，桃园县却就在自己的眼前脚下。不管政局如何险恶，社会如何动荡，大自然却总是那样无忧无虑。
不一会儿，车子停在石门峡谷的前面。大汉溪冲过两山之间的峡谷，流入平原。峡谷岩壁耸立，谷底水流湍急。
陈诚默默地凝视着这石门山水，犹如回到了青田家乡，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石门洞的壮观景象。
那里旗、鼓二山，如门壁立，山前是茫茫瓯江，山后是高悬的瀑布。瓯江，流经高市、石门洞的一段，恰巧又叫大溪。青田的大溪与桃园的大汉溪，仅一字之差。他惊叹，自然界竟有如此相似的景色。
一阵凉风拂过陈诚的面颊，使他结束了对家乡的思念，重又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导游在一边介绍说：这里山高水急，是兴建蓄洪、灌溉、发电、供水等多目标水库工程的优良选址；日本人曾经打算在这里建水库，但是因为工程浩大，一直没有敢着手动工。
“蓄洪、灌溉、发电、供水”，这是多么诱人的八个字啊。陈诚想：如果建一个水库，能解决这么多问题，花再多的钱也值得。然而，此时此刻，他仅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身无一官半职，只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不久，他一跃而成为台湾岛的实权人物。建石门水库的朦胧想法，又开始在他的脑子里翻腾起来。
1949年初，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民间不断有要求修建石门水库的呈文送到他的手中。
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他不止一次地驱车石门，前往视察、筹划。
1954年，台湾海峡局势渐趋平静，台湾本岛的社会经济也日趋稳定。刚刚就任“副总统”而辞去“行政院长”的陈诚，终于把石门水库的兴建提上议事日程。他决定由“经济部”、台湾省建设厅、水利局及电力公司派员，并邀请“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派出代表，共同组成石门水库设计委员会，从事地质、水文、农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调查，以及工程费用的估算。
经过大约一年的工作，设计委员会在陈诚的热心参与下，提出了水库工程定案计划报告。这个综合性的工程将包括：
1.混凝土拱坝1座，体积84万立方米，形成水库面积九平方公里，蓄水容积3.16亿立方米；
2.溢道1条，长120米，可将洪水宣泄到水库以外；
3.发电站1座，设发电机3组，每组容量4万千瓦，每年可供电力2.2亿度；
4.新建石门大坝，干渠长34公里，支渠长150余公里。
这份报告，经陈诚亲署，报给蒋介石，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1955年7月1日，陈诚披挂上阵，亲兼“石门水库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天，他召集了由18名委员组成的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他告诉委员们：
我以副总统地位兼主委，一则表示政府极端重视此项建设事业；二则副总统任期有五年，可以不至因人事的变动，而影响工程的进行。
班子终于建立起来了。一个重大战役的指挥中心已经成立。
7月7日，举行了石门水库建设工程开工典礼。有三处辅助性的工程，要在这一天开工：一是全长5.4公里的运输公路线；二是另一条4.4公里长的辅助公路线；三是330米长的桃园大圳引水隧道。
陈诚这一天特别兴奋。他兴致勃勃地在工地上致词：称赞即将建造的大坝，将是“远东第一高坝”；整个工程完工后，将能灌溉5.5万公顷农田，调节每秒3000立方米的洪水量，供应桃园、新竹两县8个乡镇的自来水与工业用水。
他对全体施工人员和当地农民说：
石门水库现在已经开工了，过去的重重困难，总算都被我们克服了，但今后我们所可能遭遇的困难，较之过去恐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把一时的热心，变为永恒的毅力，牺牲个人的小利，完成全体的大利。将来这一工程完成之后，固然可以使许多荒地变为良田，但在施工期间，因为工程上的要求，也许难免要使少数良田变为荒地。
为了将来有更多的荒地变为良田，今天就必须先让部分良田变为荒地。中国有句古语：“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把当地农民的希望和顾虑都说了。希望必须付出代价。有牺牲才有希望。
陈诚讲完话，便挥动他那随身携带的竹根手杖，走到一个挂着红色彩绸的电动开关处，亲手按动电钮。于是，30秒钟内，在桃园大圳新进水口引水隧道的路线上，连续响起了七响爆炸声。
随着这七声巨响，工地上腾起了一片烟雾，尘土飞扬。引水工程从此开工。
不知道设计这一仪式的人是否想到，这七响爆炸，同时也意味着石门水库工程将经历八九年的长期奋斗。
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在成立整整1年后，于1956年7月，结束了自己的筹备阶段，正式成立“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陈诚仍任“主任委员”。
从石门水库破土动工算起，经过三个年头，桃园大圳新进水口的隧道和石门大桥同时竣工。这是庞大的水库工程的最初两项成果。
1958年8月5日，就在台湾海峡的局势紧张到白炽化程度的时候，水库工地上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隧道与大桥的竣工典礼，同在这一天举行。
1个月前刚刚再次兼任“行政院长”的陈诚，暂时摆脱了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应急筹划和指挥，以“副总统”、“行政院长”和“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的多重身份，亲临现场，主持竣工、开工典礼。
10时整，陈诚的车队开进工地。工地上人山人海，车队缓缓地在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过。
10时零5分，陈诚来到桃园大圳新进水口，主持开闸仪式。他按动电钮，闸门徐徐开启，河水从新修的隧道中奔腾而下，流向长长的沟渠和万顷良田。
10时25分，陈诚来到新建成的石门大桥西边桥头。这里用松枝搭起了临时牌楼，牌楼的两端系着鲜艳的红绸。他站在一团红色的大彩球前，由工作人员递过剪刀。陈诚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大桥剪彩。他第一个步上大桥，走完92.4米长的大桥。
10时30分，陈诚在石门大桥的东端，主持了石门大坝的开基仪式。他面对石门峡谷，按动电钮，只听得远处预定筑坝的地点轰然一声巨响，顿时土石纷飞，烟雾弥漫，石门水库主体工程从此开工。
当天下午，陈诚将“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兼职，移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蒋梦麟。
石门水库一共经过10年的艰苦施工，在1964年6月竣工。133米高、用84万立方米钢筋、水泥、石子浇铸起来的巨型混凝土拱坝，高高地屹立在大汉溪水面上；9平方公里的水库湖面，波光粼粼，碧波荡漾；用大坝拦截的水流发出的电力，已经用到了装饰在大坝四周的耀眼彩灯上。
14日，已经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的“副总统”陈诚，主持了竣工盛典。
最后的历程
生命垂危的陈诚，摒退医生、护士，召长子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三条。
1965年3月5日19时30分。
台湾广播电台播音员宣布：
中华民国副总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先生，于今日上午7时零5分，因肝癌不治，在台北官邸逝世，享年68岁。
此时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空气，显得较为平静。大陆在度过了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之后，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举国上下正在为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而努力。台岛，则在完成了三期“4年经济建设计划”之后，经济开始奇迹般地“起飞”。两岸都致力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致陈诚于死地的肝癌明显发作与发现，是半年前的事。
自1964年9月3日起，陈诚突然连续腹泻，体重遽降，虽经各种药物治疗及加强营养，终不见效。医生们觉得，来势不妙。
10月14日，由陈耀翰医师陪同巴大维、张先林两位教授共同会诊，发现肝脏肿大并坚硬，其表面有蛋形硬块，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肝癌症。
20日，陈诚赴荣民总医院作放射及肝功能检查，发现右上腹部硬块与临床诊断相符。主治医师遵照蒋介石、宋美龄的嘱咐，立即在陈诚官邸设立了设备齐全的临时病房，指定2名医师、3名护士和1名营养专家，悉心照料；护士则分日夜3班，每班8小时，进行不间断的护理。
27日，专家们经再三斟酌，决定对陈诚作“肝穿刺”检查。检查结果，确诊为肝癌。
这一消息，迅速报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命令为陈诚设立专门的医师诊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一个由“国防医学院”院长卢致德为负责人的诊疗小组很快建立起来，聘定巴大维教授、娄克斯博士、张先林教授及陈耀翰医师等为顾问医师；指定长期跟随陈诚的沈彦医师为主治医师；董玉京、陈良甫两医师在陈诚身边值班。
11月，医师诊疗小组先后请美国、香港及台岛的医学权威和癌症、放射科专家为陈诚会诊。会诊的结果令人失望。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对于陈诚所患之肝癌，目前世界各国尚无根治良方；若以放射性及中、西药物等治疗，除可能增加患者之痛苦外，实无效用；因此，治疗之准则只能是支持其体力，减少其痛苦，尽可能延长其安适而无痛苦的生命。
蒋介石指示，给陈诚在国外读书的儿女寄去飞机票，让他们回来看望父亲。爱好音乐的小女儿陈平整日陪着母亲守候在父亲的身边。大女儿陈幸带着幼子从国外归来。大儿子陈履安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夫人曹倩，携带刚满1岁、陈诚唯一的孙子宇廷赶到台北。在纽约读书的二子履庆、四子履洁和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的三子履培，都匆匆来到父亲的身边。陈诚此时并不知道已身患绝症，只知道患了“不太严重的肝硬化”症。他愉快地批评儿女们，当然也包括批评夫人谭祥，“太大惊小怪了”。
陈诚因得到夫人的精心护理，精神上又享受到与亲人团聚的安慰和满足，病情一度趋于稳定。诊疗小组的医师、护士，则逐日给他注射葡萄糖、蛋白质、维生素、蛋白合成剂以及止痛性药物等。这使陈诚的精神和体力都有所增进。有时，他能在花园中散步，逗弄依偎膝下的孙子、外孙。在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死神正在步步紧逼这位思想上并无走向死亡准备的老人。
进入1965年以后，陈诚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1月17日，他突患重感冒，并发支气管肺炎。这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经医疗小组全力抢救，两周之后，急性症状方逐渐消失。但陈诚的体力和精神已急剧下降，食欲消失，两腿浮肿，腹水增加，癌肿增大至脐下，皮下出现了出血性紫斑及黄疸。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不得已，请来周、黄两位素有盛名的中医师。然而病入膏肓，妙手不能回春。两位中医师以他们特有的安详说明了病情的危急，已经无药可治。
2月27日，陈诚体温忽降至摄氏35度以下，呼吸每分钟只有8次至12次，脉搏增加至每分钟100次以上，血压亦逐渐降低，终日是半睡眠状态。当晚，医师诊疗小组向报界发表了陈诚的第一次病情公报。公报说：
数位专家曾延聘会诊，经会商结果，一致认为，目前对肝癌一症，尚无实际上或实验上治愈方法……医师诊疗小组及各顾问医师决定治疗之准则及主要任务，均为安排如何使副总统获得安适，所有治疗方法均循此原则。
同一天，美联社从台北发出了一条电讯，称陈诚已进入弥留状态，其生命不会延长一周。虽然陈诚身边的医师否认这条电讯的内容为事实，但陈诚的生命日程表，却证实了这条电讯的正确。陈诚在这天以后，一共又活了六天。
自3月3日起，陈诚已不能进食。这天早晨8时左右，他摒退医师、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三条。他用浓重的青田口音，低沉缓慢地说：
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6字的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是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应当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语。这是出自偶然，还是陈诚临终有感？人们不得而知。
当晚，陈诚又向家人索笔。当递给他一支钢笔时，他摇摇头，表示要毛笔；但当家人把毛笔交给他时，他已无力握管，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此时陈诚又想写些什么？又想到了些什么？在他尚有生命的最后一息，已经来不及清醒地叙述出来。
5日上午7时零5分，陈诚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