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贝弗利山，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邀我去他家会见格特鲁德·斯坦[225]。我到了那里，斯坦小姐正坐在客厅当中的一张椅子上，穿了一件花边领子的棕色衣服，双手放在膝上。不知怎的，她那样子有些像梵高画的鲁兰夫人，不过格特鲁德没有像鲁兰夫人那样把红发在头顶上挽一个髻儿，而是把剪短了的棕色头发披散着。
客人们围着她站了一个圈，彬彬有礼地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个侍女向她悄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走近我说：“格特鲁德·斯坦小姐要见您。”我赶快走上前。当时我没有机会和她多谈话，因为其他客人正陆续到来，等着被引见。
午餐时女主人让我坐在格特鲁德旁边，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了艺术。记得谈话好像是这样开始的，我夸赞餐厅窗外的景色很美，但是格特鲁德对此并不表示赞许。“天然的都是平凡的，”她说，“倒是模仿的更有趣。”她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一通意见，说人造大理石要比真的更美，特纳画的日落要比真的天空更可爱。虽然这些话早已被前人说过，但我仍旧很有礼貌地表示同意。
她对电影情节发表了一套见解：“它们太陈腐了，并且，太复杂和牵强了。”在一部影片里，按照她的意思，我最好是走上一条大街，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我想说，这无非是要解释她那神秘的诗句“玫瑰是玫瑰是玫瑰”，但是我本能地克制了自己，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
午餐桌上铺着美丽的比利时花边台布，好几位客人见了都赞不绝口。我们谈话时，咖啡是盛在很轻的漆器杯子里端上来的，我的那杯摆在太靠近我袖子的地方，我的手微微一动，咖啡被打翻在台布上。真叫人不好意思！我正一迭声向女主人道歉时，格特鲁德也打翻了她的咖啡。这时候我稍觉宽慰，因为现在感到窘促的不单是我一个人了。然而，格特鲁德毫不介意，她说：“不要紧，它没泼翻在我衣服上。”
约翰·梅斯菲尔德[226]来参观我们的制片厂；他身材高大，长得很漂亮，并且对人和蔼而体贴。但是，不知怎的，他的这些特点会使我感到十分羞怯。幸而我刚读过《小街上的窗子》，很欣赏一首诗，所以当时并没有一直沉默着，我背诵了我喜爱的那几行诗：
一群人在监狱门外聚集，
等着那丧钟为他们敲响，
等着去尝另一地狱的毒剂，
绝望的人啊，他们就是这样。
拍《淘金记》的时候，一天我接到埃莉诺·格林的电话：“亲爱的查理，你一定要见一见玛丽昂·戴维丝；她这人真可爱，她一定喜欢见你，所以请你到国宾酒店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去帕萨迪纳看你的电影《有闲阶级》。”
我虽然不曾见过玛丽昂，但是早已看过有关她的五花八门的广告。这类讨厌的广告，翻开每一份赫斯特系报刊都可以看到。它们做得太过火，以致人们给玛丽昂·戴维丝编了许多笑话。有一次，有人叫比阿特丽斯·李莉[227]看洛杉矶繁密的灯火时，她就开起了玩笑。“这太美啦！”比阿特丽斯说，“我想，再过一会儿，它们就会聚集到一起，连缀成‘玛丽昂·戴维丝’几个字了！”只要翻开一份赫斯特系的报刊，就必然会看到玛丽昂的巨幅照片。但一般人看了这些广告，反而不愿去买票了。
一天晚上，范朋克夫妇在家里放映了玛丽昂·戴维丝演的《骑士春秋》。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玛丽昂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喜剧演员，是富有吸引力与魅力的，即使没有赫斯特系报刊为她大吹大擂，她也有资格成为一位大明星。在埃莉诺·格林的宴席上，我发现玛丽昂为人纯朴可爱，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知己。
赫斯特[228]和玛丽昂的关系不但在美国，在世界各国都被编成了故事流传着。他们俩的交往，直到赫斯特逝世为止，前后历时三十多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什么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应当说，是已故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我还应当说明，虽然赫斯特有值得赞美的品德，但他给我的印象并不都是愉快的。他个性中那些离奇难解的部分吸引了我：他孩子气、精明、和善、冷酷、有财有势，对人坦率自然。如果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的人。他所经营的企业，形形色色都有，范围庞大惊人：发行几百种刊物，经营采矿事业，在纽约拥有巨额地产，在墨西哥占有大片土地。赫斯特的秘书告诉我，他的企业总值达4亿美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
人们对赫斯特毁誉参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人士，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其兴趣所在，无非是推销报纸，积累财富。然而，年轻的时候，他确实富有冒险精神，信仰自由主义。再说，他父母的家当也可供他随意动用。据说，有一次金融家拉塞尔·塞奇在第五大道遇见了赫斯特的母亲菲比·赫斯特。他说：“如果令郎再这样抨击华尔街，他的报纸每年要亏损100万。”
“如果照这样亏损下去，塞奇先生，那么他的事业还可以维持八十年。”赫斯特的母亲说。
我第一次见赫斯特就说错了一句话。《剧艺报》的主编和发行人赛姆·西尔弗曼陪我到河滨路赫斯特的公寓里去吃午餐。那是有钱人爱住的那种跨两层楼的公寓，房间里挂着珍贵的名画，天花板很高，四壁都装着红木嵌板，墙上的格子里摆着瓷器。赛姆把我介绍给赫斯特一家，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
赫斯特夫人很迷人，态度和蔼大方。赫斯特恰巧相反，他老是睁大眼睛，让我说下去。
“我第一次在美艺酒馆里看见您，赫斯特先生，”我说，“您和两位女士坐在一起，当时一个朋友把您指出来给我看。”
我觉察到什么人在桌底下踩了我一脚。我猜那是赛姆·西尔弗曼。
“哦！”赫斯特表情滑稽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往下说才好。“嗯，如果不是您，那一定是一个长得和您很像的人——当然，我的朋友也没看真切。”我天真地说。
“是呀，”赫斯特眨了眨眼睛，“能有一个替身，是非常方便的。”
“可不是。”我笑了，也许笑得声音太大了一些。
赫斯特夫人给我解了围。“是呀，”她以幽默的口气强调了一句，“是非常方便的。”
这件事就这样被轻轻地带过了，我觉得那顿午餐吃得很愉快。
玛丽昂·戴维丝来到好莱坞，在赫斯特的世界电影公司摄制的影片中担任主角。她在贝弗利山租了一幢房子。赫斯特让他那条二百八十英尺长的大型快船取道巴拿马运河，驶到加州海面。此后，有一段时间，影界人士就过上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生活。玛丽昂每星期要举行两三次盛大宴会，每次邀请的客人多达上百位，其中有男演员、女演员、参议员、马球运动员、合唱团小歌手、外国权势人物，还有赫斯特的经理和编辑人员。气氛捉摸不定，混杂着轻快和紧张，因为当天晚上的宴会是否愉快，都要看赫斯特的脾气这个晴雨表，而他那脾气又是水银柱般变化莫测的。
我还记得玛丽昂在她租的那幢房子里举行宴会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有五十来个客人站在那儿，赫斯特阴沉地坐在一张高背椅上，他的编辑人员在四周围了一个圈。玛丽昂光艳照人，像雷卡米埃夫人[229]那样穿了件长袍，斜倚在一张长靠椅上，但是后来看见赫斯特只顾办公事，就变得沉默起来。突然，她愤怒地大喊：“嘿！喂！”
赫斯特抬起头来。“你是在叫我吗？”他问。
“是的，是叫你！你过来！”她说时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紧瞪着他。赫斯特的编辑人员退到了后面，屋子里空气紧张，一片静寂。
赫斯特像斯芬克斯似的坐在那儿，眼睛眯缝了，脸绷得更紧了，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手指神经质地敲着那张宝座似的椅子的扶手，一时拿不准要不要大发雷霆。我已经准备去取帽子了。但是，他忽然站起来。“嗯，我想我该走了，”他一边说，一边笨拙地向她走过去，“我的女主人，有什么吩咐呀？”
“办公事到城里去办，”玛丽昂火辣辣地说，“别在我家里办。我的客人都等着要喝一杯，你赶快给他们安排一下。”
“是，是。”他一边说，一边一瘸一拐地走到厨房里去了，这时所有的人才放了心，大家笑了起来。
有一次我从洛杉矶去纽约处理一件紧急事务，中途收到赫斯特拍来的电报，邀我和他一起去墨西哥。我复电表示歉意，说我有事去纽约。可是，到了堪萨斯城，赫斯特的两个助手接我来了。“我们来接您下车。”他们赔着笑说，还说赫斯特先生准备叫他驻纽约的律师在那里办理我的事务。但是我没能分身。
我从来没见过谁像赫斯特那样挥金如土。洛克菲勒对金钱怀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皮尔庞特·摩根从金钱的力量中获得鼓舞，但是赫斯特毫不在意地挥霍着千百万美元，就像在花每星期的零用钱一样。
赫斯特赠给玛丽昂的圣莫尼卡海滨住宅，简直是一座王宫，是由意大利匠人建造在沙土上的一座乔治式[230]建筑，宽三百英尺，上下分为三层，一共有七十间房间，舞厅和餐厅的墙壁都是用金箔糊就的。到处挂的是雷诺兹、劳伦斯和其他名家的画——虽然其中也杂有一些赝品。在那间装有橡木嵌板的宽大的藏书室里，只要一按按钮，一部分地板就会掀起来，变成放映电影的银幕。
玛丽昂的餐厅可以很宽舒地坐五十位客人。几套很精致的客房，至少可以供二十位客人下榻。前临大海的那座花园，辟有一个意大利式的大理石游泳池，长一百多英尺，当中横跨着一座威尼斯式的大理石桥。游泳池近旁是一座酒吧兼小舞厅式的建筑。
圣莫尼卡当局曾经打算建造一个码头，供小型军舰和游艇停泊之用，这项计划获得了洛杉矶《时报》的支持。我因为自己有一条小游艇，也觉得这主意很好，一天早餐时把这件事说给赫斯特听了。“这样会有伤风化的，”他气愤地说，“水手们会跑来向这些窗子里看，这儿又不是妓院！”此后这件事就不再被提起了。
赫斯特非常任性。遇到兴致好的时候，他会挺招人笑地跳他喜欢的查尔斯顿舞[231]，也不管别人怎样看他。他做事从不仰承他人鼻息，只是随着自己高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呆板的人——也许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并不试图把自己扮成另一个样子。许多人以为署名赫斯特的社论是由阿瑟·布里斯班[232]捉刀的，然而布里斯班曾经亲口对我说，赫斯特的社论是全国写得最漂亮的。
有时候赫斯特显得特别孩子气，动不动就要发火。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挑选两组人，准备玩猜词游戏，他忽然抱怨把他给漏了。“这么着，”杰克·吉尔伯特开玩笑说，“咱们俩来玩一次，就选pill-box这个词，我扮演box，你扮演pill。”可是赫斯特误会了[233]，他的声音都哆嗦了：“我才不玩你那个老掉牙的猜词呢。”他说着走出了屋子，随手砰的把门关上了。
赫斯特在圣西米恩的大庄园，占地四十万英亩，沿太平洋海岸逶迤三十英里。住宅像堡垒似的造在一片高地上，海拔五百英尺，离海岸四英里。主要部分由几座城堡式建筑构成，建筑材料都是从欧洲装运来的。房屋的正面看起来是兰斯大教堂和庞大的瑞士农舍式别墅的综合体。周围是五幢意大利式别墅，建造在高地边缘，像环列在它周围的几个卫士，第一幢别墅里可以住六位客人。这些房屋都是按照意大利式风格装饰的，天花板是巴洛克式的，上面雕刻的展开翅膀的天使笑嘻嘻地朝下望着。正中的别墅里还有可供三十多位客人共住的房间。会客室长约九十英尺，宽五十英尺，墙上挂着哥白林花毯[234]，有的是真品，有的是赝品。轩昂华贵的大厅里，两头都摆着玩十五子游戏[235]和打弹球[236]的桌子。餐厅的建筑模仿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中部，虽具体而微，但里面仍可很舒畅地坐八十位客人。这里一共雇用了六十个仆人。
在听力所及的地方，是个动物园，里面养着狮子、老虎、狗熊、无尾猿、猩猩以及各色的禽鸟和爬虫。从动物园门口到别墅之间，是一条五英里长的车道，道旁竖着布告板：“请让动物先行”。如果成对的鸵鸟还没打定主意要离开大路，访客就只好坐在汽车里等。母羊、麋、鹿、野牛成群结队，在庄园附近漫游，常常把路堵上。
火车站上停有接客的汽车，如果乘飞机去，那儿还有一个私人飞机场。如果不是在开饭的时间到达，访客会被领到下榻的地方，并被告知：8点开晚饭，7点半大厅里供应鸡尾酒。
讲到娱乐，在那里可以游泳、骑马、打网球，玩各种应有尽有的游戏，或者是去动物园。赫斯特有一条严格的规定，下午6点之前不用鸡尾酒款客。但是玛丽昂会把她的朋友邀到她住的地方，偷偷地用鸡尾酒招待他们。
酒菜非常精美；看菜单，就像是查理一世在大摆筵席，有时鲜的野味：野鸡、野鸭、松鸡、鹿肉。但是在这样穷奢极侈的筵席上，用的却是纸制餐巾，只有赫斯特夫人在家的时候，才请客人用亚麻布餐巾。
赫斯特夫人每年来圣西米恩一次，但并没有因此引起纠纷。她和玛丽昂互立内外两个门户，已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事情：每次赫斯特夫人快到的时候，玛丽昂和我们一伙人就会很小心地离开那儿，或是回到圣莫尼卡玛丽昂的海滨住宅。我从1916年起就认识了米莉森特·赫斯特，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我可以来往于两户之间。有时候米莉森特和她那些旧金山的上流社会朋友住在庄园里，邀我去度周末，于是我就仿佛是在社交季中初次造访似的去到那里。然而，米莉森特也并不存有什么幻想。虽然她假装不知道刚有人撤离，但是又显示了她的幽默感。她说：“即使没有玛丽昂，反正也会有其他人。”她时常悄悄地向我谈到玛丽昂和赫斯特的关系，但是从来不曾表示怨恨。“他仍旧和往常一样，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仿佛压根儿就没有玛丽昂这么一个人，”她说，“我一回到这儿，他总是显得那么亲切可爱，但就是待不上几个小时。并且，总是来这么一套：吃饭吃到半当中，仆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他打个招呼就走了。等到再回来时，他总是尴尬地说，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立刻去洛杉矶处理，我们都假装相信他的话。当然，大伙都知道，他又是去会玛丽昂了。”
一天晚饭后，我陪米莉森特去庭院里散步。别墅浸在月光里，衬着那七座山峦的蛮荒景色，显得神秘而阴森；群星的光芒刺穿了十分澄净的天空。我们伫立了一会儿，环顾四周美丽的景色。动物园那里传来狮子偶尔发出的怒吼和大猩猩不断的尖声厉号，嗥声在山顶上空回荡。每天黄昏，太阳一落山，猩猩就开始号叫，起初叫得很轻，后来逐渐惨厉可怕，一直叫到深夜里，让人感到阴森可怖。
“那个该死的畜生肯定是疯了。”我说。
“这里整个就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你瞧呀！”她说时望了望那座城堡式的别墅，“这只有疯狂的奥托想得出来呀……他还要继续修建，不断地增添，一直造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以后，它还有什么用处呢？谁也没有财力来维修它。做酒店吧，不合适，如果捐献给政府，我怀疑它对政府有什么用途——连做学校也不配。”
米莉森特谈到赫斯特，总是透出一种慈蔼的口气，而这就使我怀疑，她对他是否仍有夫妻之间的感情。她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很能体贴别人，但是，自从我在政治上遭到歧视以后，她就不再答理我了。
一天傍晚，我去圣西米恩度周末，玛丽昂出来接待我时，神情很紧张。原来，有一个客人走过时，被人用剃刀给刺伤了。
玛丽昂一激动就会口吃，但这样一来反显得更加妩媚，好像是小说中的一位落难佳人。“我们还不……不……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她压低了声音说，“可是赫斯特已经派了几个侦探到处搜索，现在我们别让其他的客人知道这件事。有人怀疑，作案的是一个菲律宾人，所以赫斯特吩咐，还没大致查清楚之前，所有的菲律宾人都离开庄园。”
“被刺伤的是谁？”我问。
“今天晚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她说。
晚餐时我坐在一个年轻人对面，他的脸用绷带包扎着；只看见他炯炯闪亮的一双眼睛，以及不停地笑着时露出的一口白牙。
玛丽昂用胳膊肘在桌子下面碰了碰我。“就是他。”她悄声说。
他胃口很好，好像一点也没有因为受到袭击而扫了兴。别人向他打听这件事情时，他只耸了耸肩，咧开嘴笑了笑。
饭后玛丽昂领我去看出事的地方。“就在那座塑像后面，”她指着一座复制的“胜利女神”大理石像说，“瞧，这儿是血迹。”
“他到那塑像后面去干什么呀？”我问。
“是要……要……要躲开那个人的袭……袭……袭击。”她说。
突然，我们的那位客人又在夜色沉沉中出现，他跌跌撞撞地走过我们面前，血从面颊上滴了下来。玛丽昂惨叫了一声，我蹿了起来。一下子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了二十个人，把他团团围住。“我又被刺伤了。”他呻吟着。两个侦探把他抬起来，护送到他的房间里，随即在那儿盘问他。玛丽昂也走开了，但是，一小时后，我在大厅里遇见了她。“怎么一回事？”我问。
她露出疑惑的神情：“他们说，那是他自己干的事。他是一个疯子，这样做只是为了要出风头。”大家不再同情他了，当天晚上赶紧把这个怪人从山上送走，而那些无辜的菲律宾人第二天早上又回来工作了。
托马斯·立顿[237]爵士也曾在圣西米恩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做过客，这位饶有风趣的苏格兰老人老是长篇大论地谈话，说的是一口很有韵味的土腔。在滔滔不绝的谈话中，他常常回忆一些往事。
他说：“查理，你来到美国，现在可发迹了——我也是这样。第一次来这儿，我乘的是一条运牲口的船。我当时就对自己说：‘下次来的时候，我要坐上自己的游艇。’而后来呢，我确实做到了。”他还向我发牢骚，说他经营立顿饮料，被骗去了几百万英镑。驻西班牙大使亚历山大·穆尔、托马斯·立顿爵士和我，在洛杉矶常常一起出去吃饭，席上亚历山大和托马斯爵士谈一些从前的事情，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顺口提到贵族的名姓，就像是随意抛香烟蒂似的。他们给我的印象是：贵族们一开口就是说俏皮话。
在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去看赫斯特和玛丽昂，他们很好客，邀我每星期去玛丽昂的海滨住宅度周末，我因为很喜欢他们过的那种豪华生活，尤其因为道格拉斯和玛丽那时在欧洲，所以就常常应邀去了。一天早晨，和其他几个人一同进早餐时，玛丽昂在剧本问题上向人讨主意，但是赫斯特不喜欢听我的意见。那个电影故事主要谈的是男女平等问题，于是我说，一般都是由女人挑选她们的男人，男人在这方面是没法做主的。
赫斯特的看法不同。“哦，不对，”他说，“一向都是男人挑选女人。”
“我们以为是如此，”我回答，“但是，只要一个小姑娘指着你说‘我要那一个’，你就被她挑了去。”
“你的想法完全错误。”赫斯特自信不疑地说。
“问题是，”我接下去说，“她们都把技巧隐藏得非常巧妙，让我们相信，那是我们在挑选。”
赫斯特蓦地把桌子一拍，早餐桌上的东西都被震得跳了起来。“我说一样东西是白的，你就偏要说那是黑的！”他大吼。
我相信，当时我的脸色微微发了白。仆人刚巧给我端上咖啡。我抬起头来说：“请你叫人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给我叫一辆车。”接着，我一言不发，站起身来，走进舞厅，憋着一肚子怒气在那儿大步地走来走去。不一会儿，玛丽昂来了：“怎么啦，查理？”
我的声音直哆嗦。“凭他是谁，也不能向我那样吆喝。他以为他是谁？是尼禄吗？是拿破仑吗？”
她没答话，就转过身去，赶快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儿，赫斯特来了，他装作没发生过任何事情的样子：“什么事情呀，查理？”
“我是不习惯被人吆喝的，尤其是当我在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所以，我这就走。我——”我的一句话没说完又咽下去了。
赫斯特想了想，接着也开始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让咱们把这件事情谈谈开吧。”他说，他的声音也在发抖。
我跟着他进了大厅，走到摆在墙凹处的一张古色古香的奇彭代尔式[238]双人椅跟前。赫斯特身高六英尺四英寸，长得相当胖。他在椅子里坐下，指了指那点空着的地方说：“坐下吧，查理，让咱们把这件事谈谈开。”我挨着他紧紧地挤在一起坐了下去。他不再说一句话，突然伸出了手，我虽然坐在那儿没法动弹，但还是挺费力地和他握了手。接着他就开始解释，他的声音仍旧颤抖着：“你瞧，查理，我实在不喜欢玛丽昂演这个剧本……她是尊重你的意见的。你呢，又赞成她演这个剧本……嗯，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冒犯了你。”
我的气立刻消了，和他和解了，一迭声说这是怪我不好；最后我们再一次挺费力地握了手，然后试着站起来，但是发现我们都卡在那张奇彭代尔式椅子里，这时椅子发出了可怕的嘎吱声。费了好大劲，我们终于挣脱了身，那张椅子倒纹丝不动。
当时玛丽昂一离开我，就直接去找赫斯特，怪他不该那样粗暴，叫他出来道歉。玛丽昂知道什么时候乘机进言，什么时候保持缄默，所以有时候她是不开口的。“他发起脾气来，”玛丽昂说，“好像是起了风暴，打响了雷……雷……雷啊。”
玛丽昂性情愉快，风趣悦人。每逢赫斯特有公事去纽约，她总是把她的朋友一起邀到她在贝弗利山的住宅里（那时候海滨住宅还没有建造），于是我们就举行宴会，玩猜词游戏，一直玩到午夜。接着，鲁道夫·范伦铁诺就在他家里回请，而我又在我家里宴客。有时候，我们包下一辆公共汽车，装满一车食物，再雇上一个奏六角手风琴的乐师，于是一二十个人一起到马利布海滩，在那里生起篝火，半夜里野餐、捕小银鱼。
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露爱娜·帕森斯每次都由后来担任我副导演的哈里·克罗克陪同着，和我们一起去。这样玩乐一番之后，我们总是在凌晨四五点才回家。玛丽昂对露爱娜说：“这要是被赫斯特知道了，咱们俩当中准有一个被解雇，可……可……可是，被解雇的不会是我呀。”
有一次，玛丽昂在家里举行宴会，大伙儿正玩得高兴，赫斯特从纽约打来了电话。玛丽昂听完了回来，怒气未息。“你们想得到吗？”她气愤地说，“赫斯特竟然派了人监视我！”
原来赫斯特在电话里给玛丽昂读了一份侦探的报告，列举了他走后玛丽昂做的一些事情：有人看见她凌晨4点离开了某甲家，5点离开了某乙家等等。她后来告诉我，赫斯特准备立刻回洛杉矶，把他们俩的事料理清楚，从此一刀两断。玛丽昂当然恼火，因为她只是去看了几个朋友，并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侦探报告里所举的确实是事实，但经过一番歪曲，就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赫斯特到了堪萨斯城，拍来电报：“已改变初衷，不拟回加州，旧地多少欢娱，往事不堪回首，现仍返纽约。”可是，过了不久，他又拍来一封电报，说他要来洛杉矶了。
赫斯特一回来，所有的当事人都紧张起来。但是玛丽昂和他的那次见面消除了一切误会，最后是为欢迎赫斯特回贝弗利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玛丽昂在她租的房子上层造了一个可以坐一百六十位客人的临时餐厅。收拾装潢，安装电灯，铺设舞池：在两天之内全部竣工。玛丽昂只要一摩擦神灯，样样东西都齐备了。那天晚上，她戴了一只新的价值7.5万美元的翡翠戒指，那是赫斯特给她的礼物，总算幸运，谁也没有被解雇。
我们在圣西米恩的庄园和玛丽昂的海滨住宅住腻后，有时就到赫斯特的游艇上去度周末，泛舟到圣卡塔利娜岛，或者是去南面的圣迭戈海滩。有一回，游艇到了圣迭戈海滩，不得不把当时已经接管赫斯特世界电影公司的托马斯·因斯送下船。那次我没去，但一同在船上的埃莉诺·格林后来告诉我，说因斯起先玩得很高兴，可是午餐时突然浑身剧痛，只得离了席。大伙都以为他是发了胃病，但后来他痛得更厉害了，这才被抬上岸，送进了一家医院。医院发现他突发了心脏病，于是把他送回贝弗利山他的家里，他到家三星期后，心脏病复发死了。
恶毒的谣言四下传开，说什么因斯是被开枪打死的，赫斯特与此事有关。谣言纯属虚构。这件事我知道，因为因斯去世前两星期，赫斯特、玛丽昂和我还到他家里去探望过他；看到我们三个人，他非常高兴，相信自己不久就会痊愈。
因斯的死打乱了赫斯特世界电影公司的计划，这些计划只好由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完成了。但是两年后赫斯特的电影公司并入米高梅电影公司，米高梅的制片厂为玛丽昂造了一所精致的化装室（我管它叫特里亚农宫）。
赫斯特的报刊业务大部分都是在这儿处理的。我多次看见他坐在玛丽昂的会客室当中，地下摊了二十多份报纸。他坐在椅子上综观形形色色的标题。“那一条排得不醒目。”他指着一份报纸尖着嗓子说，“为什么登某某人的那篇特写？”有时他会拣起一本杂志，大拇指翻一翻书页，双手掂一掂它的分量。“《红皮书》上的广告怎么啦？——这一期出得挺轻嘛。拍电报给雷·朗，叫他马上来。”就在这个当口，刚离开摄影棚的玛丽昂来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带着一副嘲笑的神气，故意践踏着那些报纸走过来，还说：“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收拾开，我的化装室都被它们给弄乱了。”
赫斯特有时会显得十分天真。他去看玛丽昂的影片首映，常常邀我和他同车过去，汽车快要开到电影院门口时，他先下了车，以免被人看见他是和玛丽昂一起去的。但是后来《赫斯特考察家报》和洛杉矶的《时报》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赫斯特猛烈抨击对方，《时报》不甘示弱，最后就进行人身攻击，指责赫斯特过着双重生活，在圣莫尼卡筑有香巢，并且提到了玛丽昂。赫斯特没有在他的报纸上反驳这类攻讦，但是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那时玛丽昂的母亲刚去世），说：“查理，戴维丝夫人下葬，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抬灵柩吗？”我当然答应了。
大约是在1933年，赫斯特邀我一同去欧洲旅行。他已经在丘纳德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上，为一行人包了整整一排房舱。但是我谢绝了，因为这样旅行，一定是同二十来个客人一起去，赫斯特想要停留就停留，想要赶急就赶急。
有一次我和赫斯特去墨西哥旅行，就尝到了这种滋味，那时我的第二任妻子正有孕，十辆汽车跟在赫斯特和玛丽昂的车后，在崎岖的路上行进，恨得我只是骂这伙人。路没法走了，我们只好放弃了原定的目的地，在一个墨西哥农民家里过夜。我们一共有二十个人，但只有两间屋子；多承他们照顾，把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们夫妻俩和埃莉诺·格林睡。有的人睡在桌上和椅子上，有的人睡在鸡舍和厨房里。我们那间小屋子里的情形怪有趣的，我妻子占了那张唯一的床，我横卧在两张椅子上，埃莉诺好像是准备去丽兹酒店，打扮得齐齐整整，戴着帽子，蒙着面纱，戴着手套，躺在一张破躺椅上。她像墓上雕凿的偃卧着的人像，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睡着时始终不曾改变这个姿势。这一点我知道得挺清楚，因为那天夜里我一直没合上眼。第二天早晨，我从眼角睨视，只见她起来时仍和昨天躺下时一样，发式纹丝不动，连一根头发也没乱，她皮肤白皙光润，精神焕发，就好像正走过广场酒店的茶室那样。
赫斯特有一次带着我从前的副导演哈里·克罗克一起去欧洲旅行。那时哈里是赫斯特的社交秘书，他问我是否可以为赫斯特写一封介绍信给菲利普·沙逊爵士，于是我写了。
菲利普热诚款待了赫斯特。他知道赫斯特多年来一直公开反英，就做了安排，让他和威尔士亲王会面。菲利普让这两位在他的藏书室里单独会晤，据他说，亲王在那里单刀直入地问赫斯特为什么那么反英。他还说他们在那里谈了两个小时，他相信赫斯特与亲王的那次会晤收到了有益的效果。
我永远无法理解赫斯特的反英情绪，因为他在英国拥有最赚钱的股票，可以从这些股票中获得巨额利润。他的亲德倾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关键时刻，他和当时的德国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引起了舆论强烈的抨击。赫斯特虽然拥有强大的势力，但也无法平息物议。此外，他的外籍通讯记者卡尔·冯·维甘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还经常写偏袒德国的文章。
赫斯特去欧洲旅行时，访问了德国，并会见了希特勒。那时还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的那些集中营。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率先写了几篇报道，透露了集中营的内幕。范德比尔特找了一个借口，进入了一个集中营，描写了纳粹在那里进行的种种迫害。但是，由于那些残酷的暴行被他描绘得十分惊悚，很少有人相信那是真的。
范德比尔特寄给我一套明信片，上面印的都是希特勒发表演说时的姿势。他那张脸丑恶得可笑，好像是在拙劣地模仿我的样子：一撮滑稽的小胡子、几绺竖起的乱发，加上可厌的薄唇小嘴。我不可能特别关注希特勒这样一个人。每一张明信片上是一个不同的姿势：有一张上面，他向一群人大声疾呼，手蜷曲得像爪子；另一张上面，一条胳膊举起，另一条胳膊下垂，像一个玩板球的人准备投球；还有一张上面，双手在前面紧握，好像是在举一个假想中的哑铃。他敬礼时一只手向上挥起，引向肩后，掌心向上，我看了就想要在上面放一托盘脏碟子。“这是一个疯子！”我心想。但是，等到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被迫离开德国时，我才觉得希特勒这副嘴脸不是滑稽可笑，而是阴险可怖了。
我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是在1926年，那时他到加州来讲学。我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发挥了自己的热情。我的这一想法很能说明爱因斯坦的个性。他性情愉快，对人亲切，细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德国人。虽然他的态度安详温和，但是，透过外表，我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而他那非凡的智力就来源于这种性情。
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爱因斯坦教授想要见我。我听了很激动。于是我们在环球电影制片厂里见了面，并在那里同教授、他的夫人、他的秘书海伦妮·杜卡斯和副教授沃尔特·迈耶共进了午餐。爱因斯坦夫人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实际上要比教授说得好。这位肩宽背阔的女性，精力十分充沛；她显然因为做了这位伟大人物的太太而感到幸福，并且无意于掩饰这种心情；她的热情是可爱的。
餐后莱姆勒先生领大家去参观电影制片厂，爱因斯坦夫人把我拉到了一边，小声说：“您为什么不邀教授上您家去呢？如果有机会咱们几个人在一起静静地谈一谈，我知道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爱因斯坦夫人关照应当是一次简单的宴会，所以我另外只请了两个朋友。席上她给我讲了爱因斯坦想出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博士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从楼上走下来吃早餐，但是那天他几乎什么东西也没吃。我以为他不大舒服，就问他哪儿不痛快。‘亲爱的，’他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他喝完了咖啡，走到钢琴跟前，开始弹琴。他时而弹几下，时而停一会儿，记下一些什么，然后又重复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一个绝妙的想法！’”
“我说：‘那么，究竟是什么想法，你就讲出来吧，别叫人心神不定啦。’”
“他说：‘这很难说，我还得把它推究出来。’”
她告诉我，他继续弹琴，有时记下一些什么，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回到楼上的书房里，关照她别让人打扰他，此后就在楼上待了两个星期。“每天我把饭菜给他送上去，”她说，“黄昏时他出去散一会儿步，活动活动，然后又回到那儿工作。”
“一天，”她说，“他终于从书房里走下来，面色很苍白。‘喏，就是这个。’他一边对我说，一边疲倦地把两张纸放在桌上。那就是他提出的相对论。”
因为雷诺兹医生也懂点物理学，所以那天晚上我也邀请了他，他在席上问教授可曾看过邓恩写的《时间实验》。
爱因斯坦摇摇头。
雷诺兹装模作样地说：“邓恩提出了一个有关维度的很有趣的理论，一种”——说到这儿，他迟疑了一下——“一种维度的发展。”
爱因斯坦立刻向我转过身，带着顽皮的神情悄声说：“一种维度的发展，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后来雷诺兹不再谈维度的问题了，他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鬼。爱因斯坦承认从来没有看见过鬼，还说：“如果有其他十二个人同时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那么我会相信的。”他笑了。
那时候大家都盛谈灵魂现象，通灵论在好莱坞风行一时，尤其是在一些电影明星家里，常常举行灵媒会，展现实物腾空和各种心灵学现象。我没参加过这种集会，但是著名喜剧女演员范妮·布赖斯言之凿凿，说她在一次灵媒会上亲眼看见一张桌子从平地升起，飘浮在房间里。我问教授可曾目睹这种现象。他和蔼地笑了笑，摇了摇头。我还问他的相对论是否和牛顿的假设有所抵触。
“正相反，”他说，“是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我在席上告诉爱因斯坦夫人，等我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我准备去欧洲。
“那时候你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她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一百多万美元供他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过。”
后来我去柏林时，到他们住的那套朴素的小公寓里去拜访他们。那住宅有点像在布朗克斯能看到的房子：客厅兼做餐厅，地上铺着破旧的地毯。家具中最贵重的是一架黑漆钢琴，也就是爱因斯坦在上面写出有关四维空间的历史性草稿的钢琴。我常常猜想，不知道那架钢琴后来落到哪里去了。它可能被安放在史密森学会或大都会博物馆里，也可能被纳粹党徒当柴火烧了。
纳粹的恐怖笼罩了德国，爱因斯坦一家去美国避难。爱因斯坦夫人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说明了教授在金钱方面是多么一无所知。普林斯顿大学要聘请他，谈到了报酬问题。教授提出的数目太小了，普林斯顿大学说，他要的待遇在美国连维持生活都不够，他至少需要两倍于此数的薪水。
1937年，爱因斯坦夫妇到加州旧地重游，一同来看我。爱因斯坦和我亲热地拥抱，并告诉我，他是同三位音乐家一起来的。“饭后我们要演奏给你听。”那天晚上，爱因斯坦参与演奏了莫扎特的四重奏。虽然他的弓法不太娴熟，技巧有点生硬，但是演奏时他露出了狂喜的神情，闭上了眼睛，摇晃着身体。那三位音乐家对教授的参与并不表示十分欢迎，都委婉地劝他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三人另奏几支乐曲。教授同意了，然后和我们一起坐在那里听。可是音乐家演奏了几支乐曲后，教授悄声问我：“我什么时候再演奏呀？”音乐家们走后，爱因斯坦夫人有点着恼，她安慰丈夫道：“你演奏得比他们哪一个都好！”
过了几天，爱因斯坦夫妇又来与我共进晚餐，这一次我邀请了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昂·戴维丝、赫斯特，以及其他两位客人。玛丽昂·戴维丝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爱因斯坦夫人坐在我的右边，再过去是赫斯特。餐前大家兴致好像都挺不错，赫斯特很亲切，爱因斯坦很客气。但是，大家吃了一会儿，我就觉察出气氛逐渐冷淡下来，到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有了。我竭力要使谈话活跃起来，但是怎么也没法引得客人开口。餐厅里笼罩着可怕的沉寂，我只见赫斯特悲哀地对着他的点心盘子，教授露出微笑，陷入沉思。
玛丽昂仍旧是嬉皮笑脸，在桌上向每个人说几句俏皮话，扯几件不相干的事情，可就是没和爱因斯坦说话。突然，她扭转身向教授淘气地说：“哈罗！”接着她就用几根手指在他头上摆弄了一番，说：“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剪一剪呀？”
爱因斯坦笑了，于是，我想现在可以散席，还是到客厅里喝咖啡去吧。
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来到了好莱坞，他的随行人员中有格里戈尔·亚历山德罗夫，还有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是爱森斯坦的朋友，叫艾弗·蒙塔古。我常常看到他们几个人在一起。他们在我的球场上打网球，球打得很差——至少亚历山德罗夫打得很差。
爱森斯坦将为派拉蒙电影公司导演一部影片。这时他已经因为拍了《战舰波将金号》[239]和《十月》[240]而成名，所以派拉蒙电影公司把他看作一棵摇钱树，想聘请他作导演和编剧。后来他编了一个很好的剧本叫《萨特[241]的黄金》，这是根据一篇有关早期加州的有趣文献改编的。剧本中并无宣传色彩，然而，由于爱森斯坦来自苏联，派拉蒙电影公司后来有了顾虑，最终打消了原议。
有一天，我和爱森斯坦谈到了共产主义，我问他：受了教育的无产者，在智力方面是否比得上那些世代有文化背景的贵族。我觉得他对我浅薄的知识感到惊讶。出身于苏联中产阶级工程师家庭的爱森斯坦说：“一经受了教育，群众的智力就会变成一片富饶的新土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看到爱森斯坦导演的《伊凡雷帝》，那是所有历史片中的一部登峰造极之作。他用写诗的手法解释历史——一个极好的解释历史的方法。我看到，甚至一些新近发生的事情也会被人任意加以歪曲，因此所谓历史只会引起我的怀疑。然而，用诗的方法解释历史，就可以对某个时期获得一般的印象。总而言之，艺术作品比史书包含了更可靠的事实和更详尽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