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5点我登上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看来好像是故意选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时刻，其实说来也可怜，这只是为了要躲开递送传票的法警。我的律师让我偷偷地登上船，把自己锁在房舱里，一直等到领港员下了船才可以走上甲板。由于近十年来接受了不少教训，唯恐再出什么岔子，我就照律师的话做了。
我老早就巴望着和一家人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船离开海岸，平稳地前进，然后驶入另一个世界。可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了，我被狼狈地关在自己的房舱里，只好从舷窗里向外张望。
“是我。”乌娜敲门。
我开了门。
“吉姆·阿吉刚赶到，送咱们来了。他正站在码头上。我向他喊，告诉他你在躲避那些递送传票的人，还说你会从舷窗里向他招手。喏，现在他在码头尽头那里。”她说。
我看见吉姆远离人群，站在烈日底下，目光在船身上下搜寻。我赶快摘下我的浅顶软呢帽，从舷窗里伸出胳膊向他招手，乌娜从旁边一个舷窗里向外望。“他还是没看见你。”她说。
吉姆始终没有看见我，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仿佛脱离了世上所有人，在那儿东张西望地找我。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逝世了。
我们的船终于启碇；还没等到领港员离开船，我已经打开房舱门，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瞧那儿——纽约的天际线，显得超然和雄伟，在阳光下迅速地远离我，在烟云缥缈中逐渐地变得更加美丽……当辽阔的大陆消失在迷雾中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想到一家人要去英国，我心情很激动，但又很舒畅。浩瀚的大西洋洗涤了人的胸襟。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另一个人。我已经不再是电影界中一个神秘的人物，不再是一个恶毒诽谤的对象，而是一个带着妻儿去度假的人。孩子们在甲板上尽兴地玩耍，我和乌娜坐在两张帆布睡椅上。这时我体会到了理想的快乐——一种极其近似悲哀的心情。
我们恋恋不舍地谈到那些别离了的朋友。我们甚至谈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一个人受了少许礼遇，就会多么容易地心软下来啊——仇恨心理并不是容易滋长的。
我和乌娜打算及时行乐，度一次很长的假，同时由于要为《舞台春秋》的放映做好安排，我们这次休假不是毫无目标的。想到能使工作与娱乐相结合，我们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的午餐吃得极为愉快。我们的客人有阿图尔·鲁宾斯坦夫妇和阿道夫·格林。可是，刚吃到一半，有人递给哈里·克罗克一封海底电报。他已经准备把电报放进口袋了，可是送电报的人说：“人家等着您发无线电报回复。”哈里读着电报脸色就沉下来了，接着他道了一声歉走开了。
后来，他唤我到他的房舱里，把那封电报读给我听。电报上说，美国政府将限制我再次入境；在获准入境之前，我必须先去移民调查委员会，对一些涉及政治和道德的控诉进行申辩。现在合众社来打听，我是否准备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我是否能够再回到那个不愉快的国家，这对我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了。当时我很想告诉他们：我能够越早离开那种仇恨的气氛越好；美国政府那样对别人进行侮辱，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已经使我觉得腻烦；这整件事使我感到厌恶。然而，现在我的全部财产都在美国，一想到美国政府可能会变着法儿没收它们，我就害怕起来。要知道，他们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因此我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说我要回到美国，对当局提出的控诉进行申辩，说发给我的再入境签证并不是一张“废纸”，而是美国政府给我的一份正式文件等等。
此后我们在船上就再没有安静的时刻了。通讯社从世界各地拍来无线电报，要我发表声明。驶抵南安普顿之前，我们的船第一站先停靠瑟堡，一百多位欧洲新闻记者登上船，要我接见他们。午餐后我在餐厅里安排了一个小时的会见。虽然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但这种煎熬令人感到烦闷和疲劳。
从南安普顿去伦敦，我一路上惴惴不安；比美国政府拒绝我再次入境更为焦虑，我急于要知道，乌娜和孩子们初看到英国乡间景色时会有什么反应。多年来我一直夸赞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等英国西南部地区的风景有多么秀丽，可是现在我们经过的都是盖在丘陵上的一排排形式单调的住房，以及一簇簇黯淡的红砖建筑。乌娜说：“它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咱们再等等看，”我说，“这会儿咱们经过的只是南安普顿的外围。”果然，我们一路前进，乡间的景色越来越美了。
我们的火车抵达伦敦滑铁卢站，一大群人又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等候在那里。我们走出车站时，他们挥手欢呼。一个人说：“瞧你可真能呀，查理。”这话听来令人感到温暖。
最后乌娜和我把事情都料理好了，一起站在沙威酒店六楼我们房间的窗口。我指给她看那座新建的滑铁卢大桥；大桥虽然壮观，但现在对我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桥下那条路引向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里，观赏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的景色。我也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感受日落时纽约千万扇光彩闪烁的窗户给人的神秘启示，然而我认为，从我们酒店窗户向外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世俗的伟大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我向乌娜瞥了一眼，这时她正在那儿仔细观赏下面的景色，在兴奋中显得很紧张，这让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二十七岁更为年轻了。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她已经和我共同经受了多次考验；这会儿她凝视着伦敦的全景，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着，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两根银丝。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只想将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我只听见她悄声说：“我喜欢伦敦。”
自从我上次来到此地，已经有二十年了。在我的视野中，河流蜿蜒曲折，两岸的轮廓已经具有现代的丑恶形式，它们破坏了城市的天际线。至于我的童年时代，一半已经化为煤烟的余烬了。
我陪着乌娜在皮卡迪利和莱斯特广场上漫步，发现那儿已经被一些美国玩意儿弄得面目全非：快餐柜台、热狗摊，以及鲜奶吧；我们还看见一些不戴帽子的青年和穿着牛仔裤的少女，正在到处闲荡。我记得，从前人们学西区居民的穿着打扮，上街都戴着黄色手套，拄着手杖。可是，那个社会已经消失了，已由另一个社会替代了，人们的眼光改变了，爱好不同了。男人听了爵士乐会落泪，行凶已经变为纵欲。这是时代在向前推进。
我们雇了一辆汽车，到肯宁顿去看波纳尔弄3号，但是那幢房子已经人去楼空，即将进行翻造。我们在肯宁顿路287号门口停下，因为雪尼和我曾随同父亲在那里住过。后来，我们穿过贝尔格莱维亚区，看见从前是华丽的私人住宅的房间里都亮着日光灯，一些职员坐在桌前办公；其他住宅已被改建为层层叠起的长方形的房子，以及玻璃和水泥围起的空间——据说，这一切都代表着进步。
我们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要将我们的钱从美国提取出来。这就是说，乌娜必须飞回加州，从我们的保管箱里取出所有的东西。她去了十天，回来后把经过详细地说给我听。她到了银行，职员仔细地核对了她签字的笔迹，向她望了望，接着就走开去和银行经理商量了好一会儿。乌娜当时很着急，但他们最后还是让她开了我们的保管箱。
她说，在银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的家里。一切仍和我们走时一样，花儿和庭园仍是那样美丽可爱。她颇为伤感，在起居室里独自站了一会儿。后来，她看到我们家的瑞士男仆亨利，亨利告诉她，我们走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去过两次，每次都要盘问他，打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问他可知道这里是否举行过什么荒淫放荡的聚会，可有裸体的姑娘参加，此外还提出了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和妻子儿女都过着很安静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恫吓他，问他是哪国人，问他来美国多少年了，还要看他的护照。
乌娜说，她一听这些话，不管多么留恋那幢房子，也决意立刻舍弃它。即使我们的女仆看见她走时哭了，也不能打动她，她还是赶紧离开了那儿。
一些朋友问我，怎么会招致了美国人的反感。我最大的罪过是（当时是，现在仍旧是）我这个人是不肯与人同流合污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不肯随波逐流地去仇恨共产党。当然这样我就开罪了许多人，其中包括美国退伍军团人员。美国退伍军团从事着具有真正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和军属中的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我并不反对这个组织，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十分有益的，都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是，一旦军团人员滥用他们的合法权利，并假托爱国的名义，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侵犯他人，这就破坏了美国政府的基本结构。这种特权爱国者，可能使美国演变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第二，我反对非美行动委员会，因为它就是一个滑头的名称，伸缩性很大，可以用来套住任何美国公民的脖子，钳制他们的言论，而这些人的坦率言论正代表了持不同意见的少数。
第三，我从未打算入美国籍。要知道，也有很多美国人在英国挣钱过活，但并不打算入英国籍；比如，米高梅电影公司的一位美籍经理，每周薪金高达几千美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五年以上，并不曾入英国籍，但英国人从来不介意这件事。
我之所以做这番说明，并不是为了要进行辩解。我写这本书时，一开始就问自己怀着什么动机。动机有很多，但辩解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总结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可以这样说一句：在许多强大的党派与无形的政府所形成的一种气氛中，我使一个国家对我怀有敌意，从而很是不幸，失去了美国公众对我的好感。
《舞台春秋》在莱斯特广场欧典电影院里放映。因为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种卓别林喜剧片，所以我很担心，不知道观众的反应如何。首映之前，我们先给新闻界举行了一次试映。电影拍好到现在已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可以客观地评价这部影片了；应当说，看后我很受感动。这并不是自我陶醉，因为我看自己的影片时，既会欣赏其中的某些镜头，也会厌恶其中的另一些镜头。然而我并没有像某位恶意造谣的记者所说的那样，看得哭了起来——再说，即便我哭了，那又怎样呢？如果一个创作者不对他的作品产生感情，那他就很难指望公众会对它产生感情。说真的，我欣赏自己的喜剧片，往往有甚于一般观众。
《舞台春秋》的那次首映，是为了给慈善事业捐款，所以玛格丽特公主[341]也去了。第二天影片才开始公映。虽然影评是冷淡的，但影片打破了世界票房纪录；尽管在美国受到了抵制，但它的收入仍超过了我以前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和乌娜离开伦敦去巴黎之前，斯特拉博尔吉男爵在上议院设宴招待我们。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342]旁边，听说他拥护原子防卫政策，我不禁感到惊奇。我对他说，无论英国如何增强原子反应堆，英国总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岛国，等我们已被化为灰烬，也不可能再去进行报复了。我深信，对英国国防来说，最可靠的战略是严守中立，因为我不相信在原子时代里，绝对中立会遭到破坏。但是，莫里森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竟然会有那么多聪明人都主张使用原子武器。我在下议院里见到了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和莫里森抱有同样的观点，我表示痛恨原子防卫政策，但同时意识到，我的话勋爵听了甚为逆耳。
写到这里，我想应当概括地谈几句我现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由于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再加上20世纪动力学的发展，个人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各方面，都被一些庞大的组织所包围，并受到它们的威胁。思想需符合条件，行事需经过批准，举动需获得允许：我们正在成为这一切的牺牲者。
我们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自己缺乏文化见解。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丑陋和臃肿，失去了审美观念。同时，我们的生活由于追求利润、权力与垄断而变得麻木。我们已经让这些影响蒙蔽了自己，以致完全忽略了那些严重的后果。
缺乏慎重指导或责任感的科学知识，为政客和军人提供了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以至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这些人所掌控。
一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智力才干可以说是不够格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成问题的），让权力过分集中在那些人手中，到后来就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然而，对此我们却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有一次，罗伯特·奥本海默[343]博士对我说：“人永远受到求知欲的驱使。”按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没注意追求知识带来的后果。博士也同意我的这种看法。有些科学家就像宗教狂热者一样。只顾研究科学，相信他们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认为他们的求知信条就是道德标准。
人类以谋求生存为主要本能。因此独创性的发展先于心灵的发展。可见，科学的进步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道德行为。
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利他主义的发展是缓慢的。它慢慢地踱步，时时会跌倒，落在科学的后面。只有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它才能发挥作用。要消除贫穷，不能指望利他主义或政府的慈善事业，只能求助于辩证唯物主义。
卡莱尔[344]说过，要世界得救，必得人们思考。然而，只有情势危急，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人们才会进行思考。
原子裂变的时候，人们陷入困境，必须进行思考。他们必须选择一条道路：或是毁灭自己，或是约束自己；科学的发展势头强迫他们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利他主义最后仍将为人信奉，对人类怀抱的善意终将战胜一切。
自从离开美国后，我们在生活中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在巴黎和罗马，我们都像凯旋的英雄那样受到欢迎：樊尚·奥里奥尔总统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招待我们，英国大使馆也为我们设了午宴。后来，法国政府授予我荣誉军团军官勋章；同一天，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聘我为名誉会员。我还收到了该会主席罗歇·费迪南先生特为此事写来的一封非常动人的信。现将该信翻译如下：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如果有人对于您光临敝地时引起了这样的轰动感到惊奇，那么这些人就根本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敬爱您；他们也就不会很好地评判人类的价值，不会特意去列举近四十年来您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快乐，也不会衷心感谢您的教益，或正确评价您大量赐给我们的喜悦，以及您向我们表示的同情；至少可以这样说一句，这些人是完全忘恩负义的。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成就的人齐名。
首先要谈到的是您的天才。天才这一被人滥用了的名词，只有赠给下面这位方才名副其实：这人不但是一位非凡的喜剧演员，同时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一位电影制片人，更重要的，是一位性情诚恳、气度宽宏的人。而现在，您就是兼具了以上所有这些特点的一位，此外，您又是这么朴实，这就使得您的人格更加崇高，您当然会使现代遭到和您同样折磨的人感到温暖，受到感动。单是具有天才，还不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也不能引起人们的爱慕。然而，您所激起的那种情感，却只有“爱”这个字可以代表。
观赏《舞台春秋》的时候，我们笑，发自内心地笑；我们哭，流下真诚的泪——也可以说是您的泪，因为是您赠给了我们眼泪这份宝贵的礼物。
真正的名声永远无法被夺走；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束缚，但又并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象出，您曾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段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受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细腻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让人得到教益的影片做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阻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阻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般批评者永远不肯承认：您不但发挥了老式舞剧的可爱之处，而且表现了费多[345]般的极度热情。然而，您确实具有这些特点，同时您还表现出一种使我们联想到缪塞的风度，虽然您并没仿效任何人，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您影片中的故事是您写的，音乐是您作的，片子是您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您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家、编剧、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了解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做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要使观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失去爱人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受到损毁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罗歇·费迪南（签名）
去看《舞台春秋》首映的都是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法国内阁成员和各国使节。但是美国驻法国大使没有去。
我们做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贵宾，喜剧院特为我们上演莫里哀的《唐璜》，参加演出的是法国一流的艺术家。那天晚上，皇家宫殿里喷泉吐水，灯火争辉，法兰西喜剧院的学生欢迎我和乌娜，他们穿着18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烛架，把我们领进了上层楼厅，那里坐满了全欧洲最美丽的女性。
我们在罗马受到同样的接待，我接受了勋章，总统和部长们都接见了我。那次预映《舞台春秋》时，却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文化部长建议我绕过人群，从剧场后门进去。我觉得部长的建议有些古怪，既然人们耐心地候在剧院外想见我一面，为了礼貌起见，我也应当从正门进去，让他们看上一眼。当时我觉得部长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只是和善地重复说，从后面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但是我坚持不肯，而他也就不再勉强了。
那天晚上预映时，剧院外像往常那样灯火辉煌。我们乘的轿车驶近剧院，人群被绳子远远拦在马路对面——我心想，他们离开得太远了。我竭力装出了潇洒大方的神情，走下轿车，绕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满脸堆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挥起了双臂。立刻，卷心菜和番茄连珠炮似的在我旁边飞了过去。我一时没看清楚是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只听见那位担任翻译的意大利朋友在后面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幸好没有掷中我，于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剧院。这时我才觉察出当时的情景令人发噱，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的意大利朋友也跟着我笑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闹事的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向我扔蔬菜，并无意使用暴力，只不过是要示威罢了。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警察局问我是否要起诉他们。“当然不要，”我说，“他们都还是年轻的孩子。”（他们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少年）于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在我离开巴黎去罗马之前，主编《法兰西文学》的诗人路易·阿拉贡来电话说，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想要见我，于是我邀他们共进晚餐。他们说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所以就选了我酒店的房间。负责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一经获悉这件事，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发作了。“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啦。”“可是，哈里，”我说，“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已无意再回美国，但我很小心，还没有告诉哈里或其他任何人，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哈里如此紧张，似乎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合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哈里虽然担心，但后来又特地留下了，让这几位先生在他的纪念册上签了名。那天我没有邀哈里一同吃晚餐。我告诉他，我们以为斯大林会来，不愿这件事被张扬出去。
我对那天晚上的酬酢不太有把握。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而依靠翻译交谈，就像是射击远处的目标，必须等待射击的结果。
阿拉贡轮廓分明，长得很漂亮。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人家很可能把他当作一个杂技演员或小丑，再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位画家。萨特有一张圆脸，虽然不容易从他的长相上分辨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看出他有一种精明和灵敏的美。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那天晚上散席后，毕加索领我们到左岸去看他仍在使用的一间画室。我们上楼的时候，看见下面那层楼上一家住宅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更上一层楼。”
我们走进了一间样子十分寒碜、像间堆房似的阁楼，一个连查特顿[346]也不愿意死在那儿的地方。椽子上钉了一枚钉子，上面挂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我们借着灯光可以看出一张摇摇晃晃的铁床和一只已经坏了的炉子。墙脚下是一堆积满了灰尘的旧油画。他捡起了一幅——塞尚的作品，而且是一幅精品。他捡起了另一幅，接着又是一幅。我们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画。我真恨不得向他出一大笔钱，把所有的画都买下来——只是为了要让它们离开那个垃圾堆。在高尔基的“底层”[347]中，埋藏着一座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