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之死
蒋介石出人意料的宽容，使陈诚在距离监狱和刑场只差一步的地方，奇迹般地站住了脚跟。
当中国近代历史踏进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大规模的战火便从中原战场，移向南方以江西为中心的湘赣闽粤边界山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在这里反复进行。
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部队，逐渐调往江西战场。陈诚自1931年2月起，奉命率部驻江西抚州；6月，在第三次“围剿”红军的序列上，被列为左翼集团的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陈诚作为一名为蒋介石反共战争冲锋陷阵的宠将，竟秘密加入了由邓演达创建的以反蒋为目标的“第三党”。在一段时期中，陈诚将自己同邓演达的命运捆在了一起。于是，在陈诚、邓演达、蒋介石之间，演出了惊险、奇异的一幕活剧。
陈诚与邓演达及其所创立的“第三党”的关系，犹如一团迷雾，时人与后人众说纷纭。
邓演达，字择生，著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早年于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7年7月秘密出国，先后在苏联、德国、英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从事反蒋和推翻南京政府专制统治的活动。
陈诚与邓演达的交往，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他们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邓为工科6期，陈为炮科8期，邓是陈的学长。
1923年初，陈诚在浙军中当排长时，得同乡杜伟介绍，在上海会见了学长邓演达，并随邓南下，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建国粤军。邓演达在该军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就在这个团先后担任上尉副官、连长，负责拱卫大元帅府。
这年5月，沈鸿英在西江叛乱，陈诚随邓演达团长出征西江。叛军的中心在西江重镇肇庆。粤军奉命攻取坚固设防的肇庆。
从军5年的陈诚，第一次走上战争的舞台。舞台上的道具是真刀、真枪、真子弹。他亲眼见到了生死拼搏的激烈，见到了负伤的痛苦和死亡的悲惨。但是，初上战场的陈诚，并不畏惧战争的恐怖，表现出了对革命的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
他在带领士兵冲锋的时候，被子弹击伤胸部，一时血流如注，晕倒在地。当他被吼叫的机关枪声震醒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给自己包扎伤口，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广东口音在指挥：
“快把陈连长抬下去，这里太危险了！”
啊，邓团长已经冒着枪林弹雨，冲到跟前，抢救自己脱离危险。陈诚心潮澎湃。这是生死之交。
1924年5月，黄埔军校筹建。陈诚又随邓演达离开粤军，一起来到军校。邓演达被任命为训练部副主任，陈诚则在他的领导下，担任负责教育的特别官佐。
在到广东参加革命的头两年中，陈诚始终是邓演达的部下，直接受到邓的关怀和教诲。邓演达激进的革命思想、朴实的工作作风和勇敢的战斗精神，都给陈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陈诚敬重邓演达；邓演达信任陈诚。
历史推进到风云变幻的1927年4月，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邓演达”、“拥护蒋总司令”一类制造政变舆论的标语。
陈诚心乱如麻。
他对蒋介石和邓演达都尊敬。从威望来说，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又是北伐军总司令，其影响超过邓演达。从私交来说，陈邓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又远超过高高在上的蒋介石。
陈诚不敢相信，邓演达与蒋介石会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他觉得这一切犹如梦幻一般。他希望这不要成为现实，但现实并没有因为他的意志而改变。
他的思想和心情混乱而复杂。
历史的局限，使陈诚在已经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面前，不能识别他的背叛行为；但他又完全相信邓演达是一位革命者。一系列矛盾的背景和现实，铸成了陈诚自相矛盾的行动。他一面向蒋介石声明，“绝对服从总司令的领导！”一面又向第二十一师的老师长严重表示，愿意把队伍带到武汉去，支持邓演达。严重在把第二十一师的军权交付给陈诚之后，告诉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基层干部：“到必要时机，辞修将把队伍带到武汉去，你们可先去找教育长（指邓演达）。”
1930年5月，在国外游历了一年多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从事反蒋活动。此时陈诚任第十一师师长，正在古老的中原战场，参加国民党几个派系军队的混战。他与昔日的领导邓演达秘密通信，就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前途交换意见。令人费解的是，正在战场上为蒋介石争城夺地的陈诚，却表示拥护邓演达反蒋的政治主张。
炎热的8月，对于邓演达和陈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1个月。在这个月中，由邓演达发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公然把矛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而此时的陈诚，却由于率部抢先攻入济南，被蒋介石提升为第十八军军长。
10月底，陈诚在赴日参观秋操前，来到上海法租界爱威斯路的寓所中。他在这里逗留了四五天。在此期间，他会见了邓演达。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经在8月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组织。我们要用这个组织，去打倒三民主义的叛徒，恢复中断了的中国革命。”邓演达扼要地向陈诚介绍了组织成立的经过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已经说过，我拥护你们的政治主张。现在组织正式成立了，这是件好事。在组织的名称中，仍然保留了‘国民党’的称号，这是很必要的，这样可以号令天下，团结各方面的实力。”陈诚郑重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见解。
“我希望在军事和军费方面，得到你的支持。”邓演达坦率地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些都没有问题。为了在军事上更好地配合新组织的行动，希望能派些得力的干部到十八军来，以便加强指导。”陈诚的态度十分明朗。他想了一下，接着说：
“至于经费，我可以从十八军的公积金中提取一部分，予以支持。”
“这太好了！”邓演达紧紧地拉住老部下的手，表示了感激和信任。
在这几天中，陈诚还同另一名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骨干、邓演达的得力助手黄琪翔频繁接触。这位与陈诚同龄的保定校友，多次来到陈诚的住处长谈，给他带来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各种文件和宣传品。
最令人吃惊的，不是陈诚对临时行动委员会口头所作的支持，而是他本人确实参加了这个反蒋的秘密组织。不仅如此，在十八军中，先后还有数十人参加了这个组织。
1931年春天，陈诚在新组建了第十四师并兼任该师师长后，又一次到上海与邓演达见了面。他一如既往，积极地支持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6月22日，邓演达在一封致黄琪翔的信中，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11D又14D的工作，现在大规模的进展，已派特派员去指导。”
十一师和十四师，正是陈诚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所属的两个师。邓演达信中的话，证明陈诚的十八军已经向临时行动委员会敞开了大门。
这年8月，就在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整整一周年的时候，邓演达开始发动各地起兵倒蒋，而他自己则准备带一两个人去条件最好的江西第十八军。
邓演达甚至准备好了动员陈诚起兵反蒋的对话。他打算对陈诚说，但又一直没有机会在陈诚面前说出的话是：
“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
邓演达估计：陈诚可能没有扯起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将自己捆送给蒋，最后只好陈诚自己离开，让自己去领导他的军队。
邓对陈的思想为人，应当有深切的了解。他的估计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历史没有允许他实地检验这个估计是否正确。历史也没有把陈诚推向一个无法回转的境地。
正当邓演达准备离沪赴赣发动第十八军起义的时候，他因被叛徒出卖，遭蒋逮捕。
正在江西前线“围剿”红军的陈诚，得悉邓演达被捕，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释放邓。陈诚不会不知道，发出这样的电报的风险；但是，他毕竟还是发出了。
遗憾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陈诚的请求。其实，当时为邓演达说情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岂止一个陈诚！上自孙夫人宋庆龄，下至一般社会舆论，都是如此。
邓演达在被囚禁期间，自知凶多吉少。他曾经对别人说过，在自己死后，陈诚是会为他报仇的。然而，他的这一估计是错误的。在复杂的背景和心态下，陈诚走上了一条与邓演达的愿望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更加紧密地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噩耗传到江西吉安第十八军军部，陈诚十分震惊，泪流不止。他既恸逝者，又恐蒋对自己怀疑，顾虑重重，食不下咽，意志消沉。
在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心情的驱使下，陈诚致电蒋介石，提出辞职。电文说，他“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此时此刻，陈诚遭遇到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顿挫。
使陈诚感到侥幸的是，蒋介石对此事并未深究。蒋电召陈诚往见，说陈与邓的交往，纯系私谊，不涉及政治；蒋勉励他安心工作。蒋介石本是精明之人，这样处理，大概也算是“难得糊涂”了。
蒋介石出人意料的宽容，使陈诚在距离监狱和刑场只差一步的地方，奇迹般地站住了脚跟。
政治婚姻
1932年元旦，陈诚身着戎装，满面春风，与身披婚纱、手持玫瑰花束的谭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陈诚在度过了谜一般的邓演达之死的危机之后，便在江西与红军作战的前线，迎来了个人生活上与政治上的新的辉煌。他经蒋介石、宋美龄介绍，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之女谭祥喜结良缘。
陈诚最初的婚姻，曾经给他带来长久的痛苦。这一婚姻悲剧，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束。不过，这场悲剧持续的时间，也许过长了一些。它总共延续了13年。
13，在西方社会普遍被看做是不吉利的数字；然而，在这里，13却给陈诚带来了吉祥如意。
当历史的车轮跨进20世纪的30年代以后，陈诚也步入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
1930年的第一天，1月1日，陈诚获得了一生中的第一枚勋章——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宝鼎勋章。
8月，他在中原大战中，率部抢先攻入济南城，被提升为军长，开始跻身于高级指挥官的行列。
年底，奉派去日本参观秋操，越海东渡，大开眼界。
1931年元旦，他从日本参观刚刚回国，又获得了一枚二等宝鼎勋章。
接着，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宋美龄亲自给他介绍了才貌双全的恋人。
说起蒋介石、宋美龄为陈诚作媒，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情节。
10年前，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出面作伐，将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介绍给丧偶未娶的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做续弦。谭延闿因与夫人方氏感情弥笃，曾发誓终生不复再娶；且时年已45岁，比22岁的宋美龄大了一倍。谭遂婉言辞谢，并拜宋母为干娘，认宋美龄为干妹。后来，谭延闿应蒋介石的要求，为蒋介石联姻作了“月老”。
谭延闿共有二子四女。三女谭祥，又名曼怡，聪慧俊秀，曾与宋美龄一起留学美国，二人性情相投，过从甚密；认辈份，谭祥应为宋美龄之干女。宋美龄对谭祥爱抚有加。
谭延闿很清楚宋美龄与谭祥之间的这种十分亲密的关系，曾嘱托蒋介石、宋美龄为之择婿。
1930年9月谭延闿逝世后，蒋、宋刻意为谭祥选择配偶，以完成谭延闿之托付。
上层人物的婚姻，往往都打上了浓重的政治烙印。蒋介石、宋美龄放眼四周，寻找适合的人选。
此时的陈诚，33岁，军长，已获得两枚勋章，堪称“年轻有为”；在连年对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的战争中，他出生入死，攻无不克，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如果让干女谭祥嫁给这样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当然可以大大加强陈诚对于蒋介石的凝聚力。
也许陈诚正在为自己的不幸婚姻而愁苦，命运之神却不声不响地给他送来了娇艳的鲜花。陈诚并不知道花之欲降，花儿并不知道将属谁领。
在蒋、宋的安排下，陈诚与谭祥见面了。
陈诚对谭祥，可称一见倾心。
他不仅为谭祥落落大方的风度和知书达理的内在素质所折服，而且更为蒋介石、宋美龄的亲自作媒，而受宠若惊。
谭祥对陈诚，也是一见钟情。
她倾慕陈诚的翩翩风度、军长职务和辉煌的战功。她更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缔造者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慧眼。
陈诚与谭小姐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返和电话联系。
一次，陈诚从岳阳的第十八军军部到长沙去办事。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虽比不上南京、上海，但比起岳阳和其部队驻扎的乡村来，要繁华得多。他想，应该给心爱的人买点东西，表示一下心意。于是，叫来了跟随他多年的副官邱行湘，说：
“邱副官，我想给曼怡捎点东西去，你看买点什么好啊？”
“军座，洞庭湖的鹅绒、蚕丝是全国出名的，也有湖南的特色。是不是买些鹅绒、丝绸制品呢？”邱行湘胆怯地贡献自己的意见。
“好，好，就按你的意见办。要美观、大方，钱多花一点不要紧。”陈诚高兴地说。
“是，保证让军座和谭小姐满意。”邱行湘答。
于是，邱副官选购了包括鹅绒锦沙发椅垫、丝绵枕头和鹅绒被等共10件高档用品。
陈诚见到这些东西，连连称好。他幽默地说：
“这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了”。他催促邱行湘早日登程，将这些礼物送到南京成贤街谭公馆去。
果然，邱行湘去后不久，陈诚就收到了谭祥一封充满柔情的来信。
陈诚为情书所陶醉。
陈诚虽已做了十几年的丈夫，但收读情书，还是结识谭小姐以后的事情。他对于情书，显得陌生、惶恐和沉醉。
1931年夏秋之间，陈诚率军在江西“围剿”红军。他常常命副官把他给谭小姐的信，从前线带到后方发出。
但是，陈诚与谭祥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要从恋爱发展为夫妻，还有一道障碍需要拆除，这个障碍，就是陈诚与吴舜莲之间已经建立了13年的家庭。旧的家庭不拆散，新的家庭便无法建立。虽然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允许一个男子可以拥有几房妻室，但作为名门闺秀的谭祥，岂容自己置身于偏房？这是万万不能迁就的。
陈诚决心利索地解除与吴舜莲之间的婚姻关系。
吴舜莲虽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她对于这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的最终结束，是有思想准备的。她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别无选择。
陈诚请了青田同乡前辈杜志远先生和他自己的同学吴子漪出面做工作。
杜先生当过北京政府的师长和议员，同吴家祖上又有亲缘关系，由他出面讲话，比较有威望。吴子漪是吴舜莲的亲哥哥，长期跟随陈诚，现在是第十八军的军需处长，以其与陈、吴双方的特殊关系，当属关键人物。
木已成舟，大势所趋。舜莲不再抗拒。她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与陈诚解除婚约，但是提出了两条可怜的要求。
一条是继续与陈诚母亲住在一起，不回娘家。中国的女子，一旦被遣回娘家，可是件无脸见人的事。
另一条是：“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
这是地道的“三从四德”，生时已经被抛弃，死后还要归到陈家的墓穴中来。
陈诚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因为与陈母住在一起，并不影响在数百里之外建立新的家庭；死后同穴，这遥远的目标也并不影响现实的离异。
吴子漪代妹妹写成了一张离婚协议书，以便向陈诚交差。协议书中载明：“因舜莲不识字，由子漪代为签章，并愿承担一切责任。”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在上海豪华的沧州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结婚礼堂里，灯红酒绿。大厅里温暖如春，穿着一式崭新服装的军乐队，连续不断地吹奏着欢乐嘹亮的迎宾曲，使婚礼的气氛更加热烈。
在宾客的簇拥下，新郎、新娘手拉手，走进礼堂。
陈诚一身毛呢戎装，身背武装带，胸佩二等宝鼎勋章，足蹬乌亮的皮鞋。他容光焕发，满面春风。
谭祥身穿洁白的婚纱，头戴彩色绢花，手捧鲜艳的玫瑰花束，轻盈地迈动脚步，频频向宾客点头微笑。她的装束华丽而不俗气，风度高雅而无傲气，情绪热烈而不失当。
人们向这一对新人鼓掌致意。
突然，礼堂外面，军乐声高高响起，门卫高呼：
“蒋先生到！”
全场立刻肃静，大家自然地转身望着礼堂的入口处。
只见蒋介石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手提文明杖，面带微笑，频频向宾客挥手致意；宋美龄身穿深色旗袍，头上梳着整齐发髻，脚上穿一双高跟皮鞋，与蒋介石并肩而行。
蒋介石此时虽正处第二次下野时期，刚于半月前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和行政院长等要职，只保留了国民党中常委一职；但了解当时民国政界内情的人都知道，蒋之下台，是退也是进，是守也是攻，是失意也是手段。一时担任或者卸去多少职务，对于他在政局中的权势和地位，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影响。
蒋介石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路更显得自信而傲气。他仍以“领袖”自居。
蒋、宋以月老的身份，前来为陈、谭证婚。他们的到来，使婚礼的规格陡然升高，给新郎、新娘增添了无上的“荣耀”。
陈诚与谭祥，先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接着又向证婚人蒋介石夫妇三鞠躬，向满座宾朋三鞠躬，再互相对立一鞠躬。与此同时，礼堂内婚乐高奏，礼堂外鞭炮轰响。
婚宴上，放满了中外名酒、珍馐肴馔。
蒋介石起立举杯。
全场宾客都跟着站起，举起手中的酒杯，静听祝词。
“辞修、曼怡，祝你们在为党国革命大业的奋斗中，互相帮助，白头到老！”蒋介石说罢，将一小杯酒一饮而尽。
简短的祝词，显示了他的身份、地位和信仰，也表明了他对陈诚夫妻的信任和祝愿。
礼堂里响起一片欢呼、碰杯声。
“感谢校长的栽培和关怀，祝校长和夫人健康长寿！感谢诸位来宾！”陈诚和谭祥，共同举杯答谢蒋介石、宋美龄的美意和来宾的祝福。
陈诚选择了“校长”一词来称呼蒋介石，既避开了蒋下野的尴尬处境，又体现了双方关系的历史渊源。
迷人的霓虹灯光、高贵的宾朋、豪华的场面，这一切都使得13年前曾经轰动了青田山乡的那个老式婚礼，相形见绌，无可比拟。
婚礼举行后，陈诚便偕夫人谭祥到杭州西子湖畔，去领受西湖迷人的风光，享受蜜月的欢乐。
新的家庭，充满了温情和生气。
新的家庭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这个家庭的两位主人翁，都以不同的方式，深深地介入了3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
赣州战事
由于陈诚部队的介入，使红军对赣州城的包围，不能继续下去。
1932年初，对于中国人民和陈诚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岁月。
——陈诚，正在西子湖畔，与谭祥女士共度新婚蜜月。虽是隆冬腊月，大寒节气，仍未使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有所减弱。
——由陈诚军长统率的第十八军，此时已拥有第十一、第十四、第五十二、第四十三4个师。部队正驻军赣南吉安附近，随时准备对付工农红军。
——距吉安两千公里之外的东三省，在刚刚跨进1932年的时候，随着锦州事变的发生，全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在那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片严寒。一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下达了攻取赣州、争取革命首先在江西胜利的训令。
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但他已无权。整个苏区党的组织也无法抗拒来自中央的“左”倾政策。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掩盖了强行推行错误政策的真相。
2月初，红军主力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约两万余人，开始进抵赣州附近，占领了赣州近郊的白云山、天竺山等攻城出发阵地。34岁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这一作战行动。日后指挥国民党军来这里同他厮杀的，正好是他的同龄人陈诚。
国民党军驻赣州的守备部队，是由马任旅长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这个旅辖有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团及一个独立连，共有三千余人。另有赣南17县的地主武装17个大队共五千余人。
古城赣州，为赣江、章水、贡水三面环抱，城墙高大坚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
马下令，将城外的一切工事均予拆除，以便缩短战线，依城固守；同时，也免得在这些防御工事为红军占领后，成为他们向赣州城进攻的掩护体。
陈诚是赣南、赣西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官，十分关注赣州战局。
2月15日，他致电蒋介石，说共军已经“攻取赣县为根据地，现已以一部围攻赣州。主力占沙地、上犹一带，防我军南下。”
他主张由第十八军南下“进剿”，但原防区需有新的部队前来接防。他建议：
“为我积极进剿，恳另派队接替峡江、阜田、安福。并令二十八师固守万（安）遂（川）之线……我军驻防分散，若放弃安福、峡江、阜田，或万安、遂川之线，则有a.不能援赣。b.匪区扩大。c.失民众同情。”
陈诚的看法，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六天后，蒋回电：
“所见皆是。”
陈诚满心高兴。
突然，寒流南侵。蹂躏了东三省的日寇铁蹄，又踏上了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了。十九路军忍无可忍，自动奋起抵抗。
为了稳住上海，蒋介石急电江西驻军，东调上海，以防不测。已经做好驰援赣州准备的陈诚，也接到了这一命令。
他前接同意援救赣州的命令，现在又接到东调上海的命令。发布命令者是同一个人：蒋介石。
这件本来并不难办的事，却使陈诚犯难了。
按理，军人先后接到同一来源、相互矛盾的命令，当然是以后一个命令为准。但是，他知道，如不按既定方针前去解救赣州，赣州很快将为红军攻克。
陈诚犹豫了。他发电向蒋介石请示。
答复同上次一样简单：“相机处理。”蒋介石不再坚持要陈诚立即执行后一个命令，把处理全权交给了陈诚本人。
陈诚胸有成竹。
他曾有言在先，凡遇重大问题，都要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他召开全军少校以上的官长会议，慷慨激昂地说：
“照人情讲，哪个不愿到淞沪战场去，既可做民族英雄，又可以获得充足的给养。但是，我们一开拔，共军就要立即占领赣州，江西‘剿共’的形势立刻会发生动摇。大家看，我们该如何办是好？”
陈诚的讲话很得体。表面上摆出了两种可能，但是他本人对援救赣州的决心，已溢于言表。
果然，将校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先去救援赣州，巩固江西的“进剿”形势。
“弟兄们，这里可是穷山僻壤，不能补充粮饷。我们已经只剩下几天的口粮，各位辛苦了！”陈诚进一步激励这批高级军官的斗志。
“我们宁愿饥饿，也要去解救赣州被围的弟兄！”军官们进一步宣誓效忠。
陈诚的动员彻底胜利了。
他命令罗卓英率领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四旅，日夜兼程，于2月29日赶到赣州对河之赤珠岭。
此时赣州刚刚在爆炸和呐喊中，度过了壬申年的春节。
红军已经三次从东面的月城城门处实施爆破。三次爆破都成了，但是三次的冲击都失败了。最为惨烈的是第二次。两百多名红军突击队员埋伏在城墙脚下。他们估计，爆破后，城墙会向内倒，因而他们尽量接近墙根，好迅速地从爆破口冲进城去。不料，随着一声巨响城墙竟完全倒向外侧。两百名勇士，带着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长眠于此。
红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夺取赣州，活捉马！”
“只杀马，不杀守城官兵！”
一条条醒目的巨幅标语，表达了红军战士和赣州人民的心声。马如坐针毡。
守城官兵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慑。
一个漆黑的夜晚。马只身用绳索从北门吊出城门，偷渡架在章水上的临时浮桥，来到赤珠岭罗卓英的指挥部。
“陈军长来了电报，要我把守城部队接出来，一定要将马旅长营救出来。”罗卓英以严肃的表情，传达陈诚的命令。
“若是部队接不出来，救我一人又有何用？”马痛苦地表示。
“我们大部队来了，除了强渡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罗卓英深沉地询问。
“有，可以偷渡，然后再和守城部队一道从城内出击。”
罗卓英凝重地点点头。
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奇特战术。因为按照常规，强大的援军，多取与对方正面交手的办法，来援救被围困的部队。
3月初，罗卓英命第十一师第三十三旅旅长黄维，率两个步兵团及一个工兵营，从章水上的临时浮桥，偷渡到城内。罗卓英自己也到了被围得水泄不通的赣州城内。
守军的土工力量得到了加强。他们从西南两个方向往外挖地道。
红军也正在加强挖掘通向城里的地道。
双方的地道重叠、交叉，但并没有发生冲突。因为它们在各自不同深度上伸展，犹如现代的立交桥。
3月6日深夜。赣州城内的国民党军，在马和黄维的指挥下，同时从东南、西南两个秘密的坑道口冲出。
陈诚的部队装备齐全，精力充沛。
彭德怀的部队，虽然具有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但是他们太疲倦了。他们已经在简陋的工事里，整整坚守了一个多月。此刻，他们正与赣州城一道沉睡。
措手不及的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经过红军的英勇反击，国民党军虽一度又被压回城中，但红军的伤亡也相当惨重。
由于陈诚的部队介入，赣州城内外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国民党军一方的变化。红军对赣州城的包围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彭德怀奉命将红军部队撤至赣县江口一带休整。
待到赣州解危以后，淞沪战局已经沉寂，一个有损国家主权的协定，正在筹划。陈诚不需再率军东调。他驰援赣州的举动，为他赢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连损三师
陈诚得悉连损三师的消息，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几乎昏厥过去。
陈诚因率部增援赣州，使红军被迫放弃攻打赣州的计划，因而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33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在连续三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失败以后，又调集三十多个师，以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下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苏区进攻。陈诚被任命为“进剿军”主力的中路军总指挥，下辖3个纵队，共12个师。
陈诚率部到江西对红军作战，已有两年历史。但从未与红军主力进行过像样的较量。零星的红军部队，一遇国民党军的大部队，即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的方法。这给陈诚的部队造成了一种假象：红军似乎不堪一击。陈诚的军队因此而骄横不可一世。
陈诚所率的3个纵队，第一纵队包括了陈诚赖以起家的第十八军中的3个主力师：第十一师肖乾部、第五十二师李明部和第五十九师陈时骥部。在这3个纵队中，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将第一纵队作为“最危险之一个纵队”，决心“迅速击破”“第一纵队三个师”。
2月25日，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正准备出发，向黄陂、河口方向实施“进剿”。担任第一纵队预备队的第四十三师，忽于乐安城东20里处，获得一份红军的内部机密文件。文件为红军乐南军分区司令部致乐北军分区司令部函。内称：
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不特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至大危险。万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
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获悉河口、黄陂方向只有红军两个团的兵力，喜出望外。殊不知，此份文件恰恰是红军设下的圈套，故意引诱敌人放松警惕，按原计划行动。
2月26日拂晓，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分作两路，从乐安出发，同时向黄陂、河口前进。这两支部队，分沿大山的两侧作同方向的移动，彼此相距十余华里，不能互通信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分别走向红军布下的两只口袋。前方正是他们的坟墓。他们的掘墓人是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三军团，董振堂、朱瑞的红五军团，以及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等部。
27日、28日间，陈诚的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分别在崇山峻岭中，被突然出现的红军分割成数段。
天空阴暗，一会是蒙蒙细雨，一会是浓密的大雾；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地形不熟，情报不灵。他们无还手之机，非死即俘。两个师除零星漏网外，悉遭歼灭。
第五十二师于29日为红军左翼第一、第三军团痛击，主力被歼，师长李明被俘。
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埋伏于霍源附近摩罗嶂东麓的红军右翼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居高临下，以步机枪猛烈射击第五十九师，杀伤甚众，将其分割包围。师长陈时骥在穷途末路之时，寄希望于已被红军俘获的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他写信派员送往大龙坪。信称：
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弟陈时骥。
这封信为红军缴获，后刊登于《红色中华》，在红军中被传为笑料。
29日晨，陈时骥率余部准备退回乐安，因迷失方向，路途莫辨，只好雇一农民为向导。不意此农民竟将他们引向登仙桥附近红军大部队集结处。陈余部被歼，其本人被俘。
对于陈时骥的被俘和被清查出真实身份，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了一段有趣的情节：
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
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是陈诚在1932年费了一年的心血，由杂牌部队整编过来的，并在干部、装备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然而，黄陂一役，这两个师竟毁于一旦。为此，陈诚曾痛苦得抱头大哭。
蒋介石闻讯，大惊失色，给陈诚发来了“万急”电，说：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之被歼，是“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接诵噩耗，悲愤填膺”。话中自然包含了对陈诚的批评。
陈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百感交集，黯然写下了八个字：“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他当兵15年来，还没有遭遇过这么惨重的失败。
为了给陈诚打气，蒋介石又于3月6日亲书手谕致陈诚，内称：
胜负是吾人常事，不足介意。……军旅之事，最忌骄怯，骄者必败，是言其忽略放肆，不自戒慎之谓也。
半是劝慰，半是批评。
半月后，陈诚又把他起家的第十一师，送进了红军的伏击圈。他令第十一师、第五师、第九师，由东陂、黄陂一带，逐步向广昌推进。
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在接获陈诚命令后，部署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于3月20日经东陂向草台岗南进；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在第十一师之后跟进；第九师先在东陂附近占领掩护阵地，俟第十一师确实占领草台岗后，再与第十一师协力向太平圩方向“进剿”；第五师在进占摩罗嶂后，向固岗方面推进。
夜。第十一师师长肖乾指挥部队于草台岗就地露营。此时，罗卓英随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到达东陂以北的五里排。
罗卓英凭藉以往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判断红军不断以小部队保持接触，似在等候主力部队的到来；而草台岗附近的地形对己不利，便电话同肖乾商量，是否连夜将全师撤回五里排，同时将第十一师的辎重留在五里排待命。
肖乾考虑到部队已与红军接近，天雨夜黑，后撤会造成混乱，有损士气，故坚不后撤。罗卓英并未坚持撤退的意见，只是指示李延年第九师作好策应第十一师作战的准备，并掩护其后方。
红军抓住陈诚部队在此次作战行动中摆出一字长蛇阵的弱点，决定拦腰截击其嫡系主力第十一师。周恩来、朱德联名向参战的红军各部队发布命令：
我军拟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1日凌晨，大雾朦胧。位于草台岗附近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遭到红军左、右两路军的猛烈进攻。第十一师乃骄兵悍将，曾顽强挣扎，使围攻黄柏岭的红军遭到较大损失。据指挥这次战斗的红军将领聂荣臻回忆称：“敌人十一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因系仰攻，我军伤亡较大”。经终日激战，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被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师长肖乾、第三十二旅旅长莫与硕负伤，团长曾孝纯、孙嘉傅被击毙；第九师受创；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亦被消灭殆尽。其武器、弹药的损失，更不计其数。红军各部队于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打扫了一天战场；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还是打扫不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总结这一战役的报告中说：
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最为可笑的是，第十一师被俘的士兵，每人身上都带有一条绳索，原来都是战前发给他们捆绑红军，好回去领赏的。陈诚这支心腹嫡系部队之骄狂，于此可见。
陈诚得悉这一消息，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脸色惨白，神情沮丧，几乎昏厥过去。此后的数日中，陈诚终日郁郁，不时伤心泪下，羞愧不已。
在第十一师主力被歼后，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和第十一师师长肖乾，垂头丧气，意志消沉。罗卓英在致负伤住院的肖乾信中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而肖乾也自知丢了第十一师，对上、下均不好交待，遂执意辞职。
总计陈诚的部队，在二三月间的战斗中，共被红军歼3个精锐师，其中被俘者万余，被缴枪万余支，损失新式机枪300挺、大炮40门。许多自动武器、望远镜等还没有开箱，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夫人的斡旋
谭祥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夫人外交”，使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僵局，得以结束。
素与陈诚有隙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抓住陈诚三个师被歼这一机会，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发去电报，内称：
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一切情形想已洞察，计师长死伤4员、旅长6员、团长16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此种情形因对日本及恐影响士气关系，从未尽情宣布，形势严重，外间或不尽知，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即派大员来此督剿。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
这可揭到了陈诚的痛处。
熊式辉老谋深算，在关键的时候和关键的问题上，捅了陈诚一刀。更厉害的是，熊式辉向中央建议，撤销被歼几个师的番号。
军人以实力为基础。一名高级军官，如果手中没有几个听命于自己的师，那军事生命亦将完结。
陈诚知道了熊式辉的告状电报，悔恨交加，却无法为自己辩解。他向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辞去本兼各职。
陈诚这一举动，是出自真心？不大可能。是威胁？不敢。恐怕出自一种难言的、复杂的心情。
陈诚不等蒋介石的回电，便离开前线，回到南昌官邸。
陈诚的懊丧，令谭祥十分心疼。
谭祥一向不过问政务，她虽心里着急，但不便多问丈夫的军事，只是劝慰他“胜败乃兵家常事”，希望他注意自己的身体。
此时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
蒋介石对陈诚的军事失败，虽有责备之意，但并未对他失去信任，且权衡手下诸将领，下一阶段“围剿”红军的前方指挥，仍非陈诚莫属。但陈诚若不主动去谒蒋，蒋亦不便主动召见。而陈诚则觉得自己以戴罪之身，惟有听候惩处之一途，无颜再去晋见。他们虽同住南昌，且相距不远，但却无缘见面。
谭祥是个聪明的女子，何能不知其中奥妙？但只能在一边干着急，别无良策。
聪慧的谭祥，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教育，但又具有中国女子忠顺丈夫的传统道德。她只管家庭生活，并不过问丈夫的工作。当然，到了陈诚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的关头，谭祥还是乐意运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给予丈夫帮助和支持的。
一日，赣粤闽湘边区“剿总”参谋长贺国光前来看望陈诚，深感陈蒋之间的僵局，必须迅速打破。他想了一条妙计：运用“夫人外交”。丈夫之间的疙瘩，总是经不起夫人的冲击。夫人自有夫人的法宝。
贺国光乘陈诚不在场的机会，低声问谭祥：
“夫人，让辞修这样闷在家里总不是事啊！”
“我也劝过他到委员长那里去谈谈，他总是不肯。”谭祥忧心忡忡地回答。
“你真呆，不能约他陪你去看望蒋夫人吗？”贺国光凝神注视着谭祥。
谭祥经这一点拨，茅塞顿开，连声说：
“好主意，好主意。明天就办！”
翌日，谭祥拉陈诚出去散步。
4月的南昌，大地已经返青。河边的杨柳，萌发了新枝；不知名的野花，已经率先开放。陈诚心中的郁闷，被这生机勃勃的世界，融化了许多。他的情绪开始恢复正常。
谭祥有意向蒋介石官邸方向散步。
当快到蒋介石别墅的时候，谭祥突然提出：
“辞修，陪我去看看蒋夫人吧！”
陈诚措手不及。在犹豫了极短的时间后，便欣然应允。他虽担心有见到蒋介石的可能，但是，如果连蒋夫人也不愿去看，未免要被自己的夫人讥笑不像男子汉了。
宋美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完全不谈政治。可是，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不谈政治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在宋美龄同陈诚夫妇寒暄了几分钟之后，蒋介石便跟着出来接见。夫人的客人来了，丈夫当然应该礼貌接待。
这种形式的见面，非常自然，双方都不失体面。并且由于双方都有夫人在座，保证了会见气氛的亲切、友好。
谭祥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夫人外交”。蒋陈之间的关系，在经过了一次小小的危机之后，更加紧密。蒋介石向陈诚表明了继续重用的决心，陈诚也表示欣然受命。
在从蒋介石别墅返回的路上，陈诚恢复了往日的兴致和幽默。他故意带着批评的口吻对夫人说：
“曼怡，今天我上了你的圈套。”
谭祥得意地反批评：
“辞修，你怎么不设计一些这样的圈套也让我上呀！”
在笑语中，陈诚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把下一轮“围剿”指挥好，以不辜负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
主办庐山训练团
军训团为“剿共”而办，却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结束。
陈诚靠夫人斡旋，摆脱了连损三师的困境之后，很快就从蒋介石那里受领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主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决心从前线各级军官的政治、军事训练抓起，以便最终战胜红军。1933年的春夏，是一段不寻常的岁月。3月间，在北方的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与日本侵略军顽强搏击，爆发了举国瞩目的长城抗战。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又在塞外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誓讨日敌，决心收复失地。
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救国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这本是抗日救国的一派大好形势。可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安内攘外”的政策，使长城守军孤立无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国民党当局最终和日军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中国政府丧失了对河北部分地区的治权。
在蒋介石看来，国土可以部分地丧失，但“剿灭”红军的行动不能有丝毫懈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7月，陈诚就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团长。这个训练团的全名叫：“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它开创了国民党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历史的先河。
蒋介石为军官训练团的对象、人数、时间、地点等，作出明确规定：
在江西剿匪各师军官决自7月15日起分班轮流训练，每班训练时期为14日，每期约1500人，以三期训练完毕，其地点在牯岭之南山麓。
夏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实在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庐山，既远离硝烟弥漫的华北抗日战场，又可就近抽调与红军作战部队的各级军官。庐山，既有清静的环境和优美的风景，又是夏日著名的避暑胜地。
军训团的团部，设在山南“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寺。海会寺位于五老峰下，距蒋介石驻地牯岭35华里，有小路相通。相传该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由西来和尚兴建，有殿堂僧房数百间，殿宇巍峨，环境幽雅，古松参天，泉水潺潺。寺名“海会”，乃取百川汇海之意，更显气势之雄伟。
为了适应举办军训团的需要，国民党军事当局调集了第五师的一个团、驻马头镇特务团的一个营和星子县的一千余民工，不分昼夜地紧张施工了13天，开辟出一个能容纳千人的大集合场和一个大射击场，建造了16座可各供一个连队活动的简易木结构讲堂和4个营集合场。寺前约半里处，建造木结构牌坊一座，上书蒋介石手书“军人魂”三字，这便是军训团的辕门。寺旁架设了无线电台，供团部与牯岭蒋介石之间联系之用；各营、连之间，亦均有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
寺内所有僧舍均被征作团部驻地，陈诚与团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即在此住宿、办公；其他德国军事顾问与教官，有的亦驻海会寺，也有的驻到附近的龙云寺、华严寺中。学员则一律驻于临时建造起来的几百个帐篷里。
军训团的学员按营、连、排、班建制严格编组，每期一团，团下设营，黄维、陈烈、欧震等黄埔出身的副师长、旅长都担任过营长，军训团结束后，他们大多被提拔为师长；各营营副及各连连长，一般都由部队实任团长者担任。
每期军训团都要在两周时间内，进行严格的政治和军事训练。
政治训练，也称为“精神训练”。主要是通过蒋介石、陈诚的训话，以及《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文件教材，对学员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以及“绝对服从领袖”等方面的教育。
7月18日，第一期军训团举行开学典礼。典礼由陈诚主持，全体学员在空地上集合成方块队形，蒋介石亲自前来发表讲话，全场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为受训者打气说：
“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
后来，他又在7月23日的总理纪念周上，以“现代军人须知”为题，公然宣称：
“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江西的赤匪。”
陈诚要求每个学员在听到“蒋委员长”或“领袖”的称呼时，要迅速立正，以示尊敬。陈诚自己在这方面当然是身先士卒、示范有加。他在作报告时，一提到“委员长”三字，总要本能地肃然立正，将那特制的高底深筒、带有铜扣的皮靴碰得发出响亮的声音；台上立正，台下听报告者也都跟着立正。往往在一场报告中，他要多次提到“委员长”，这样台上、台下也就会不断地发出整齐的皮鞋碰击声。这一充满个人崇拜意识的做法，在国民党军队中，竟自此一直流传下去。他还严格执行蒋介石关于“每天早晨一定要向国旗、党旗敬礼，唱代表党和国家的党歌，以养成爱国家和党的心理与习惯”的指示，一丝不苟。
陈诚以团长的身份，向军训团作了一系列的报告，对学员实施政治训练。早在军训团正式开学前，他就在军训团教官和顾问会议上作了《剿匪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报告，总结了以往和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在第一期开学典礼上，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办的意义》的讲话中，要求大家发扬黄埔精神，“复兴革命”，“从落伍中自救出来，从颓丧中振奋起来”。在训练过程中，他要求学员们熟读、熟记《剿匪手本》、《训练要旨》的内容，每天对学员实行口试。此后，他先后向训练团作了《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剿匪》、《带兵的要旨》及《现代军人应有的精神》等讲话，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信仰领袖”、“不成功便成仁”等思想与理论。在这些讲话中，陈诚对蒋介石的吹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称蒋介石是“革命者的师表”、“军人的灵魂”；认为除了蒋介石，“中国找不出第二个领袖”。
蒋介石、陈诚也十分重视军训团的军事训练。他们总结出红军作战中采用的四种主要形式，即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为此，他们将军训中的基础训练概括为六项原则、四大要素、三个口号、两项要旨和一个要诀。“六项原则”针对红军的四种战术形式而制定，即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四大要素”为确实、迅速、静肃、秘密；“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两项要旨”系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一个要诀”则为服从命令。
在军训团的军事演练中，射击被陈诚作为主要的作战手段受到重视。每期军训团的学员都要经受严格的个人实弹射击和班排战斗射击演习。关于射击，陈诚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演算。他设想：如用10发子弹打死一名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发子弹，可以打死20名红军，则每团以1000枝枪计算，便可打死2万名红军；只要用10团人，便可将红军全部消灭了。他又设想：如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名红军，一小时放12枪，就可以打死12名红军，则3000人用6小时便可以打死21.6万名红军。如此算来，陈诚认为，本来只需要千把名战斗兵力便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但是，国民党当局集中了几十万大军也没有能“消灭”红军，这是为什么呢？陈诚“顺理成章”地将其归结为“国军”的射击指挥与射击能力的不适应。陈诚以如此夸张的统计，强调射击在实战中的重要地位，这也许是他特有的教育方法。
每期军训团都要经过连演习、营演习、团演习的实地演练。到团演习结束，整个军训团的军训任务也就大致完成了。
每期军训团结束，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蒋介石、陈诚给每个学员发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本《剿匪手本》；另由蒋介石赠发每人短剑一柄，供“不成功，便成仁”之用。
1933年夏季由陈诚任团长的军训团共办了三期，共调训学员三千余人。
此后的几年中，国民党军事当局，差不多每年都在庐山或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陈诚则是每期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1934年夏季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兼教育长，共举办三期，训练对象为国民党军备部队校级以上军官。陈诚对担任由蒋介石亲兼团长的军训团副团长，深感自豪。此时他已担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和第三路军总指挥职务，其下级本可尊称其为“总座”；但他并不高兴这样的称谓，而对按军训团副团长一职称其为“副座”或“副团座”，却非常得意。因为这一称呼直接显示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正副关系。1935年夏季，陈诚奉调到四川峨眉山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任教育长兼办公厅主任，专门训练川、滇、黔三省军、政、教界的官员。此后，1936年、1937年，军事委员会又在庐山举办了第一、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陈诚均为实际主持人。1937年的庐山军训团，因淞沪抗战爆发，提前结束。
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是陈诚军事生涯中的重要一页，也是他一生中较为风光的片断。
缓报战况的奥秘
一次损兵折将的战斗，由于陈诚精心选择向蒋介石报告的时间，竟赢得了新的政治资本。
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四周的边界，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对峙。双方对阵、交战已有四五个年头。现在，国民党军方面，已经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调集100万大军，编制了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战斗序列。红军方面，则大量扩充部队，“左”倾领导者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口号，执行着一条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
陈诚在最新制定的战斗序列中，担任北路军第三路军的总指挥。由他指挥的部队共有3个纵队、19个师（旅），比北路军中其他两路军所辖部队的总和还要多。显然，这是“围剿”序列中的主力部队。
10月4日夜12时，陈诚属下的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第三十四团、三十一团和第五师的第二十七团，由黎川出发，向赣闽边界的洵口地区实施游击侦察。
这天正好是中秋节。一轮明月，将清淡的光洒向南国的土地。秋虫唧唧，凉风飒飒。
葛钟山率领的三个团，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夜行军，于次日清晨到达目的地。葛钟山照例向周拍发去“平安电”：
职率先头部队，晨六时半到洵口及石硖，据土民云，匪大部于江（3）日晚向牛田、塔下方向窜去，一俟派赴莲塘、飞鸢方向侦探归还，如无殊情，职拟经番上归回。
上午10时，周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这份电报，便将它搁置一旁。这是例行公事。
就在周觉得平安无事的时候，在洵口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葛钟山率领的三个团部队，在飞鸢以东的山岭间，与红军中刚刚组成的东方军遭遇。
红军的东方军以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为基干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
19个月前，陈诚与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曾经在赣州交手；如今，他们又一次在洵口相遇。所不同的是彭德怀在赣州失利了，而在洵口却占了上风。他们之间在江西、福建这块土地上，鏖战四年，经历了数不清的大小战斗。
10月5日中午。飞鸢山中。密集的枪声中夹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冲锋号声、呐喊声，声震山谷；阵阵浓烟夹着泥土，尘土飞扬。
一边是到洵口来游击侦察的国民党军葛钟山旅，一边是向黎川进发的红军东方军部队。双方都没有准备，是一场突然发生的遭遇战。只是红军东方军兵员众多，地形熟悉，情报准确。
下午4时，周接到葛钟山发来的第一份战报，内称：
得翁团（即第三十四团）报告，在飞鸢东山中忽发现匪五六百向我猛射，何团长（第三十一团团长）受伤，已令蒋团副代理，现三十四团、三十一团正与其对战中，已令段团（第五师之第二十七团）之一营至前方策应，但匪主力仍未明。
周的表情，迅速由平静转变为震动。他急令将葛电转报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
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的参谋处，熟练地在把周电报呈送陈诚审阅时，附上了转报南昌行营和蒋介石的电文稿。这也是例行公事。什么规模的战斗需要上报，什么规模的战斗不需要上报，他们能得心应手地处理。三个团投入战斗，一名团长负伤，这个规模已经具备了向最高当局报告的条件。
陈诚在敏捷地阅完周来电和参谋处所拟电稿后，凝思片刻，果断地在拟发电稿上批了“缓发”二字。同时命令周迅速驰援翁团，命令霍揆彰率第十四师即向硝石方向推进，相机策应周第六师。
陈诚打算等待有利于第三路军的战况出现后再向中枢报告。
洵口不断恶化的战况，使陈诚的等待变得漫长而黯淡。
在周的战地日记中这样记着：
7日，葛旅长报告：“晨六时，共军发现于西南各地高地，现在与其激战中，本旅决心固守洵口。”
师部与葛旅长及第三十四团联系中断；葛钟山被俘。
9日上午，第三十四团排长关占魁率两名士兵从洵口潜出，送交翁国华团长的报告：该团现仍困守洵口东端村庄，除在阵地上伤亡者以外，仅村内已伤亡两百人左右；若强行冲击，恐伤兵、械弹及人员将全部损失。
周不断将战况报告陈诚。
战斗的败局，已经愈加明朗。
按常规，此时又是该向蒋介石报告的时候。然而，陈诚仍旧不上报；只是亲拟了一份电报交周转翁国华团长，勉励他继续坚持，固守待援。
陈诚有自己的算盘。他认定，目前的局势，不是向蒋介石呈报的最佳时机。
周根据陈诚的指示精神，组织了“奋勇队”，前往洵口援救翁团。到10日下午4时，第六师的“奋勇队员”方将翁国华团的少数残余部队救出，并抢回部分伤员。第三十一团、二十七团已被红军全歼。陈诚默默地祈祷战局出现转机。
忽然，作战参谋送来了周师长的电报：
翁国华团已偕奋勇队员脱险回黎。伤员经官兵乔装潜往，并重资雇用土民，已陆续运回数十。
陈诚阅后，拍案叫好。他希望的“英雄人物”和“英雄团队”终于出现了，这就是翁国华团长和他的第三十四团。
延缓了六天的战报，终于从第三路军的总指挥部发往南昌行营和蒋介石处。陈诚在电文中说：
溯自围剿红军以来，因各级将领缺乏坚强意志，不能坚持最后5分钟战斗，以至每次战役率皆功败垂成，功亏一篑。兹者翁团长国华，以一团之众，御十倍之敌，凭藉简易工事，坚持作战，率挫强敌，全师而归，为围剿以来所未有。此种忠勇精神，实堪嘉奖。
他建议将翁国华补葛钟山缺，提升第十八旅旅长；营长以下官兵，分别论功行赏。
这份电报，名为褒扬第三十四团及其团长翁国华，实为树立第三路军的军威。
陈诚兴奋地对身边的秘书说：
“翁国华是好样的，使敬之（何应钦）、天翼（熊式辉）知道，第三路军还有能打仗的人。”
陈诚的电报起了作用。
第二天，蒋介石即复电，照准翁国华晋升旅长。旬日之后，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率领的慰问团来到南城，授予第三十四团中央党部特颁的荣誉旗。第三十四团共领得奖金5000元；全团营长以下的各级官佐，均有擢升。
一次险恶的、损兵折将的战斗，由于陈诚精心选择向蒋介石报告的时机，竟赢得了新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声威。
实践碉堡战术
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不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伸展。陈诚部队前进到哪里，碉堡就筑到那里。
1934年，是国共两党、两军在血战中决定命运的一年。蒋介石决定采用德国顾问提出的“碉堡战术”。这一战术的忠实实践者便是陈诚。恰恰在这时，红军内部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断送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根据地，红军被迫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
蒋介石总结四次“围剿”苏区失败的教训，决定在第五次“围剿”中，采用碉堡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决心用成千上万的碉堡，纵横交错的公路，构成严密的封锁网，不断收缩，把中央红军困死在日益缩小的中央苏区。
陈诚用心领会了蒋介石决定实施的碉堡战术，并把它编成四句口诀和两句口号。
口诀是：“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
口号是：“堡成民安”；“路到乱清”。
口诀中渗透了稳中求进的思想。
口号中强调了筑碉和修路的重要性。
这六句话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化成千万只“乌龟壳”和蛛丝般的军用公路。它们的存在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是一个威胁。
这种战术被红军称为“乌龟壳战术”。有一次，陈诚部队在战斗中猎获了一些红军的《红星报》。有一份报纸画了一只伸出头来的乌龟，被一把刀斩为两段，表明了红军对“乌龟壳战术”的蔑视。“总座，请看一份敌人的报纸。”参谋神情严肃地呈上卷宗。
陈诚打开卷宗，翻阅报纸。他的目光滞留在那幅斩杀乌龟的漫画上。
“好吧，且看最终是不是乌龟跑到狡兔的前面。”他苦笑着说。
“乌龟”开始缓缓而行。
蒋介石在他的南昌行营，主持制定了《第五次围剿计划》，其中规定：
以政治配合军事，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及组训民众之原则，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防止匪军流窜，逐步缩小包围圈，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并以北路军为进剿之主力。
陈诚深知，自己所指挥的北路军第三路军，是“围剿”部队的主攻部队，是主力之主力，尤须按照中枢的战略、战术思想，深切领会。于是，他制定了第三路军的作战计划：
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本封锁围剿策略，先完成必须封锁地带（纵方向或横方向）之碉堡区，截断其赣东与赣南之联络线，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各纵队非万不得已，决避免决战，以免被匪各个击破，而达成预定计划，最后一举歼灭之胜利。
这是一个大杂烩。它重复了蒋介石关于“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口号；又可以看到红军“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的痕迹。当然，战争双方，不断吸取对方有用的战术思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常有的事。
红军内部出现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帮助陈诚取得了部分战斗的胜利。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奇迹。
蒋介石的碉堡战术，取自于德国的军事顾问。
抗击碉堡战术的红军，他们所执行的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又受到了一名德国军事专家李德的鼓励和怂恿。
两支进行着生死决斗的中国军队，竟然都由德国人在做他们的军事顾问。
陈诚依靠碉堡战术和红军本身的失误，在1933年10月至11月间，顺利地击退了红军对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的进攻。
他踌躇满志。挫折来临。
11月14日子夜，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第一军团和董振堂、朱瑞率领的第五军团，趁着初冬的暗夜，神秘而迅速地从见贤桥穿过了由陈诚所部第九十七师守备的封锁线。
没有放枪，没有交火，但同样是一场战斗，而且分出胜负。
红军灵活机动地穿插于国民党军大部队之间，这本是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然而，此时此刻，却不能再容许发生这种现象。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已三令五申，要求各部队以密集的碉堡，严密封锁红军。
蒋介石的命令到了：
对封锁碉堡楼区配备，应采取欧战（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斗群式配备，增加碉堡个数。每个碉楼守备兵力减少为一班，最大一排，星罗棋布，形成面式地带。
蒋介石的命令是发给各部队的。意在不言中。它既是与红军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又包含了对陈诚及其所辖部队封锁不严的批评。
陈诚严令所属部队，必须加强碉堡封锁线，各碉堡群间的距离不得超过2里，每碉堡群容兵1个排，由3个以班为单位的碉堡连锁成群。
在陈诚的严令下，第三路军在整个冬天，筑成了跨越闽赣两省的光泽—黎川—南丰封锁线。这个冬天，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当鲜花迎来又一个春天的时候，陈诚指挥部队，沿盱江筑碉，稳扎稳打，矛头直指中央苏区的战略要地广昌。
这时，给红军当顾问的那个德国人李德，并没有给红军出什么好主意。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人提出：
“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
红军在广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
1934年4月28日，陈诚的两个师冒着倾盆大雨，攻占了广昌。为了争夺这个城市，陈诚的第三路军伤亡了2400余人，而红军的伤亡则有5500人之多！
苍天为牺牲的红军战士哭泣，暴雨为苏区人民倾诉不平。
冒险主义路线结出了恶果，碉堡战术显示了它的价值。
在陈诚的指挥下，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不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伸展。在地图上，黑色的箭头，自广昌分为两股，分别指向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石城和宁都。陈诚的部队前进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碉堡就筑到哪里。
可悲的是，红军那边，在那个代表共产国际、掌握了实权的德国顾问指挥下，也在大筑碉堡。
似乎德国人天生喜爱碉堡。
红军的指挥者，完全不顾自己的实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采用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战术，那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筑了那么多碉堡，难道背着走？
陈诚指挥的“乌龟壳”经过大约半年的爬行，终于抵达中央苏区的重镇石城附近。10月6日，陈诚的嫡系部队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首先攻进石城。
次日，即10月7日，中央红军的领导机关痛苦地决定：由各军区地方机关接替各线的防御任务，主力红军向兴国、雩都、瑞金等地集结。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为了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他们不得不洒泪告别共同战斗了五个春秋的苏区和人民。
10月下旬，陈诚指挥部队占领宁都。这时，红军已经正式开始突围，中央苏区已没有重兵把守。
11月底，蒋介石撤销了第五次“围剿”的战斗序列。陈诚被任命为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指挥部队日夜赶修公路、碉堡，以巩固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占领。
西安被拘
慌乱中，陈诚钻进一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中暂避。因此，他被寻获的时间，比别人都要晚。
1935年至1936年间，在中国大地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运动，交织进行。一边是中国工农红军走过千山万水，胜利会师陕北，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一边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肆无忌惮的挑衅和掠夺。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分裂了10年的国共两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重又逐渐接近，酝酿着新的合作。
1936年冬天，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陈诚与蒋介石一起，经受了一次“危难”。
12月7日，古城西安寒风凛冽。一列南下的列车，把委员长行辕参谋长兼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送到离西安25公里的临潼。他在华清池向坐镇这里“进剿”的蒋介石汇报了晋绥军情后，便驱车驶往西安城里，下榻于西京招待所。
东道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赶往西京招待所，看望陈诚。
“辞修兄，我看中央对绥远日伪军的动作，主要仍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时，应即联俄容共。”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对政局的看法。
“汉卿兄差矣。中央对于绥东战事已有明确的作战方针，即对整个国防也有了确实的准备，一至适当时机，即可决然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陈诚对于蒋介石的抗日确信不疑，他接着说，“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
张学良带有几分挖苦的意思连说：
“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
次日，张学良再次来访陈诚，态度比昨日更为激烈。也许，这位年轻的将军，是来故意说给陈诚听的。他以严肃而怨愤的口气说：
“我的抗日之志决不动摇，若中央能够容共我亦有把握；可惜委员长不能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突然激动得站了起来。说：“委员长近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即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
陈诚已经觉察出张学良的苗头不对，但也没有与他正面顶撞，只是好言加以劝慰。
随着西安政治温度的不断升高，蒋介石决定对蒋鼎文、卫立煌和陈诚三人委以新的重要军职，以指挥西北军事，控制局面。
9日，就在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蒋介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12月9日
蒋介石的这道秘密手谕，显然是为了制造一种神秘而朦胧的舆论，暗示张学良、杨虎城如不从命“进剿”红军，则将由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来接替他们指挥战事。
11日，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次长的陈诚，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将有动作的情报，随即赶到华清池见蒋介石。
“委座，据可靠消息，张、杨似有不轨之谋，为安全起见，敬请委座即乘今天陇海路特快车，离开临潼。”陈诚讲这番话的时候，诚恳而又有些紧张。
“辞修，不要这么紧张，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也暂时不要离开西安。”蒋介石比陈诚要镇静得多。
陈诚的情报是准确的。张、杨已经决定，在今夜实行兵谏。
当晚，在西安通往临潼的公路上，军车奔驰，摩托穿梭。准备执行任务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已经集结在华清池和西京招待所附近待命。
与此同时，两个高级的宴会分别在华清池和张学良公馆举行。蒋介石在华清池宴请张学良，作陪的有陈诚、陈继承、陈调元、卫立煌等中央军高级将领。杨虎城、邵力子则在张学良公馆邀宴到陕的南京国民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宴会上灯红酒绿，笑语欢声。宴会外，紧锣密鼓。这时距离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事变，已经只剩下了最后几个小时。
12日拂晓，天刚蒙蒙亮，大地一片寂静，古老的西安城还在沉睡。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由东北军派兵包围华清池，将蒋介石扣留；第十七路军则将住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一概予以拘捕。
对于陈诚被捕的经过，说法不一。
陈诚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清晨5时许，正在准备起床之际，忽闻外面有嘈杂声，即出卧室，拟察其究竟。当询问茶房，谓有军队开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入室，将机密文件，稍行收检，即复出外，由一茶房引导至彼等卧室暂避。”
但其他资料却说：陈诚在知有异动后，首先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撕碎，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于慌乱中，闪进大餐厅后面的一间烧火室，钻进一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中暂避。
其实这个细节，与西安事变的历史，并无多大关系。也可能是陈诚自己为了叙述更加得体，将情况作了一定的修饰；也可能是别人为了渲染其事，编造了一些情节。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于陈诚的躲避，他被寻获的时间比别人都要晚。
早晨7时左右，当他被第十七路军特务营长汪国鑫押至大厅时，其他的军政大员都已齐集。同时被拘押者有：内政部长蒋作宾、军事参议院议长陈调元、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绥靖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刚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身份由欧洲各国访问归来的蒋百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陈继承、第二十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等。此时的陈诚，满身尘土，面色苍白，形容尴尬，俯首呆坐。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领教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9点多钟，张学良带着拟好的《八项主张》通电稿，来到西京招待所。他向中央各大员说：
“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告去找委员长。”
接着，他便念了通电稿的全文。念完，他再次动员说：
“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果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
中央各大员，虽并不同意这个通电，但在身不由主、生死莫明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拒绝在通电上签名。他们还是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诚当然也不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杨在这篇通电中，指责蒋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并宣告对蒋介石实行“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蒋介石的这批文臣武将，却在这样的通电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午后，陈诚等人由大厅回到各原住室。陈诚入室后发现，家具及杂物零乱，个人衣服亦多不见，显已被搜查、没收过。正疑惑间，突然一军官入内，态度友善，问道：
“老师，可认识学生否？”
“噢，想不起来了，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陈诚客气地回答。
“学生曾在庐山受训，现在东北军供职。”说着递过一张印有“何镜华”名字的名片。
“请告诉我委座现在何处？平安否？”陈诚急不可待地问。
“委座已在骊山寻到，身体平安，现住新城大楼。”何镜华爽快地回答。
陈诚还想再打听些情况，但在一旁负责监视的杨虎城部军人似有干涉之意，遂不便再问。
何镜华走后不久，张学良来到陈诚房间。他一进门便拱手对陈诚说：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
陈诚即向张表白说：
“我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惟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
“委座安全，绝无问题，无论如何，我要负责保护，现已接至新城大楼居住。不过他的脾气太坏，完全不准人家说话。”张学良以十分坦诚的态度回答。
正当张学良匆匆准备告辞的时候，陈诚突然脱下手表，取出钢笔、小日记本等物，凄惨地对张说：
“如果委员长遇害，你就早一点把我枪毙。这是我随身的一点用品，请交内子谭祥，给她留作纪念。”
张学良摇头不接，并报以微笑，似乎在说：“不需要如此。”陈诚估计，自己暂时还不致遇害。
晚餐各人在住室用餐，每人白饭一碗、菜一盘；夜间亦无暖气，每人仅一床毛毯，且房门不许关闭，室外卫兵巡视、交接班不息。
13日，这是陈诚等人当囚徒的第二日。
张学良又来遍访各室，并与陈诚再次唇枪舌剑。
“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无论如何，我们的八项主张需要贯彻，蒋先生如能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仍旧拥护他。”张学良的态度恳切而又委屈。
“如此说来，究竟是你服从委员长呢？还是委员长服从你呢？”陈诚反问。
“并不是谁服从谁，大家要服从民意。现在民意要抗日，任何人不能阻止；民意不赞成内战，任何人不能反对。”
“你以为这种做法，能得到民众的同情吗？我看你还是应当早日送委座回京。”
“你所谓早日送委座回京，那也没有这样简单！”张学良不甘示弱。
14日，陈诚见到张学良时，说：
“在我的皮夹中有两份函稿，请代为寄回武昌，留为日后纪念。”
张学良笑答：
“那不能寄回去，恐怕你的夫人认为是你的遗物。我已致电尊夫人，告兄在此平安。”
15日晚，陈诚等被命搬至仁寿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宅邸，陈诚与朱绍良以及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共住5号院。进入这个新的住处以后，陈诚环视四周，只见室内有木床、沙发、桌椅、火炉，桌上放有毛笔、墨盒，厅中有衣柜、大沙发、方桌、火炉，家具一应俱全；但是，令他十分不快的是，每室有便衣3人监视，整个院内有10名武装士兵守卫，墙高数仞，后院的水井亦被封闭，这些又显示了他的囚徒的身份。
后来，张学良又派副官送来两件东西：一件是每人分送《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各一册，另一件是每院送麻将一副、每室给银洋200元，以资消遣。陈诚对马列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又不会摆四方阵，因此对于此两件赠物，只能是哭笑不得。
21日，张学良又出现在仁寿里5号院，一见陈诚便说：
“辞修，今后两三日内，我不能来看你们了。”
“汉卿，什么原因？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陈诚焦急地问。
“我要到前方去指挥部队。中央军开过来了，而且进攻甚急，已经将驻华阴的一五师部分官兵俘虏过去了。”张学良并不忌讳把这些军情告诉对方。
“我早就说过，你这样做，要分散抗日的力量，成为爆发内战的祸首。”陈诚提醒张学良。
张学良愤愤地说：
“中央军要打我们，那我们没法不打。”
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不懈努力，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和支持，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飞回南京。
26日晨，在飞机由洛阳起飞前，蒋介石试探着对张学良说：
“汉卿，是否给西安发个电报，让陈诚、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四人先离陕？”
“可以，现在事变既已和平解决，当立即将全部要员送返。”张学良的回答非常爽快，超过了蒋介石的要求。
他立即发急电给杨虎城：
“请将留陕中央要员，一律送返南京。”
中午，杨虎城来到仁寿里1号万耀煌夫妇居住的客厅，陈诚及其他各大员亦均来此。杨虎城坐下后，连声说：
“实在对不起各位，许久不来，实在不好意思。”
被监禁者，面面相觑，不知杨虎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杨虎城接着说：
“委员长接受我们的主张，所以张副司令亲自送委员长回洛，今天早上8时由洛飞京。”
在场的中央大员们听到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个个脸上都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这时，杨虎城又从口袋里取出张学良的电报，说：
“张副司令电嘱送各位飞京。”
大厅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杨虎城通知说：
“今晚兄弟在新城大楼设宴，为诸位压惊，务请赏光。明日派飞机送诸位返京。”
自杨虎城前来宣布张学良电报后，仁寿里各院内的监视者一律撤走；卫兵的任务也已改变，不再是看守和限制中央大员的自由，而是真正保护他们，使之不在离陕前夕发生任何意外。
陈诚忙着和自己的同院难友朱绍良、晏道刚在5号院内合影留念。他们三人穿一式中式棉袍，头戴齐眉的无舌绒帽。陈诚站在左边，基本为立正姿势，左足稍向前方伸开，虽为百姓装束，但仍可见其军人的风度。
当晚，陈诚等人在被拘押十余日后，第一次复为上宾，由东北军高级将领陪同，驱车开出戒备森严的仁寿里，往新城大楼赴宴。他们从车中见到，街口巷尾，到处是沙包、工事和铁丝网，哨兵密布，满街张贴着标语口号，充满紧张、动荡的气氛。
席间，蒋百里感叹地说：
“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正为我们写照。”
满座大笑。
27日晨，陈诚由杨虎城亲自陪同，乘车驰往机场，杨与司机并坐前排，陈诚被礼让后排；其他南京要员，亦分由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陪乘。
机场的欢送场面极为隆重。军乐大作，仪仗队一团列队致敬，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军、师长，总部处长以上将领以及杨虎城夫人谢葆贞等，均到机场欢送。
陈诚与诸大员同乘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巨型机，于9时45分起飞。飞机在西安上空低飞三周后，往东飞去。他们的侍从人员，则另乘一架福特巨型机，于稍后升空飞京。
身着戎装的陈诚，从舱口俯视机身下面的云彩与山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场富于戏剧性的事变结束了。
回首刚刚过去的日子，却犹如梦境一般。
衣锦还乡
陈诚与谭祥来去匆匆。他们的来和去，都在家乡引起了轰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带来了新的曙光。此后，国共双方都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增加接触。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
对于一直征战在沙场的陈诚来说，硝烟暂息，宁静重又来临。
1937年3月，谭祥此时和陈诚结婚已经5年，但是还没有到过青田老家。她要去拜见婆婆，也需要让陈诚家乡的父老知道自己的存在。她对陈诚说：
“辞修，你不是早就打算给父亲扫墓吗？我们是不是利用这大好的春光，到家乡去看一下，也好让我见见母亲。”
“好的，你做些准备，我们最近就动身。”陈诚爽快地答应。
不数日，陈诚夫妇从武汉出发，经南昌、金华而至丽水。
如果说，1924年春天陈诚回青田奔父丧，又逢夫人吴舜莲自杀，确有几分凄楚的话；那么13年后，他携夫人谭祥同归故里，则充满了喜庆和荣耀。
陈诚曾在丽水就读中学，这里有他的母校、老师和同学。正巧，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他的嫡系将领罗卓英，正率第十八军驻扎在浙南、丽水一带。有罗卓英在这里，使陈诚的到来更加威武、壮观。
当陈诚夫妇于3月15日抵达丽水时，罗卓英已派来部队负责警卫。军警林立，巡车不断，几乎半城戒严，好不威风。丽水城里的民众，抱着好奇的心理，都想看看这位本城中学生今日的风采。
陈诚夫妇来到母校省立第十一中学。
按理，母校和老师应当接受陈诚的叩拜。但现在，职级之间巨大的反差，却使母校和老师拜倒在陈诚的面前。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学校为陈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
陈诚、谭祥和罗卓英被作为贵宾，坐在主席台的中央。看得出，老师和学生们都为自己的学校能培养出这样的大人物，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陈诚被邀发表讲话。他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为题，一口气竟即席讲了三个小时。他有四年的“剿共”历史，除去那些不堪回首的败仗而外，能够吹嘘的内容自然也不少。
晚上，陈诚一行又出席了赵仲苏校长举行的宴会。席间，陈诚和罗卓英各捐款1000元，资助学校建设。
次日，陈诚一行由丽水前往青田高市。
在沿着瓯江蜿蜒伸展的公路上，两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军用卡车疾速行驶。轿车里分别坐着陈诚夫妇和罗卓英军长，军用卡车则载着全副武装的卫兵。
汽车在江边一处聚集着人群的地方嘎然停住。这里是高市地境，江南岸便是37年前陈诚出生的地点——青田县高市。一部分家乡的“代表人物”，过江来到公路边迎接陈诚；更多的男女老幼，集中在江南岸，等候着陈诚光临。
陈诚夫妇过江后，下榻于自己的公馆。
这幢二层楼房，是不久前陈诚刚请人为他营造的。它位于陈氏故居与高市小学之间，外层为砖瓦建筑，内部为木质结构，上下共有6间，有浴室、武器室、地下室等附属设施。室内是大红油漆地板，墙壁上挂着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对联、国画。陈设朴素大方。整个房屋，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特点。
陈诚公馆的门口，由第十八军的士兵荷枪把守。这本是罗卓英为了陈诚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但这样做，却阻挡了前来看望的亲友，许多人被阻在了门外。
陈诚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令身边的副官传达他的命令：“撤去门口的卫兵，只需在村中加强警戒即可。”
关卡解除了，来访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在家乡父老面前，陈诚显得格外谦恭。谭祥则不断根据来人的身份、年龄，赠送他们一些糖果、糕点或其他纪念品。从陈公馆里出来的人们，总是笑嘻嘻的。
正欢笑间，突然门外人声嘈杂。原来是为陈诚架设军用电话的士兵，在江面上不慎使江水入船，浸湿了船上的烟叶。船主叶作巢大声吵闹，要士兵赔偿。
陈诚请叶作巢进来面谈，客气地说：
“损失了多少钱，由我赔偿好了。”
叶作巢漫天要价。
陈诚感到恼火，但又不便发作。他对身边的副官说：
“将架线的士兵先行禁闭，听候处分。”
“是。”副官转身，准备执行任务。
叶作巢大声说：
“关了禁闭，烟叶一文钱也不能少。”
陈诚气极了，拿出军人的威风。他改令副官：
“把架线士兵拉出去枪毙，用性命来赔烟叶！”
人命关天。叶作巢怔住了。
站在一旁的亲友，也齐声相劝，终以较高的赔偿费了结了这桩官司。
陈诚夫妇稍事休息后，便去故居拜见母亲洪老夫人。谭祥还有一个任务。她要见见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的吴舜莲。
陈诚的故居，早已挤满了人群。
谭祥身穿枣红丝绒旗袍，足登式样新颖的牛皮鞋，随着陈诚，不断向乡亲们招手、点头，满脸笑容。
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谭祥，出现在这偏僻的山乡，那潇洒的风度、娴静的气质，使这里的人们叹服。
见到陈母，谭祥随陈诚亲切地叫声“妈妈”，并拿出从武汉带来的衣料、糕点，敬献孝心。
母亲的目光，在久别荣归的儿子脸上，停了很久。
母亲记忆中的儿子不见了，面前的儿子已经成熟，额头上已出现了几条细细的皱纹，炯炯有神的目光已脱去了稚气，显现出老练和深沉。母亲笑了。
老人把目光转向谭祥，见她俊美、娴静、大方，气质、风度，舜莲远不能相比。作为母亲，她看待一切，都以儿子的幸福为标准。看得出，此时的儿子，和11年前回来时大不相同。他的心里是幸福的。母亲望着谭祥，微笑着点点头。是的，谭祥的仪表、言语、行动，是无可指责的。
当陈诚向谭祥介绍舜莲的时候，她异常亲热地拉住舜莲的手，叫了声“姐姐”，并且也送给她一份衣料和糖果。
舜莲的表情有些迟钝。看着这位取代了自己、而又神采奕奕的陈夫人，自愧不如。此时此刻，她才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在一场婚姻角逐中失败。
第二天，陈诚到自己的另一所母校——高市小学参观。
学校就在陈公馆对面。校长李伯棠召集了全校师生员工，听陈诚训话。
两年前，陈诚曾经亲自给这个学校拟定了校歌的歌词，内容是：
学校是我们的第二家庭，
他指导我们做人的方针。
莫忘了前辈缔造的艰苦，
莫忘了父兄期望的精诚，
尊师力学，日新又新，
忠党爱国努力前程，
做一个健全的国民。
现在他有了机会，当面给大家讲解每一句歌词的含义。
小学生们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位学长，似乎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将来也会成为将军吗？
之后，陈诚夫妇由弟弟和弟媳正修夫妇陪同，去村后黄山头祭扫父坟。他们携带了鲜花、果品前去供奉，并且虔诚地向着坟墓行鞠躬礼。敦厚、正直的希文先生，已经在这块依山傍水的地方安息了13个年头。
谭祥在告别这个瓯江之滨的山乡之前，再三邀请婆婆住到儿子那边去。同时，在她的筹划下，陈诚同意在青田县城为舜莲建造一幢寓所。谭祥不希望婆婆同这个“前任”媳妇住在一起。因为这在形式上，威胁了她自己的存在。
后来，陈诚在青田城里新寺巷，为舜莲专门修了一幢新式二层楼房，门楼高大，庭院幽雅，专供她一人居住。舒适的住房，并不能弥补舜莲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损失。她得到的是一座栖身之所，失去的却是一个世界。
陈诚夫妇在青田总共停留了10天。3月26日，他们离乡返抵南京。
陈诚与谭祥来去匆匆。他们的来和去，都在家乡引起了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