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弃守之争
为了长沙的弃与守，陈诚、白崇禧、薛岳这三位指挥官之间，一夜通了9次电话。
当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中日双方的大部队，正在中部鄂赣一带对峙。
1939年9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他设于武汉的指挥部里，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第六、第三十三、第一一、第一六师团的全部和第三、第十三师团的一部，配属各种特种兵、海军陆战队和舰艇部队，以鄂南、赣北方向为助攻，以湘北方向为主攻，三路会攻长沙。
十万日军，一路烧杀抢掠，直奔湖南省省会长沙。
冈村宁次部队，矛头直指中国的第九战区。
陈诚是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但此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重庆担任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早在上年底，即交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代理。
为了阻滞日军的进攻，中国军民不怕牺牲，不惜代价。
公路被截断了，一道道坑壕，使车辆无法通过。
铁轨被扒掉了，一根根铁轨横七竖八地躺在铁道两旁。
乡村小道全挖窄了，连稻田也犁了一遍，并且放满了水。
日军强渡新墙河八次而未成。
强盗们不得不调来飞机，施放毒气，以极残忍的手段，冲开一条血路。
中国军队又在汨罗江沿线，进行了决死的抵抗。
两千年前，爱国诗人屈原曾在这里投江殉国。滔滔汨罗江水，不停地赞颂着诗人忧国忧民的胸怀。
9月底，凶猛的日军日益迫近长沙。
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召见陈诚。
“辞修，长沙战争日紧，恐伯陵（指薛岳）担不下来，我想请你辛苦一趟，如何？”蒋介石不慌不忙地道出召见的原因。
“委座的命令，卑职当万死不辞。但不知此次对长沙的总的方针是守还是不守？”陈诚开门见山，请蒋介石交底。
“不守。”蒋介石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还是一条老办法：以空间换时间。
接着，蒋介石又补充说：
“你可以和白主任一起到前线去。”
陈诚奉蒋介石之命，邀约了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由重庆直飞渌口（今株洲县）。薛岳率少数幕僚，在这里设立前线指挥部。
陈、白抵达薛岳的指部后，即与薛商讨长沙战局。
陈诚说：
“敌人来势太猛，我们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是以空间换时间，只要大量消耗了敌人的力量，长沙不一定死守。”
“陈部长，长沙的弃守可是关系到党国的声誉啊！”薛岳神情激动地说。
“这是领袖的指示。”陈诚抛出了“圣旨”。他在说到“领袖”二字时，习惯地起立立正，两只皮鞋互相撞击，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白崇禧、薛岳被动地跟着站了起来。
“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薛岳不敢直接评论蒋介石的指示，仍旧固执地提出问题。
白崇禧示意大家坐下，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长期抗战，必须保持实力，不可死拼。”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不过，陈、白并不责怪薛岳，因为坚守长沙比放弃长沙要困难得多，薛岳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困难而危险的道路。对于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不忍心再去责怪了。
当晚，陈、白又从住处通电话。不管电话是为了什么事情，但每次都要谈到守与不守的问题。一夜之间，他们竟通了9次电话。最后，陈诚考虑到前方的战争正在猛烈地进行，不能过分勉强前线指挥官去服从一个他认为无法接受的命令。于是，陈诚改换了话题：
“伯陵兄，领袖要求你调集6个师在长沙抗击敌人，部队是否都集中了，他们的状况如何？”
“报告司令长官，6师部队已全部调集完毕。现在除少数部队的联系发生了困难而外，各部队官兵都英勇作战，士气极旺。”薛岳在电话中很有信心地向陈诚报告。
陈诚刚中有柔。对于勇敢求战的下级，则更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说实在的，如果薛岳能够在长沙打一个胜仗，这对于鼓舞全军的士气、鼓励全国人民的斗志，也是大有好处的。
于是，陈诚在与白崇禧认真商讨了长沙战局和薛岳的坚决态度之后，便定下了坚守长沙，实施反攻的决心。同时，他又把前线的各种各样情况以及与白崇禧的态度，婉转地报告了蒋介石。
陈诚的决断，帮助长沙前线的部队，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国军队终于顶下来了。
日本军队在离长沙50公里的福临铺，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
守军万枪齐发，冲锋肉搏，杀得日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
日军距离出发地越远，后勤补给的困难越大。
长沙，成了深不可测的泥潭。薛岳决心在这里与敌军决一雌雄。
10月1日，蒋介石电令，将原第九战区划分为两个战区：湘江以东为第九战区，原代司令长官薛岳实任司令长官，其司令部仍驻长沙；湘江以西为第六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于衡阳设立司令部。
随着金秋10月的来临，日军的攻击停止了。他们开始计划退却。
中国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最早发现了敌军撤退的企图。他当机立断，改变了部队防守的态势，命令部队尾随日军搜索前进。
4日，薛岳向九战区各部队发出命令：
“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各追击部队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
次日，战局对日军越发不利。
日军冈村宁次司令派出飞机，向沿途败退的部队空投命令：
“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
空投的撤退命令，日军接到了；尾追的中国军队也“接”到了。
10月10日，中国军队在总共追了130公里之后，迫使日军重又退回到二十多天前发起攻击的地方。据中国军方估计，这一战役中，日军共伤亡了万余人，而中国军队的损失则为四万余人。
不可否认，这是一次大的胜利。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方面第一次用武力迫使敌军回复到原有态势的战役。
同样不可否认，这次胜利的取得，同陈诚体察战况，敢于负责，机动地改变了“不守”长沙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
何应钦两次致电陈诚祝贺胜利。陈诚复称：
“湖北聚歼顽寇，全赖委座德威，将士用命，辱荷奖饬，感愧交深。”
长沙一役，“复年来困守之阵地，开抗战必胜之先河，职猥以菲辁，幸记骥尾，辱劳远荷，感奋曷报。”
陈诚在长沙前线，接见了一位中央社记者的专访。他带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侃侃而谈。
记者：“请陈司令长官谈谈战役的具体战果。”
陈诚：“敌军在鄂南桃树港一地，遭我军伏击，其被击毙之遗体，由我军代为掩埋者，计三千余具，负伤者又倍之。该部漏窜至长寿街一带的二千余人，又遭聚歼。在湘北福临铺、三姐树地区，遭我军伏击，伤亡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以鄙视的口吻描述日军：“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败退，或狼狈逃窜。”
记者：“陈司令长官对此次胜利有何感想？”
陈诚：“本人最大感想，即抗战两年来我军于艰苦奋斗中，确已愈战而愈强。敌人两年来不能征服中国，则今后必永无取胜之可能。”将军讲这一番话时，表现得刚毅而充满信心。
记者：“请问将军下一步将如何打击敌寇？”
陈诚：“我军战略始终为持久消耗战，吾人作战要诀，厥在立于主动地位，利用有利地形，有利时机，针对敌人之弱点，予以致命打击，使其损失奇重，陷于惨败。故我与敌所争者，不在点与线，而在面。我之所以制敌者，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而决不断断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作违反战略之牺牲。”
陈诚回答的巧妙。既原则地回答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又解释了此次最后批准薛岳坚守长沙、予敌以致命打击之决心的正确，同时又婉转地批评了薛氏当初一味主张死守长沙、争一城一地得失之不妥。
援军似从天降
陈诚秘密控制可以运送一个军部队的车皮，命令：“不得我的允许，谁也不能动用其中的一节车皮！”
抗战爆发后的第三个冬天，广东韶关。
来自北方的寒流，渐渐开始侵袭这片南国的土地。侵华日军的魔爪，妄图将华南全部攫取。
自1939年11月起，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指挥下，开始了代号为“和”的作战行动；参与这一秘密行动的海军作战代号为“N”。作战中心区域在桂南，目标是要切断中国方面南宁—龙州的联络补给线。为配合这一作战行动，牵制中国军队的作战后方，安藤利吉又在粤北沿粤汉线发动攻势，阻止驻粤的中国军队西移，援助桂南。
12月中旬，日军从距离广州60公里的战略要地银盏坳北犯。他们的目的在于试探和牵制对方，没有大动干戈。中国军队很容易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部队在打了胜仗的时候，都容易自我陶醉。这支受桂林行营节制的部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在胜利的时候去检查自己的不足。
刚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的陈诚，此时正在韶关。他奉蒋介石之命，来到粤桂，协助白崇禧，对付敌人的“和”和“N”号作战行动。
陈诚走到哪里，都特别注意发现中国方面军事部署的弱点和不足。难怪蒋介石总是喜欢让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各个战场去视察，而不问这个战场是否属于他的辖区。
他熟悉发生在150公里之外的银盏坳战局，对这里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他清醒地估计到，日军刚刚发生的败退，很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他们必然还要卷土重来，而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十分不足。兵家忌讳作战中没有纵深配备。
陈诚面对险峻的形势，秘密采取了两条应急措施。
一方面他向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霍揆彰发去密电，命令：
“即刻将驻常德之第五十四军开长沙，转赴祁阳集结待命。”
霍揆彰乃陈诚嫡系将领，曾任第十八军的基干部队第十四师师长、第五十四军军长，半年前刚提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而将军长的职务移交给另一名担任过第十四师师长的陈烈。
另一方面，陈诚又同当时担任桂林行营交通总指挥的蒋锄欧密商，令其准备好运送一个军部队的火车车皮，控制在祁阳附近的铁路线上备用。
“不得我的允许，谁也不能动用其中的一节车皮！”陈诚最后以严厉的口吻强调。
“是，是，一定遵照总座的指示办理。”这位湖南籍的交通运输专家在电话中诺诺应允。
陈诚的这些部署，进行得十分机密，神不知鬼不觉。
诡计多端的安藤利吉，在调动他的第十一军卷土重来时，绝没有想到在400公里之外，有一个军是专门为他而准备的。
12月20日，安藤利吉以久纳诚一率领的第十八师团的全部，以及由浜本喜三郎率领的第一四师团和6月底刚编组成的、由藤井洋治率领的第三十八师团各一部，共11个联队，分三路再次从银盏坳至增城一线北犯。
他们认准了正面中国军队的后方空虚，只要突破第一线，就可以为所欲为。
敌人有恃无恐。
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一部担任左翼，从银盏坳出发，沿粤汉线攻击前进。25日占琶江口，继之又越过连江口，迅向英德猛进。
日军第三十八师团的一部为中路，25日越过流溪河良口圩，向牛背脊冲击。
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全部为右翼，是主攻部队。他们自增城沿东江支流北上，经龙门向公路枢纽梅坑进发。
中国方面的一线部队呈不支状态。若不迅速遏止日军的这只魔爪，粤北要地将不保，桂省守军的侧背亦将受到威胁。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诚电令第五十四军陈烈部，火速乘专列开赴翁源附近，以急行军速度赶往前线。
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烈，接到陈诚的命令后立即紧急集合部队，从祁阳跑步至湘桂铁路线上。一列长长的运兵车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火车头喷出浓重的烟雾，似乎在进行长途奔跑前的深呼吸。
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登上列车，第一批没有走完的，继续在原地候车。
专列风驰电掣般地飞奔。它开过衡阳，上了粤汉路，调头转向南方，直奔韶关、大坑口，向着硝烟弥漫的前线疾驰。
没有人专门注意这普通的列车。人民和敌人都不知道它的奥秘。
列车在临近翁源的大坑口附近停下来时，已是12月28日夜间。
黑夜一片寂静。前线双方的部队，都在等待明天再战。这是巨大爆炸前的沉寂，静得可怕。
第五十四军的先头部队，顾不得休息，乘着夜色，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最前线开进。沿途已经可以不断见到守卫在阵地上的中国哨兵。哨兵们见到这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般的大部队，兴奋而激动。
日军第十八师团，按编制满员才2.2万人。他们已经苦战了一个多星期，伤亡不小。
第五十四军的来到，对于对峙在前线的双方部队来说，都觉得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都知道，在粤北战场附近没有可供支援的部队。所不同的是，中国守军对此惊喜交集；日本军队对此却叫苦不迭。
生力军到达后，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经三天激战，即迫使骄横的敌第十八师团向南逃窜。粤北战事，中国军队转败为胜，至1940年1月10日，便把日本侵略军重又赶回到此次发动进攻的出发位置。
陈诚后来在回忆这一情节时，仍有几分陶醉，说：“此乃粤北战事转败为胜之最大关键，而且含有一段神秘的意味在内。”
宜昌的意外反复
宜昌城，在6天中戏剧性地反复易手。蒋介石对陈诚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的。”
宜昌，位于三峡东口北岸。奔腾湍急的长江，在经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之后，从这里开始变得宽阔、浩淼。宜昌成为通往川境的门户，历史上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武汉沦陷后，这里已成为中国军队第一、第五、第六、第九各战区后勤补给的交通枢纽。
1940年5月底，日军第十一军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开始从宜城附近，渡过汉水，兵锋直指150公里外的宜昌。
湖北省长江以北地域，本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驻防。面临日军的猖狂进攻，蒋介石决定再次派政治部长陈诚到这一地区，临时参与战事的指挥。
6月1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召集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后勤部长俞飞鹏和重庆行营主任张群等人，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宜昌战役的兵力调配和作战部署。会议决定，将原第五战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李宗仁和陈诚执掌。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即于当晚8时，以“限三小时到”的极机密电，发布了这一命令。
陈诚接奉命令后，不敢怠慢，随带少数参谋人员，由重庆乘船东下。他无心观赏三峡绮丽的风光。峡谷中激起了惊涛骇浪。陈诚触景生情，觉得眼下的形势，正如同船行三峡一样的险峻。未来将是一场艰难的搏斗。
3日，陈诚抵达宜昌，设指挥所于城郊南津关三游洞，迅速察看并了解了宜昌附近的战局。
宜昌的地形，易攻难守；这里物资供应困难；有的主力部队已经远调。陈诚深为宜昌的险恶形势而担忧。他立于扬子江边，眼前江水茫茫，宜昌城灯火点点，远处炮声隆隆。战场条件的艰难，使将军感慨万千。
陈诚布置了一个50至60公里半径的弧形防御线。他迅速将远调的部队加以收缩，又急令第十八军自万县东下。
10日，日军第十一军正式下达了攻击宜昌城的命令：
“军部决定攻占敌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
刚刚上任不久的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指挥他的第十三师团，经过与中国方面第一二一师的激烈交战，攻陷了距宜昌30公里的安福寺；下午5时，突破宜昌守军东面的防线，分两路经土门垭沿汉宜公路和长江边，直驱宜昌。宜昌城危在旦夕。
匆匆赶到的陈诚嫡系部队第十八军，由于干部变动大，新兵补充多，其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
11日，日军冲击宜昌城东北角，与罗广文指挥的第十八师激战。
抗战3年来，宜昌城第一次陷入战火之中。中国军队利用街垒，顽强阻挡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他们在硝烟中，逐渐后退。
陈诚与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重、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五军军长周，乘船撤离南津关三游洞，西行到60华里以外的黄陵庙建立新的指挥所。宜昌城内密集的枪炮声和熊熊燃烧的烽火，使这几位指挥员心情十分沉重。
12日，大批日军蜂拥进城，宜昌城完全失陷。
蒋介石在宜昌失陷的第二天，从五百公里以外的重庆发来命令，要求由陈诚统一指挥，奋力反攻宜昌。命令要求：
“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猛力进攻，不可失机。”
他还在命令中逐字加重点，强调：
“担任宜昌攻击各部，应确实协同联系，准备周到，以整然态势攻击敌人。”
蒋介石的命令严格而具体。
陈诚冷静地考虑：蒋介石的命令不可抗拒；失败的命运同样不可抗拒。但是他还是打起了精神，严格按照蒋介石非常具体的指令，组织力量进行反攻。
正当陈诚勉为其难的时候，日军内部发生了有利于他反攻的变化。
日军第十一军按照总部关于考虑“兵力问题”的意见，担心中国方面发动新的攻势，而趋向不确保宜昌。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命令：攻入宜昌后，“必须将敌人的军事设施迅速毁掉”；其“驻留时间，预定为一周以内”。因此，进城的日军，差不多每天都用卡车、马车、人力车等各种运输工具，把抢劫到的物资运走。
陈诚观察到这一迹象，随命李延年指挥的第二军和彭善指挥的第十八军组成攻击军，“如敌向东撤退时”，“即迅由当阳以南向东前进，与汤（恩伯）集团协同歼敌”。
15日晚，日军第十一军从应城军司令部发出指令，命第十三师团“17日零时撤出宜昌”。第十三师团即将所掳获之大批无法带走的燃料、弹药、汽车等销毁。
17日凌晨1时，日军第十三师团准确地执行命令，沿汉宜公路撤出宜昌，集结于距宜昌城15公里的土门垭一带。
陈诚急命第十八军跟进宜昌。
在淡淡的月光下，日中双方的部队，各自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奉命移动。此时此刻，双方对于宜昌城的态度趋于一致，和平地一退一进。
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宜昌民众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中国军队重又回到城内。
古城失而复得，总是一件喜事。
陈诚在当天上午，拍发急电，向蒋介石报捷。电报说：
“当面之敌人昨日以来开始退却，宜昌于本日午前3时完全克复……兵团即向襄河西岸追击敌人，捕捉歼灭之。”
可是，就在宜昌前线对于宜昌城的守弃出现反复的时候，东京日本天皇的皇宫中却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新的否定。
欧洲战场上重磅炸弹的气浪，冲击到了远东的东京。
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14日，德军占领法国首都巴黎。日本受到欧洲这两个盟友行动的刺激，也想在中国战场上做出一些更加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宜昌是向中国的大后方进军的桥头堡。日本国内最高当局开始重新讨论保不保宜昌的问题。
15日，海军向天皇上奏，拟派航空队轰炸重庆，但需将宜昌作为中转基地。天皇动心了。他问陆军：“陆军对宜昌有什么好办法吗？”于是，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确保宜昌1个月。
16日下午4时，一份急电由东京拍发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内容是：应占领并暂时确保宜昌。这一电令，被飞快地转发到应城第十一军司令部。
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和参谋长青木重诚接到这一电令后，大伤脑筋，焦急万分。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刚刚发去了要第十三师团于17日零时撤出宜昌的命令；现在已是16日晚上10时45分，距离17日零时还剩下1小时又1刻钟。如果有电话、电报直通，当然可以立即使第十三师团不要撤离宜昌，但因宜昌附近尚无通讯线路，而无线电例行联络的时间又已错过。
不得已，青木重诚决定，用电话把这一最新的命令传给驻扎在当阳与荆门之间的骑兵第三联队，并命沿途各部队采用一切手段，迅速把命令传达到第十三师团。
骑兵第三联队立即将命令传给邻近的第三师团。第三师团又派两个小队乘坐汽车，前往宜昌东面的第十三师团。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中将在土门垭接到了关于“确保宜昌”和撤销原“撤出宜昌”命令的命令。可是，此时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时钟正指在7点的位置上。这比他的部队开始从宜昌撤出的时间晚了6个小时。最后一批部队，也已经撤出宜昌城。他们在临近土门垭的公路上，接到了从飞机上空投的“确保宜昌”的命令。晚了。他们已经无法原地不动地“确保宜昌”，而只能通过新的战斗去夺取宜昌。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日军第十三师团重又调头再来攻打这座几个小时前拱手让出的城池。
宜昌的中国军队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战场上打仗不是开玩笑，鲜有在主动撤退数小时后又调头再来攻取同一块阵地的事，然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陈诚命令进驻宜昌城的第十八军和第九十四军，奋勇抵抗，坚守阵地。
上午10时，双方交火了。这是五天中，中日军队在同一个地点的第二次激战。中国方面第十八军的守卫战，比五天前艰苦得多。因为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被占领的日军拆除了，他们竭尽全力，一直抵抗到下午，第二次从这里撤退。
在六天中，宜昌城戏剧性地反复易手。此后，陈诚又组织了一个星期的反攻，终未能得手。
陈诚奉命于危难之际，胜负非他个人的能力所能把握。战役过程中，他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承认“奉职无状”，“敬乞明令严予惩处”。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他向蒋介石说了好话。徐称，陈诚由重庆赶来宜昌，“为时短促”，“虽尽指挥上之能事，未能固守宜昌……所报自请处分一节，似应免予置议，并复慰勉”。
蒋介石何尝不知此役之艰难？他平静地以一句安慰性质的话，了却了对陈诚责任的追究。蒋对陈诚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的。”
虽然蒋介石比较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宜昌失陷的事，但是舆论无情。陈诚因两年之中连失武昌、南昌、宜昌，而被人讥称为“三昌将军”。
“进剿”新四军
陈诚把目光紧紧盯住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43年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是这个纵队的司令员。
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虽对德宣战，但没有军事行动，仍然玩弄着慕尼黑会议以来的外交把戏，与德国妥协，诱使德国进攻苏联。同时，它们在苏联的北方和南方建立军事基地，准备进犯苏联。美国也参加反苏联盟，给芬兰军援，纵容芬兰进攻苏联。1939年12月，在英、美、法三国的操纵下，国联通过了“开除”苏联的决议。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解放区的“扫荡”，在疯狂地进行着，正面战场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日益加剧，制造许多摩擦事件，掀起了反共浪潮。
在陈诚先后主管的九战区、六战区和湖北省范围内，活动着一支由李先念、张体学等率领的新四军部队。
陈诚与其辖区内新四军的关系，与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的关系同步发展。
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抛出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国共间的摩擦增加、升级了。陈诚与新四军之间的关系也紧张、恶化了。
1940年秋冬，当中国大地气温不断降低的时候，国共两党之间的温度也在下降。活动在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已经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担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也把眼睛紧紧地盯住了在湖北省敌后展开抗日活动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43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是这个纵队的司令员。
尽管这时的新四军还赫然列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的正式战斗序列之中；但是，陈诚已经不客气地把这支部队诬称为“奸匪”。陈诚不断向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这方面的情况。他把李先念部队的动态称为“匪情”；把对李先念部队的作战称为“剿匪”。
9月，陈诚向蒋介石转报了一份“鄂东匪情”，内称：
“鄂东新四军一部由李先念率领，移至安陆、云梦、应城，约枪二千；一部由张体学率领，活动于黄冈地区的张渡湖周围，枪三千。……惟匪行甚速，一日夜能窜一二百里，各处分遣便衣，除散布谣言，使我不易察悉，我各部极缺通讯材料，指挥联络均感困难，刻严督穷剿，务予根绝。”
11月，陈诚向蒋介石转报了一份对新四军张体学部的“进剿”措施：
“1.各县均需完成自己的工事（土碉）；2.规定鄂东各县剿匪时清乡暂行办法；3.各县地方分设监防哨网，制匪活动；4.积极宣传匪之罪恶与政府剿办决心及匪末路；5.规定民众获匪、获枪及携械投诚给奖俸。”
蒋介石、何应钦一再限令，江南新四军必须迅速分期撤退到长江和黄河以北地区。陈诚立即将这些命令转告六战区所属部队。这些命令对新四军来说，无异于“最后通牒”；对于国民党部队来说，则是战斗的动员。
1941年1月6日，皖南山区腥风血雨。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向正在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发起突然袭击。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这一天，正当参谋总长何应钦忙于听取顾祝同、上官云相关于皖南前线的报告时，收到了陈诚从恩施发来的密电：
新四军在鄂北、鄂中部队仍无开动模样，发出反动口号标语，并赶筑工事，囤积粮食，以防我军进剿，作负隅抗拒准备。
显然，恩施也是蒋介石撒向新四军的大网当中之一目。
陈诚毕竟对皖南的事态放心不下。他挂长途电话到重庆委员长侍从室。从那里，了解到新四军军部已被“解决”，副军长项英下落不明，军长叶挺被扣。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向各战区发出密电：“应防范当面之匪，相机袭击。”
对于陈诚来说，新四军尚属“友军”时，已将其诬称“奸匪”；现在已经明令取消番号，宣布为“叛军”，当更努力“进剿”无疑。
陈诚严令鄂境各国民党游击部队，加紧“围剿”新四军。从恩施发往重庆的“剿匪”密电，络绎不绝。
6月中旬，陈诚开始对活动在鄂中一带的新四军部队“动真格”了。他命令出动一批正规部队，配合各支游击部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清剿”。他发出命令如下：
1.廿集团军应即派有力一团配合出击队，先求江陵、后港、黄家场（潜江西北）等地附近奸匪剿灭之。
2.江防军立即派兵一营配合出击队，先求石岑子、半月山一带奸匪剿灭之，尔后协同友军向河溶镇附近围剿。
3.廿六集团军应派兵一营配合出击队，先求跑马岗附近奸匪剿灭之，尔后协同友军向河溶镇脚东港一带围剿。
4.游击总部应即派一部先求螺山（洪湖西面）、江陵、第五区郝西乡奸匪剿灭之，一部协同友军向江陵、后港、黄家场、河溶镇、西岑子、黄店子一带围剿。
5.各出击队仍服行原任务。
6.以上统限已（6）月删（15）日开始实施，午（7）月删日前一律肃清。
一时间，乌云滚滚，气势汹汹。陈诚本不大动用正规军来对付新四军，这次却发了狠。可是，10年前在江西“围剿”红军时的情况又再次出现。新四军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加之这里又是敌后，比10年前的江西有着更为复杂的战场形势。国民党军捕捉不到新四军的主力，打不起大仗，陈诚的正规部队就失去了作用。
“清剿”进行了半个月后，鄂中地区的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更加活跃。7月3日，陈诚给蒋介石、何应钦发去一份具有讽刺意味的电报：
1.本战区运输第二大队马（21日）电，新四军在当（阳）荆（门）宜（昌）间强迫地方青年入伪党，并于各地设有招待所，罗致我军情报人员。
2.凌兆俭（28日）电，钟祥西南石牌之新四军近派人至傅家场、杨家场等处，宣传吸收青年入奸党。
3.吴奇伟感（27日）电，江口黄学会党徒二千余、枪数百支，被新四军收编开半月山、草埠、向安寺一带。
电报说明，经过陈诚动用正规部队“清剿”，新四军反而越发发展壮大了。
“清剿”不成，陈诚竟设想用冒充新四军活动的办法，兼收抗日、反共之利。7月19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个离奇的方案：
廿集团以八十七军有力之两团（携带无线电），配合各游击队（按指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编成多数纵队及便衣小组，轻装挺进，布于沙洋、后港、江陵、河溶、团林铺间，汉宜路南北地区，于未（8）月蒸（10）日开始活动，破坏敌之交通、通讯，并应绝对秘密原番号，化装冒充新四军等，向敌后纵火，到处袭扰，张大声势，使敌后造成恐怖状态，牵制敌之兵力，详密侦察敌情，但避免与敌作真面目之战斗。
方案的目的是“一箭双雕”。陈诚发出电报后，为自己“创造性”的谋划和即将取得的奇特的效果，而洋洋得意。
岂知蒋介石比陈诚更加老谋深算。他给陈诚发来一条手令：
原计划拟八十七军冒充新四军的办法，有代匪宣传抗敌之不利，不宜如此处置。
陈诚拟冒充新四军骚扰敌后的奇特想法，遂被取消。
陈诚指挥、调动地方游击队和正规军，对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迭加围攻、镇压，这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然破坏，所行实使亲痛仇快。
军人主政
陈诚把军人的作风，带进了湖北省政府。他决心使一盘散沙的政府机构，紧张而有效地运转起来。
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把陈诚这名驰骋疆场的武将，推上了政府官员的岗位。国民政府为了把战时各省的军政领导统一起来，规定由驻节各地的最高军事长官担任省主席。
1938年6月14日，当日军已经攻陷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序幕的时候，身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和武汉卫戍总司令的陈诚，又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
40岁的陈诚，生平第一次肩负一个省的政务。在战争的情况下，军务与政务也确实是很难区分的。政务需要用军事的手段来推行，军务需要行政的密切配合与支持。
前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是个老同盟会员、老资格军界人物，曾经率部参加对工农红军的“围剿”；但此时已失去军事实权。
陈诚在接到省主席的任职命令后一周，于6月21日，带着他选任的省政府新秘书长柳克述，先行来到省政府了解和熟悉情况。他向聚集在礼堂的全体省府工作人员说：
本人向在军事方面，勉负一部分责任，此次奉命兼主鄂政，原不敢承，惟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鄂省适为南北枢纽，武汉复为抗战要区，义之所在，不容规避，只有凛遵领袖之意旨，体察民众之渴望，秉承何前主席之成规，誓以最大之努力，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密切，政治与军事连系确实，政府与人民共同一致，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
7月7日，是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卢沟桥的枪声，如今已响遍大江南北。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我国东部的大片土地；但是，他们也在这个全民动员的战争泥潭中，愈陷愈深。
这一天，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前锋，已经越过马、湖口，武汉东面的大门已被敲开。
这一天，武昌城里的省府中正堂中，举行了新任省府主席和委员的就职典礼。参加宣誓的有陈诚和新任省府委员严重、石瑛、张难先、杨绵仲、郑家俊、陈剑、柳克述，以及各厅厅长等。监誓人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国民政府委员叶楚伧、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参谋总长何应钦、前省主席何成浚等作为重要来宾出席。
蒋介石亲临典礼训话。与会者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出现，使会场增添了热烈、隆重的气氛。他说：
“当此抗战剧烈大敌压境之际，湖北省政府主席、各委员、各厅长于今日宣誓就职，责任格外重大，今后省政之急务，在健全下级政治组织，增进县、区、乡、保、甲之行政效能，以巩固省政之基础，尤宜了然于除弊，即所以兴利之要义，彻底涤除关于征兵与赋税之流弊，以减少人民之痛苦。”
蒋介石特别向省府主席以至各专员、县长，提出两条要求：
第一，应激发责任心，凡事贵能自动负责，劳怨不辞，各专员、县长应有通权达变之能力，以尽忠其本职；第二，应彻底实行‘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怨死’两句格言，造成廉洁而有效能之政治，以适合抗战之需要。
蒋介石致词完毕，陈诚起立，行至讲台前，恭敬而虔诚地致答词：
临危受命，责任綦重，今后谨当确遵总理遗训，领袖训示，政府法令，长官命令，尽忠职守，以期不负中枢倚畀与民众期望。
陈诚宣誓就职后，把军人的作风带进了政府。他要使一盘散沙的政府机构，紧张而有效能地运转起来。他下令：
嗣后各机关职员，除奉公不力者，应即撤职，及有重大过失者应予严惩外，其余一律不准辞职；如有托辞自便临难苟免者，定即从严拿办，决不姑宽。
陈诚就任湖北省主席职不久，即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由民政厅长严重代理省主席的职务；他本人则专任政治部长及战区的指挥官，常驻重庆，又经常到湘鄂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40年9月，陈诚因已奉命任重建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节恩施；同时，又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兼职。于是，便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亲理省政。
陈诚亲手制订《湖北省政府施政要旨》10条，规定：
本府自三十七年改组以来，严（重）、张（难先）、石（瑛）诸公对于施政纲要，业已具有规模；今后精神仍属一贯，方针无庸变更。
……
现百废待举，吾人处此，首当别其轻重缓急，始不至于忙乱寡要，顾小遗大。其各种事业，如确实需要，又为力所能及者，则需争取时间，迅速施行；如限于人力物力，则暂缓兴办；至当前不急之务，虽有余力，亦决不为。
陈诚对于不合战时需要的省政，一律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
他看惯了简洁了当的军用公文，看不惯省政府现行的公文格式。其实，省府的公文，已经进行过改革。原有整版式的公文，变成了分段式；文字中间，也已加以标点。陈诚对此仍不满意。
他以民政厅长朱怀冰搞出的一套行政公文程式为蓝本，制成了一套省府通用的公文程式。每篇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是行文动机，第二段是自己的意见、办法或办理经过，第三段是希望受文机关知道或办理。这一公文程式经省府委员会例会通过后，便印制成册，分发各县执行。
新的公文程式，体现了战时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方针，扫除了公文冗长拖沓的旧习惯；但是，过分机械地搬用军事文电，也造成了一些不伦不类的现象。
军人从政，处处都留下了军人的足迹。军事化可以给行政事务工作带来活力，毕竟也免不了有生硬的地方。
对于陈诚来说，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是他由军界跨入政界的桥梁。在他以后的政绩中，常常可以见到他主政湖北的痕迹。
平价供应
从陈诚平价供应的措施上，人们看到了军事与行政的融合，军制对生活的影响。
鄂西山区，物资匮乏，人民穷困。连年的战争，使得这片本来就十分贫困的湖北省西部地区，更加艰难困苦。
恰恰在这个时候，陈诚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和尘土，回到了省政府主席任上。
他必须妥善安排广大公教人员和城市居民的生活，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陈诚决定用凭证平价供应的办法，来分配十分紧张的物资，保证城市人口的正常生活。对此，他的设想是：
对于一个人所必需的各项生活消费品，在一定限度内，都可凭证向政府所办的商店（或合作社）购买，而此所谓一定限度的数量，则须以足够维持每一人生活为准，超此限度即为浪费，政府当限制之。
军人自有军人的逻辑。他们善于围绕一个指导思想或决策，来思考和制定实施的步骤。不允许有漏洞。哪里考虑得不周全，哪里就会成为敌人的突破口，就会牺牲成千上万的生灵。
在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陈诚以严密的逻辑和周密的思考，就凭证平价分配物品的问题，谈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他说：
以人而言，第一步先解决恩施党政军各界公务员及家属，以及全省学生、警察、团队的问题；第二步再解决全省党政军公务人员及家属问题；第三步解决全省人民的问题。
以物而言，第一步先掌握主要物品，即对日常必需的柴、米、油、盐加以严格的统制，进而统制其他物品；第二步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品与消耗品（如烟、酒等）加重税额，减少无谓的消耗，并节省物资；第三步找最大的奸商予以严惩，将他们囤积的物资予以平价。
以地区而言，第一步先从省会恩施做起，第二步逐渐推广到第七行政区所属各县，第三步普及全省。
这是将军的壮志。壮志未必都能全部实现。陈诚在主政鄂省的四年时间里，凭证平价供应物资的计划，始终只在省级机关、学校、企业的公教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成年的弟妹中实行。供应的标准是：每人每月粮食37.5斤，其中大米7成，包谷3成；食油1.25斤；食盐7.5两；木柴30斤；煤炭50斤；土布3尺；每人每季棉花1斤。
要确保上述物资的平价供应，首先必须掌握同等数量的物资。陈诚决定组织“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下设粮食部、花纱部、食盐部、油料部、民享服务部、运输部和合作总社，直接经营织布、碾米、制茶、猪鬃、陶瓷、建筑、机械等工厂，并任命银行行长周苍柏兼任“供应处”的经理。
陈诚将周苍柏找来，当面向他交待任务。
“周行长，此次省府决定由你兼任平价物品供应处经理，是交给你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希望你把平价供应的事做好。”陈诚向对方投以信任和倚重的目光。
“主席的厚望，使我深感惶恐。不过，还要请主席指示供应处的资金来源。”周苍柏到底是个经济行家，他提出了最关紧要的问题。
陈诚对周苍柏的提问，早有思想准备。其实，谈这个问题，才是今天约见的本意。他说：
“省财政可以拨出一部分资金，但不会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经费的短缺，你是知道的，我想——”
讲到这里，陈诚停顿了一下，并用坚决、果断的口吻继续说：
“你可以动用省银行的资金，甚至提取库存金银，进行大规模生产和收购。”
周苍柏终于明白了，用他这个银行行长来兼物资供应处的经理，是要借用他手中的资金。
后来在执行过程中，银行与供应处的关系十分密切。省银行与供应处，形式上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机构，各有自己的董事会、监事会，但实质上却是两位一体，供应处的银钱收付，都可以在省银行凭转帐传票交割。在各县中，县分行行长也大多兼了县平价物资供应处的经理。
在平价供应的物资中，最主要、最大量的是粮食和食盐。
鄂西山区，土地贫瘠，远不能和江汉平原相比。这里生产的粮食，自给已经困难，何谈供应大批由沦陷区迁来的党政机关人员及其家属？
不要紧。天时、地利不行，还有人和这一条。陈诚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有长期共同战斗和上下级的关系。陈诚所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都是由薛岳接替的。六、九两战区，分分合合，人员和地域多次发生交叉。九战区拥有洞庭粮仓，是粮食“大户”。陈诚通过与薛岳的特殊私人关系，把湖南的军粮拨交鄂西。
在食盐的供应方面，陈诚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
在中国历史上，食盐历来由中央的盐务机构直接经营。陈诚为了掌握充足的食盐平价供应，便由湖北省政府向中央财政部购买足够鄂西、鄂北地区所需的全部食盐，然后再以较低廉的盐价配售给人民。
战时地方经济，无现成的模式可以沿袭，全靠因地制宜，实行灵活、有效的办法。侵略者的炮火，迫使一个军事专家来决策地方经济。
从平价供应的措施上，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军事与行政的融合，百姓与军人的接近，军制对生活的影响。
这是时代打在鄂西山乡的烙印。
这是陈诚留在清江岸边的足迹。
“二五减租”
陈诚以他特有的威严，在鄂西农村推行了“二五减租”政策。这一政策，随着陈诚的离去而烟消云散。
人们大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敌后解放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用减去原地租额25％的办法，把农民和地主都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但是，对于国统区也曾局部实行过“二五减租”的政策，知道的人并不很多。
陈诚主政的鄂西，是抗战期间实行“二五减租”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
1941年4月，陈诚亲自签署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明令公布，决定分区实施“二五减租”。
陈诚推行的“二五减租”，是在租种土地的农民的总收获量中，先提二成五归自己所有，其余的七成五再与地主对分，即将正产物总收获量的375‰用来交租。因为有二成五的收获量不参加交租、分成，所以便叫做“二五减租”。
陈诚按照国民党的固有理论，把这种“二五减租”称为“平均地权的第一步”、“民生主义实现的第一步”。
共产党与国民党对于实行“二五减租”，所依据的政治理论各不相同；它们的具体计算办法也完全不同。
在一种情况下，这两种“二五减租”给予农民的实惠是相等的，那就是当农民原来的租额为收获量的50％的时候。例如总收获量为1000斤，用共产党的“二五减租”办法，应将500斤的原租额中砍去25％，即只需交租375斤。而陈诚的“二五减租”办法，在农民留下250斤产品归己后，那剩余的750斤的一半，正好也是375斤用来缴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恰恰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他们的租额被定在总收获量的50％上下。
这种巧合，有它的必然性，但也自有它奇异的色彩。
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位担任省主席的将军，抛出了四项限制性的措施：
第一，正产物总收获量，如因佃农改良土地与耕作而有增加时，仍依承租时总收获量缴纳。
第二，农民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致正产物欠收时，仍依当地习惯协调减租；但正产物之总收获量不及三成者，概免纳租。
第三，实施减租后，地主不得因减租而退佃。
第四，地主如有用压迫或欺骗手段，诱使佃农于减租额外，另行私立租额者，一经查觉或被人告发，得由政府将原租土地免租三年，仍发交原佃农耕种。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以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惩治之。
实行“二五减租”，也如同发起一个战役。都需要有关各个环节的共同努力。陈诚向不同的对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他号召各级官员，以“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来推行减租政策。
他希望佃农明了，减租会给自己带来利益，应“一致地遵行政府的法令”。
他要求地主，“激发其仁慈的德性，以不事生产为可耻，以不劳而获为不义”。
有了这三方面的合力，便可以摧毁旧的阵地，建立新的秩序，夺取新的胜利。
陈诚以特有的威武，严厉推行“二五减租”的政策。
建始县有一位地主，不愿按照陈诚规定的政策办。他说：“我是重庆吴市长国桢的亲戚。”
吴国桢，号屿之，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至美国格林尼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以后，任重庆市市长，很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青睐。
陈诚得知这位吴国桢亲戚的态度后，以严厉的口吻说：
“他既是吴市长的亲戚，我更要严办。”
他下令建始县政府，立即将这位地主解押来省，追究其抗拒政令、破坏抗战的责任。吴国桢托鄂籍元老出来说情。陈诚置之不理。
陈诚将此案通告各县。自此，地主再不敢公开抗拒“二五减租”政策的推行。
陈诚坚决否认他所推行的“二五减租”与中共的土地政策有任何共同之处。他申辩说：
“有些人以为本党实行减租，是共产党的办法，这不仅是绝大的错误，而且可以说根本不明了本党的主义。”
他剖析这两种在名称上和形式上相同的“二五减租”，究其本质是不一样的。国共两党，政治信仰、奉行主义及工作方法均不相同，他们所实行的名称相同的政策，当然会有本质差异。
但是，陈诚在对这两种政策作具体比较时，却以自己目前推行的“二五减租”去同中共在抗战前推行过的土地政策相比较，并加以歪曲。他攻击说：中共的土地政策是把所有的地主，“不论大小，一概杀死，然后再把田地瓜分”，而且“地主杀死以后，所有的田地并不见得真正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同时他又美化自己说，他主持推行的“二五减租”，则可以使土地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根本消灭共产党推行暴虐手段的口实，使地主佃农，两受其益”。
陈诚歪曲中共此时此刻土地政策的真实情况，这样做的本身，显示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懦弱。
鄂西的“二五减租”，在陈诚的主持下，确实实行了一阵。不过，它在实行中的弊端，却是陈诚本人没有想到的。一种旧的习惯势力和农民对前途的疑虑，使一部分佃农，被迫向政府多报租种的田亩数或总收获量，或在歉收年分像正常年景一样交租，或在夜里偷偷将明令减去的租额送还地主。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不多。
自1943年11月陈诚回到重庆养病开始，鄂西的“二五减租”，便随着陈诚的离开而逐渐烟消云散。
雷厉风行
陈诚面对轻判贪官的判决书，勃然大怒，连骂几声“混蛋”，提笔写下“即予枪决”四个大字。
一个军人，应该威武、果断、雷厉风行，但并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如此。陈诚具有典型的军人性格。
1930年6月中原大战期间，陈诚时任堪称蒋介石精锐之师的第十一师师长，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河南省境。他下令：所有官兵必须死守归德以西的阵地，违令者以军法处之。其所辖第六十一团防守的陈庄阵地，因遭冯玉祥军梁冠英部的夜袭而失守。次日，陈诚命第三十一旅旅长李默庵组织第六十一团和第六十三团合力反攻，激战竟日，伤亡很大，终未收复。
军令如山。
陈诚决心追究第六十一团丢失阵地的责任，将团长刘天铎扣押，准备按军法就地正法。按理，作战时师长处决违反军令的下一级军官，可以先斩后奏。但对于刘天铎的惩处却不能这样。刘天铎何许人也？此人乃陈诚的顶头上司、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之侄。
刘峙乃保定军校二期生，资历比陈诚老得多。第一次东征时，刘任营长，陈仅为炮兵连长。这使陈诚感到棘手：若按军法严处，则会开罪刘峙；若徇情从轻发落，则不足以严肃军纪。他急中生智。刘天铎有刘峙为后台，陈诚则有蒋介石作靠山。陈诚在行刑前，先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得到了蒋的批准。刘峙不仅亲自出面说情，而且请出陇海路诸将领进行斡旋。可是，陈诚有“尚方宝剑”在手，谁也不理，命连长罗伟在战地将刘天铎枪决。
客观地说，陈诚这样做还是需要勇气的。刘峙毕竟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时虽然没有“穿小鞋”这样形象化的说法，但借机报复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蒋介石批准了杀刘天铎，但总不好大事小事都闹到蒋介石那里去。
陈诚规定，不论平时战时，官兵都不准赤膊。其实，这只不过是强调和重申而已。军人不准赤膊，乃是常识问题。但是，在天气十分炎热的情况下，指挥官对于赤膊的士兵，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陈诚则不然。
1932年夏，第十四师正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陈诚经过师直属骑兵连驻地，见有士兵赤膊，即派卫士传该连连长方耀问话。
陈诚问：“你连士兵为什么赤膊？”
方耀答：“天气太热。”
陈诚板起面孔说：“怕热，把皮剥掉！”
方耀不敢再辩解。还是师长周至柔、副师长霍揆彰给解了围。他们都向陈诚报以一笑，意思是不必小题大做。陈诚这才跟着笑了起来，但随即又严肃地对方连长强调：“带兵如玩火，对部属要求一定要严格，规定怎么做就怎么做！”方耀此次虽得救于周至柔、霍揆彰，但以后却再不敢听任士兵赤膊。
陈诚还把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到了湖北省政府。他常用古语“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作为座右铭。他曾对部属说：“一个军政首长，居心必须仁厚，处事必须果决，也就是‘仁者必有勇’的精神。”
陈诚在主政湖北期间，把打击的锋芒首先对准贪官污吏。他说：
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与贪官污吏是相依为命、相辅相成的。惟其政府中有贪官污吏，所以社会上才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亦惟社会上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以政府才能发生贪官污吏。今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就须先行肃清贪官污吏……
他的指导思想是“除弊重于兴利”。他说：
在积弊没有除去之先，利政是不能兴起的；腐烂的肉不割掉，好的肉是永远长不出来（的）。……中国今日之大患，不在民利未兴，而在民害未除，害除而利自生。
监利县县长黄向荣，用公款做棉花生意，被省参议员傅鹤琴向陈诚作了检举。陈诚立命将黄逮捕法办。省保安司令部的人与黄关系较好，又同情他初犯，遂延宕半年，迟迟未办。至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动身前夕，省保安司令部将拟判黄向荣12年徒刑的判决书，匆匆送陈审阅，意欲保其过关，免其一死。不料陈诚阅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连骂几声“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了四个大字：即予枪决。原想成全黄向荣的一纸签呈，反而成了催命书。到了执行死刑之日，黄向荣表示不服；但监刑官说这是陈主席的命令，没有办法。问黄有什么需要交代的事，黄抽出钢笔给妻子写下四句遗言：“杀我吓人，死不甘心，教我子孙，再莫做官。”写完后，也骂了几声“混蛋”。
宜昌县县长武长青，在颁发鸦片烟膏新旧牌照的交替期间，经过请示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同意了经营者在捐赠一定数额款的前提下，暂先无照营业。这种捐赠的款项，既有利于缓解县财政的困难，又可使县长本人得到好处。有人把这事告到陈诚那里。正逢陈诚召开县长会议，这是“杀一儆百”的好机会。
陈诚令将武长青解押恩施。县长们拭目以待，他们知道武长青与陈诚有同学之谊。到了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陈诚下令：“宜昌县县长武长青贪污有罪，着即枪决。”
主办法官踌躇良久，鼓足勇气向陈诚直言：“武长青的案件还没有审讯，可否等审问清楚了再枪决？”
陈诚大怒，严令：“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准迟疑。”
武长青被插上斩标，绑赴刑场执行。据说行刑时，武县长连呼冤枉，但这种呼叫阻挡不住急速射来的子弹。他还是倒在了恩施土桥坝的一块荒地里。
曾经同意武长青接受捐赠的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吓得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去问吉凶，看有没有生命危险；后来见陈诚再没有往下追究，才放心地回到宜昌。
对于县长不敢去碰的豪绅恶霸，陈诚当然不在乎。
长阳县有个头号恶霸覃瑞三。他不仅欺压百姓人民，还敢于对抗县里的财政摊派。县长吴雨桐左右为难：不向覃瑞三摊派，会影响一大片，县财政的收入便不能保证；若强行向覃摊派，又怕开罪不起。正在这时，正好有人把控告覃瑞三霸占土地、强占民女的状子送到省里。陈诚即令县政府将覃瑞三解押来省。覃见势不妙，逃到邻县巴东乡大恶霸邓品三那里。邓拥有武装，实力雄厚，吴雨桐不敢下手。
陈诚得知后，电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派兵将覃、邓捉拿归案。覃、邓见大军开临，自知不敌，束手就擒。覃瑞三被押到恩施后，立予枪决；邓品三则锒铛入狱，后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出面说情，方获释放。
陈诚在主政湖北期间，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党政军年终检讨会。会议议题多、时间长，有时要开一个多月。他把军队的一套，带到了这类会议上。与会人员被严格地编成中队、大队，形同一支部队。大队长和中队长分别由行政专员和保安团长担任。会议按时点名，各人不得迟到、早退，更不能无故缺席。开会铃声一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对号入座。
会议期间，各厅处长、行署主任、行政专员、县长等，都要作工作报告，报告时间一律限半小时，到时打铃。陈诚则不断向报告者提出问题，进行插话，或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弄得报告者惶恐、紧张，战栗不安。一场报告下来，如同生了一场大病。
有一次，公安县县长方扩军讲到结束铃响，才说了一半。陈诚严厉批评说：“你在公安干了这么多年，就是一本经，也该念熟了。”事后，这位著名的“不倒翁”，竟然还是倒了，县长一职由别人接任。
陈诚之所以成为蒋介石重要的“文臣武将”，与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素质，不能说没有关系。
与叶挺的交往
时代的烙印，使陈诚与叶挺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历史记录下了这值得玩味的一页。
北伐军与新四军的名将叶挺，与陈诚都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只是叶挺大陈诚2岁，也比陈诚早2年入保定军校。他们在保定军校并未见过面。叶挺在1918年，因家境困难中断学业，返回家乡；而这年秋天，陈诚方被保定军校录取，并先到北京南苑的陆军第九师入伍锻炼。
北伐战争中，叶挺先后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和第二十四师师长。恰好，陈诚也有相似的经历，先后担任第六十三团团长、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他们的地位相当。不过，就对北伐战争的贡献和社会影响来说，陈诚远不能与在“铁军”中指挥作战的叶挺相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与叶挺在武汉同时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时，他们的地位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陈诚则是统领4个军又7个师的武汉卫戍总司令。
1938年初，叶挺住汉口太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陈诚常来看望叶挺，同时也可以前往相距不远的八路军办事处。
时代的烙印，使陈诚与叶挺的关系，微妙而复杂。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军长被扣。
陈诚对事变的结果感到高兴、庆幸。他在恩施从长途电话中了解到事变的结果时，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人员说：
“蒋委员长看问题是看得很远的，皖南离首都很近，如果现在不把它（新四军）干了，等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军队就威胁南京，后患无穷。”但是，他对叶挺军长又十分敬重，向蒋介石请求不要杀害叶挺，由他担保。
1942年春夏，叶挺被囚于重庆林森路望龙门22号。
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因为抗日，已经被国民党囚禁了一年多。他为了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发不剪，须不修。
一次，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决定前来看望叶挺。军统头子戴笠命处长沈醉前去劝说叶挺整修面容。
“军长，重庆是有名的火盆，天气太热了，您是否把头发理短些？”沈醉说。
“谢谢你的好意。我早已说过，不获无条件释放，我是不会去理发的！”叶挺坚决地说。
“如果最近有人来见您，您也不能修整一下面容吗？”沈醉仍想婉转地规劝。
“我决不会为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剪须发！”回答斩钉截铁。
两三天后，陈诚来到叶挺的住处。
一个是满面春风的将军。
一个是须长发乱的囚徒。
“希夷兄，何必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呢？”
“一个囚徒，还有什么好样子？”
“我已经在蒋委员长面前保了你，随我到六战区去屈就副司令长官吧。”陈诚的话，确有几分诚意。
“我除了仍旧去担任新四军军长外，别的什么职务也不会担任。”叶挺倔犟地说。
“你这样固执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陈诚的话，又是劝解，又是批评。
“我知道对自己没有好处。但是，你们袭击抗日的新四军，这对国家和民族又有什么好处呢？”叶挺的语言十分犀利。
水火不容。陈诚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天，陈诚再次来访。他要继续昨天没有完成的任务。
“希夷兄，你有什么话对委员长说吗？”陈诚终于抛出了谈话的主题。
“没有。”一个坚定而顽强的声音。
“如果他想见你呢？”陈诚进一步挑开说。
叶挺开始沉思。从蒋介石对新四军和自己的残害来看，没有什么见面的必要；但是，自己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见见面，去碰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于是，叶挺坦然地答复陈诚：“好吧，尊君旨意。”
陈诚喜出望外，突然又补充了一句：
“兄既同意见委员长，还是把面容和衣服整理一下吧！”语调已近乎恳求。
“就按我本来的面目去见他，何必改装修容？”
“希夷兄，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如何敢领你上委员长那里！”
“既然如此，那就服从吧！”叶挺不想再为难陈诚，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叶挺整装、修容后，他们一道登车来到蒋介石住处。
他们在客厅里坐不多久，即听卫兵大声呼唤：“委员长到！”
陈诚立正报告。
叶挺亦离开座位，略行礼仪。
“你知道错了吗？”蒋介石坐下以后，即大声对着叶挺说。
“我没有错。”叶挺坚定地回答。
“共产党目无政府，目无领袖，不服从军令，以致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惨祸。”蒋介石用他那浙江官话，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当然，新四军的问题在共产党身上，你是被共产党利用的，与你无关。”
蒋介石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你是一名将才，现在抗日，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我准备派你到六十二军去当军长，或者到新编二十二军去也可以。”
“委员长，请不要忘记，现在我还没有自由，囚徒怎么能去当军长呢？”叶挺冷静地挖苦说。
蒋介石遇到这突然的一击，十分尴尬。
陈诚赶忙起立立正，大声说：
“报告委员长，我们回去研究委员长的指示，改天再来复命。”
说完，陈诚便拉叶挺离开客厅，把他送回住处。
这以后，军统便把叶挺从望龙门22号移到“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中囚禁。一切优待都被取消。
1942年底陈诚又作了一次努力。
他再次向蒋介石请求，让叶挺住到恩施来，以便由他就近“规劝”。
叶挺来到恩施后，各方面条件都有所改善。
陈诚让他在省政府里挂名“高参”。他可以到办公室看报、喝茶、下棋，也可以回寝室休息。
叶夫人和女儿扬眉被从桂林接来，同叶挺住在一起。每逢演出节目，还让叶挺夫妇坐在前排中座。
陈诚告诉叶挺：
“现在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我已关照民享社，在生活上和物质上给你以特殊照顾。”
“谢谢，不需要。你们的省银行行长周苍柏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负责我的生活费用，日后如数归还。”叶挺表明了自己的志节。
好在周苍柏正好被陈诚委任为兼“物资供应处”经理，叶挺所住民享社东门招待所亦在他的辖下。叶挺的生活费用，究竟是由周苍柏私人垫付，还是由陈诚指示在民享社中报销了，不得而知。看来，叶挺的志节和陈诚的关照，都是事实。
1943年6月下旬，《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趁参加鄂西慰问团之机，奉周恩来的指示，去恩施看望叶挺，向他通报国内外形势及有关中共营救他的情况。
这时，叶挺与夫人、女儿已经移住恩施西郊朱家河。
陆诒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面交陈诚。陈诚阅信后，爽快地说：
“希夷兄一家住在恩施西郊，你要去访问他，这不成问题，我会派人带你去。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决无问题，请他宽心。”
谈完话，陈诚即派副官陪陆诒驱车赴恩施西郊与叶挺会面。当叶挺留陆诒吃饭时，副官便告辞离去。这说明，陈诚对叶挺的监视还是较为宽松的。
叶挺从1942年底移住恩施，直至抗战胜利，中间除了有几个月又被押往桂林外，一直住在这里。
陈诚让叶挺长期住在自己身边，固然有劝降的用意，但在恩施的境遇，毕竟比关在其他地方要好。
历史记录下了这两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将军，在清江岸边微妙而复杂的一页。
杀害中共特委书记
一声暗哑的枪声，一位年仅26岁的中共特委书记，倒在了鄂西山乡。
抗战中期，陈诚坐镇恩施，掌握了湖北省军政大权。他可以主宰尚未沦陷的鄂西地区的一切。他的特殊地位，使他不能容忍鄂西的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独立于他的控制之外。于是，他把鄂西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以及保安、警察、情报部门和三青团等单位，联合组成了一个进行反共的决策和行动机构——恩施高干会。陈诚亲自任主任；他的嫡系干部、六战区参谋长郭忏和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为副主任；军统军事谍报流动组组长刘培初为总干事。
这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作为军委会政治部长的陈诚以及他的继任者张治中，虽然可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长期在政治部中合作共事；可是陈诚却不容许一个共产党的细胞组织在他的辖区内存在。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的枪声刚刚停息，全中国和全世界尚处于一片震惊与困惑之中；在偏远的鄂西山区，陈诚下令将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悄悄逮捕。没有枪声，也没有引起社会震动，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何功伟的被秘密逮捕，与皖南事变一样，同是国共摩擦中迸发出的火花。
何功伟，又名何彬，湖北省咸宁县人，1915年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湘鄂西区委书记。
陈诚控制的特务组织，初将何功伟监禁在恩施鼓楼街16号；后又转到城北方家坝监狱，单独囚禁在一个漆黑的小谷仓里。
为迫使何功伟背叛中共、出卖同志，陈诚动员了各种力量，对他软硬兼施，大搞车轮战。就连身居民政厅长的朱怀冰，也披挂上阵，充当说客；其他名士达官之类，前来说项者更多。
一天，一个穿长袍大褂的老头，受陈诚的驱使，来到阴森的谷仓前，和这位年轻的共产党首领辩论，妄图摧垮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还是要实行三民主义。”老头的进攻软弱无力。
“是的，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不过，我们信仰的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何功伟言辞犀利。
“你们共产党抢地盘！”老头鼓起劲头，又扔出一粒石子。
“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得到了一些地盘，但那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依靠人民，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的地盘。这些地盘，正是你们丢掉的国土！”答辩是成功的。
像这类的唇枪舌战，何功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每次说客都败阵而下。
正气终究战胜了邪恶。
陈诚对此一筹莫展。
“主席，何不动以父子之情？”朱怀冰想出了新的主意。
“噢，好办法，好办法！”陈诚欣然同意。接着又问：“他老家在哪里？”
“也在湖北省，是鄂东咸宁人。”朱怀冰对这些情况早已盘查清楚。
“就是远了一些。”
“不要紧，千把里路，再难走有十天半月也走到了。”
他们决心用父子之情，来征服共产党人对事业的忠贞。
消息经过曲折的渠道，传到了方家坝监狱。何功伟着急了。在这场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他对于陈诚和国民党当局已经不抱什么幻想，因而也不想父亲千里迢迢前来做这种劳而无功的事，更不想连累老人受苦。他想起不久前，南方局同志带来周恩来书记的指示：“陈诚会对我们党下毒手的，你们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他提笔给父亲写下了铮铮之词：
“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
可惜，此信被特务机关扣住未发，未能送到功伟父亲的手中。
何父救子心切，还是不辞辛劳地赶到了恩施。
陈诚有令：
“告诉何父，只要他儿子履行自首手续，愿意同我们合作，可以立即释放，并可考虑让他出国留学。”
陈诚施放的饵料似很诱人。
4月9日，功伟的父亲在特务的胁迫下，来到方家坝探监。
此时此刻，父与子纯正的感情，与阴森、冰冷、痛苦的现实交织在一起。
一对刚毅的目光，透过盈眶的泪水，凝视慈祥的父亲。
一双衰老颤抖的手，捧着儿子的脸注视良久。
儿子是他的希望，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去死。
“功伟，陈主席说了，只要你点头，同意他的条件，就可以跟我回去。你就点了这个头吧。”父亲近乎哀求儿子。
“头可断，不可点！”儿子斩钉截铁地说。
“陈主席还说，可以送你出国留学。”老人救儿心切，继续抛出陈诚交给他的法宝。
“如果他们要我留学，第一，我个人不履行任何手续；第二，由他们公开登报，以统一战线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的地点是苏联。”囚徒提出了强硬的条件。
口说无凭。何功伟特地写下了一封给父亲的信，作为他的“书面声明”和“死亡宣言书”。信中说：
儿子所以始终忍心背弃大人的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念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大多数人永久利益以换取我一家之幸福。谁无父母，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家，牺牲他人，苟安一家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信的内容，当然要报到陈诚那里。历史的局限，只能使他摇头叹息：“太顽固了！”
当陈诚读到何功伟致父亲信的内容时，深深地知道，以往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唯一的办法，是从肉体上把这个“顽固”的共产党骨干消灭掉。他下令，将何功伟立即处死。
11月17日清晨，鄂西的初冬，寒气逼人。山林呼啸，江水激荡。随着一声枪响，何功伟献出了26岁的年轻生命。
与史迪威合作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将领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并进攻该地区的美、英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本又向东南亚各国发动了攻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英在东南亚地区作战的失利，他们寄希望于中国战场，企图借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同年底，中英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成立，中国远征军随之入缅作战。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在取得同古、仁安羌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因指挥失误，步调不一，致损兵折将，牺牲惨重。
由于中国援缅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失败，历史把陈诚推上与一个外国指挥官合作共事的舞台。这个外国指挥官就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是美国人，生于1883年，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曾数度来华供职，先后当过驻华美军语言教官、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代理参谋长、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1943年1月，正在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与外交部长宋子文一起，同史迪威讨论编练30个师中国新军的问题。
宋子文是美国通，但他并不通军事。军队的编练问题，主要还是靠陈诚拿办法。实践证明，陈诚与史迪威的谈判是成功的。
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将领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后来，美国陆军部在编写中印缅战史时，把史迪威和宋子文、陈诚的合作，说成是史氏奉命东来的高潮之一。
1月28日，干练的史迪威综合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指示以及和宋子文、陈诚讨论的结果，制订了编练新军的计划，报请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批准。史迪威在文件中特别强调：
“应请加速集中军队，陈诚将军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
史迪威对陈诚的信赖和器重，与蒋介石不谋而合。他关于让陈诚统率一支新的军队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但是，关于陈诚“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蒋介石也是有苦难言，有许多职务，是非陈诚莫属的。
2月11日，陈诚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按照中美双方的协议，陈诚对于这支新建立的中国远征军，具有完整的指挥权；而美国人只负责训练和供应租借武器、物资的责任。
3月10日，刚刚上任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与史迪威在重庆又开始了会谈。他们要商定中国军队调集和训练的实施细则。
他们在这次会谈中，商定调集8000至9000名中国军人，首先在昆明训练基地分批训练，然后再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营去，进一步熟悉新武器的性质和使用方法。
陈诚毕竟是保定军校炮科的毕业生。他知道特种兵的技术训练要求更高，武器也比步兵复杂。他向史迪威提议：
“特种兵科的干部，要更多地送到印度去，加强技术训练。”
史迪威会心地点点头。他很清楚，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相比，陆军的落后，主要是在特种兵和重武器方面。
“但是，对高级干部，则应当以精神训练为主。”陈诚补充他刚才发表的观点。
“我以为——”史迪威另辟新的话题，“新编制的军队，应当由一个军辖两个师，而不是像现在贵国的编制那样，辖三个师。”
显然，史迪威希望使军的编制更精干、灵活，在提高素质和战斗力上下功夫。
“将军阁下，一个军的编制，究竟以辖几个师为宜，恐怕还要考虑到我国作战地形和军队装备的具体情况。”陈诚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史迪威冷静地倾听着这位中国将军的发言。
陈诚继续说：“滇西的地形复杂，往往需要一个军独立地应付各种情况，而不能及时得到支援。同时，中国军队在营以下没有通讯部队，这也增加了大部队之间联合协同作战的困难。”
新军的编制问题，暂时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
只好求同存异。
陈诚按照中美双方商定的意见，先制订出团以下的编制方案：
每步兵团含步兵3营，高（平）射机枪2连，迫击炮1连，驮马运输1连，通信、特务、防毒各1排，卫生队1队。
每步兵营辖步兵3连，机枪1连，战防枪（反坦克武器）、通信、补给各1班。
每步兵连辖步兵3排，机枪、迫击炮各1班。
每步兵排辖步兵3班，每班有掷弹筒1，手提机枪1，轻机枪1，手枪1，步枪8。
这一编制方案，明显地增强了团以下小炮和机枪的火力配备，大大提高了团一级的战斗力。
可是，军一级的编制，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8月，这个问题，再次在陈诚与史迪威之间提出来讨论。
史迪威仍旧坚持一军两师这一较小规模的意见。
陈诚则坚持认为，每军三师制比较符合当前作战的要求。
中美双方的合作与讨论，被蒙上了一层小小的阴影。尽管它不是两国、两军之间重大战略的原则分歧，但僵持毕竟潜伏着危机。
陈诚左右为难。一方面他的意见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好恶，而是反映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的意见，不好违拗；另一方面，史迪威在军事援助方面，有相当的权威，关系一旦搞僵，将不利于中国新军的编制和下一步的反攻。
在这进退维谷的艰难时刻，智慧之神向陈诚伸出了援助的手。他巧妙地设计出一种妥协方案：
各军编制仍按中国既定的模式，为一军三师制。
目前每军暂以新的编制方案，补充装备两个师，即第二军之第九、第七十六师，第六军之第九十三、预二师，第八军之第一、第一○三师，第五十三军之第一一六、第一三○师，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以及第三十六师。
这个方案，既坚持了中国方面固有的编制方案，又在实际上采纳了史迪威的意见。
蒋介石和史迪威接受了这个方案。
陈诚则为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摊牌而暗自庆幸。
死守石牌的奇效
蒋介石把电话直接挂到远征军司令部：“辞修，鄂西紧张，你应负实际指挥责任。”
1943年4月下旬，日军调集精锐部队7个师团，约10万之众，以及10余架飞机，发起了鄂西战役。
宜昌附近的长江和山岭之间，重又布满硝烟烽火。
鄂西属第六战区驻防地域。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两个多月前兼任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此时正在滇缅前线指挥军事。在鄂西负实际指挥责任的高级指挥官有：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战区参谋长郭忏和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等。他们指挥7个军、15万人在这里据守。
5月中旬，正是鄂西鲜花盛开的季节。日军肆虐的飞机、大炮，驱走了大好春光。一股祸水，由东向西滚滚而来。第六战区的部队节节后退，形势十分危急。
蒋介石把电话直接挂到设在楚雄弥渡的远征军司令部。
“辞修，鄂西紧张，你应负实际指挥责任。”蒋介石命令说。
“报告委座，六战区的部署和战况，每天都有报告来。卑职正在悉心指挥。”陈诚如实相告，他已经在指挥1200公里之外的战斗。
“不，你不能在千里之外指挥。你应当立即回到恩施的战区指挥部去！”这道命令，既是信任，又是批评。
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往往是不考虑他的实际职务的。哪里需要，就命令他到哪里去。何况现在他还是名正言顺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哩！
“是。卑职即刻动身。”陈诚本以为自己的屁股已经坐到了远征军一边，岂知这个估计又出了偏差。
陈诚飞越崇山峻岭，15日抵重庆，17日到恩施。
这时恩施已经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人们不知道日军此次究竟要向西推进到什么地方。很少经历战火的恩施人，分外紧张。
陈诚选择在省政府的屋后空地，召集六战区和省政府机关的全体官员开会。他以自然、安详的神态，向大家介绍战局。他在报告的最后强调说：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诚团结，沉着镇定，以不变应万变。”
陈诚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安定的态度，竟然把惊慌失措的人心给稳住了。
前线仍在激战。
25日以后，日军的攻击重点已十分明显：他们要拿下具有战略价值的石牌要塞。
石牌，乃陪都重庆东面的第一道门户，位于宜昌以西长江的三峡口上。这里背临长江，山峦起伏，地势险峻。
陈诚命自己的嫡系部队、由胡琏担任师长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固守石牌。他们的任务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至各路援军到达后，在清江两岸地区，南北夹击敌军。
一场恶战，即将在此爆发。
奔腾的江水，犹如军人的一腔热血；高耸的山峰，象征着官兵崇高的报国之志。江边的一块大石崖上，镌刻着“石牌天险敌胆寒”七个大字。
师长胡琏写下了遗书，连同部分物品，一起托人交给家属。他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27日至29日，猛烈的战斗在石牌主阵地进行。日军以9架飞机低飞助战，以轰炸代替炮击；步兵分成若干小股向前猛扑。只要阵地上一出现空隙，日军便立即以密集的队伍冲杀过来。
第十一师顽强抵抗，决不后退一步。他们用猛烈的炮火杀伤敌人，以自己的身体筑成一道钢铁长城。
敌人成批地倒在他们试图抢夺的阵地前。
中国的士兵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大小高家岭上，曾经有三个小时停歇了枪声。这不是暂时停止了战斗，而是双方扭作了一团，在进行人世间最为惨烈的肉搏战。
日军在阵地上把被打死的日军官兵草草掩埋，或架在木柴上焚化。仅石牌八斗坊一带，日军就处理了2000具尸体。
中国军人也利用战斗的间隙，悲痛地埋葬了牺牲的战友。
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胡琏师长接到了司令长官陈诚打来的电话：
“胡师长吗？有把握守住阵地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战区指挥部传来。
“报告司令长官，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胡琏坚决地回答。
“好，等着给你庆功！”陈诚表明了自己的信心。
日军经过三天的猛烈进攻，未能拿下石牌，便改变主意，从西边迂回进攻三斗坪，企图把石牌孤立在宜昌与三斗坪之间。
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把总部从三斗坪南移到太平溪，并急电陈诚，请求放弃石牌，变换阵地。
陈诚果断地回答：
“纵三斗坪失守，石牌孤立，亦所不顾；江防军必须竭力守备现阵地，各军按预定计划反攻。”陈诚的决心可以理解，但多少有些冒险。因为自江防至恩施、重庆，这一广大的纵深地带，已经无预备兵源可资调遣，后方十分空虚。
战争，难免要唱空城计。陈诚的这一决策，稳定了全局，震慑了敌人。
转机终于来临。遵照陈诚的部署，夏楚中将军指挥的第七十九军和方靖将军指挥的第六十六军及时赶来增援，中国军队士气大振，实力大增。疲惫不堪的日军，正面攻石牌不克，迂回袭三斗坪又未得手，他们后撤了。陈诚顺利地渡过了一场“青黄不接”的危机。
战场开始沉寂。日军悄悄向后转移。
陈诚下令全线反击。
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大批出动，把巨量的炸弹倾泻在宜昌附近的日军阵地上。
坚守石牌要塞的勇士们，眼望着移向东方的硝烟，兴奋得流下眼泪。
“石牌天险敌胆寒”七个镌刻在石崖上的大字，在江风云烟中显得更加威严壮观。
第六战区的部队经过半个月的反攻，至6月20日，使战场形势重又恢复到5月初的态势。
鄂西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本来，这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战役，对于整个中国战场的战局并无太大影响。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太需要宣传自己的胜利了。
重庆国民政府派国民党元老和名流张继、孔庚率领全国慰问团，前往恩施。
“庆祝鄂西大捷要信赖陈司令长官”的口号，赫然载于报端。
6月7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端午节。这天，恩施各界召开了“庆祝鄂西大捷暨端午节劳军大会”。
7月初，蒋介石亲飞恩施，利用各种场合对石牌之战和战役最高指挥官陈诚，多次予以夸奖。
陈诚本人亦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于10月9日，获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他自1930年元旦获得第一枚勋章以来，14年中获得的第六枚勋章。与陈诚同时获得这种勋章的，还有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总司令吴奇伟，第十八军军长方天，航空委员会负责人周至柔等人。
鄂西会战结束后不久，陈诚即于当年11月因胃病复发，到重庆休养，而将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交由卫立煌代理。此后，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又先后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军政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