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爱丽舍餐厅设宴，请了大约四十位客人，其中有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和梅特林克夫人。我们玩猜词游戏[183]。道格拉斯和玛丽演第一幕。道格拉斯扮演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在车票上轧了一个洞，递给了玛丽。表演第二个音节时，他们打着手势做了一个拯救落水的动作，玛丽高声呼救，道格拉斯向她游去，然后将她安全地送到河边上。不用说，我们都喊出了“范朋克！”[184]
那天晚上大家都非常高兴，后来梅特林克夫人和我串演《茶花女》里死别的一场。梅特林克夫人扮演茶花女，我扮演亚猛。她在我怀里垂死的时候，忽然咳嗽起来，起先咳得还轻，后来越咳越厉害，她的咳嗽有感染性，于是我也咳起来了。我们俩就好像在比赛咳嗽。最后像是我几乎死在茶花女的怀里。
出发的那一天，早晨8点我好不容易才被唤醒。浴后我的积郁一扫而净，因为即将去英国，只感到兴奋。和我同乘“奥林匹克”号去英国的有我的朋友爱德华·诺布洛克[185]，他是《命运》和其他剧本的作者。
一大群新闻记者登上了船，我担心他们会留下来和我们长途做伴——后来有两个留下了，其他的都随着领港员一起走了。
最后，房舱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四面摆满了朋友们送来的一篮篮水果和鲜花……自从离开英国，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上次和卡诺剧团的同事们乘的就是这条船，那时我们坐的是二等舱。我记得，侍者曾经领着我们在头等舱里匆匆地兜了一圈，让我们走马观花地见识了一下另一半乘客们的生活。侍者还谈到个别的房舱布置得多么豪华，收的费用又是多么昂贵，而我现在就占了这样一间房舱去英国。我从前在伦敦的时候，还是兰贝斯一个默默无闻、在困苦中挣扎的青年；而现在我已经成名致富，仿佛是第一次去伦敦观光。
出海后没几个小时，已经觉察出了英国的氛围。每天晚上，我和爱德华不去大餐厅，而是在丽兹餐厅吃饭。那里的酒菜都是按菜单点的，有香槟、鱼子酱、鸭肉末、松鸡、野鸡、葡萄酒、卤肉汁、小烤饼等。我有的是空闲时间，于是每天晚上都喜欢很无聊地打扮自己，还打起了黑领带。过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时，我感到了有钱的快乐。
我原以为现在总可以轻松一下了。但是“奥林匹克”号的布告板上公布了我去伦敦的消息。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邀请和请求的电报像雪片似的飞来，而且越来越多。人们的狂热好像正在酝酿成一场风暴。“奥林匹克”号的布告板上，转载了《联合新闻》和《电讯早报》的报道。有一条是：“卓别林衣锦还乡！从南安普敦至伦敦，沿途将重现罗马凯旋盛况。”
另一条报道是：“每天客轮沿途发布的新闻，以及查理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并在街头出售号外，介绍这位大名鼎鼎、小矮个儿、撇着一双怪脚的演员。”
再有一条报道是：“《查理我的亲爱的》这首詹姆斯二世党人[186]所唱的古老歌曲，体现出一星期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这狂热每小时将随着查理回国所乘的‘奥林匹克’号的逐渐驶近而加剧。”
还有一条报道是：“‘奥林匹克’号今晚将在浓雾中泊靠南安普敦，已有大队影迷聚集该地，前来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警局人员正忙于做出安排，在码头及市长欢迎查理的典礼上维持秩序……一如既往，像举行胜利游行时那样，报纸将报道在什么地点可以最清楚地一睹卓别林的风采。”
我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盛大的欢迎。虽然那是令人兴奋的特殊礼遇，但是我却宁愿将这次回国推迟一段时间，等到我认为自己更配受到这样的欢迎的时候再回去。当时我只不过是渴望见到旧时熟悉的地方：悠闲自在地去各处走走，在伦敦各地做一次巡礼，看看肯宁顿和布里克斯顿，看看波纳尔弄3号的那扇窗子，看一眼我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阴暗的木棚，看一下我同露易丝和父亲一起住的肯宁顿路287号二楼的窗子。当时我忽然想起了这些地方，于是怎么也没法把它们从心头抛开。
我们的船终于抵达瑟堡[187]！有许多人从船上下去，又有许多人登上了船——其中有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我去英国有什么任务吗？来法国有什么任务吗？我打算去访问爱尔兰吗？我对爱尔兰问题[188]有什么看法吗？他们简直要把我生吞下去。
我们的船离开瑟堡，开赴英国，但这时它像是在爬行，慢腾腾地爬行。再也别想能睡得着。1点了，2点了，3点了，我一直醒着。轮机停了，后来倒退，最后完全停下。我可以听到外面走道里传来人们来回奔跑的脚步声。我神经紧张，毫无睡意，于是向舷窗外望去。但外面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可以听见英国人的声音了！
天色破晓，我由于极度疲倦而睡熟，但只睡了两个小时。侍者给我端来热咖啡，送来早报，我起来了，快乐得像只云雀一样。
只见报上的一条标题是：
喜剧演员归国
盛况不亚于停战纪念日
另一条标题是：
伦敦家家户户谈卓别林来访
再有一条标题是：
卓别林抵伦敦将受到盛大欢迎
还有一条大字标题是：
看哪，我们的儿子——[189]
当然，也有少数指摘批评的文章：
呼吁恢复理智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恢复理智吧。我敢说，卓别林先生是一位十分可敬的人士；我也无意追究，此时此刻他对故国的这份深切怀念，为什么不曾在大不列颠受到德国蛮子威胁、岌岌可危的黑暗岁月中表现出来。也许的确像某些人为他辩护的那样，查理·卓别林在摄影机前面耍上几手招笑的玩意儿，要比他在大炮后面做出一些英勇的行为更称职吧。
在码头上，我受到南安普顿市长的欢迎，然后匆匆忙忙上了火车。现在我们终于向伦敦进发！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来到我的包厢里。我记得，当时我和阿瑟坐在一起，我一面看着外面晃动的绿色田野，一面跟他谈话。我告诉他，我收到了他妹妹的一封信，信中邀我到波特曼广场她家里去吃饭。
他奇怪地向我望了望，好像有些发窘：“你知道吗，海蒂已经去世了。”
我大为震惊，但那时我还不能充分体会到这件事的悲哀；一时间太多的往事涌上心头，我只感到茫然若失。特别是在这种近似幻境的情况下，海蒂是我唯一想要再见的故人。
我们的火车正进入伦敦市郊。我急切地向窗外眺望，但怎么也认不出掠过去的街道。我又是激动又是担心：战后的伦敦也许已经面目全非了吧。
接着我更加激动了。仿佛心中已经没有思念，只有期望。可是，期望的又是什么呢？我心绪烦乱。我没法思考。我只能漠然望着伦敦的那些屋顶，但那儿并没有真实。一切都是期望，期望啊！
最后，火车开进了可以听见嗡嗡回声的火车站——滑铁卢车站到了！我走下火车，看见站台尽头挤满了被绳子拦住的人，以及一排排的警察。闹闹哄哄，一切都显得十分紧张。我虽然除了兴奋外一时无法体会其他的感受，但仍旧可以觉察出，自己像是在人们的押送之下，被拉着向站台的一面走去。当我们走近被绳子拦开的人群时，紧张的情绪开始缓和下来：“他来了！他来了！”“查理，好样的！”这时他们发出了欢呼。我和阔别了十五年的表兄奥布里在欢呼声中被推进了一辆轿车。在慌乱中，我竟随着他们避开了一群群等了很久要见我一面的人。
我叮嘱奥布里，一定要让我们的车走威斯敏斯特桥。汽车驶出滑铁卢车站，经过约克路，我注意到旧房屋已经不见了，原先的地方造起了一座新的大厦，那是伦敦郡议会所在地。但是汽车一拐过约克路，威斯敏斯特桥就像云层中射出的阳光那样突然呈现在我面前！它完全和从前一样，庄严的议会大厦仍然矗立在那里，它仿佛是永恒的。整个情景完全像我从前离开时一样。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选了丽兹酒店下榻，因为它当年刚落成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走过门口时，一瞥间看到里面金碧辉煌，此后就一直很想知道其他部分是什么样儿。
一大群人等候在酒店外面，我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后我在酒店里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十分焦急地想要单独出去。但是人群仍聚集在外面高声欢呼，我不得不几次走上阳台，像一位王公贵人似的，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处于这样不寻常的情况下，很难描绘当时的情景。
我的房间里坐满了朋友，但我一心只想离开他们。那是下午4点，我推说要小睡片刻，等到晚饭时再和他们见面。
他们刚走，我就赶快换了衣服，乘运行李的电梯，悄悄地出了后门。我立刻沿着杰明街一路走去，叫了一辆出租车，经过干草市场，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再沿着议会街驶过威斯敏斯特桥。
汽车拐了一个弯，肯宁顿路终于到了！可不就是那条路嘛！真叫人没法相信啊！它一点也没变。威斯敏斯特桥路拐角那儿是基督教堂！布鲁克街拐角那儿是巨盅酒馆！
我叫出租车在波纳尔弄3号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下。当我向那幢房子走过去时，我觉得心里宁静得出奇。我站定了一会儿，仔细地打量一切。波纳尔弄3号！它就在这儿，像是一个空空的头骨。我抬头看最上面一层的两扇窗子——从前母亲就坐在那间阁楼里，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最后发了疯。现在，两扇窗子紧紧地关着。它们不肯透露出一点秘密，仿佛对那个好半晌站在那儿望着它们的人无动于衷，然而，它们的沉默却比语言表达了更多的意思。最后，几个孩子走过来，围住我，我只好走开了。
我走到肯宁顿路后边，也就是从前我曾经帮劈柴人干活的马房那儿。但是马房已经被一堵砖墙围起来，劈柴人也不见了。
后来我走到肯宁顿路287号，雪尼和我曾经同父亲、露易丝及他们的孩子住在那里。我抬起头来仔细看二楼的窗子，我童年的困苦日子是在窗内度过的。现在，它们却显得那么超然世外，那么宁静而又神秘。
后来，我走到了肯宁顿公园，经过了一家邮局，从前我曾在那里存了六十镑，那是我1908年以后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至今仍在那里存着。
肯宁顿公园！虽然隔了这么多年，仍旧是一片愁人的翠绿。后来我又走到肯宁顿门，那是我第一次和海蒂约会的地方。我在那儿伫立了一会儿，看见一辆有轨车停下了。有几个人上了车，但是没有人走下来。
后来，我又走到布里克斯顿路，去看格伦肖大厦15号由雪尼和我布置的那套房子。但这时我的情感已经耗尽，只剩下好奇了。
在归途中，我在号角酒馆休息了一会儿，喝了一杯酒。这酒馆从前生意兴隆时陈设华丽，桃花心木柜台擦得闪亮，挂着光洁的镜子，设有台球房。在那间大厅里，一些朋友曾为我父亲举行最后一次义演。现在，号角酒馆已稍显陈旧，但里面的陈设还是完整的。不远处，是我读过两年书的肯宁顿路郡议会学校。我望了望里面的运动场：四周添造了房子，那片灰色的柏油地缩小了。
我在肯宁顿区四下漫步，只觉得从前在那里遭遇的一切像是一场幻梦，而后来在美国经历的事情则是现实。同时我又觉得有点不安：这些使穷人感到亲切的街道，会不会仍能使我重又陷入绝望的困境中呢？
许多荒谬的文章写到我是怎样忧郁孤僻。也许，我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只是由于成了名，我才将各色的人都吸引了过来。急朋友之所急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把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未必是适当的。在我声名大噪的时候，朋友和相识来找我的太多了。我呢，既是一个外向又是一个内向的人，而当我更偏于内向时，我就只好避开了他们。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文章说我行动诡秘，性情孤僻，很难和别人结为知己。这可是荒谬之谈。我有一两个极为要好的朋友，他们不但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和我在一起时，总是给我带来乐趣。
然而，某些作家却随心所欲，有时候把我的个性描绘得很开朗，有时候又把它刻画得很阴暗。比如，萨默塞特·毛姆就曾经这样写道：
查理·卓别林……他的幽默是简明的、可爱的、自然的。然而，始终能感觉到，在这一切的后面隐藏着一种深切的悲哀。他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即使他不用滑稽的口吻说“咳，昨天晚上我感到一阵不痛快，简直不晓得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你也可以知道他的心情是接近忧郁的。他不会给你一种印象，使你觉得他是一个生活得幸福的人。我想，他一直在怀念那些贫民窟。他的成名致富，将他局限于一种他只会感到拘束的生活方式。虽然年少时代过的是极端贫穷的日子，怀有的是自己明知道无法满足的渴望，然而，我认为，他一直在怀念在那个时代里所享受的自由。在他看来，伦敦城南的街道是供他戏耍游乐的，是有着无限惊险可以探索的……我可以想象到，他走进了自己的家门，会感到奇怪：自己究竟要在这个陌生人的住宅里干些什么。我怀疑，也许只有一个地方，他可以看作是自己的家，那就是肯宁顿路后面那幢三层楼的房子。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洛杉矶市内溜达，后来信步走到了最穷苦的人住的地方。那里是一些肮脏的廉租房和装饰得很俗气的旧商店，商店里卖的都是穷人的各种日用品。这时他高兴得容光焕发，用兴奋的口气说：“你瞧，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对吗？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190]
要强使别人相信穷苦生活可爱，这很让人反感。我至今还不知道，有哪个穷人怀念穷苦，或在穷苦中感到自由。毛姆先生也无法使任何穷人相信，一旦成名致富，就会感到拘束。我有了钱并不感到拘束——相反，有了钱我只觉得自由。我不相信，毛姆会让小说中的任何人物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哪怕只有一点点。“伦敦城南的街道是供他戏耍游乐的，是有着无限惊险可以探索的……”这种油滑的论调，多少带一点玛丽·安托瓦内特[191]说话时那种虚诞浮华的口气。
我觉得，穷苦既不是可爱的，也不是崇高的。穷苦并没有让我学到任何东西，它只使我歪曲了价值标准，过高地估计了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品质与美德。
相反，财富与声名教我学会了怎样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上流社会，在接近那些知名人士时我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缺点的。由于有了财富和声名，我才会轻视宝剑、手杖、马鞭等身份标志，将它们看作势利的表现；知道以学究口吻评价一个人的优点和智力是错误的；知道这种神话麻痹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思想；并且知道，智力并不一定是教育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
不论毛姆怎样设想，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就是我自己：一个独特的、不与他人一样的人，一个具有祖先传下的奋发进取精神的人；梦想、欲望，以及特殊经历的累积，我就是这一切的总和。
我到了伦敦，发现自己经常和一群好莱坞的朋友在一起。我在盼望一些变化，想要获得一些新的经验，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我想要利用一下我的名气。我还有一个约会：去看H.G.威尔斯。此后我就可以自由做一些安排了，我希望会见另一些人。
“我已经安排好，在加里克俱乐部[192]设宴招待你。”爱德华·诺布洛克说。
“老是一些演员、画家、作家，”我开玩笑说，“可是，那个不大公开的英国上流社会在哪里呢？乡间别墅里举行的宴会，我至今还不曾被邀请参加过呢。”我要看看贵族的小圈子。我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只是想开开眼界。
加里克俱乐部里，油画和深色的橡木墙构成了明暗相衬的装饰，那是一个光线朦胧、气氛宁谧的地方，我在那儿会见了詹姆斯·巴里[193]爵士、E.V.卢卡斯[194]、沃尔特·哈克特[195]、乔治·弗兰普顿[196]、埃德温·勒琴斯[197]、斯夸尔·班克罗夫特[198]，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那次宴会虽然沉闷，但名人们的出席仍使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那天晚上的宴会并不十分成功。按说名人会集时必须创造一种亲切舒适的气氛，但是由于那天主要的客人是一个新成名的暴发户，他怎么也不肯在餐后发表讲话，也许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节目，所以很难形成这种气氛。雕塑家弗兰普顿在席上竭力使他的谈话听来轻松有趣，但这并不能使阴暗的加里克俱乐部发出奇光异彩，因为其他人都只顾坐着吃煮火腿和糖浆布丁。
我首次招待英国报界时，无意中说了一句：我这次回国，是要重访在英国度过童年的地方，还要再尝尝清炖鳗鱼和糖浆布丁。这样一来，大家都请我吃糖浆布丁，在加里克俱乐部，在丽兹酒店，在H.G.威尔斯家里，甚至在菲利普·沙逊[199]爵士豪华的宴会上，最后的一道甜点都是糖浆布丁。
不久，宴会散了，爱德华·诺布洛克悄悄地告诉我，詹姆斯·巴里爵士邀我们去阿德菲街他的寓所里喝茶。
巴里的寓所像个画室，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向外面望出去是景色优美的泰晤士河。屋子当中装了一个圆火炉，烟囱管一直伸到了天花板。他把我们领到一个窗口，从窗子里望出去，下面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对面是另一扇窗子。“那是萧伯纳的卧室，”他用一口苏格兰口音顽皮地说，“我有时候看见里面灯光亮着，就对着那扇窗扔几粒樱桃核或李子核。如果想要谈话，他就会推开窗子，与我随便扯上几句，如果无意谈话，他就不理睬我，或者关上灯。我一般是扔三次，就不再扔了。”
派拉蒙电影公司准备在好莱坞拍摄《彼得·潘》。我对巴里说：“《彼得·潘》拍成电影，甚至会比戏剧更受欢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特别要安排一个场面，让温迪把一些仙子扫进一棵空心的树干里。那天晚上巴里还说：“你为什么要在《寻子遇仙记》里插进做梦的那段？它打断了故事的连贯性。”
“那是因为我受了《吻一吻灰姑娘》[200]的影响。”我坦率地回答。
第二天，爱德华·诺布洛克和我一起出去买东西，后来他提议去拜访萧伯纳。但是事先他们并不曾约好。“咱们可以随便撞进去看看。”爱德华说。4点，爱德华在阿德菲街按门铃。两人正等着的时候，我突然害怕起来。“还是下次再来吧。”我说，随即沿街跑走了，爱德华追上我，怎么劝说我也没用。直到1931年，我才有机会见到萧伯纳。
第二天早晨，我被客厅里的电话铃声惊醒，接着就听见我的美国秘书用清脆的声音说：“哪一位？……是威尔士亲王[201]呀！”
当时爱德华刚巧在那儿，他自称娴熟礼仪，于是接过了电话。我只听见他的声音说：“喂？哦，是的。今天晚上吗？谢谢您！”
爱德华兴奋地向我的秘书宣布，威尔士亲王请卓别林先生今天晚上赴宴，接着他就向我的卧室跑来。
“这会儿别去吵醒他。”我的秘书说。
“我的天哪，朋友，是威尔士亲王呀！”爱德华恼火地说，接着就滔滔不绝地大谈英国的礼节。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卧室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就假装是刚醒。爱德华走进来，抑制着激动，装出了冷淡的神情宣布：“今天晚上你一定不可以有其他的约会，威尔士亲王请你赴宴。”
我也对他装出冷淡的神情，说这件事倒是难办，因为我早已约好今晚要赴H.G.威尔斯的宴会。爱德华不理会我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当然很激动——想到了要在白金汉宫和亲王一同进餐！“可是，我想这一定是谁在跟咱们开玩笑吧，”我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在报上看到，亲王在苏格兰打猎。”
爱德华忽然露出尴尬的神情：“要不，我还是打个电话到宫里去问问清楚吧。”
他再回来时，脸上带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情，不动声色地说：“可不是，他还在苏格兰。”
那天早晨，我听说以前在基斯顿电影公司的同事胖子阿巴克尔因杀人罪被控。这可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我知道阿巴克尔是一个性格柔和而又懒散的人，他是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的，于是我向来采访此事的记者发表了这个意见。最后阿巴克尔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这样一来他的事业毁了：虽然在公众中恢复了名誉，但是严重的打击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影响，过了大约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那天下午我要到奥斯瓦德·斯托尔电影院的办公室里去见威尔斯，我们约好了看一部根据威尔斯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离电影院不远，我注意到那儿密密麻麻地聚了一群人。紧接着我就被连推带搡，塞进了一个电梯，然后被簇拥到一间小办公室，里面聚了更多的人。
当时我被弄得稀里糊涂，没想到我们第一次会在这种情况下相见。威尔斯静静地坐在一张桌子旁，眨巴着一双青紫色的眼睛，和蔼中微露出窘迫。我们还没来得及握手，打开闪光灯的摄影记者已经从四面拥上来。威尔斯凑近我小声说：“咱们俩被包围啦。”
后来我们被领进了试片室，影片即将放映完毕时，威尔斯小声说：“你觉得怎么样？”我坦率地告诉他，影片并不理想。灯亮后，威尔斯马上向我凑过来说：“你夸奖这孩子几句吧。”说真的，这部影片里也只有乔治·K.阿瑟这孩子演得还差强人意。
威尔斯对电影抱着过分宽容的态度。“电影根本无所谓好坏，”他说，“只要是动的，就是精彩的！”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机会彼此熟悉的，但是那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一张便条：
别忘了来吃晚餐。如果认为需要的话，不妨穿上一件大衣，7点半左右悄悄地进来，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
那天晚上，丽贝卡·韦斯特[202]也去了。起先大家谈话时还有点拘谨，但后来就融洽了。威尔斯谈到了苏联，因为他最近到那里去过。
“进步得很慢呀，”他说，“发布一些理想的宣言是容易的，但是要实行起来可就困难了。”
“发展教育嘛。”
我对他说，我对社会主义知道的很少；又开玩笑地说，我看不出一个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的制度有什么优点：“坦白地说，我更喜欢那种不必工作就能生活的制度。”
他大笑起来：“那么，您拍电影呢？”
“那算不上工作——那是儿戏。”我用滑稽的口吻说。
他问我在欧洲度假期间打算做些什么。我说想去巴黎，然后再去西班牙看一场斗牛：“我听人说，那技巧紧张动人，十分好看。”
“的确如此，但对马来说可太残酷了。”他说。
“您何必为了几匹马动感情呢？”现在，我想到当时说过这样愚蠢的话，真恨不得把自己踢上一脚；瞧我那句话说得多么冒失啊。我看得出，威尔斯是会原谅我的。但是那天回来时，我一路上都在责怪自己的愚鲁无知。
第二天，爱德华·诺布洛克的朋友、名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爵士到酒店里来了。当时他正在给德里设计一幢新的总督官邸，刚从白金汉宫觐见乔治五世陛下回来。他随身带去了一个抽水马桶模型；它大约有六英寸高，上边装有一个可以容一酒杯水的水槽，一拉动链条，水就真的冲了出来。国王和王后拉动链条，又在水槽里添满了水，都觉得它有趣好玩，于是勒琴斯提议，再在它四周造一所玩偶之家。后来，他请了好些英国名画家给几间主要的房间画了微型画。房子里的每一件设施都是微型的。模型做好了，王后允许将它公开展出，为慈善事业募集了一大笔钱。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社交活动开始减少了。我已经会过了文人与名流，重游了童年旧地；现在，每天除了跳上跳下出租车，避开人群，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做的了。后来，爱德华·诺布洛克去了布赖顿，这时我突然决定整理行装，抛下这儿的一切，启程前往巴黎。
我以为我们这次启程，事先并未透露消息，但是到了加来，已经有一大群人在那里欢迎我们了。“夏洛万岁！”他们见我走下跳板时都这样喊着。渡海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风浪，我几乎丢了半条命，但这时还是勉强地笑着挥手。我被推推搡搡地拥进了火车。抵达巴黎时，那里也有一大群人欢迎我，并布置了警戒线。我又被一些人热情地推着挤着，然后在警察的帮助下，几乎是被举起来塞进了一辆出租车。这情形很好笑，我确实觉得有趣，但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这样的接待虽然激动人心，然而兴奋之余，我已精疲力竭。
到了克拉里奇酒店，电话铃每十分钟就要不停地响上一阵。那是安妮·摩根小姐的秘书打来的。我知道这是要找我做什么事，因为安妮·摩根是J.P.摩根的女儿。我们想设法把她的秘书敷衍了。但是那位秘书怎么也不肯让我们搪塞过去，问我是否可以见一见安妮·摩根小姐，说她不会占用我很多时间。情不可却，我只好答应3点45分在酒店里见她。但是时间到了，摩根小姐还没来，过了十分钟，我就要离开了。我走过大堂的时候，酒店经理追上了我，露出急切的神情：“安妮·摩根小姐看您来了，先生。”
摩根小姐自作主张，非要见我不可，这已经使我感到不快，可是现在竟然迟到！我只好赔着笑向她招呼：“对不起，我4点有个约会。”
“真的吗？”她说，“可是，我最多只耽搁您五分钟。”
我望了望钟，那时是4点缺五分钟。
“咱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地方坐一下，”她说，接着就趁我们在大堂里找座位时开始说了起来，“我这会儿正在为重建战时遭到破坏的法国募捐，如果能够在特罗卡德罗宫[203]举行一次庆祝会，放映您的《寻子遇仙记》，同时再请您出场，我们就能募到一大笔捐款。”
我对她说，她可以在庆祝会上放映那部影片，但是我不准备出场。
“可是，您露一次面，就可以多募很多的钱，”她坚持说，“我肯定您会被授勋。”
我忽然转到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于是两眼直瞅着她：“您有把握吗？”
摩根小姐笑了。“我们只能向政府推荐，”她说，“当然，我会尽力而为的。”
我望了望钟，把手伸了过去：“真对不起，我一定要离开了。明天开始我要去柏林三天，所以，有什么事您可以通知我。”我含混地说了这么一句，就向她道了别。我知道这样的做法近于胡闹，所以一离开酒店就开始后悔，觉得自己太冒失了。
进入上流社会，往往是由一件偶然的事情促成，那件事情像燧石上溅开的一点火花，而社交活动就像那点火花引起了一场燎原大火，于是就这样“进入”了。
我记得，有两位委内瑞拉女士——两位出身都很低微的姑娘——给我讲过她们进入纽约上流社会的经过。在一艘远洋客轮上，她们遇见了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这人给她们写了一封介绍信，从此她们就展开了社交活动。几年后，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她们成功的妙诀是：从来不向一个已婚的男子卖弄风情。结果是，纽约的女主人都喜欢她们，什么地方都邀请她们去——甚至给她们物色了佳偶。
讲到我本人，我进入英国上流社会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次我正在克拉里奇酒店里洗澡，有人告诉我乔治·卡庞蒂埃[204]来了，接着他就走进了浴室；他和杰克·登普西比赛之前，在纽约见过我。我们互相亲热地打招呼，他悄悄告诉我，有一个朋友在客厅里等着他，他想要我认识那个朋友，还说那是一个英国人，“在英国很有地位”。于是我披了一件浴衣，去见了菲利普·沙逊爵士。我和他的珍贵友谊从此开始，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那天晚上，我同菲利普爵士和他的姐姐——当时是罗克萨维奇夫人——一起进餐，第二天我就启程去柏林了。
柏林人对我的反应很有趣。我一到那里，就失去了一切地位，只剩下了我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甚至无法在夜总会里占一个好点的位子，原来柏林还没有放映过我的影片。后来还是一个美国军官认出了我，气愤地把我的身份告诉了那个惶惑失措的老板，最后他总算给我们预备了一些酒。当时一些人认出了我，就围聚在我们的桌边，那个经理的反应也挺有趣的。其中有一个德国人，一度在英国做过俘虏，曾看过我的两三部喜剧片，这时突然大喊“查理！”，接着就向那些茫然失措的顾客转过身去：“你们知道这是谁吗？他就是查理呀！”他像发了疯似的搂着我狂吻。但是，他这样兴奋，并没有引起别人过多的注意。后来还是大家都关注的德国影星波拉·内格里邀我们到她的桌边去，这才稍微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我抵达柏林的第二天，收到了一张神秘的便条，上面写的是：
亲爱的朋友查理：
自从在纽约达德利·菲尔德·马隆的宴会上见了你，此后我遇到的事情太多了。现在我住在一家医院里，病得很厉害，请千万来看看我吧。你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鼓舞……
写条子的人注明了医院地址，签的名字是“乔治”。起先我想不起这是谁。后来我回忆起来了：他肯定是那个保加利亚人乔治，就是那个还要回去坐十八年牢的人。从信中的口气明明可以看出，他这是暗示要我“照顾”。因此我想应当随身带500美元去。出乎我意料的是，到了医院，我被领进一个宽大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装有两架电话，两个身穿便服的人来接待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乔治的秘书。其中一个把我领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乔治躺在一张床上。“我的朋友！”他热情地欢迎我，“你来了，真叫我高兴。我一直没忘记，你在达德利·马隆的宴会上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好意！”接着他就冷冷地吩咐了秘书几句话，于是屋子里就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他没有说明自己怎样离开了美国，所以我觉得不便向他打听；此外，他十分关心他在纽约的朋友，向我探询他们的近况。我被弄糊涂了，一时摸不大清他的底细，好像是读一本书时跳过了其中的几章一样。最后他向我说明，他现在担任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采购员，来柏林订购机车和钢桥。后来我把那500美元原封不动地带回去了。
柏林满目凄凉。战败的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几乎在每条街道的拐角上，都可以看到断腿缺臂的士兵求乞的悲惨景象。安妮·摩根小姐的秘书急着打来电报，因为报纸上已登出了我将在特罗卡德罗宫露面的新闻。我复电说，我并没有答应亲自去，现在，为了不对法国公众失信，我要向他们说明真相。
最后我收到这样一封电报：“来此定可授勋，已为此事筹划安排，并经过一番周折——安妮·摩根。”于是，我在柏林只待了三天，就回到了巴黎。
在特罗卡德罗宫首映的那天晚上，我同塞茜尔·索蕾尔、安妮·摩根和其他几个人坐在包厢里。塞茜尔凑近了我，向我透露秘密：“今天晚上要给你授勋。”
“那太荣幸了！”我谦虚地说。
一部沉闷的纪录片一直到休息时间还没放完。我感到非常厌倦，最后灯总算亮了，两位公务员陪我到部长的包厢里。好几位新闻记者紧跟着我们；其中有一位很精明的美国记者，一再凑近我耳边悄声说：“你要接受荣誉军团勋章了，小伙子。”部长致颂词的时候，我这位朋友又不停地向我悄声说：“他们骗了你，小伙子；那勋章不对，那是他们给学校教师的；你领这个还不够光荣，你要领那个有红色绶带的，小伙子。”
实际上，我因为和学校教师一同受到表彰，已经感到非常快乐。证书上写的是：“查尔斯·卓别林：戏剧家、艺术家、民众教育受勋者……”
安妮·摩根还给了我一封情文并茂的信，向我表示感谢，邀我第二天去凡尔赛特里亚农别墅[205]吃午餐，说她将在那里和我见面。那次宴会济济一堂，来了形形色色的客人——希腊乔治亲王、莎拉·威尔逊夫人、塔莱朗——佩里戈尔侯爵夫人、保罗·路易斯·韦勒司令、埃尔莎·马克斯韦尔等。那天早晨宴会上看到的一些事、听到的一些话，我已记不清楚，因为当时我只顾忙着应酬。
第二天，我的朋友沃尔多·弗兰克和领导法国新戏剧运动的雅克·科波[206]一起来到酒店里。晚上我们一同去看马戏，看到了几个很出色的丑角，然后陪同科波在拉丁区吃了晚饭。
又过了一天，我已约好要去伦敦，参加菲利普·沙逊爵士和罗克萨维奇勋爵夫妇招待劳合·乔治[207]的宴会。但是，由于海峡上空有大雾，飞机被迫在法国海岸着陆，我们到达时已经晚了三个小时。
现在让我谈一点有关菲利普·沙逊爵士的事情。大战中他曾任劳合·乔治的秘书。他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谈吐风趣，仪容秀美，但长得有一些像外国人。他是代表布赖顿和霍夫选区的下院议员，自己虽然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并不愿意闲着，他总是努力工作，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意义。
我第一次在巴黎见他时，说我感到非常疲劳，并且十分紧张，需要避开一般人；还埋怨说，甚至酒店墙壁的颜色也刺激着我的神经。
他大笑起来：“那么，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墙壁呢？”
“黄色的和金色的。”我开玩笑说。
他邀我到利姆的别墅去，说我可以远离一般人，在那儿安静地休息几天。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到那里，我发现给我收拾的房间已经装上了黄色和金色的粉彩窗帘。
他的别墅华美绝伦，装饰得富丽堂皇。菲利普很会收拾屋子，因为他的品味非常俊雅。我住的那套豪华的房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炖在火上的汤锅一直保持温热，我夜里饿了就可以吃；早晨两个彪形男仆把一辆真可称为自动食堂的餐车推进房间，车上有精美的美国麦片粥、炸鱼片、熏肉和鸡蛋。我有一次说，来到欧洲后很想吃美国麦饼，瞧，这会儿送来的可不是麦饼吗？一直送到我的床前，都是热气腾腾的，还有黄油和枫糖浆。这真有点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场景。
菲利普爵士料理家务时，总把一只手插在衣袋里，摩挲着他母亲的珍珠——那串珠子足有一码多长，每一颗都有大拇指的指甲那么大。“我随身带着，让它们有点生气。”他说。
我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菲利普爵士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布赖顿的一家医院，探望那些在大战中患了痉挛性麻痹症的伤员，这是一种不治之症。看到那些青年的面孔和绝望神情，真令人痛心。一个青年已经浑身麻痹，用嘴咬着一支毛笔在画画，因为他全身就只剩下这一部分还可以使用了。另一个人两手紧握着拳头，必须把他麻醉，才能给他修剪指甲，以免指甲陷入掌心。有些病人的样子太可怕了，医生不许我去看——但菲利普爵士还是去看了。
离开了利姆，菲利普爵士陪同我返回伦敦花园路的住宅，当时他正在那儿举行他一年一度的四代乔治画展，为慈善事业募款。那是一所轩昂壮丽的住宅，有一间很大的花房，里面摆满了蓝色风信子。第二天我去那儿吃午餐时，风信子已经换了另一种颜色的。
我们去参观威廉·奥宾[208]爵士的画室，看见一幅菲利普爵士的姐姐罗克萨维奇夫人的画像，那幅画色彩明净。我对奥宾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装出一副拙讷和狐疑的神情，我觉得那是傲慢的表示。
此外我还去参观了H.G.威尔斯在华维克伯爵夫人领地上的乡间住宅，威尔斯夫妇和他们刚从剑桥大学回来的两个儿子住在那里。他们邀我去那里过夜。
那天下午，一共去了三十多位剑桥大学教授，他们一边静悄悄地坐在花园里，好像是等着拍一张集体照，一边默默地打量着我，仿佛是在观察一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晚上，威尔斯一家人和我玩一种叫作“动物、蔬菜或矿物”的游戏，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次智力测验。我记得最真切的是，我盖上那条冰冷的被子，在烛光下就寝。那是我在英国度过的最寒冷的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暖和过来，H.G.威尔斯问我夜里睡得好不好。
“很好。”我很有礼貌地说。
“许多客人都说屋子里很冷。”他懵然地说。
“我不说屋子里很冷，应当说冰冷！”
他大笑起来。
那次去H.G.威尔斯家做客，我还记得以下这几件事：他那间朴素的小书房，被外边的树荫遮得暗沉沉的，靠近窗子摆着一张桌面倾斜的老式写字台；他那位美丽大方的太太，领着我去看附近那座11世纪建成的教堂；我们和一个老年刻工谈话，那个工人正在为制作铜版拓几块墓碑；成群的鹿在屋子附近徘徊；圣约翰·欧文[209]在一次午餐时谈到了彩色照片激动人心的前景，但我对此表示厌恶；H.G.威尔斯朗诵了一篇剑桥大学教授写的论文，我说那繁缛的文体听来倒像是15世纪的僧侣写的；威尔斯谈了一则有关弗兰克·哈里斯的故事。他说自己年轻时很穷苦，卖文为生。他将初期的一篇涉及四维空间的科学论文投给几位杂志主编，但都被退回。最后，他收到弗兰克·哈里斯的一张便条，邀他到办公室去。
“尽管那时手头很紧，”威尔斯说，“但是，为了要去拜访哈里斯，我买了一顶旧的大礼帽。哈里斯一见我就说：‘亏你打哪儿弄来了这么一顶帽子？亏你怎么会想到把这样的文章投到杂志社？’他说时把我的稿子向桌上一扔：‘这篇文章写得太理智了——在这一行业里，理智是没市场的！’我原先把我那顶大礼帽很当心地放在桌角上；谈话时，为了加重语气，弗兰克不停地拍桌子，于是我那顶大礼帽就跟着跳动。我只担心他的拳头随时会恰巧落在帽子上。最后，他采用了那篇文章，并约我另写几篇稿子。”
我在伦敦会见了《莱姆豪斯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210]。伯克个子矮小，为人恬静而深沉，一张脸使我想起了济慈的画像。他老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难得朝说话的人看一眼，却能吸引我一直说下去。我只想要向他畅谈心底的话，而且后来确实向他倾吐了一切。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比和威尔斯在一起更加舒坦自在。伯克和我一起去莱姆豪斯的街道和中国城散步时，自己一句话也不说。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自己去了解那一带的情况。他很羞怯，我始终不知道他对我抱有什么看法，又过了三四年，他赠给我一本他的半自传体作品《雨丝风片》，我才知道他的少年时代和我的很相似。这时我才知道他对我是抱有好感的。
后来我已意兴阑珊，这时我请了表兄奥布里一家吃饭。又过了一天，我去看吉米·拉塞尔。吉米从前是卡诺剧团里的同事，如今是一家酒馆的老板。后来，我想到要回美国了。
我明白，再在伦敦待下去，我就会感到闲散无聊了。我是舍不得离开英国的。但是，我已经不能再从名流那里获得什么了。我现在已经可以很满足地回美国去——虽然我仍感到有些忧郁，因为我留下的不仅是那些曾经盛情款待过我，并予以我赞扬和表彰的富豪与名流，而且是那些等候在滑铁卢车站和北火车站热情欢迎我的英、法民众；想到我被从这些人身边推了过去，塞进了一辆出租车，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时，我就感到懊丧，那种心情就仿佛我是在践踏一些花朵似的。我留下的还有我过去的一切。这次重访肯宁顿路波纳尔弄3号，我总算了却一桩心事；现在我可以回到加州，重新埋头工作，因为只有在工作中才会感到方向明确，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