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采用荀彧轻装奇袭的策略，大军推进迅速，当刘琮的使者拿着当初皇帝赐给刘表的汉节，前去迎接他时，曹军已到达处于荆州边防区域的新野。使者的突然出现，反倒将众人给吓了一大跳，甚而怀疑其中是否有诈。
正在猜疑不定之际，一位名叫娄圭的随军谋士分析说，现在天下纷争，谁都想凭借王命，抬高自己的身份，刘琮把汉节都拿了出来，足以证明他是诚心投降的。曹操认为言之有理，这才接受了刘琮的归降。
假如刘琮不是降曹，而是要抵御的话，除了可能会设法和刘琦言归于好外，他所能联合的主要力量便是刘备。
刘备当初和曹操联兵击灭吕布，曹操给予他最高规格待遇，刘备本可以顺势依附于曹操，在曹操下面做一个资深望重的大员，但刘备志不在此，终于还是叛曹而出。从那时候起，他和曹操便已成不可复合之势，也就是说，即便他再次投降曹操，曹操亦难以相容，所以他对于曹操，无论双方兵力对比如何，都会抵抗到底。
刘表在世时，为利用刘备替自己抵御曹操，先让他驻军于新野，后又让他移驻樊城。利用这段时光，刘备招兵买马，军队数量有了一定增加，尤其重要的是，就在郭嘉去世的当年，诸葛亮正式入幕，刘备身边从此也有了一个超重量级的谋臣。
即将飞起来的节奏
刘备有抵抗曹操的意愿和决心，他所驻军的樊城在荆州治所襄阳的对岸，与襄阳仅一水之隔，曹军来攻，既可以分散其进攻部队，又可以与襄阳相互支援。奈何刘琮选择了不战而降，而且他在接洽投降时，居然也不及时通知刘备一声，刘备被完全蒙在了鼓里。与此同时，曹操一军佯动、一军奇袭的战法也的确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刘备始终未能及时察觉曹军的动向，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收到消息，也才知道刘琮已经投降。
刘琮降曹，使得刘备据守樊城已变得毫无意义，他不但无法据樊城以抗曹军，反而有腹背受敌，被曹军和刘琮军夹击围歼的可能。无奈之下，刘备只得率部众向江陵方向撤退，他到荆州后也建立了一支水军，由关羽统率，在从陆路撤退的同时，他另派关羽率领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汉水至江夏，请刘崎予以支援，双方约定在江陵会合。
江陵乃军事重镇，刘表在那里屯集了军械、粮草等大量物资。在确认刘琮投降出于真意，襄阳已在己手的前提下，曹操也以其敏锐的嗅觉，预见到刘备必会退守江陵，利用江陵充足的储备物资和有利的地理位置进行抵抗。
无论如何不能让刘备抢占江陵，曹操当机立断，再次放弃辎重，率部轻骑直奔襄阳。到了襄阳后，得知刘备已经经过那里，他来不及抚慰荆襄的投降者，即率五千“虎豹骑”继续进行猛追。
曹操在平定乌桓后，便从内迁的乌桓人中大量挑选骑兵，编入自己的军队，乌桓骑兵由此成为曹军精锐骑兵的一部分，有“天下名骑”之誉。乌桓骑兵的佼佼者以及良马自然都会选入“虎豹骑”，这使得“虎豹骑”的奔袭和突击能力变得更为强大，在追击刘备的过程中，其行军速度已经达到了一天一夜三百多里。
面对优势敌军的突然出现，刘备为保存实力而撤往江陵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的队伍在行进速度上却很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所要背负的“包袱”很重。刘备在荆州拥有很高人望，在他经过襄阳时，就有很多不愿降曹的人前来归附，以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及至当阳，他的队伍已经有十余万人，辎重达到数千辆，但行动也因此变得极为迟缓，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
有人提醒刘备，说现在我们虽已有十余万人，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是士兵，也多数缺少甲胄，如果曹军追至，根本就没法御敌。他建议应赶快甩开“包袱”也就是老百姓，率军队急速确保江陵，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刘备所采纳，一方面他是本着“济大事以人为本”的想法，不忍心抛弃随行而往的荆州士民，另一方面，与他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也有很大关联。
刘备与曹军主力作战还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对于曹操向来猛打猛冲的作战风格，显然已经有所淡忘，他没有料到曹操在占领襄阳后，会马不停蹄，连续追击，更想不到曹军骑兵的速度竟然能快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即将飞起来的节奏了。
刘备顾小仁而轻大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三百多里对十几里多一点，这笔帐并不难算，当刘备退至当阳长坂时，终于还是被“虎豹骑”追上了。“虎豹骑”凶猛异常，刘军被打得大败，几至全军覆灭，虽然赵云从敌军中救出刘备的儿子刘禅，张飞据水断桥，这些后世演义中的精彩故事都真实存在，但却无济于事，最后仅刘备、诸葛亮、赵云、张飞等几十骑逃出，江陵亦为曹军所夺。
曹操占领江陵后，又通过招降等方式，将荆州南部的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纳入其治下，这样，整个荆州便只剩下了江夏郡尚为刘琦所控。
刘琮不作任何抵抗就举手投降，使得曹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在荆襄之役中取得了完胜。此事大出曹操预料之外，对于攻打荆州，他事先是做了准备的，以为荆州就算没有邺城那样难打，至少也得费上一番周折，没想到的是，事到临头，荆州居然如此简单地落入自己手中，这真是一个令人喜出望外的结果。
继平定河北后，曹操在荆州第二次大封功臣，共封侯十五人，刘琮以及劝其降曹的蒯越等人皆位列其中。刘琮除被封为列侯外，还被任命为青州刺史，青州刺史的前任袁谭被曹操所杀，不知道是因为忌讳这一点，还是留恋故土，刘琮请辞职务，要求继续留在荆州。曹操同意了，改任他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
刘表治理荆州多年，刘家在荆州有一定根基，曹操是不可能再让刘表的任何一个儿子在荆州担任实职的。谏议大夫爵禄虽高，其实并无实权，即便刘琮赖在荆州，哪里都不肯去，曹操对他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绝处逢生
曹军在荆襄之役中的出色表现，令天下为之震动。连远在益州的刘璋都被吓得战战兢兢，不得不臣服于曹操，除答应提供军饷外，还派部属张松前来向曹操表示敬意。
张松见刘璋无能，便欲借此机会另投明主。张松博闻强记，聪明过人，是益州的一个奇才，据说，曹操的丞相府主簿杨修曾在他面前炫耀曹操所写的兵书，张松只看了一遍，就能把书中内容暗诵如流。杨修非常钦佩张松，极力劝曹操予以接纳，但曹操见张松其貌不扬，又不拘小节，对张松很冷淡，张松只得悻悻而去。
曹操对张松的不屑，与他一贯视才如命的习惯相去甚远，与他多年前在官渡赤着脚迎接许攸的情境，更是形成了鲜明对比。张松当然也不是除了他这里，就无处可去，碰了钉子后，他即劝刘璋结交刘备并迎其入蜀，从而为日后刘备夺取益州埋下了伏笔。
骄矜自得、忘乎所以，这些词语很能概括彼时曹操的状态。事实上，他不但看不起一个在他眼里小小的张松，也同样瞧不上处于同一竞技场上的刘备和孙权。
本来曹军应该在江陵不作停留，继续乘胜追击，一举消灭刘备和刘琦，但曹操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决定就地进行休整。当然，即便如此，刘备也已经被他逼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绝境。
就在刘备惶惶不知所从的时候，孙权的谋士鲁肃找上门来，成了他的救星。
孙权征江夏，杀黄祖，下一步其实也就是要夺取荆州，但是曹操发起南征，让江东方面顿时有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感。在刘表的死讯传出后，鲁肃首先倡议与刘备联手抗曹，以防止曹操并吞江东，孙权立即表示同意，并派鲁肃以吊丧之名，前往荆州探听虚实。
鲁肃行至夏口，就听说曹军已向荆州进发，于是连忙昼夜兼程，加紧赶路，然而等他到了江陵，还是晚了一步，刘琮降曹、刘备惶恐南逃等消息接踵传来，曹军进兵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吃惊。本来鲁肃的使命之一，是安抚和笼络刘表旧部，以便共同对付曹操，这下就只剩联合刘备一项好选了。
鲁肃当即改道当阳，在那里找到了刘备。在遭遇惨败之后，刘备对自己的前途已极度悲观，鲁肃问起他今后的去向，刘备回答说打算去投奔自己的老朋友、苍梧太守吴臣。
“吴巨是个平庸角色，而且苍梧地处偏远，没准不久就要被别人吞灭，怎么能去依托他呢？”鲁肃力劝刘备不如与孙权结盟，共同抗曹。
刘备所谓投奔吴臣云云，其实并非真心话，只是他正值落魄之际，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当着鲁肃的面，有些话实在不便出口。现在鲁肃提议结盟，无异于给了他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当然是求之不得。诸葛亮向来主张孙刘联合抗曹，见状也主动请缨，说：“事情很紧急了，请派我去江东向孙将军求救吧！”
刘备立即结束南逃，抄近路赶往汉津。关羽的水军恰好也赶到汉津，刘备等人于是乘船渡过沔水，与刘琦部合兵一处，一同前往夏口。
到了夏口，刘备一面按照鲁肃的建议，率部进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以便更加靠拢孙权，一面派诸葛亮随鲁肃一同去柴桑拜见孙权。
孙权正处于极度的焦虑和踌躇不安之中。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从上游击下游，以及争上游、控下游，乃基本的兵家常识，甚至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时代，太平军打官军，湘军打太平军，也仍然遵循着这一常规。处于长江中上游的荆州，对位于下游的江东而言，相当于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一道屏障，如果荆州大势已去，江东也将陷入无险可恃的被动局面。
孙权本有占领荆州的意图，这样一者可扩大地盘，二者荆州既为自己所有，排兵设防更好把握，但他除了派兵攻伐黄祖外，迟迟都没能将这一意图付诸之实质性行动。归根结底，孙权不具备父亲孙坚、哥哥孙策那样直接驰骋疆场，所向无敌的超强武略，对于能不能如愿拿下荆州，他心里没底，所以就不得不一再犹豫观望。
假如下不了决心武力夺占荆州，还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即联合以刘表为首的荆州各方势力，共同防御曹操。可是孙权对曹操的警惕性又不够，就连曹操在邺城开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曹军即将南下的信号。
直到曹操的南征正式开始，孙权才有所清醒，忙接受鲁肃的建议，派他前往荆州，但为时已晚，曹操出击神速，在短时间内便得以坐拥荆州全境，陈兵长江。
在失去上游屏障的情况下，江东的千里江防已无险可守，曹军只须突破长江上的任何一处要地，便可直接锲入其腹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控制荆州也就等于控制了江东。
诸葛亮不愧是第一流的谋士和辩论家，一见孙权，就迅速捕捉到了对方那种惶恐不安、犹豫不决的情绪。他大胆地采用激将法，对孙权说，我为将军你着想，如今应量力而行，觉得能打，就马上同曹操断绝关系，不能打呢，就干脆放下武器，捆起甲胄，趁早向曹操称臣投降。
孙权被触及心病，当然很不高兴，于是反唇相讥：“先生既然这么说，那刘豫州（指刘备）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要的就是孙权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他引用秦末田横至死不肯向刘邦投降的典故，说田横不过是个凭借勇力的壮士，尚且坚守气节，我家刘豫州乃皇室后裔，出身和地位非田横可比，就算最后天意弄人，导致事业不成，也决不可能屈服于曹操啊！
孙权时年只有二十六岁，比诸葛亮还小一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同时又肩负着如何把父兄的基业传承下去的重任，诸葛亮的激将法一加码，他果然就忍不住了，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不能把全吴之地和十万兵众奉送于人，我决心已定，抗击曹操！”
问题的关键
发完誓言，该面对的现实问题还是无法回避。
“除了刘豫州，也没有其他能够一同抗击曹操的人了。可是刘豫州新败之后，能够抵挡得住曹军的进攻吗？”孙权担心地问道。
孙权的质疑中其实还包含着另外一层不便启齿的意思，即刘备已在长坂被曹操杀得落荒而逃，眼下怕是都剩不了几个兵了，所谓孙刘联盟，最后可能还得江东一家挑重担。
诸葛亮对此早有准备。以刘备目下的状况，与其说是结盟孙权，倒不如说是投靠孙权更好，诸葛亮出使江东，不仅是要促使孙权下定抗曹联刘的决心，同时为今后刘备的处境和利益着想，也必须让孙权知道，他和刘备的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平等的，绝不存在谁单方面依赖谁，或者谁欠了谁的情况。
诸葛亮首先大方地报了一下家底：刘备虽然在长坂打了败仗，但原先被打散的官兵已陆续来归，加上关羽所带水军，计有万人，除此之外，刘琦与刘备如同一家，前者在江夏的驻军亦不下万人。
诸葛亮这是在告诉孙权，刘备手上的机动兵力尚有两万之众，完全具备继续和曹军作战的能力，你联合刘备抗曹，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绝不会吃亏。
刘军能够挡得住曹军的进攻吗，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孙刘联军在未来的战役中是否有击败曹军的机会？这是问题的关键。
诸葛亮认为，曹军远道而来，长途跋涉，已经非常疲惫，以追击刘备的“虎豹骑”来说，一天一夜三百多里，固然是很厉害，然而那么一趟跑下来，战马和骑兵必定也累得够呛。
“强弩之末”，诸葛亮如此评价看上去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曹军。的确，曹操在占领江陵后，没有第一时间继续追赶刘备，固然主要缘于他骄傲自满，但部队契需休整，恐怕也是他不能不予以考虑的一个方面。
曹操军事上的弱点不止一处。曹军以北方军队为主，骑战是其优势，但不习水战，而以北方的地理环境和条件而言，造舰和训练水军均非易事。先前曹操虽在玄武池训练水军，然而满打满算，也仅仅才训练了半年，在半年时间和有限的场地内，要想训练出具备良好水上作战素质的大量水兵，其结果非常值得怀疑。更何况，池中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与江上相比，在气候环境、风浪程度等方面，二者实有天壤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池中训练水军亦有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之嫌。
此外，刘备在荆州虽兵微将寡，然而却大得民心，在其撤逃时，那么多荆州士民紧紧相随，不离不弃，就可以大致了解民心所向了。如今荆州民众表面看似已归附于曹操，实际只是被武力所迫，并不是真心臣服。
诸葛亮指出，曹操有如此多软肋，孙刘联军不难取胜，前提是孙权须派出一员猛将，统兵数万，和他们并肩作战。
当初刘备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曾为他分析天下形势，预计今后曹操、刘备、孙权有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可能，现在他认为这个条件正在成熟：如果曹操被击败，必然将乖乖地退回北方，到那时，孙刘两家的势力都会增强，鼎立而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江东自然可保无忧。
“成败的关键，就在今日！”诸葛亮为他的雄辩做了最后的总结。原本举棋不定的孙权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于是决定同部属们进行计谋，以便商量具体的联盟和作战方略。
没那个必要
对于刘备投靠孙权，乃至孙刘联合的可能性，曹操并不是毫无预见。各个击破曾是曹操过去经常使用的招数，近如对付袁尚、袁谭，远如对付吕布、袁术，均屡试不爽，如果需要，他也同样可以故伎重施，对孙李进行离间。
不是曹操想不到，是他认为没那个必要。
曹刘交战，刘备就从来没有赢过，可谓是逢曹必输，长坂一战更是被打得一败涂地，曹操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部队只须沿江而下，即可将其彻底击败。
刘备就算再不济，毕竟还具备在北方转战十余年所积累的经验和阅历，拥有和曹操以及袁绍、袁术、吕布等共论英雄的资格。孙权只是继承了父兄打下的基业，他自己是能打还是能杀？之前征伐江夏得手，想来也不过是黄祖无能，兼赖孙权部属之力而已。
连老江湖刘备都屡战屡败，孙权自然更非对手，这应该是曹操当时所秉持的另一个想法。在他的盘算中，对于孙权，实在不行，也只要大兵压境，适当恫吓一下，这位见世面不多的小儿，应该立马就会俯首听命，像公孙康献袁尚人头那样，乖乖地把刘备脑袋割下送来。
曹操是怎么想的，他的多数属将们就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刘备不过是在步袁尚的复辙，就算跑去江东，最后终究还是要为孙权所杀。
曹操君臣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如此认识，自然并不奇怪。要知道，公孙康的事情离得不远，公孙康可以杀袁尚，孙权为什么就不能杀刘备？这不是什么虚构的臆想，是经验之谈啊！
唯有随军谋士程昱的判断与众不同，按照他的分析，孙权不仅不会杀刘备，而且必然与之联合。
孙权能够将父兄之业承接下去，表明他这人是有谋略的，但他接手江东不过才八个年头，而曹操从起家到征服荆州，已经有二十年了，比他的两倍还多，加上曹操如此快就克服荆州，孙权不能不对之敬畏有加。然而也唯因如此，知道光靠自己难以抗拒曹操，孙权才有联手刘备的必要。
孙权不是公孙康，刘备也不是袁尚，这是事情的症结所在。当年刘备尚依附于曹操的时候，程昱便力主杀掉刘备，就是因为他深知刘备素有英名，勇而能战，手下的关羽、张飞又都是“万人敌”，一旦给他们以机会，潜力是难以想像的。
刘备既坐拥这样的资源，孙权怎么会看不到和不加以利用呢？程昱推断，孙权在此危急关头，一定会借助刘备的力量，刘备当然更有联合孙权的必要和需求，两弱难对一强，他们为了图存，结合起来乃势所必然。
孙刘就结盟已达成初步意向的消息一传出，也就给程昱的推测落了实锤。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决定立即顺江东下，前去攻打孙权。另一个随军谋士贾诩对此存有异议，他认为曹操先打败袁氏集团，现在又收取荆州，威名如日中天，军队的实力也已今非昔比，这样就具备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条件。如果曹操能够充分利用楚地的富饶条件，犒赏官兵，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那么不须兴师动众，就可以使江东归服。
贾诩虽然进入曹幕的时间较晚，但早已被海内视为超一流谋士，对于这一类大智囊的进言，曹操一般情况下都会予以斟酌和采纳。不过现在对于曹操来说，却相当于一个特殊时期，他满脑子琢磨的，都是拿下江东后该如何庆祝，而不是江东拿不拿得下来的问题。对于贾诩的逆耳之言，他实在听不进去，故而破天荒地没有采纳。
曹操的这种情绪，从他随后给孙权写的信中便可窥知一二：“最近我得天子之命，奉辞伐罪，旌旗向南一指，刘琮束手就擒。现在我已调集水军八十万人，将要与将军会猎于吴（即在吴地会战）。”
毫无疑问，这是一封带有自得和恐吓意味的挑战书，其中的措辞，无论是“奉辞伐罪”，还是“会猎于吴”，都可以看出曹操根本没把孙权放在眼里，江东似乎也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虽然看不起孙权，终究还是下了战书，刘备则是被完全撇开了，连一个字都没提，亦不准备分兵应付。曹操就当他不存在，其逻辑大致如是：打刘备，能赢；打孙权，也能赢；论实力，刘备现今还远不如孙权，孙权既灭，刘备也就不成问题了，很可能自行瓦解或提早逃亡。
曹操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的断言。事实上，就在远征乌桓的前夕，他还曾担心刘备会乘机北袭许都，为此犹豫再三，甚至一度想取消北征计划。
退一步说，就算在实力上，孙权的另一个盟友仅仅等于或乃至弱于刘备，在思考如何用兵时，其实也不应忽略其存在，忽略了便是自己给自己埋藏隐患。
曹操不是不懂这个道理。自独立发展起，他就面临着仇敌满天下式的困境，各个击破，曾是他的拿手好戏。按照曹操的惯有用兵模式，就算不施用离间计，拉一打一，也应先弱后强地对付敌人，即先肃清刘备，再解决孙权。现在他将次序颠倒过来，公然向孙权宣战，只说明一件事：不战而取荆州的意外胜利，确实麻痹了他，使得他已经沉浸其中而不得自拔了！
转圜之法
恫吓还是有效果的，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当孙权接到曹操的信时，他正在柴桑与部属们商讨与刘备联合对曹的事宜，看到孙权展示的信件内容，众人无不惊叫失色。
虽然曹操在信中不过是寥寥数语，但字字千钧，对江东的谋臣而言，几有铺天盖地之势：“奉辞伐罪”，我代表着朝廷，你不服我，就是不服朝廷，讨伐你，名正言顺；“会猎于吴”，我现在军队的规模说出来能吓死你，你敢跟我斗吗？
曹操为什么突然要下如此杀气腾腾的战书？可能是与刘备联盟的事，惹怒了他吧，一时间，再没人有兴趣讨论联刘抗曹了。长史张昭提出，曹操托名汉相，道义上难以与之争锋，他这次“奉辞伐罪”，如果东吴抵抗，就等于是公然对抗朝廷，情况将更为不利。
当然，要放在以前，东吴依托于长江天险，也不是不能跟骑兵强大，但缺乏水军的曹操搏一搏。只是如今曹操并非专靠骑兵，他在占领荆州后，得到了刘表生前训练的水军，与曹操原有的水军相加，兵员数注定不会是一个小数字，信中对此写得很吓人：水军八十万！
其时的水军有两种类型的战船，一为冲击型，名曰蒙冲，一为装备精良型，名曰斗舰，荆州水军的蒙冲、斗舰数以千计，实力之强，可想而知，如今它们已悉为曹操所有。张昭当场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可怕的画面：八十万水军搭乘着乌央央的战船，全部沿江东下，再加上步兵，水陆并进。也就是说，你有的优势，人家全有，你没有的优势，人家也有，双方兵力众寡悬殊，这仗该怎么打法？
“以在下愚计，不如迎之。”张昭说。
所谓“迎之”当然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降曹。张昭是江东首屈一指的名士，东吴政权元老，他的意见立即在谋臣中引起了共鸣，会场上一片劝降之声，只有最早倡议孙刘联盟的鲁肃一言不发。
见张昭的言论得到多数人同意，原先确定的联刘抗曹事宜已被撇在一边，孙权甚感为难。曹操的信其实对他的思想也不能不产生影响，毕竟曹操具有他和刘备都难以比拟的军政实力，倘若曹操在具体策略上不发生错误，将江东彻底击垮，也确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如同诸葛亮来吴之前那样，孙权重又陷入惶恐不安的情绪中，一时难以决断。过了一会，他起身如厕，鲁肃立刻追上前去。孙权看到了，知道他有话要说，连忙握着他的手问：“你要说什么？”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众人的言论，只想贻误将军，完全不能与他们图谋大事！”
鲁肃说道。他虽然在会场上默不作声，但其实一直都在思考着转圜之法。众口汹汹之下，若要试图舌战群儒，当众说服张昭等人，并不一定能够奏效，倒不如找机会直接劝说孙权。因为只有孙权才拥有最后定夺的权力，只要他认定必须联刘抗曹，主战派便仍能占得上风。
说服别人这件事，是一个需要看人下菜碟的活，诸葛亮劝说孙权，采用激将法，就是瞅准了孙权年轻气盛，且对传承父兄基业这件事看得比自身安危还重。如今鲁肃也一般无二地采用了这一办法，他对孙权说，如果要降曹，像我完全没问题，可将军你却使不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将军手下，不过做个官儿，投降了曹操，官还是有得做。将军降曹，又打算到何处安身？”
一番话，再次精准地触中了孙权的痛点。他听后大受感动，叹息着说：“刚才那些人所持的观点，真是让我大失所望。现在你所阐明的大计，倒正与我的想法相同。”
激将法成功了。不过鲁肃明白，光是在口头上让孙权表态还不够，先前经诸葛亮劝说，孙权就已经决定联刘抗曹，之后发生动摇，固然与曹操的恫吓以及多数谋臣的态度有关，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与曹军决战到底的信心尚嫌不足。
必须给孙权吃颗定心丸，同时彻底镇住主和派，以安军心士气。鲁肃建议孙权，从速将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的周瑜召回，以便共同商讨抗曹大计。
现在就是机会
周瑜，江东人称“周郎”，他和孙权哥哥孙策同岁，是孙策留给孙权的首席元勋。孙权接手江东时，年纪轻，资历浅，论影响和威望，都需仰仗周瑜，打仗更是如此，孙权征讨江夏，周瑜任前部大督也即前线总指挥，江夏战役能够取胜，靠的就是周瑜。
周瑜和鲁肃一样，是东吴政权中少有的主战派，不然鲁肃也不会力主将其召回。在奉命返回柴桑后，周瑜先在军机会上听取了张昭等人的意见，接着便表达了和鲁肃同样坚决的态度：“曹操自己来送死，哪能去迎接他呢！”
按照张昭所说，曹操用兵江东，占据着舆论的制高点。周瑜不能认同，他认为曹操虽托名汉相，但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其行径来看，乃实实足足的窃国大盗，世人对此早已有目共睹。江东抗曹并非抗朝廷，而是为朝廷除贼，相信这一点同样能够取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张昭等人为曹操出兵所惧。周瑜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曹操在南征期间尚未出现后顾之忧，然而一旦战争持续到孙曹作战爆发，能够始终如此吗？
曹操并没有完全平定北方，马超、韩遂在关中势力正盛，仍对其构成威胁，这些都需要曹操考虑，也就是说，他在南方作战绝非毫无挂碍，不可能把他的大军长期胶着于长江沿岸，用于持续作战。退一步说，就算曹操已经完全平定了北方，马超、韩遂都已臣服于他，曹操固然可以在不用牵挂后方的前提下，旷日持久地同东吴争个高低，然而结果距离他所期望的目标，仍可能相去甚远：陆地交战，或许变数还较大，水上争胜负，曹军拿什么跟东吴比？
荆州水军已为曹操所接收，这是张昭等人认为东吴军队已失去自身优势的主要论据。周瑜强调，不管曹操接收了多少荆州水军，曹军作为北方军队，其相对于吴军的优势，仍只会是骑兵，劣势仍是不习水战。现在曹操要舍弃习惯的骑兵作战，倚仗水军与擅长水战的吴军较量，根本就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
尽管诸葛亮也提到了曹军不善水战的弱点，但作为常年指挥作战的职业军人，周瑜的观察和思考更有其独到之处。他指出当下已是寒冬，缺乏马草，而曹军骑兵众多，战马若没有草料，其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其次，北方士兵远途跋涉来南方，水土不服因而发生疾病，也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
不能久战，舍长就短，缺乏草料，水土不服，这四种情况皆为用兵之大忌，而曹操全都贸然为之。“将军要活捉曹操，现在就是机会！”周瑜当场请求孙权拨予三万精兵，由他率领进驻夏口，并保证将为孙权击败曹操。
周瑜的慷慨陈词，令孙权热血沸腾。他很感慨地说：“曹操这个老贼，想废汉自立已经很久了，只是顾忌袁氏兄弟、吕布、刘表和我罢了，如今其他几位英雄已被他消灭，只有我还存在。”
曹操所顾忌的名单，似乎缺少了孙权的盟友刘备，而且作为前辈，刘备甚至还应排在孙权之前。孙权如此论述，恰恰正反映了他心目中对于自我的定位和期许，套用曹操的句式，大概可以概括为：“今天下英雄，唯仲谋（孙权字仲谋）与曹耳！”
孙权不服曹操，他是咬着牙要抵抗到底的，所以无论是诸葛亮激他，还是鲁肃激他，全都管用。只是到前线打仗非其所长，故而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没着没落，而周瑜的态度终于让他踏实了——与鲁肃、张昭等谋臣不同，周瑜代表着东吴军界，他坚决抗曹，就等于军界坚决抗曹，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孙权觉得心里有底呢？
“我和老贼势不两立，你说应当迎击，跟我的意见完全契合，这是上天把你赐给我的！”孙权下定了决心，在对周瑜道出这番心声后，他拔出佩刀，霍地将奏案砍去一角，厉声道：“众将官有胆敢再说应当迎降曹操的，下场就和这奏案一样！”
孙权一言定夺，即便有人仍有降曹的念头，也不敢吱声了，关于战降的争论戛然而止。
主战派虽然取胜，但只是在自己内部取胜，真正的胜利还需要他们到战场上去争取。战场之上，双方凭的是实力，而不是虚言，周瑜一开始就凭借直觉，认定曹操所吹嘘的“水军八十万”名不符实，他判断，曹操号称的八十万，并不是单指水军，而是水陆军加在一起，即便这样，也应该有着很大的水份。
军机会结束后，周瑜把各方面所侦察了解到的情报，重新加以汇总和分析，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推论。他发现，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军队实际上只有十五六万，所得到的荆州降兵最多也不过七八万，两者相加，大约有二十二至二十四万人。最主要的是，他们都已称不上是精兵，如诸葛亮所说，曹军的原班人马非常疲惫，荆州降兵则还对曹操抱着疑惧的心态。
当天晚上，周瑜单独来见孙权，向他着重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曹军兵力情况，并表示对未来的抗曹战役信心十足：“曹操以疲惫的军队，去驾驭满怀疑虑，三心二意的降卒，其人数虽多，但没有什么可怕的。”
相互激励
在白天的军务会上，周瑜说三万精兵即可致胜，只是按照眼下吴军所能集结的精兵，所做出的一个大概估计。会后，他重新核算了一下，曹操发兵江东，不可能一涌而上，势必还得派部队留守荆州后方。如果减去留守兵力，其投入前线的人马就不可能有二十几万，大约十几万就差不多了，不过即便按照精兵对劣兵，以一敌多的方式，吴军要想战胜曹军，三万恐怕还是不够，须有五万人。
当着孙权的面，周瑜修正了自己的要求，但气魄依旧：“给我精兵五万，就足以打败曹操，请将军不必担心！”
“公瑾（周瑜字公瑾），你说的这些，很合我的心意。”孙权亲热地抚着周瑜的背，似乎周瑜不是他的部属，而是他的老友。
张昭等人主降，毫无疑问都是藏有私心的，无非还是怕曹操打来，玉石俱焚而已，就像鲁肃所说，如果不打，他们就能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说不定还能保住富贵荣华呢。虽然这种心境不是不能理解，但总难免令人失望。
唯有周瑜、鲁肃肯站在孙权的立场之上，勇挑抗曹重担，这不光要有眼光、智慧和能力，还得有责任和担当，有甘愿为江东基业粉身碎骨的精神和勇气。孙权为此感慨系之：“这是上天派你们两人来辅佐我呀！”
其实孙权早就在进行战前准备了，周瑜所提出的五万精兵虽然一时难以备齐，但三万精兵已经选出，战船、粮草、军械也已备好，就等着周瑜挂帅了。
“你和子敬（鲁肃字子敬）、程公（指大将程普）在前面先出发，我随后再增发兵马，多运辎重粮草，作为你的后援。你能对付曹操就跟他决战，倘若战事不利，就回到我这里，我将亲自跟孟德（曹操）一决雌雄。”孙权充满信心地说。
将相君臣原本都需要相互激励，孙权表现出的抗曹决心，反过来也让周瑜等人勇气倍增。当下，孙权即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三万精锐水军，与刘备合力迎击曹操。
诸葛亮、周瑜分析得没错。曹操在消灭袁氏集团后，已将根据地由许都所在的颍川，完全北移至邺城所在的冀州，冀州也由此成为军队补给和休整的基地。曹军沿南行线发动南征，虽然可由许都一带的屯粮区获得部分接济，但粮饷、兵员和装备主要还是得由冀州提供。
与颍川相比，冀州距离荆州更远，而且颖川至南阳一段还不通水运，陆路运输相当费时费力。荀彧建议轻装疾进，也是因为辎重载运较慢，拖累全军的前进速度。又幸亏懦弱的刘琮意外地向曹操投降，使得曹军一路上都未曾遇到激烈抵抗，即便辎重落在后面，也没有太大问题，一样迅速而又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襄阳和江陵。
刘表在荆襄经营多年，地方富庶，府库充盈，曹军得以就地补充粮饷，尤其是专门用以储藏军资的江陵，荆襄战役结束后，曹军主力部队曾在此休整了数月。这样一来，曹军在军事上扩展得过快过猛，从而导致后方补给线过长，转运困难的矛盾便得到了适当缓解。
可是缓解不等于解决根本。在荆襄战役中，襄阳附近居民大量南迁，仅随刘备逃往当阳的士民即达十余万众，这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另一方面，诸葛亮所言非虚，曹操在荆州尚未能够得到民心。刘琮的突然投降，已令荆州舆论一分为二，反对投降的民众都把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其后，追随刘备的士民又在当阳遭到曹军追兵的无情杀戮和摧残，更增强了当地老百姓对曹军的抵触和反抗情绪，以致荆襄战役后，起码有一半人站到了曹操的对立面，你想要他们出粮出力，支援曹军，形同天方夜谭。
数十万曹军的日常消耗非常惊人，时间一长，光靠荆州当地租赋必然难以维持，即便江陵存粮较多，在军队耗费甚众的情况下，也只能坐吃山空，并非长久之计。于是曹操不得不再从冀州调运粮饷等物资，其间水陆辗转，需数千里行程，不仅耗时长，而且也给曹军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曹营中两个有先见之明的谋士，程昱认定孙权、刘备必然结盟，实际是预示了曹军东征作战将旷日持久，难以在短期内结束，而贾诩提出休兵安民的建议，则是看到了潜伏在曹军节节胜利表象下的隐忧和困难。如果曹操能够充分重视二人的意见，特别是采纳贾诩的建议，先安抚百姓，获取人心，站稳脚跟，就有可能逐步解决曹军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而将自己的劣势转为优势。
历史上其实曾有过相似的例子。楚汉战争时，韩信攻取赵国，直逼燕国，气势颇壮，但谋士李左车见将士疲惫，便建议韩信不要急于攻打燕国，而应在赵地休整部队，安抚士民，同时派人以兵威说降燕国。韩信听众其计，燕国果然不战而降。
曹操熟读兵书，不可能不知道韩信攻燕的典故，但此时的曹操已经忘乎所以，别说贾诩献计，就算是有兵家怪杰之称的李左车穿越过来，直接向他发出忠告，他恐怕都只会嗤之以鼻的吧。
只想其胜而未虑其败
如果曹操没有耐心使用贾诩的稳妥之策，他就应该速战速决，趁着粮饷不足等危机尚未全面爆发，曹军士气也还没有低落下去，先行解决已成惊弓之鸟的刘备，进而扼住夏口、樊口要冲之地。
夏口距孙权所在的柴桑已经不是很远，那样的话，形势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是曹操却没有这么做，直到给孙权下了战书，还在定定心心地等着孙权给他回信，指望对方能像公孙康那样低头服软。
这一耽搁，又是两个月过去了。利用这段时间，孙权、刘备不仅成功结盟，而且周瑜所率的部队也与刘军会师一处，组成了由周瑜统一指挥的孙刘联军。
到了此时，见孙权并未被他吓倒，曹操这才决定正式出兵。根据各方面线索，可以推测出，曹操的最初战略部署，至少是由三路分进合击：驻扎于汉、淮间的张辽、于禁、张郃等部，攻打孙刘联军的北部；以乐进、于禁为首的襄樊战区部队，攻打孙联联军的西部；曹操自率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攻打孙刘联军的南部。
事实上，由于急于求成，只想其胜而未虑其败，曹操在没有调动汉、淮间及襄樊部队的情况下，便独自率主力孤军冒进。一如周瑜事前所料，曹操的主力部队，并没有“水军八十万”或水陆军八十万，甚至在孤军冒进之后，别说二十几万，连预计中的十几万都没有了。
东征前，曹操还须以夏侯渊驻守江陵，以曹洪驻守襄阳，两地都需要留驻一定数量的兵马，在此之外的部队才能作为机动兵力使用。专家推断，参加东征的曹军实际仅为四万五千人，其中水军两万五千人，步骑两万人，行动的具体路线是，以江陵为起点，水军沿长江的荆江航段顺流东下，步骑则沿航道的北岸辗转东进，最后会攻夏口。
虽然是水陆并进，但曹军的侧重点仍在水军方面，这当然并不奇怪，孙刘联军以水军为主，水军必须靠水军对付，曹操的步骑就是再强，总也不能跑到水上去打。再者，古代长江水流浩荡，船只的承载量大，船速较快，即便是冬天，顺流而下每天也能达到百里，远远超过了陆地车马人行的速度，曹军要想求快，就得靠船，同时凭借水运，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畜力以及所需粮草。另外，曹操所占荆襄各郡县均在长江以北，江南的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虽被他纳入治下，但只是口头上表示臣服，尚未被实际控制，曹军从荆江航道顺流而下，可以乘势对它们进行镇抚，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曹军离开江陵后，经公安东南先至巴丘，一到巴丘，曹操就接到报告，孙权突然率数万兵马进攻合肥。
合肥乃淮南重镇，扼中原门户，该城驻军主要由郡县壮丁组成，数量相当有限，战斗力也很弱，见孙权来袭，他们不敢迎战，结果被吴军包围在了城内。
曹操自己也疏忽了，没有估计到孙权会大举进攻合肥，他南征时安排的后方留守部队，主要用于保卫许都、洛阳等中原重镇，驻地距合肥都很远，合肥周围其它郡县也没有能力派遣多余兵马来救。曹操不能坐视不顾，只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硬是抽出千名骑兵，由部将张喜统率，紧急增援合肥。
张喜所部在驰援合肥的途中，虽补充了汝南郡的少数驻军，然而兵力仍相当单薄，实际难以击退吴军的数万人马。幸亏扬州刺史接受属吏蒋济的虚张声势之计，派人给合肥守将送信，诈称曹军四万步骑已到，孙权截获信件后，信以为真，急忙放火退走，合肥这才得以保全。
尽管在周瑜出征前，孙权自信地表示，如果周瑜失利，就由他亲自和曹操对决，但谁都明白，那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在此之前，就必须千方百计地确保周瑜能够旗开得胜。
论打仗的才能，孙权固然不如他父兄，可是也并非庸碌之辈，他早不打，晚不打，恰恰选在这个时候打合肥，显然绝不是偶然或巧合，事先一定经过周密谋划。史书中说得很明确，“孙权为备攻合肥”，也就是说，他是为刘备而出兵的，换言之，是为了牵制和分散曹军兵力，以缓解荆州前线周瑜、刘备的压力。
虽然孙权最终未能攻占合肥，却已经让曹操抽兵且分心，而这其实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在进兵途中，曹军不仅意外受到削弱和干扰，还受到了疾病袭击。有人认为，这种疾病可能是流行于长江中下游的血吸虫病，曹军中蔓延此病，应该与远征疲惫、不服水土、后勤供应不畅等，都有一定关系。
带着这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曹军继续进发，从巴丘转向东北行进，直至抵达赤壁，就在那里，他们与相向对进的孙刘联军狭路相逢，一场关乎孙刘曹三方命运的生死大决战开始了。
实力的证明
在赤壁大战前，曹操的脑子里已形成一种固化概念，他连刘备这些老人都看不起，当然更别说孙权了。他轻视孙权，也同样轻视周瑜，尽管周瑜其实是和孙策一道打江山的名将，并非新人。
因为轻视周瑜，曹操也就严重低估了周瑜的胆量和能力，他根本没能想到周瑜敢于主动迎击，以致于对在赤壁发生遭遇战，毫无心理准备。
按照曹操原来的计划，此次南征只是针对荆州而来，讨伐的对象是刘表，玄武池训练水军，也完全是为了应付汉水之上的水战，而不是长江之上的水战。可是因为在荆襄之役中赢得太轻松，他的计划被临时打乱了。
曹操现有水军由北方水军和荆州水军组成，北方水军仅仅训练了半年，对付以汉水为依托的荆州水军，都只能说是勉强，与吴军相比更是相形见拙。至于荆州水军，刚刚降曹，尚怀狐疑之心，对曹操并未真正心悦诚服，士气和战斗力都不会太高，而且就算是他们真肯卖力为曹操打仗，要想与以长江为依托的吴军水师争锋，也还差着意思。
江东素有水战传统，当时的东吴已经遍布造船工场，孙权自己就拥有三艘楼船，据说每艘都可载运三千人，蔚为壮观，可见东吴造船能力之强。
依托发达的造船业，吴军战船无论数量、种类，还是高大坚固程度，都要超出南方其它水军，同时水兵的战斗力也基本处于顶尖水平，这些都是曹军无法望之项背的。
即便在兵员数量上，曹军其实也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如前所述，曹操参与东征的水军实际只有两万五千人，孙刘方面，为了防止曹军汉、淮间兵团南攻，刘备军主力尚停留于夏口，真正在赤壁迎敌的，仍是由周瑜直接统率的那三万精锐吴军。在这三万吴军中，水军肯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就算在去掉步骑后，水兵数量没有曹军多，但差距应该也不会很大。
数据毕竟只是平面化的东西，究竟谁更胜一筹，实战中才能见分晓。曹操的北方水军此前只在玄武池上受过训练，玄武池是风平浪静的人工池，跟常年大风大浪的长江根本没法比。时值寒冬，北风劲吹，船只颠簸得很厉害，很多曹兵在船上尚且站立不稳，要在一刀一枪的拼杀中占得上风，简直难如登天。与此同时，疾病影响战斗力、北方水军和荆州水军相互间磨合不够，以及缺乏足够的水战经验等弊病，也都纷纷暴露出来。
曹操陆战内行，水战方面却是外行，他料敌不周，原以为己方会势不可挡，一旦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却又没有能力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迅速进行调度和部署。这位一惯果敢异常的军事统帅，突然变得木讷迟钝，不知所措起来，自然也就无法挽回所部的颓势。
这是长江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江河作战，一直到赤壁大战开始前，吴军进攻江夏，击杀黄祖之类，都只能算是小战役或战斗。不过这场前所未有大战役的开场曲，却多少显得有些波澜不惊，因为双方刚一交战，曹操的先头部队就打了败仗！
虽然只是小败仗，却是实力的证明，搀不得一点假。曹操原先碾压吴军的计划破灭，曹军的士气因此大受挫伤，曹操也不得不停止前进，将全部战船停靠到北岸乌林一侧，而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在南岸赤壁一侧，与曹军隔江对峙。
首战即负，终于让曹操意识到了己方的不足，最起码，士兵们先得在船上站得住啊，要不下一步怎么南渡与吴军作战？要想在短时间内通过训练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吴军就在对面虎视眈眈地盯着，随时都可能扑过来，也不容许你从容地组织训练。
曹操想到的办法，是用铁链或绳索等工具，将战船连结在一起，以此减少船身的摇晃，使其更加平稳。这么做了之后，士兵在船上就像在陆地上一样，感觉果然好多了。
此时曹军步骑也已陆续到达北岸，曹操同样令其在岸边驻扎。今天的乌林，有一处草木横生的山岗，名为“曹操湾”，据说就是曹操大营所在地。人们经过考证，推测曹操当年是以乌林的土丘和小山岗为大本营，建立起中心营盘和指挥机关，其大军则集体驻扎于长江北岸一线，水陆营寨，相互策应。
外行就是外行，曹操在乌林的布局存在着很大问题。他把战船连接起来，是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而没有顾及不利的一面。其实就算抛去火攻等外来危险因素，连接起来的战船，行动会方便吗？既不便于应急，也不便于进攻。士兵要在船上站稳，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人为地把船只变成“陆地”，反而使他们得不到锻炼，最后菜鸟还是菜鸟，而且可能更菜。
此外，水陆寨可以彼此策应，却不宜靠得太近，曹操把水陆军都安排在岸边，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决定。妥善一点的做法，是应该让陆寨与水寨拉开适当距离，这样就不会因一处失利而牵动全局，而且在保持和发挥曹军善于陆战特长的同时，也仍能对水军进行呼应和支援。
诈降
曹吴两军隔江相望，曹操连锁战船的做法，很快就被吴军发现了。吴军方面也同时看破了曹操的用心，就是假如即时南渡作战的条件还不具备，便先用此法暂作休整，等冬尽春来，再谋进取。毕竟曹军还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只要气候适宜，江面风浪不大，战船能保持相对平稳，他们仍有很大的取胜可能和空间。
曹操的想法是不错，但在精熟水战的吴军看来，其中却已经有着可资利用的破绽。曹操连锁战船，首尾相接，相当于是把水寨打造成了一座临时性的水上城郭，只不过这座水城是由战船所构成而已。战船是用木头做的，木头是可以用火烧的，周瑜的部将曹盖就此向周瑜建议，提出总体上敌众我寡，长时间相持对吴军不利，不如用火攻来击败曹军。
周瑜听后，认为是个好办法，立即采纳实行。
火攻战术确定后，就进入了实施阶段，即为实现火攻创造条件，首要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接近曹军水寨，使火能烧着曹军战船。
直接冲过去，曹军必然要提防和派船只进行拦截，弄得不好，只会打草惊蛇，周瑜同黄盖等人商量，决定诈降。
诈降计的主角就是黄盖，他给曹操写了一封降书，并派人“偷偷地”将降书送至江北曹营。
后世演义中，说黄盖同时使用了苦肉计，让周瑜责罚自己，把自己打到皮开肉绽，进而取得曹操的信任，因此还留下一句谚语，“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那都是没影的事，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黄盖取得曹操的信任，凭的就是一封降书。
曹操生性狡诈，猜忌多疑，从来都是他骗别人，很少别人能骗得了他，如果黄盖使用花招，反而可能露出破绽。事实上，黄盖在降书中说的非常“诚恳”，他说我黄盖受孙氏厚恩，长期在江东担任将帅，主人待我不薄，但是现在大势所趋，东吴的将士官吏，不论见识高低，都明白，以江东的这区区人马，根本就无法抵挡你曹操的百万大军。
“只有周瑜、鲁肃偏狭浅薄，不明大势。现在黄盖归顺曹公，是从实际考虑的。”黄盖还表示，周瑜的军队其实很容易被摧垮，到曹吴两军再次交锋的时候，他愿意作为曹军内应，效命立功。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征服各诸侯，据说凭借的就是利害而不是道德，他给诸侯们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抵抗，前景是没好果子吃，一条投降，结果是可以得到相应优待。曹操早期讨伐董卓时，遵循的理念或许是道德，但等到他独立发展，一步步向平定天下的目标进军时，则全凭利害。
在曹操看来，所有敌人也只有两条路可选，或者抵抗，或者投降，黄盖说的话完全符合他自南征以来的心态——是啊，你站在吴军将领的角度考虑，抵抗有希望吗？没希望。那剩下的自然就只有投降了。
几个月前，刘琮举荆州以降，一开始，曹操也抱有怀疑，最后却发现怀疑是多余的，偌大的荆州就那样轻而易举落到了手中。刘琮是荆州之主，黄盖不过区区一将，他不想给孙氏家族做殉葬品，打算自己求生存得富贵，这种心理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啊！
出于慎重起见，曹操又单独召见了送降书之人。周瑜、黄盖所挑选的信使，自非等闲之辈，必定是既有胆识，又有辩才，曹操经过一番仔细审问，未发现任何漏洞，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首战受挫，又知道己方水军其实尚存在着诸多存陷，曹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能在吴军中找到内应，黄盖不仅主动送上门来，还透露“情报”，说吴军不难对付，这些都正好满足了他的需求。曹操因此非常高兴地对信使说，如果黄盖所言为真，并照着去办的话，他不仅一定会赏给黄盖厚爵，而且所赏爵禄，还要超过以前所有来投顺的人。
曹操与信使约定了受降时的信号，但并未约定具体日期，后者应该是周瑜、黄盖事先就与使约商量好的。
骗取曹操的信任，通过诈降来接近曹军水寨，已为火攻连营创造了第一个必要条件，但事情要想成功，还需要满足另外两个条件。
条件一，曹军战船要么不着火，要着火的话，必须一船着火，波及其余。这个条件，已由曹操的连锁战船自行满足，只要曹操不改变主意，就不存在障碍。
条件二，吴军无论纵火还是射箭，都须借助风力，吴军在南岸，曹军在北岸，吴军火攻曹军水营，此时必须顺风也就是刮东南风，否则便很难奏效。
问题来了，隆冬季节，照理只有西北风，哪来东南风？
火烧连营
后世的人注定也会抱有类似的疑问，所以演义中特意设定了两个场景。
场景一，曹操的谋士让他提防火攻。曹操大笑，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冬天怎么可能刮东南风呢？冬天只有西风北风，没有东风南风，周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火攻，他难道不怕自己烧着自己？
场景二，周瑜为东风之事发愁，乃至病卧在床。正在其营中的诸葛亮知道后，给他开了个药方，说明“欲破曹兵，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随后，诸葛亮又应周瑜之请，设坛施法术祭风，最终唤来了东南风，这就是民间传说中孔明借东风的故事。
这两个场景都纯属虚构。最大的可能，是在赤壁一带，虽然隆冬季节多刮北风、西北，但冬至的严寒一过，常常间有稍暖之日，风向偶尔也会变成东风、南风。周瑜、黄盖长年在江上出没，恰巧对此都有一定的了解，信使在与曹操协商时，特意不约定具体日期，就是在等待东南风的到来。
得知曹操允降，周瑜、黄盖立即准备了数十艘蒙冲、斗舰，船里装满浸透油脂的干荻和枯柴，外面用帷幕裹住盖好，再在上面插作为降曹信号的牙旗。在每艘油船的后面，还各拴有一只走舸，这是一种机动灵活的轻捷快船，便于吴军在发动火攻后继续进行攻击。
公元208年12月7日，白天晴空风暖，至傍晚时刮起东南风，至午夜，风势愈急。这正是吴军期盼的时候，黄盖即命所备船舰出发，他以十艘油船并列向前，其余油船以次俱进，由南岸向北岸的曹军水寨急驰而去。
到了江中央，船舰升帆，黄盖手举火把，让部下齐声大叫：“我们是来投降的！”
兵法有云，受降如受敌，又说受降时，应该把部队都派出来，严阵以待，以防不测。曹军经历的受降多了，但均为陆上受降，水上受降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官兵们倒是都纷纷出营，却未做任何实质性的防备，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吴军即将发动火攻，以及来的全是油船。大家伸长脖子观望，只看到受降信号牙旗，以及听到黄盖部下前来投降的呼喊声，于是便都指点着说：“黄盖来投降了！”
油船距离曹军水寨越来越近，当近至两里多路时，黄盖传令放开全部油船，同时点火，让它们顺风向水寨冲去。
曹军这才发觉上当，但由于船都连在一起，已经来不及解开，也无法躲避。燃烧着的油船犹如离弦之箭一样，迅速冲到水寨面前，并且一靠近曹军战船，便将烈火延烧过去。
顷刻间，曹军的战船大多燃烧起来，整个水寨都淹没于一片火海之中。刚刚还在延颈观望的曹兵，瞬间便被顺风而来的大火吞没，余下的人，就算是不被烧死，也多因不善泅水而入水溺死，能从火中逃生的将士只是极少数的幸运儿。
这时东南风刮得正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接着又延烧至岸上的陆寨，眼看着烈焰冲天，连南岸的赤壁也被映照得一片火红。
见北岸火起，周瑜知道大事已成，即紧随乘着走舸的黄盖部之后，率主力部队向北岸擂鼓进发，刘备闻讯后，亦率部向乌林前进。
黄盖诈降，曹操一错于没有辨明真伪，再错于受降时未能保持应有的警惕，如今后悔晚矣。此时他面临的局面是，战船大部被烧，陆寨难保，而且伤病员又多，这种样子，根本没法再与孙刘联军交战。
参战双方的胜负已见分晓。虽然曹军在江上仍剩下一些船舰，但曹操在第一时间，就放弃了让部分将士乘船由水路返回江陵的设想。原因也不难理解，曹军原先是顺流而下，现在回去就得溯流而上，船只行驶必然较为缓慢，很容易被吴军赶上。曹军本就不习水战，遭到火攻后状态更糟，被吴军追上后只有被全歼的份了。
曹操下令立即从陆路西撤。撤逃不远，他想起，江上那些残余的船舰以及军用物资，自己无法带去，却会被孙刘联军掠去加以利用，从而增强其作战力量，于是又派兵回去，干脆点火将它们也一起烧掉。如此一来，江上火势更显猛烈。
过去的乌林江岸有树林，据说曹操创作名篇《短歌行》，就是因为看到了树林中所密布的乌鹊，从而激发了他的灵感：“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仅仅几天后，便是火烧连营。在无情的大火中，曹操丧失了所有船舰和大量人马，东征就此宣告失败，在曹操一生所发起的征伐行动中，这应该是最为惨痛和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
华容道
一场盛大的战争不到片刻就落下了帷幕。
六百多年过去后，一位诗人来到赤壁。在古战场遗址上，他得到了一只沉埋于泥沙中的断戟，经过磨洗，认出正是当年赤壁大战的遗物，这让他感慨万分。
当年曹军的气势是多么雄壮，这支戟可能正是其万千利刃中的一支吧，曹操本来有机会带着戟的主人一统山河，只可惜一场东南风，让周郎最终赢得了胜利，而曹公那以平定江南为前奏，一举平定天下的蓝图，亦随之化为飞烟。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人名叫杜牧，他的怀古诗名为《赤壁》。
重回六百多年前，曹操尚在亡命途中。曹军要从陆路逃回江陵，必须经过华容。相对于水路，这倒是一条近道，但华容属于云梦泽区的范围，此处乃典型的湖沼地域，夏季被完全淹没于水中，只有冬天才稍稍露出水面，故而一路泥沼密布，泥泞难行，自古以来，它就被兵家视为行家所必须避开的禁区、绝地、死地。
曹军在穿越华容道时，只能下马步行，即便如此，亦难以通行，而且由于战马经常陷入泥潭，人还得费力把马拉住。此时刮起大风，曹操及其残兵败将又冷又饿，这次第，似乎正应了曹操诗中之意：乌鹊南飞不成，现在就连勉强依靠一下的树枝都找不到了！
曹操害怕追兵赶到，便动员所有老弱病残去找枯枝杂草，用之垫路，骑兵这才得以通过。一旦发现道路勉强能过，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挤，其间被人马踩死的，陷入泥沼无法脱身的，不计其数。
好不容易走出华容道，曹操却突然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起来，众将忙问他乐什么，曹操答道：“刘备是一个可以和我匹敌的人，但拿主意太慢，如果他早点派人到华容道这里进行埋伏，放火阻击，我们就全完了。”
事实上，刘备军由于承担着侧防任务，正面力量都嫌不够，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事先埋伏于华容。后世演义中说诸葛亮派关羽领兵埋伏华容道，关羽又因要报曹操过去待自己的厚恩，所以放曹操逃生，其实都属子虚乌有。不过在曹操脱离华容不久，刘备也确实追到了那里，而且放了火，但已经鞭长莫及。
曹操强作欢颜，不过是在演戏给身边将士看罢了，其实内心充满了沮丧。他曹操从独立发展起，直到挥师南下，整整二十年间，几乎是逢战必胜，没想到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却遭遇到了这样一场从未有过的大败。
在曹军逃至巴丘时，生病加上饥饿，人又死了一半，曹操这次终于装不下去了——同样是远征，同样也很艰苦，可是一年前在平定乌桓的回师路上，那是何等的心旷神怡，意气飞扬啊！
提起平定乌桓，曹操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因病去世的郭嘉，他叹息着喃喃自语：“要是郭奉孝（郭嘉字奉孝）还活着，一定不会让我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曹操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大放悲声。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一件事，即贾诩也曾对他发起东征予以劝谏，只是他自己没听进去而已。当然，这也是曹操遭到重大挫折后的一贯反应，就如同当初张绣叛变，他不先从自己行为失检上找原因，而是归咎于没让对方提供人质一样。
在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下，曹操终于安全退至江陵。据专家估计，共有四万五千曹军参加东征，其中两万五千是水军，已在赤壁基本覆灭，两万是步骑，大概也折损了四到五千人，这样总计是损失了三万人，也即东征部队的三分之二，曹军知名的将领、谋士则无一人在此役中战死、被俘、失踪。
就曹军总体而言，赤壁大战虽不致于使其伤筋动骨，但在北方经过半年训练的水军全部，以及荆州水军的大部都已经损失掉了，仅剩的一万荆州水军难有大作为。陆军方面，人员倒是消耗不算太大，然而经过赤壁一战，也验证出北方士兵普遍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与地形，在南方作战很吃亏。
经过权衡利弊，曹操没有就地在江陵休整备战，以迎击孙刘联军的反攻，而是决定率大军返回北方。虽然他命曹仁继续留守江陵，但自此以后再未向江汉领域投入重兵。种种迹象显示，江陵在曹操手中，更像一个过河的卒子，其作用仅限于给孙刘两家制造威胁，牵制他们的兵力。
曹操要在另外一个地方下大棋，这个地方就是淮南。
吃一堑，长一智
南征期间，曹操的出兵和后勤运输路线，为纵贯冀州、颍川、荆襄的南行线，赤壁大战开始后，又延伸至荆江航道，这条路线不仅过远过长，而且到荆江航道那段后，就完全变成了吴军的主场，曹军在赤壁大战中的惨败，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受此进攻路线所累。
吃一堑，长一智，曹操重新调整部署。当时中原人前往江东，并不需要绕行荆襄，他们是先从各条水道进入淮河，接着以寿春为中转枢钮南下合肥，再入巢湖，继而沿濡须水进入长江，最后渡江东行，即可到达江东的中心区域，此路线亦可称之为东行线。
若以曹军根据地冀州为起点来进攻东吴，东行线是距离最近的一条路线，相比于南行线，它的另一个优势是全程可通水运，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畜力。
对于吴军而言，也是如此，他们要反过来攻击曹占区，东行线同样不失为理想途径，所以孙权才会在赤壁大战中对合肥进行突袭。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以淮南为新的主攻方向，沿东行线进兵，也有给孙权造成军事压力，防止其乘隙大举入侵的作用。
公元209年3月，曹操率军来到家乡谯县。就在两年前，他已经回过一次家乡，两年后重归故里，既非休整部队，也不是乡情所致，而单纯是因为谯县河流纵横，可用以训练水师。
要同孙权接着较量，没有与陆军一样强悍的水军不行，而如玄武池一类的人造水池，又根本练不出那样的部队。过去玄武池练兵，曹操都是将练兵任务交给属下大将，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此番他亲自主持，在谯县设置造船工场，打造舟舰，同时增招水兵，加强训练。
不到四个月，曹操就建立了一支新的水军。新军建成后，他即亲率水军南下，从涡水进入淮河，再溯淮河入淝水，然后屯军合肥，时称“一越巢湖”。这是赤壁大战后，曹操新建水军的首次公开展示，相当于给曹军新败后一度低迷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同时也是在对孙权给予威慑。
随军的曹丕也参加了水上行军，他很兴奋地作赋，对其中“大兴水运，泛舟万艘”的壮观场面进行了记述。玄武池练兵时，曹操水军的规模较小，远不能与这次相比，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操虽然在赤壁大战中惨败，但其实力却未受重创，否则的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大规模重建水军，并做出再次南征的姿态。
在孙权对合肥等地的初次进攻中，淮南地区遭到很大破坏，战后郡县守令多有缺额。曹操将扬州治所由寿春迁至合肥，选用通晓军事的官员担任扬州刺史，并让曾以奇计吓退孙权的蒋济对其进行辅助，对于淮南各郡县的长官人选，他也都调配选用了合适的人。
淮南是今后曹军南征的主攻方向，如果能够不完全依靠冀州，由当地就近为军队提供给养，是再好不过的事。曹操在芍陂等地重建了战争中废弛的水利设施，又在芍陂周围招募农民开荒，实行屯田，以保证军粮供应。
曹操此番前往合肥，并在合肥停留了较长时间，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平定叛军，巩固防务。在合肥西南的庐江郡界，陈兰、梅成等人各拥兵马数万，割据叛乱，也已经与孙权建立了联系，这对曹军的淮南防线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曹操派张辽讨伐陈兰，于禁讨伐梅成。梅成见曹军势盛，便假意向于禁投降，等于禁一撤军，就赶紧投奔陈兰。陈、梅合流后，转移进入天柱山，在山上设置营垒，用以阻击张辽。
天柱山山势高峻，通达山顶的小路长达二十多里，而且艰险狭窄，只有步行才能勉强通过。张辽带的兵不多，见条件又这么差，部将们都有畏难情绪。张辽则说在这种狭窄地带，正好一对一，兵少根本不是个事，只要你敢拼命就能前进获胜。
“一与一，勇者得前”，张辽亲自带兵冲上山去，击溃叛军，将陈兰、梅成予以斩杀。
张辽平叛成功，除掉了合肥的肘腋之患，这一点自不待言，同时此仗也是赤壁兵败后曹军首次大获全胜，虽然只是剿平叛军，但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振奋军心士气。
曹操闻讯极为高兴，点评说：“登上天山，踏破险峻，取来陈兰、梅成的首级，这是荡寇将军（张辽）之功。”随后他便给张辽增加封邑，并授以符节，给予张辽以在军中先斩后奏的权力，张辽“五子良将”首席的地位由此更加实至名归。
南北分立
赤壁大战时，江陵曾是曹军东征的出发地与后方转运兵站，虽然曹操已经北撤，但在东吴政权眼中，只要江陵一日被曹军所控制，就仍会令他们有骨鲠在喉之感。
周瑜率兵猛攻江陵，江陵成了曹军的作战前线，襄阳成了后方。此时江陵城中还有余粮，曹仁又是“诸夏侯曹”中最出色的将领，故而周瑜几次对江陵发动进攻，都未能得手。
有一次，周瑜和曹仁约定日期，在江陵城下大战，周瑜亲自骑马督战，不料被流矢射中右臂，伤势很重，只得撤兵回营。曹仁听说周瑜卧床不起，便反守为攻，前来勒兵叫阵。周瑜带伤忍痛，起床巡视军营，激励士卒。曹仁见状，知道无机可乘，这才领兵退回城中。
曹仁在江陵一直坚持到年底。在此期间，曹操完成了进兵路线和方向的调整，已足以在东行线上对吴军施以压力，而江陵远离曹军后方基地，存粮总是越吃越少，曹操若想要保住它，就必须从南行线上继续予以强有力的补给，这样做的话，一者是划不来，二者补给线也很容易被周瑜切断。与此同时，在经历近一年的死守后，江陵守军的伤亡也很大，迫不得已，曹操命令曹仁撤出江陵，将战略据点收缩至襄阳、樊城一带，以便缩短防线，争取化被动为主动。
襄阳是保卫中原的第一道防线，却不是攻略江南的理想基地，因此曹操放弃江陵，也就等于放弃了沿南行线进攻江东的计划。至此，孙权占领以江陵为治所的南郡、荆州东部的江夏郡，完全控制了长江防线，其政权更为稳固，刘备亦乘周瑜和曹仁相持之际，向南占领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从而据有了荆州的江南部分。
诸葛亮在说服孙权同意与刘备联盟时，曾预言曹操只要战败，就会退回北方，孙刘两家随着实力的增强，将会与之形成鼎足之势。现在这个预言可以说是部分地实现了，长江流域无复北兵踪迹，南北分立的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当然要说鼎足之势，则还言之过早，因为三方的博奕仍在激烈进行当中。
孙刘由结盟而得益，在将曹军全部赶到长江以北后，两边更加接近，刘备上表孙权领徐州牧，孙权除上表刘备领荆州牧外，还把妹妹嫁给了刘备。
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就吃够了孙刘联盟的苦头，战后才想到要各个击破和对之使用瓦解、离间等手段，但事过境迁，原先曾屡试不爽的一些老招数都已失效。周瑜有一个旧友兼同乡蒋干，此人能言善辩，曹操派他去江陵拉拢周瑜，结果却只是讨了个没趣。
武力威胁也很难说有太大作用。在曹操亲自南下合肥期间，周瑜因伤卧床，无法出征，孙权便亲率大军到合肥附近布防，看到孙权态度如此坚决，曹操反倒不敢轻易与之交战了。
赤壁兵败已令曹操元气大伤，骤然开战是不明智的做法，他来到合肥，其本来目的就只是稳定淮南秩序，巩固防线，大张旗鼓地在水上行军以及布阵于合肥，不过是对孙权做一个威吓性的动作，并没想到大举南下。
淮南事务已经安排就绪，曹操在对前线吴军的布防进行侦察后，又再次确认没有取胜的把握，接着便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位大将，让他们统兵七千，镇守合肥，自己领兵北归，但是不久，他又再次率军回到谯县，继续训练水军，储备力量，为南征预作准备。事实证明，曹操后来的南征均以谯县为中转兵站，曹军在南下前每次都是在这里聚集兵马，补充粮饷，一直到今天，谯县仍保存着地下运兵道、观稼台等募兵屯田的遗迹。
在谯县之外，东边的合肥和西边的襄樊，组成了曹操在南面的两道屏障，也是他同孙权、刘备长期争夺的两大焦点。虽然在曹仁奉命从江陵撤至襄樊后，南北双方均未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冷战气氛却仍在不断蔓延，尤其是在襄樊一线，曹军和周瑜的江陵军团相互对峙，谁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公元210年春，周瑜终因旧伤复发而身亡，这一消息令南方军队的士气遭到空前打击。然而曹操并没能高兴太久，按照周瑜遗言所荐，孙权任命鲁肃接任周瑜的职务，在这位继任者走马上任后，对曹操而言，形势反而变得更糟了。
算盘打的有多精
周瑜、鲁肃虽同为主战派，但在联刘抗曹这一点上，两人的态度却有着明显差异。周瑜比较心急，想通过单独行动，排除刘备，强行扩大东吴的势力范围。相比之下，鲁肃更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虽然在由东吴完全控制长江以南这一点上，他与周瑜的见解完全一致，但却主张有步骤地稳妥推进，尤其是不能因小失大，妨碍和影响与刘备的同盟关系。
赤壁大战后，刘备虽然占领了荆州的南部四郡，但这四个郡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非常落后。靠着它们，刘备只能做个地方上的小诸侯，要想三分天下有其一，还必须进取益州。南郡是通往益州的门户，刘备亲自到江东向孙权借南郡，也就是所谓的“借荆州”，南郡是周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曹军手里夺过来的，而且他自己也想以南郡为跳板，向益州扩张，所以此事一直未成。
鲁肃与周瑜不同，他认为曹操势力强大，东吴不可能单独与其对抗，而且南郡虽然是重地，但东吴还没有完全掌握当地人心，反不如把它借给刘备，利用刘备去牵制曹操在这方面的力量。
在鲁肃的斡旋下，孙权终于将南郡借给了刘备。刘备在如愿得到南郡的同时，也分担了西部前线的防务，使孙权得以将原驻当地的吴军东调，集中于淮南战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胆而又高明的政治策略，据说曹操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写信，当场惊得失魂落魄，连笔都掉到了地上。
自此开始，曹操必须在东西同时对付两个强大的对手，南征变得更加困难。曹操数次派人南下进行侦察，搜集情报并进行分析，结果都是认为东西两边，无论哪一边都无机可乘，短期内也不存在击破孙李联军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只能暂时放弃南征，专心打理北方。
在北方，曹操的日子也不好过。赤壁大战前，他的权势和声望如日中天，除了孙权、刘备等敌对分子，以及孔融等极少数不识时务者外，极少有人敢非议其作为。战后，各种各样的议论就多了起来，政敌们更在背后加紧了对曹操的攻击，称他有“不逊之志”，有的甚至要他交出兵权、政权，到武平侯国（曹操被封武平侯，武平侯国是他本来的封地）去养老。
如果曹操对此不做辩解和表示，他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还可能成为残余南北诸侯“清君侧”的对象，内部的政敌也会趁势而起，正如周瑜生前所指出的：“曹操新败，忧在腹心。”
曹操必须妥善处理好这场危机。这时献帝封曹操邑兼四县，食户三万，曹操向来很注重扩大自己所直接控制的辖区，按照他的一贯做法，对于朝廷封邑，他是来者不拒的，但此番却做了退让，这就是所谓的“增封让封”。
曹操让封不是冲着皇帝，其形式也不是奏上的表章，而是临下的教令，说白了，就是给那些可能背后讲他坏话的人看的。
在令文中，曹操说，我年轻时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当将军和封侯，如今位极人臣，已经大大超出了原有的志望，根本就不会再有其它异志或者野心。再者，我戎马一生，为的就是阻止别人称帝称王，“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难道到头来，自己还会去做这样的乱臣贼子吗？
一方面竭力隐藏代汉意图，强调自己对汉室的忠心，但另一方面，曹操又绝不肯因“虚名”而弃“实利”，对于政敌让他退出江湖的要求，他予以了坚决回击：无论你们怎么说，我都绝不会把权力交出来！天下形势仍然动荡不安，我不交权，既是为了我自己以及子孙的安全，同时更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曹操肯交出来的，就是朝廷所封食邑。他言不由衷地说，他的德行确实还够不上这样大的奖赏，为了减少别人的诽谤议论，同时也减轻身上所承受的压力，所以才决定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交出两万。
看上去，似乎曹操还真吃了点亏，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就又借献帝之手，给他的三个儿子封了侯，并把他退回去的三县封邑给了这三个儿子。三县均属郡国所在重地，曹操以此作为邺城的屏障，在幽冀青三州建起了一道防线。
曹操之机智诡诈，真是超人一等，此事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发出了如此感慨。你看，他算盘打的有多精，左口袋掏出去，再从右口袋收进来，好话说尽，利益却丝毫都未受损。
曹操对此振振有辞，他说他早就在令文中讲清楚了：我曹某人可以不在乎名，不在乎利，但万一哪天我倒台了，别人报复我怎么办？我打算以我这几个儿子作为外援，保证不出一点意外。
曹操一个劲地往自个脸上贴金，但其实际做法则恰恰相反，而且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确保内部稳定，他还要进一步加快代汉进程。
继承人
一般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开创霸业的第一步，改组中央政府，取消三公，自为丞相，用“换汤也换药”的办法架空汉室，则是完成了代汉的组织准备。从公元210年起，曹操开始进行代汉的思想准备，其标志就是发布了第一道求贤令。
在平定乌桓胜利之后以及在赤壁大战期间，曹操曾因骄傲自得，对招纳人才有所忽视，以致于把张松那样的奇才都拒之于门外。曹操此举，很容易被人看作是对以往失误的一次修正，但曹操的真正用意和重点却并不在此，而在求贤令中所宣示的“唯才是举”上。
当时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仍视篡汉为不忠不孝之举，就连被曹操视为心腹的荀彧都对此难以认同，赤壁大战后对曹操的各种批评和非议，其实也大多根源于此，这使曹操篡汉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为了冲淡人们思想上的忠孝观念，曹操便通过求贤令告诉世人：只要你有治国用兵的才能，你就是贤才，我就会让你做高官，至于你是市井小人也好，鸡鸣狗盗之徒也罢，甚至有不忠不孝的行为，一概没有关系！
求贤令同时还是一个逻辑推导链，从中可以推导出，像曹操及其子孙这样有着治国用兵大才的人，岂止做高官，就是做皇帝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有才便是一切，忠于朝廷与否，全都无所谓。
由于南征搁浅，此时的曹操已有自己不当皇帝，但扫清障碍铺好路，让儿子代汉的准备和打算。
曹操妻妾多，儿子也多，总共有二十五个。过去立嗣讲究先嫡后庶，先长后幼，曹操的长子原为曹昂，但因其已死于张绣叛乱，所以次子曹丕也就成了事实上的长子。
尽管如此，曹丕一开始并没有被曹操作为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曹操理想中的继承人，应该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曹昂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二十一岁战死疆场，自然符合这一标准。其后被曹操看中的，则是年龄较小的曹冲，曹冲是“曹冲称象”故事的主角，从小就极为聪慧，可惜他也步大哥的后尘，十三岁时就生病死了。曹操极为难过，但是当曹丕前来劝慰他时，他却说：“曹冲死了是我的不幸，可这却是你们的幸运啊！”
曹操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曹冲不死，你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兄弟一个也没份继嗣，现在他死了，我也只好到你们中间挑选了。
曹操这话听在曹丕等人耳朵里，固然让人很不舒服，但却是实情。曹丕后来自己也承认，不管曹昂或曹冲哪一个活着，曹操都只会立他们两人中的一个为嗣子。
剩下的儿子中，曹彰体力过人，骑马射箭样样行，可就是不爱读书，其志向也只想做个将军。曹操不能勉强，只得作罢。
与曹彰相反，曹丕及其弟弟曹植原本都喜文而不好武，曹操为了督促他们练武，特地各赐兄弟俩一把经过多次冶炼加工的宝刀，名为“百辟刀”。曹丕、曹植都有心继嗣，在下了一番功夫之后，两人也都达到了曹操的要求，成为曹操的重点考察对象。
虽然文的武的都行，但曹丕、曹植最突出的还是文，比曹丕小五岁的曹植，在文才和名气上又超过了哥哥。曹操本身也是第一流的文字家，然而看了曹植写的文章，连他都不相信文章是曹植自己写的。公元210年冬，曹操在邺城筑成铜雀台，曹操率儿子们登台，让他们当场各自作赋，曹植很快成文，而且写得很好，曹操这才确信他没有请人代作。
曹操最初偏爱曹植，但是因受立嗣为长思想的影响，还是将曹丕与其他儿子区别对待。在他封侯封地的三个儿子中，有曹植，没有曹丕，不过经过曹操的安排，献帝未久就又颁下诏令，将曹丕任命为副丞相级的五官中郎将，授权在邺城设置官署。
按照汉代制度，五官中郎将是不置官署的，曹丕置官署乃特许。曹操如此安排，目的就是要给予曹丕一定的实际权力，承担一些军政任务，以便对他进行锻炼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