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宝莲的离异，已经成为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早在拍摄《大独裁者》之前，我们对此就已经心中有数，现在影片拍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了。宝莲临走前留下话，说她要回加州去给派拉蒙拍另一部电影，于是我就独自在纽约消磨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的管家弗兰克打电话来，说宝莲回到贝弗利山时，并没在家里住下，而且收拾好东西走了。等我回到家里时，她已经去墨西哥，准备办理离婚手续。那是一个十分凄凉的家。这次的分离，当然使我感到难过，要斩断八年来生活中的联系，确实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情。
虽然《大独裁者》已经成为美国人非常喜爱的一部电影，但是，毫无疑问，它也在暗中引发了一些敌对的情绪。我刚回到贝弗利山时，报界的行为中已初现端倪：二十多位记者来意不善地静坐在我家围着玻璃的游廊上。我请他们喝酒，但是他们拒绝了——这情形在招待新闻记者时是罕见的。
“你现在打算做些什么，查理？”一个人显然是代表所有来访的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给《大独裁者》做点宣传工作。”我带开玩笑地说。
我告诉他们，我会见了总统，我的影片给驻阿根廷美国大使馆招来了麻烦，我以为这些都是很好的新闻材料，但他们仍旧保持沉默。停了一会儿，我诙谐地说：“这样看来，我是不大受欢迎的了，对吗？”
“对，是不受欢迎的，”发言人说，“你和群众的关系不大好：你离开这儿的时候也不通知报界一声，我们不喜欢你这种做法。”
虽然我和当地报界的关系不太热络，但我听了这两句话仍感到诧异。事实是：我离开好莱坞的时候，之所以不曾招待报界，是因为我当时很担心，怕那些对《大独裁者》不太友好的人会不等这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就把它给毁了。我已经花了200万美元，可不能冒任何风险。我对他们说，反纳粹的影片，即使是在美国，也有强大的敌人，为了让影片有上映的机会，我决定要在公映之前的最后一刻举行一次预映。
但是，无论我怎样解释，他们仍旧抱着敌对的态度。此后风向开始转变，报刊上散布了恶意中伤的流言蜚语；起先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攻击，编造出一些嘲笑我吝啬的故事；接着就是传播有关宝莲和我的丑恶的谣言。尽管他们肆意进行恶意宣传，但是《大独裁者》仍在英美两国继续打破卖座纪录。
美国虽然还未正式出兵，但是罗斯福已经在和希特勒进行冷战。这时总统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一些纳粹分子已经打入美国各机构和组织；不管这些组织自己是否觉察到，它们已被用作纳粹的工具了。
后来，突然传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惊人消息。严重的打击震动了美国。但是美国立即投入战备，不久就有许多美国军队被派遣到海外去。在这紧要关头，苏联人一面在莫斯科郊外阻挡着希特勒的大军，一面呼吁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拥护这一主张；这时纳粹支持者虽然已改为在暗中活动，但是他们的流毒仍在四下散布。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来离间我们和我们的苏联盟友。恶意的宣传一时甚嚣尘上：“让他们两败俱伤，然后咱们来坐收渔人之利。”他们用尽了一切诡计花招，试图阻止开辟第二战场。此后的日子是令人焦灼的。每天我们都听到苏联人可怖的伤亡数字。一天一天过去了，一星期一星期过去了，许多个月过去了，纳粹仍旧留在莫斯科郊外。
我相信，我的麻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位于旧金山的美国战时苏联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打来电话，说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先生临时患了喉炎，问我是否可以代他发一次言。虽然事出仓促，但我还是应允了，大会定在第二天举行，于是我搭了夜车，第二天早晨8点抵达了旧金山。
委员会安排了一系列招待我的节目——一会儿是这儿午餐，一会儿是那里晚宴——这样一来，我就没时间准备演讲了，可我又是主要发言人。我在席上喝了两杯香槟，这对我后来的发言是有帮助的。
可以容纳万人的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台上坐了几位美国海军将领，还有旧金山市长罗西。前面发表的几篇演讲都措辞谨慎，模棱两可。市长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苏联人是我们的同盟者。”他很小心，不多谈苏联人的紧迫情况，不盛赞他们的英勇行为，也不提他们正在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抵挡住了将近两百个纳粹师。我那天晚上感觉到，一般人都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和自己的同盟者是同床异梦的。
委员会主席事前关照我，尽可能要讲一个小时。这可把我吓坏了。我想最多只能谈上四分钟。但是后来听了这些软弱无力的发言，我不禁怒火上升。我在席卡后面写了四条提纲。接着，又是紧张又是害怕，我在后台来回地踱步，等候着轮到我发言。后来，我听到有人给我做了介绍。
我打了一条黑领带，穿着一件无尾常礼服。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这给了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镇定下来。掌声静息，我说了一句“同志们！”这时一阵哄堂大笑。笑声平息下去，我又加重语气说：“我就是要说同志们。”接着又是一阵大笑，又是一阵掌声。我接下去说：“我想，今天晚上这里有许多苏联朋友，你们的同胞正在前仆后继，浴血抗战，所以，管你们叫同志是一种光荣。”许多人在一片掌声中站了起来。
这时候，想起“让他们两败俱伤”那句话，我激动起来。我要对那句话表示愤慨，然而，我的内心却在提醒和阻止我，于是我改变了口气，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同样是一个人，我知道人类的反应。共产党员和一般人并没什么不同之处；不管他们是缺了胳膊还是断了腿，他们会和我们一样感到痛苦，会和我们一样送了性命。共产党员的母亲也和一般母亲一样。她们听到自己的儿子一去不复返的悲惨消息，会和一般母亲一样痛哭。这一切，我不必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就会知道。我只要是一个人就会知道。这会儿，苏联有许多母亲正在痛哭，她们的儿子正在做出巨大的牺牲……”
我说了四十分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谈到罗斯福的一些逸事，谈到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募购战时公债时发表的演讲，我的话招得听众们又是笑又是鼓掌——我说得很好。
我接下去说：“现在又打仗了，我在这里讲话，是为了战时苏联难民的救济工作。”我停了一下，又重复了一句：“是为了战时苏联难民的救济工作。钱可以帮助他们，但他们需要的并不单是钱。我听说，同盟国现在有两百万军队在爱尔兰北部闲待着，而苏联人则在单独对抗大约两百个纳粹师。”一时间大厅里鸦雀无声。“苏联人，”我加重语气说，“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现在不但是在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在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据我了解，美国人是愿意自己去战斗的。斯大林为此提出了要求，罗斯福为此发出了号召，所以让咱们大家都发出呼吁：让我们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
这时响起了一片狂热的欢呼声，持续了七分钟之久。我说出了听众们的心里话。他们不让我再往下说了，他们不停地跺着脚鼓掌。看他们这样顿足狂呼，把帽子扔到了空中，我开始思忖，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说得太过火了。但是接着，一想起千百万正在战斗和牺牲的人，我又对自己怯懦的想法动了气。最后，听众们安静下来，这时我说：“既然诸位对这个意见抱有同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每个人拍一封电报给总统？我们希望，他明天就收到一万封电报，要求开辟第二战场！”
大会结束，我觉得当时的气氛紧张得令人难受。达德利·菲尔德·马隆和约翰·加菲尔德陪着我去吃夜宵。“你真有勇气呀。”加菲尔德说，他指的是我的那篇演讲。这句话使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既无意于赢得英勇的名声，更不想要介入一次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我只是谈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以及自己的主观看法罢了。然而听了约翰的话，我那天晚上一直感到忧郁烦闷。虽然我预感不妙，但焦虑感渐渐转淡，我回到贝弗利山，生活又恢复正常了。
过了几个星期，又有人邀请我在电话里向麦迪逊广场上的一次群众集会发表演说。既然这次演说的目的与上次相同，所以我就接受了邀请——我心里想，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这次演讲是由几个最有声望的名流和组织发起的。我讲了十四分钟，后来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表了那篇演讲。从刊行的小册子里可以看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为此努力：
演说
“苏联战场
将决定民主的存亡”
一大群人事先已经受到叮嘱，不要让掌声打断演讲，所以这时都屏声静气，竭力要听真切每一句话。
于是，连续十四分钟，他们听着美国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查尔斯·卓别林从好莱坞电话里发表的演说。
1942年7月22日傍晚，工会会员，以及市民团体、互助会、退伍军人协会、社区团体和教会的会员，共六万人，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集会，拥护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更快取得对希特勒和轴心国的最后胜利。
发起这次大集会的，是大纽约地区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二百五十个分会。温德尔·L.威尔基[307]、菲利普·默里[308]、西德尼·希尔曼[309]，以及其他许多美国知名人士，都向大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
那天天气晴朗。讲台上美国星条旗两旁悬挂着同盟国的国旗。公园附近街道上一片人海的上空，是一幅幅拥护总统和呼吁开辟第二战场的宣传画和标语。
大会开始，露西·门罗领唱美国国歌，珍妮·弗罗曼、阿伦·弗朗西斯，以及美国戏剧分会的其他几位名演员表演了文娱节目。主要发言人有美国参议员詹姆斯·M.米德、克劳德·佩珀，市长F.H.拉瓜迪亚，副州长查尔斯·波莱蒂，众议员维托·马尔坎通尼奥、迈克尔·奎尔，以及纽约产联理事会主席约瑟夫·柯仑等。
参议员米德说：“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设法在亚洲、在沦陷的欧洲、在非洲，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由他们来热心和积极地为自由进行斗争。”参议员佩珀说：“凡是那些阻碍我们做出努力的，凡是那些要求采取限制措施的，都是共和国的敌人。”约瑟夫·柯仑说：“我们有的是人力。我们有的是物资。我们已经知道赢得胜利的唯一方法，那就是，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提到总统，提到第二战场，提到我们英勇的盟友，提到苏联、英国和中国英勇的战士与人民，密集的人群就发出欢呼。后来，查尔斯·卓别林在长途电话中发表了演说。
拥护总统号召
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麦迪逊广场公园，1942年7月22日）
苏联战场将决定民主的存亡。共产党人正掌握着同盟国的命运。如果苏联战败，整个亚洲大陆——全世界面积最广大、物产最丰富的大陆——将处于法西斯统治之下。如果整个东方大部分落入日本人之手，法西斯就可以染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战时物资。到了那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以打败希特勒？
由于运输上存在着困难，由于我们的交通线连绵几千英里，由于钢铁、石油和橡胶都成问题，而希特勒又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万一苏联战败，我们势必陷入绝境。
有人说，如果发生了以上的事情，战争将延长十年至二十年。然而，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过于乐观。在这种情形之下，面对着这样强大的敌人，将来胜负谁属，是难以预料的。
我们还在等待什么？
现在苏联人迫切需要支援。他们呼吁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在目前是否可以开辟第二战场这一问题上，一些同盟国持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那是因为同盟国没有充分的给养可以支持第二战场。又有人说，他们是有充分的给养的。还有人说，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刻冒险开辟第二战场，唯恐遭到失败。他们必须等到满有把握和充分准备好了的时候，否则他们是不肯冒险的。
但是，形势能够让我们等到满有把握和充分准备好了吗？能够让我们事事都拿得稳了吗？打仗没有一个十拿九稳的战略。德国人这会儿离高加索只有三十五英里。如果高加索不守，苏联人百分之九十五的石油就要被掠夺。眼看着上万人不断地牺牲，百万人面临死亡，这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亮出来。人民都在向自己提问。我们听说，大队的远征军已经抵达爱尔兰，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护航队正在顺利到达欧洲，两百万全副武装的美国人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上阵。苏联的情况已经这样紧迫，我们还在等待什么？
我们都可以接受
请注意，华盛顿当局和伦敦当局，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要制造分歧。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消除思想上的混乱，为了树立信心，增强团结，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不论给我们什么样的答复，我们都可以接受。
苏联人正在背城苦战。那是同盟国最坚强的防线。我们守卫利比亚，结果把它丢了。我们守卫克里特岛，结果把它丢了。我们守卫菲律宾群岛和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结果把它们一起丢了。但是，我们可经不起再丢掉苏联，因为那是为民主作战的前线。眼看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正在崩溃瓦解，我们必须冒一次险。
如果苏联人丢了高加索，将给同盟国的事业带来最大的灾难，到那时，我们可得注意一伙绥靖主义者，他们会从洞里爬出来。他们要向胜利的希特勒求和。他们会说：“再多牺牲美国人的性命也没用了，还是让咱们和希特勒做一笔好交易吧。”
谨防落进纳粹的圈套
谨防纳粹设下的圈套。这些纳粹狼都会披上羊皮。他们会把媾和的事向我们说得天花乱坠，我们还不曾觉察，就可能已经被迫接受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到那时，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就会夺去我们的自由，控制我们的思想。整个世界将被盖世太保所控制。他们将从空中控制我们。可不是，将来就是要凭这制空权。
制空权一旦落在纳粹手里，对发号施令的纳粹进行的一切反抗都将被摧毁。人类不再会有进步。不再会有少数族裔的权利，不再会有工人的权利，不再会有公民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一旦我们听从那些绥靖主义者的话，去跟一个胜利的希特勒讲和，全世界就要受到他的野蛮统治。
我们不妨冒一次险
要警惕那些每逢灾难降临之后，就应运而生的绥靖主义者。
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只要我们保持士气，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记住这一点：是士气拯救了英国。只要保持士气，我们就能稳操胜算。
希特勒已经冒过很多次险。他最大的一次冒险，就是向苏联进军。上帝保佑，别让他今年夏天突破了高加索。上帝保佑，让他再在莫斯科郊外度一个冬天吧。他不一定能够成功，然而他选择冒险。既然希特勒能冒险，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冒险？让我们发动攻势。让我们在柏林上空扔更多的炸弹。让我们用格伦·马丁水上飞机解决我们的运输问题。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开辟第二战场。
必须在明年春天胜利结束战争
让我们把明年春天胜利结束战争作为行动的目标。你们做工的、你们种田的、你们当兵的，你们世界公民，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个目标工作和战斗吧。你们华盛顿当局、你们伦敦当局，让我们把这作为我们的目标：必须在明年春天胜利结束战争。
如果我们经常想到这一点，工作时想到它，生活中想到它，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增强我们的力量，加速我们的攻势。
让我们努力投入艰难的事业中吧。要记住：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是由于战胜了看来是不可能的困难而取得的。
我的生活暂时是平静的。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片刻的宁静。下面这段离奇故事的开头倒是很简单的。那是一个星期日，打完了网球，蒂姆·杜兰特对我说，他和一位名叫琼·芭莉的年轻姑娘有一个约会，这位姑娘是保罗·格蒂的女友，她带着蒂姆的朋友A.C.布卢门撒尔的一封介绍信，刚从墨西哥城回到美国。蒂姆说他要陪同芭莉小姐和另一位姑娘去吃晚餐，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去，因为芭莉小姐曾经表示要见我。后来我们就在珀林诺餐厅里见了面。这位小姐活泼有趣，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此后我从未想到要再见她。
但是下一个星期日，一些客人来我家打网球，蒂姆把她也带来了。每逢星期日晚上，我总是让仆人们休息，自己去外面吃饭，所以我就邀请蒂姆和芭莉小姐到罗曼诺夫餐厅吃晚餐，餐后我用车把他们送回家。可是第二天早晨她来看我了，问我是不是可以陪她去吃午餐。我说打算到九十英里以外的圣巴巴拉看拍卖，如果她没事的话，不妨和我一起去，我们可以先在那儿吃午餐，然后去看拍卖。那天我买了一两件东西，然后把她送回洛杉矶。
芭莉小姐那年二十二岁，长得高大漂亮，身体结实，胸部异常丰满，穿一套领子极低的夏装，那样袒胸露肩，显得十分动人，一路上激起了我的情欲和好奇心。这时她告诉我，她已经和保罗·格蒂吵翻了，打算第二天晚上就回纽约，但如果我要留她的话，她可以留下来，不再去任何地方。我不觉动了疑，因为这个提议来得太突兀，也太奇怪了。我很坦率地叫她不要因为我的缘故留下。一经把话交代清楚后，我就让她在她的公寓门前下了车，向她道了别。
真没想到，过了一两天她打电话来，说已决定留下来不走，要我当天晚上去看她。坚持就是胜利。她就这样达到了她的目的，而我也就开始常常和她相会，此后那些日子倒也愉快，然而总有点奇特和不寻常。她往往事先不打电话，晚上很迟的时候突然来到我家里。这情形使我不堪其扰。此后，她又会接连着一个星期不见踪影。我虽然不曾说明，但已开始感到不安。不过，只要她一来到，我见她喜笑颜开，就会感到情意难却，对她的疑虑也就消失了。
有一天，我同塞德里克·哈德威克[310]爵士和辛克莱·刘易斯[311]一起吃午餐，谈话中刘易斯提到塞德里克演过的那出《梦里人生》。刘易斯称剧中的布里奇特为现代的圣女贞德，认为可以将这出戏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我听了很感兴趣，向塞德里克要剧本看。于是他送了我一本。
过了一两天，琼·芭莉来吃晚饭，我向她谈起了这出戏。她说她也看过，很想演戏里的那个姑娘。我并没有把她说的当真，但是那天晚上她读台词给我听时，我大为惊奇，没想到她会念得那么动人，甚至带有爱尔兰口音。我非常高兴，让她做了一次表情测验，看她是否适合上镜，测验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我原来对她那些古怪举动所抱有的疑虑完全消失了。说真的，我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新大陆。我把她送进了马克斯·莱因哈特办的戏剧学校，因为她还需要技巧训练；此后，由于她忙于上课，我难得和她见面。我还没买下改编剧本的权利，所以就和塞德里克联系；承他帮忙，终于用2.5万美元买下了拍摄电影的权利。然后我和芭莉签了合同，给她的报酬是每星期250美元。
神秘主义者相信，我们的生活半属梦境：很难确知，梦境是在哪里结束的，现实又是从哪里开始的。我对此也有同感。于是，接连着几个月，我一直专心地创作这个电影剧本。后来，离奇古怪的事情出现了。芭莉常常喝得醉醺醺的，驾着她那辆“凯迪拉克”，夜里随时跑来找我，我只得唤醒我的司机，把她送回家去。有一次，她在车道上撞坏了她的车，不得不把它抛在那里。由于她的名字现在已经和卓别林的电影制片厂发生了联系，所以我很担心：如果她因醉酒开车而被警察逮去，会引起流言蜚语。最后，她更加任性胡闹了，有时候深更半夜打电话来，或者自己跑了来，我不接她的电话，也不开门让她进来，她就会砸碎窗子冲进来。整个夜里，我都被噩梦缠绕着。
后来我发现，她已有几个星期没去莱因哈特的学校上课。我为此向她提出质问，她突然宣布，说她不要做演员了，只要我给她们母女俩回纽约的旅费，再付她5000美元，她就取消那份合同。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我当即同意了她的要求，付了她们母女的旅费和她索要的5000美元，很高兴地把她打发走了。
虽然芭莉拍电影的事情告吹，但我并不因买下了《梦里人生》的改编权而懊恼，因为我已经把电影剧本差不多写完，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剧本。
旧金山大会召开后，又过了几个月，苏联人仍旧在呼吁开辟第二战场。这时纽约又有人邀我去卡内基音乐厅发表演说。我私下考虑这次是否应当去，最后我想，我已经把这件事发动起来了，我也无意继续下去。但是，过了一天，杰克·华纳在我的网球场上打球时，我向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神秘地摇了摇头。“你别去啦。”他说。
“为什么呢？”我问。
他不肯回答，但是补充了一句：“我警告你：不要去。”
他的话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好像是在向我挑战一样。当时，不需要雄辩的口才，也能使一般美国人赞同开辟第二战场，因为苏联人刚在斯大林格勒打了一场胜仗。于是，我和蒂姆·杜兰特一起去了。
出席卡内基音乐厅大会的有赛珍珠、罗克韦尔·肯特[312]、奥逊·威尔斯[313]，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奥逊·威尔斯那天也发了言，但是我认为，由于反对势力增强，他的措辞很谨慎。他被排在我前面一个发言，他说，既然这次开会是为了救济苏联难民，而苏联人又是我们的盟友，他当然可以谈上几句。但他所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这就更使我决心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一开头就提到了一位专栏作家，因为那位作家指责我对作战指手画脚，我说：“瞧他那样疯狂地叫嚣，应当说他是心怀妒忌，对作战指手画脚的人是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战略抱着不同的看法：他不相信应当在这时开辟第二战场，但是我相信！”
“在大会上，查理和听众打成了一片。”《每日工人报》这样报道。然而，我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我虽然感到满意，但同时又很担心。
离开了卡内基音乐厅，我和蒂姆陪同出席大会的康斯坦斯·科莉尔去吃夜宵。康斯坦斯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但我那篇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她。我们到了华尔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那里已经有琼·芭莉几次打来电话留下的条子。我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把它们一下子都撕了，但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我要吩咐接线生别把电话接进来，但是蒂姆说：“可别这样做，你还是接她的电话吧，否则她会跑来大闹的。”
后来她又打来电话，我就去接了。她仿佛又变得像平时那样和气了，说她只是要来看看我。于是我答应了她，但关照蒂姆别单留下我和她在一起。那天晚上她告诉我，自从来到纽约，她就一直住在保罗·格蒂开的那家皮埃尔酒店。我向她扯了一个谎，说我们要再在那里待一两天，还说我打算请她在什么地方吃一顿饭。她坐了半小时，问我是否可以送她回皮埃尔酒店。后来，当她再三要我送她上电梯时，我犯了疑。我只把她送到了大门口，那是我在纽约见到她的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自从发表了呼吁开辟第二战场的演说，我在纽约的社交活动就日趋减少。再没有人来邀我到豪华的乡间别墅去度周末了。卡内基音乐厅大会后，又有当时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的作家克利夫顿·法迪曼到酒店里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在国际电台广播。电台给我七分钟时间发表意见。我都已经准备答应了，但接着他又说，这是凯特·史密斯安排的一个节目。于是我谢绝了他的邀请，说我原来是要发表对作战的看法，但这样就变成了是给“杰洛[314]”做广告了。我并没有开罪法迪曼的意思。他是一位富有才华和学识渊博的好人，听我提到“杰洛”，他脸都羞红了。我立刻觉得很过意不去，恨不得收回自己的话。
此后我收到了各式各样的来信。有一封是美国第一委员会的知名会员杰拉尔德·K.史密斯寄来的，他要在这个问题上和我展开辩论。其他的来信，有的是邀我去讲学的，也有的是请我呼吁开辟第二战场的。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暴。于是我开始分析自己的动机：我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演员心理与观众反应的刺激？如果当时我不拍那部反纳粹影片，现在我会投入这场冲动的冒险活动吗？这是不是说明，我对有声电影的愤怒与反感都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呢？我想，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然而最强有力的因素仍是我对纳粹制度的仇恨和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