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和罗马主持献映后，我们又回到伦敦，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我需要找一所住宅，好把一家人安顿下来。有一个朋友劝我去瑞士。我当然想留在伦敦，但我们不知道那儿的气候对孩子是否合适；再加上我们确实担心限制货币[348]的问题。
因此，怀着略带忧郁的心情，我们收拾起什物，带着四个孩子到了瑞士。我们暂时下榻洛桑面临湖水的美岸酒店。那时已是秋天，景象萧疏，但群山仍是那么秀美。
接连四个月，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此时乌娜即将生第五个孩子，她很着急，说出院后不愿再住酒店，由于时间紧迫，我忙着到处去找房子，最后在沃韦[349]稍北科西尔村的德班庄园定居下来。我们没有想到，那座庄园占地三十七英亩，有一片果园，里面有大颗的黑樱桃、鲜美的青皮李、苹果和梨；还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极其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哪儿，遇到这些蔬菜当令的时节，总要老远地赶回来。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是葱茏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我聘用了几位很得力的助手：雷切尔·福特小姐为我们安排家务，后来当了我的管家，比尔尼埃夫人担任我在瑞士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经她用打字机打了好几遍。
我们起初看到这么气派的一所住宅，有点胆怯，不知道我们的收入能否维持开销，但是房东告诉了我们所需的费用，我们算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就这样我们住进了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
至少经过了一年，我们才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孩子们暂时进了科西尔的村校。他们一下子样样都使用法文，的确是很吃力的，我们担心这样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不久他们已经能说流利的法语，看到他们能很好地适应瑞士的生活，我们是很激动的。连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用功地学起法语来。
我们开始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这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到美国领事馆上交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去美国居住了。
“你不打算回去了吗，查理？”
“不去了，”我说时几乎像是在道歉，“我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
他没发表什么意见，只说了这么几句：“好吧，你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去。”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我们彼此握了握手，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乌娜决定放弃她的美国国籍。于是，她趁去伦敦的时候，通知了美国大使馆。但是使馆人员说，办这个手续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胡说！”我对乌娜说，“要这么长的时间，简直太荒谬了。我陪你一起去。”
我们一到大使馆，因种种侮辱和诽谤所受到的怨气一时迸发，我像一只气球似的爆炸了。我大声问移民局办事处在哪里。乌娜觉得不好意思。一间办公室的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喂，查理，你和你夫人进来好吗？”
他肯定已经看出我的来意，所以第一句话就说：“一个美国人要放弃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并且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考虑。所以我们要履行询问的手续，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利。”
不用说，我觉得这话有它的道理。
他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1911年我在丹佛皇后剧院看过你的演出。”他说时带着责怪的神情瞅着我。
这样一来我的怒气当然平息下去了，于是我们谈起多年前那些快乐的日子。
讨厌的询问结束了，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我们和和气气地道了别，想到自己对这种事感到麻木，我又觉得有些难过了。
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见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西德尼·伯恩斯坦、艾弗·蒙塔古、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350]爵士、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埃拉·温特、格雷厄姆·格林、J.B.普里斯特利、马克斯·莱因哈特，以及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等。虽然有些朋友我们不常会晤，但想到他们也会感到快慰，就像我们要驶进某个港口时，知道自己在那儿有个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感到高兴一样。
有一次去伦敦，我们接到通知，苏联大使馆将在克拉里奇酒店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想要在那儿会见我们。我们到达酒店时，大堂里已经挤满了来来往往、神情激动的人群。我们由一位苏联使馆人员陪同着，在人群中一路挤了过去。忽然，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的那副表情说明，他们已经感到厌烦，不高兴再等，正要退出去。
赫鲁晓夫即使是在懊恼的时刻，仍旧带着一副幽默的神情。他正挤向出口，陪同我们的人唤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向他挥了挥手，表示不高兴再等了。陪同我们的人喊：“赫鲁晓夫，查理·卓别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止住脚步，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我真感到得意。我们在汹涌的人潮中互相介绍了。赫鲁晓夫谈了几句话，由一位译员翻译。他说苏联人非常喜欢看我的电影，接着我们就喝了一些伏特加。我觉得里面撒了不少胡椒粉，但是乌娜觉得它的味道不错。
我们好容易在一小圈腾空了的地方一同拍了照。由于声音太吵闹，我们根本没法谈话。“咱们到隔壁屋子里去吧。”赫鲁晓夫说。一群人觉察出了我们的意图，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我们由四个人护卫着，被猛地推进了里面一间屋子。一离开人群，赫鲁晓夫和我们所有的人都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定下神来，可以安心谈话了。赫鲁晓夫刚刚就他的到来发表了一场绝妙的友好演说。这场演说像是一缕阳光，我告诉他，它给全世界数百万人民带去了和平的希望。
一个美国记者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赫鲁晓夫先生，我听说，令郎昨天晚上离开了学校，进城寻欢作乐来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恼半笑的神情：“我儿子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他准备做工程师，读书很用功，但是我想，他有时候也要找点娱乐。”
我们谈了几分钟，有人来通知说哈罗德·史塔生[351]先生在外面候见赫鲁晓夫先生。赫鲁晓夫向我转过身来开玩笑说：“您介意吗？他是一个美国人。”
我笑了起来，说：“我不介意。”后来，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同葛罗米柯[352]先生及夫人一起快步走进来。赫鲁晓夫向我们道了声歉，说他只过去说几分钟话，接着就走到屋子那面的角落里去同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谈话了。
为了找些话说，我问葛罗米柯夫人是否准备回苏联。她说要去美国。我说她和她丈夫已经在美国住了很久。她笑了，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我倒不在乎，”她说，“我喜欢那里。”
我说：“我不相信，真正的美国是在纽约或太平洋沿岸；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美国的中西部，比如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那些地方住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史塔生夫人突然激动地说：“啊，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和我丈夫在明尼苏达州待过呀。”她又兴奋地笑着重复了一句：“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心想，她原以为我受到那些恶意中伤后仍耿耿于怀，要对美国大发牢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再说，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发泄满腹怨气。
我看赫鲁晓夫还有好一会儿工夫要和其他几个人谈话，就和乌娜站了起来。赫鲁晓夫看见屋里一阵骚动，就离开了史塔生，走过来送我们。我们握手时，我一眼瞥见了史塔生；他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向前瞅着。我向所有的人告了别，单单没去招呼史塔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样的做法还是得体的——然而，从那一瞥中，我觉得史塔生这个人是可爱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乌娜两人在沙威酒店烤肉餐厅里吃晚餐。饭后我们正在吃点心，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他夫人走进来，在我们桌前站住了。1931年以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温斯顿爵士，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信。但是，《舞台春秋》在伦敦放映后，联美电影公司问我，是否可以将这部影片送到温斯顿爵士的宅邸放映。我当然非常乐意。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向我再三致谢，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
这时温斯顿爵士面对着我们站在桌前。“好呀！”他说。
“好呀！”中似乎含有一种不满意的口气。
我赶快站起来，满面堆笑，给他介绍了乌娜，她正准备回房间去。
乌娜走后，我问是否可以陪温斯顿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接着就坐到他们桌边。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上看到我会见赫鲁晓夫的新闻。
“我一向和赫鲁晓夫相处得挺好。”温斯顿爵士说。
但是，我始终觉得温斯顿爵士有什么事不高兴。这也难怪，自从1931年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他个人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鼓舞人心的辞令拯救了英国；然而我认为，他那篇提到“铁幕”的富尔顿演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只不过加剧了冷战而已。
后来，话题转到了我的《舞台春秋》上。温斯顿爵士终于道出了这么几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收到了吗？”
“哦，收到了。”我热情激动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我没想到需要回信。”我表示歉意。
但他可不是能哄得过去的。“哼，”他悻悻地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呢。”
“哦，绝对不是。”我回答。
“不过，”他接下去说，这样一来就把我的话岔开了，“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
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然会留心这样一件小事，还记得两年前一封不曾见复的信，这一点使我很感动。但是，在政治上，我始终和他看法不同。丘吉尔说：“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主持英帝国的解体。”[353]这种说法可能是妙于辞令的，然而面对当今的世事，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
他所说的“解体”，并不能归咎于政治活动、革命军队、暴力煽动，或肥皂箱上的演说[354]。真正的阴谋者倒是那些肥皂包装纸：国际间的广告宣传，包括广播、电视和电影，还有汽车、拖拉机、科学发明、交通和速度的加快等等。帝国的瓦解，实际上都是由这些革命势力促成的。
刚回到瑞士，我就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内附蒙巴顿勋爵夫人的介绍信。勋爵夫人认为尼赫鲁和我有许多地方意气相投。她说尼赫鲁将路过科西尔，也许我们有机会见一次面。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时寄来了这封信，说希望我去他那儿过夜，第二天再搭他的车回德班庄园。于是我就到洛桑去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尼赫鲁和我长得一般矮小。他的女儿甘地夫人也在那里——一个对人亲切、态度安详的女性。尼赫鲁给我的印象是：他遇事十分警惕，思虑辨析入微，既是富于感情的，又是严肃和敏锐的。起先他显得很腼腆，但后来就放松了，他应我的邀请去我家吃午餐，于是我们一同离开洛桑，驱车去德班庄园，而他的女儿则取道日内瓦，乘了另一辆车尾随在后面。一路上我们谈得很高兴。他盛赞蒙巴顿勋爵，说他任印度总督时，为结束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问他印度在意识形态方面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他说：“不论是哪个方向，总是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接着他又说，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五年计划。途中，他一直高谈阔论，而他的司机则以每小时七十英里或更快的速度沿着陡狭的公路飞驶，时不时来一个急拐弯。尼赫鲁只顾说明印度的政策，可是老实说，他的话我有一半没有听进，因为我只想要去干涉那个司机。汽车不时在尖厉的声音中突然刹住，我们向前撞了出去，可是尼赫鲁仍旧显得若无其事。谢天谢地，后来总算让我定了一会儿神，汽车暂时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尼赫鲁的女儿要和他分路走了。在这个时刻，他才显出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慈父，他拥抱着女儿，亲切地对她说：“你要自个儿当心呀。”听来这更像是他女儿应向父亲说的话。
正值朝鲜危机，全世界都十分焦灼地关注极端紧张的局势，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恩来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人物。
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告），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
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时，周恩来已经在他住处的台阶上等候我们了。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五分钟前解决的。”
我以前听过许多有趣的故事，讲到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已经分散的少数军队，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被组织起来，然后沿途重振军威，转向北京。那次的进军为共产党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那天晚上，周恩来向我讲了一个毛泽东胜利进入北京的动人故事。一百万中国人去欢迎他。在巨大的广场尽头，搭了一个高十五英尺的高台，他从台后登上阶梯，一露出头来，一百万人就掀起了怒涛般的欢呼，随着他高大的身躯全部映入眼帘，欢呼声越来越高。当领袖毛泽东看见这样一大群人时，他站定了一会儿，接着突然热泪盈眶。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参加那次横贯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但是我望着那张神采奕奕的英俊的脸，不禁感到惊奇，他看来是那么沉着和年轻。
我告诉他，我上次去上海是在1936年。
“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前呀。”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我开玩笑说。
那次宴会上，我们喝了中国香槟（味道挺不错），并像苏联人那样一再祝酒。我祝中国国运昌明，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在沃韦交了一些新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埃米尔·罗西尔先生和米歇尔·罗西尔先生，还有他们的家属，他们都是热爱音乐的。经埃米尔介绍，我认识了钢琴演奏家克拉拉·哈丝姬尔。克拉拉住在沃韦，我们每次去镇上，她就同罗西尔两家人来和我们一起进餐，餐后为我们演奏。她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在欧美各地备受听众欢迎，她的事业正在鼎盛时期。可是，1960年去比利时时，她从火车车厢踏板上跌下来受了伤，送进医院后不治而亡。
我常常听她逝世前灌的最后几张唱片。第六次修改这部书稿之前，我曾经听克拉拉演奏、马尔克凯维指挥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觉得那是最能表达原作神韵的伟大艺术作品，它激励我写完了这部书。
如果不是由于家庭羁绊，我们在瑞士的社交生活可能会很活跃，因为跟我们最亲密的西班牙王后和谢弗罗·丹特雷居伯爵夫妇，都住得离我们比较近，许多电影明星和作家也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我们常常会见到乔治·桑德斯和贝尼塔·桑德斯，诺埃尔·科沃德也是我们的近邻。每到春天，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朋友都来看我们。杜鲁门·卡波特有时在瑞士工作时，也常常来访。到了复活节，我们总是带孩子去爱尔兰南部。这是全家人每年盼望的一次旅行。
夏天，我们常常穿着短裤在阳台上吃晚餐，遥望苍茫的暮色，在外面一直要待到10点。我们常常会临时决定去伦敦或巴黎，有时也去威尼斯或罗马：去这些地方都很方便，只需要几个小时。
去巴黎时，我们常常受到好友保罗——路易·韦耶的款待。逢到8月，他总要邀我们一家去地中海岸他称为“青年女王”的那所华丽别墅里住上一个月，于是孩子们都尽兴地游泳或滑水。
有些朋友问我：想念美国吗？想念纽约吗？老实说，我不想念。美国改变了，纽约也改变了。规模庞大的工业组织机构，以及报刊、电视和商业广告，已经完全使我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了。我需要的是另一种绝对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更简单、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繁华热闹的大道、高耸入云的大厦，因为，一看见这些，我就会想起庞大的商业及其沉闷的成就。
又过了一年多，我才结清了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美国政府要就《舞台春秋》一片在欧洲赚的钱向我征税，一直计算到1955年为止，说我仍旧是美国居民，虽然我从1952年起即被拒绝重返美国。自从我的美国律师说，我再没有机会回到美国为自己进行辩护，我已经失去法定地址了。
我已解散了我在美国所有的合伙企业，结清了我在美国所有的资产，我尽可以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然而，由于不愿为了这件事去依托另一个国家的庇护，我还是结清了这笔账，数目要比他们原先向我索取的少了许多，但仍比我实际应付的多出不少。
和美国斩断一切关系，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贝弗利山住宅里的女仆海伦听说我们不再回去时，寄来了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已经给你们写过好多封信，可就是没把它们寄出去。自从你们走了以后，看来一切都出了毛病——除了为自己的亲人以外，我从来没有为谁这样伤心难受过。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样不公正，做得那样过火，真叫我受不了呀。再说，后来我们听到了最担心害怕的消息——说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收拾了——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嘛——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收拾的那些东西，差点都被眼泪给冲走了，我伤心得一直到这会儿还在脑袋疼——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样受得了的。求你，求求你，卓别林夫人，只要有一丝办法可想，你千万别让卓别林先生卖了这幢房子呀。所有的房间，虽然里面几乎只剩下地毯和窗帘，但是都有它们可爱的地方呀——我这个人可真想不开，我永远也不甘心让别人来住这幢房子。要是我自个儿有这笔钱，那该有多么好，可这是在转傻念头，这是在胡思乱想啊。尽可能节省别的开支吧。可是，求你，求求你留下这幢房子吧。我知道这些话没我说的份儿，可我仍旧忍不住要说——同时，我永远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回来，卓别林夫人，我就写到这里啦——我有三封信要寄给你，我可得找大点的信封。向府上所有人问好，原谅我用铅笔，连我的那支墨水笔也出毛病啦。
海伦谨启
我们还收到男仆亨利的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有好多时候没写信给你们了，因为我的瑞士英文很难准确表达我的思想。几个星期前，我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有机会看到了《舞台春秋》。那是一次内部放映。是朗塞尔小姐请我去看的。看的人一共有二十来个。我认得的只有雪尼·卓别林先生和夫人、朗塞尔小姐，还有罗利。我坐在后面老远的地方，为的是要独个儿静静地想一想。这影片可真美呀。大概，我笑得最大声，可眼泪也流得最多。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的电影。它从来没在洛杉矶放映过。电台里倒广播过好几张唱片，都是《舞台春秋》里的音乐。多么美的音乐啊。我听的时候，被它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没提到那是卓别林先生作的曲。孩子们喜欢瑞士，我听了很高兴。当然，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习惯外国的生活。我就是要说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家。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而且，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1191年起就成立了。那儿的8月1日是这儿的7月4日，是独立纪念日。那天不放假，但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山顶上升起了焰火。总而言之，那是少数保守的、繁荣的国家之一。我是1918年离开那儿去南美洲的。后来我回去过两次。我还在瑞士部队里服过两期兵役。我出生在瑞士东部的圣加仑。我有一个兄弟在伯尔尼，还有一个兄弟在圣加仑。
向府上各位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亨利谨上
此前我所有在加州的工作人员都照常领薪水，但是现在我已在瑞士定居下来，再也无力支付这笔钱了。我结算了解雇费，让他们每人领了一笔补助，总数是8万美元。埃德娜·普文斯除了领到补助外，仍旧作为我的雇员领薪，直至逝世为止。
为《凡尔杜先生》一片选择演员时，我想到要让埃德娜扮演重要角色葛罗斯奈夫人。她一向不来电影制片厂，每周的薪水都是由办事处汇给她的，所以我和她已有二十年没见面。事后她对人说，接到制片厂的通知时，她不但是兴奋，简直是震惊了。
埃德娜一到，摄影师罗利就跑到我的化装室来。他也二十年不曾见到她了。“她来啦。”他说时一双眼睛炯炯闪亮，“当然，她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可是，她看起来很棒！”他还告诉我说，这时她正在化装室外面的草坪上等着呢。
我不喜欢久别重逢后的激动场景，所以装出了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好像前几个星期还见到过她似的。“好呀！好呀！我们到底把你找来了。”我高兴地说。
日光下，我注意到她笑时嘴唇在哆嗦；于是我赶紧说明为什么要找她来，并且兴冲冲地把电影故事说给她听。“故事好像非常精彩呢。”她说——埃德娜永远兴头十足。
她的台词读得还不错，但是有她在身边，我就会生出一种忧郁的怀旧感，因为她会使我想起早年那些顺利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的一切都给人带来了希望！
埃德娜很卖力，但是结果仍旧没用，因为扮演这个角色需要有欧洲人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这却是埃德娜所不具备的。和她一起工作了三四天，我不得不承认，她不适于扮演这个角色。埃德娜并没表示失望，反而如释重负。此后我很久没听到她的消息，直到我移居瑞士，才接到她收到解雇费后写来的信：
亲爱的查理：
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感谢你多年来一直厚待我，给我种种照顾。我们早年里好像不曾有过这么多的麻烦，你现在可惹上了。但你有可爱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你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
（以下她描写了她的病痛，埋怨医生和护士的费用太高，但最后，仍像往常一样，她又讲了一则笑话：）
现在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吧。一个人被关在一艘飞船里，发射到高空中，测验他能够飞多高——所以，事先关照他，要记录高度。于是他就这样继续数了下去：25000——30000——100000——500000……数到这里，他自言自语地说：“耶稣基督呀！”这时就听见有人以极低的声音应道：“你有什么话呀——”
千万请你，请你早日来信，查理。你还是回来吧，你是属于这儿的呀。祝好！
真心诚意最最崇拜你的
埃德娜
多年来，我始终没有给埃德娜写过信；每次都由电影制片厂向她转达我的意思。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她获悉可以继续支薪后写给我的：
亲爱的查理：
现在我又满怀感谢的心情，回到了医院（黎巴嫩的雪松林），给我的颈部进行钴射线治疗。再没有比这手术更痛苦的了！一动就痛。但是，我患的这种毛病，这算是最好的疗法了。希望这个周末能够回家，此后就可以单看门诊了（那可太好了）。幸亏我的内脏都正常，医生说，这只是局部的毛病——我想起了那个站在第七大道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人，他把纸撕成小碎片，向四面抛撒。一个警察走过去，问他这是干吗。他回答说：“这是要大象躲开点呀。”警察说：“这一带一头大象也没有。”那个人说：“真的呀，可见这方法是有效的了，对吗？”我就是爱说笑话，请你原谅。
祝你和府上好，祝你们事事称心如意。永远问好。
埃德娜
1956年11月13日
我收到此信后不久，她就去世了。所以，这个世界变得更年轻了。青年接管了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些活得比较久的人，随着生活历程的前进，变得稍显生疏了。
现在我即将结束我历尽险阻的人生旅程。我明白，我是时运的宠儿。我受到世人的关注，赢得了他们的爱，也遭到了他们的恨。这世界赐予了我一世恩典，只给了我极少的波折。不论经历了什么拂意的人事变迁，我都相信好运与逆境都好像浮云那样偶然在我上空飘过。一经领悟了这一点，我对自己遭遇的那些坏事就不致过分震惊，而对那些好事就会意外地愉快。我对生活没有计划，对人生不懂哲理，只知道智者也好，愚人也好，我们都必须为生活而奋斗。我的思想是摇摆不定的，是前后矛盾的；有时我会为了一些小事感到烦恼，但有时又会对一些灾难无动于衷。
但是，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往更令人激动了。我身体很康健，仍旧有创作能力，并且有计划再拍几部电影——也许不是自己去演，而是编写剧本，指导我的孩子们去演——有几个很有表演才能。我依旧雄心勃勃，永远也不服老。我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几个尚未完篇的电影剧本需要完成，我还要写一个剧本，编一出歌剧——如果岁月许可的话。
叔本华说，快乐是一种消极的状态，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最近二十年来，我明白了快乐的意义。我很幸运，娶了一个出色的妻子。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再多写一些，然而，这就要谈到爱情，完美的爱情是最美丽的，但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因为它是人们无法表达的。我和乌娜生活在一起时，她性格中的深沉与恬静，对我永远是一种启示。她沿着沃韦狭窄的道路，在我前面婉约而端庄地走着时，我看见那挺直了的匀称娇小的身体、拢向后面的黑发中露出的几根银丝，就会突然对她的一切产生爱慕，觉得自己的嗓子被一块什么东西堵住了。
怀着这种快乐，我有时候坐在外面的阳台上，夕阳西沉，我的视线越过了大片青绿的草坪，眺望远处的湖水，而湖水之外则是熟悉的群山。怀着这种心情，我一无其他杂念，只知道欣赏那庄严的、宁静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