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贝弗利山，继续编写《梦里人生》的电影剧本，一天奥逊·威尔斯来看我，说他打算根据真人真事拍一系列纪录片，其中的一部将基于轰动法国的蓝胡子朗德吕谋杀案[315]，他认为，如果由我来扮演这个角色，一定是精彩的。
我听了很感兴趣，因为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转变：此后不再拍喜剧片，也不再像多年来那样自编自导自演了。于是我向他讨电影剧本来看。
“哦，我还没写呢，”他说，“但是，只要把审讯朗德吕的记录都找来，所有的材料就齐备啦。”他接着又说：“我还以为你乐意帮着写这个电影剧本呢。”
我失望了。我说：“要我来帮着写剧本呀，我可没这个兴致。”于是这件事就被丢开了。
但是过了一两天，我忽然想到，可以把朗德吕的故事编成一部极好的喜剧片。于是我打电话给威尔斯。我说：“你建议根据朗德吕案件拍一部纪录片，我倒觉得可以拍一部喜剧片，它和朗德吕的事没关系，但是因为听了你的建议才想到这个主意，所以为了还你这个人情，我愿意给你5000美元。”
他嗯呃了几声。
“你听我说，朗德吕案并不是你或者其他什么人新编的故事，”我说，“它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叫我和他的经纪人联系。谈判的结果是：威尔斯到手5000美元，我了清了一切义务。威尔斯接受了这个办法，但提出了一个要求：这部影片拍好后，将注明“本片故事灵感由奥逊·威尔斯提供”。我当时只想到要拍电影，没去注意这一要求。如果早知道他后来要利用这条文字大做广告，我是决不会同意的。
于是我就放下了《梦里人生》，开始编写《凡尔杜先生》。我刚写了三个月，一天琼·芭莉闯到了贝弗利山，我的管家告诉我，她曾打过电话来。我说我无论如何也不去见她。
此后发生的事既卑鄙又阴险。她因为我不肯见她，就强行闯进了我家里，砸碎了窗子，说要打死我，还向我勒索钱财。最后我不得不报警，其实我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以前只是因为不愿闹得满城风雨。警务人员和我采取了一致行动。他们说，如果我愿意为她支付回纽约的路费，他们可以暂时不以流浪罪拘捕她。于是我又一次支付了她的路费，警察局警告她，如果她再在贝弗利山附近出现，就要以流浪罪拘捕她了。
也许有人会说，没想到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竟会是紧随着这样一件卑鄙龌龊的事情来临的。无论如何，阴影终于随着黑夜消失，太阳升起来了。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好莱坞的电影经纪人米娜·华莱士小姐打电话来，说她有一个刚从纽约来的委托人，可能适于扮演《梦里人生》的主角布里奇特。当时我正在为《凡尔杜先生》这个故事不容易写下去而伤脑筋，听了华莱士小姐的话，倒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我可以重新拍摄《梦里人生》，暂时把《凡尔杜先生》搁下。于是我在电话里问她详细的情况。华莱士说，她的委托人是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我从前没有会过尤金·奥尼尔，但是因为他的剧本写得很严肃，我就认为他的女儿也很严肃。于是我简单地问华莱士小姐：“她会演戏吗？”
“她在东部参加过一个夏季演出的剧团，稍许有一点演戏的经验。你最好是亲自试一试，看她会不会拍电影，”她说，“或者，如果你不愿意主动出面，最好是到我家来吃晚餐，我把她也邀来。”
我很早就去了，一走进客厅，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独自坐在火炉旁边。那时华莱士小姐还没回来，我就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我猜想她大概就是奥尼尔小姐。她笑了笑。与我原来想象的完全相反，她长得很清秀，有一种十分动人的、温柔娴静的美。等候女主人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里闲谈起来。
最后，华莱士小姐回来了，这时她才给我们正式介绍了。华莱士小姐、奥尼尔小姐、蒂姆·杜兰特和我共进了晚餐。我们虽然没有谈到业务，但偶尔也涉及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我提到《梦里人生》中的姑娘很年轻，这时华莱士小姐脱口而出，说奥尼尔小姐刚十七岁多一点。我听了很失望。这个角色虽是一个年轻姑娘，但性格却非常复杂，所以需要一个年龄较大、阅历更深的女演员。因此我不得不把聘用她的念头打消了。
但是过了几天，华莱士小姐来电话，问我奥尼尔小姐的事怎样办，因为福克斯电影公司也有意要雇用她。于是我立即和她签订了合同。从此开始了我们俩最幸福的生活，这生活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我希望这幸福永远延续下去。
自从我认识了乌娜，她的幽默感和宽容常常使我感到惊奇；她永远能够体谅别人。由于这一点，以及许多其他原因，我爱上了她。当时她刚满十八岁，但是我深信，她不会像同龄的姑娘那样性情多变。虽然起初我也曾担心，年龄相差太大的配偶不会和谐，但是，乌娜是一个例外。她很坚定，仿佛是在坚持一条真理。于是我们决定，一俟拍好《梦里人生》就结婚。
我写完电影剧本的初稿，已准备拍摄电影。如果我能把乌娜独特的美丽动人之处搬上银幕，《梦里人生》肯定是一部成功之作。
可就在这个时候，芭莉又闯回来了，她在电话里恬不知耻地对我的管家说，她现在一贫如洗，已经怀孕三个月，但她并没有指控我，或暗示这应由谁负责。这种事肯定是与我无关的，于是我吩咐管家，如果她再在附近胡闹，我不管是否会引起笑话，无论如何会去报警。但是，第二天她高高兴兴地来了，在屋子和花园四周走了几圈。显然，她这是在按照一项预定计划行事。后来我才知道，她请教过一个专写伤感文章的女记者，那个女记者教她回到这里，让警察逮捕。我当面警告她，如果她再不离开那儿，我就要报警了。但是她只是冷笑。这种敲诈和骚扰已使我忍无可忍，于是我吩咐管家打电话报了警。
几小时后，报上已登满了新闻。报纸指控我、辱骂我、诋毁我，说什么她腹内孩子的父亲卓别林抛弃了她，使她穷苦无依，害得她横遭逮捕。一星期后，她以亲父遗弃罪控诉了我。我被告发后，就去找我的律师劳埃德·赖特，说明我已两年没有和这个女人芭莉发生任何关系。
赖特知道我准备拍《梦里人生》，就很慎重地劝我暂时把这件事搁下，还劝我让乌娜回纽约去。但是我们不准备照他的话做。我们也不去理会芭莉这个女人的谎言，或报纸上的报道。既然已经谈到嫁娶，乌娜和我决定就在当时当地结婚。我的朋友哈里·克罗克为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此时哈里为赫斯特工作，答应只拍几张婚礼照片，他解释说我们与其受到其他报纸围攻，还不如由他的朋友露爱娜·帕森斯执笔写一篇报道，专由赫斯特报纸刊出。
我们将在离圣巴巴拉十五英里的宁静小村庄卡平特里亚举行婚礼。但是我们必须先到圣巴巴拉的镇公所登记，才能够领到结婚证。那时是清晨8点，镇上还是静悄悄的。登记的配偶中如果有一个是知名人物，登记人员就会按一按桌子底下的秘密按钮，通知报社里的人。因此，为了不让记者围观拍照，哈里事先做好安排，在乌娜没有办完登记手续之前，让我先候在办公室外面。工作人员填写了一般登记事项，记下了乌娜的姓名和年龄，然后说：“那么，新郎呢？”
我一走进去，他如获至宝。“啊，这真是意想不到呀！”这时哈里看见他的一只手伸到了桌子底下。但是我们紧催着他办手续，他虽然尽量地磨蹭，但最后只好把证书发给了我们。我们刚离开，正登上汽车，记者们的车就已经驶进了院子。我们没命地驾车飞驶，驶过圣巴巴拉清晨冷落的街道，车一会儿打了滑，一会儿发出尖厉的声音，然后突然拐上一条支路，接着又拐上另一条支路。就这样，我和乌娜躲开了新闻记者，到了卡平特里亚，在那里悄悄地举行了婚礼。
我们在圣巴巴拉租了一幢房子，准备在那里住上两个月。尽管报纸对我疯狂地进行攻击，但因为记者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我们过着安静的生活——只是每次门铃一响，就会把我们吓得跳起来。
每天傍晚，我们总是很悠闲地在乡间散一会儿步，留心不要被人看见了认出来。有时候，想到自己被所有的人深恶痛绝，电影事业已成泡影，我就感到非常愁闷。而每逢这种时刻，乌娜总是逗我高兴，读《特里尔比》[316]给我听。这部维多利亚时代色彩浓厚的小说，听来很好笑，尤其是作者连篇累牍地提出了许多理由，说明特里尔比为什么一再慨然牺牲她的贞操。乌娜总是在烧得很旺的炉火前面，在一张安乐椅里，蜷着身体读小说。在圣巴巴拉，虽然我偶尔也感到烦闷，但那两个月是富有浪漫情趣的：有时快乐，有时焦虑，也有时感到绝望。
我们刚回到洛杉矶，我的朋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墨菲[317]就告诉了我一个恼人的消息，他向我透露，在一次有几个显赫政要参加的筵席上，他听到一个人说，他们准备“把卓别林关起来”。“万一要打官司，”墨菲法官在信里说，“你最好是请一个名气不大、地位不高的律师，可别去请一个收费昂贵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联邦政府终于动手了。报纸老板一致支持政府；在他们心目中，我已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
这时，我们正在为生父确认诉讼打官司，这是一桩民事案件，按说和联邦政府无关。劳埃德·赖特提议采用血型鉴定法：如果血型不同，就可以证明我绝对不是芭莉所生婴儿的父亲。后来赖特跑来告诉我，说已经和芭莉的律师达成协议：只要我们付给琼·芭莉2500美元，她和孩子就可以做一次血型鉴定，如果鉴定证明我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她就撤诉。我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然而，我仍有十四分之一被冤枉的可能性，因为有许多人的血型是相同的。赖特还说明，如果孩子的血型既不和母亲的相同，又不和被指控为父亲的人的相同，那么血型肯定是从第三者那里遗传来的。
芭莉的孩子生下来了，联邦政府启动了大陪审团审查，向芭莉进行调查，目的只是为了要控诉我；至于根据是什么，却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一些朋友劝我请大名鼎鼎的刑事案辩护律师吉斯勒，于是不顾墨菲法官的忠告，我径自聘请了吉斯勒。这件事我做错了，因为这样就给了人们一个印象，好像我的问题十分严重。劳埃德·赖特和吉斯勒安排了一次会晤，讨论大陪审团将根据哪条法律提出控诉。两位律师风闻，政府将控诉我违反了曼恩法案。
联邦政府有时利用这条法律进行讹诈，以破坏一个政敌的名誉。曼恩法案原来是为禁止将妇女拐卖到另一个州卖淫而制定的。自从取消了红灯区，这条法令早已失去立法时的意义，但它仍被用来陷害美国公民。如果有人陪同已离异的妻子越过州境，并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他就违反了曼恩法案，可能被判处五年徒刑。现在美国政府就是在玩弄这项法律条文，向我提出控诉。
除了这条令人难以置信的罪状外，政府又找出了一个久已弃置不用的法律程序上的技术细节，给我罗织了另一条罪状，但由于这个细节过于荒诞不经，最后只好放弃。赖特和吉斯勒都认为，这两条罪状都是荒谬可笑的，如果因此被控，我们是不难打赢这场官司的。
这时大陪审团正在进行调查。我很有把握，认为他们是白费心机，因为我知道，芭莉来去纽约时都有她母亲陪着。又过了几天，吉斯勒来看我。“查理，他们控告了你好几件事，”他说，“再过不久，我们就可以看到详情诉状了。到那时候，我会让你知道初审的日期。”
此后的几个星期，就像卡夫卡的故事里所描绘的一样，我一心只想为捍卫我的自由而斗争。如果指控罪名被判成立的话，我就要坐二十年牢。
法院初审结束时，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大肆活动。他们趁我录指纹的时候，不顾我提出的抗议，一起拥进联邦法院执法官的办公室给我拍照。
“他们可以这样吗？”我质问。
“不可以，”联邦法院执法官说，“可是你禁止不了这些人呀。”我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出自一位联邦政府官员之口。
这时芭莉的孩子已经可以验血了。经过双方律师的协议，选择了一家私人医院，芭莉、她的孩子和我都验了血。
后来，我的律师来了，他声音颤抖着说：“查理，你被宣布无罪！血型鉴定证明，你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这真是善有善报！”我激动地说。
这条消息一时成为所有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一份报纸上登的是：“查尔斯·卓别林被宣布无罪。”另一份报纸上登的是：“血型鉴定证明卓别林绝非生父！”
虽然血型鉴定的结果使联邦政府大丢面子，但是它继续起诉。开庭的日子临近，我只好在吉斯勒家度过冗长沉闷的黄昏，回忆我何时和如何见到琼·芭莉的每一个恼人的细节。旧金山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寄来了一封很重要的信，说他获悉芭莉被一个法西斯组织雇用，他愿意从旧金山到洛杉矶来作证。但是吉斯勒认为这并不能起什么作用。
我们还收集了许多足以证明芭莉品性恶劣、历史不清白的材料。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几个星期的工作，但是没想到，一天晚上吉斯勒会突然对大家说，攻击她的人品是一个老办法，这办法虽然曾为埃罗尔·弗林[318]打赢了官司，但这一次倒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他说：“即使不用这些无聊的材料，咱们照样可以很容易地打赢这场官司。”这些有关芭莉的背景调查，虽然在吉斯勒看来是无聊的，但我却认为很重要。
我以前还收到过芭莉的一些信。在这些信里，她因为我受了打扰向我表示歉意，对我的慷慨厚道一再致谢。我要用这些信件作证明，因为它们驳斥了报刊上那些恶意的诽谤。现在有一点使我感到高兴，即谣言已经到了尽头，此后报刊只好披露真实情况了。我想，至少在美国公众心目中，我已经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了。
这里我必须提到埃德加·胡佛和他的联邦调查局，因为这次是联邦政府提出了控诉，所以，为检察官搜集证据时，联邦调查局也大大地插了一手。记得，许多年前，我在一次晚宴上见到了胡佛。他冷酷的面容和塌下去的鼻子开始会让我觉得不舒服，但后来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相当可亲的。那次他很热情地和我谈话，说他怎样把一些有教养的人，包括读法律的大学生，吸引来为他工作。
我被控诉后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埃德加·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的那伙人在查森餐厅吃饭，坐在距离我和乌娜三张桌子的地方。蒂皮·格雷也在他们的桌旁，1918年以来我间或在好莱坞看到过此人。这个吊儿郎当、反面类型的人物，有时在好莱坞的宴会上出现，老是咧开嘴傻笑，那样子我看了就讨厌。我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花花公子，或者演电影的小配角。这时我觉得奇怪，不知道他在胡佛的桌上干什么。乌娜和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我转过身去，而蒂皮·格雷恰巧转过身来，一刹那间我们目光相遇。他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咧嘴一笑。我突然明白了那一笑所起的巨大作用。
审判的日子终于到来。吉斯勒关照我9点50分准时在联邦大厦外和他会齐，然后一起出庭。
法庭设在二楼。我们走进去时，并没引起什么骚动，实际上新闻记者已经不大注意我了。我想，他们从审讯中已经获得很多材料了。吉斯勒让我在一张椅子上坐好，然后他就在法庭里走来走去，和几个人谈话。看起来，不像是我，而像是什么别的人在打官司。
我望了望那位联邦检察官。他正在读文件，一会儿记下一些什么，一会儿又和几个人很亲切地谈笑几句。蒂皮·格雷也在，他不时向我偷偷地瞟上一眼，然后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咧嘴一笑。
吉斯勒在桌上摆了一支铅笔和几张纸，以便审讯时做摘记，我因为不愿意呆坐在那儿看着，就拿起笔来画画玩。这时吉斯勒立刻赶过来。“别画！”他一边悄声说，一边夺过那张纸给撕了，“要是被记者们拿去，他们就会进行分析，得出种种结论。”我画的是一条河和一座乡间小桥，那是我小时候喜欢画的画。
后来，法庭上的气氛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坐好了。接着，书记员把小木槌敲了三下，开庭了。向我提出的控诉一共有四项：两项有关曼恩法案，另两项涉及一条久已过时、自从美国内战以来就没听过的法律条款，而这样就可以罗织成罪，说我侵犯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吉斯勒首先要求对全部控诉不予受理。但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正如观众已经买了门票，却要取消一场马戏一样，是不可能办到的。
确定陪审员人选花了两天的时间；必须从二十四位备选的陪审员中选出十二位，双方各有权否决对方选出的六位。陪审员都要受到双方仔细的盘询和严格的查核。审查的程序是这样的：法官和检察官盘问每一个陪审员，了解他是否具备公平判断的条件，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陪审员读过那些报纸吗？如果读过，可曾受到它们的影响或形成什么偏见？他认识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讽刺性的程序，因为最近十四个月以来，百分之九十的报纸都登满了敌视我的文章。）每次盘问一位待选的陪审员，一共需要大约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律师各自派出调查员，迅速收集有关这个人的材料。每当一个待选的陪审员被叫进来时，吉斯勒就做些记录，交给调查员，调查员就立即走开。十分钟后，他们回来了，把一张写有信息的条子塞给吉斯勒：“约翰·多克斯：服饰用品杂货店职员，已婚，有两个孩子，从来不看电影。”“好的，咱们暂时把他留下来。”吉斯勒悄声说。选择就这样进行下去，每一方接受或拒绝一位陪审员，联邦检查官就会小声和他的调查员商量一些什么，蒂皮·格雷偶尔像平时那样笑着向我瞥上一眼。
已经选好八位陪审员了，这时一个女人走进了陪审席。吉斯勒立即说：“我不喜欢她。”他重复说：“我不喜欢她——她有那么一种神态，是我不喜欢的。”她还在答复问题时，调查员已经把一张字条递给了吉斯勒。“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看完了字条悄声说：“她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咱们非去掉她不可！再说，对方接受她，也接受得太快了。”我想要仔细地看一看她那张脸，但是看不太真，于是就伸手去取我的眼镜。吉斯勒急忙扯住了我的胳膊。“别戴眼镜。”他悄声说。我当时的印象是，这位女记者正在想什么心事，但是没戴眼镜我一点也看不清楚。“真倒霉，”吉斯勒说，“咱们只可以再行使两次否决权了，所以，暂时留下她吧。”但是，随着选择程序的进行，他不得不用掉最后的两次否决权，排除两个显然对我们存有偏见的人，于是我们只好接受了这位女记者。
我听双方律师侈谈法律名词，只觉得他们是在做什么与我无关的游戏。尽管所举的罪状听来十分荒谬，但是我心里却在嘀咕，既害怕我会稀里糊涂地被判了罪，但又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我也会想到我的事业和前途，但它们显得那么渺茫、那么混乱。于是我又把它们抛到脑后，因为我不能一心二用啊！
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困境，都不可能永远保持严肃。有一次休庭研究一个法律论点。陪审团离开了，律师和法官退到休息室去了，审判室里只留下了我同一些旁听者和一个摄影记者。摄影记者在等候机会，要给我抓拍一张照片。每当我戴上眼镜看报，他就拿起照相机，于是我摘去了眼镜。这动作把留在审判室里的人都逗乐了。他放下照相机，我又戴上了眼镜。两人好像是在兴致勃勃地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拿起照相机，我摘下了眼镜——旁边的人觉得很有趣。后来又开庭了，我当然摘下了眼镜，装出了一副严肃的神情。
审讯继续进行了几天。这是联邦政府提出的控诉，所以琼·芭莉的相识保罗·格蒂先生，以及两个德国青年和其他几个人，也必须出庭作证。保罗·格蒂被迫承认，他从前就和琼·芭莉相好，并且给过她钱。但是重要的还是她写给我的那些信，她在信里对我的受累表示歉意，并对我的慷慨厚道一再致谢。吉斯勒虽然提出了这些信件作为证据，但法庭拒不接受。我觉得，在这方面，吉斯勒也没有十分坚持。
审讯时证实，在闯进我家之前的一个夜里，芭莉曾经在一个德国青年的寓所里睡了一宿，德国青年不得不在证人席中承认了这件事。
我扮演了这一肮脏龌龊事件的中心人物，这会儿像是在示众。但是，一离开法庭，我就丢开了这一切；我和乌娜安安静静地吃完了晚餐，疲倦得只想去睡了。
除了受审时感到紧张烦恼，我还得每天早晨7点起床，一吃好早餐就出门，因为要驾车在洛杉矶热闹的街道上行驶一小时，在开庭前十分钟准时赶到。
最后，案情审讯完毕。双方律师同意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做总结。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有什么话可以谈这样长的时间。在我看来，这件事已经十分清楚：政府提出的控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当然不会想到，有可能被判定各条罪名都成立，要坐二十年的牢。我以为法官的判词是毋庸多加推敲的。我想要看看这件事对那位《时报》女记者产生的影响，但这时她的脸偏向了一边。当陪审员都出去考虑裁决时，她也随着一队人，目不斜视地走了出去。
吉斯勒陪我走出审判室，小心地低声对我说：“咱们今天一直要等到法庭做出裁决之后，才能离开这儿，但是，”他很乐观地接下去说，“这会儿咱们还可以到外面坐在栏杆上晒晒太阳。”这几句微妙的话，使我觉得一种阴森可怕、无所不在的力量正在悄悄地压迫我，提醒我，我已经成为法律的掌中之物。
这时是1点30分，我以为最多不过二十分钟就可以做出裁决了。所以我准备索性再等一会儿打电话给乌娜。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只好先打了个电话给她，说陪审团还没回来，等我一获悉裁决就让她知道。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但仍旧没有做出裁决！什么导致了延迟？他们最多只需要十分钟就够了嘛，他们只能做出无罪的裁决嘛。这时我和吉斯勒坐在外面的石头栏杆上，谁也不去提他们在拖延时间，最后吉斯勒不得不看了看表。“4点了，”他漫不经心地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耽搁这么久？”于是我们开始很冷静地讨论，案件中的哪几点会使他们耽搁这么多时间……
4点45分，铃声响了，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我的心急跳起来；吉斯勒陪同我走进大厦时，急忙中悄声对我说：“不管他们做出什么裁决，你可别流露出感情呀。”检察官激动得气喘吁吁，他越过了我们，沿着楼梯奔进了法庭，他的几个助手兴冲冲地从后面赶上去。蒂皮·格雷跟在最后面，走过我们时扭转头来咧开嘴望了我们一眼。
法庭里很快就坐满了人，气氛紧张极了。虽然我的一颗心快跳到嗓子眼里，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外表仍旧很镇定。
书记员把槌子敲了三下，表示法官出庭了，于是我们都站起来。等大家又坐好以后，陪审员进来了，这时首席陪审员把一份文件递交给书记员。吉斯勒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低垂着目光，紧张地悄声嘟哝：“如果被判有罪，那可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最大冤案！”接着又重复说：“那可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最大冤案！”
这时书记员开始宣读那份文件，读到后面，把小木槌敲了三下。在极度的寂静中，他宣布：“查尔斯·卓别林，刑事案第337068号……有关第一款——”（说到这里，他停顿了好半晌）“现宣布无罪！”
听众中突然发出惊呼声，接着突然又是一片寂静，因为大家都等着书记员往下宣布。“有关第二款……现宣布无罪！”
听众中一时大乱。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要好的朋友——他们有的越过了隔开席位的栏杆，紧搂住我吻我。这时我瞥见了蒂皮·格雷。他脸上的奸笑消失了，只留下一副呆板的表情。
法官向我简单地说了这么几句：“卓别林先生，以后您不必再来这儿了；现在您没事了。”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伸出手来，向我祝贺，检察官也和我握手，向我祝贺。后来吉斯勒小声说：“现在去和陪审员握手吧。”
我走近他们，吉斯勒怀疑的那个女记者站起来，向我伸出手，这时我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她的脸。那张脸长得很美，一看就知道她是聪明、明事理的。和我握手时，她笑着说：“一切都很好，查理。这儿仍旧是一片自由乐土。”
我简直说不出话来了，她的话使我震惊。我只能点头微笑，她接下去说：“我从陪审员室的窗子里，看见您在来回踱步，我真想关照您别着急。要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出决定了。”
听了这些话，要不落泪是很难的，但是我只苦笑了一声，向她道了谢，然后转身去谢其他的人。他们都热诚地和我握手，除了其中一个女人，她对我怒目而视。我刚要走开，只听见首席陪审员说：“快过来，大姐，不要拘束，大家握手嘛！”她勉强地和我握了手，我冷冷地向她道了谢。
乌娜已有四个月身孕，这时正坐在家里的草坪上。那儿只有她一个人；从广播里听到这消息，她晕过去了。
那天晚上，只有我和乌娜两个人，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吃了饭。我们不想看报纸，不想接电话。我不想接见任何人，也不想和任何人谈话，我只感到一阵空虚，觉得受了委屈，仿佛自己的一切都被暴露无遗。连家中用人在旁边都使我感到局促不安。
饭后，乌娜在杜松子酒里调了一些汽水，我们坐在炉火旁喝着，我告诉她为什么会耽搁那么多时间才做出裁决，还谈到那位女记者，她说这里仍旧是一片自由乐土。经过好几个星期的紧张，我们的生活突然转入平淡。那天晚上，我踏着不稳的步子去睡觉，因第二天不必一大早就出庭而感到欣慰。
一两天后，莱昂·福伊希特万格幽默地说：“戏剧界里只有你一位演员，将来会因为引起全国的政治对立而列入美国史册。”
我以为确认生父的诉讼已在血型鉴定后结束，但后来它又被提出来。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另一位在当地政界有势力的律师申请复审；他用了一个很狡猾的手法，将孩子的监护权由生母名下转移至法院，这样母亲就可以不致违反自己的协议，仍旧保留那2500美元。而法院，现在既然作为监护人，就可以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向我提起诉讼。
第一次庭审时，陪审员之间意见不一致，我的律师对此很失望，因为他满以为这场官司是稳赢的。第二次庭审时，尽管加州法律承认血型鉴定在确认生父的诉讼中足以证明一切，但我还是败诉了。
我和乌娜一心想离开加州。在结婚的头一年里，我们受尽了烦恼折磨，亟须休息。于是，带着我们的小黑猫，我们搭火车去纽约，然后转赴奈阿克，在那里租了一幢房子。住处远离市井人家，四周是一片荒瘠的石头地，但自有一种特殊的美。那幢很可爱的房子是1780年建造的。付了租金，不但有房子住，而且有一个仆人侍候，仆人很尽心地给我们管家，同时还烧得一手好菜。
我们连同房子收下了一条可爱的黑色老猎犬，这猎犬像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那样陪伴着我们。每到早餐时刻，它总是走到游廊上，先是很斯文地摇摆着尾巴，然后悄悄地趴下来，我们吃早餐时，它并不引我们去注意它。我们的小黑猫第一次见了它，向它又是嘶嘶地嘘，又是呼呼地哼。但是它只把下巴贴在地上趴着，表示它是愿意和睦共处的。
奈阿克的那段生活，虽然显得冷清，但是饶有田园之乐。我们不去拜访任何人，也没任何人来访问我们。这样也好，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摆脱受审后的难堪。
虽然这场痛苦的考验影响了我的创作能力，但《凡尔杜先生》差不多已近终篇。现在我又想起要把它全部写完。
我原来打算在东部至少住上六个月，让乌娜在那里分娩。但是我没法在奈阿克工作，所以只在那里待了五个星期，我们就回到了加州。
婚后不久，乌娜就表示无意成为演员或明星。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终于娶到了一个眷恋家庭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热衷事业的女性。打那时起，我就放弃了拍摄《梦里人生》的计划，重新创作《凡尔杜先生》，直到后来政府粗暴地打断了我的工作。我常常想，电影界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因为乌娜是富于幽默感的。
受审之前，有一天我和乌娜去贝弗利山的一家珠宝店，修理她的梳妆盒。我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就去看一些镯子。有一只镶着钻石和红宝石的镯子非常精致，我们都很喜欢，但是乌娜嫌它太贵了，于是我对珠宝商说，让我们再考虑考虑，后来就离开了那家店。我们一坐上车，我就神情紧张地说：“赶紧。快开车！”接着我就把一只手放进口袋，小心翼翼地掏出了她夸赞的那只镯子。我说：“趁店员给你看另一些镯子，我把这只拿来了。”
乌娜面色煞白。“哦，你不该拿的呀！”她又开了一段路，接着拐上了一条小街，靠近人行道边停下了。她说：“咱们想个主意吧！”接着她又说：“你不该拿的呀！”
“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法再送回去了。”我说。这时我的假戏再也演不下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向她说明我刚才是在闹着玩的，原来，趁她看其他的首饰时，我把珠宝商拉到一边，买下了那只镯子。
“可是你——以为是偷来的——但是又愿意做一个事后的从犯！”我笑着说。
“哦，我是不愿意你再招惹上什么麻烦。”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