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看到了影片配音的情形。他预言，这一发明不久即将在电影业中引起一场革命。
我听过后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又过了几个月才想起来，因为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摄制了它的第一部有声电影。那是一部古装电影，由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主演——她的名字我现在不提了——起先她在片中悄然无语，然而却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巨大的悲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即使是莎士比亚的辞藻也难以描绘的痛苦。可就在这时，影片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元素——一只贝壳凑近耳朵时发出的声音。接着，那位美丽公主的声音就像是透过沙土传了过来：“哪怕是抛弃了女王的宝座，我也要嫁给格雷戈里。”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位公主是十分可爱的。电影继续演下去，里面的对话就更加好笑了，但是这一切还不及音响效果更招笑。公主房门上的把手一扭动，我以为是什么人开动了田里的一辆拖拉机；门一关上，又像是两辆装运木材的卡车撞上了。有声电影刚问世时，制片人完全不知道怎样控制声音：一位身披铠甲的游侠骑士，发出了铿锵的响声，听着像是走进了一家钢铁厂；一家人吃饭，听上去像是一家小饭店到了最忙乱的时刻；水倒在杯子里，会发出类似高音C的奇怪声音。我离开电影院时，相信有声电影是不可能持续多久的。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米高梅电影公司放映了《轻歌曼舞》，那是一部大型音乐片，虽然内容庸俗无聊，但是放映时卖座极盛。这是有声电影的发轫，此后所有电影院立刻开始争订有声电影。无声电影衰落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因为那时候无声电影正在改良进步。德国导演茂瑙已经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一艺术形式，一些美国导演也在仿效他的手法。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是具有世界性吸引力的，它的受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成为明日黄花了。
但是我决定继续拍无声电影，因为我相信，不同类型的娱乐是可以并存的。再说，我是一个哑剧演员，在这方面我是别具一格的，而且不客气地说一句，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接下去又拍了一部无声电影——《城市之光》。
影片取材于一个小丑的故事，他由于在马戏场上出了事故而双目失明。他有一个小女儿，是一个多病和神经质的孩子。他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让女儿知道他已经失明，应当等她身体强健了再告诉她，因为怕她受不了刺激。后来小丑跌跌撞撞，把小姑娘招得哈哈大笑。但是，这情节太令人伤感了。于是，小丑瞎了眼的故事，就被改编成里面有卖花姑娘的《城市之光》了。
下面这个故事里的次要情节，已经在我脑海中酝酿了好多年：富翁俱乐部里的两个会员有一次谈到，人清醒时的意识是不可靠的，于是决定用一个睡在泰晤士河河岸上的流浪汉做一次实验。他们把流浪汉送进华丽得像天宫般的公寓里，让他恣意享受美酒声色之乐，等他烂醉睡熟后，再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流浪汉醒来后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根据这一构思，我想到了《城市之光》里的百万富翁，富翁沉醉时和流浪汉挺要好，可是清醒后就不理睬他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了剧中的情节，流浪汉就在盲女郎面前假装是一个富翁。
那些日子里，结束了《城市之光》一天的拍摄，我总是去道格拉斯的制片厂洗蒸气浴。他的许多朋友——演员、导演、制片人——都聚在那里，于是我们就随意喝着杜松子酒和汽水，闲谈有关有声电影的事情。听到我在拍另一部无声电影，多数人感到惊奇。“你真有勇气呀。”他们说。
以前我拍电影，往往会引起一些制片人的兴趣。但是现在他们都只想拍有声电影，于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开始感到自己与世隔绝，担心已经走上绝路。
乔·申克以前是公开表示不喜欢有声电影的，但现在他的想法也动摇了：“恐怕以后是它们的世界了，查理。”他接着说，只有卓别林能拍出一部卖座的无声电影。虽然这是一句恭维我的话，但听了却叫人不好受，因为我无意独自死守着无声电影的艺术。杂志上的文章也对查理·卓别林拍电影的前途表示了怀疑和担心，读来并不让人舒服。
《城市之光》的确是一部理想的无声电影，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我拍这部影片。然而，我遇到了好几个问题。自从有声电影问世以来，到现在已有三个年头，一般演员几乎忘了怎样演哑剧。现在他们只顾着念白与时间的配合，而不再顾着动作与时间的配合。还有一个困难，是需要物色一个既会装成一个盲女，但又不致因此损及美感的姑娘。许多人跑来自荐，她们抬起了头，露出了眼白，那样子真叫人看了难受。总算运气好。有一天，我看见一家电影公司在圣莫尼卡海滩拍电影。有许多穿着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一个向我挥手。那是我以前见过的弗吉尼亚·彻里尔。
“我什么时候可以和你一起拍电影呀？”她问。
看到那蓝色泳衣包裹下的婀娜匀称的身体，我根本没想到要请她来扮演这样一个需要着重表现心灵的盲女郎。但是，对其他几个女演员进行了一两次试镜后，我很失望，于是把她找了来。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居然擅长模仿盲人。我教她朝着我看，但要向自己内心里看，而不是看见了我，她居然能够照着我的意思做。彻里尔小姐长得很美，并且适于上镜，只是缺乏演戏经验。有时候这反而成为一个优点，尤其是拍这种技术占首要地位的无声电影。富有经验的女演员有时积习太重，而哑剧中的动作技巧又十分机械，这样她们就会感到一时无所适从。经验较浅的演员，反而更容易适应机械的动作。
有一个镜头是，流浪汉为了穿过那条车辆拥挤的街道，从一辆轿车一面的门走进，再从对面的门走出。流浪汉关上车门，瞎眼的卖花姑娘听见了声音，以为他是汽车的主人，就把花送上去。流浪汉用他仅有的半克朗买了一束鲜花。一个不小心，他把她手里的花碰落在人行道上。她蹲下身子，四面摸着去捡。他指给她看。但是她仍旧摸索着。他忍不住自己捡了起来，奇怪地朝她看。突然他明白了，原来她看不见，于是把花在她眼前晃了晃，确定了她是盲人，这才很过意不去地把她扶了起来。
这一整场，总共只有七十秒钟，但为了拍好它，我花了五天时间，一再地重拍。这不能怪女演员，一半是由于我拍电影时刻意求工，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城市之光》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摄制完成。
拍摄这部电影期间，股票市场狂跌。我幸而不曾被殃及，因为我以前读了梅杰·H.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该书分析并解释了我们的经济制度，说一切利润基本来自工资。所以，失业意味着丧失利润，并使资本减少。这一说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1928年，当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人时，我售出了所有的股票和债券，把我的全部所有都变成了流动资本。
股票市场狂跌的前一天，我和欧文·伯林[242]一同进晚餐，他对股票行情很是乐观。他说，他常去的一家餐馆里，一个女侍者把投资增加了一倍，不到一年就赚了4万美元。他本人手头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利润。他问我玩不玩股票。我对他说，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所以我不相信股票。我劝他趁有赚头的时候把股票一起抛出，从此洗手别干了，他听了大不高兴。于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争执起来。“你为什么要低估美国的价值！”他责备我，说这是很不爱国的表现。第二天，股票市场暴跌了50点，欧文的财产荡然无存。一两天后，他来到我的制片厂里，又是懊丧又是愧悔，他很想知道我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最后，《城市之光》拍摄完毕，只剩下配乐了。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音乐可以由我来决定，于是我自己作了曲。
因为优美的音乐会给我的喜剧片增添感情，所以我要认真地为它配上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音乐，以此衬托流浪汉的个性。改编乐曲的人很少理解这一点。他们老是要配上一些滑稽有趣的音乐。但是我总是这样解释：我不要音乐喧宾夺主，我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情感表达，正如黑兹利特所说：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感情，就是不完整的。有时候，音乐家向我炫耀，大谈半音阶和全音阶的局限性，这时我就用外行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不管旋律多么美，这主要是一支即兴伴奏曲。”给一两部影片配过乐后，我已经能用内行的眼光去看乐队指挥的总谱，知道哪支乐曲被管弦乐队配得过了火。如果我看到铜管乐器或木管乐器组内的音符很多，我就说“铜管乐器奏得太杂了”或“木管乐器奏得太乱了”。
听五十人组成的交响乐队首次演奏自己谱的乐曲，比任何其他的事都更紧张刺激。
《城市之光》终于配好了音乐，我急于要知道影片的效果如何。于是，也不事先公布，我们在闹市区的一家剧院里进行了试映。
那次我所受到的考验是可怕的，因为那家剧院有一半座位都是空着的。观众都是去看戏的，并不是去看喜剧片的，直到电影已经放映了一半，他们才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可以听到一些笑声，但是笑声很轻。影片还没放完，我看见几个人影在过道中移动。我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副导演：“他们还没看完就走了。”
“也许，他们是上厕所去了。”他悄声说。
此后我再也没法集中思想看电影了，我只顾等走过去的人再回来。过了几分钟，我小声说：“他们还没回来呀。”
“有的人是赶火车去了。”
离开剧院时我心想，两年时间和两百万美元都算白扔了。走到外面，剧院经理站在休息室里向我招呼。“影片十分精彩呀，”他笑着说，但接下去的那句恭维话却是寓意含混的，“以后，我想看你拍一部有声电影，查理——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呢。”
我勉强挤出了笑客。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陆续走出剧院，这时都站在人行道上。我走到他们当中去。我的经理里夫斯一向是很严肃的，但这时却用轻松的口气说：“我认为它挺不错，要知道——”他最后这几个字听来不大妙，但是我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如果剧院满座，观众的反应会是热烈的。当然，还有一两个地方要修剪一下。”
这时我们忽然想起，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曾为这部影片做过推广，于是大家都慌了。但是我倒并不为此十分着急，因为我希望，我的名气仍旧具有票房价值。我们联美电影公司的经理乔·申克警告我，现在已不比放映《淘金记》的时候了，一般电影院老板已不再准备给我那样的待遇，而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也和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以前电影院老板对我的每一部新片都很感兴趣，但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么热心了。此外，要在纽约放映电影是有困难的。他们通知我，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被预定出去了。所以我必须排队等候。
在纽约，只能租借到科汉剧院，它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但那儿不适于放映电影，大家都认为它大而无当。它甚至不配称为一个电影院。虽然我每星期要付7000美元租金，并且保证连续租八个星期，但剧院里除了四壁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经理、出纳、引座员、放映师、台上工作人员、电光招牌广告，一切都需要自己筹备。既然已经花了200万美元——都是我自己拿出来的钱——我就索性孤注一掷，把这剧院租下来了。
同时里夫斯和洛杉矶一家新落成的剧院谈妥，将在该剧院初次献映我们的影片。爱因斯坦夫妇当时仍在洛杉矶，也要去看——但是，他们再也不曾想到，去时会有那么多的麻烦。首映的那天晚上，他们先在我家吃晚餐，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去市区。几个街区的大街上挤满了人。人群挤碎了剧院附近商店的橱窗，警车和救护车试图驶进人群。我们由一队警察护卫着，推推搡搡，走进了休息室。我最讨厌首映的晚上：心情紧张，闻到香水和麝香混杂着煤气灯的气味——头昏脑胀，只想作呕。
这位老板造了一座很考究的剧院，但是和当时的许多剧院老板一样，他不懂得怎样放映电影。电影开始了。银幕上映出了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像一般电影首映时一样，观众报以掌声。后来，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我的心急跳起来。那是一个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滑稽镜头。观众们看了都大笑起来！他们的笑声越来越高，变成了哄堂大笑。我已经抓住了观众！我的一切疑虑和恐惧都开始烟消云散。我只想要哭。接连放映了三本，观众们一直笑着。由于紧张兴奋，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突然间，影片在一片笑声中中断了！剧院里灯光通明，一个人用麦克风宣布：“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喜剧片之前，让我们占用诸位五分钟的时间，向诸位介绍一下这座美丽的新剧院的优点。”我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发了狂。我从座位上一下子跳起来，沿走道飞奔过去：“那个婊子养的混蛋剧院经理在哪里？我要宰了他！”
观众们都支持我，大家又是跺脚又是拍手，而那个白痴仍继续大谈剧院里种种精致的设备。但是观众开始喝倒彩，他这才赶快停下。此后，整整映了一本，笑声才又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映到最后一场时，我注意到爱因斯坦在拭眼泪——这又一次证明，科学家是多愁善感的。
第二天，也不等看影评，我就启程去纽约，因为再过四天就要在纽约放映电影，我必须先赶到。我一到那儿，大吃一惊，发现什么宣传工作都没做，报上只刊出了一则敷衍的广告——“我们的老朋友又要和我们见面了”以及其他几条毫无吸引力的介绍，此外什么都没有。于是我警告我们联美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全凭观众对我的好感，必须向他们做广告；要知道，我们是在一家剧院里首映，而这家剧院平时是不放映电影的。”
我每天在纽约最大的报纸上刊登半版广告，用同样大小的字体：
查尔斯·卓别林
《城市之光》
科汉剧院
全天各场连映，票价50美分至1美元
我花了3万美元在报纸上做广告，再用3万美元在剧院门口租了一个电光招牌。由于时间已所剩无几，我们必须加紧，于是我整夜不眠，试验胶片的放映，决定影片的大小，矫正有差距的地方。第二天我招待了新闻记者，向他们谈论了为什么我要拍一部无声电影。
联美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拟定的票价表示怀疑，因为我把票价定为最高1美元，最低50美分，但所有大电影院的首映场票价，最高的是85美分，最低的只有35美分——它们放映的都是有声电影，并且还有演员亲自登台。我的想法显然也有根据：我们放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而这就更需要抬高它的票价；如果观众们要看这部影片，他们是不会因为85美分与1美元的差价而不来的。所以我反对让价。
影片首映的情况很好。但是首映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一切。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般观众的反应如何。他们会对一部无声电影感兴趣吗？我半夜没睡着，一直在转这些念头。但是上午我被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惊醒，他在11点冲进了我的卧室，兴奋地大喊：“伙计，可真有你的呀！这一炮打响啦！从今天早晨10点起，排队的人已经绕过了整个街区，现在交通都给阻塞了。大约有十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要进去。你该听听，他们在怎样嚷嚷！”
我感到一阵轻松愉快，于是一边吩咐给我预备早餐，一边开始盥洗。我说：“告诉我，放映到什么地方笑声最大？”于是他详细地描绘了观众们看到哪儿哈哈大笑，看到哪儿捧腹大笑，看到哪儿纵声狂笑。“你还是自个儿去瞧瞧吧，”他说，“看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我本来是不愿去的，但最后却不过他的那份热情，只好去了。我只看了半个小时，和一群人站在剧院后面，连续的、突然迸发的笑声打破了快乐的紧张气氛。这已经足够了。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那儿，然后，为了平复自己的感情，我在纽约市漫步了四个小时。其间，我有时走过那家剧院，看到人们排成长队，络绎不绝地绕过那片街区。这部影片又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放映影片的那家剧院，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接连着三个星期，每星期卖座8万美元。对面派拉蒙剧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放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243]亲自登台，一个星期里只卖了3800美元。《城市之光》一连放映了十二个星期，扣除一切开销，还净赚四十多万美元。它之所以不再放映下去，是因为纽约轮流上映的剧院提出要求，说它们已用高价订下这部影片，不愿影片轮到它们放映时已经过气了。
现在我准备去伦敦，在那里为放映《城市之光》做好筹备工作。这次在纽约，我常常约见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他是《纽约客》的编辑，刚刚为巴尔扎克《都兰趣话》的新版画了插图。他只有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先后结婚五次。最近他情绪很坏，一度企图自杀，大量吞服了什么药剂。我劝他陪我一同去欧洲，说这样换一个环境对他有好处。于是我们两人登上了“奥林匹克”号，也就是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