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纽约，玛丽·多萝就打来了电话。玛丽·多萝打电话来——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几年前，会意味着什么啊！我和她共进午餐，餐后去看她演出的日场戏《百合花开》。
那天晚上，我和几个人共进晚餐，其中有马克斯·伊斯曼、他妹妹克里斯特尔·伊斯曼，以及码头装卸工出身的牙买加裔诗人克劳德·麦凯[211]。
在纽约的最后一天，我和弗兰克·哈里斯一同去参观兴格监狱[212]。途中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自传，但认为写得太晚了。他说：“我已经上了年纪。”
“上了年纪也有好处，”我大胆地说，“可以少写一些有欠慎重的话。”
曾经领导爱尔兰人进行反抗和组织工会的吉姆·拉金[213]，被判了五年徒刑，关在兴格监狱里，现在弗兰克要去看他。以口才见长的拉金，被诬告图谋推翻政府，一个不公正的法官和陪审团判了他的刑，后来这项判决虽被阿尔·史密斯州长撤销，可那时拉金已经坐了好几年牢了。
监狱里笼罩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仿佛人类的精神到了那里就停止了活动。兴格监狱里老式的牢房，阴森得像是中世纪的建筑：狭小的石头房间里很挤地睡着四到六名犯人。是怎样残酷的人，想出了建造这样恐怖的监狱啊！我们去时，牢房都空着，犯人正在院子里放风，只有一个年轻人靠在敞开的牢房门边站着，茫然露出悲哀的神情。狱吏向我们解释：新来的犯人，如果是被判了多年徒刑，头一年照例是住在老式牢房里，以后才住进较新式的牢房。我走过那个年轻人身边，跨进他的牢房，立刻被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攫住。“我的天哪！”我说着赶快退了出来，“这是不人道的！”“你说得对。”那个年轻人悲愤地悄声说。
狱吏是个很和善的人，他向我们解释，兴格监狱太挤了，需要建造更多的牢房。“但是，政府最后才会考虑到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哪位政治家会很关心监狱里的情况。”
老式的行刑室像一间教室，房间长而狭，天花板很低，里面摆了一些长板凳和桌子，是给记者们坐的，前面是一个简陋的木质构造——电椅。一根光溜溜的电线，从天花板下垂到椅子上空。屋子里显得很可怕，正是由于陈设简单，缺少引人注目的东西，它比狰狞的断头台更加阴森可怖。紧靠着电椅后面是一层木头隔板。死囚被处决后，立即被抬到隔板上，进行尸体剖验。医生告诉我们：“如果电椅没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就动手术割下尸体的脑袋。”他还说，行刑后，脑子里的血可以热到212华氏度[214]。我们走出行刑室，只觉得要晕了过去。
弗兰克打听吉姆·拉金在哪里，狱吏答应让他会见拉金；虽然这是违反规章的，但狱吏可以破例。拉金在制鞋车间，我们到了那里，受到了他的接待，他是一个高大而英俊的男子，身长约六英尺四英寸，蓝色的眼睛闪出锐利的光芒，但笑起来是亲切的。
拉金见到弗兰克虽然高兴，但显得紧张不安，急于要回去做工。尽管狱吏安慰他，但他总不放心。“如果我在工作时间被特许会客，这给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是不好的。”拉金说。弗兰克问他狱中的待遇怎样，还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他说那儿的待遇相当不错，但他很不放心他在爱尔兰的妻子和孩子，因为自从入狱以后，他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弗兰克答应帮助他。我们出来后，弗兰克说，他心里很难过，因为看到吉姆·拉金那样勇敢豪放的人，竟会这样畏惧监狱的纪律。
我回到好莱坞，就去探望母亲。看来她很愉快，并且已经知道了我重访伦敦的盛况。“听到有关你儿子的这些无聊事儿，你有什么想法呀？”我好奇地问她。
“太好啦，可是，你为什么不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却要过演戏这种虚幻的生活呀？”
“你来说说看，”我大笑道，“你也有责任。”
她沉默了一下：“要是你能够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上帝，想一想，你能拯救多少灵魂。”
我笑了：“我可能救了灵魂，可是救不了穷呀。”
我的经纪人里夫斯的太太很喜欢我母亲，她在归途中告诉我，自从我走了以后，母亲一直很健康，几乎没有发过病。她情绪很好，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里夫斯太太喜欢去探望母亲，因为母亲谈吐很风趣，常常叙述一些从前的琐事，招得她大笑。当然，母亲有时候也很倔强。里夫斯太太告诉我，有一天她和看护陪同母亲到市区，去给她买些布料做新衣服。母亲忽然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她不肯下车。“叫店员到我这儿来，”她拿定了主意，“在英国，店员总是走到车旁来的。”
后来她总算下了车。一个很和气的年轻姑娘招待她们，给她们看几匹布；有一匹是淡褐色的，里夫斯太太和看护都觉得挺合适，可是母亲不喜欢。
这时她用十分文雅的英国腔调说：“不好，不好！那颜色太素净——给我鲜艳点的。”
惊讶的姑娘只好依照她的意思，但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
里夫斯太太还告诉我，有一次她陪母亲去参观鸵鸟饲养场。饲养员和蔼有礼地招待她们，领她们去看孵化室。“这个大约下星期就可以孵出小鸟来了。”他捧着一个鸵鸟蛋说。就在这时候，有人找他去听电话，于是他把蛋递给看护，自己离开了。他刚走出去，母亲就一把从看护手里夺过那个蛋，说：“还给那只可怜的鸵鸟吧！”说着她把它向围栏里一扔，它“叭”地就爆开了。不等饲养员回来，她们赶快拉着母亲离开了鸵鸟饲养场。
“有一天，太阳晒得挺热，”里夫斯太太说，“她一定要买些冰淇淋，给司机和我们吃。”当汽车缓缓驶过一个下水道检修口时，一个工人从里面伸出头来。母亲从汽车里探出身子，要把她的冰淇淋给那个工人吃，但是她把冰淇淋扔到了他脸上。“喏，孩子，让你凉快凉快吧。”她说着在车上向他挥手。
我虽然没让她知道我的私生活，但看来她都一清二楚。在我和第二个妻子发生纠纷的那段时间里，她有一次下着跳棋（说也奇怪，她总赢）时忽然说：“你为什么不摆脱掉所有这些烦恼呢？到东方去一趟，好好地玩一下。”
我觉得这话说得奇怪，问她是什么意思。
“瞧报纸老是缠着你的私生活。”她说。
我笑了：“你对我的私生活知道些什么呢？”
她耸了耸肩：“要不是你这样怕难为情，我也许能给你出点主意。”
像这样的话，她只偶尔说一句，就不再提了。
她常常到贝弗利山我的住宅来看我的两个孩子：查理和雪尼。我还记得她第一次来的情景。当时我刚造好了那幢房子，布置得很精致，雇了好些人手：男仆、女仆等等。她在房子里四面打量了一下，然后从窗口远眺四英里以外的太平洋。我们都看她有什么反应。
“真不舍得打破这样宁静的气氛啊。”她说。
她好像把我的成名致富看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从来不曾有过任何评论，直到有一天，只有我们两人走在草坪上，她夸那花园收拾得好。
“我们雇了两个花匠。”我告诉她。
她沉默了一会儿，朝我望了望。“你一定是很有钱了。”她说。
“妈妈，这会儿我的身价是500万美元。”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但愿你身体健康，能够享受这些钱。”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此后两年里，母亲身体一直很好。但是后来，我拍《马戏团》的时候，获悉她病了。以前她患过胆囊炎，后来好了。医生警告我，她这次发病情形很严重。我们把她送进了格伦代尔医院，但是那里的医生认为最好还是别动手术，因为她的心脏很衰弱。
我到医院时，她刚服了止痛药，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妈妈，查理来了。”我悄悄地说，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她有气无力地捏了捏我的手，睁开眼睛，要坐起来，但是虚弱得坐不起来。她没法安定，老是嚷痛。我安慰她，说她就会好的。“也许会好的。”她懒懒地说，又捏了捏我的手，接着就昏昏沉沉地睡了。
第二天，我正在拍电影，接到通知，说母亲去世了。我已经料到了，因为医生警告过我。我停止工作，卸了装，和我的副导演哈里·克罗克一起赶往医院。
哈里候在外面，我走进病房，坐在窗口和床之间的一张椅子上。百叶窗半闭着。屋内的静寂和外面的阳光同样使人感到难受。我坐在那里，凝视着床上那个瘦小的身躯，她面孔仰着，眼睛闭着。人已去世，她仍旧带着一副烦恼的神情，仿佛是在担心又要遭到什么苦难。多么奇怪啊，她的生命竟会结束在这个地方，光怪陆离的好莱坞的郊区——离那个使她伤心的兰贝斯有七千英里之遥。后来，我逐一回忆她一生中奋斗的经过，她受到的折磨、她怀抱的勇气、她悲惨凄凉的岁月……我哭了。
过了一小时，我才恢复过来，离开了病房。哈里·克罗克仍候在那里，我见他等了那么久，表示很过意不去，他当然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们默默地乘车回去了。
雪尼当时在欧洲，因为有病，不能来参加葬礼。我的两个儿子查理和雪尼，都在他们的母亲那里，但是我没去见他们。别人问我是否要把她火化了。我对这想法感到害怕！不，我还是把她葬在绿色的大地上，至今她仍在好莱坞公墓中安息着。
我不知道我是否如实地描绘了我母亲的高贵形象。但我确实知道，她愉快地肩负起了自己的重任。善良和同情是她最突出的品德。她虽然信仰宗教，但同时又喜爱罪人，并且一直认为自己属于他们的行列。她的性格中不含丝毫恶俗之气。她在言谈中无论用什么粗鄙的语句，总是用得很恰当。尽管我们不得不过穷苦生活，但她使雪尼和我始终未曾沾染市井恶习，我们意识到自己不是一般的贫民，而是特殊的人物。
女雕塑家克莱·谢里登出版了《从五月市到莫斯科》一书，一时全国为之轰动，她来到好莱坞，萨姆·高尔德温设宴招待她，并邀我作陪。
克莱长得颀长好看，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甥女，嫁的是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215]的后裔。她是革命后第一个去苏联的英国女性，后来曾受委托，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塑半身像，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
她虽然是亲布尔什维克的，但她的书没有招来特别的反感；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贵族人士。后来她受到纽约上流社会的款待，并为其中一些人塑了像。被她塑过像的人，还有贝阿德·斯沃普[216]、伯纳德·巴鲁克[217]等。我认识她时，她正带着六岁的儿子狄克在各地演讲。她埋怨说，在美国很难靠雕塑维持生活：“美国男子尽可以让艺术家为他们的太太塑像，但自己却不愿做模特，他们太害羞了。”
“我可不害羞。”我说。
于是我们做了安排，把她的黏土和工具都搬到了我家，从午饭后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一直摆好姿势让她塑像。克莱有一种引人谈话的本领，于是我就在谈话中炫耀自己的智力。后来，我仔细看那即将完工的塑像。“这简直是一个罪犯的头像嘛。”我说。
“恰巧相反，”她一本正经地回答，“这是一位天才的头像。”
我哈哈大笑，于是提出了一套理论，说天才和罪犯十分近似，二者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她告诉我，自从发表了有关苏联的演讲，她觉得自己已为社会所摈弃。我知道克莱既不是一个专写政治小册子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政治狂热者。“你已经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报道了苏联的情况，那么，就到此为止了吧，”我说，“你何必一定要登上政治舞台呢？这样肯定要吃亏的。”
“我是靠演讲为生的，”她说，“一般人都不愿听真理，但我既然想到了什么说什么，那就只能宣传真理。再说，”她情不自禁地补充了一句，“我喜欢我那宝贝儿布尔什维克。”
“我那宝贝儿布尔什维克。”我重复了一句，大笑了起来。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克莱的处世方法是清醒而现实的，因为，后来1931年我再遇见她时，她说她住在突尼斯郊外。
“可是，你为什么要住在那儿呢？”我问。
“那儿比较便宜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要是去伦敦住，单凭我有限的这点收入，在布卢姆斯伯里我只能租两间小屋子，但是在突尼斯，我可以租一幢房子，雇几个仆人，还可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让小狄克在里面玩耍。”
小狄克十九岁那年死了，这对她是一个惨痛可怕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恢复过来。后来她皈依了天主教，一度进了修道院；她信仰宗教，我想只是为了要获得一些安慰。
有一次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块墓碑上嵌了一幅照片，上面是一个笑吟吟的十四岁小姑娘，下面刻了三个字：“为什么？”一个人在悲怆迷惘中，是不可能找到一个答案的。他只能做出一些错误的解释，给自己多添一些痛苦——然而，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一个答案。我不能相信，像某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出于偶然的。生与死是如此绝对，又是如此不可调和，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偶然的。
生与死的表现——天才的夭折、世事的动荡、残酷的屠杀、非常的巨变——似乎是空虚的、毫无意义的。然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却证明了一点：冥冥中存在着一种绝对和确定的目的，它是我们的三维空间思想无法理解的。
有些哲学家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物质的某种形式的运动，而一切存在的物质又都是无增无减的。既然物质是运动，那么它就必须受因果定律的支配。假如我承认这一点，那么一切运动都是命中注定的。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现在搔搔自己的鼻子，不也和一颗流星的陨落一样是注定的吗？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树叶从树上落了下来，孩子摔了一跤：这些运动不都可以无限地回溯吗？难道它们不都是注定的吗？不都是可以永远发展下去的吗？树叶的飘落，孩子的跌跤：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追溯它们的开始，也无法推断它们的结局。
我并不教条式地信仰宗教。我的看法和麦考利[218]相似，麦考利说，16世纪的人和当代人所辩论的都是同样的宗教问题，并且辩论得既玄妙又尖锐，尽管知识丰富了，科学进步了，然而不论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没一位哲学家能够进一步说明这些问题的实质。
我既不相信，也不否定任何论点。可以凭头脑想象出的和可以用教学证明的，两者同样接近真理。我们不能永远通过推论去接近真理；推论需要具备逻辑性和可信性，而这就把我们束缚在一种几何形式的思想方法上。我们在梦中看见已死的人，以为他们是活着的，但同时又知道他们是死了的。梦境虽然缺乏理性，但难道就不具有可信性吗？有一些事情是超出理解范围的。我们怎能理解一秒钟的万万万分之一呢？然而，根据数学系统，这肯定是存在的。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更多地体会到了信仰的意义。我们靠信仰生活，比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多；我们靠信仰获得的成就，也比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多。我相信，信仰是我们一切思想的先导。如果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有假设、原理、科学或数学。我相信，信仰是思想的延展。有了信仰，我们才可以否定不可能的事情。否定信仰，等于反对自己，反对我们一切创造力的精神源泉。
我相信那些未知的事物，那些我们不能凭理智去了解的事物；我相信，那些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只不过是其他维度内的简单事实；在未知的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使我们达到美好境界的无限力量。
在好莱坞，我仍旧是那么孤独。我经常在自己的制片厂里工作，难得有机会遇见其他制片厂里的人，所以我不容易结识新的朋友。只有道格拉斯和玛丽可以解除我的寂寞。
他们俩婚后十分幸福。道格拉斯重建了原来的住宅，把家里布置得很漂亮，又添盖了好几间客房。他们生活得很奢华，仆人服侍得非常周到，菜肴烹调得非常精美，道格拉斯非常会做主人。
他在制片厂里建了很考究的住处，化装室旁边设有土耳其浴室，还有一个游泳池。他就在那儿招待一些知名人士，邀他们在制片厂里进午餐，领他们参观摄影棚，观看电影拍摄，然后请他们洗蒸气浴和游泳。他们浴后就坐在化装室里，裹着浴巾，挺像罗马参议员。
刚走出蒸气浴室，正准备跳进游泳池，就会被介绍给暹罗[219]国王，这确实是不寻常的。实际上有许多知名人士，我都是在土耳其浴室里第一次见到，包括阿尔巴公爵、萨瑟兰公爵、奥斯丁·张伯伦、维也纳侯爵、帕纳兰达公爵等。一个人被剥掉了一切世间名利的标志时，就可以估计出他真正的价值——阿尔巴公爵的地位就是这样在我心目中大大地提高了的。
每当这些显赫人物去见道格拉斯时，他总要请我去，因为他老是要把我当个宝贝似的献给客人。我们的习惯是这样的：洗完蒸气浴，大家在8点左右去玛丽·璧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的住所，8点半进晚餐，晚餐后再看一场电影。因此我没机会和那些客人熟悉。但是，偶尔由于范朋克家的应酬太多，我就把其中一部分客人邀到我家去。可是，说老实话，我不会像范朋克夫妇那样款待他们。
讲到招待显贵人物，再没有人比道格拉斯和玛丽更擅长了。他们对客人的那种亲热而又随便的态度，我怎么也没法学会。招待那些公爵时，头一天晚上当然总听到他们很正式地称呼公爵为“阁下”，但是不用过多久，“阁下”已经变成亲热的“乔吉”或“吉米”[220]了。
宴会上，道格拉斯的小杂种狗常常跑了出来，这时道格拉斯显得那么潇洒，总是叫它表演一些招笑的小把戏，而这就使原来可能会令人感到拘束的气氛变得活跃了。我常常听到客人悄声夸赞道格拉斯。女士们也在背后说：“多么可爱的人儿啊！”道格拉斯确实是像她们所说的那样。再没有谁比他更会讨她们的欢喜了。
但是有一次连道格拉斯也失败了。这里我不便指名道姓，因为我所说的人属于上流社会，拥有许多高贵的头衔。为了款待他们，道格拉斯已经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主宾是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为了要讨他们的欢喜，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都做了。先是让他们乘了私家游艇去卡塔利娜岛捕鱼，道格拉斯事先吩咐在那里杀了一头鹿，把它沉到海里去吸引鱼群（但是结果他们一条鱼也没捕到），然后是在制片厂的场地上举行牛仔竞技表演。颀长美丽的新娘虽然温和有礼，但始终非常缄默，没有什么兴致。
每天晚上，道格拉斯都在筵席上竭力招待她，尽管他热情洋溢、语言风趣，但怎么也没法使她鼓起兴致。第四天晚上，道格拉斯把我拉到一边。“她可把我难倒了，我怎么也没法引她谈话，”他说，“所以今天晚上我把你安排在她旁边。”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了：“我已经告诉她，你非常聪明有趣。”
道格拉斯这样给我做了宣传，我就座时很担心，就好像是一个伞兵准备跳伞似的。我想，还是采取秘密谈话的方式吧。于是我从桌上拿起了餐巾，把身子凑近那位夫人，悄悄地对她说：“鼓起兴致来吧。”
她转过头来，没十分明白我说的话：“您说什么？”
“鼓起兴致来吧！”我含混地重复了一句。
她露出惊讶的神情：“鼓起兴致来？”
“是呀。”我回答说，把膝上的餐巾铺好，眼睛向前望着。
她停了一下，向我仔细看了一会儿：“您为什么这样说呀？”
我想，现在机会来了。“因为您非常忧郁，”不等她回答，我又接下去说，“您瞧，我是有吉卜赛血统的，懂得这类的事情——您是在哪个月出生的？”
“4月。”
“这就对啦，是白羊座嘛！我明白了。”
她高兴了，这样一来她就显得很可爱了。“明白什么了？”她笑着说。“这个月里，您的精、气、神都处于低潮。”
她思索了一会儿：“真了不起，您能看出这一点。”
“只要直觉敏锐，这是挺简单的——这会儿您的心情很不愉快呢。”
“外表上看得出来吗？”
“也许，其他的人看不出来。”
她笑了笑，接着考虑了一下，然后心事重重地说：“真奇怪，您算出来了。可不是，实际上正是这个情形。我现在非常愁闷。”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情：“这是您心情最不好的一个月。”
“我感到非常沉闷，觉得没有一点希望了。”她接下去说。
“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说到这儿，不知道再讲一些什么才好。
她伤心地继续说：“我真想出走——只想避开一切事务，躲开所有的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找一个工作——做一个临时电影演员，但是，这样又会使所有和我有关系的人难堪，他们的地位太高了，不能接受这样的事。”
她在谈话中用了“他们”，但是我知道，这当然是指她的丈夫。这时我慌了，我不再装作是在秘密谈话，我开始严肃地劝告她，而所说的当然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出走没用，责任是永远回避不了的，”我说，“生活是欲望的表现，一个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千万不要冒失——您会为这种事懊悔一辈子的。”
“我想，您这话说得对，”她忧郁地说，“无论如何，和一个能理解的人聊一聊，我心里舒畅多了。”
道格拉斯正在和其他客人闲谈，时不时朝我们这里瞟上一眼。这时她望向他笑了笑。
饭后，道格拉斯把我拉到了一边：“你们俩到底是在谈些什么呀？我以为你们都要把对方的耳朵咬下来了！”
“哦，只不过是谈一些日常的大道理罢了。”我得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