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别十年后，我不知道这次回去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于是感到惴惴不安。我倒挺想悄悄地回去，不要惊动任何人。然而，我这次去是为了主持《城市之光》的首映，必须为影片做宣传工作。我没有失望，有很多人来欢迎我。
这一次我住的是卡尔顿酒店，因为和丽兹酒店相比，它是一个更有年头的地方，住在那儿我会感到伦敦更加亲切。我住的房间十分华丽。我认为最伤心的事是习惯于奢华的生活。每天走进卡尔顿酒店，我就像是走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在伦敦，财富能使你每时每刻过着新奇有趣的生活。世界就是一场演出。一早节目就已经上演。
我向窗外望去，看见下面大街上贴了好几幅招贴。一幅上面写的是：“查理仍然是他们的宠儿。”我觉察到它的弦外之音，不禁会意地笑了。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闹了一个笑话：他们问我是否要去参观埃尔斯特里，我很天真地问：“它在哪儿？”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微微笑了笑，然后告诉我，那是英国电影工业的中心。我当时确实显得很尴尬，所以他们也没有因此生气。
第二次去英国，几乎和第一次同样激动人心，并且肯定比第一次更有趣，因为我有机会会见了许多更有趣的人物。
菲利普·沙逊爵士打电话来，他几次邀我和拉尔夫到帕克街的市内宅邸和利姆的乡间别墅去吃饭。我们还和他在下议院共进了午餐，在议院休息室里会见了阿斯托夫人[244]。过了一两天，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1号共进午餐。
我们一走进客厅，就好像走进了杜莎夫人的蜡像馆——我们面对着萧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名流，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阿斯托夫人机智过人，所以谈话很活跃，但后来她突然被唤走了，接着就是一阵使我感到难受的沉默。幸亏萧伯纳接替了阿斯托夫人，讲了一则有关英格[245]主教的趣事：英格对圣保罗的说教表示愤慨，说：“保罗歪曲了耶稣的教义，简直是把耶稣倒钉在十字架上。”萧伯纳最和蔼悦人的地方是，他会亲热地凑趣，使席上谈笑风生。
午宴上，我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英格兰银行（当时它还是一家私人银行）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已经用空了全部黄金储备，只剩下4亿英镑的外国证券，政府要向该行借5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把那些证券一起搬了出来，看了一眼，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个办法曾被重复用了好几次。凯恩斯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可是，”我很有礼貌地问，“那些借款又是怎样偿还的呢？”
“还是用纸币去偿还嘛。”凯恩斯说。
午宴将近结束，阿斯托夫人把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套在牙齿上，模仿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马术俱乐部里说话的样子。她带上了假牙，面部就变了形，显得十分滑稽。她激动地说：“在我们那个时代里，我们英国妇女带着猎犬出去打猎，多么气派——不像美国西部那些轻佻的丫头，她们跨在马背上，多么恶俗难看。我们是坐在横鞍上，跑得又稳又快，多么庄重，多么文雅。”
阿斯托夫人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她又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我应当感谢她为我们举行了多次愉快的宴会，让我有机会见到许多英国知名人士。
午宴后客人都散了，阿斯托勋爵领我们去看芒宁斯[246]给他画的肖像。我们到了画室门口，芒宁斯不愿让我们进去，经阿斯托勋爵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他画的是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马上，四周是一群猎犬。这时我的一句话合了他的意，我不但赞美那些已经画好的人像，还夸他给猎犬的动作作的速写草稿。我说：“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芒宁斯高兴起来，又给我看了另外几幅速写。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在萧伯纳家用午餐。餐后萧伯纳把我领到他的书房里——只有我们俩——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还在起居室里。书房俯临泰晤士河，窗明几净。忽然我发现壁炉架上摆满了萧伯纳的著作，萧伯纳写的文章我读过的很少，这时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近它们，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都是您写的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他是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要和我谈一谈他的作品，试一试我的学识。我又想到，我们俩总不会老待在这儿，其他的客人会走进来打破这个僵局的。我真希望他们快点进来。然而，没人进来，一时屋子里静默得令人难受，我只好笑着转过身去，四面打量屋子里的陈设，泛泛地谈几句，说这屋子是多么舒适。然后，我们又回到其他客人那里。
此后我几次见到了萧伯纳夫人。我记得我们谈到了萧伯纳的剧本《苹果车》，说一般人对这剧本的反应比较冷淡。萧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叫萧伯纳别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写剧评的都不配看这些戏！”
此后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一次是由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邀请，一次是由温斯顿·丘吉尔邀请，一次是由阿斯托夫人、菲利普·沙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们邀请。
我第一次见到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玛丽昂·戴维丝的海滨住宅里。那天一共有大约五十位客人，他们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转来转去。丘吉尔由赫斯特陪同着在走道里出现，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一副拿破仑的姿势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些跳舞的客人。他那样子好像是一时茫然失措，不知怎样才好。赫斯特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给我们介绍了。
丘吉尔虽然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粗鲁。赫斯特走开了一会儿，我们俩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而客人们仍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谈起英国工党政府，这时他才振作起精神。“我有一件事不理解，”我说，“在英国，如果选举社会党政府，并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他疾速地向我瞥了一眼，露出嘲笑和挑衅的神情。“当然不会改变。”他说。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度的呢。”
他大笑起来：“如果你是在英国，我们会因为你说这句话而割了你的脑袋。”
又过了一两天，他邀我到他住的酒店里去吃晚餐。我去时那里已经坐了另外两位客人，还有他的儿子伦道夫，那是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小伙子，他非常喜欢说理和辩论，并且像一般不容异议的青年那样，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批评。我看得出，温斯顿为他感到十分骄傲。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餐，父子俩在席上随意取笑，聊了一些日常琐事。此后，在他返回英国之前，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见过几次。
现在我和拉尔夫来到伦敦，丘吉尔先生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幢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陈设得很朴素，也很雅致，有着家庭的亲切氛围。我在第二次来到伦敦时，才真正开始对丘吉尔有所了解。当时他是下议院的一位后座议员。
我认为温斯顿爵士比我们多数人都更会寻欢作乐。在人生舞台上他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勇气、兴趣与巨大的热情。这个世界上的快乐，他几乎都没有错过。人生对他来说是有趣的。他活得痛快，玩得也痛快——他押了很大的赌注，并且是一个赢家。他享受了权力，但从来不曾对权力着迷。在事务繁忙的生活中，他能够挤出时间来从事他所爱好的消遣：砌砖、跑马、绘画。我在他的餐厅里看见壁炉上挂着一幅静物画。温斯顿看出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是我画的。”
“啊，太美啦！”我激动地说。
“算不了什么——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说：‘我也能画。’”
第二天早晨，他领我去看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的围墙。我大为惊奇，说砌墙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轻而易举。
“我来教你怎样砌，五分钟内你就可以学会。”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几位年轻的议员，这些人真可以说是都拜倒在他的门墙之下，其中有布思比先生（即现在的布思比勋爵）和已故的布伦丹·布雷肯（后来成为布雷肯勋爵），两位的谈吐都很风趣。我告诉他们，我要去会见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
“我们把这个家伙纵容得太久了，”布雷肯说，“管他什么绝食抗议，当局应当把他送进牢房，永远关在牢里。除非我们足够坚定，否则就会丢了印度。”
“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我插嘴说，“但是，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甘地象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
丘吉尔转过身来向我笑了笑：“你倒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党党员。”
丘吉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能容忍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他好像是从来不记恨的。
布雷肯和布思比当天晚上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温斯顿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当时政局不安，比弗布鲁克勋爵[247]连续打电话到查特威尔来，温斯顿晚餐时几次离席去听电话。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我觉得吃饭时的情景很有趣，温斯顿在桌上大谈政治，一家人听着，却显得非常平静。能感觉到，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如何困难重重，”丘吉尔说时偷偷地向家人瞟了一眼，然后看了看我，“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拨无可拨的地步，说什么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上税了，因为英国人拌起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248]他停了下来，留心看大家对这几句话的反应。
“如果再在茶叶上征收一笔税，预算是不是可以平衡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并不是十分肯定。
我很喜欢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丘吉尔的卧室和图书室合而为一，里边四面沿墙壁高高地堆满了书。有一面全都是国会议事录，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是呀，”他承认，“我是十分崇拜他的。”
“我听说，你有意拍一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电影，”他说，“你应当去拍嘛——这方面有极精彩的喜剧素材：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往他兄弟的制服上泼了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兄弟狼狈地退出来了——喜剧片里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我记得，有一次丘吉尔先生和夫人在奎格利诺餐馆吃午餐。温斯顿满面怒容，像是一个孩子在闹脾气。我走到桌子跟前去招呼他们。“看样子您好像是受了谁的气似的。”我笑着说。
他说他刚在下议院里参与了辩论，对德国问题的讨论情况很不满意。我以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他摇了摇头：“不，不，这问题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严重。”
在丘吉尔家做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事先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去见甘地。我听了当然非常兴奋。对甘地我是一向尊敬的，我钦佩他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但是我认为他去伦敦是一个错误。因为到了伦敦这种环境里，他那传奇式的重要意义就会消失，而他的形象也不够有感染力。在寒冷阴湿的英国，很不整齐地围着一块传统的缠腰布，就显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协调。所以他在伦敦的形象让一些人挖苦和嘲笑。一个人往往是在更遥远的地方，会给人更崇高的印象。
我见到他，是在东印度码头路附近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街上站满了人，两层楼上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接见是在楼上一间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客厅内。我去时圣雄还未到，我在那里等他的时候，开始考虑应当和他谈些什么。以前我曾听说他的入狱、绝食抗议和为印度的自由而作的斗争，此外还约略知道他反对使用机器。
最后他到了，当他系着缠腰布走下汽车时，人们都向他高声欢呼。在贫民区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许多人欢呼簇拥着这样一个外国人，走进一幢简陋的房子，那情景确实是很奇特的。他上了楼，走到窗口，招手叫我过去，于是我们俩一起向下面的人群挥手。
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照相机的闪光突然照亮了屋子。我坐在圣雄右边。想到必须就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发表相当精辟的谈话，我开始局促和害怕起来。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少妇，她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我只是表示赞许地点着头，同时心里却在盘算应当向甘地谈些什么。我知道，这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圣雄来说给我听：他是多么喜爱我最新的一部影片等等——我怀疑他是否看过我的影片。后来，一个印度女人突然用命令的口气打断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小姐，请你说到这儿为止，让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好吗？”
挤满了人的屋子突然静了下来。圣雄那张仿佛戴着面具的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这时我想到，现在整个印度都在等着我说话。于是我清了清嗓子。“我当然赞同印度人民的追求，赞同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我说，“然而，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想不通。”
圣雄点了点头，微微笑了笑，这时我接下去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被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用更少的时间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这我明白，”他冷静地说，“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想不再依赖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器制造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一项爱国任务。这是我们向英国这样强大的敌人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和英国的不同，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有所不同。英国寒冷的气候需要努力发展工业，形成复杂的经济形态。你们需要餐具制造业，可我们用手拿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关于印度如何使用策略争取自由，我听了一堂现身说法的课；说来也矛盾，使我受到鼓舞的这个人既讲求实际，又富于理想，同时具有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强意志。他还告诉我，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而暴力终将自趋灭亡。
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散了，圣雄问我是否想要留在那儿看他们做祷告。他自己盘腿坐在地板上，另外五个人和他围坐成了一圈。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伦敦贫民区中心的一间小屋子里，六个人盘着腿坐在地板上，曛黄的夕阳很快在屋檐后落下，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做祷告。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矛盾啊，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精明的法律眼光、深刻的政治现实感，然而，这一切都仿佛消失在一片顶礼颂赞声中了。
《城市之光》首映的那一天，暴雨倾盆，但是热心的观众仍旧赶到剧院里，影片放映得很成功。我坐在楼厅包厢里萧伯纳的旁边，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这样一来观众们就又笑了起来。
丘吉尔来看首映，还参加了首映后举行的晚宴。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说他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原本是河对岸的一个小男孩，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我没想到他会说这番话，当时听了感到有点惶窘，尤其是在听到他开头称呼“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的时候。由于受到现场仪式感的感染——还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我只听到好些人在窃窃私语。接着我又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重复说：“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我喜欢这个说法，故财政大臣！”说这话的当然是丘吉尔。我一时醒悟过来，于是接下去说：“嗯，说‘前财政大臣’怪别扭的。”[249]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邀我和拉尔夫去会他的父亲，然后在契克斯[250]过夜。我们去时，在路上遇见了首相，他正在散步，穿着灯笼裤，系着围巾，戴着便帽，叼着烟斗，拄着手杖，那装束完全是一个乡绅，丝毫也不像一位工党领袖。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这人显然意识到首相的重大责任，他那高贵的气派中透出了幽默的趣味。
那天晚上，大家起先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完晚饭，我们都到知名的长厅里去喝咖啡，在那里看到了克伦威尔刚死后做的面部模型和其他历史文物，然后一起坐下来闲谈。我对首相说，自从我上次回来后，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1921年，我在伦敦还看到很多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睡在泰晤士河的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那些老奶奶都不见了，睡在那里的流浪汉也没有了。商店里货物充足，孩子们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当然应归功于工党政府。
首相的神情显得高深莫测，他不开口，让我说下去。我问工党政府是否有权力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宪法。他眨了眨眼睛，用幽默的口气回答说：“应当是可以的，然而，英国政治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只要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他回忆了一下，然后说了一段他任首相后首次进白金汉宫觐见的故事。当时国王陛下很亲切地招呼了他，说：“怎么，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首相笑了起来，说：“当然是向陛下效忠，为国民谋福利。”
在选举期间，阿斯托夫人邀我和拉尔夫去普利茅斯她的家里度周末，会见也要去那里度周末的T.E.劳伦斯[251]。但是劳伦斯因为临时有事未曾赴约。后来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到她的选区去，参加在码头上举行的一次集会，她将在会上向渔民演讲。她问我是否也可以说几句话。我说我是支持工党的，不能赞同她的政治观点。
“没关系，”她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看看你。”
那次露天集会，我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讲话。选区里的主教也来了，主教显得有点不高兴，我觉得他只是敷衍地招呼了我们一下。阿斯托夫人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我登上了卡车。“朋友们，你们好，”我说，“让我们这些百万富翁来指导你们选举，这敢情好，但是，我们的情况跟你们的情况是很不同的。”
这时我忽然听见主教发出感叹：“说得好！”
我接下去说：“阿斯托夫人和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点——至于共同点是什么，那我可不知道。我想，你们总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好极了！非常好！”主教说。
“至于她的政纲，她的政历，代表这个，呃……呃……”“这个选区。”主教说——我每次一结巴，他就提醒我。“阿斯托夫人的政历肯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最后还说，我知道她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心地极其善良。我走下了车，主教满面堆笑，热情地和我握手。
英国的牧师非常坦率诚恳，反映了英国人的优秀品质。正是由于休利特·约翰逊博士和柯林斯教士，以及其他许多高级教士，英国教会才总是显得那么有活力。
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做出来的事情很古怪。我发现客厅里的钟停了，电线被人割断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是呀，是我割断的。我嫌那钟滴答滴答吵得讨厌。”我听了很惊讶，感到不大痛快，但是，想到拉尔夫一向脾气古怪，也就把这件事丢开不提了。他离开纽约后，抑郁症看来已经痊愈。现在他决定要回美国了。
临动身之前，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一年前做了修女，现在在哈克尼[252]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拉尔夫常常提起她，说她十四岁就受到神的感召，一心要做修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也没用。他给我看她十六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的美貌立刻将我吸引住：乌黑的大眼睛、丰满而又细巧的嘴、亲切的微笑。
拉尔夫解释说，他们夫妇曾经带她去巴黎，多次参加舞会，出入夜总会，希望她能打消进修道院的念头。他们给她介绍了好些男朋友，让她到最热闹的地方去玩，她好像也感兴趣，但仍旧不能改变初衷。拉尔夫已有十八个月没见到她。现在修女见习期满，她已正式担任圣职。
女修道院坐落在哈克尼贫民区中心，是一所阴暗的房子。我们到了那里，女修道院长接待我们，把我们领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小房间，我们在那里坐下，等候了不知多长时间。最后他的女儿进来了。我登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她长得和照片上一样美丽，只是笑时露出嘴里一边缺了两颗牙齿的地方。
当时的情景显得很不协调：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间阴暗愁人的小房间里；三十七岁的父亲是一个混混沌沌的俗人，他跷着腿，吸着烟；十九岁的女儿是一个漂亮年轻的修女，她坐在我们对面。我想离开那儿，在外面的汽车里等，但是父女俩怎么也不许我走。
她虽然外表愉快活泼，但是我看出她另有一种冷淡的神情。她的动作很急促，仿佛是神经过敏，一谈到自己做小学教师她就显得很紧张。“小孩儿真难教，”她说，“可是，我会习惯的。”
拉尔夫和她谈话时吸着烟，眼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情。虽然他不是一个教徒，但是，我看得出，他挺喜欢女儿成为一个修女。
父女俩团聚时，有一种忧郁冷落的气氛。她肯定已经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考验。尽管她美丽年轻，但是自有一种忧郁和严肃的神情。她谈到我们在伦敦受到欢迎的热闹情形，还问到拉尔夫的第五任妻子杰曼·泰尔菲的近况。拉尔夫告诉她，他们已经离婚。“这还用说吗，”她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不赞成爸爸娶那么多太太。”拉尔夫和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拉尔夫问她是否要在哈克尼待很久。她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教会也许要派她去中美洲：“但是，去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不会让我知道的。”
“那么，到了那儿，你总可以写封信给你父亲吧？”我插了一句。
她犹豫了一下：“照规矩我们是不可以和任何人通信的。”
“连你父母也不可以吗？”我问。
“不可以。”她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接着向她父亲笑了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她抓住了父亲的手，亲切地握了很久，仿佛是出于一种天性。我们驱车离开了那儿，拉尔夫虽然仍旧装得不大在意，但是可以看出他很抑郁。两星期后，他在纽约寓所里自杀：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向自己开了一枪。
此后我常常去看H.G.威尔斯。他在贝克街租了一间公寓。我去那里拜访他，总看见他的四个女秘书身周堆满了参考书籍，一边从百科全书、技术书刊，以及文献和论文中做摘记，一边进行核对。“那是我最近写的一部书《货币分析》，”他说，“工作量够大。”
“看样子，我还以为工作大部分是她们做的呢。”我开玩笑说。图书室四周的高架上摆了一些样子像大型饼干罐的箱子，上面分别标着“传记材料”“私人信件”“哲学论文”“科学资料”等等。
饭后来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看上去很年轻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哈罗德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有一次我听他在加州美国律师公会里演讲，也不用什么提纲摘记，就口若悬河地谈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在威尔斯的公寓里，哈罗德向我谈了有关社会主义哲学的一些惊人的新发现。他说速度上的稍许加快，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差别。那次谈话非常有趣，后来威尔斯就寝的时间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望了望客人，再看了看表，于是大家都散了。
1935年，威尔斯到加州来看我时，我怪他不应该批评苏联。我读了几篇他贬低苏联的报道，想要从他那里获得一些第一手资料，没想到他对苏联几乎没有好感。
“但是，你的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呢？”我和他争辩，“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国内外都出现了反对势力和阴谋活动。再过一段时间，肯定会有好的成果吧？”
那时候，威尔斯对罗斯福新政取得的成绩抱有很大热情，认为在美国垂死的资本主义中会出现一种准社会主义。他好像对他曾经会见过的斯大林有所不满。
“既然你这位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注定要毁灭，”我说，“要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社会主义不会在苏联失败的，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失败的，”他说，“然而苏联模式存在诸多问题。”
“苏联肯定是犯了错误，”我说，“并且，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会继续犯错误。我认为它最大的错误是，革命后拒绝偿付外国贷款和苏联公债，说什么那些都是沙皇欠的债。可能它有理由拒付债款，但我仍认为它铸成了一个大错，因为这样就招致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抵制和军事入侵。结果是，它比偿付这些债款多花了一倍的钱。”
威尔斯部分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见解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上是不行的；拒付沙皇的欠债已经明令公布，这鼓舞了革命斗志。如果再去偿清旧政权的债务，会激起人民的愤慨。
“可是，”我争辩，“如果苏联肯遵循惯例，不单凭空想，就可以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借到巨额贷款，把本国的经济更快地建设起来。战后资本主义迭经变革、通货膨胀，这样它就可以很容易地偿清债务，同时保持国际信誉。”
威尔斯笑起来：“可现在已经太晚啦。”
我会见威尔斯的次数很多，会见的地方也不同。他在法国南部为他的苏联太太盖了一幢房子，而那位太太的脾气是很容易激动的。壁炉架上刻了几个哥特体的字：“两个爱人，筑室于此。”“是呀，”他听我谈到这几个字时说，“我们好多次把这几个字刻上去又涂抹掉。每次我们拌了嘴，我就吩咐泥瓦匠涂抹掉；等到我们和好了，她又吩咐泥瓦匠把字刻上去。它被刻上去又涂抹掉好多次，到后来，泥瓦匠不理我们了，让它留在上边了。”
1931年，威尔斯的《货币分析》完稿，写这部书一共花了两年时间，他看起来很疲劳了。
“现在打算做什么呢？”我问。
“写另一本书。”他懒懒地笑着说。
“我的天呀，”我说，“您就不准备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吗？”
“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
威尔斯的寒微出身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迹，从他的作品中或外表上看不出来，从他过分敏感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来，这就像我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错发了一个“h”音，直羞得头发根都红了。想不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会为这样一件小事脸红。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一个在英国贵族家里当花匠的叔父。叔父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威尔斯进一个大宅门当听差。威尔斯嘲笑说：“要不是上帝保佑，我也许已经当上二管家了！”
威尔斯想知道，我是怎样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的。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我到了美国，有一次遇见了厄普顿·辛克莱。他驱车陪我去帕萨迪纳他的家里用午餐，途中轻轻地问我是否相信利润制。我半开玩笑地说，这个问题只有会计师能够回答。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是我本能地感受到，他这句话问到了点子上，从那时起，我就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并且不再把政治看作历史问题，而把它看作经济问题了。
记得威尔斯曾经问我是否具有超感觉力。于是我讲了一件可能并非出于巧合的事情。有一次，我和网球运动员亨利·科歇，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到比亚里茨[253]的一家酒吧里。酒吧墙上是三个赌博的轮盘，每个轮盘上都标有“1”到“10”的号码。我故弄玄虚、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配，要去转动那三个轮盘，第一个轮盘将停在“9”上，第二个将停在“4”上，第三个将停在“7”上。接着，啊，瞧呀，第一个停在“9”上了，第二个停在“4”上了，第三个停在“7”上了——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威尔斯说这纯粹是巧合。“可是，”我说，“巧合的事情如果一再发生，就是值得研究的。”于是我又讲到一则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事。有一次，我走过坎伯韦尔路的一家杂货铺，发现那家店铺关上了百叶窗，这情形是罕见的。我一时冲动，爬上窗台，向百叶窗的缝隙里张望。屋子里阴暗无人，但是食品杂货都摆得好好的，地板当中是一口大货箱。我当时感到一阵恶心，就跳下窗台，继续朝前走去。过后不久，破获了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一个外表和蔼、名叫埃德加·爱德华兹的六十五岁老人，霸占了五家杂货铺，每次他都是用窗户的吊锤打死店主，然后霸占他的财产。在坎伯韦尔路的那家杂货铺里，那口货箱中装的是最后三个被害者的尸体：达比先生、达比夫人和他们的孩子。
但是威尔斯不相信这是超感觉力在起作用，他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巧合的事情，这原是一些很普通的现象，它们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当时谈到这里为止，其实我还可以告诉他一件亲身经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次在伦敦桥路一家酒馆门口停下，去讨一杯水喝。一个态度和蔼、留着小黑胡子的男人，给了我一杯水。不知怎的，我一时不想去喝那杯水。我假装要喝，趁那人转身和另一个顾客谈话时，就放下那杯水走了。两星期后，伦敦桥路王冠酒馆的老板乔治·查普曼被控用马钱子碱先后毒死了五个妻子。就在他给我水喝的那一天，最后一个被他害死的妻子正在酒馆楼上一间屋子里咽气。查普曼和爱德华兹后来都被绞死了。
讲到鬼神的事，我在贝弗利山盖那幢住宅的前一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说，他是一个千里眼，一次在梦中看到了一幢房子，房子造在一座小山顶上，前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的尽头有点像船头那样，是尖的。那幢房子一共有四十扇窗，还有一间天花板很高、很大的音乐室。他说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两千年前印第安人曾在那块土地上杀活人祭神。永远不能让那幢房子陷入黑暗，否则那儿就要闹鬼。信里还说，如果要避免凶祸，我就不能单独待在那幢房子里，同时还要使房子永远保持光亮。
当时我并没注意这封信，以为是什么骗子写来的，就把它当作一件奇怪好笑的事搁在一边了。但是，过了两年，我有一次清理书桌抽屉，发现了那封信，又把它读了一遍。真奇怪，信里有关房子和草坪的描写完全是正确的。以前我不知道有多少扇窗，这时想到了去数一数。使我十分惊愕的是，我发现恰巧是四十扇。
我虽然不相信幽灵，但是有一回决定要做一次试验。星期三晚上用人都休假，房子里空寂无人，我到外面去吃晚餐。一吃完饭，我回到家里，走进风琴室，那是一间像教堂中部一样狭长的屋子，天花板是哥特式的。我放下窗帘，关上了所有的灯。然后，我一路摸索到一张扶手椅跟前，在椅子里静悄悄地坐了至少十分钟。浓密的黑暗刺激了我的感官，我恍惚觉察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在我眼前飘荡；但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月光照进窗帘的缝隙，在一只水晶酒瓶上折射的光影。
我把窗帘拉紧了，那些浮动的影子也消失了。我又在黑暗中等着——这一次足足等了五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我小声说：“如果这儿有鬼，就请向我显灵吧。”我又等了一会儿，但是仍旧毫无动静。于是我又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与神明相通？是否可以给我一个信号，比如轻轻地拍一下，或者通过我的大脑，促使我写出一句什么话来；要不就吹来一阵冷风，表示幽灵出现了。”
我又坐了五分钟，但是，既没有吹来一阵风，也没有出现任何迹象。四周一片死寂，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认为试验终于失败，于是开亮了灯。后来我走进了起居室。窗帘没有拉拢，月光下清楚地看出了那架钢琴。我坐下来，开始抚摸琴键。无意中我弹出了一个和弦，觉得那声音很美，于是又重复弹了几次，最后乐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为什么要这样弹琴呢？也许，这就是一种神灵的显示吧！我继续弹那个和弦。突然一道白光围在我的腰间，我蓦地从钢琴前跳起，站在那里，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像是在擂鼓一样。
我镇定下来以后，开始推究原因。钢琴是摆在窗边角落里的。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辆在山路上驶近的汽车射出的灯光，我把它当作鬼魂了。为了彻底弄清楚，我又在钢琴前面坐下，把那和弦反复弹了几次。起居室那面的尽头是一条黑暗的过道，过道对面是餐厅的门。我从眼角里看见那扇门开了，一个什么东西从餐厅里出来，沿着黑暗的过道走去，那是一个矮小难看的妖怪，眼睛周围有着小丑脸上画的那种白圈，它摇摇摆摆地向风琴房走了过去。我还没来得及转头，它已经不见了。我毛骨悚然，站起身，要去追它，但是它已经没有踪影了。我以为是自己神经太紧张的缘故，可能是一根闪动的睫毛造成了幻景，于是我又去弹琴。此后再没有出现什么迹象，我决定睡觉去了。
我换了睡衣，走进浴室。刚一开灯，我就看见了那个妖怪，它正在浴缸里瞪着我！我一下子跳出浴室，差点摔倒。原来那是一只臭鼬！我从眼角里看见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只是它在楼下显得更大一些。
第二天早晨，男仆把这个惊慌失措的小畜生关在笼子里，后来我们都很钟爱它。但是有一天它逃走了，此后我们再没有见过它。
我离开伦敦之前，有一天约克公爵[254]夫妇邀我去吃午餐。那次基本是一次家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和弟弟——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家伙。后来菲利普·沙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们俩送她弟弟回伊顿公学。这个小家伙挺安静，他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我们由两位班长陪同着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请我们去喝茶。
我们走进了卖糖果和便宜茶水的普通小卖部，公爵夫人的弟弟和其他百来个伊顿公学的学生留在外边。我们四个人走进楼上一间很拥挤的小屋子，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他们招待得很周到，可是后来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茶时，我随便答应了一句，这就害得他们产生了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的东道主钱不够了，不得不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
菲利普悄声说：“恐怕他们请客时缺了两个便士，这可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终于凑够了钱，又叫了一壶茶，我们不得不赶快喝了，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们只有一分钟时间赶着进校门，所以当时那一阵是够乱的。我们进了校舍，由校长出来接待，他领我们参观了雪莱[255]和其他许多名人刻了姓名的大厅。最后校长仍将我们交给了那两位班长，由他们领着进入全校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雪莱住过的那间屋子。但是我们的朋友小鲍斯—莱昂[256]仍留在外边。
只听见我们年轻的东道主口气十分专横地对他说：“你来干什么？”
“哦，他是和我们一起的。”菲利普出去打圆场，说明他是我们从伦敦带来的。
“好吧，”我们年轻的东道主不耐烦地说，“进来吧。”
菲利普爵士悄声说：“他们准许他进来，已经是做了很大的让步；如果是另一个孩子撞进了这个圣地，是会影响前途的。”
直到后来有一次陪阿斯托夫人去伊顿公学，我才注意到该校严格的纪律。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天色已经很暗，我们沿着灯光朦胧的棕色过道摸索着前进，看见每扇房门边的墙上都挂着洗脚盆。最后我们找到了那扇门，敲了敲。
她的儿子，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打开了门。房间里，他的两个室友挤在一个小小的壁炉边暖手，壁炉里只有几块煤。那情景看上去实在让人心酸。
阿斯托夫人说：“我想知道，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带你回家。”
我们谈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叩门的声音，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请进”，只见门把手已经转动，舍监走进来了，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身材魁梧，仪容漂亮，金发碧眼。他简单地向阿斯托夫人说了一句“晚上好”，向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就把手肘撑在小壁炉架上，开始吸烟斗。显然阿斯托夫人来得不是时候，所以她解释道：“我这次来，是想要知道，可不可以领这孩子回去度周末。”
“很抱歉，不可以。”他很不客气地回答。
“哦，就照顾一下吧，”阿斯托夫人仍旧和颜悦色地说，“别这么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只是说明事实。”
“可是，瞧他的脸色这么苍白。”
“哪里的话，他很好嘛。”
我们原来坐在孩子的床上，这时她站了起来，走到舍监跟前。“哦，就照顾一下吧！”她一边连哄带骗地说，一边轻轻地推了推他。我常常看到，每逢要说服劳合·乔治或其他人时，她总是喜欢这样推推他们。
“阿斯托夫人，”舍监说，“你这种习惯很不好，你会把人推倒的。我请你别这样。”
阿斯托夫人技穷了。
后来不知怎的，我们把话题扯到了政治问题上，舍监立刻用一句简短的批评打断了我们的话：“英国的政治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女人太爱多管事，话说到这儿为止，晚安，阿斯托夫人。”接着他很随便地向我们俩点了点头，就走开了。
“瞧这个人脾气多坏。”阿斯托夫人说。
可是她的儿子却为舍监辩护：“哦，他不坏，妈妈，实际上他人非常好。”
尽管舍监并不那么尊重女性，但是我仍十分喜欢他的为人，因为他具有一种诚实和坦率的性格，他毫无幽默感，但是很诚挚。
我已多年未曾见到我哥哥雪尼，我从英国到尼斯，去他那儿盘桓几天。雪尼以前老是说，等到有一天攒满了25万美元，就退休。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攒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拍了许多很能卖座的影片，包括《潜艇领航》《鸿运高照》《箱中人》《查理的姑母》等等，他从这些影片中赚了不少钱。现在，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已退休，和妻子在尼斯安了家。
当时弗兰克·J.古尔德也住在尼斯，他听说我要去那儿看我哥哥，就邀我去瑞昂莱潘海滩他的家里做客，我当即答应了。
我到尼斯之前，在巴黎停留了两天，到女神剧场去了一趟，因为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正在那里领班，他是从前剧团中的童伶之一。我见到了艾尔弗雷德，他告诉我，杰克逊家已经相当富裕，现在拥有八个舞蹈班，他父亲仍旧健在。我如果去女神剧场，就可以看到他，因为几个戏班都在那儿排练。老人虽然已经八旬开外，但仍然精神矍铄。我们谈到往事，都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
“你瞧，查理，”他说，“你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温和的性情。”
不能长期地陶醉于社会的赞扬，就像蛋奶酥一样，时间一久，它就会塌下去。这次我受欢迎的情形也是如此：往后气氛突然冷下来了。第一阵风是从报刊上吹来的。一番天花乱坠的吹捧之后，报刊改变了它们的调门。我想，是为了读起来可以更有趣一些吧。
伦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经消逝。我感到倦怠了，需要休息了。我在瑞昂莱潘休息时，接到通知，要到伦敦守护神剧院做一次御前演出。但是我没去，只汇去了200英镑。这样一来我就触怒了当局。他们说我冒犯君主，藐视王室命令。我没想到，守护神剧院经理的一纸通知竟有如君主的敕令一样。再说，我临时接到通知，也来不及为此作好准备。
几个星期以后，我又受到了第二次抨击。一天，我正在网球场上等候我的搭档时，来了一个年轻人向我介绍他自己，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年轻人挺讨人喜欢。我这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会对新认识的人突然产生好感，尤其是当他善于倾听时，于是，我就在许多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谈到世界大事时，我表示悲观，说欧洲局势将导致另一场战争。
“哼，下一次再打仗，可别指望我参加。”我的朋友说。
“我认为你这样并没错，”我回答，“我就是瞧不起那些专给我们带来苦难的人；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要我们去把什么人杀死，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还要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国。”
我们很亲切地道了别。记得我还约他第二天吃晚饭，但是后来他没来。真没料到呀！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原来他是一位新闻记者。第二天报纸就在头版刊出：“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主义者！”
说得没错，但当时我并没要把私人看法公诸报端。事实是：我之所以不是爱国主义者，不仅是由于道德或理智上的原因，而且是由于我缺乏这种爱国主义者的感情。有人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怎么能容忍这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是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是，其他国家难保不出现那种杀人的组织啊。
我是不能大力鼓吹国家自豪感的。如果有人习惯了家庭的传统、住宅、花园、快乐的童年、家人和朋友等等，我是能够理解这种感情的，然而我却是缺乏这一切背景的。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地方习惯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罢了，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美国牛肉饼，喝可口可乐，然而，如今这些都已成为全世界普及的东西了。当然，如果我所在的国家遭到侵略，我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做出最大的牺牲。但是我不能对祖国抱有那样狂热的爱，因为那只会使一个人成为纳粹。我尽可以毫不在乎地放弃这种感情——根据我的观察，纳粹组织虽然暂时是潜伏着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快地再活跃起来。因此，除非是我本人相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就不愿意为它做出任何牺牲。我不能为国家主义牺牲——我更不愿为一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去送死。
过了一两天，菲利普·沙逊爵士陪我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家吃午餐。他家住在法国南部一个美丽的地方。座上有一位客人显得很特殊，他身体瘦长，头发乌黑，留着小短胡子，样子和蔼可亲，午餐时我和他攀谈起来。当时我谈到了梅杰·道格拉斯的《经济民主》一书，说他的信贷理论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的经济危机——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说：“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挺有趣，我注意到了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首先我肯定说了一些话，特别使那位身体瘦长的绅士感兴趣，因为他脸上发光，眼睛睁得很大，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白。他好像赞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后来我谈到了我的重点，那些话肯定是和他的意思相左的，因为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原来那天我是在和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谈话，我根本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当上英国法西斯头目——但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瞳仁上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给人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点可怕，至少是十分异样的。
在法国南部，我还会见了曾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长篇传记的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他把拿破仑描写得很有趣，但是，由于过分注重心理分析，反而使一些叙述为之减色。
他拍给我一封电报，说他十分欣赏我的《城市之光》，很想要见我一面。他的样子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奥斯卡·王尔德，头发留得很长，丰满的嘴唇有着女性的曲线美。我们两人在我的酒店里见面，初见时他显得相当客套，有些做作，他递给我一片月桂树叶，说：“从前罗马人成了名，就被赠予一顶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所以，我送您一片月桂树叶。”
过了一会儿，我对这种热情的赞扬逐渐适应，这才开始觉察到，路德维希是在掩盖自己的羞涩情绪。等到他恢复正常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趣的人。我问他传记写作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最基本的是态度。“这样说来，传记是具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了。”我说。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会被提到的，”他回答，“因为那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人。”
晚餐席上，他问：在所看到过的一切当中，我认为什么是最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海伦·威尔斯[257]打网球的动作最美，不仅姿势优美，动作简练，而且对男性有一种健康的吸引力。再有，就是停战后不久我看到的一个新闻片镜头，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一片上面曾经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土地。路德维希描绘了一幅佛罗里达海滩日落的景色，那时，一辆敞篷汽车懒洋洋地驶过，车上挤满了穿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一条腿荡在空中，汽车在前进，她的脚趾触到了沙土，划出了一条连绵不断的印迹。
此后，我又想起其他美丽的景色：佛罗伦萨市政广场上本文努托·切尔利尼[258]的“珀耳修斯”。那时是夜晚，广场上已经点上了灯，我原来打算去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但是一看到“珀耳修斯”，我觉得其他一切艺术品都黯然失色。我被风格与形式的无法形容的美迷住了。珀耳修斯手里高举着美杜莎的头，那女怪在他脚底下惨痛地蜷曲着身体，珀耳修斯成为一切悲哀的象征，他使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神秘的句子：“因为，每个人都会杀死他心爱的东西。”在善与恶永恒的神秘斗争中，他完成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我接到阿尔巴公爵[259]的电报，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西班牙爆发革命”。于是我改赴维也纳——忧郁的、美丽的维也纳。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件事的经过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最后一章：两人海誓山盟，最后吻别，知道以后再不会有相逢的日子。
离开维也纳，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当地已经没有游客。但是我却更喜欢那里有一些游客，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游客点缀，才会显得温暖而有生气，否则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片墓地一样。实际上我喜欢那些游山玩水的人，因为去度假的人看来总要比匆匆忙忙挤进旋转门去写字间的人更可爱一些。
威尼斯虽然景色秀丽，但使人感到忧郁，所以我只在那里待了两夜，每天没什么可以消遣的，只能听听留声机唱片——连唱片也只能偷着听，因为星期日跳舞和听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
我原本想要回到维也纳，去那儿重寻旧欢。但是我已约好了去巴黎赴欧洲合众国的倡导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260]的午宴，我不愿错过这一机会。那次我会见白里安先生时，他好像身体欠佳，带有一副失望和愤懑的神情。午宴是在巴黎报纸《不妥协者》发行人巴尔比先生的寓所里举行的，虽然我不懂法语，但觉得那次宴会十分有趣。诺阿耶伯爵夫人[261]是一个活泼得像只鸟儿似的娇小女人，她能说英语，非常机敏可爱。白里安先生一看见她就说：“近来我极少见到你；你这样难得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情妇啊。”
餐后，他们陪我去爱丽舍宫，我在那里接受了荣誉军团骑士勋位。
我不打算描绘我第二次访问柏林时受到的热烈而盛大的欢迎——虽然，有时候我几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提到那件事。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次玛丽和道格拉斯把他们出国时拍的旅行纪录片放映给我看。我本来以为他们会给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纪录片的。影片一开始，是玛丽和道格拉斯抵达伦敦的情景，火车站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酒店外欢迎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然后是他们抵达巴黎的情景，那儿欢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伦敦、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地火车站上和酒店外的盛况，天真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点市镇和乡村的风光呀？”他们都笑了。应当承认，我描绘那些欢迎我的群众时，也是不够谦虚的。
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并派约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陪着我，可以说她充当了我的随员。那是1931年，是纳粹党人刚在德国国会得势的时候，我竟然没有觉察到有半数的报刊都在攻击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说德国人这样狂热地欢迎我实在可笑。当然，这些都是纳粹报纸。当时我很天真，玩得很高兴，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
德皇的一位堂弟很热情地陪我去参观波茨坦的无忧宫。在我看来，所有的宫殿都是荒谬的建筑，是无谓的炫耀。想到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波茨坦宫和白金汉宫时，我一般并不重视它们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意识到它们背后的自负心理。德皇的堂弟告诉我，无忧宫具有更美的建筑风格，它虽然小巧，却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到它，就想起了女性的梳妆盒，感到很扫兴。
我参观了柏林警察历史博物馆，只感觉到恐怖和烦闷——那些照片上拍的尽是被害的、自杀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堕落的变态行为。最后我总算离开了那幢大楼，又呼吸到新鲜空气。
《奇迹》的作者冯·富尔默博士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在那里见到了德国艺术和戏剧界的一些代表人物。我还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他们那套小小的公寓里消磨了一个晚上。当时曾经安排好，让我和冯·兴登堡[262]将军1一起吃晚饭，但由于将军临时生病而作罢，后来我又去了法国南部。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本书里将谈到性的问题，但不会加以渲染，因为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可以谈。然而，人类的繁殖原属自然界的重要活动，一个男人，不论年轻或年老，遇见一个女人，总会估量一下他与对方之间发展性关系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
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到女人；拍完了电影、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会在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H.G.威尔斯所说：“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已经写完了早晨应写的稿子，复完了下午应复的信件，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这时候你就会感到沉闷，也就会想到性了。”
因此，在蓝色海岸[263]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幸运地认识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这姑娘能够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一样是散漫不羁的，于是我们一见之下，互认知己。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说她新近刚忘情于一个曾经与之恋爱，但后来彼此不欢而散的埃及青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经谈明，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后是要回美国去的。我每星期补贴她一笔费用，于是两人一同去俱乐部、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吃饭、跳舞，从事一般游乐。但是，由于经常接近，我被她的魅力所捕获，想到要回美国时，就不忍抛下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觉得不忍；她是那么愉快、美丽、知情识趣。但是，有时候她也会引起我的猜疑。
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俱乐部里参加舞会，她突然紧拉住我的手，原来她多次对我提到的那个埃及情人S来了。我很不高兴；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快走到酒店时，她忽然发现手套留在俱乐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回酒店。她的托词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拦，也不多说什么，就一径回酒店去了。两小时后，她仍没回来，我肯定她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我已约了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时间快到了，仍旧不见她来。我刚要独自去，她回来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
“你回来太晚，不能去吃饭了，”我说，“被窝里舒服暖和，你还是回到那儿去吧。”
她不承认有这种事，又是辩解又是央求，但是怎么也没法为耽搁了这么多时间自圆其说。我肯定她是和她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吵，我没带她去，就独自走了。
一个人突然感到孤寂无聊，谈话时竭力要使声音高过如泣如诉的萨克斯，高过夜总会里的喧哗吵闹：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和几个人坐在一起，在招待客人，但内心却那么痛苦。我回到酒店，发现她不在那儿。我慌了。难道她已经走了不成？她竟然走得这么快！我走进她的卧室，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仍旧在那里。十分钟后，她兴冲冲地回来了，说是去看电影了。我冷冷地对她说，我第二天就要去巴黎，现在准备和她把账结清，从此一刀两断。她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但仍旧不肯承认她和那埃及情人有过沾惹。
“即使我们之间还存有一些情分，”我说，“但是，因为你这样欺骗我，那点情分也没了。”接着我就编了一个谎，说我曾跟踪她，看见她从俱乐部里出来，和她的埃及朋友到他的酒店里。可真没想到，她痛哭流涕，承认是有这么一回事，接着就赌咒发誓，保证以后不再和他见面。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时，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我的朋友上来说，东西都已准备停当，他在楼下等我，我准备搭他的车走了。她咬着食指，伤心地哭起来：“千万不要丢下我，千万不要……不要丢下我呀。”
“你要我怎样呢？”我冷冷地问。
“只要你陪我去巴黎；到了那儿，我保证再也不麻烦你了。”她说。
看她那么一副可怜相，我心软下来。我告诉她，这样一路上是不会愉快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到巴黎我们就要分手了。她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于是，那天早晨，三个人乘了我朋友的车一起去巴黎。
车刚开时，气氛很严肃，她黯然无语，我客气而冷淡。然而这种气氛是很难持久的，因为车一路行进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其中一个人就会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我们直接将她送进酒店，然后和她道别。她说和我永别了，但这明明是一句假话。她感谢我为她费了许多事，和我握了手，装腔作势地说了一声“再见”，就消失在酒店里了。
第二天她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陪她去吃午饭。我拒绝了。但是，当我和朋友一起走出酒店时，看见她穿着皮大衣，打扮得整整齐齐，已经等候在外面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同吃了午饭，后来又去参观了马尔美松[264]，约瑟芬被拿破仑抛弃后在那里度过了晚年。那是一所美丽的宅邸，约瑟芬曾在那里洒了不少眼泪；在萧瑟的秋天，我们当时的心情更是忧郁。我的女友忽然不见了；后来我发现她坐在花园里的一张石凳上，哭得泪人一般——看来，她是受到了整个气氛的感染。我的心几乎软下来了，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淡忘她那个埃及情人的事。于是我们在巴黎分了手，我启程去伦敦。
回到伦敦，我又几次见到威尔士亲王。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比亚里茨，那是由我的朋友弗内斯夫人[265]介绍的。我和网球运动员科歇，还有其他两个朋友，在一家热闹的餐厅里吃饭，亲王和弗内斯夫人走进来。西尔玛递了一张条子到我桌上来，问我们是否愿意饭后和他们一起去俄罗斯俱乐部。
我觉得那次会见是客套的应酬。我们彼此经过介绍，亲王殿下叫了酒，然后起来和弗内斯夫人跳舞。亲王跳完舞，在我身边坐下，和我谈话：“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不，我是英国人。”
他露出惊讶的神情：“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1910年就去了。”
“哦，”他点了点头，好像在思索什么，“是战前去的吗？”
“是的。”
他笑了。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我提到了夏里亚宾[266]，说他将设宴招待我。亲王显得很孩子气，说他也想去。“殿下，”我说，“夏里亚宾对您的光临肯定会感到荣幸和快乐。”于是我请亲王允许我去安排这件事。
宴会的那天晚上，亲王的风度赢得了我的尊敬，他先陪着夏里亚宾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一直到她离席去休息，才过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谈笑。
此时威尔士亲王在伦敦，他邀我去贝尔维迪尔堡他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座古堡，经过重新修建，但布置得很一般，只是菜肴烹调得十分精美，而亲王又非常会招待客人。他领着我到处参观；卧室里的陈设简单朴素，只在床头挂了一张绣了王旗的新式大红花毯。另一间卧室里的陈设使我吃了一惊，那是一个红白两色的房间，里面摆了一张四帷柱大床，柱顶上插了三根粉色的羽毛。这时我才想起，羽毛是亲王皇室纹章上的标志。
那天晚上，有人介绍我们玩当时美国风行的一种叫作“公评”的游戏。玩时发给每个客人一张卡片，上面列有十个项目，包括魅力、智力、品格、性吸引力、仪容、诚意、幽默感、适应能力等。先由一个客人走出去，切实考虑卡片上自己所有应予评定的项目，给它们分别打上分数，从一分起到最多的十分——比如，我给自己打的分数是：幽默感七分，性吸引力六分，仪容六分，适应能力八分，诚意四分。同时，其他人都悄悄地给离开了屋子的那个人评分。后来，被评分的人进来，读出他自己打的分数，再由一位代言人读其他客人所评的分数，看两种分数是否符合。
轮到亲王时，他说他的性吸引力是三分，但是客人们平均评了他四分，我评了他五分，也有人只评了他两分。在仪容项下，亲王给自己评了六分，客人们平均给了他八分，我给了他七分。在魅力项下，他自己说应得五分，客人们的平均评分是八分，我评的分数也是八分。至于诚意，亲王给自己打了最高分十分，客人们的平均分数是三分半，我评的是四分。亲王很恼火。他说：“我认为，我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有诚意。”
我小时候曾经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待过几个月。现在既然闲着没事，我就想到要到那里去看看。虽然曼彻斯特是那样凄冷，但它对我具有一种浪漫的吸引力，仿佛透过雾和雨，那里闪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辉；也许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兰开夏郡人家灶下的炉火——也许，是因为受到当地人精神的感召。于是，我雇了一辆轿车，向北出发。
去曼彻斯特的途中，我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停下，因为以前从来不曾去过那里。我到达那儿时是星期六晚上，时间已经很迟，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希望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四下一片漆黑，但是我本能地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条街走了下去，在一所房子外停下，擦亮了一根火柴，看出了一个牌子：“莎士比亚故居”。我肯定是被一个相契的灵魂引导着——可能是诗人的吧！
第二天早晨，斯特拉特福市长阿奇博尔德·弗劳尔爵士到酒店，领我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我怎么也没法把诗人和这样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竟然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农民的孩子到了伦敦，成为当红演员，当了剧院老板，这种事是容易想象的；但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成为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会掌握那么多有关外国宫廷、红衣主教和帝王的知识，这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究竟是谁写的这个问题，管他是培根写的也好，是南安普顿[267]或里奇蒙[268]写的也好，我都不介意，但是我根本没法相信那是一个斯特拉特福的孩子写的。一位具有贵族风度的人，才写得出那样的作品。一位出身高贵和富有才华的人，说话时才会那样完全不注意文法。我看了那所农舍，听了一些当地的传说——他小时候怎样喜欢游荡，怎样不用功读书，怎样偷捕鱼鸟，对某些事物又是怎样抱有乡愚的看法——我不相信他在思想上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天才的作品中，可以从某些地方看出他们是出身寒微的，然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却一点也找不到这类的迹象。
我从斯特拉特福乘汽车去曼彻斯特，下午3点左右到了那里。那天是星期日，曼彻斯特市内一片沉寂，街上几乎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所以我很高兴地回到车上，取道布莱克本。
我小时候随剧团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布莱克本是我爱去的一个城镇。那时我常住在一家包膳宿的小客栈里，每星期付14先令，不演出时就在客栈里的小台球桌上打台球。英国刽子手比林顿常常去那儿，我和他打过台球。
我们到达布莱克本时刚5点，虽然天色已经昏暗，可是我仍旧找到了从前住的那家客栈，在那儿喝了一杯酒，但并没有被人认出来。客栈老板已经换了人，可是我那个老伙伴台球桌仍旧在那里。
后来，一路摸黑，我到了市场上；占地大约三英亩的广场上黑漆漆的，最多只点了三四盏路灯。一些人聚在那儿听政治演说。当时英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我从这群人里走到那群人里，听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措辞尖锐激烈；一个人谈社会主义，另一个人谈共产主义，还有一个人谈道格拉斯计划[269]，但可惜这问题太复杂了，一般工人都听不懂。听到会后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的人的谈话，我没想到会发现一个思想仍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样保守的老人。他说：“英国人多年来坐吃山空，毛病就出在这里；发救济金会毁了英国！”于是我在黑暗中发表我的意见，尖着嗓子插嘴说：“要是没有救济金，那就不是英国啦。”这时有一些人支持我：“说得对，说得对！”
当时政治局势并不乐观。英国的失业人数几乎已达到四百万——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工党也提不出什么与保守党不同的办法来。
我去伍尔威奇，听到了坎宁安·里德先生代表自由党竞选的演说。他虽然谈了许多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此不能对选民产生什么影响。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伦敦姑娘大喊道：“你们不要听这套上等人无聊的废话，只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把四百万失业工人怎么办，我们就知道该不该选你的政党。”
我想，如果这个姑娘在政治上是代表下层社会的，那么工党就有希望获胜，然而，我估计错了。斯诺登[270]发表广播讲话后，保守党大获全胜，贵族都选了斯诺登。所以，我离开英国时，保守党政府正处于优势，但等到我抵达美国时，保守党政府又在走下坡路了。
度假不过是在追逐一些空虚的理想而已。我在欧洲遍访名胜，玩得时间太久了，而之所以会如此，我自己也很清楚。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挫折，失去了目标。自从有声电影发明以来，我不能决定何去何从。虽然《城市之光》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赚的钱比当时任何有声电影赚的都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再拍一部无声电影，对我将是不利的，此外，我担心自己已经落伍，因此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困扰。虽然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更富有艺术价值，但是我必须承认，有声电影更能表现人物形象。
有时我也在考虑是否可以拍一部有声电影，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我就难受，因为我知道它永远不能达到我拍的无声电影的高度。如果拍有声电影，我就必须完全抛弃流浪汉的形象。也有人提议，不妨让流浪汉说话。但这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因为只要流浪汉一开口，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物。再说，他脱胎的那个时代和他穿的那套破烂衣服，都限定了他不能说话。
正是由于想到了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我才把我的假期延长了下去，然而，我的内心却在不断地催促我：“回好莱坞吧，开始工作吧！”
结束了英国北部的旅行，我回到了伦敦卡尔顿酒店，正准备订船票取道纽约返回加州，忽然收到了道格拉斯·范朋克从圣莫里茨[271]拍来的电报，于是我的计划又改变了。电报上说：“请来圣莫里茨。将特为你的光临降一场雪。谨此恭候。道格拉斯问好。”
我刚读完电报，就听见有人胆怯地叩门。“进来！”我以为来的是侍者。可是没想到，蓝色海岸的那个女友在向屋子里张望。我吃了一惊，有些恼火，但最后还是忍住了。“进来吧。”我冷冷地说。
我们去哈罗德商店购物，买了滑雪装备，然后我在邦德街一家首饰铺里给她买了一只镯子，她十分高兴。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到了圣莫里茨；我见了道格拉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虽然道格拉斯和我一样，也在为决定自己的前途感到为难，但是我们谁都不提这些事情。我看见他独自在那里，相信玛丽已经和他分手。然而，在瑞士群山中的相会让我们的忧郁随之消失。我们一起滑雪——至少是一起学着滑雪。
前德国皇储，也就是德皇的儿子，当时也住在那家酒店里，但是我没有去会他，只是有一次在电梯里和他遇见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想起了我的喜剧片《从军梦》，德国皇储在里面是一个丑角。
到了圣莫里茨，我把我哥哥雪尼也邀去了。既然不必急于回贝弗利山，我就决定取道远东返回加州，雪尼也答应陪我，要把我一直送到日本。
我们首先启程去那不勒斯，我在那里和女友道别。但是这一次她情绪很好。她没有哭。我想，她已经把这些事情看穿，觉得无所谓了，因为在瑞士待了几天以后，我们之间的激情已经淡了下来，对此我们都心中有数了。我们很友好地分了手。船驶离岸边时，她在码头上模仿我，像流浪汉那样走路。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