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正在履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和我签订的合同的最后部分，巴望早一天能结束。这家公司一点也不懂得体贴和同情，而且眼光短浅，所以我急于要离开。再说，这时我一心想拍故事片。
要拍完最后三部电影，看来是非常困难的。我先拍两大本的《发薪日》，此后只需要再拍两部影片就行了。我的下一部喜剧片《朝圣者》，长短相当于一部故事片。这样一来又要伤脑筋去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交涉了。正如萨姆·高尔德温所说：“卓别林不配做一个生意人——他只在意他没有少拿钱。”谈判的结果倒还满意。由于《寻子遇仙记》打破了卖座纪录，我对《朝圣者》提出的条件并未经过什么周折就被接受了：这部影片将作为两部影片计算，公司将付给我应得的40万美元，此外还有应当分到的利润。现在我终于可以和联美电影公司的同伴们合作了。
在道格拉斯和玛丽的提议下，约瑟夫·申克（我们称他为诚实的乔）和他的妻子诺玛·塔尔梅奇加入了联美电影公司，此后诺玛拍的影片将由我们公司发行。乔将担任公司总经理。我虽然喜欢乔的为人，但并不认为他做出了一位总经理应有的贡献。他的妻子是一位相当红的影星，但是讲到票房收入，她比不上玛丽或道格拉斯。乔的地位并不高于阿道夫·朱科尔，我们既然已经拒绝了朱科尔入股，为什么要允许乔入股呢？但是道格拉斯和玛丽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乔当上了总经理，并且成为联美电影公司中的平等股东。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个紧急通知，邀我出席一次讨论有关联美电影公司前途问题的会议。我们的总经理先在会上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很乐观，接着玛丽就严肃地对我们说，她听到一则业内传播的消息，感到很恐慌——她老是感到恐慌——据说院线即将合并，除非我们采取适当措施，对抗这种竞争，否则联美的前途将是岌岌可危的。
我听了这席话并不着急，因为相信，只要我们的影片好，就不怕这种竞争。但是其他人都很担心。乔·申克严肃地警告我们，虽然我们公司的基础是牢固的，但是，如果为自己的前途设想，就不应当单由我们几个人去承担全部风险，而是应当让外人持有一些股份。他已经和华尔街的狄龙——里德公司联系，他们愿意投资4000万美元，向我们公司入股，分享盈利。我坦率地说，我反对华尔街和我的工作产生任何联系，并坚持说，只要我们能够拍出精彩的影片，我们就不必害怕合并。乔抑制着愤怒，用沉着的口气高姿态地说，他这是要为公司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机会。
玛丽又把话接了过去。她谈公事时惯用一种谴责别人的口气，不是直接说我，而是间接扯到其他的人，这样就会使我觉得自己是十分自私的。她赞扬了乔的好处，特别强调了他工作辛苦，为了建立我们的公司出了多少力气。“我们做出的努力，都应当是建设性的。”她说。
然而，我已打定主意，坚持不要其他人参与我本人所做的努力；我愿意并且有信心用自己的钱为这些努力进行投资。会议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激烈的程度已超出了一般的讨论，然而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说如果其他人不准备接受我的意见，坚持要继续做这件事，他们尽可以这样做，我就退出公司。这样一来大家都严肃地声明要誓守忠诚，而乔也保证不会做任何可能破坏我们友谊或影响我们公司协调的事情。于是，华尔街入股的事就不再提了。
在给联美电影公司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之前，我原打算让埃德娜·普文斯担任一次女主角。虽然我和埃德娜在情感上已经疏远，但是我对她的事业仍很关心。然而经过比较冷静的分析，我意识到她已变得相当老气，而这与影片中所需要的角色是不相称的。此外，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剧情和人物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喜剧班底，因为我已有一些模糊的想法，满怀雄心，打算拍一些喜剧故事片，而拍这一类的影片，就需要有更为齐全的班底。
接连几个月，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经过自己的改编，和埃德娜拍一部《特洛伊女人》。但是我们越深入研究这项工作，越认为需要把它拍成一部成本很高的影片，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项计划。
后来我又开始考虑让埃德娜扮演其他有趣的女性。当然，我想到了约瑟芬[221]！尽管拍这种影片需要古代服装，并且成本要比拍《特洛伊女人》高一倍，但这都不成问题。当时我的热情很高。
我们开始进行广泛的研究，阅读德布里昂的《回忆拿破仑·波拿巴》，以及拿破仑的仆人康斯坦的回忆录。但是我们越是深入钻研约瑟芬的身世，就越是被拿破仑的形象吸引。我对这位叱咤风云的天才大感兴趣，到后来拍约瑟芬的念头逐渐减弱，而拿破仑的形象则变得更加鲜明，我很想扮演这个角色。这部影片可以叙述他的意大利战役：用史诗的形式描绘一个二十六岁青年的意志与勇气，他怎样制服百战沙场的老将，消除他们的妒忌和强有力的反抗。然而，可惜的是，后来我的热情逐渐冷淡下去了，有关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计划也就作罢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多次改嫁、轰动一时的美女佩吉·霍普金斯·乔伊斯一身珠光宝气，带着从五个丈夫那儿弄到手的300万美元——这是她对我说的——在好莱坞露面了。佩吉出身寒微：她是一个理发匠的女儿，后来当了齐格菲歌舞团的舞女，先后嫁了五个百万富翁。此时佩吉的美貌虽仍不减当年，但是神态已略显倦怠。她直接从巴黎过来，很引人注目地穿着黑色衣服，因为最近有一个青年为她自杀了。她就这样穿着一身丧服冲进了好莱坞。
有一次，我们一起很安静地进餐时，她悄悄告诉我，说她最不喜欢出风头。“我只想嫁一个男人，生几个孩子。我心底里是一个朴实的女性。”她一边说一边整理胳膊上戴的20克拉的钻石和翡翠镯子。开玩笑的时候，佩吉管这些首饰叫“我的臂章”。
谈到她的某一任丈夫时，她说，新婚之夜，她把自己锁在卧房里，要他先从门缝里塞进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才许他进来。
“他照办了吗？”我问。
“他照办了，”她娇嗔中带着点嘲笑的口气说，“第二天早晨，趁他还没醒，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兑现了那张支票。但是，他是一个浑蛋，一个酒鬼。有一次我把一瓶香槟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下子，他被送进了医院。”
“所以，你们俩就这样拆了伙？”
“不是的，”她大笑起来，“他好像倒挺喜欢我这一招，后来更对我着了迷。”
托马斯·因斯邀请我们到他的游艇上去。总共只有三个人：佩吉、托马斯和我。大家坐在特等房舱的一张桌子旁边，喝着香槟。那时已经是黄昏，佩吉手边摆着一瓶香槟。天渐渐黑了下来，这时我看出佩吉正把她对我的兴趣转移到托马斯·因斯身上，开始对我显得有点不耐烦了，于是我就想起，她会把从前用香槟酒瓶对付她丈夫的那一招使到我头上来。
我虽然喝了一点香槟，但人很清醒，就轻轻地对她说，只要我怀疑她那漂亮的脑袋里转到了那个念头，我就要把她从船上扔下去。从那次以后，我就脱离了她那个小圈子，而米高梅公司的欧文·塔尔贝格则成了她的下一个爱慕对象。欧文非常年轻，有一段时间被她这位风头人物迷得神魂颠倒。米高梅公司里盛传他们俩即将结婚的惊人谣言，但后来欧文的热情消失，结果两人并没有搞出什么动静来。
在我们那段短暂但离奇的交往过程中，佩吉曾给我讲过她和一位著名法国出版商交往时的几件趣事。这几件趣事促使我创作了《巴黎一妇人》的剧本，该片由埃德娜·普文斯主演。我无意自己出演，只是导演了那部影片。
一些影评家说，无声电影没法表现心理状态；要表现心理状态，最多只能是通过一些明显的动作，如男主角把女性角色按在树干上，狂热地对着她的嗓子眼扑哧扑哧地喷气，或是挥动椅子，打砸笨重的东西等等。《巴黎一妇人》一片驳倒了上述的说法。我故意用一些细致的动作，来表现心理状态。例如，埃德娜扮演一个交际花，她的女友走进房间，给她看一本社交新闻杂志，里面刊载了一条埃德娜的情人结婚的消息。埃德娜冷冷地接过了杂志，看了看，马上把它放在一边，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接着就点燃了一支烟。但是观众们可以看出她是受到了刺激。她笑嘻嘻地在门口和她的朋友道了别，赶回去看那本杂志，情绪十分激动地读那条新闻。影片用了许多微妙的暗示。有一场戏是女仆在埃德娜的卧室里打开了衣橱，无意中让一个男人戴的硬领落在地板上，而这就说明了女主人和片中男主角（由阿道夫·门吉欧扮演）的关系。
影片受到了一些有鉴赏能力的观众的热烈欢迎。它是第一部蓄意讽刺和描写心理的无声电影。此片一出，就有其他许多同类型的影片问世，其中包括恩斯特·刘别谦导演的《姻亲关系》，门吉欧在该片中几乎是重演了同样的角色。
阿道夫·门吉欧一跃成为大明星，但是埃德娜的成绩却不太好。这时有人邀请埃德娜去意大利拍一部影片，为期五个星期，报酬是1万美元，她向我讨主意，问是否应当接受。我当然怂恿她去，但是她不愿和我们断了关系。于是我建议，她不妨接受邀请，如果影片不卖座，她尽可以再回来和我合作，而那1万美元仍旧可以到手。埃德娜拍了那部影片，成绩并不太好，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公司。
那时我还没拍完《巴黎一妇人》，波拉·内格里以一副十足的好莱坞派头，在美国社交界初次露面。派拉蒙电影公司把宣传工作做得实在过了火，显得过分地愚蠢。他们乱七八糟地虚构了一些妒忌和争吵的故事，为葛洛丽亚·斯旺森和波拉大肆宣传。刊出的标题有《内格里抢斯旺森的化装室》《葛洛丽亚·斯旺森给波拉·内格里尝闭门羹》《内格里已同意接见斯旺森》。报刊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胡扯下去。
讲到那些虚构的故事，我们既不能怪葛洛丽亚，也不能怪波拉。实际上，她们一开始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女性间离奇曲折的故事，宣传部门一经得悉，便如获至宝。当时有许多人设宴招待波拉。就在谣言纷纭的那段时间里，我在好莱坞剧场的交响音乐会上遇见了波拉。她同宣传人员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董事坐在我隔壁的包厢里。
“查理！你怎么不给我信呀？你一次也不来看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从德国赶来看你的吗？”
我听了这话很得意，虽然并不相信她最后的那一句，因为我只在柏林见过她一面，不超过二十分钟。
“瞧你多么狠心，查理，也不打个电话给我。我等了那么久，想要看到你的信。你工作的地方在哪儿？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要给你打电话。”她说。
我对美丽的波拉的这份热情很怀疑，但她的关注使我多少受到了感动。过了几天，她在贝弗利山她租的房子里设宴招待我。即使是以好莱坞的标准来说，那次宴会也是盛大的，虽然去了其他许多男明星，可是她只顾招待我。不管是否出自真诚，我都很高兴。这是我们的奇遇的开始。此后，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而在那些专栏作家们看来，这当然是风流事件。不久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波拉和查理订婚》。这类报道使波拉感到非常不安，她说我应当发表一篇声明。
“应当是由女性出面。”我回答。
“我应当说些什么呢？”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说内格里小姐不能见我，但没说明原因何在。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她的女仆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说她家小姐病得很厉害，问我能不能立刻去一趟。我一到那里，就被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仆领进了客厅，只见波拉小姐两眼紧闭着躺在一张长靠椅里。后来她睁开了眼睛，哼哼着说：“你真狠心呀！”就这样，我扮演了一次卡萨诺瓦[222]。
过了一两天，派拉蒙电影公司经理查理·海顿打电话来说：“你给我们招来了很多麻烦，查理。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当然可以。请到我家里来吧。”我说。
于是海顿来了。他来时已近午夜。这个身材矮胖、容貌猥琐的人，在批发仓库里管事倒挺合适；他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查理，报上登的这些谣言，把波拉都给气病了。你为什么不发表一篇声明，把这些谣言平息一下？”
我见他傲慢无礼，就直盯着他说：“你要我说什么？”
他试图用开玩笑和不介意的口气掩饰他的窘态：“你喜欢她，对吗？”
“我认为，这一类的事情谁也管不着。”我回答。
“可是，我们公司已经在这个女人身上投资了100万！报上这些宣传对她的影响很坏。”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查理，你既然喜欢她，为什么不娶了她呢？”
这时，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侮慢态度中，我看不出有丝毫玩笑的意味。“如果你以为，为了保住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投资，我就会和一个人结婚，那你完全想错了！”
“那么，你就别再和她见面吧。”他说。
“这要由波拉决定。”我回答。
谈到后来，我用开玩笑的口气淡淡地说，我在派拉蒙电影公司里没有股份，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娶她。我和波拉的关系就这样突然地开始，又同样突然地告终了。此后她没有再来找我。
就在我和波拉打得火热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姑娘来到了电影制片厂；她是从墨西哥城一路步行到这儿来找查理·卓别林的。我因为已经对一些影迷有过几次经验，所以关照我的经纪人“好好地把她打发走”。
这件事随即被丢开了，可是后来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位姑娘坐在门口台阶上。我一听这话，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吩咐仆人叫她离开，说我暂时留在制片厂里，等到事情做完了再回去。十分钟后，我听说她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波拉和雷诺兹医生夫妇在我家吃晚餐，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听了。我们推开前门，四面望了望，看那姑娘是否确实没有再来。可是，饭刚吃到一半，仆人冲进餐厅，脸色都白了。“她在楼上，睡在您的床上！”仆人说他去收拾屋子，给我铺床时，发现她穿着我的睡衣躺在床上。
我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让我去会会她。”雷诺兹说着离开座位，急忙走上楼。其余的人都坐在那儿，静候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了。“我跟她做了一次长谈，”他说，“她年纪很轻，人也长得漂亮——谈话很有条理。我问她为什么睡在你的床上。‘我要见卓别林先生。’她说。‘你可知道，’我对她说，‘你这样会被认为是有精神病，可能被送进疯人院？’她一点也不在意。‘我又不是疯子，’她说，‘我只不过是崇拜卓别林先生的艺术，所以从墨西哥远道来见他。’我对她说，她最好还是脱掉你的睡衣，穿好自己的衣服，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们就要报警了。”
“我想见一见这位姑娘，”波拉装模作样地说，“叫她下楼到起居室吧。”我犹豫不决，觉得这样会使大家很窘迫。但是后来姑娘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雷诺兹说得对：姑娘年轻漂亮。她说已经在制片厂外徘徊了一天。我们请她吃饭，但是她只喝了一杯牛奶。
她坐在那儿喝牛奶时，波拉向她提出了许多问题：“你爱卓别林先生吧？”（这时我眨了眨眼睛。）
姑娘大笑：“爱他！哦，没有的事，我只不过是崇拜他，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波拉问：“我的影片你看过吗？”
“看过。”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不是卓别林先生那样的艺术家。”
当时波拉的表情挺有意思。
我警告那姑娘，她的行为会引起误会，然后问她可有回墨西哥城的旅费。她说她有钱；于是雷诺兹又劝了她几句，她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中午，男仆冲进了房间，说她服毒了，正躺在路中间。我们丝毫不敢怠慢，立刻打电话报警，用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第二天报纸大肆宣传，刊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医生已经给她洗了胃，她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并没服毒，只是为了要引人注意，又说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
她出院后被福利联盟照管，福利联盟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给我，问我能否资助她返回墨西哥城。信里说：“她并无恶意，不是坏人。”于是我们代她付了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可以给联美拍第一部喜剧片了，我一心要拍出一部比《寻子遇仙记》更为成功的电影。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搜索枯肠。我老是对自己说：“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可是，我什么也想不出来。一个星期日早晨，我在范朋克家里度周末，早餐后和道格拉斯一起闲坐，看几张立体风景照。有几张是阿拉斯加和克朗代克河的风景，一张是奇尔库特山口一长列金矿勘探者的人像，他们正在攀越冰冻的山峦，背面还印了一段文字，描写这些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克服困难。我想，这可是一个精彩的主题，它可以激发我的想象。果然，各种离奇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在我脑海中涌现，虽然我还没有一个故事，但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
说来也矛盾，创作一部喜剧时，悲剧因素往往会引发嘲笑心理；我想，这是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我看过一本书，它讲到唐纳移民队[223]去加州时迷了路，被大雪困在内华达群山中。一百六十个拓荒者，最后生还的只有十八人，多数人冻饿而死。有的人饿得只好吃死尸，还有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烤了吃。从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一边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边还剔出鞋钉，仿佛它们是美味阉鸡的骨头，并且津津有味地大嚼鞋带，仿佛它们是细面条。这样饿得要发狂时，我的同伴把我想象成一只鸡，要把我生吃了。
六个月里，我想出了一系列喜剧片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我就开始拍摄，相信从喜剧的穿插和动作中可以演化出一个故事来。当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都被剪去了。其中有一组镜头，拍的是流浪汉和爱斯基摩姑娘谈情说爱的场景，姑娘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用擦鼻子代替接吻。流浪汉要离开她去找金矿时，依依不舍地与她道别，用鼻子抵着她的鼻子热情地擦着。流浪汉走开后，又转过了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向她最后抛了一个“吻”，接着又偷偷地用指头在裤子上擦了擦，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点伤风感冒了。但是有关爱斯基摩人的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因为它们和片中舞女更重要的故事有了冲突。
拍《淘金记》的时候，我第二次结婚。[224]由于我们有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又非常爱他们，所以有关这次婚事我就不详细加以记述了。我们婚后共同生活了两年，都试图使婚姻美满，然而毫无希望，结果还是招来了很大的痛苦。
《淘金记》在纽约河滨剧院上映时，我去主持首映典礼。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我兴冲冲地绕过一座悬崖，不知道自己背后跟着一头熊，观众们狂笑鼓掌。直到终场，只听到笑声，间或还夹杂着掌声。后来联美电影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走过来拥抱我：“查理，我保证这部影片一共至少可以卖600万。”结果真的卖了那么多钱！
首映结束，我病倒了。那时我住在丽兹酒店，一天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就慌忙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我快死了，”我喘着气说，“找我的律师来呀！”
“律师！你是要请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去找我的律师，我要立遗嘱。”
我的朋友惊慌失措，律师和医生他都去找了，但是那时候我的律师凑巧在欧洲，所以只来了医生。
医生照例检查了我的身体，并没有发现什么别的疾病，只是神经紧张。“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他说，“离开纽约，到海边去一趟，你可以在那儿静养几天，呼吸海滨的空气。”
半小时内，我已被匆匆忙忙地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无缘无故地哭了。后来，我住进了临海的一家酒店，占了一间面向大海的房间，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是这时候有许多人聚集在酒店外面叫喊：“喂，查理！”“你好啊，查理！”我只好从窗口移到里面去坐，免得让他们看见了。
突然，我听见狗叫似的一声尖号。一个人掉下水了。救生员把他抬起来，放在我的窗口前面，给他施行急救，但是为时过晚，他已经死了。救护车刚把他送走，又听见一声惨叫。前后一共抬过来三个人，后面的两个人被救活了。我比刚来时更加紧张了，决定还是回纽约去。过了两天，我差不多完全好了，于是又回加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