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操心这些私人问题，一直没工夫多关心联美电影公司的业务。我的律师警告我说，公司已经亏欠了100万美元。从前生意兴隆时，公司每年可以收入四五千万美元，但是记得我最多只分到过两次红利。联美电影公司鼎盛时，没有花一分钱去收购，就拥有四百家英国电影院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我不大清楚，我们究竟是怎样获得这些股份的。想来，那些影院是为了要我们保证给他们供应影片而以此作为一种交换条件吧。另一些美国电影公司，也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大量的英国电影院股票。我们在兰克公司[327]拥有的股份，总额高达1000万美元。
但是，后来联美电影公司的股东，一个个都把股票回卖给了公司，公司几乎用光了所有的现金。就这样，我突然发现，负债100万美元的联美电影公司，只剩下了我和玛丽·璧克馥两个股份各占一半的合伙人。玛丽来信警告我，银行已经拒绝再向我们提供贷款。我倒并不为此十分担心，因为以前我们也曾闹过亏空，但只要有一部成功的影片，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何况这时我刚拍了《凡尔杜先生》，估计它的票房价值是非常高的。我的代理人阿瑟·凯利预测，它总共至少可以赚到1200万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公司不但可以偿清欠债，还可以积累100万美元的赢利。
我在好莱坞为几个朋友放映了这部影片。影片放映完，托马斯·曼、莱昂·福伊希特万格，以及其他几个人都站起来，鼓掌达一分钟。
我满怀信心，启程奔赴纽约，但是刚抵达那里，就遭到了《每日新闻》的攻击：
卓别林来至本市，主持其新片的放映。他既然充分扮演了一位“同路人”[328]的角色，我料他不敢出席记者招待会，我要在会上向他提出一两个问题，叫他下不了台。
联美电影公司的宣传人员开始考虑，我这会儿去招待美国新闻记者是否合适。我很恼火，因为前一天早晨我已经招待了外国记者，他们都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再说，我不是一个能被谁吓倒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酒店里包了一间大厅，招待美国记者。记者们喝完鸡尾酒，我走了进去，但立即觉察出一种含有恶意的气氛。我坐在台上一张小桌子后面发言，竭力装得很殷勤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一切有关我的影片和将来创作计划的问题，凡是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提出来，我准备在这儿回答。”
他们一声不吭。“请别同时发言。”我笑嘻嘻地说。
最后，一位坐在前排的女记者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我明确地答复她，“请提下一个问题吧。”
这时一个人在嘟哝着什么。我原来以为他就是我那位供职于《每日新闻》的朋友，但是那位朋友竟然没来。这会儿说话的是一个样子邋遢的人，他没脱去大衣，正俯身凑近一份发言稿在宣读。
“对不起，”我说，“只好请您再读一遍，我一个字也听不出您说些什么。”
他开始读道：“我们，代表天主教退伍军人……”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到这儿来答复什么天主教退伍军人的问题的，这是一次记者招待会。”
“你为什么不入美国籍？”另一个人问。
“我认为无须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我回答。
下面起了一阵骚动。两三个人同时抢着发言。一个人盖过了其他人的声音：“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
“啊，”我笑着说，“如果您要算钱的账，那咱们可得把问题谈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百分之七十五来自海外各地，美国从这些收入里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呢。”
那个天主教退伍军人的代表又逼尖了嗓子说：“不管你的钱是不是在这儿赚的，我们在法国登陆[329]的人1，看你不做这个国家的公民，都很愤慨。”
“在法国海岸登陆的人也不止您一位，”我说，“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在巴顿[330]的部队里，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件事。”
“你可认识汉斯·艾斯勒？”另一个记者问。
“认识的，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你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员，我不根据政治交朋友。”
“可是，你好像是喜欢共产党人。”另一个记者说。
“没有人会吩咐我应当喜欢谁或仇视谁。现在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
这时，在气势汹汹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说：“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侮辱他，这样，他会做何感想呢？”
我压根没想到会有人向我表示同情，所以直接打断了他：“对不起，我没听清楚，把你的问题再说一遍。”
我的宣传人员用臂肘碰了碰我，小声说：“这个人是为你说话的，他说得很好。”原来他是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吉姆·阿吉[331]，当时正在给《时代》杂志写专栏和批评文章。我立刻慌乱失措了。
“很抱歉，”我说，“我没听清——可不可以请您重复一遍？”
“我不知道能否说清楚。”他有点害羞了，接着就把原话大致重复了一遍。
我想不出应当怎样回答他，只好摇摇头说：“我没什么意见……可是，谢谢您。”
此后我无心答复那些问题了。听了他那几句善意的话，我反而软下来了。“很抱歉，女士们，先生们，”我说，“我原来以为，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是要谈谈我的影片，没想到这会变成一场政治辩论，所以我再没其他可以奉告的了。”会后，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知道自己已被一些人深恶痛绝了。
我仍旧不能十分相信这件事。记得，在《大独裁者》上映之前，我也曾遭到许多攻击，但后来我收到的信却对它赞扬备至，都在祝贺它的成功，它赚的钱比我以往哪一部影片都多。再说，我对《凡尔杜先生》很有信心，认为它准是一部成功之作，而联美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玛丽·璧克馥来电话，说想同乌娜和我一起去看这部影片的首映，于是我们邀请她在“二十一号”餐厅吃晚餐。玛丽到得很晚，她说刚在一个鸡尾酒宴上被人拉住了，一时走不开。
我们抵达电影院时，外面熙熙攘攘，全都是人。我们挤进休息室，看见一个人正对着无线电广播：“查理·卓别林夫妇到了。啊，他们还请来了玛丽·璧克馥小姐，无声电影时代美丽娇小的女演员，现在仍旧是美国的甜心。玛丽，你可以为这次盛大的首映说几句吗？”
休息室里站满了人，玛丽一边向麦克风挤过去，一边仍旧拉着我的一只手。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玛丽·璧克馥来发言了。”
玛丽在推推搡搡的人群中说：“两千年前，基督降生，今天晚上……”这时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虽然她仍旧拉着我的一只手，但突然被一群人从麦克风旁边挤开了——此后我常常猜想，她下面还打算说些什么。
那天晚上，电影院内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让人感觉，观众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要证明什么。影片一开映，不像从前那样有着一种急切的期待和快乐的骚动，只零零落落地起了一些紧张的掌声，其中还夹杂着几个人的嘘声。我非常不愿意说，然而又不得不承认，那几个人的嘘声，比报界的一切敌意攻击更刺伤了我的心。
影片继续放映，我开始感到心绪不宁，也听到了笑声，但那是分散的。不是从前的那种笑声，不是看《淘金记》、《城市之光》或《从军梦》时的笑声。那是向电影院中另一部分发出嘘声的人挑战的笑声。我的心冷下去了。我再也坐不住了。我悄声对乌娜说：“我要到休息室里去，我受不了啦。”她捏了捏我的手。那张被我揉得皱巴巴的节目单，刺痛了我的掌心，我把它扔在座位底下。我悄悄地走过过道，在休息室里来回踱步。这时我既想要听那些笑声，又想要赶快离开那里。后来我又轻轻地走进放映厅，去看看那儿是什么情形。有一个人笑得比其他人都厉害，那个人肯定是我的朋友，但那是一种牵强的、神经质的笑，仿佛笑的人是要以此证明一件什么事情似的。
此后两小时，我先在休息室里踱步，再在电影院附近的马路上徘徊，然后又进去看电影。那段时间仿佛漫长得过不完似的。电影终于放映完了。写专栏文章的厄尔·威尔逊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我在休息室里第一个遇见了他。“我喜欢这部电影。”他把那个“我”字说得特别重。接着，我的经纪人阿瑟·凯利走过来了。他说：“当然，咱们不能指望它总共卖1200万。”我开玩笑说：“就卖个半数也成。”
电影散了场，我们招待大约一百五十位客人共进晚餐，其中有几个是我的老朋友。那天晚上，能在席上觉察出暗潮涌动，大伙虽然喝着香槟，但都显得郁郁寡欢。乌娜悄悄离席，回家去睡了，我在那儿又待了半小时。
贝阿德·斯沃普是我一向喜欢并且认为是很精明的一个人，这时他正在和我的朋友唐纳德·斯图尔特[332]谈论这部电影。斯沃普表示厌恶这部影片。那天晚上只有少数人说了几句恭维我的话。唐纳德·斯图尔特和我已有几分醉意，他说：“查理，他们这些杂种，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其实，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观众们喜爱看。”
我已将人们的看法置之度外，我已失去反抗的能力，唐纳德·斯图尔特送我回去。我们到了酒店，乌娜已经睡了。
“这是几楼？”唐纳德问我。
“十七楼。”
“天哪！你知道这是一间什么房间吗？这儿就是那个男孩子走到窗台外面，站了十二个小时，再跳下去自杀的地方呀！”
他谈起了这条新闻，确实使那天晚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然而我相信，在我所拍摄的影片中，《凡尔杜先生》是最能展示我的机智与才华的一部。
出乎我意料的是，《凡尔杜先生》在纽约连续上映六个星期，卖座极盛。但是后来它的票房突然变差了。我问联美电影公司的格拉德·西尔斯，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凡是你拍的电影，在头三四个星期里卖座总是好的，因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往后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观众了；老实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了你十多年，一般观众肯定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后来卖座就差了。”
“可是，一般观众总也有幽默感吧？”我说。
“瞧这儿！”他给我看《每日新闻》和几份赫斯特系报纸，“全国各地，看的都是这样的报道。”
一份报纸上的照片，是新泽西某地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景，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电影院外布置了纠察员。纠察员们举着这些标语牌：
卓别林是同路人。
外国佬滚蛋。
不能让卓别林长期喧宾夺主。
卓别林——忘恩负义的共产党同情者。
把卓别林赶到苏联去……
一个人尽遇到失意烦恼的事情时，如果没有陷入绝望，一定是因为他能悟通哲理或自我解嘲。格拉德给我看那张纠察员的照片时，我看到电影院外面没有一个买电影票的人，就开玩笑道：“这明明是清晨5点拍的嘛。”但是，在那些没有受到干扰的地方，《凡尔杜先生》的卖座是很好的。
全国各地轮流放映电影的大电影院，起先都来订这部影片。但是后来，它们收到了美国退伍军团和其他压力集团的恐吓信，都纷纷取消了放映。美国退伍军团恐吓电影院老板时，采取了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他们威胁，如果哪家电影院上映一部卓别林影片，或是他们所反对的其他影片，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家电影院一年。在丹佛，一些电影院上映了这部影片，头一天晚上卖座极盛，但是，由于受到恫吓，第二天就停映了。
我们在纽约停留的那几天是最不愉快的。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几个电影院取消放映的通知。此外，又有人对我提起诉讼，说《大独裁者》是抄袭来的；当时报刊与公众都极度仇恨和敌视我，四位参议员又在参议院里攻击我，虽然我要求推迟审讯，但是这个案子仍由陪审团如期参与审判。
我这里要声明一下：我的电影剧本一向都是自己构思创作的。法官刚要审理这个案件，就说他父亲病危，问双方是否同意和解，可以让他去探望父亲。原告看出这场官司还是趁早收场为妙，于是赶紧抓住了和解的机会。正常情况下，我是要坚持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在美国不受人欢迎，加上法院施加压力，我很害怕，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故，于是与对方和解了。
原以为《凡尔杜先生》总共可以收入1200万美元，现在希望落了空。它的收入几乎还不够支付摄制费用，于是联美电影公司的经济情况就变得岌岌可危了。玛丽为了节省开支，坚持要辞退我的经纪人阿瑟·凯利，我提醒她，我也是公司里股权占一半的合伙人，她听了很生气。我又说：“如果叫我的经纪人回家，玛丽，那么你的经纪人也得开路。”这样一来我们俩就闹僵了，最后我说：“现在必须由咱们当中的一个人收购另一人的股份或者卖出自己的股份，那么，就由你来开个价吧。”但是玛丽不肯开价，我也不肯说出一个数目来。
到后来，代表东部轮流上演剧院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救了我们的急。他们要收购这个公司，愿意支付我们1200万美元——700万美元付现，500万美元用股票抵偿。这真是喜从天降。
“这么着吧，”我对玛丽说，“现在给我500万美元现款，让我退出，其余都是你的了。”她和公司都同意了。
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说：“查理，再过十分钟，你就有500万美元的身家了。”
可是，十分钟后他来电话，说：“查理，那笔交易吹了。玛丽已经提起笔准备签字了，可是忽然说：‘不行！为什么他现在500万美元到手，可是我要再等上两年才能拿到我的份额？’我们跟她讲理，说她可以拿到700万美元——要比你多拿200万美元。可是她的借口是，这样她在所得税方面会遇到问题。”其实，当时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机会；后来我们不得不以低很多的价钱把公司盘了出去。
回到加州后，我完全摆脱了《凡尔杜先生》给我带来的痛苦，又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我很乐观，我仍旧不能相信，美国人民已经对我完全失去了好感，会在政治问题上耿耿于怀，会缺乏幽默感，甚至会抵制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人。我想到了一个主题，受到这个主题的激发，我不顾一切后果，决心要拍好这部影片。
时代无论怎么变，世人骨子里喜欢的仍是爱情故事。正如黑兹利特所说，情感要比智力更能吸引人，所以它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贡献也更大。这次我要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和《凡尔杜先生》冷酷的悲观主义相比，它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主题鼓舞了我。
《舞台春秋》的准备工作，总共历时十八个月。我需要为它创作几支可以演奏十二分钟的芭蕾舞曲，并且必须预先设定芭蕾舞的动作，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过去我也曾编制过乐曲，但只是等到影片已经拍好，可以看到舞蹈的动作了，我才开始作曲。这次我全凭对舞蹈的想象，编制了全部音乐。可是，直到音乐都已配好，我仍旧不知道它是否适于跳芭蕾舞，因为芭蕾舞的舞蹈动作，或多或少是要由舞者本人创作的。
由于非常赞赏安德列·叶格列夫斯基[333]的艺术，在芭蕾舞方面我就想要请教他。当时他在纽约，于是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就不同的乐曲表演他的“青鸟”舞，并推荐一位芭蕾舞女演员。他说必须先听一听音乐。“青鸟”舞是配合柴可夫斯基的舞曲的，一共跳四十五秒钟。因此我写了一支需要演奏那么长时间的舞曲。
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改编那几支总共需要演奏十二分钟的芭蕾舞曲，还请了一个由五十人组成的交响乐队录音，这时我急于要知道芭蕾舞演员对乐曲的反应如何。最后安德列·叶格列夫斯基和芭蕾舞女演员麦丽莎·海登飞抵好莱坞，来听这支乐曲。他们坐在那儿听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拘束和紧张，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俩都表示赞许，说乐曲是适于跳芭蕾舞的。看他们伴着乐曲舞蹈，那是我从事电影生涯以来最兴奋激动的一刻。他们的表演令人非常满意，使舞曲增色不少。
遴选女主角时，我提出了几个极难达到的条件：长得美丽，擅长演戏，并且富有感情。经过几个月的物色和试境，我一再感到失望，但总算运气好，我终于和克莱尔·布鲁姆签订了合同，她是我的朋友阿瑟·劳伦茨推荐的。
我们的天性中存在着某种东西，能使我们淡忘仇恨与懊恼。那次的受审，以及受审时受到的种种恶毒讥讽，都像雪花似的消融了。在这段时期，乌娜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杰拉尔丁、迈克尔、乔西和维基[334]。现在贝弗利山的生活又欣欣向荣起来。我们的家被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切都十分顺适。每逢星期日，客人随意来访，我们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到好莱坞来为约翰·休斯顿[335]写剧本的吉姆·阿吉。
那时作家和哲学家威尔·杜兰特也在好莱坞，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威尔是我的老朋友，他有时也来我家吃晚餐，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夜晚。威尔为人热情，他并不需要什么刺激，单是生活本身就能使他陶醉；有一次他问我：“你对美是怎么看的？”我说，我认为美是死亡与美好无所不在的表现，是我们在自然和一切事物中觉察到的带有笑意的悲哀，是诗人能够感觉到的心灵与外物的神秘冥合——它可以是照射在垃圾箱上的一道阳光，也可以是丢弃在阴沟里的一朵玫瑰。埃尔·格列柯[336]曾经从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世主身上发现了美。
还有一次，我们在小道格拉斯·范朋克家里遇见了威尔·杜兰特。那天克莱门斯·戴恩[337]和克莱尔·布思·卢斯[338]也在。许多年前在纽约，我就认识了克莱尔，那是在一次赫斯特举行的化装舞会上。那天晚上，她穿着18世纪的服装，戴着白色假发，打扮得美丽迷人；起先我也觉得她很可爱，但后来听到她和乔治·摩尔[339]这位有修养、会体贴的人争吵起来。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在一群奉承她的人中责骂乔治：“你好像有点神秘，你的钱是打哪儿来的？”
这句话问得人很难堪，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但是乔治仍旧和颜悦色地笑着说：“我贩煤，有时还和我的朋友希区柯克玩玩马球，喏，”（这时我刚巧从旁边走过），“我的朋友查理·卓别林知道我的底细。”打那时起，我就对克莱尔有了看法。后来听说她当上了国会议员，为美国政治提出了那条十分高明的标语“全球谎言”时，我也就不以为奇了。
那天晚上，我听到克莱尔·卢斯像是在宣示神谕；这时话题当然转到了宗教问题上（她当时刚皈依天主教），我趁她谈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插嘴道：“一个人用不着把信仰印在脑门上；在圣徒和罪人身上都可以看出来；一切事物中，都有圣灵存在。”那天晚上分手时，我们彼此就有点疏远了。
《舞台春秋》拍好后，我对它的成功抱着无比的信心。我们为几个朋友举行了试映，每个人看了都很兴奋。于是我们准备去欧洲，因为乌娜不愿孩子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急于送他们去欧洲读书。
三个月前我已申请再入境签证，但是至今还没批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料理杂务，准备出国。我已经申报了应缴的税，并将其全部付清。但是国内税务署一经获悉我要去欧洲，忽然发现我欠了更多的钱。他们捏造了一个数目，达数十万美元之巨，并责令我交付200万美元押金，押金的数目比他们要我现付的金额多十倍。我的直觉告诉我不应当留下任何押金，应当坚持立即依法解决。这样总算以很小的数目了结了这笔账。现在，既然他们不再提出其他要求，我就又一次申请了再入境签证，结果等候了几个星期也没有答复。于是我去信华盛顿，通知说，如果不愿给我再入境签证，我就要不等签证，径自动身了。
一星期后，我接到移民局的电话，说他们要再向我提出几个问题，问是否可以到我家里来。
“当然可以。”我回答。
来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女人带了一架速记打字机。其他几个人都带了小的方形公文包——里面明明装的都是录音设备。为首提问的人年纪四十岁上下，身材瘦长，英俊而精明。我发觉他们和我的人数之比是四比一，心想应当让我的律师来的，但是好在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隐瞒他们。
我把他们领进了由玻璃封闭的走道，女人拿出了她的速记打字机，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其他几个人坐在一张长椅上，把装有录音设备的公文包放在面前。提问的人取出来的档案材料足有一英尺厚，都整整齐齐地摞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我坐在他对面。然后他就一页页地翻阅档案材料。
“查尔斯·卓别林是你的真实姓名吗？”
“是的。”
“有人说你名叫——”他说了一个听来非常像外国人的名字，“还说你是从加利西亚[340]来的。”
“不对。我叫查尔斯·卓别林，和我父亲同名，我出生在英国伦敦。”
“你说你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从来没有。我生平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
“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词的意思嘛。去词典里查一查吧。共产党人并没有用那个词的优先权。”
他继续提出这一类的问题，后来忽然问：“你和别人通奸过吗？”
“听我说，”我回答，“如果你们要找一个法律专门名词，好让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说，我也好结束我的业务，因为我不愿意在任何国家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并没有这个意思，”他说，“发放再入境签证时，我们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通奸’一词的定义是什么？”我问。
我们两人都到词典里去查。“可以理解为‘与有夫之妇私通’。”他说。
我思索了一下。“据我所知，不曾有过。”我说。
“如果这个国家受到侵略，你愿意为它作战吗？”
“当然愿意。我爱这个国家——我的家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我回答。
“可是你始终没有入美国籍。”
“这并不违法呀。而且我在这个国家是缴税的。”
“但是，你为什么要奉行共产党的路线呢？”
“如果你告诉我共产党的路线是什么，我就告诉你我是否在奉行共产党的路线。”
一阵沉默过后，我接着说：“你知道我是怎样招惹上这么多麻烦的吗？”
他摇摇头。
“这件事要感谢你们的政府。”
他吃惊地抬起了头。
“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为了捐款救济战时的苏联难民，预备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但是临时患了喉炎，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代表问我是否可以代大使说几句话，打那时起，我就吃尽了苦头。”
我被盘问了三个小时。一星期后，他们又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到移民局办事处去一趟。我的律师坚持要和我一起去，他说：“说不定，他们还要向你提出什么问题。”
我们到达那里，受到了殷勤得无以复加的招待。移民局办事处主任是一位很和蔼的中年人，他几乎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说：“我很抱歉，我们耽搁了您很久，卓别林先生。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在洛杉矶新设了一个移民局办事处，我们可以更快地把这件事办妥，用不着公文往返，再去华盛顿申请了。只有一件事还要请问一下，卓别林先生——您打算去多久？”
“最多六个月，”我回答，“我们只是去度假。”
“如果您要在国外多待一些日子，就要申请延长限期。”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就走出去了。我的律师赶快去看那份文件。“可不是！”他说，“这就是签证！”
主任拿着一支笔回到屋子里：“请您在上面签个字，卓别林先生。当然，您还得办好旅客登记手续。”
我签好了字，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背：“这是您的签证。希望您假期愉快，查理——尽早回来！”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星期日早晨搭火车去纽约。我早就催乌娜去办理启用我的保管箱的手续，以防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大部分财产都在那里面。但是乌娜老是磨蹭，没有去银行办理这项手续。现在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天了，再过十分钟银行就要关门了。“咱们只有十分钟时间了，赶快去吧。”我说。乌娜遇到这类事情，总是喜欢拖拉。“为什么不可以等咱们度完假，回来以后再去办呢？”但是我坚持要去。这件事我做得很对，否则为了要把我们的财产从这个国家提取出来，我们下半辈子就要靠打官司过日子了。
去纽约的那一天是令人惆怅的。乌娜在收拾整理家中最后一批东西，我站在外面的草坪上，怀着矛盾的心情看那幢房子。我在这幢房子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享受了这么多快乐，又备尝了这么多痛苦。现在，花园和房屋显得这样安静而亲切，我想到要离开它们时，不禁黯然神伤。
我辞退了女仆海伦和男仆亨利，再赶到厨房里去向厨娘安娜道别。我在这种时刻总是显得十分腼腆，而安娜这个肥胖的女人又有点耳聋。“再见啦。”我又说了一遍，然后碰了碰她的胳膊。乌娜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后来她告诉我，她看见厨娘和女仆都在那儿哭。我的副导演杰里·爱泼斯坦到车站给我们送行。
横贯美国的旅程使我精神一爽。上船之前，我们在纽约待了一个星期。我正打算要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可是我的律师查尔斯·施瓦茨赶来告诉我，联美电影公司的一个前雇员提出控诉，要公司赔偿几百万美元。“这不过是一个妨害诉讼，查理；但我还是希望你躲开它，免得法院传你出庭，可能不让你去度假。”所以最后那四天里，我一直躲在屋子里，不敢陪乌娜和孩子们去纽约各处游逛。但是为《舞台春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一定要出席，也没法顾虑传票会不会递送来了。
给我做宣传工作的克罗克，已经安排了一次午宴，招待《时代》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人员，这次我们要在自己名声扫地的情况下勉力做好宣传工作。编辑部办公室里是光溜溜的白色灰泥墙壁，和那次午宴上冷淡的气氛倒是挺相称的，我尽力对一排像太空人那样神情严肃、头发剪短了的《时代》的工作人员竭力表示亲热。菜肴和当时的气氛同样冷淡，淡而无味的鸡肉上面浇了一些淡黄色、薄浆似的肉汁。尽管我出席了午宴，尽管我竭力讨好，并且预备了那些菜肴，但结果仍旧没能把《舞台春秋》的宣传工作做好；这些杂志无情地抨击了这部电影。
报界对于试映的反应当然是不友好的，但是后来有几份大报上却刊出了我意想不到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