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共谈判
陈诚、周恩来、马歇尔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高潮迭起。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的受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历经8年艰苦奋斗，胜利结束。
作为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的情况下，其工作范围，涉及国民党部队、中共部队及投降的日伪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肆抢占胜利果实，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为了争取时间，将大批部队调往未来的内战战场，国民党打出了“和平谈判”的旗号。陈诚便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对手，参加了一段战后国共谈判。
陈诚虽作为中共将领的一名宿敌，留在大家的记忆之中；但是，他与中共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许多和平的、礼貌的交往。
抗战前期，他以军委会政治部长的身份，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政治部中合作共事2年半时间。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与毛泽东同桌共宴，摄影留念，并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作为这种和平、礼貌交往的终结，是他在1946年内，断断续续参加的与中共方面的和平谈判。
4月3日，军政部长陈诚继张治中之后，出任“三人小组”中的国民党政府代表。
8日，陈诚一身戎装，来到陈设讲究的怡园出席三人小组会议。这是这个小组自1月建组以来的第七次会议。
三人小组，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和美国总统特使三方组成。成立时，三方代表分别为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并由马歇尔担任主席。这是抗战胜利后，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三个方面，讨论战后中国重大问题的一种会议组织。著名的1月10日停战协定，就是这个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成果。陈诚是这个小组中国民党政府的第三任代表。
出席第七次会议的人员，除陈诚外，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美方代表为马歇尔的高级助手吉伦将军。
在陈诚的政治生涯中，对共产党和美国都不陌生。他们之间能找到许多共同语言。陈诚与周恩来曾经分别是政治部的正、副部长。他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曾经合作得很好。现在他又和共产党、美国的代表，在大家都熟悉的山城重庆，坐到了一起，来商讨避免冲突、防止内战的办法。
这一天，主要用来提出问题，以备各方深入考虑。
吉伦将军提出：“东北局势非常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部队在那里应停止调动，并全部撤退到距铁路线一日行军路程的地方。”
风度翩翩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权利。他严肃而有礼貌地说：
“中共部队在东北的调动，是为了行使接收的权利。这一点，谁也不能干预。”
陈诚大概因为刚刚参加这样的会谈，他还需要观察和思考。因此，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讲话。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
吉伦将军首先要求，对他昨天提出的方案详加讨论。
中共代表周恩来强硬坚持，应当先将各地冲突停止，再讨论有关如何接收主权的问题。
沉默了一天的陈诚，开始发表意见。他说：
“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与攻击政府已经接收之地区，故须中共让开道路，俾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区，且限制中共不危害政府接收人员，方能避免冲突。”
周恩来认为，会议应当先讨论停止冲突的问题。显然，在他的资料袋中，一切资料都证明，冲突都是国民党军挑起的。陈诚并不反对先讨论停止冲突问题，但他坚持认为冲突是中共制造的。
吉伦将军在国共双方发生僵局的情况下，提出一个“折衷”方案：鉴于中共在东北继续调动部队，建议允许国民党军也有权自由进至长春。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折衷”方案。一些表面看来“折衷”的意见，如果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背景下考察，它都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不言而喻，吉伦的折衷方案，微妙地向着国民党方面倾斜。
陈诚顺水推舟地说：
“对吉伦将军的建议，政府当诚意接受。惟接受此项建议，不影响政府履行中苏协定接收其他苏军撤退地区，如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之权利及责任。”
陈诚的目的，在于排斥中共和东北人民武装力量行使对东北接收的正当权利。这个意见，理所当然地为中共代表周恩来所拒绝。
陈诚出师不利，没有使商讨得到进展。
他此次出任国民党政府在三人小组中的代表，一共只有20天时间。24日，这一伤透脑筋的职位，即由军令部长徐永昌接替。
时隔半年，从10月下旬起，由于徐永昌生病，当时已经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再次充当国民党政府在该小组中的代表。
11月9日，此时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进行了4个多月，中共部队控制的北方重镇张家口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将近1个月，由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也即将出台。这一天，俞大维将军交给三人小组主席马歇尔一份陈诚发来的备忘录，内称：
“国民政府主席已于11月8日命令中国全境国军一律停止战斗，各部队留驻现防阵地；本命令将于11月11日中午生效。”
俞大维补充说：“陈参谋总长请求阁下通知中共代表周恩来，请他出席一次三人小组会议，以便讨论停止冲突的措施。”
马歇尔连忙追问：“蒋委员长对于拟议中的这次三人小组会议，有什么意图？”
“首先可能要由中共发布一项停战命令。”俞大维答复说，“而后，三人小组或许还要为部队重新配置或调整拟定种种办法而进行磋商，因为双方军队的脱离接触也许已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10日，周恩来在收到陈诚备忘录的副本和开会通知后，赶到马歇尔住处，直截了当地说：
“既然有明显迹象表明，国民大会不会推迟，我对于应该如何向延安报告感到十分困惑。”周恩来紧锁浓眉，沉重地说，“因为我无法理解，军事上的停战，怎能在政治决裂的局势下出现。”
马歇尔习惯地耸耸肩，摊开双手说：
“同您一样，我也感到困惑。由于我不熟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权术，我总是不能确实理解双方政治行动背后的真实用意；但我是相信‘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希望’，我已经根据这种信念，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他们商定，明天会议还是应当参加。
11日上午，三人小组自6月谈判中断以来，三方代表又重新坐到一起，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
中共代表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以发布停战令为掩护，以便组织更大规模进攻的阴谋。他以浓重的淮安口音，对国民党方面的出席者陈诚和俞大维说：
“我想要问一声政府代表，你们是否认为还存在着几分挽救时局的希望？如果尚有挽救政治局势的某种可能，我们就愿意认真考虑军事范围内的任何可能。”
陈诚避开敏感的政治局势问题，阐述了他对停止冲突具体措施的想法。他操着地道青田官话说：
“首先，就地停战，并派去执行小组以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在执行小组到达之后，设法把敌对双方的部队分隔开，并安排必要的部队调动；第三，为解决执行小组内和军调处执行部内的意见分歧而拟定某种办法。”
他针对中共方面以先解决政治问题为前提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说：
“如果能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我希望这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能够导致进一步谅解的影响。”
马歇尔插话说：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立即结束冲突的途径，这就一定会使总的局势得到改善；对于所有各方都是越快越好。”
他的话看起来是在安抚中共，实际上却是偏向国民党的。
善于与谈判对手周旋的周恩来沉着地说：
“我对此还不能作出具体的答复。但是仍愿意作出一切努力，并愿听取陈诚先生就自己的建议所做的详细说明，然后，我才会有可能向延安提出报告。”
陈诚遂对他刚才提出的方案，逐一加以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
“直接接触或实际交战的双方部队司令官，立即宣布停火，并在执行小组到达以前，和对方司令官取得联系，以谋求当地停战的实现。执行小组在必要时，可要求对彼此接触或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部队位置进行调整，可依情况要求一方或双方后撤一定的距离。”
周恩来十分精明，他立即发现，这位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方案，同他的前任在5个月前提供的文件草案，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相反，对于停止冲突后部队将恢复到何种状态这一实质性问题却避而不谈。他尖锐指出：
“在6月形成的文件中，规定了两个步骤：首先在10天内全国恢复到6月7日的状态，第二步则是在20天内恢复到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的状态。”
陈诚争辩说：
“军队的配置肯定是要讨论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解决停止冲突的问题。”
他皱起眉头，沉思片刻，又说：
“我不记得在6月谈判中，对驻防地区有过什么规定。”
马歇尔用较低的声音，提醒陈诚：
“满洲的防区是规定了的。”
周恩来进一步提请陈诚注意：
“在6月的休战谈判中，曾经规定以6月7日的状况为基础，恢复部队驻防位置，但是未能就各有关师指挥部驻地的条款，达成协议。”
他的思维始终是这样清晰。
他们经过一番冗长的辩论，什么结论和协议也没有作出。就能力而言，陈诚、周恩来、马歇尔，恐怕都应当算是谈判能手；然而，在已经遍地战火的情况下，要停止冲突、结束战争，谈何容易！
此后，三人小组再也没有过什么作为，而且不到2个月，便最后结束了小组的工作。
此后，陈诚再也没有同中共代表同坐在一张谈判桌上。
内战败将
蒋介石命令：“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陈诚从此步入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历程。
1946年春，全国人民正沉浸在夺得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但蒋介石、国民党已在阴谋挑动内战。
蒋介石需要物色一个内战的总参谋长。他的目光，又最后停在了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身上。
5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签署了一道命令：
“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
同时被任命的高层军职还有：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次长刘斐、郭忏、范汉杰，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黄镇球。
历史把陈诚推上了一个进行反人民战争的总参谋长的位置。这也是陈诚戎马生涯中处于军界巅峰的一个位置。
几百万军队靠他指挥，艰难的反人民战争由他在第一线经营。这位48岁的青田籍将军，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政治立场的不同使他不可能看到：他正在步入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历程。
陈诚来不及正式宣誓就任参谋总长之职，便开始履行蒋介石授予他的职责，指挥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五、第六两绥靖区共10个整编师、30万人，去围攻只有6万人的中原解放区部队。
6月26日，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阴暗的日子。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向宣化店地区发动了进攻。历时3年多的内战战火就此点燃。
陈诚失算了。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分三路突围成功。
七八月间，陈诚又把注意力放到江苏北部地区。他调动第一绥靖区李默庵部、苏北绥靖军李延年部和第五军邱清泉部等，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陈诚盛气凌人。他威胁说：“苏北问题，上策，共军退出；中策，国府迁都；下策，武力决赛”，“上策共军不愿履行；中策国府由于五五迁都，未便再迁”，所以，只有进行“武力决赛”一途。他扬言：“两星期解决苏北问题。”
陈诚的预言，很快就被粉碎。
苏中解放区部队，七战七捷，歼灭了国民党军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
国民党军只得了海安、如皋两座空城。接着，他们又以巨大的代价，占领了苏中、苏北地区的一切点、线，可是始终不能全部占领广大的农村。苏中、苏北解放区的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
这1年的九十月间，陈诚又禀承蒋介石的指示，精心策划了塞外的战事。
10月11日，傅作义部利用解放军晋察冀部队判断的失误，一举攻占了塞外重镇张家口。
陈诚偕夫人谭祥，于当天飞抵北平。他让夫人去游览北平的风景名胜，自己则同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策划长城一线的军事部署。接着陈诚频繁地飞往北方各地巡视，并故意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展示其“胜利者”的姿态。
不过，蒋介石、陈诚不切实际的指挥，遭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坚决抵制。
在北平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上，陈诚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在三周内打通平汉线的手令。读毕，大家面面相觑。
“德公，阁下久务戎机，对于如何实现最高统帅的命令，定有高见。”
“论军人的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李宗仁打开了话匣。顾祝同、孙连仲、傅作义等高级将领紧张地注视着这位大胆的行辕主任。
“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实在是梦想。”李宗仁显然激动了。
“德公，您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照我看，依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只好退一步问：“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覆命呢？”
李宗仁：“辞修兄，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您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李宗仁：“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
李宗仁当即命一名参谋起草电稿，向蒋介石报告。陈诚见李宗仁肯于承担责任，如释重负。蒋介石只好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
1947年一二月间，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坐镇徐州，指挥53个旅、31万人，向临沂、莱芜等地发动进攻，发起了“鲁南会战”。他向参战部队宣布：
“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3日，专门向鲁南前线的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诸将领发出了《关于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几点指示》。陈诚的名字被列上中共中央军委的文件，这是陈诚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主力作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莱芜、临沂。此时的陈诚，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全然失去了抗战中的机智，竟认为，这是解放军的败退。他连忙致电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敌军心涣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需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便在黄河以南地区歼灭之。”
在陈诚严令下，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第七十三、第四十六军主力，钻进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吐丝口间预设的袋形阵地，并被全歼，共损失7个师、5.6万人，李本人亦被俘。
在鲁南损兵折将的同时，陈诚又为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困境而苦恼。
3月，陈诚调集了34个旅、23万人向延安地区的中共主力部队2.7万人发起进攻。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力部队，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
延安人民坚壁清野，在道路、房前、室内，到处放置了土雷、炸药。国民党军疑神疑鬼，心惊肉跳。
为了制造舆论，陈诚对于占领延安空城一事，大吹大擂。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显然报告了虚假的数字。他说：
“共军用以保卫延安之兵力共3师13旅，配合民兵约共16万人，被俘万余人。”
记者问：“延安攻下影响共军军心否？”
陈诚大言不惭：“自然，若南京陷落亦必影响国军军心。”
记者又问：“政府如无外国军事装备，可否击败共军？”陈诚的回答颠倒了事实：“政府不需要外国帮助，共军离开民众故败北，并非国军武器较好。”
记者终于提出了令他痛苦不堪的问题：“把全部共军打败需要多少时候？”
陈诚在10个月前，曾经允诺过“3个月内击败共军”，此时只能尴尬地承认：“从前说过3个月内可以击破共军主力。”他不敢再预言，还需要多少时间才可以将中共主力“击破”。
一年来的惨重失败，使陈诚焦头烂额。但是，他不可能理解：站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从东北败阵而下
新五军全军覆没。陈诚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指挥无方，愿意接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1947年8月，中国大地伴着血与火，跨进内战中的第二个秋天。
长城内外，黄河南北，到处是战斗的硝烟。
从渤海之滨，到黄土高原，满耳是隆隆的炮声。
解放军已经在各个战场，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漫长而庞大的堤坝，正在倾倒。
29日，蒋介石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
蒋介石的任命，使得在东北执政2年的熊式辉略显尴尬。熊式辉与陈诚素来不合，江西“围剿”时即互相埋怨，抗战爆发后所持战略观点又大相径庭。冤家路狭，他们偏偏要在东北这块宝地上相逢。
熊式辉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早在七八月陈诚多次往返东北、广泛接触东北各界人士时，就看出了苗头。他曾连续七次向蒋介石递上辞呈。
辞呈终于获得批准。
9月1日下午2时，一驾追云号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的跑道上。四星上将陈诚神情严峻地走下舷梯。熊式辉率行辕主要官员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2日上午10时，陈诚在东北行辕大礼堂正式就职。熊式辉向他的继任交出大印。陈诚在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后，拉着熊式辉和全体参加仪式人员摄影留念。
熊式辉拍照后即驱车最后地离开了行辕。此时，他显得有些狼狈和难堪。
陈诚就任伊始，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篇《告东北军民书》，把“执行政府剿匪国策”作为行辕今后的首要任务，提出“去奢崇俭，力挽颓风”的口号，要求东北军民“各就岗位，各尽职守，于艰难困苦之中，寻求自力更生之道”。
要扭转东北战局，首先要扩大部队，增强实力。陈诚把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总队，扩编为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和新八军4个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3个旅的骑兵师；把青年军第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加上原有的和陆续调来的野战部队，这位行辕主任手中共握有14个军又1个骑兵师。陈诚的嫡系将领潘裕昆由第五十师师长提升为新一军军长，龙天武由第十四师师长提升为新三军军长。
“土木系”力量活跃在东北战场上。
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东北解放军的力量。10月10日，他在《国庆献词》中针对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狂妄地表示：
要乘此机会将整个共匪主力消灭，尽复失地，使共匪此次进扰为最后一次，以便明年今日东北四千五百万同胞皆能欢欣鼓舞，同申庆祝。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也许积重难返，陈诚的部队，就像秋风扫荡下的落叶。经过50余日的交战，他总共损失了6.9万人，丢了15座城市。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压缩到长春、沈阳、营口、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地区。陈诚的“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完全破产。
1948年元旦，又伴随着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的隆隆炮火声来临。
这是陈诚一生中极为黯淡的日子。解放军的攻势来得太快、太频繁。秋季攻势刚过，冬季攻势又开始了。没有陈诚喘息的时间。
为了稳住军心、民心，陈诚不得不故作镇静，虚张声势。他告诉东北军民：危机已过，战备完成，国民党军即将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对东北解放区进行“扫荡”。
新民、沈阳、铁岭，是一个三角地带。它像一把扇子向着西北方向张开。扇子的顶点是沈阳，两端是新民和铁岭。结了冰的莽莽辽河，犹如一道弧形的银边。
陈诚面对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集中了10余师兵力，在这个扇形阵地上，准备沿辽河两岸，从近100公里的正面向沈阳西北出击。新三军、新六军主力为其右翼，由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推进；新五军为左翼，由新民向北推进；第七十一军、新一军主力居中，由沈阳向西北推进。
1月3日，比较突出的左翼新五军推进到距新民25公里的公主屯。在这里，他们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二、三、六、七纵队及炮兵第一、二、四团的合围。指挥围歼国民党军新五军战斗的是刘震、吴法宪、韩先楚、黄永胜、赖传珠、邓华等人。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发现自己进入险境，立即给坐镇沈阳指挥的陈诚发去急电，请求从秀水河边的公主屯退守有固定设防的辽河西岸小镇巨流河。
陈诚对于作为机动兵团使用的新五军，究应退至辽河边固守，还是应坚持现有突出位置进攻，举棋不定。他需要时间考虑。
解放军的包围在逐步完成。新五军的退路愈来愈窄。
一天以后，陈诚决定撤回新五军，命令陈林达立即率部向辽河转进。
然而，已经为时太晚。除去陈诚的声音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从布满尘烟的空气中传达到公主屯而外，公主屯的一兵一卒，已经再也冲不出来。
5日，解放军开始发起冲击。两军在茫茫的雪原上厮杀了三天三夜。
秀水河边炮声震天，辽河岸旁一片烽火。
在激烈的较量中，解放军处于主动地位。新五军抵挡不住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它的军部和两个完整的师——第四十三师和第一九五师，共2万余人被歼。一队队俘虏，垂头丧气地被押向解放军的后方。在他们当中，包括新五军军长陈林达。
左翼的失利，使得陈诚指挥的中路、右路也仓皇退回沈阳和铁岭。
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由陈诚痛苦地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极为震惊。
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了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他要追究新五军惨败的责任。将领们你一言、他一语，都在强调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责任。作为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陈诚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指挥无方，愿意接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对于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当然不忍下手，但是陈诚声望的下降，却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忧郁中，陈诚的胃病再次发作。
1月17日，蒋介石签发了一道命令：
“特派卫立煌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这个命令，实际上宣告了陈诚指挥东北战事的结束。
历史的轨迹，在这里又一次巧合。4年前，陈诚因胃病离开远征军时，就是卫立煌接替了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此次竟又是在陈诚胃出了毛病的时候，由卫立煌前来取代。天南地北，好像蒋介石总是让卫立煌准备着，随时接替陈诚。其实，他们各自互相戒备，并不是一对友好的合作者。
“杀陈诚以谢国人”
一场对白崇禧所作军事报告的自由发言，竟成了对参谋总长陈诚的缺席审判。“国民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经济走向崩溃、军事节节败退的黯淡形势下，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并为这种一党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于1948年3月，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强行召开“行宪国大”。
伪国大的召开，并不能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局。相反，它使得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各种矛盾更形尖锐、突出。正在上海隐居、治病的陈诚，一下子成了某些代表声讨、挞伐的对象，便是这类矛盾猛烈爆发的明证。
陈诚因在东北打了败仗和胃病发作，离开东北战场后，在南京度过了1948年的春节。
2月27日上午8时，一列由南京开出的快车徐徐驶进上海车站。陈诚由夫人谭祥陪同，从列车上慢步走下。他们虽乘坐的是软席包厢，可以在车厢里睡觉，但毕竟经过了一夜的颠簸，陈诚还是显得十分疲倦，脸色苍白，无精打采。一部军用轿车，把他们接到法租界的一栋公寓式的房子里。这是陈诚在上海的私人住宅。他将在上海作胃部手术。
江湾国防医学院经过详细检查和会诊，决定陈诚先静养一段时间，到天气暖和以后再行手术。
从此，陈诚谢绝一切社交活动，专心休养身体，等待手术。尽管这时他仍戴着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两顶桂冠，但是在报纸上已极难找到他的消息。昔日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如今向社会隐藏了自己的踪迹。
陈诚处此失意落魄的境地，本不想再抛头露面；但“行宪国大”的一场风波，却使得他的大名又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4月12日下午，“国大代表”就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军事报告作自由发言。
山东代表赵庸夫第一个在发言中点了陈诚的名。他带着激动的情绪说：
“政府应该明是非，信赏罚。检讨目前军事形势，为什么会严重到这一步？其原因是由于参谋总长陈诚的三大政策：1.肃清游杂，现在共产党在东北的60万军队，就有这批被肃清出去的游杂；2.整编军队，把一军编成一师，一师编成一旅，有的不知道编到哪里去了；3.调整人事，说是整编国家化，把张三的军队交给李四带，李四的军队又交给赵五带，这样的调整人事，究竟有用吗？”
一名叫吴叔观的代表呼应台上的发言，要求陈诚到会上来报告他的工作。另一名代表王会文叫嚷，陈诚、熊式辉都要向代表报告东北军事情况。
赵庸夫见台下有人支持他的讲话，越发慷慨激昂。他提高嗓门说：
“抗战开始时，我们的军队还不很好，后来杀了一个韩复榘，于是军心大振，现在军事当局要明赏罚，才能收拾人心！”
会场上，人心激动。有些代表听到传闻，说陈诚将去美国动手术，更加感到激愤。
代表张岢贤在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高声喊叫：
“由大会发电给上海市政府，不要让陈诚走！”
东北籍代表张振鹭的建议颇具有煽动性：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
赵庸夫更操着山东口音大喊：
“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一场对白崇禧所作军事报告的自由发言，竟成了对参谋总长陈诚的缺席审判；“国民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
对于这样的局面，一千多名代表中，各人的心态也不尽相同。有把刀锋直指陈诚的；有站在一旁看笑话的；也有为陈诚鸣不平的。
最感到难堪和难过的是蒋介石。有些代表对陈诚的抨击，其实质乃是针对蒋介石的，只是不便直说而已。蒋介石在幕后，很为这样的场面着急，连忙向大会主席团发话：
“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
他并命大会秘书处，加速对军事报告讨论的进程，以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
“圣旨”还是管用的。它像咒符一样，制服了群魔，保住了陈诚。
但是，这一发生在“国民大会”上的闹剧，有一千余名代表和上百名记者在场，何能封锁得住！第二天，各大报纸上都登出了代表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的消息。它对于正在上海静养的陈诚，无异于一声惊雷。陈诚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前所未有和绝无仅有的。
他穿一袭长袍，坐在那稍显得陈旧的寓所房间里，手捧《中央日报》，脸色蜡黄，目光迟滞，感到羞愧和委屈。
“辞修，那些起哄的都是些小人，恐怕还有的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你可千万别多想，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夫人谭祥以一种女性的温柔，劝解丈夫。
“小人，小人！”陈诚愤愤地说。他虽说赞同了夫人的观点，但余气未消，仍使谭祥不安。
“蒋主席了解你，他会为你主持公道的。”谭祥捧出了最高权威。
“对，只要有领袖了解我，再大的委屈我也能忍受。”陈诚的精神终于在夫人的劝慰下，有了寄托，找到了支柱。
5月13日，在陈诚宣告离职休养3个月和在“国民大会”上遭到抨击1个月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免去了他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等本兼各职。至此，他只剩下了一个一级上将的空衔，其身份成了一介平民。
6月，陈诚赶在盛夏来到之前，带着抑郁的心情，在国防医学院由著名的外科专家张先林大夫，为他成功地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部。
这年10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泉城济南，并稳操辽沈战役胜券的时候，陈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离开了喧闹的大陆，到台湾岛的草山（即阳明山）休养。
深秋的龙华机场，微风中夹带着几分寒意。陈诚穿着一件淡灰色的旧夹袍，戴一顶旧呢帽，由夫人陪同，慢步登上飞往台湾的专机。机场上只有几位陈诚的部属，为他们送行。往日每到一处，前呼后拥的热烈、隆重场面，竟成历史。一种凄凉和冷落的感觉，在陈诚的心中油然而生。
飞机在台北松山军用机场降落后，前来欢迎的人，连新闻记者在内，一共不到20人。唯一高官阶的官员，是“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陈诚勉作微笑，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陈诚与彭孟缉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早在18年前，他们就已相识。那时陈诚以第十八军军长的身份去日本参观秋操，而彭还只是一名炮兵中尉，正在日本读炮兵专科。这两位炮兵军官，叙谈了一个小时。而今，命运使他们在海峡的东边又重新聚会到一起。
新闻记者们当然都想从陈诚身上打听些内幕消息。但是，陈诚只是淡淡地对他们说，“奉总统之命，来台养病”，其他什么也不肯多说。
陈诚在草山住下后，远离大陆上激烈厮杀的紧张气氛，也远离了“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而又惆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