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武汉国防工事
星罗棋布的工事，在武汉三镇及其附近地区加紧构筑。国防工事中，倾注了陈诚的心血。
早在11月初，正当淞沪守军开始由苏州河后撤时，身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的陈诚，被蒋介石紧急召到南京。
“南京如何守法？”蒋介石开门见山，向他的部属提出了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
“是否叫我守？”陈诚避开正题，反问委员长。
在蒋介石的部属中，敢于如此回答、提出问题的人，屈指可数。蒋介石并未生气，只是凝视了陈诚一会，然后肯定地说：
“不。”
陈诚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
“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
陈诚的回答肯定而直率。
后来，他没有参与南京保卫战和徐州会战的进行，而是直接从皖南被派往未来的大战场——武汉。
1938年元旦，陈诚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
这是又一个重要的军职。
上海、南京都已沦陷。
南京城内正经历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扬子江在哭泣。
国民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但是实际上许多军政机关都在武汉临时办公；沿海一带的工厂，纷纷内迁，不少在武汉暂时落脚。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陈诚对于武汉并不生疏。
早在1931年1月，他兼任第十四师师长时，就驻武汉。在参加“围剿”之后，他又先后在这里提任陆军整理处处长和委员长行辕参谋长。自1935年夏季起，他就奉命筹划武汉的国防工事。
工事构筑，是设想敌人自东向西、溯江而上的形势，北起武胜关，南至城陵矶，东达田家镇。
1936年1月底，蒋介石紧急电令陈诚：“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筑，务限本年4月底完成。”陈诚奉命，夜以继日，加强武汉附近各要塞的防御能力。
但是，那些都是大规模血战爆发前的措施。和平时期预筑的工事，不可能完全适应战时的需要。现在，敌人进军武汉的路线已经可以预见。战场的枪声已经日益临近，要保卫大武汉，首先就要根据实战的需要，进一步赶修各种紧迫的国防工事。
刚刚就任卫戍总司令的陈诚，在1月下旬专门召开了工事构筑会议。各军、师参谋长，工兵人员和德国顾问出席了会议。陈诚告诉大家，武汉地区的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以临战的姿态，统一规划、构筑全地区的国防工事，限期完成。他决定设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和筑路工程处等机构，分别负责陆地工事、河川工程和道路修筑等施工项目。
蒋介石特别关注武汉的国防工事。
1月29日，蒋介石急电陈诚，催要武汉附近全部阵地的设计配备与防御工事计划；命令将全部工事分作一、二、三期，并详细报告各期工事的完成时间。
2月4日，蒋介石再次向陈诚发出手令：
陈总司令辞修：武汉附近阵地野战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以资各部队官长参观摹仿为要。
中正。
蒋介石对于陈诚监修工事的能力，非常信赖。
4年前，在江西推行碉堡战术时，陈诚就以成功地构筑碉堡封锁线，而获得蒋介石的好评；以致蒋介石特地调他到山西和西北去，传授筑碉的经验。
如今，与日本军队开战，当然不能再搬用当年的碉堡战术；但是，要打仗，各式各样的明碉暗堡总是少不了的。今日武汉的碉堡与当年江西的碉堡，在结构和修筑技术方面，不会有多大不同。只要能掩护自己、射杀敌人，就是最好的碉堡，最好的工事。
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让全军都来观摩，这是多大的信任又是多大的压力啊！
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陈诚便和工程专家们议定了武汉附近防御工事的构筑计划。他以命令的形式，给各支部队，下达了修筑工事的任务。全区的国防永久工事共分作10区，差不多每个工兵连每天都需要完成一个工事。
这种安排太仓促了。每当对数量的追求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就必然影响到质量。
德国顾问向陈诚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防工事不能在战斗开始前过早地完成，否则，不仅容易暴露目标，遭受敌机的轰炸；而且还有浸水的危险，会影响工事的质量和使用。
德国顾问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德国顾问应当把这个意见直接向蒋介石反映而不应当只向陈诚总司令提出。陈诚对于蒋介石过于忠顺。他宁愿把德国人的意见放到一边，也不能对那位特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令有半点违拗。
星罗棋布的工事，在武汉三镇及其附近地区加紧构筑。武汉的军民，全力以赴，参加这一保卫大武汉的行动。
敌人的飞机加强了空袭。几乎哪里有大规模土工作业，哪里就会招惹来敌机的轰炸。许多同胞牺牲在工事作业点上。他们把自己的血肉，筑进了抵御侵略者的长城。
陈诚终于在这年春天，赶在侵略者向这个城市大举进攻之前，完成了武汉地区的国防工事网络。
这是一个十分壮观的工事网。它以武汉三镇为中心，向外围辐射，直至形成一个半径很大的弧形圈。一座座永久工事的周围，聚集着若干野战工事的副防御物；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把各座永久工事，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要塞阵地得到了加强。
桥梁、码头以及道路、车辆、船舶，都作了统一的部署，以保证战时的交通畅通。
陈诚为武汉的国防工事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这些工事，在未来的武汉保卫战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但是，由于追赶进度而忽视质量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永久工事”并不永久。要塞工事只能对付江面敌情，却不能抵御来自陆地的攻击。
武汉国防工事，杀伤了大量的侵略者；但是，也因为质量的原因，造成了一部分中国军人不必要的伤亡。
战场的血，是检测陈诚营造国防工事功过的最好凭证。
新任政治部长
周恩来向陈诚当面抗议：“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
1938年春天，抗日战争的硝烟，把陈诚推上一个又一个高级领导职位。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条例》规定，该部有下列主要职责：
1.关于陆海空军之政治训练事项；2.关于国民军训、民众组训及战地服务事项；3.关于宣传及政治情报事项。
同时，政治部对于各地党政机关执行该部主管的事务，有指导监督之责；就其所主管事务，对于各地方党政机关的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可以在呈准后予以停止或撤销。可见，陈诚实际上掌握了全国政治训练、群众团体和宣传舆论等方面的大权。他根据政治部组织条例的精神，把政治部的主要任务归纳为5项，即：1.军队政训；2.民众组训；3.青年训练；4.宣导民意；5.文化宣传。
陈诚在就任政治部长新职之后，随即于3月在武昌召集了全国政工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当前政治工作的路线与任务是：1.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达到国家建军目的；2.组织训练全国民众，集中全国力量；3.运用宣传力量，统一全国舆论，粉碎日军战意与野心。
在陈诚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期间，与他打交道最多的中共方面人士要算是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军事部长，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
郭沫若于1927年南昌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并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陈诚与周、郭个人之间，并不陌生。在黄埔军校创办和北伐战争时期，陈诚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的上尉特别官佐、校军炮兵连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第六十三团团长和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陈诚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则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副主任。在那个时期，周、郭的地位要比陈诚高得多，而陈诚则是他们较低级的部属。
10年风云变幻，陈诚在军事舞台上青云直上；周恩来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郭沫若则在他乡异国成为甲骨文专家。如今，当历史的号角把他们重又集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个新的结合体中，分子排列的次序颠倒了过来。在陈诚担任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与陈诚同年的周恩来是他的副手，比陈诚年长7岁的郭沫若则是他的部属。
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的民族利益为重，并不计较自己的官阶和昔日的恩怨。
不过，由于国共之间在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上的差异，陈诚与周、郭之间的关系，呈现了又斗争、又合作的复杂局面。这是历史条件的制约，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种人事关系的状况，其实也是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的缩影。
首先在用人问题上陈诚同周、郭发生了矛盾。周恩来、郭沫若要在三厅任用尽量多的左翼文化人士，使其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宣传阵地。陈诚却要用“国民党忠实党员”来控制三厅，钳制郭沫若。
陈诚试探着打出了一张牌。他准备任命曾经担任力行社书记长、声名狼藉的刘健群出任三厅副厅长，并掌握实权。
斗争的火星从“新四军办事处”里飞溅出来。
郭沫若当时暂住在汉口太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是新四军军长叶挺邀请他住在这里的。陈诚先后三次到这里来看望郭沫若。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刘健群任三厅副厅长的决定已经揭晓。郭沫若终于找到了进攻的口实：
“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陈诚没有防备郭沫若会突然发起进攻，因此乱了阵脚。他的回答有些经不起推敲：
“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吗？”
郭沫若是著名的才子，才思何其敏捷！这一来当然更加寸步不让。他愤愤地说：
“这不分明是要我做傀儡！”
他觉得意犹未尽，接着又跟上几句：“地位是不必计较的，工作是应该争取的，但是，做傀儡也能不计较吗？”
“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下次专门研究。”陈诚以守为攻，鸣金收兵了。
1938年2月6日中午。陈诚宴请政治部厅长以上的官员。他宣布：“今天的聚会，也可以说就是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郭沫若一看，副部长周恩来未被邀请，而有争议的刘健群却端端正正地坐着。他不能再忍耐了：
“首先要告罪，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
陈诚与一厅厅长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等人面面相觑。
为了不使刘健群的任命成为事实，郭沫若在这次会后，便出走长沙，以示抗议。
以斗争求团结。郭沫若这一招果然灵。半个月后，陈诚告诉周恩来：速请郭沫若回来主持三厅，已决定刘健群不来三厅任职。周恩来随即修书一封，托于立群专程送长沙郭沫若处，明确告郭：“我根据他（陈）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
2月26日，郭沫若由长沙返回武汉太和街26号。当天晚上，陈诚便赶来看望。郭沫若开出三项条件：
1.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2.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3.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
“可以，我同意。”陈诚回答得很干脆。
“事业费究竟可以有多少？请指示一个范围，让编制预算时有个标准。”郭沫若紧追最棘手的事情。
陈诚踟蹰了一会，说：
“国防军少编两军人，你总会够用了吧？”
郭沫若心中有数：当时国防军一个军月费是40万元，两个军就是80万元。如能兑现，应当说是不少了。
可是，经费的问题，的确困难。以后三厅编造了一个每月事业费72万元的预算，报到陈诚那里。陈诚好像忘记了“国防军少编两军人”的慷慨许诺，只是笑着说：
“回头慢慢研究吧。”
郭沫若情知有变，但经费的问题，是“慢”不得的。他们又大刀阔斧地砍削了一阵，把72万元预算翻了个筋斗，改为27万元。陈诚看了预算后，答复说：
“数目不要确定，临时由部里开支，不很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嫌数目太大了？经费不确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郭沫若有些不高兴了。
“是不是可以再削减呢？”陈诚迟疑了一会，又问。
“当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兴，那我就得到解放了。”郭沫若挖苦起陈诚来。
陈诚报以微笑，不仅自己没有生气，还劝郭：
“不要生气，让我和恩来再商量一下。”
虽说是要再“商量”，事实上，批拨经费的问题便石沉大海了。以后三厅的宣传费用，一般都是临时支拨。
陈诚与周恩来这两位正副部长之间，也曾经爆发过冲突。
政治部成立不久，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因在陈诚的面前激烈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被陈诚以政治部的名义加以扣押。
周恩来为此动了感情。他向陈诚当面抗议：
“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扣留！”陈诚的回答显然因为过分激动，没有瞻前顾后。郭沫若后来在《洪波曲》一书中纠正说：
“其实他应该说：‘我以卫戍司令的名义来扣留。’”
话虽这么说，陈诚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还是在1个月后把李公朴释放了。
5月初，三厅编印了个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小册子，宣扬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陈诚看了这个小册子后，立即将郭沫若找来，责备说：
“这个小册子不妥当，不能替任何个人将领宣传！是不是已经散发出去了？”
“还没有。”
“那好，一本也不要散发。”
郭沫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算过去了。不料，5天后，陈诚又以政治部的名义发下一个训令：
“查三厅近所印行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一律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郭沫若也不甘示弱，在一份报告中回敬道：
“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因为捧出了“国父”，陈诚没有敢再加以指责。
随着武汉气温的升高，“七七事变”一周年即将来临。三厅筹备发起了个“七七事变”周年献金运动，准备在武汉三镇设立5座献金台。这项计划本来已向政治部备案，但是到了临近实施的时候，陈诚又犹豫了。他说：
“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但‘献金’一项是原来的计划。”郭沫若着急地抗辩。
“我是说你‘献金台’的计划不行，‘献金’是行的，我们找有钱的人来摊派，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动来献，谁肯来呢？你们一定会大失败。”陈诚还是反对广泛地发动群众。
“我也不敢说一定会成功，不过也不妨试它一试。”
“不行的，”陈诚态度很坚决地说，“成绩太坏才叫难看。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在这里，这是国际观瞻所系。好不好把这个项目取消呢？”
“那可不行！”郭沫若的态度也很坚决，“这是由筹备会经过大家决议举办的，而且在报上宣传了好几天，没有理由来临时取消。”
“那么这样办吧，由政治部献金一万，作为全体同仁们的捐献。”陈诚妥协了。他边说边关照副部长黄琪翔办理。
陈诚总算同意了这项活动，而且在献金过程中，由他挂帅的政治部、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卫戍司令部三个单位，各捐赠了一万元。5天中，大大出乎陈诚的意料，男女老幼、工农商学兵，50万人，共献金100万元。
陈诚在担任政治部长期间，虽与周恩来、郭沫若之间有过不少矛盾和斗争，但是总的说来，他还是维持了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大局。
浴血武汉
保卫大武汉的血战，凝聚着陈诚的智慧和勇气。汹涌的长江波涛，正是中国军民的呐喊与怒吼。
1938年5月19日，津浦、陇海两铁路的交通枢纽、中国东部重镇徐州失守。骄横的日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集合南北两路兵马，沿陇海路西进。其兵锋直指郑州，妄图切断平汉线。
6月9日清晨，位于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上，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泥石俱飞，浓烟滚滚。宽阔的黄河大堤被炸开一个十余米的缺口。决口之水，咆哮奔腾，一泻千里，豫皖苏3省44县尽成泽国，90万人死于洪水，约1000万人流离失所。这便是著名的花园口决堤事件。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此举，固为阻止日军的进击，事实上也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此大面积的河水泛滥，如此众多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
洪水为陈诚在武汉的备战赢得了时间。6月14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为了便于战时的统一指挥，国民政府决定各省主席均由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兼任。武汉地区的防务，则形成了由李宗仁执掌的第五战区守御长江以北、由陈诚执掌的第九战区守御长江以南的格局。
花园口决堤，迫使日本大本营改变作战路线。日军原来的意图是从郑州南下直取武汉，以及由东北面攻击武汉；现在不得不改以主力溯长江而上，攻击武汉。
武汉东面的第一道屏障，是位于江西省最北端的马要塞。马江面早经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沉船39艘，布雷1600多枚。可是，仅仅依靠消极的布障，是难以阻止日军的攻击的。这里的陆军防守太薄弱了，整个要塞重地只配备了一个营的守卫兵力，加上陆续前来的溃兵，一共也只有500余人。
6月24日，日舰8艘，输送陆战队800余人，从东流登陆，攻下马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等要地。中日双方部队在马发生激战。最激烈时，中国军人每天阵亡达百余人。用生命来换取时间的做法，是有限度的。马终于在26日失陷。
陈诚深知，马为皖赣门户，此处一失，对今后战局大为不利。于是，他命令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督率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及第十一师、第十六师等部，迅速收复马及其以东的香山失地。
“攻克香山及马要塞区者各赏洋5万元。”
“如有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
陈诚用严明的赏罚规定，表明了他夺回马的决心。
罗卓英不敢松懈，立即率部猛攻，于28日克服香山，旋对马用兵，实施东西夹击。可是，在关键的时刻，有一支部队未能按时赶到，致使对马的攻击，全盘皆输。这支部队属一六七师，其师长薛蔚英被以“率部逡巡观望，贻误战机”罪，查办枪决。
马既失，湖口紧张。陈诚为增强防务，命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长官，着由该部第二十六师刘雨卿部赴湖口接替第七十七师防务。狡猾的日军，利用两师交接防务的机会，向湖口发起了进攻。刚刚开抵湖口的第二十六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刘雨卿师长率领全师官兵，奋力厮杀，苦战两昼夜，终不能敌，湖口于7月4日失陷。第二十六师经连日激战，所剩官兵不到三分之一。江防总司令刘兴事后在向陈诚报告湖口战斗情况时，道出了部队战力的实况。他说：“第二十六师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
在日军沿长江对武汉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武汉军民和全国人民迎来了“七七事变”一周年。这一年，是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的一年，又是中国军民浴血抵抗的一年。历史将记住中国人民沉重的付出。
“七七事变”这一天，陈诚以“以全力保卫大武汉”为题，撰文纪念抗战爆发一周年。陈诚在文章中阐述了敌人愈战愈弱、我们则愈战愈强的道理。他认为：敌人人力、财力、资源匮乏，战斗力削弱，过长的战线带来了运输、补给的困难；而我方，则兵员充足、资源丰富，军器补充及时、质量不断提高。陈诚的文章，具有很大的鼓动性，他写道：
无论在消耗敌人，或是在打击与歼灭敌人的意义上，这次大会战对于整个的战局，都有重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固守大武汉、见危授命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以空前的努力，无比的忠勇来准备奋斗牺牲。……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忾心，人人都应有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大的国防的堡垒，必能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造成将来决战中极有利的形势。
就在这一天，由中共方面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具体组织的“七七事变”周年献金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陈诚主持的各军政单位都参加了这一活动。陈诚以省主席的身份，亲率省府委员，来到武昌司门口献金台，献出了一万元。由陈诚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也各献金一万元。献金，既是对正在激烈进行的抗日战争物质上的支持，也是对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和抗日精神的一次再动员。
保卫大武汉的努力在一步步落实。日军进击武汉的方案也在一步步实施。7月22日子夜，天空乌云密布，鄱阳湖水面上，一片寂静，只有雨点落在湖中的沙沙声。远处湖面上有一支由数十艘汽艇组成的船队，向姑塘岸边疾驶过来。这是日军不久前刚由台湾调来的专门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的波田支队。
守卫姑塘阵地的中国军队是预备第十一师。他们虽然武器落后，兵力有限，但还是尽到了军人的天职，用猛烈的火力，一举击沉敌汽艇十余艘。湖面上不断传来日军士兵被击中后落水的惨叫声。日军登陆部队向岸边阵地发起一波波的冲击。中国军人一次次端起刺刀，冲出战壕，与敌人格杀搏斗。一排排的中国士兵倒在了阵地上。
枪炮声、冲杀声盖过了风声、雨声。没有人去注意豆大的雨点和泥泞的土地。
经过3小时的厮杀，日军在姑塘登陆成功。
陈诚迅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前线指挥所，从庐山秀峰寺转移到星子县；24日，又迁至与瑞昌成犄角的德安。中日双方部队在星子、九江附近激战两日。九江于7月26日失陷。
还在九江失陷前夕，陈诚即预料到九江即将不守，自己所率集中于九江附近的20余师部队，“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置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他判定，日军在攻占九江后，“当以舰队溯江而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武汉，以有力之一部，最少当在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根据上述判断，陈诚向蒋介石报告，准备在日军将要进击的地点，集中兵力，给予致命一击。
“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蒋介石迅速复电陈诚。
陈诚根据蒋介石的电示，于8月5日拟定了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为：
以保卫武汉要枢，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制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将其击破而歼灭之。
陈诚以其丰富的战争阅历，对于未来保卫武汉的战斗，作了详细的预案准备。他按照敌开始进犯瑞昌或德安、敌已占瑞昌或德安中之一地，及敌占据田家镇后以主力进犯武汉三种不同情况，将保卫战分作三期。在第一期作战方案中，又按“敌以一部犯瑞昌，主力犯德安”和“敌以一部犯德安，以主力犯瑞昌”两种方案进行了部署。陈诚将战区兵力编成两个兵团，第一兵团由薛岳任总司令，率25个师，部署在鄱阳湖以西的九江、德安地区，担负南浔线正面防御，屏障南昌，并侧击西进日军；第二兵团由张发奎任总司令，率21个师，部署在九江以西的田家镇、鄂城及幕阜山、九宫山一带，担负瑞昌至武昌间的正面防御，保卫武汉。
果不出陈诚所料，西进日军的攻击重点，仍为德安和瑞昌地区。八月下旬，日军兵分两路，向南浔线进击。其一路第一一师团于二十日在鄱阳湖西侧的星子登陆，侧击德安、隘口；另一路敌军由港口登陆，攻陷瑞昌，并南袭德安。
陈诚指挥第一、二两兵团，在以庐山为轴心的山岳地带，与敌周旋。
山岳地带是中国军人理想的战场。因为这里不利于日军的重武器发挥威力。风景秀丽的庐山，已为战争的硝烟所弥漫。终日不断的枪声、爆炸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众多的中国军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阻滞了敌军西进的兵锋，为我军调整军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战火愈来愈逼近武汉三镇。陈诚同武汉军民，随时准备着在这里给予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
保卫大武汉的血战，凝聚着陈诚的智慧和勇气。
汹涌的长江波涛，正是中国军民的呐喊与怒吼。
万家岭报捷
万家岭胜利的消息传到九战区指挥部，陈诚随即以“限一小时到”的急电，飞报蒋介石。
1938年9月的武汉，赤日炎炎，“火盆”威势并没有因初秋而减弱。
日军集重兵于武汉外围，正力图北截平汉线，南阻粤汉线，对武汉实行迂回包围。长江两侧的枪声，昼夜不歇。这种形势，更使人们感到炎热而沉闷。
武汉集中了许多来自沦陷区的人士。他们无心观赏著名的黄鹤楼旧址，只能默默地吟诵古人的诗句：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陈诚此时身兼武汉卫戍司令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要职，肩负着武汉城防和江南地区的防务。江北则由他的同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防守。
在保卫大武汉的紧要关头，九一八事变七周年来临。
陈诚决定利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机会来激励武汉人民。
这一天，他在《武汉日报》上发表了《冲破最后的难关》一文。他的文章，就像讲话一样，非常口语化。他说：
全体军民听着，此地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场所，此时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时期，每个军民都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都要与武汉同生死共存亡，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胜利。
……
目前我们的责任，是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5分钟，坚持到敌人再不能坚持了，那时我们才算渡过了难关。
陈诚把武汉会战估计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奋斗”的场所和时期，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来检验，在时间的把握上，未免有失偏颇；但是他号召大家下决心作最后的斗争，坚持到最后，确是一片赤子之心。
10月初，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在德安附近，发起了新的进攻行动。
冈村宁次，这个54岁的日本中将，他的军事生涯同对中国的侵略，紧密相联。他曾经担任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九一八事变后，又充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的武官；直接插手了使中国人民感到耻辱的《塘沽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缔结。
冈村宁次指挥他5个师团中的第一一师团和一六师团各一部，于10月2日，迂回攻击到德安西南面的万家岭。他们为一年多来在中国战场的战绩所鼓舞，骄横异常，不可一世。他们完全不分析正面和四周的军情，自以为攻击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上“太阳旗”。
这是一支骄兵。骄兵必败。
他们又远离友邻部队，成为孤军。
陈诚看准了这一对中国军队有利的战场形势，令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迅速调集部队，将这股凶狂的敌军包围起来。
薛岳调集第六十六、第四、第七十四军等部，快速从东、南、西三个方面，把日军包围在万家岭。
参加包围日军的部队，都经历过淞沪血战，见到过惊心动魄的场面。仇恨激励着每一个战士，他们发誓要为牺牲的战友和同胞复仇。
7日，敌人的退路被完全切断。他们成了瓮中之鳖。中国军队的数量，要多于被包围的日军好几倍。
中国军队得到了一次围歼敌军的难得的机会。
陈诚命令各部：抓住战机，勇猛出击，在三天内，围歼全部敌军，纪念第二十七个“双十节”。同时，“对攻占万家岭部队，犒赏五万元”。
困兽犹斗。被包围的日军在作垂死挣扎，他们的战斗力比平时还要强。一些军人在完全绝望的时候，举枪自杀，或剖腹而死。他们对天皇的忠诚到了愚蠢的地步。
敌机一批批地飞临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空，狂轰滥炸。许多军人在发起冲锋前，倒在自己的阵地上。
万家岭，这个赣北的山乡，厮杀进行了整整三天三夜。中国军队要收缩包围圈，往中心冲锋；日本军队要固守，不断组织反冲击。杀声震天，火光熊熊。生与死的搏斗，在这里持续进行。敌军陈尸遍野，中国军队的伤亡也相当严重。
陈诚的电话直通薛岳的前线指挥所。他再次发出命令，万家岭必须在10日前完全占领。
命令不好讨价还价。
由双方大量伤亡造成的僵持局面必须尽快结束。只有当自己方面爆发出足以压倒对方的威力的时候，僵持的天平才能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倾斜。
9日晚，当200公里以外的武汉市，正在欢庆“双十节”的时候，数百名敢死队员从薛岳的部队中挑选出来，他们身背各种轻武器，携带了足够的子弹和手榴弹，背后插着锋利的大刀，举起战友为他们斟满的酒杯，神情严肃地宣誓，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胜利。
瑟瑟秋风，为战士们送行。他们迈着坚定而沉重的步伐，勇往直前。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但能倒在杀敌疆场，亦死而无憾。
他们用自己的肉体和生命，用巨大的忠诚和勇气，压向天平的一边，使天平不再维持平衡，终于倾斜。
勇士们呐喊着冲向敌阵，犹如天兵天将突然降临。
日军被杀得心惊肉跳。
他们的防线最后崩溃了。
紧跟着敢死队的，是潮水般的中国士兵，从各个方向涌来。
黑夜，日军看不清冲锋过来的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少，也不清楚该从哪里突围。
草木皆兵。
10日清晨，当朝霞映遍万家岭上空的时候，薛岳的部队占领了万家岭。被围困的日军不肯轻易投降，他们冲开一条血路，逃跑了一部分，其余几乎全部被打死在阵地上。
侵略者的尸体盈坑塞谷，到处都有从他们身上流出的肮脏的血。
中国军队缴获了重机枪50余挺，步枪千余支，战马百余匹，弹药、辎重不计其数。
许多中国的勇士，没有见到东升的朝阳，在漫漫的黑夜中倒下了。山岭上洒下了他们圣洁的鲜血。他们是祖国优秀的儿子，大地是他们的母亲。他们安详地长眠在母亲的怀抱。
万家岭胜利的消息，传到九战区指挥部后，陈诚在当天中午，以“限一小时到”的急电，飞报汉口蒋介石：
敌一○六及一○一师团两部共约4个联队，齐日（8日）被我包围于万家岭附近地区，激战两昼夜。经我各军勇猛进攻，卒于本拂晓全行解决。因敌顽抗，不愿缴械投降，致尽遭枪毙，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
蒋介石显然被陈诚的捷报激动了。他宣布：对攻占万家岭的部队，除陈诚犒赏的五万元外，“本委员长另赏五万元，以资鼓励”。他在接陈诚电后4小时，就给前线各部队长官发去电报。电报说：
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曷胜嘉慰。
陈诚亦为蒋介石的表扬所鼓舞。电报中虽没有列出具体指挥官的姓名，但陈诚是江南区最高指挥官，备受青睐，当毋庸置疑。
凝视着武汉作战地图，他清楚地知道，前面的路程将更加艰苦，战斗将更加惨烈。
从武汉撤退
同淞沪会战一样，陈诚对蒋介石一再改变撤退时间，不无怨慨。
当日历翻到1938年10月的时候，正在率部守卫大武汉的陈诚，心情并不轻松。
1938年的10月，地球的西部和东部都不平静。西方的英、法、意三个强国，刚刚和德国希特勒签订了一项出卖捷克利益、助长法西斯扩张欲望的《慕尼黑协定》。在英法鼓吹他们“缔造和平”的“功绩”的时候，实际上，欧洲已经被推到战争的边缘。此时的东方，日本侵略者已经把战火烧遍中国的半壁山河。10月中旬，日军利用中国军事当局集中重兵于武汉、华南空虚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自大亚湾登陆，仅用10天时间，便攻占了华南重镇广州。
陈诚虽在10月上旬，成功地组织了万家岭之役，全国一时传为佳话，军心、民心为之一振。但是，局部的胜利，不能改变整个战局的强弱态势。中日之战，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用国民党当局的习惯用语来说，是“以空间换时间”，但是每一空间的放弃，则必须建筑在牵制与消耗敌军的基础上。为此，蒋介石一再电令陈诚，在武汉地区组织主动出击。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陈诚、薛岳：
该战区应以在后方控制及能抽调各部队，编为挺进军，不受任何情况牵制，选择敌军最感痛苦方面，断行挺进攻击，须以主力猛攻敌之背后，一部掩护主力行动，并扫荡敌军后方，协同正面牵制部队包围歼灭敌人。
……
当挺进军攻击时，九战区全线正面应同时向敌猛攻，不可为敌小部窜入所牵制，并须确保阳新河以北及沿江一带现阵地。
隔5日，蒋介石再次发电至崇阳九战区司令部，命令陈诚：
九战区应乘敌一意向武汉突进之际，在可能范围内集结有力部队，由南向北反攻，至少予敌以打击，获得兵力转移时间，及将来作战地步为要。
作为中国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向陈诚等下达上述主动出击的命令，固属用心良苦，意在消耗敌军实力，达成持久抗战的目的；但武汉会战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中国军队本身的损失也十分巨大，已经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陈诚接奉蒋介石的命令后，不敢擅自转移阵地，只好咬紧牙关，指挥所率各部，采用以攻为守的策略。
隆隆的炮声，在武汉近郊昼夜响个不停。中国军人在枪林弹雨中，向日军发起一次次的冲击。扬子江南北，平汉线东西，尽为硝烟烽火所笼罩。
经过一场恶战，日军10月中、下旬，已经形成了从北、东、东南三方面对武汉的包围；21日，广州失陷后，武汉形势更形孤立。蒋介石于24日下令自武汉撤退，25日武汉失陷。28日，继失德安。陈诚率第九战区部队，撤至江西、湖南两省的平江上塔寺、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市长吴国桢于25日凌晨3时许离开武汉时，闻炮火已经临近这座战时的首都。他描写道：
“炮声隆隆，在黑色夜里，火光跟着炮声，从东方时冒时灭，逐渐逼近。接着，机关枪声，起初是隐隐约约，后来便连响不断。子弹过处，天空画线，势如天网，使人目眩。”
武汉虽然失陷了，但它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军队在大江两岸的大别山麓和鄱阳湖畔，和敌人浴血奋战。在会战过程中，日本投入了12个师团，经四五次补充，总兵力达40万之众；中国方面则先后投入120多个师、百万大军。会战的地域达于鄂、豫、皖、赣4省。在如此广袤的地域上，投入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作战，这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日本侵略军被歼将校级军官近百人。河村中将、高桥少将、芹西少将和河西少将等，均毙命武汉战场。
中国方面从武汉的撤退，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撤退。政治方面，武汉本为南京失陷后中国战时实际上的首都，许多军政机关都暂住武汉。至武汉撤守前，这些军政机关，均从容撤至四川及大西南诸地。军事方面，中国的数十万大军在敌军的包围下，冲杀突围，并未再重演如南京撤守时的被动挨打悲剧。经济方面，武汉本地及东南沿海迁来的工厂，再次西迁，多溯江而上，进入四川腹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方面，陈诚在迁移学校、保护人才方面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
早在9月，由陈诚兼任省主席的湖北省政府便决定，将武汉地区与鄂东、鄂南的中学，分别迁到鄂北、鄂西去办联合中学。为了便于解决经费、运输、校舍等各方面的矛盾，陈诚亲兼联合中学校长。陈诚规定了办联合中学的基本政策和措施：“省联中免除所有的学费、膳费、宿舍费和制服费，全部由学校包下来；但是要施以严格的管教，为国家造就有用的人才。”
“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政府税源大大减少，能包得下来吗？”省教育厅长陈剑惊异地问。
“这一万多青年学生，真正是我们湖北的精华，是我省最重要的资产。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女，负责把他们抢救出来，好好教育他们。”陈诚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决心。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至于经费，政府如果有困难，宁可把本省的保安团队撤掉一两个团，也要保证学校最必要的开支。”在陈诚的果断决策下，省政府在汉口、襄阳、宜昌三地分设中学生登记处，在武汉失守前后，将全省一万多名中学生，有序地迁到了鄂西北的几十所省联中分校。
作为一次大规模会战的终结，在军事高层之间，尤其是蒋介石与陈诚之间，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互相不满意的地方。
如同淞沪会战一样，陈诚在此次武汉会战中，对蒋介石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再改变撤退时间，也不无怨慨。他在事后总结武汉会战的教训时指出：
当时中枢欲利用德使陶德曼出面请和来延迟时间，但敌压迫如故，仍须在军事方面求之也。……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8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计划实施，陷于溃退。
陈诚的意思很清楚，部队的溃退是蒋介石的错误决策所造成。蒋介石则抓住溃退一节，严加指责。11月9日，蒋介石给正在湖南平江的陈诚等九战区高级将领，发去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
1.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2.查放弃武汉原为预定计划，进至武汉之敌，已极疲惫不堪，南犯之敌不多，而我该方面部队竟不审敌之兵力，我有多数军队，不知筹划使用，有良好地形，不知利用防守，只图逃命溃走，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之精神，此后应力挽颓风，凡无令擅退，不论各级官长，均照连坐法严厉执行，并着陈长官查明此次从新店镇、崇阳狼狈撤退部队具报，以凭核办。
蒋介石的电报，名为申斥有关方面部队，并责令由陈诚负责查处，但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作为第九战区最高指挥官的陈诚的婉转批评和责备。由陈诚指挥的部队，被批评为情形狼狈、为敌所讥，并不知审时度势，对于陈诚本人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陈诚接奉蒋介石的批评电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处理，终于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情况和蒋介石的提示，向蒋提出了一长串的赏罚名单。被列在“应赏”之列的有：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有方”；
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指挥沉着确实”；
第七十九军军长周“指挥沉着确实”；
第六师师长张珙在三溪口等役“作战得力”；
第十四师师长陈烈在黄土桥等役“作战得力”；
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在箬溪东北地区“攻击得力”。
被列在“应罚”之列的有：
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于新塘埠、岷山一带溃退，“至影响南浔正面，并不服从命令，私将部队开往湘西”；
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及新三军军长张冲，“放弃崇阳，自动撤退”；
第十三师师长方靖，在蒲圻之役“行动迟缓，利用通信困难之际，徘徊瞻顾，影响全般战事”；
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约束不良，部队纪律最坏”，对所负命令“奉行不确实”。
被列在“已罚”之列的有：
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因在瑞昌方面作战不力调驻第五战区；
第七十四军因在岷山、小阳铺作战不力，分别处分；
预十二师及第十二师，因在九江作战不力予以编并，其主官予以拿办；
第十八师师长因守备富池口作战不力，予以调撤。
这便是陈诚对武汉会战中的江南战事及蒋介石批评的交待。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之战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长期僵持、胶着的特点。在这个悲壮、惨烈的舞台上，陈诚将经受严峻的磨练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