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阴云又四下密布。纳粹分子正在步步进逼。我们很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那四年惨烈的屠杀。我们很快忘了人类遭到破坏后留下的创伤：那些四肢都被截去的人，那些断了胳膊的、缺了腿的、瞎了眼的、毁了下巴的、患了痉挛成了瘸子的。即便不曾被打死打伤，也逃脱不了厄运，许多人都已精神失常了。战争像弥诺陶一样夺走了青年，只留下了一些苟延残喘的、死气沉沉的老人。然而，我们很快就淡忘了这一切，又把战争形容成有趣动人的事情，唱起了这类流行歌曲：
你怎能叫他们留在乡下，
他们呀，已经见过了巴黎……
有人说，战争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件好事。它能扩大工业，发展技术，给人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可是，我们在股票市场上赚进千百万美元的时候，又怎么会想到死在战场上的千百万人？股票市场蒸蒸日上时，《赫斯特考察家报》主编阿瑟·布里斯班说：“美国钢铁每股要涨到500美元了。”后来，钢铁股票并没有那样涨上去，从事投机的人却从窗子里跳下去了。
另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中，这时我正想要为宝莲写一部电影剧本，但毫无进展。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丑恶的怪物正在煽起战争狂热，这叫我怎能一心去迎合女性的兴趣，写浪漫故事或谈爱情问题呢？
早在1937年，亚历山大·科达[292]就给我出主意，说可以根据面貌相似引起误会的情节，编一则有关希特勒的电影故事，因为希特勒和流浪汉都留着小胡子；他还说，我可以一人兼演两角。当时我没考虑这个，但是现在这个主意成了时髦的题材，而我又急于重理旧业。后来，我突然想到了。啊，对啦！如果扮演希特勒，我就可以当着一大群观众胡说八道，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扮演流浪汉，我几乎会仍旧像从前那样不开口。希特勒的故事可以用来滑稽模拟和表演哑剧。于是，怀着满腔热情，我急忙回到好莱坞，开始写剧本。创作这则电影故事，我前后花了两年时间。
我设定首场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镜头：德国人要吓倒协约国军队，准备发射射程七十五英里的巨炮。他们满以为一炮就可以炸平兰斯大教堂，没想到瞄差了一点，只炸毁了一个公共厕所。
宝莲将参演这部电影。前两年她在派拉蒙电影公司演得很成功。我们虽然已比从前生分了一些，但彼此仍旧和和气气，保持着夫妻关系。但宝莲做出的事情也真古怪。有一件事情，要不是发生在不适当的时候，也许倒是挺招笑的。一天，她由一个年轻人陪同，来到制片厂我的化装室里。那个年轻人长得很英俊，老是注意他那身剪裁得很时髦的衣服。我那天正在为写剧本伤脑筋，没想到会有人来打搅我。但宝莲说她有十分重要的事，接着就坐下来，叫那个年轻人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她身边。
“这位是我的经纪人。”宝莲说。
这时她向年轻人看了看，让他接下去说。年轻人话说得挺快，声音清脆利落，仿佛自己也觉得自己说得挺好：“你瞧，卓别林先生，自从《摩登时代》放映以来，你给宝莲的报酬是每星期2500美元。但是，我们还有一桩事情没跟你算账，卓别林先生，那就是她的广告问题，她的广告应当在全部海报中占百分之七十五……”讲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大喊起来，“给她登什么广告，用不着你来对我说！我比你更关心她的权益！给我出去，两个人一起出去！”
《大独裁者》刚拍了一半，我就收到联美电影公司发来的警告。公司接到海斯[293]办事处的通知，说我将遇到审查的麻烦。英国办事处也为放映反希特勒的影片担心，怀疑它是否能在英国上映。但是我决心要继续拍这部影片，因为我非要嘲笑希特勒不可。如果当时我已经知道德国集中营里恐怖的真实情况，我是不会拍《大独裁者》的，也不会和杀人狂纳粹分子开玩笑。当时我决定要嘲笑他们的纯正血统论这一无稽之谈。我再也没有想到，在原始社会之外，竟然会发生那样的暴行！
正当我拍《大独裁者》的时候，斯塔福德·克里普斯[294]爵士经苏联来到加州。他由一个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陪同着来我家吃饭，我已经想不起那个年轻人的姓名，但仍记得他那天晚上说的话。他说：“如果局势像德国和其他地方那样发展下去，我最多只能再活五年。”斯塔福德爵士曾在苏联考察，那里的见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描绘了苏联人的庞大计划，当然，也谈到了他们的困难。看来，他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后来纽约办事处转给了我更多令人担忧的信件，信中要求我别拍这部电影，说这样的电影绝对不可能在英国或美国上映。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要把它拍出来，即使是自己租剧院放映也在所不惜。
我还没拍完《大独裁者》，英国已向纳粹德国宣战。那天我正在卡塔利娜岛附近我的游艇上度周末，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战事初起，各条战线上相当沉寂。我们都说：“德国人绝对无法突破马其诺防线。”后来，战火突然四下蔓延：比利时被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崩溃了，在敦刻尔克遭到无情的惨败，法国沦陷了。消息越来越坏。英国人陷入苦战。这时我们的纽约办事处就像发了疯似的拍来了一封封电报：“赶快拍完你的影片，所有人都在等着。”
拍《大独裁者》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许多模型布景和道具，我们准备了一年工夫才备齐。如果不用这些道具，成本要高上四倍。尽管这样节省，在开机之前，我已经花去了50万美元。
后来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这证明他终于发了疯。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是英美两国都如释重负。
《大独裁者》一片接近完成时，道格拉斯·范朋克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来看我们拍外景。最近五年里道格拉斯很少活动，我也难得看见他，因为他一直往来于英美之间。我觉得他人已苍老，稍许发胖，显得心事重重。但他仍旧是当年那个热情洋溢的道格拉斯。看我们拍摄其中一个镜头时，他纵声大笑。“我真想早点看到它。”他说。
道格拉斯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小时。他离开后，我站在那儿注视着他的背影，看他搀扶着妻子走上一个陡坡；他们沿着那条小径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哀。道格拉斯转过身来，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招手。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一个月后，小道格拉斯打电话给我，说他父亲夜间心脏病突发逝世。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像他这样的人，是应当活在世上的啊。
我怀念道格拉斯：我怀念他的热情与风趣给人带来的温暖；我怀念电话中他亲切的声音，他常常在寂寞无聊的星期日早晨打来电话：“查理，来吃午饭……然后就是去游泳……然后就是吃晚饭……然后就是，看一场电影好吗？”是呀，我怀念他的友情和给我带来的快乐。
我喜欢结交的是社会上的哪一类人呢？按说，我应当选我的同行。然而，我的朋友当中只有道格拉斯一个人是演员。在好莱坞的各种宴会上，我遇到过许多明星，但彼此间始终是隔膜的——也许，当演员的人太多了吧。那种气氛并不够友好，而是隐含着对抗，人人都要出风头，于是就像是处于竞争和应战之中。一颗明星一旦到了许多明星当中，就很少还能发出光芒，更别提给人温暖了。
作家是可爱的，然而他们是不大乐于教人的；他们尽管自己知道的很多，但难得会把所知道的告诉别人；他们多数喜欢把自己的知识写在自己的作品里。科学家可能是极好的朋友，但他们一出现在客厅里，我们就已经觉得自己的头脑变得迟钝了。画家使人感到沉闷乏味，因为他们多数都要使你相信：他们不但是画家，而且是哲学家。诗人当然是最高级的，其中也有一些是性情和蔼、对人宽厚的友伴。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音乐家要比其他任何一类人更能与人融洽相处。最让人觉得温暖、受到感动的，就是看一次交响乐团的演出。乐谱架映出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光辉，指挥刚在乐器调音中出现，全场就突然静寂：这一切都增强了融洽与合作之感。我记得，钢琴演奏家霍洛维茨有一次在我家吃晚餐，一些客人谈论世界大事，说不景气和失业可能会导致一次宗教复兴。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说：“听了这些谈话，我很想弹琴。”当然没有人反对，于是他演奏了舒曼的《第二钢琴奏鸣曲》。我很怀疑，他此后是否还能再一次演奏得那样精彩。
就在大战爆发前不久，我到他家和他们夫妇共进晚餐，他的太太是托斯卡尼尼[295]的女儿。席上还有拉赫玛尼诺夫[296]和巴尔比罗利[297]。拉赫玛尼诺夫的长相很怪，他有一种爱美和孤僻的神情。那是一次便宴，席上一共只有五个人。
每次谈到艺术，我好像都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其实，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那天晚上我说，艺术是另一种与精湛技巧相配的情感。后来有人把话扯到了宗教问题上，我承认自己不信仰宗教。拉赫玛尼诺夫赶快插嘴说：“可是，你怎么能从事艺术，但同时又不信仰宗教呢？”
我迟疑了一下。“我想，我们谈的不是同一件事吧，”我说，“根据我的理解，宗教是信仰某一教条，但艺术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感情。”
“宗教也是如此呀。”他回答说。听了这话，我就不再谈下去了。
有一次在我家里吃晚餐的时候，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298]提议我们一起拍一部电影。我想出了一个故事。我说，这个故事是超现实主义的：在一个下等夜总会里，围着舞池摆了几张桌子，客人三三两两地坐在桌边，每张桌边的人代表世俗的一面：这张桌边坐的是贪婪，那张桌边坐的是虚伪，另一张桌边坐的是冷酷。舞池当中在演一出耶稣受难剧，戏里正演到救世主被钉上十字架，所有桌边看戏的人都无动于衷，有的人在点菜，有的人在谈生意，还有一些人对戏毫不在意。暴徒、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向十字架挥着拳头大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救救你自己吧。”近旁的一张桌边，几个商人正在兴冲冲地谈一笔大买卖。一个人紧张地抽着烟，向救世主望了一眼，然后茫然地向他喷了一口烟。
另一张桌边，一个商人和他的妻子正在商量点什么菜。妻子抬起头来望了望，然后紧张地把椅子从舞池边向后移开了一点。“我不明白，大伙干吗要上这儿来，”她说时感到不大舒服，“这儿挺闷的。”
“这儿的戏演得精彩呀，”商人说，“这夜总会都已经要关门了，后来幸亏排演了这出戏。现在不会再赔本了。”
“我看，这是亵渎神明的。”他妻子说。
“这样挺好嘛，”丈夫说，“那些从来不做礼拜的人，到这儿来也可以知道一些基督教的故事。”
戏继续演下去，一个醉汉由于酒力发作，脑子不清醒，独自坐在那里，不禁哭着大喊：“瞧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们都不去管呀！”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哀求什么似的向十字架伸出了双臂。一位牧师太太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领班的服务员表示不满，于是醉汉被赶了出去，但他仍旧一边哭着，一边愤愤不平地说：“瞧呀，你们不去管呀！瞧你们这帮好基督徒呀！”
“你瞧，”我对斯特拉文斯基说，“他们把醉汉赶了出去，是因为他扰乱了演戏。”我还解释说，这样在夜总会的舞池里演耶稣受难剧，是为了要说明，如今口头上声称信仰基督教的一些人已经流入形式主义了。
这位音乐名家显得十分严肃了。“可是，这是亵渎神明的呀！”他说。
我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有点惶窘。“真的吗？”我说，“我压根就没想到这是亵渎神明的。我以为这是在批评世俗对基督教所抱的态度——也许，我只顾编故事，没把它的主题说明白吧。”于是，这件事就被丢开不提了。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斯特拉文斯基来了一封信，想知道我是否仍有意和他拍一部电影。但这时我的热情已经冷却，我只想自己拍电影了。
一天，汉斯·艾斯勒[299]把勋伯格[300]领到我的制片厂，勋伯格身材矮小，态度直率得近于生硬，我非常钦佩他的音乐，以前洛杉矶举行网球比赛时，我经常看见他戴着一顶白帽子，穿着一件短袖圆领紧身衬衫，一个人坐在露天看台上。他看了我的《摩登时代》后对我说，他很喜欢这部喜剧片，只可惜我的音乐配得太差了，我在这一点上不得不部分同意他的看法。谈到音乐时，他说了一句我永远难忘的话：“我爱声音，爱美妙的声音。”
汉斯·艾斯勒讲了一件有关这位伟大人物的趣事。汉斯跟勋伯格学习和声，最冷的冬天在雪地里走五英里路去听这位大师8点的课。那时勋伯格已开始秃顶，他坐在那里弹琴，汉斯凑到他的肩上，吹着口哨哼那乐调。“年轻人，”大师说，“你就别吹啦。冰凉的气吹得我脑袋冷飕飕的。”
拍摄《大独裁者》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些奇怪的信；现在影片拍完了，这类信来得更多了。有的发出恫吓，说将来无论在哪里放映这部电影，他们都要在剧院里扔臭气弹，向银幕上开枪；有的进行威胁，说要去制造混乱。起初我想报警，但是又怕这样一张扬出去，观众们不敢再去看电影了。一个朋友替我出主意，说不妨找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会长哈里·布里奇斯谈一谈这件事。于是我请他到我家来吃晚饭。
我很坦率地说出了我要见他的原因。我知道布里奇斯是反对纳粹的，于是向他说明，我拍了一部反纳粹的喜剧片，收到了恫吓信。我说：“这部电影首映的时候，我是否可以，比如说，请二三十位码头工人来看，让他们分散在观众当中，要是那些亲纳粹分子捣乱，他们就轻轻地跺脚，别让那些人闹得太厉害。”
布里奇斯听了哈哈大笑。“我不相信事情会闹到那个地步，查理。你有你自己的观众去对付那些坏蛋，只要有他们保护就够啦。再说，如果那些信是纳粹分子写的，他们无论如何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那天晚上，哈里讲了旧金山罢工的一件趣事。当时他实际上已经支配了整个城市，控制了全市的供应。但是他绝对不妨碍医院和儿童必需用品的供应。谈到那次罢工的情形，他说：“如果罢工是正当的，就不必再去诱导工人；只要向他们说明事实，他们就会自己做出决定。我对我的人说，如果决定罢工，他们是会遭遇许多困难的；结果如何，甚至无法预料。但是，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我一定照着他们的决议去做。我说，如果你们罢工，我就去第一线。于是，五千名工人一致赞成罢工。”
我在纽约包了阿斯托和卡皮特两个剧院放映《大独裁者》。我们在阿斯托剧院为新闻界举行预映。那天晚上我设宴招待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301]，饭后我们一起去看预映，到达那里时影片已经放映了一半。
为新闻界预映喜剧片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那次预映时，他们也是那样笑着。
“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我们走出剧院时哈里说，“很值得拍这样一部电影，但是这样的电影不大会赚钱。它可能要亏本。”我用了200万美元，花了两年的时间，现在听到了他这两句预言，当然不会高兴。但是我仍旧冷静地点了点头。多谢上帝保佑，霍普金斯的话没说准。《大独裁者》在卡皮特剧院上映时，观众们看得如痴如狂。影片在纽约两家剧院连续上映了十五个星期，截至那时为止，它是我所有影片中赚钱最多的一部。
但是影评则是毁誉参半。影评人多数都反对最后那篇演说。纽约的《每日新闻》说，我是在把群众导向共产主义。虽然大多数影评人都反对那篇演说，说它和人物的性格不符，但是一般观众都喜爱它，我收到了许多热烈赞扬它的来信。
颇有地位的好莱坞导演阿尔奇·L.梅奥请我允许他把演说词印在他的圣诞贺卡上。以下是他为演说词写的介绍，以及我的那篇演说词：
如果我生活在林肯时代，我相信我会把那篇葛底斯堡演说词寄给您，因为那是林肯时代最鼓舞人心的一篇讲话。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危机，另一个人从心底里说出了最真挚的话。虽然我与此人并不熟悉，但是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受到鼓舞之余，我把查理·卓别林写的这篇演说词全文寄上，让您也可以满怀希望。
《大独裁者》结尾演说词
遗憾得很，我并不想当皇帝，那不是我干的行当。我既不想统治任何人，也不想征服任何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挺想帮助所有的人，不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黑人还是白人。
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做人就应当如此。我们要把生活建立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不要彼此仇恨，互相鄙视。这个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的人生活。大地是富饶的，是可以使每个人都丰衣足食的。
生活的道路可以是自由的、美丽的，只可惜我们迷失了方向。贪婪毒化了人的灵魂，在全世界筑起仇恨的壁垒，强迫我们踏着正步走向苦难，进行屠杀。我们加快了发展的速度，却隔离了自己。机器应当创造财富，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了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头脑用得太多了，感情用得太少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聪明乖巧，而是仁慈温情。缺少了这些东西，生活将充满暴力，一切也都完了。
飞机和无线电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些原本是为了要发挥人类的优良品质：要求全世界的人彼此友爱，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现在世界上有千百万人听到我的声音——千百万失望的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使人们受尽折磨，把无辜者投入监狱。我要向那些听得见我讲话的人说：“不要绝望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逝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毒，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独裁者会死亡，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战士们！你们别为那些野兽卖命——他们鄙视你们——奴役你们——他们统治你们——吩咐你们应当做什么——应当想什么，应当怀抱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限定你们的伙食——把你们当牲口，用你们当炮灰。你们别去受这些丧失了理性的人的摆布了——他们是一伙机器人，长的是机器人的脑袋，有的是机器人的心肝！可是你们不是机器！你们是人！你们心里有着人类的爱！不要仇恨呀！只有那些得不到爱护的人才仇恨——那些得不到爱护和丧失了理性的人才仇恨！
战士们！不要为奴役而战斗！要为自由而战斗！《路加福音》第17章里写着，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不是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心里，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人民有力量——有创造机器的力量。有创造幸福的力量！你们人民有力量建设自由美好的生活——使生活富有意义。那么——为了民主——就让我们使出那力量来吧——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吧。就让我们进行战斗，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它将使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它将使青年人都有光明的前途，老年人都过安定的生活。
那些野兽就是用这些诺言窃取了权力。但是，他们说谎！他们从来不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永远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独裁者自己享有自由，但是他们使人民沦为奴隶。现在，就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解放全世界，为了消除国家的壁垒，为了消除贪婪、仇恨、顽固。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建立一个理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科学与进步将使我们所有的人获得幸福。战士们，为了民主，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哈娜，你听见我在说什么吗？不管这会儿在哪里，你抬起头来看呀！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乌云正在消散！阳光照射出来！我们正在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可爱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克服他们的贪婪、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残忍。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人的灵魂已经长出了翅膀，终于要振翅飞翔了。他们飞到了虹霓里——飞到了希望的光辉里。抬起头来看呀，哈娜！抬起头来看呀！
影片预映后一星期，《纽约时报》老板阿瑟·苏兹贝格设午宴招待我。我一到那里，他就把我领上纽约时报大厦的最高层，引进了一所私人住宅，宅内客厅里挂着图画、照片，摆着革制家具。一个人很威武地站在壁炉前，他身材高大，眼睛很小，有着圣人般的风度，那是美国前任总统胡佛先生。
“总统先生，”苏兹贝格先生把我领到这位大人物跟前说，“这位是查理·卓别林。”
胡佛先生笑得脸上出现了许多皱纹。“哦，我认识，”他满面春风地说，“多年前我们就见过了。”
我真没想到，胡佛先生还记得那次会晤，因为那时他好像正一心忙于准备进入白宫。他在阿斯托酒店设宴招待新闻记者，一个记者可以说是为了凑热闹而把我带到那儿去听胡佛先生讲话。那时我正为离婚的事心烦意乱，只记得我嘟哝了几句什么，意思是说我对国家大事懂得极少（其实我对自己的私事又何尝不是懂得极少）。这样随便扯了一两分钟，然后我就坐下了。过后，我被介绍给胡佛先生。记得我只说了一句“您好”，此外什么也没谈。
那次，他宣读了大约有四英寸厚的一叠讲稿，读完一张揭去一张。他读了一个半小时，听的人都瞅着那叠纸发愁。两小时后，那叠讲稿才读完一半。有时候他跳过去十来张，把它们向旁边一放。这时观众确实在暗自庆幸。生活中没一件事是永恒的，那篇讲话终于结束了。他有条不紊地收拾起他的文件，我赔着笑，准备对他的演讲说几句恭维的话，但是他没注意到我，径自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其间还担任过一任总统，他又和我会面了：站在壁炉前面，显得特别和蔼。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共进午餐。有人告诉我，凡是这类午宴，都是为了要进行密谈。
有那么一伙美国大企业的经理和董事们，让人一见就会产生自卑感。他们都长得高大英俊，穿得极其整齐，态度沉着，思路清晰，分析起来头头是道。他们的声音高昂清脆，谈到人事问题时用的却是一些几何学的术语，比如“在每年失业模型中出现的组织程序”等等。那天午餐席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流的人物，他们一个个都显得那么魁伟健壮，好像是几座摩天大楼。其中唯一富有人情味的是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她是《纽约时报》著名的政治专栏作者，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女记者。
午餐席上气氛严肃，谈话很拘束。所有的人都称胡佛先生为“总统先生”，但我觉得这样似乎有点不必要。坐了一会儿，我就开始觉得他们这次请我来并非事出无因。过了一会儿，苏兹贝格先生的几句话亮了底。他先像暗示什么似的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就说：“总统先生，我希望您给我们说明一下您这次计划去欧洲的使命。”
胡佛先生放下刀叉，一边咀嚼，一边仍在转什么念头，接着，他咽下了一口，开始说出他显然心中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他脸冲着盘子，一边说话一边悄悄地向苏兹贝格先生和我瞟了一眼。“我们都知道，目前欧洲的情况是多么悲惨，自开战以来，那儿痛苦的程度和饥饿的恐慌正在迅速增长。形势十分紧迫，所以，我已经向华盛顿陈情，说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救灾措施。”（据我理解，“华盛顿”指的是罗斯福总统。）说到这里，他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养活全欧洲”时，他出使欧洲所取得的成绩[302]。“完成这样一件使命，”他接下去说，“并不是代表某一个政党，它只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诸位对这件事总相当关心吧。”说到这里，他斜瞟了我一眼。
我严肃地点了点头。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实行这项计划呢，总统先生？”苏兹贝格先生问。
“我们只要一得到华盛顿的批示就去，”胡佛先生说，“华盛顿方面是需要加以催促的，这件事情要公众提出要求，还要社会知名人士进行支持。”说到这里，他又向我斜瞟了一眼，我又点了点头。“在沦陷的法国，”他继续说下去，“有千百万人缺衣缺食。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在欧洲各地，饥荒的威胁正在增长！”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一边列举事实，同时表达信心和希望，呼吁大家要以慈善为怀。
接着是一阵沉默。后来我亮了亮嗓子：“的确，现在的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所不同。法国已经全部沦陷，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当然不愿意让这些粮食落到纳粹手里。”
胡佛先生微微皱了皱眉，席上微微起了一些骚动，大家望望胡佛先生，再望望我。
胡佛先生又冲着盘子蹙起了眉头。“我们要设立一个无党无派的委员会，它将和美国红十字会合作，并根据《海牙协定》第27条第43款执行，该条款允许救济委员会救济交战国双方贫病交迫的难民。我想，作为一位人道主义者，您会支持这件事情的。”以上不是他说的原话，但在我印象中大意如此。
我仍坚持我的观点。我说：“我完全同意这项计划，但必须保证这些粮食不致落到纳粹手里。”
这句话又在席上引起了骚动。
“这类事情，我们以前也曾办过。”胡佛先生说时谦恭中透出了愠意。那些高大的青年这会儿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其中一个人微微笑了笑。“我想，总统先生是能处理这个问题的。”他说。
“这是一项非常好的计划。”苏兹贝格先生做了权威性的总结。
“我完全同意这句话，”我和颜悦色地回答，“并且百分之百地支持这项计划，只要这件事的具体执行全部由犹太人来经手！”
“哦，”胡佛先生很爽快地说，“这是办不到的。”
沿第五大道，可以听到一些油嘴滑舌的青年纳粹分子站在小小的红木讲台上，向三五成群的人大放厥词。有一个纳粹分子说：“希特勒的哲学，是对这个工业时代的问题做出的深刻周密的研究；这个时代里，已经容不下掮客或犹太人了。”
这时有一个女人打断了他。“这是什么话！”她激动地说，“这儿是美国。你以为是在哪儿呀？”
那个奴颜婢膝、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涎皮赖脸地笑着。“我是在美国呀，偏巧我是一个美国公民。”他油腔滑调地说。
“是吗，”她说，“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同时是一个犹太人，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非揍死你不可！”
有一两个人对这个女人发出的威胁表示支持，但多数人都漠不关心，默默地站在那里。旁边一个警察劝住了这个女人。我走开时感到惊奇，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过了一两天，我来到一座乡间住宅，皮埃尔·赖伐尔[303]的女婿尚布伦[304]伯爵——一个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年轻法国人——午餐前老是缠着我说话。原来他在纽约看了《大独裁者》的首映。这时他仿佛表示宽大为怀似的说：“当然啦，你那种观点，总不至于是严肃认真的吧。”
“那不过是一部喜剧片罢了。”我回答说。
如果当时我知道纳粹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酷刑，我是不会对他那样客气的。那次一共约有五十位客人，四人一桌，他和我们坐到了一起，试图逗引我参加一场政治辩论，但是我对他说，与其谈政治，我宁可吃好菜。后来，听他那样谈话，我举起了酒杯说：“我这是在痛饮‘维希[305]水’呀。”这句话还没说完，只听见另一桌上有人破口大骂起来，那是两个女人，她们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后来吵得更厉害了，我简直以为她们要扯对方的头发了。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大喊：“我不听你这套混账话。你是个该死的纳粹！”
一个纽约富家子弟用宽容的口气问我为什么如此反对纳粹。我说，那是因为他们反对人民。“哦，我明白了，”他说话时好像忽然有了新的发现，“你是犹太人，对吗？”
“反对纳粹的不一定都是犹太人，”我回答，“正常和正派的人都反对他们。”大家说到这里为止，不再谈下去。
一两天后，我应邀去华盛顿美国革命女儿[306]大厅广播《大独裁者》结尾的演说词。在这之前，我还要去会见罗斯福总统，总统要看这部影片，我们已将其送往白宫。当我被领进总统的私人办公室时，总统对我说：“请坐呀，查理；你这部影片在阿根廷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麻烦。”有关这部影片的事，他总共只提了这么一句。后来一个朋友把这件事概括为一句话，他说：“在白宫，你受到了接待，但不曾被拥抱。”
我和总统在一起坐了四十分钟，他敬了我几杯淡马丁尼酒，我不好意思推辞，一口气给干了。临行时我跌跌撞撞地走出了白宫——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10点还要去广播。那是一次全国广播，也就是要向六千多万人发表演讲。我接连着洗了几次冷水浴，喝了一些浓烈的黑咖啡，多少才从沉醉中清醒过来。
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所以那天晚上大厅里仍来了许多纳粹分子。我刚开始演讲，他们就咳嗽。声音那么响，听得出那不是真的咳嗽。我一紧张就觉得嘴里干燥，舌头黏在上腭上，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一共要讲六分钟。讲到当中，我停下了，说非喝一口水不可，否则就没法往下说了。大厅里当然没有一滴水，这时我只得让六千万听众等候着。好不容易过了两分钟，才有人用一个信封递了点水给我。这样我总算把那篇演说词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