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贝弗利山的家里，站在起居室当中。那是一个下午，时间已经不早，长长的一道日影铺在草坪上面，几缕金色的阳光照进了那间屋子。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我真想哭上一场，我离家已经八个月，但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回来。我思想混乱，茫无目标，只感到坐立不安，十分寂寞。
我去欧洲，多少希望会遇到一个可以改变我生活方向的人。然而，这希望落空了。我所遇到的女性很少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而那些可能符合这一要求的，又都是对此不感兴趣的。现在回到加州，我好像是回到了墓地。道格拉斯和玛丽已经离异，所以，那个小天地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天晚上我只好独自吃晚餐，但我一向是不喜欢在那幢大房子里独自吃饭的。于是我吩咐不必开饭，径自驱车去好莱坞，最后停下车，沿着好莱坞大街走下去。我仿佛根本就不曾离开过那个地方。那儿仍旧是长长的一排排的一层楼店铺，陈旧的军用物品商店、廉价药房、伍尔沃思[276]连锁商店和克雷斯吉[277]连锁商店：一切在萧条中都显得那么俗气。好莱坞仍然保持着新兴市镇的格局。
我一边沿着大街走过去，一边心里盘算：我是否应当从此退休，卖了所有的东西，去中国做个寓公。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鼓舞我在好莱坞待下去了。无声电影的时代肯定已经结束，而我也无意跟有声电影唱对台戏。再说，我已与世隔绝。我回忆有什么熟悉的朋友，可以打个电话，随便约他们来吃饭，但竟然想不起一个人来。我的经理里夫斯知道我回来，就跑来看我，说公司里一切都好。但是，此外没有其他人来看我。
去电影制片厂处理那些沉闷无聊的事务，真像是跳进一潭冷水里。但是，总算有一件事使我听了高兴：《城市之光》放映的情况非常好，我们已经净赚了300万美元，每月还不断有十几万美元汇入。里夫斯要我去好莱坞的银行，会一会新任的经理，彼此熟悉一下。我没肯去，我已经七年没进银行的门了。
德皇的孙子路易·费迪南德亲王到电影制片厂来看我，后来在我家和我共进晚餐，我们谈得很融洽。亲王聪明而又风趣，他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革命，说那是一出喜剧。“我祖父已经逃往荷兰，”他说，“但是我的几位亲属仍旧留在波茨坦宫里，他们都吓得不敢出来。最后，革命党人整队向皇宫进发，先给我的亲属递来一张条子，问是否可以接见他们。在那次会晤中，革命党人说要保护他们，还说，如果需要什么，只要打个电话给社会党总部就行。他们听了这话，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是后来政府派人来和他们谈判解决他们的财产问题，他们为了要分得更多的财产，就不愿做出肯定的答复。”他把这些事概括成一句话：“我国革命是一个笑话。”
自从我回到美国，那里就出现了一些几近神奇的事。经济萧条虽然为害剧烈，但也反映了美国人民的伟大。当时的情形每况愈下。有几个州为了推销滞销商品，甚至用木板印发信用纸币。这时胡佛已伤心欲绝，只会坐在那儿发脾气；他相信货币应从上面分派，这样就会逐步流入普通老百姓手中，但这一害人的经济谬论最后没有任何帮助。既然无法结束这出悲剧，他在竞选运动中大放厥词，说什么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了总统，美国制度——当时已经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制度——就会基本遭到毁灭。
富兰克林·D.罗斯福终于当了总统，但美国并未因此遭到毁灭。他发表了演说《被忘了的人》[278]，使美国政治一洗以前那种萎靡不振之风，在美国历史上建立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时代。我在萨姆·高尔德温的海滨别墅，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篇演说。当时我们好几个人坐在那里，有乔·申克、弗雷德·阿斯泰尔夫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比尔·佩利，以及其他一些客人。“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空中传来了这句话，有如闪过了一道阳光。但是，和多数人一样，当时我是怀疑的。“这好得简直不能叫人相信了。”我说。
罗斯福一就任总统，就开始将诺言付诸实施；为了防止银行倒闭，他命令所有银行休假十天。那是美国全国人民奋起的一个时刻。所有的商店继续用信贷方式做买卖，连电影院也用赊欠的办法卖戏票，接连十天，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制定新政纲领，而在这段时间里，人民都有英勇的表现。
立法机关奉命做好一切应急准备：重新建立农村信贷，以防有人利用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进行大规模掠夺；筹措资金以实行大规模公用事业计划；制定国家复兴法案；提高工资最低限额；缩短工作时间，扩大就业机会；鼓励组织工会。“做得太过火啦，这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呀。”反对他的人这样叫嚣。但不管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它终于挽救了资本主义，使其不致彻底崩溃。它还在美国历史上进行了一些最有效的改革。看到美国公民这样迅速地响应政府建设性的号召，那情景确实是令人鼓舞的。
好莱坞也在经历一番变化。演无声电影的影星已经消失——留存下来的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这时有声电影已经奠定了基础，原来好莱坞那种优美宁静的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一夜之间，电影仿佛已经变成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工业。配音的技术人员开始革新电影制片厂，装起了复杂的配音设备。大得像间屋子似的摄影机，像重型卡车一般在摄影场上一路隆隆震响着被推过去。配备复杂、电线盘绕的收音机也被安装起来。一些人穿得像是来自火星的勇士，戴着耳机，高坐在那里，而演员则在他们面前表演，传声器像钓鱼竿似的在他们头顶上空摇来晃去。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叫人看了感到不快。一个人的四周布置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叫他怎么从事创作呢？我厌恶这一切。后来，这些复杂的设备都被改成了便携式的，摄影机更易于移动，那些设备也可以用不太昂贵的价钱租来使用了。虽然有了这些改进，但是我仍旧鼓不起兴致重新投入工作。
我仍旧在转那个念头：是否应当收起摊子，去中国侨居呢？我可以在香港地区生活得很好，把拍电影的事忘个干净，而不是在好莱坞这儿一天天烂下去。
此后三个星期，我一直闲荡着。后来有一天，乔·申克来电话，约我到他的游艇上度周末，那是一艘很漂亮的游艇，有一百三十八英尺长，可以很舒适地乘坐十四个人。乔常常让他的船泊在卡塔利娜岛的阿瓦龙附近。在他的客人当中，难得有人谈吐风趣，他们一般都喜欢玩扑克，而我对此道并不感兴趣。但我醉翁之意不在酒。乔的船上常常载了许多美丽的姑娘，我当时非常寂寞，希望可以在她们当中找到一线阳光。
后来我确实如愿以偿。我遇到了宝莲·高黛。她愉快的性格让人觉得轻松有趣，一天晚上她告诉我，说她准备把前夫给的一部分赡养费共计5万美元投资到一家电影公司里。她已把所有的文件带到船上，准备签字了。当时我几乎是强行阻止了她。那家公司做的明明是好莱坞的滑头生意。我对她说，我几乎自从电影创始以来就干这一行，根据我对这一行的经验，我不愿为拍电影投资一个铜板，除非电影由我自己来拍。而即便由自己拍，也得担风险。我说，赫斯特手下有那么一班采访人员，对美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了如指掌，但是他投资拍电影也赔了700万美元。她怎么能只想到赚钱呢？结果我打消了她的计划。这是我们俩交友的开始。
寂寞把宝莲和我联系在一起了。她刚从纽约来，感到人地生疏。我们两人都像是鲁滨逊发现了星期五[279]。平时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宝莲在给萨姆·高尔德温拍一部影片，我要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工作。但是一到星期日，大家都感到冷清无聊。在百无聊赖中，我们驱车远游，实际上我们已经跑遍了整个加州海岸线。看来已经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了。我们最有趣的消遣，是到圣佩德罗港口去看游艇。有一条游艇要出售，那是一条五十五英尺长的汽艇，上面有三间特等房舱、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很漂亮的驾驶室：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游艇。
“如果你能有一条这样的船，”宝莲说，“咱们星期日好玩的事可多啦，还可以到卡塔利娜岛去。”于是，我就打听那条船怎样买法。船主米切尔先生开办了一家摄影机制造厂，他领我们看了那条船。一个星期中我们先后去看了三次，到后来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再去了。但是米切尔先生说，只要船还没卖掉，他欢迎我们随时上去看。
后来我没让宝莲知道，就买下了那条船，在上面装齐了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准备航行到卡塔利娜岛，船上带了我自己的厨子，还有安迪·安德森，他从前演过基斯顿警察，曾做过船长。下一个星期日，一切准备就绪。宝莲和我一大早就出了门，她以为是要乘汽车到很远的地方，答应只先喝一杯咖啡，等会儿到了什么地方再吃早点。后来，她发现我把车开往圣佩德罗了，便说：“你总不见得是再去看那条船吧？”
“我想再去看一次，可以做出最后决定。”我回答。
“那么，你还是一个人去吧，太不好意思了，”她无精打采地说，“我在车上等你。”
我们的车在浮码头旁停下了，凭我怎么哄她也不肯下车。“不，你一个人去。可是，赶快点，咱们还没吃早饭呢。”
两分钟后，我回到汽车跟前，好不容易总算把她哄上了船。船舱里布置得挺花哨，桌上铺着粉色和蓝色的台布，配着粉色和蓝色的瓷器。从厨房里飘来了咸猪肉和鸡蛋的香味，闻了令人馋涎欲滴。“船长挺客气，他请咱们吃早饭，”我说，“我们可以吃到麦饼、咸猪肉、鸡蛋、吐司、咖啡。”宝莲向下面厨房里一望，认出了我的厨子。“啊，”我说，“你星期日总想找个地方去玩，所以，吃完了早点，咱们就到卡塔利娜岛游泳去吧。”接着我就告诉她，我已经买下了那条船。
她的反应挺有趣的。“等一等。”她说。接着就站起身，走下了船，在码头上一路跑过去大约五十码，然后双手捂住了脸。
“喂！来吃早饭呀。”我大声喊。
她重新走上了船，说：“经过那一阵兴奋，我非得这样来一下，才能恢复过来。”
这时日本厨子弗雷迪满面堆笑，把早饭送进来。后来我们的船开动轮机，驶出港口，到了太平洋上，向二十二英里以外的卡塔利娜岛进发，最后在那里泊了九天。
眼前我仍旧没法订出工作计划。和宝莲在一起，我做的尽是些无聊的事：看赛马，去夜总会，参加盛大的宴会；一切都是为了消磨时间。我不愿意离群索居，不愿意多转念头。然而游乐时，我又老是怀着一种负疚心理：我在这儿干些什么？我为什么不去工作？
此外，一个青年影评家的几句话，使我听了感到懊丧。他说《城市之光》很好，但它已接近于伤感，希望我将来拍电影时更多采用一些写实手法。当时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如果那时我和现在知道的一样多，我就会对他说：所谓写实主义，往往是不自然的、虚伪的、平淡的、沉闷的；在一部影片中，重要的并不是现实，有意义的乃是想象力。
说来也奇怪，完全是出于偶然，并且是出乎意料，我突然被一件事情鼓舞着要拍另一部无声电影。我和宝莲去墨西哥蒂华纳[280]看赛马，那里类似肯塔基赛马[281]的优胜者赢得了一只银杯。主持赛马的人请宝莲授奖给获胜的骑师。她经人一说就答应了。听到她在扩音器前讲话时我感到惊讶。她虽然出生于布鲁克林，但是模仿起肯塔基的交际花来却惟妙惟肖。从此我相信她是会演戏的。
这一下我提起了兴致。我觉得宝莲有点像一个街头流浪女郎。这是十分精彩的素材，可以把它搬上银幕。我想象我这个流浪汉和一个流浪女郎在一辆拥挤的囚车里邂逅，流浪汉知情识趣，把位子让给女郎坐。这是故事里主要的一段，我可以就这段展开情节，编制笑料。
这时我又想起，有一次我会见了纽约《世界报》一位年轻活泼的记者。他听说我要去底特律，就给我讲那儿工厂里的传动带装置，那段描述是够悲惨的：一些健康的农村青年被大工业吸引，在传动带装置下工作了四五年，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从那席谈话中，我想到了《摩登时代》的主题。为节省时间，我使用了一台吃饭机器，于是工人就可以在吃饭时继续工作。工厂里的那些镜头花样迭出，演到后来流浪汉患上了精神病。情节都是按自然层次发展的。流浪汉病好了，被警察逮去，遇见了那个流浪女郎，女郎是因为偷面包被捉去的。他们俩在一辆挤满了犯人的囚车中相遇。从这一场再演下去，就是两人如何在摩登时代里设法谋生。经济萧条、罢工、暴动、失业：两人被卷进了一系列苦难中。拍戏时，为了要把宝莲打扮得龌里龌龊，我把油污涂在她脸上，她差点哭出来。我一边抹一边说：“抹这油污，就像是点美人痣呀。”
用时髦服装把一个女演员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挺容易做到的，但是，像《城市之光》里那样，把一个演员打扮成卖花姑娘，同时又要她俏丽动人，那就伤脑筋了。为《淘金记》里的那个姑娘设计服装不成问题。为《摩登时代》里的宝莲设计服装，就需要精心揣摩，要有戴奥尔[282]的创造力了。如果流浪女郎的服装问题被处理得稍微大意一点，那些补丁就会显得像戏装一样，既不入情入理又不逼真。我把一个女演员扮成流浪者或卖花姑娘时，总是想要既收到诗意的效果，又不致损害了她的个性。
《摩登时代》即将献映之前，有几位专栏作家说，他们获悉影片具有共产主义色彩。我想这是由于报上刊登了影片故事的梗概。另一些持论公正的影评家说，影片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共产主义，我是骑墙派的。
最使人感到神经紧张的，是电影放映后去看相关报道：一会儿这篇报道说，第一个星期里观众人数打破了纪录；一会儿那篇报道又说，第二个星期里人数略有下降。影片在纽约和洛杉矶初次上映后，我一心只想要离开那里，而且离开得越远越好，不要听到有关影片的报道；我决定带着宝莲和她母亲一起去檀香山，临行前吩咐公司和我保持联系。
我们在洛杉矶乘船，抵达旧金山时遇到倾盆大雨。但是这并没使我们扫兴，我们上岸去买了一些东西，再回到船上。走过那些仓库时，我看见一批待运的货物上打有“中国”的戳印。“咱们到那儿去！”
“到哪儿去？”宝莲问。
“到中国去。”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机会去啦。”我说。
“可是我什么衣服都没带。”
“你需要什么，都可到檀香山去买嘛。”我说。
所有船都称得上是仙丹灵药，因为再没有比航海更容易让人恢复健康的了。烦恼都被暂时抛开了，船把你给带走，医治好你的病痛，最后再驶进港口，依依不舍地把你又送回到沉闷无聊的世界里。
但是，船一抵达檀香山，我看见了《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不觉大吃一惊。新闻记者已经等候在码头上，恨不得把我的话都吞下去。无处可躲。
但是，船抵东京，我却没被人发现，因为多承船长照顾，他给我登记了另一个名字。后来日本海关当局看了我的护照，登时大惊小怪起来。他们说：“您为什么来的时候不让我们知道呢？”当时日本刚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283]，死了好几百人，所以我想这次来还是别让人知道的好。我们在日本停留期间，政府派来的一位官员始终不曾离开我们。从旧金山到香港，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和其他旅客交谈过，但是船一停泊在香港，气氛开始活跃起来。这应当归功于一位天主教神父。“查理，”一个身材高大、神情严肃的商人说，“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从康涅狄格州来的美国神父，他被派到附近一座孤岛上的麻风病院工作，已经五年了。神父很寂寞，每星期六都要来看美国船上的旅客。”
神父年近四十，颀长而英俊，红润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我叫了酒，接着我的朋友叫了酒，后来神父又叫了酒。起先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但是天晚了，在座的逐渐增加到二十五个人，每人都叫了酒，最后人数增加到大约三十五个人，酒不停地往上送，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被抬上了船，但是神父酒到就喝，始终微笑着，清醒地招待着每一个客人。最后我勉强站起，向他道别。他殷勤地扶着我，我和他握手。这时我觉得他的手很粗糙，就翻过来仔细看那掌心，手掌上满是皲裂，当中有一个白点。“希望这不是麻风呀。”我开玩笑。他咧开嘴，摇了摇头。一年以后，我们听说他患麻风病死了。
我们离开好莱坞已经五个月。旅行中我和宝莲结了婚。后来我们在新加坡搭了一条日本船回美国。
启航的那一天，我收到一张便条，写便条的人说他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但多年来我们两人一再失之交臂，现在，在中国南海，是我们见面的绝好机会。署名是“让·科克托[284]”1。后面的附言是：晚餐前可先到我的房舱里来喝一杯开胃酒。我立刻怀疑这是一个骗子，心想，这样一位巴黎市内的大忙人，这会儿跑到中国南海来干什么呢？其实，便条上说的都是实话，科克托来这儿，是因为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的一项任务。
科克托不会说英语，我又不会说法语，幸亏他的秘书可以给我们当翻译，秘书会说几句英语，但是说得不大好。那天晚上，我们俩大谈自己对生活与艺术的看法，一直谈到午夜。我们的翻译结结巴巴，话说得很慢，而科克托则把两只好看的手放在胸前，说话快得像是在开机枪，他那吸引人的目光一会儿闪到我这边，一会儿闪到翻译那边，翻译则毫无表情地说：“科克托先生……他说……您是一个阳光下的……诗人……他是一个黑夜里的……诗人。”
接着，科克托立刻从翻译那儿向我转过身来，像鸟儿似的很快地点一点头，又说了下去。后来我再接着往下说，扯的是一些哲学和艺术上的问题。谈到投机时，我们互相拥抱，而我们的翻译则在一边冷眼旁观。这样的高谈阔论，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我们约好了1点吃午饭时再见。
可是，我们的热情已经达到了顶峰，我们已经谈够了！两人都不愿意再去赴那次约会了。那天下午，我们双方都送出了道歉信，它们的内容相同，两人都讲了一大堆道歉的话，但都小心谨慎地避而不谈另一次约会，我们已经彼此谈腻了。
晚饭时，我们走进餐厅，科克托背对着我们坐在里面的角落里。但是他的秘书没法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向他轻轻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我们来了，科克托迟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装出惊讶的神情，高兴地挥了挥我给他的那封信，我也高兴地挥了挥他送来的那封信，两人都笑了。接着我们就冷静地掉转了头，一本正经地研究我们的菜单。科克托先吃完饭。侍者正在给我们上主菜时，他匆忙从我们桌边悄悄地走了过去。但是，走到门口，他又转过身来，向外边指了指，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在那儿等你们。”我热情地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后来总算放了心，我发现他已经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去甲板上散步。突然，我猛吃一惊，看见科克托正从边角上向我这边走过来！我的天呀！我赶快找一个地方躲避，可这时他看见了我，却飞也似的跨进了大厅正门，我舒了一大口气。此后我们早晨都不去散步了。白天里我们一直在玩捉迷藏，避免彼此撞上。但是，快到中国香港地区的时候，我们又恢复正常，偶尔遇见时也略谈上几句。还有四天才能到东京。
科克托在船上讲了一则奇怪的故事，据说他曾在中国内地见过一位活佛，那是一个五旬左右的人，出世后就一直浸在一缸油里，只有脑袋露在缸外。由于多年来在油里泡着，他的身体就像胎儿一样嫩，可以用手指戳穿。他没有说明是在中国什么地方看到的，最后又承认，不是他亲眼看见的，是听人说的。
在船停泊的各个港口，我们俩难得遇见，即使偶尔相逢，也只是简单地问一句好和说一声再见。但是后来消息传来，说我们要同乘“柯立芝总统”号回美国，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试图装得那么亲热了。
科克托在东京买了一只好玩的蝈蝈，养在一个小笼子里，常常一本正经地把它带到我的房舱里来。“它挺聪明，”他说，“我每次对它说话，它就唱歌。”蝈蝈成了他的爱宠，到后来竟成了我们的谈资。“皮卢今天早晨好吗？”我问。
“不大好，”他严肃地说，“我已经限制它的饮食了。”
船到了旧金山，我再三邀他和我们一起去洛杉矶，因为我们有一辆轿车在码头上等着。皮卢也被带上了车。半路上它唱起来了。“你们瞧，”科克托说，“它喜欢美国。”说到这里，他忽然打开车窗，又打开小笼子的门，把皮卢放了出去。
我吃了一惊，问道：“您这是干吗？”
“他让它获得自由。”翻译说。
“可是，”我说，“它在这儿人地生疏呀——它又不会说本地话。”
科克托耸了耸肩：“它挺聪明，很快就会学会的。”
我们回到贝弗利山的家里，电影制片厂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摩登时代》上映后已风靡全国。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又在困扰我：我是否应当再拍一部无声电影呢？我知道，如果再拍的话，我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整个好莱坞已经没有一个拍无声电影的人，我已成为此道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我总算运道还好，但是往后就要一直担心，经常想到哑剧正在逐渐变成过时的艺术，这可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情。再说，要设法使无声的动作连续放映一小时四十分钟，要把机智融入动作中，要拍七八千英尺的胶片，每二十英尺的胶片里都有一个笑料：这可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我还想到一件事：如果我真的去拍有声电影，无论拍得多么好，也没法超出我演哑剧的水平。我也曾考虑，如何让流浪汉开口说话：或是说一些单音节的词，或是只嘟哝几句什么。但是，这都不行。只要一开口，我就会变得和其他丑角一样了。这些愁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这时我和宝莲结婚已经一年，但是我们俩之间的分歧正在逐渐扩大。这一半要怪我情绪不好，因为我老是惦念着工作。宝莲在《摩登时代》中一演而红，已被派拉蒙电影公司聘请去拍了几部电影。但是我既不能工作，又无心寻乐。在这样的愁闷心情下，我决定和我的朋友蒂姆·杜兰特到佩布尔海滩去。也许，我能在那里工作得更好一些。
佩布尔海滩在旧金山以南一百多英里处，那里荒凉愁人的景色显得有点阴森。我管那地方叫“浪迹天涯者的归宿地”。一般人管它叫“十七英里车道”；那里有成群的麋鹿在林木掩映处徜徉，有许多轩敞浮夸的房屋空着等待出售；倒了的树木在空地上霉烂；到处都是木虱、毒藤、丛生的夹竹桃、有毒的龙葵——像女妖[285]出没的地方。面对着海洋、建筑在岩石上的，是几幢百万富翁的华丽住宅，这一带一般被称为黄金海岸。
我第一次见蒂姆·杜兰特的时候，有人陪同着他来参加我们星期日的网球聚会。蒂姆的网球打得很好，此后我们就常常一起打球，当时他刚和E.F.赫顿[286]的女儿离了婚，到加州来消愁解闷。蒂姆很会理解别人，所以后来我们成为极要好的朋友。
我们租的那所房子，面对着半英里外的海洋。房子阴湿简陋，一生火就搅得满屋子都是烟。蒂姆认识佩布尔海滩许多上层社会的人物，每逢他出去应酬，我就耐心工作。接连好多天，我一直独自在图书室里用功，或是在花园里散步，竭力思索题材，但是怎么也想不出。最后，我不再自寻烦恼，和蒂姆一起去拜访邻居。我常常想，如果用这些人物做素材，倒可以写出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并且是典型的莫泊桑小说。有一所很大的住宅，虽然里面布置得很舒适，但气氛却有点神秘和凄凉。主人殷勤好客，总是不停地大声讲话，但他的妻子却从不开口。自从五年前她的孩子夭折以后，她就难得再讲一句话或露出一丝笑容。她只会说一句“您好”或“再见”。
在另一幢高踞在悬崖上、俯临着大海的房子里，一位小说家的妻子失踪了。据说，她到花园里去拍照，肯定是向后多退了几步。等到丈夫再去找她时，发现只剩下了一个三脚架。此后再也没人看到过她。
威尔逊·迈兹纳的妹妹讨厌她的那些邻居，因为他们的网球场俯对着她的房子。于是，每逢邻居打网球，她就生起一堆火，那些网球场就被笼罩在烟雾中。
老费根两口子非常有钱，一到星期日就大摆筵席请客。一次我在席上见到了一个纳粹领事，一个金黄头发、油腔滑调的年轻人，他竭力表现，但是我对他敬而远之。
有时候我们在约翰·斯坦贝克家里度周末。他的那所小屋在蒙特里附近。那时他已经发表了《托蒂拉·弗莱特》和一些短篇小说，刚刚有了一些名气。约翰每天早晨写作，平均一天大约写两千字。他的草稿很整洁，几乎没有一处修改的地方，我看了感到惊奇。我真羡慕他。
我很想知道作家们写作的方式，以及他们一天里写出的字数。托马斯·曼平均每天写大约四百字。莱昂·福伊希特万格[287]每天口授两千字，平均定稿六百字。H.G.威尔斯平均每天写一千字。英国新闻记者汉南·斯沃弗[288]每天写四五千字。美国评论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289]在十五分钟内写出了一篇七百字的书评，一完稿就去打扑克——他写那篇文章时我在场。赫斯特总是一晚上写两千字的社论。乔治斯·西米恩[290]只用一个月时间就写出了一部短篇小说，而那部小说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乔治斯告诉我，他凌晨5点起床，自己烧好咖啡，然后在书桌前坐下，一边手里转动一只网球大小的黄金球，一边思索。他写稿时用一支蘸水笔，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字写得那么小，他说：“这样手腕可以省点力。”至于我本人，我一天口授一千字，转变成影片中的对话大约为三百字。
斯坦贝克家里没有仆人，所有的家务都由斯坦贝克夫人承担。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觉得这位主妇是很可爱的。
我们曾经做过多次谈话，谈论到苏联时约翰说，它有一个成就，那就是消除了娼妓。“大概，这是最后一个私营行当了吧。”我说。
一位迷人的贵妇人嫁的却是一个公然在外面渔色的丈夫，一次在她那所豪宅里单独设宴招待我。我去时颇涉遐想。但是那位太太对我无话不谈，她流着眼泪说已经八年不和丈夫同床共枕，但是仍然爱他，她的泪水浇灭了我的热情，我开始劝她要达观一些——此后谈的都是一些应以理智为重的话。后来，谣传她变成了同性恋者。
诗人鲁滨逊·杰弗斯[291]住在佩布尔海滩附近。我和蒂姆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沉默寡言，对人很冷淡，我仍像往常那样喜欢多嘴，说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不满的话，目的无非是使那个晚会活跃一些。但是鲁滨逊一句话也不说。我走出来时感到很懊悔，怪自己不该独自高谈阔论，心想鲁滨逊一定很讨厌我，可是我没猜对，过了一星期，他邀我和蒂姆去吃茶点。
鲁滨逊夫妇住在一个中古石头城堡式的房子里，他称这座自建在太平洋岸边一块岩石上的房子为“石窟”。我觉得那设计充满稚气。最大的一间房只有十二英尺见方。离那房子几英尺远，是一个中古式的圆形石塔，塔高十八英尺，径长四英尺。狭窄的石梯尽头是一间地牢似的小圆屋子，墙上的裂口就是窗子。那就是他的书房。他那部《杂毛马》就是在那里写的。蒂姆说，他喜欢墓穴式的房子，这是一种心理上乐于早死的表现。然而，我看到鲁滨逊·杰弗斯在日落时出去散步遛狗，欣赏美丽的黄昏，他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宁静的表情，仿佛陷入遐想。我敢说一句，一个像鲁滨逊·杰弗斯这样的人，是不会以死为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