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东方各国，前人已经写过许多引人入胜的游记，所以我不打算再在这方面向读者饶舌。但是我有理由要写一写日本，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我之所以要去日本，是因为我读了小泉八云的一本书，书里谈到的日本文化和戏剧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避开了1月砭肌裂肤的寒风，进入了阳光和煦的苏伊士运河。船抵达亚历山大港，上来了另一批旅客，其中有阿拉伯人，也有印度人——实际上这些人代表的是另一个世界！一到日落黄昏，那些阿拉伯人就要在甲板上铺好席子，朝着圣地麦加方向念诵祷词。
第二天早晨，船进入红海，于是我们都脱下了“北欧人的衣服”，穿上了白色的短裤和绸质的衬衫。轮船在亚历山大港装上了热带水果和椰子，所以我们的早餐有芒果，晚餐有冰冻椰子牛奶。一天晚上，我们学着日本人的习惯，在甲板上席地而坐，共进晚餐。一位船员教我在米饭上倒一点茶，给饭增添一些香味。当轮船驶进下一个南方港口时，大家更兴奋了。日本船长冷静地宣布，第二天早晨就要抵达科伦坡了。锡兰虽然富有异国情趣，但我们一心想去的却是巴厘岛和日本。
我们的下一个港口是新加坡，一到那儿，我们就进入了中国杨柳图案瓷盘上描绘的那种氛围——沿海一带都长着榕树。新加坡给我留下鲜明印象的是那些在新世界游艺园里献技的中国演员，那些孩子都是非常有才能的，并且读过很多书，因为他们所演的戏都是伟大中国诗人写的古典作品。演员因袭传统形式，在一个宝塔上演出。我看的那出戏，要连演三个晚上。主演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她扮演一个王子，歌唱时真有遏云裂帛的嗓音。第三天晚上，演到了全剧的高潮。有时候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更好，我从来不曾像看到最后一幕时那样感动至深，也从来不曾听过那种很不调和的乐调：如泣如诉的丝弦、雷声震响般的铜锣、尖厉沙哑的声音。那充军发配的年轻王子，最后退场时唱出了一个凄凉绝望的人的无限悲哀。
雪尼怂恿我去巴厘岛，说该岛是如何不曾受到文化浸染，那儿美丽的女性是如何袒胸露臂。这些介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第一次看见那座岛，是在一个清晨——朵朵白云萦绕着青翠的群山，望过去那些峰峦就像一些漂浮着的小岛。在那个年代里，还没有海港或机场，人们都是乘划艇靠近一个旧木头码头登岸的。
我们的车绕过了一些大杂院，每个大杂院里住着一二十户人家，围墙砌得很整齐，大门口装修得也很气派。我们越向前进，景色越是秀丽，只看见一层层银光闪闪的绿色稻田，向下是蜿蜒曲折的溪流。忽然，雪尼用臂肘碰了碰我。沿路边走来一列年轻女性，她们头顶着一篮篮水果，态度大方，胸部袒露着，只腰里围着花布。打那儿起，我们一路上就不住地用臂肘碰来碰去。有些女性长得很美。我们的向导是一个美籍土耳其人，他和车夫坐在前面，我觉得这人很讨厌，因为他老是露出一副色眯眯的神情，扭过头来看我们的反应——仿佛他在排演一出什么戏给我们看似的。
巴塘的那家酒店是新近建成的。每间客厅像阳台似的敞开，卧室则设在客厅后面，里面清洁又舒适。
美国水彩画家赫希菲尔德和他的妻子已经来了巴厘岛两个月，这时邀我们去做客，他们的寓所以前是墨西哥艺术家米格尔·科瓦尔鲁比亚斯住的。赫希菲尔德向一个巴厘岛贵族租了那所房子，每星期只付15美元，生活过得像贵族地主一样。晚饭后，赫希菲尔德夫妇、雪尼和我一起出去散步。夜色沉沉，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忽然间，看见无数的萤火虫，大片大片的，像闪耀着青光的波浪，在稻田上空疾涌而过。从另一个方向，和着乐调的旋律节拍，传来了小铃鼓的丁冬轻鸣和大铜锣的堂堂震响。“什么地方有人舞蹈，”赫希菲尔德说，“咱们去看看。”
走过去大约两百码，看到了一群土著，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一些姑娘盘腿坐着，她们有的带着篮子和小灯，在兜售零食。我们挤进人群，看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姑娘，腰间系着绣花围裙，头上戴着精致的金箔装饰，和着低沉的大锣，配着高昂的歌声，在灯光下跳着花式舞蹈，金箔随着舞步灿灿闪亮。她们的头摇摆着，眼睛闪动着，手指颤抖着：一切和那粗犷的音乐相配合。音乐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像是奔腾的怒浪，接着又逐渐徐缓下来，像是安静的河流。音乐一下子结束了，跳舞的姑娘突然停止，又回到人群里面。没有一个人鼓掌——巴厘岛人从来不鼓掌，也从来不赞美或道谢。
音乐家和画家沃尔特·斯皮斯来酒店看望我们，和我们共进了午餐。斯皮斯已在巴厘岛住了十五年，能说当地语言。他曾经把一些巴厘岛音乐改编成钢琴曲，这时弹给我们听；我觉得有些像用二拍子演奏的巴赫协奏曲。他说，巴厘岛人的音乐趣味相当精致，他们不喜欢我们现代的爵士乐，认为那还不够活泼，过于缓慢。他们觉得莫扎特的乐曲富有情感，但只对巴赫的作品感兴趣，因为那些作品的格调与节奏和他们的相似。我觉得巴厘岛的音乐冷酷无情，听了会叫人感到不安；即使是十分悲哀的乐调，也流露出饥饿的弥诺陶[272]那种阴森可怖的兽欲。
午餐后，斯皮斯领我们走进丛林深处，那里将举行一次鞭挞仪式。我们必须沿森林里一条小径走四英里路。一到那里，我们就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大约十二英尺长的祭坛。年轻的姑娘系着美丽的围裙，袒露着胸部，排列成行，头上顶着篮子，篮子里盛着水果和其他献祭物品，一个样子像苦修僧人的祭司，穿着一件白色长袍，长发一直披到腰际，一边祝福，一边把供品放在祭坛上。几个祭司念完了祷词，一群嘻嘻哈哈笑着的青年拥了上去，看见祭坛上有什么就抢什么，祭司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们。因为鞭子抽得太厉害了，有的人不得不抛弃了已经拿到手的东西，据说这样用鞭子抽，是为了赶走那些引诱青年偷窃的魔鬼。
我们随意参观了一些庙宇，访问了一些大杂院，看了斗鸡，参加了一些节日庆祝和宗教仪式，那些仪式不分昼夜，每时每刻都在举行。有一次，我离开一处仪式，已是凌晨5点。巴厘岛人的神都是喜欢享乐的，人们礼拜这些神，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喜爱。
一天晚上，已经很迟了，斯皮斯和我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在火炬照耀下舞蹈，她的小儿子在后面模仿她的动作。一个看上去相当年轻的男子，偶尔给她指点一下。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她的父亲。斯皮斯问他几岁了。
“地震是哪一年发生的？”他问。
“十二年前。”斯皮斯说。
“是吗，那一年我已经有三个孩子结婚了。”似乎觉得这样解答还不够清楚，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现在已经活了2000美元了。”意思是说，他这辈子已经花了那么多的钱了。
在许多大杂院里，我看见崭新的轿车被用来养鸡。我问斯皮斯这是什么缘故。他说：“有一个大杂院里的人家用共有方式经营生产，把卖牲口赚的钱存在储蓄基金里，许多年来，他们积攒了一笔为数相当可观的钱。有一天，听了一个会兜售生意的汽车销售员的话，他们买下了几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头几天里，他们把汽车开来开去，觉得怪好玩的，到后来汽油用光了。这时他们发现，开一天汽车花的钱，等于他们干一个月活挣到的，于是他们把汽车都丢在院子里，让鸡去做窝了。”
巴厘岛人的幽默和我们的很相似：他们爱说一些涉及男女关系的笑话，谈一些日常的大道理，还要玩弄一些字眼。有一次我要试试酒店里那个年轻侍者的幽默感。“小鸡为什么要穿过那条路呀？”我问。
他露出了轻蔑的神情。“这谁都知道嘛。”他对翻译说。
“你说得对，那么，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一下可把他问倒了。“是鸡——哦，不对——”他摇了摇头，“是蛋——哦，不对。”他把头巾向后推了推，又思索了一会儿，最后他很有把握地说：“是蛋。”
“那么蛋又是什么下的呢？”
“是鳖呀，鳖是老祖宗，所有的蛋都是它下的。”
那时巴厘岛是个天堂。当地人一年只下稻田干四个月活，其他八个月都从事文化艺术活动。整座岛上的娱乐都是免费的，这个村里的人为另一个村里的人演出。然而，这天堂已不复存在了。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遮掩起他们的胸部，抛弃了那些喜欢享乐的神，转而信仰西方的神了。
动身去日本之前，我的日本秘书小野提议由他先去给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将受到日本政府的接待。轮船驶抵神户码头，有飞机在船的上空盘旋，散发欢迎传单，成千上万的人在码头上欢呼。我看见无数绚丽多彩的和服，背后是烟囱和灰暗的码头，那种美是很不协调的。从日本人的表现中，我看不出传说中的神秘与仇恨。群众是那样兴奋激动，和我在其他各地所见到的相同。
日本政府为我们准备了一列去东京的专车。一站站下去，欢迎的人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热烈，站台上挤满了漂亮的姑娘，她们赠给我们许多礼物。看她们穿着和服，站在那里等候，真像是看一次花卉展览。到了东京，估计有四万人等候在车站上欢迎我们。在一阵人潮拥挤中，雪尼跌倒在地，差点被人踩伤了。
东方的神秘一向被描写得像传奇中的故事。我总以为那是我们欧洲人的夸大之词。但是刚在神户登陆，我们就觉察到了那种神秘的气氛，后来到了东京，则完全被那种气氛所包围。去酒店的途中，我们的车开到市内一个清静的地方。汽车突然放慢速度，最后在皇宫前面停下。小野露出了焦急的神情，向轿车后窗外望出去，然后转身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他问我是否可以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是习惯如此吗？”我问。
“是的，”他随口说，“您不必鞠躬，只要走下车就行了。”
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奇怪，因为除了我们后面跟着的两三辆汽车以外，周围没有一个人。如果是习惯如此的话，一般人就会知道我要下来，也就会有一群人等候在那里，至少是有那么一小群人等候在那里。但我仍旧下了车，鞠了躬。我回到车上，小野紧张的神色松弛下来。雪尼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要求，觉得小野的举动也很奇怪。自从我们到了神户，小野就显得心事重重。我对这些事并不介意，说这也许是因为他工作得太累了。
那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第二天早晨雪尼十分激动地走进了客厅。“我不喜欢这种事情，”他说，“我的皮包被人搜查了，我的文件都被动过了！”我对他说，即使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怎么解释也没法消除雪尼的顾虑。“这件事有些蹊跷！”他说。但是我笑他，说他太会犯疑了。
那天早晨，政府派了一位特工人员来照看我们，说我们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必须先让小野通知他。雪尼硬说这是在监视我们，说小野隐瞒了一些事情。我必须承认，小野确实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了。
雪尼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小野说，一个商人有几幅绢绘春宫，要邀我到他家里去看。我吩咐小野转告那个商人，说我对此不感兴趣。小野露出了为难的神色。“要不，我还是叫他把画送到酒店里来吧？”他向我出主意。
“绝对不要，”我说，“叫他别浪费时间。”
他开始踌躇：“这些人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打发走的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嗯，他们已经恫吓了我好几天了；东京这地方，有些人可不是好惹的。”
“别胡说啦！”我回他说，“我们叫警察去追查。”
但是小野摇了摇头。
第二天晚上，我同我哥哥和小野在一家餐馆的雅座里吃晚餐，六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一个人在小野身边坐下，抱起胳膊，其他几个人退后一步，一起站在那里。坐下来的那个人怒气冲冲，开始用日语向小野说些什么。小野一听他的话，忽然脸色变得煞白。
我身边没带武器。但是我一边把一只手放在外衣口袋里，仿佛是带了一支手枪，一边大声说：“这是什么意思？”
小野头也不抬，冲着他的盘子嘟哝道：“他说，您不肯去看他的画，这是侮辱他的祖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一只手仍插在口袋里，恶狠狠地瞪着那个年轻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我对雪尼说，“咱们离开这儿。小野，你去叫辆车。”
一经安然到了外面，我们都放了心。一辆汽车正等着我们，我们乘上车就走了。
第二天首相[273]的儿子请我们去看相扑比赛，走过来一个随从人员，他拍了拍犬养健先生的肩膀，向他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犬养健先生向我告罪，说有紧急事情要先走，但等会儿还会来的。相扑将结束时他来了，面色惨白，显然是受了极大的刺激。我问他可是病了。他摇摇头，接着突然用双手捂住了脸。他说：“我父亲刚才被人暗杀了。”
我们把他护送到我们酒店的房间里，给他喝了一些白兰地。这时他才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六个海军青年军官打死了首相官邸门口的警卫，冲进了首相的私室，那时他正和他的妻子女儿在一起。这件事以下的经过是犬养健听他母亲说的：来暗杀的人围住了首相，并用手抢指着他，首相试图和他们说理，一连谈了二十分钟，可是没有用。他们一句话不说，就准备开枪。但首相求他们不要当着他妻女的面打死他。他们准许他离开她们。他很镇静地站起来，领着几个行刺的人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他在那里一定是试图再一次和他们说理，因为妻子和女儿心急如焚地等了很久，才听见枪声响起，首相被打死了。
暗杀事件发生的时候，首相的儿子正在看相扑比赛。他说，当时如果不是和我们在一起，他肯定和他父亲一同惨遭毒手了。
我把他送回家，看到了两小时前他父亲被杀害的那间屋子。席子上还有一大摊血没干。那里聚集了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但是，出于礼貌，他们都没有拍照。他们还要我发表讲话。我只得说，这件事对首相家属和全国都是一件惨痛的悲剧。
惨剧发生的第二天，原来是安排了我受故首相正式接待的，现在当然取消了。
雪尼说，暗杀事件只是整个神秘案件的一部分，我们多少被牵连其中。他还说：“六个刺客打死了首相，六个人那天晚上到我们吃饭的餐馆里：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直到后来，休·拜厄斯[274]出版了他那部内容丰富、情节有趣的作品《暗杀政府》（由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出版公司出版），涉及我的那部分秘密才被披露。看来，有一个号称黑龙会[275]的集团在当时甚为活跃，而那次要我向皇宫鞠躬的人就是属于这个集团的。我从休·拜厄斯的书中摘录一段有关审讯杀害首相人犯的记述：
主持策划这次暗杀的古贺清志海军中尉在军事法庭上供述，阴谋分子曾经讨论过一项轰炸众议院的计划，企图以此引发军事管制。先由那些可以很容易领到旁听证的文官在楼座上扔炸弹，而青年军官则埋伏在门口，开枪打死那些从里面逃出来的议员。还有一项计划，如果不是在法庭上招供出来，确实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先生出席茶会，青年军官认为可以乘茶会时冲进官邸。
法官：暗杀卓别林，这有什么意义呢？
古贺：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法官：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你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古贺：因为后来报纸透露，举行茶会的事还没确定。
法官：计划袭击首相官邸，你们的动机何在？
古贺：是要推翻兼任政党总裁的首相，也就是说，要粉碎政府的核心。
法官：你打算杀死首相吗？
古贺：是的，我有这样的打算。不过我与他并没有私人恩怨。
这个凶手还说，他们之所以最后放弃了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对此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暗杀这个喜剧演员，未必就会挑起日美战争，增强军方势力”。
我可以想象，当时暗杀分子已经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可是后来发现我并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哦，非常抱歉！”
但是，在日本遇到的事情并不全是神秘和不愉快的；我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很有趣。我没想到，歌舞伎竟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它并不完全是一种拘于形式的戏剧，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古老戏剧与现代戏剧的混合。演员的技巧被认为是首要的，戏剧只不过是演员用来表现技巧的素材而已。用我们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技巧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每逢不能有效地运用写实手法时，他们就索性忽略掉。比如，我们西方人演出一场比剑时，不免要暴露出一些不合情理的地方，无论双方斗得多么激烈，总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小心谨慎的动作。相反，日本人在这种场合就不去理会什么写实主义。他们比剑时，彼此隔开一段距离，做出劈和刺的姿势，这一个要砍那一个的头，那一个要斫这一个的腿。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那块地方跳跃旋舞，就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样。战斗是印象派的，它总是以一胜一负的姿势告终。在表现死亡的场景里，演员们又从印象主义转变为写实主义了。
他们有许多戏都以讽刺为主题。我看过一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类似的戏，剧中两个年轻恋人的婚事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戏是在一个旋转舞台上演出的，日本人用这种舞台已有三百年的历史。第一场的布景是新房，小夫妻俩刚结婚。这一幕的剧情是，一些和事佬赶到一对新人的父母那里去求情，希望两代人言归于好。但是传统势力太顽强了。父母已经狠下了一条心。于是两个有情人决定按照日本的传统方式自杀，即在席子上撒满花瓣，然后在那上面殉情；由新郎先杀死新娘，然后自己伏剑而死。
这对相爱的人在席子上撒花瓣准备自杀时，他们说的一些话把观众逗乐了。翻译告诉我，那些话之所以招笑，是因为它们含有讽刺的意味，比如他们说：“咱们这样相亲相爱了一夜，如果再活下去，那就显得是虎头蛇尾了。”接连着十分钟，他们一直这样说笑话。后来，新娘跪在铺满花瓣的席子上，离开新郎几步，袒露出脖子；当新郎拔出剑向她慢慢地走近时，舞台开始转动，剑锋还没刺到年轻妻子的咽喉，这一场已经从观众们眼中消失，接下去看到的是沐浴在月光中的屋外场地。这时观众们都静悄悄地坐着，仿佛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听见越来越近的人声。原来那是死者的朋友来向他们报告好消息：父母已经宽恕了他们。来的人已经喝醉，他们开始争执，不能决定由谁去宣布这个消息，后来他们为这对相爱的人唱小曲儿，但听不到他们的反应，于是就去敲门。
“别去打扰他们了，”一个人说，“他们要不是睡熟，就是太忙了。”于是大家走开了，一边走一边继续唱小曲儿，同时台上传来滴答滴答的空洞钟声，说明戏已演完，台上的幕布随之徐徐降落。
日本还可以免受西方文化毒害多久，这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日本人留意生活中简单的片刻，这是他们的文化特点——徘徊着观赏月华，朝圣般欣赏樱花，品茗时悄然沉思：看来这一切是注定要消失在西方工业的烟雾中了。
我的假期结束了，在假期中虽然接触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但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懊丧的情景。我看到食物在霉烂，货物堆得很高，但是饥饿的人群在它们周围徘徊，千百万人失业，没人需要他们工作。
一次在饭桌上，我居然听到一个人说，除非我们发现更多黄金，否则什么也解决不了目前的危机。我谈到自动化会减少就业机会，有人说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劳动力最后会变得非常便宜，劳动力甚至可以去和自动化竞争。经济萧条是十分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