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哈林顿来为我服务，多少是出于偶然，然而在我生活的一个急剧转变中却起到了作用。以前他替我的朋友伯特·克拉克管理服装，兼做其他杂事。伯特在英国歌舞团里做喜剧演员，后来进了基斯顿电影公司。他钢琴弹得非常好，但做事缺乏主见、不切实际，有一次劝我和他合股出版音乐书籍。于是我们就在闹市区一个办公大厦的三层楼上租了一间屋子，把我编的两首拙劣的歌曲和乐曲印了两千本，然后等候顾客来买。这件事做得很有趣，但也很傻气。据我所知，我们一共只卖出了三本，一本是由美国作曲家查尔斯·卡德曼买去的，两本是由两个下楼时无意中走过的人买去的。
克拉克叫哈林顿照管那个地方，但一个月后克拉克回纽约了，那个地方也就关闭了。可是汤姆却留了下来，说他愿意像为克拉克工作那样为我工作。没想到汤姆告诉我，克拉克从来没给过工资，只每星期补贴给他七八美元的生活费；好在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平时只喝茶，吃面包、黄油和土豆。这些话当然使我感到十分惊讶，于是我给汤姆补发了在音乐出版公司工作期间的薪水，而他就开始为我打杂、做侍仆，兼当秘书。
汤姆性情和顺，看上去从不显老，样子有些古怪，脸长得像圣弗朗西斯[146]，仁慈中透出一个持戒修行者的神情，嘴唇很薄，额角很高，一双眼睛流露出忧郁和冷静。他生活相当散漫，带有一点神秘味道，祖先是爱尔兰人，本人出生于纽约东区，但看来他更适合进修道院，而不是从事琐碎而多变的电影工作。
他每天早晨把收到的信件和报纸送到体育俱乐部，然后给我准备好早餐。有时候，他什么话也不说，只在我床头留下几本书——其中有我不曾听说过的作者，如小泉八云[147]和弗兰克·哈里斯[148]的作品。由于汤姆的推荐，我读了鲍斯韦尔[149]的《约翰逊传》——“这是一本让您晚上看了就可以睡着的书。”他笑着说。不向汤姆说话，他是从来不会多嘴的；我吃早餐的时候，他有一种使我不会觉察出他在身边的本领。他变成了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要做什么事情，我只需吩咐一声，他总是点一点头，那件事就办妥了。
如果我那天刚要离开体育俱乐部的时候，没有听到电话铃响，那么我的生活道路也许会改变。电话是萨姆·高尔德温[150]打来的。他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海滨别墅去游泳。那是1917年的下半年。
那是一个愉快而宁静的下午。我记得，美丽的奥利芙·托马斯和其他许多漂亮姑娘都在那里。后来，一个叫米尔德里德·哈里斯的姑娘来了。她是由一位哈姆先生陪同着来的。我觉得她长得很俏丽。有人说她那时正在热恋埃利奥特·德克斯特，而那天埃利奥特也在那里；我注意到，她整个下午老是紧盯着埃利奥特，但是他却不大理会。此后我就没有再去想她，直到临走的时候，她问我是否可以让她搭车到市区，还解释说，她和陪她来的朋友吵了嘴，他已经先走了。
我在车里逗她说，也许她的朋友是吃埃利奥特·德克斯特的醋了吧。她承认埃利奥特是她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
我感受到，她天真地说笑话，是出于女性的一种本能，是为了要使人家对她产生兴趣。“他可是艳福不浅呀。”我漫不经心地说。于是一路上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她告诉我，她原先在洛伊斯·韦伯[151]手下工作，现在给派拉蒙电影公司拍电影。我的车把她送到了她的公寓，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十分娇憨的年轻姑娘。我回到体育俱乐部，感到一阵轻松，因为我喜欢一个人清静清静。但在房间里还没待上五分钟，电话铃响了。是哈里斯小姐打来的。“我没什么事，就是想要知道你这会儿在干什么。”她天真地说。
我觉得她的态度很奇怪，因为她好像把我当作一个久已相识、知情识趣的情人。我告诉她，我正准备在房间里吃晚饭，然后要上床看一会儿书。
“哦！”她伤感地说，接着就要知道我看的是什么样的书，住的是什么样的房间。她可以想象到，我是怎样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怎样舒舒服服地睡在被窝里。
这种无聊的谈话倒挺有趣，于是我不知不觉，像谈情说爱似的，跟她闲扯了下去。
“我什么时候再和你见面呀？”她问。于是我就开玩笑，怪她不该抛弃了埃利奥特，接着就听到她保证说，她实际上对埃利奥特并没有意思，而这就让我打乱了那天晚上的安排，开口邀她出去吃饭。
那天晚上她虽然漂亮可爱，但是并没激起我在一个漂亮姑娘身边往往会有的那种热情。她对我的兴趣只可能是肉体之爱；虽然我认为她希望我对她进行挑逗，但是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此后我没有再想到她，但是那个星期三，汤姆说她打电话来了。当时如果不是他随便多插一句嘴，我可能就不会想到要再见她，但是，他无意中提到，汽车司机曾经对他说，我从萨姆·高尔德温家里回来时，身边有一位他见过的最美的姑娘。这句玩笑话打动了我的虚荣心——从此我就和她频繁往来了。晚餐，舞会，良宵月夜，海滨漫游，终于发生了那件无可避免的事情——米尔德里德怀疑自己怀孕了。
汤姆心里想到什么，嘴里是不会吭声的。一天早晨，他把我的早餐端进来，我漫不经心地说，我要结婚了，他听了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哪一天？”他冷静地问。
“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二。”
“那么，就星期五吧。”我说话时仍在看报，连头都没有抬起。
“我想，是哈里斯小姐吧？”
“是呀。”
他毫不介意地点了点头：“您戒指准备好了吗？”
“没有，最好你给我准备一只，把所有要办的手续都办好——可别声张出去。”
他又点了点头，此后，一直到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再没提起这件事。按照他的安排，我们被定在星期五晚上8点结婚。
那天我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到很晚。七点半，汤姆悄悄地走到布景地，小声说：“别忘了，您8点有一个约会。”我心情抑郁地卸了装，由汤姆帮我穿好了衣服。坐上汽车之前，我们俩没有交谈一句话。后来他才向我说明，我将在本地登记员[152]斯帕克斯先生家里和哈里斯小姐会齐。
我们抵达时，米尔德里德已经坐在前厅里。我们走进去时，她露出忧郁的微笑，我为她感到有点难过。她穿了一套很朴素的深灰色衣服，看起来非常漂亮。汤姆赶快笨手笨脚地把一只戒指塞在我手里，这时有一个身材瘦长、和蔼可亲的人走进来，把我们领进了另一间屋子。他就是斯帕克斯先生。“哦，查理，”他说，“你的这位秘书可真行呀。我半小时前才知道，原来结婚的是你呀。”
婚礼非常简单直接。我把汤姆笨手笨脚递给我的那只戒指套在米尔德里德的手指上。这样一来我们就结为夫妇了。婚礼结束，我们刚要走，只听见斯帕克斯先生说：“别忘了吻你的新娘呀，查理。”
“哦，知道啦。”我笑着说。
当时我的情绪是复杂的。我觉得，一些类似儿戏和近乎多余的事情，织成了一张网，而我就被套进了这张网——总之，这是一个缺乏重要基础的结合。然而，我久已需要一个妻子，而米尔德里德又是这样年轻貌美，她那年还不满十九岁，我虽然比她大十岁，但也许我们可以生活得很美满吧。
第二天早晨，我心事重重地去电影制片厂。埃德娜·普文斯已经在那里，并且看到了早报，我走过她的化装室时，她走到门口。“恭喜呀。”她亲切地说。“谢谢你。”我一边回答，一边直接走进我的化装室。埃德娜使我感到很尴尬。
我悄悄地告诉道格拉斯，说米尔德里德不太聪明；但是我并不想娶一本百科全书——在知识方面，我尽可以从图书馆里获得我所需要的刺激。然而，嘴里说得很好，心里却在担心：结了婚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呢？虽然米尔德里德年轻貌美，但我就应当这样永远与她厮守吗？我需要这样做吗？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以前虽然没有爱上过她，但如今既然结了婚，我就要爱她，希望婚后的生活过得幸福。
然而，在米尔德里德眼里，结婚只不过是一次历险，就像在选美比赛中名列第一那样激动人心，就像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她是缺乏现实感的。我试着严肃地和她谈我们的计划，但是她根本没听进去。她仍旧处于一种眩惑失措的状态中。
我们婚后第二天，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伯特·梅耶来找米尔德里德，要和她签订一份合同，约定以5万美元的代价，邀她在一年内拍六部电影。我劝她不要签订合同：“如果你打算继续拍电影，我能让你拍一部影片就拿到5万美元。”
她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我说什么她都点头，但后来仍旧签了那份合同。
她这样起先点头同意，后来一意孤行，使我对她毫无办法。我既生她的气，又恼火梅耶，因为我们的结婚证墨迹未干，梅耶就来挟制她签订合同。
过了大约一个月，她和米高梅公司发生了纠纷，要我去找梅耶谈判解决。我对她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见他。但是她已经邀请梅耶来吃晚饭，并且直到他来的前一刻钟才告诉我这件事。我再也按捺不住怒火，气愤到了极点。“如果你让他来这儿，我就要骂他了。”这句话刚说完，门铃响了。我像一只兔子似的跳进了客厅隔壁的玻璃暖房里，但那间暖房是没有出口的。
我在那里躲了一段长得好像没完没了的时间，而米尔德里德和梅耶则坐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客厅里谈生意。我感觉到梅耶知道我躲在那里，因为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一种做作和夸大的口气。经过一阵沉默，他提起了我，米尔德里德说我大概不会回来了，这时又听见他们起立的声音，我唯恐他们会走进暖房，发现我在那里，只好假装睡着了。但是，梅耶推辞了几句，没留下来吃饭就走了。
我和米尔德里德结婚后，才知道她的有孕只是一场虚惊。又过了几个月，我才拍完《田园牧歌》这部三大本的喜剧片，拍摄的过程好像拔牙一样痛苦。毫无疑问，婚后生活影响了我的创作能力。《田园牧歌》拍完后，我已经才尽力竭了。
绝望中，为了调剂一下，我就到奥尔菲姆剧院去消遣。我看到了一个古怪的舞蹈演员——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是，一幕演完后，他领了一个四岁大的孩子出来，和他一起鞠躬谢幕。孩子跟着父亲鞠完躬，忽然跳了几个有趣的舞步，用懂事的眼光望了望观众，向大家摆了摆手，然后跑到后台。观众大声喝彩，于是孩子只得再次上场，这次他跳了另一个式样的舞蹈。要是换了另一个孩子，这些做作是会惹人厌的。然而杰基·库根却很逗人爱，他的一举一动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有趣。不论演什么，这小家伙都表现出一种可爱的个性。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想起了那个小家伙，当时我正和剧组里的演员坐在露天舞台上，我仍在搜索枯肠，思索下一部影片该拍些什么。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坐在一班演员跟前，因为他们的形象和反应，往往可以启发我。那一天我无精打采，思想迟钝，虽然他们都向我客气地赔着笑，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头脑已经不听使唤。我漫无目标地胡思乱想，又谈到我在奥尔菲姆剧院里看到的演出，谈到走上台和他父亲一起鞠躬谢幕的小男孩杰基·库根。
有个人说，他看到那天的早报，获悉杰基·库根和罗斯科·阿巴克尔签订了影片拍摄合同。我一听到这消息，就像触了电一样。“我的天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不用说，他在电影里准会出彩！接着我就一件件地向他们列举：他可以拍什么样的戏，我有了他又可以想出什么笑料，编出什么电影。
我突然有了许多主意。“想想看，流浪汉是一个玻璃装配工，孩子在街上到处砸碎窗子，流浪汉来装配玻璃。孩子和流浪汉一起生活，那该多么有趣，可以引出各式各样离奇的故事！”
我整整在那儿坐了一天，编排电影故事，讲述一幕幕剧情，剧组里的演员侧过脸来望着我，都觉得奇怪：机会都已经错过了，我这样不是白起劲嘛。我接连几个小时，一直在设想种种动作和场面。后来，我忽然醒悟过来：“可是，这有什么用呢？阿巴克尔已经和他签了合同，并且，大概已经有了和我同样的念头。瞧我多么笨，就没早点想到！”
那天整个下午和晚上，我想来想去，无非是关于那个孩子拍电影的种种可能。第二天早晨，我仍旧闷闷不乐，召集了所有的演员去排演——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戏可以排演，于是我和全组的演员无精打采地坐在露天舞台上。
有人提议，我不妨想办法另行物色一个孩子——要不就去找一个黑人孩子吧。但是我怀疑地摇了摇头。要找一个杰基那样有个性的孩子是很难的。
大约11点半，我们的宣传员卡莱尔·罗宾逊神情激动、气喘吁吁地赶到了露天舞台。“跟阿巴克尔签订合同的不是小杰基·库根，是他爸爸老杰基·库根！”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快！打电话给他父亲，叫他立刻到这儿来；这件事十分重要！”
这个消息惊动了我们所有的人。一些演员走过来拍拍我的背，他们都喜形于色。办公室里的职员听到了这个消息，也都跑到露天舞台上来向我祝贺。但是，这时我还没有和杰基签订合同，可能阿巴克尔也会忽然转到这个念头。于是，我关照罗宾逊，叫他打电话的时候要当心，绝口不要提到孩子的事：“他父亲没来到这儿之前，都不要提起；只对他说，有非常紧急的事情，我们必须在半小时内立刻见到他。如果他不能离开制片厂，我们就去那儿找他。但是，在他来到这儿之前，什么都别告诉他。”办事的人没办法马上找到杰基的父亲，他不在电影制片厂里，那两个小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最后，杰基的父亲来了，露出了一副惊奇和迷惑的神情。我拉住了他的胳膊。“他会一鸣惊人的——这可是一件从未有过的大事！只要他拍这部影片！”我嘟嘟哝哝地浑说了一气，他准以为我是疯了，“这件事会给你儿子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我儿子？”
“是呀，你儿子，只要你让我把他留下来拍这部影片。”
“啊，你尽管把这小坏蛋留下来好啦。”他说。
有人说，孩子和狗是电影里最好的演员。把一个刚满周岁的婴儿放在浴缸里，旁边摆上一块肥皂，只要他抓起那块肥皂，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所有的孩子或多或少都具有那么一点天才；问题在于如何想办法使他们表现出来。对杰基来说，这是容易做到的。有几条演哑剧的基本规则需要学会，杰基很快就掌握了它们。他能够使情感配合动作，使动作配合情感，而且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始终使人感到很自然。
在《寻子遇仙记》的一场里，孩子准备扔一块石头，去砸碎一扇窗子。一个警察偷偷地从他背后走了过来，孩子把一只手举起来向后拉，准备扔那块石头，这时他的手碰到了警察的衣服。他抬头望了望警察，戏耍般地把石头抛到空中，再把它接在手里，然后天真地丢掉了石头，慢腾腾地走开几步，忽然飞也似的逃跑了。
我设想出了这个镜头的动作，关照杰基留心看着我，叫他特别注意这几点：“你先拿起一块石头；然后你望了望那扇窗子；接着，你准备扔那块石头；你把手举起来向后拉，但是你碰到了警察的衣服；你碰到了他的纽扣，这时你抬起头来看，发现那是一个警察；你闹着玩儿似的把石头抛在空中，接着你丢掉了石头，你满不在乎地走开几步，忽然拔起脚来飞跑。”
他把那个镜头的动作练了三四次。最后他很准确地学会了那些动作，他的情感和动作配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动作激发了他的情感。那是杰基演得最精彩的一个镜头，也是整部影片中的一个高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镜头都是很容易就能拍好的。比较简单的镜头反而常常会使他感到困难，因为简单的镜头倒是难拍的。有一次我要他很自然地吊在一扇门上荡着玩儿，但是，他的动作却显得做作，我们只好把这个镜头放弃了。
如果不用心揣摩，就不容易表演得自然。听的神态是不容易表演的；业余演员往往会装出了过分注意的神情。只要杰基用心揣摩了，他的表演总是精彩的。
杰基的父亲和阿巴克尔签订的合同不久将期满，所以他可以在我们的电影制片厂里陪他的儿子了，后来他在廉价旅馆的一场戏里扮演了一个扒手。有时候他对我们很有帮助。在一场戏里，两个贫民习艺所的工作人员要从我身边把杰基夺走，这时候我们要他很逼真地哭出来。我向他讲了各种各样的伤心故事，但他那会儿正非常顽皮和兴奋。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他父亲说：“瞧我来叫他哭。”
“可别吓坏了孩子呀。”我感到很过意不去。
“哦，不会的，不会的。”他父亲说。
杰基那时正玩得高兴，我没勇气留在那儿看他父亲叫他哭，于是走到我的化装室里。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杰基号啕大哭起来。
“这会儿他完全准备好了。”他父亲说。
那场戏拍的是：我把孩子从贫民习艺所的工作人员手里救出来，他哽咽地哭着，我抱着他吻他。拍完了那个镜头，我问他父亲：“你怎样把他惹哭的呀？”
“我只对他说：如果他不哭，我们就要把他从制片厂里带走，真的送他进贫民习艺所了。”
我转过身去，把杰基抱在怀里安慰他。他脸上的眼泪还没有干。“他们不会把你带走的。”我说。
“我知道，”他小声说，“爸爸是哄我的。”
短篇小说作家古韦纳尔·莫里斯写过很多电影剧本，他常常邀我去他家里做客。“古韦”（我们这样称呼他）是一个魅力十足、情感丰富的人。我有一次和他谈到《寻子遇仙记》，说明它将采取的形式，也就是闹剧与感情剧相结合的形式，他说：“那样是不行的。形式必须是单纯的，要么是闹剧，要么是正经戏；不能把二者混杂在一起，因为，那样一来，剧中的某一部分就无法演好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争论了很久。我说，从闹剧过渡到感情剧，只是一个如何表达情感和细心安排场次的问题。我认为，形式都是由人创造的，如果艺术家想象出了一个世界，并且坚信有那样一个世界，不论其中的成分多么复杂，人们会相信它是真实的。当然，我这样说，只是凭直觉，并没有理论根据。以前人们只演讽刺剧、滑稽剧、情节剧、现实主义戏剧、自然主义戏剧和幻想戏剧，将闹剧与感情剧相结合的《寻子遇仙记》，可以说是一个创新。
我给《寻子遇仙记》做剪辑工作时，七岁的国际象棋少年锦标赛冠军塞缪尔·雷谢夫斯基来参观我们的制片厂。他将在体育俱乐部进行表演赛，和二十个大人同时对弈，其中包括加州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格里菲斯博士。塞缪尔一张苍白瘦削的小脸显得很紧张，看人的时候一双大眼睛像挑战似的瞪着。事先有人告诉我，说他脾气乖张，一般是不大肯跟别人握手的。
一同来的经纪人向我们做了介绍，说了几句话，孩子站在那儿默默地盯着我瞧。我继续做剪辑工作，检看一卷卷胶片。
过了一会儿，我向他转过身去：“你爱吃桃子吗？”
“爱吃。”他回答。
“那好，我们花园里的一棵桃树上结满了桃子；你可以爬上去采一些——也给我采一个来。”
他脸上笑得发了光：“哦，好呀！那棵树在哪儿？”
“卡莱尔会领你去的。”我说的是我的宣传员。
一刻钟后，他回来了，兴高采烈，手里拿着几个桃子。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你会下棋吗？”他问。
我只好承认不会。
“让我来教你。今天晚上你来看我下棋，我同时和二十个大人比赛。”他得意扬扬地夸口。
我答应去，还说比赛完了要请他吃饭。
“好吧，我会早点结束的。”
无须懂得怎样下棋，也可以看出那天晚上的棋赛有多么紧张：二十个中年人，全神贯注地对着他们的棋局，被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的七岁孩子逼得走投无路。单是看着这个孩子在排列成“U”形的桌子当中走来走去，从一个对手跟前走到另一个对手跟前，已经是够紧张的了。
三百多个观众一排排坐在大厅两旁，鸦雀无声，看着一个孩子和许多严肃认真的大人钩心斗角，那情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的人看起来很傲慢，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在琢磨棋局。
那孩子的棋艺确实了不起，但是我为他感到不安，看到他聚精会神，小脸蛋一会儿鲜红，一会儿煞白，知道他在健康方面是付出了代价的。
“我走这一步！”一个棋手喊，孩子就走过去，仔细地向棋局看了几秒钟，然后突然走一步棋，或者说一声“将！”于是观众中响起了一片笑声。我看到他很快地一连将了八个对手，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大笑和喝彩。
后来他仔细看格里菲斯博士的棋。观众也都屏声静气。忽然，他走了一步，然后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他露出笑容，摆了摆手，表示再过一会儿棋赛就可以结束了。
他赢了其他几个对手后，又回到格里菲斯博士跟前，博士仍在用心沉思。“你还没走吗？”孩子不耐烦地问。
博士摇摇头。
“那么走吧，快点儿。”
格里菲斯笑了。
但是孩子向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你别想能赢我！你如果这么走，我就这么应！你如果那么走，我就那么应！”他很快地一连串说出了下面七八步棋，“我们尽可以在这儿纠缠一个晚上，所以，就让我们比成和局吧。”
博士只好同意了。
虽然我对米尔德里德逐渐有了感情，但两人终究是无法调和的。她人倒也不坏，但行动总是鬼鬼祟祟，使人恼火。我怎么也摸不清她的心理，只知道她满脑子里都是虚荣的糊涂想法。她好像很容易兴奋激动，老是羡慕新的东西。我们婚后一年，生了一个孩子，出世三天就夭折了。从此婚后生活毫无乐趣。两人虽然住在一幢房子里，但彼此难得见一面，因为她和我都忙于拍电影。家里成了一个凄凉冷清的地方。我回到那里，看到饭菜已经为我摆好，就独自吃饭。有时候她一离开家就是一个星期，连一句话也不留下来给我，我看见她空房间的门敞开着，才知道她走了。
有时候我们星期日偶尔遇到，而她正要出门，她总是向我敷衍几句，说她要去和吉许姐妹或其他女友度周末，而我就到范朋克家去。后来决裂的一天终于到来。那时我正在给《寻子遇仙记》做剪辑工作。我在范朋克家度周末（当时道格拉斯已和玛丽结婚）。道格拉斯告诉了我一些有关米尔德里德的流言蜚语。“我想，这你应该知道。”他说。
这些谣传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我根本不打算去核实，但我听到后感到很郁闷。后来我就去质问米尔德里德，她冷冷地否认了这件事。
“可是，咱们总不能就这样生活下去呀。”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冷冷地向我看了一眼。“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她说这话时显得无动于衷，我有些惊讶。“我……我认为我们应当离婚。”我一边缓缓地说，一边心里猜想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她不回答，于是，沉默了一会儿，我接下去说：“我想，离了婚我们俩都可以生活得幸福一些。你年纪还轻，还有你的前途，当然，这件事我们可以客客气气地解决。你可以让你的律师去见我的律师，这样，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只要有足够的钱，可以照顾我母亲。”她说。
“要不，就咱们自己谈一谈吧。”我试探了一句。
她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做出了决定：“我想，我还是去找我的律师。”
“很好，”我回答，“暂时你仍旧住在这儿，我回到体育俱乐部去。”
我们客客气气地分了手，同意由她控诉我精神虐待，提出离婚申请，我们约好都不向报界谈这件事。
第二天早晨，汤姆把我的东西搬到了体育俱乐部。但这件事我做错了，因为，这样一来，有关我们离婚的谣言很快就传播开了，记者们开始打电话问米尔德里德。他们还去俱乐部找我，可是我不接见他们，也不发表声明。然而她却在报纸的头版上对我大肆攻击，说我怎样遗弃了她，她控诉我对她进行了精神虐待，要求离婚。和当下一般人相比，她的攻击还算是温和的。我为了此事去找她，问她为什么要接见记者。她解释说，起先她拒绝了记者，但是他们告诉她，我已经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声明。他们肯定是在造谣，要挑起我们两人的仇视，我当即把这话告诉了她。她答应不再发表声明，但是后来又违背了诺言。
根据加州的夫妻共有财产法，她应当获得2.5万美元赡养费，而我愿意给她10万美元，她同意接受，作为一次性的了结。但是到了签署最后文件的那一天，她突然径自推翻了协议，没有提供任何理由。
我的律师觉得奇怪，他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结果确实如此。原来，为了《寻子遇仙记》，我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发生了纠葛；那是一部七本长的故事片，但他们却要把它当作三部各两本长的喜剧片来发行。这样一来，《寻子遇仙记》一片拍好后，他们只需付给我40.5万美元。为了拍这部片子，我花了近50万美元，费了十八个月的工夫，所以我对他们说，要我同意他们提出的方案，除非是地狱里结了冰。对方提出要打官司。就法律上来看，他们是不会打赢这场官司的，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决定利用米尔德里德的影响，试图把《寻子遇仙记》扣押下来。
我还没剪辑好影片，于是本能地想到，必须到另一个州去做剪辑工作。我当即出发去盐湖城，带了两个工作人员和四十多万英尺胶片，也就是五百卷胶片。我们下榻盐湖城酒店，在几间卧室里摊开了全部的胶片，利用所有的家具——架子、柜子、抽屉——摆放一卷卷胶片。在酒店里存放危险易燃物品是违法的，所以这些事还得偷偷地做。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剪辑。我们要整理两千多个镜头，它们虽然编了号，但有时候会偶尔弄错一个，于是我们就得接连几小时在床上、床下、浴室里到处寻找。不顾种种恼人的困难，缺乏一切应有的设备，好像出于奇迹，我们终于完成了剪辑工作。
现在我要向观众试映了，这可是一次可怕的痛苦考验。剪辑的时候，我只用了一架小型接片机，这架机器放映在浴巾上的电影只有明信片大小。幸亏之前我在制片厂里看过普通银幕上的样片，但是现在我仍旧担心，我对十五个月的工作还是心中无数的。
外面的人虽然还没看过这部电影，但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早已看过。我们几个人更是在接片机上看了无数遍，所以觉得影片不及我们初看时那样招笑和有趣。我们只好宽慰自己说，这是由于我们最初的热情已经冷淡下来的缘故。
我们决定对这部影片进行一次严格的考验，事先不予公布，径自在当地一家电影院安排一次试映。那是一家很大的电影院，观众坐满了四分之三的座位。我提心吊胆地坐在那里，等着影片放映。也许，这些观众无论看我演什么影片，都不会感到满意了吧。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观众喜欢看这种喜剧片吗？能够接受它吗？也许，我估计错了吧。也许，我全部的尝试将是一次失败，会让观众们看得莫名其妙吧。这时我感到很难受，心想，一个喜剧演员对喜剧的看法，有时候竟然会是错误的呀。
忽然间，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只看见银幕上映出了这几个字：“查理·卓别林最新影片：《寻子遇仙记》”。观众中发出了惊讶的欢呼，其间还夹杂着掌声。说来也矛盾，这一下我又担起心来：他们的期望值太高了，也许看下去会失望吧。
前面的几个镜头是介绍剧情的，缓慢而严肃，这使我紧张得难受。一个母亲抛弃了她的婴儿，把他放在一辆汽车里，强盗偷走了汽车，最后把婴儿丢在一个垃圾箱旁。我扮演的流浪汉出现了。台下发出了一阵笑声，观众越笑越厉害。他们看出了有趣的地方！后面就是我最拿手的了。我发现了婴儿，我收养了他。看到那个用旧麻布袋改做的吊床，观众纵声大笑；看到我用壶嘴上套着橡皮奶头的茶壶给孩子喂奶，观众为之哄堂；看到我在一张旧藤椅上挖个洞，把一只尿盆放在底下，观众更是狂笑起来——实际上，从头到尾，他们一直像发了疯似的笑得没停过。
我们试映了新片，认为剪辑工作已经告竣，于是收拾好东西，离开盐湖城，去往美国东部。抵达纽约后，我不得不躲在丽兹酒店自己的房间里，因为第一国家电影公司为了要利用米尔德里德的离婚诉讼案来扣押影片，怂恿那些递送传票的法警来骚扰我。接连三天，法警一直守在酒店大堂里，我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气。[153]后来弗兰克·哈里斯邀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我就忍不住一定要去。那天晚上，一个脸上蒙了厚纱的女人，穿过丽兹酒店的大堂，坐上了一辆汽车——那个“女人”就是我！原来我借了我嫂嫂的衣服，把它罩在自己的衣服外面，在到达弗兰克家之前，我在汽车里把它脱掉了。
弗兰克·哈里斯是我崇拜的一位作家，我读过他写的书，很是钦佩。弗兰克在经济上经常遇到困难；他编的期刊《皮尔逊杂志》，每两星期就要面临一次停刊的危险。一次他刊出了一则呼吁启事，我捐赠给他一笔钱；为表示感谢，他赠给我他写的两卷有关奥斯卡·王尔德的书，并在书里题了这样几句：
赠查理·卓别林——您是少数与我素昧平生但慨然解囊助我的读者之一，您那罕有的幽默艺术常常使我倾倒，因为我认为，凡是使我们欢笑的人，总比使我们悲泣的人更应受到尊敬——您的朋友弗兰克·哈里斯谨赠其自存本，1919年8月。“我只赞扬和钦佩那些含着泪谈人世间真理的作家。”——帕斯卡[154]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弗兰克。这位身材矮胖的人气宇轩昂，五官端正，威武有神，两撇翘起的大胡子叫人看了感到有点不大自在。他有一条低沉宽亮的嗓子，并能很好地利用它。当时他已六十七岁，他那年轻貌美、一头红发的太太，对他很是体贴。
弗兰克虽然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非常崇拜俾斯麦。他学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断断续续地用德语威武有力地回答李卜克内西[155]的话，模仿得十分逼真。弗兰克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我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4点，主要是弗兰克独自在说话。
天还没亮，我决意换到另一家酒店去住，唯恐仍有法警在原来的酒店等着我，但是纽约所有的酒店都已客满。出租车到处兜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那个样子很粗野、年纪四十岁左右的司机向我转过身来：“我说，这时候您是找不到酒店的。您还是到我家里去睡一夜，明天早晨再走吧。”
起先我有点犹豫，但是听他提到了妻子和孩子，我知道去他那儿会很安全；无论如何，我总可以不致受到法警的干扰。
“多谢你的好意。”我说，接着就介绍了我自己。
他吃了一惊，笑了起来：“我老婆知道了会乐晕了。”
我们的车开到布朗克斯区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排排房子都是褐色石头砌成的。我们走进了其中的一幢，里面陈设简单，但是收拾得洁净无尘。他把我领进一间后房，房里摆着一张大床，他十二岁的儿子已在床上睡熟。“等一等。”他说，接着就托起了孩子，把他放在床边上，孩子仍旧酣睡着。这时他才向我转过身来：“睡到里边去。”
我还想考虑一下，但他的竭诚招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不好再推辞了。他给了我一件干净的睡衣，我很当心地爬到床里边，生怕吵醒了孩子。
我始终没合眼。后来，孩子醒了，他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我眯着眼睛看时，只见他随便地向我望了一眼，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就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同一个八岁的小姑娘——显然是他的妹妹，悄悄地溜了进来。我仍旧假装熟睡，只见他们在朝我看，张大了眼睛，露出了兴奋的神情。小姑娘捂住了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开了。
不一会儿，从走道里传来了悄悄的低语声；后来，我只听见出租车司机压低了声音说了几句什么，接着他就轻轻地推开了房门，看我有没有醒来。我让他知道我已经醒了。
“您洗澡的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他说，“浴室在楼梯口那儿。”他拿进来一件浴衣、一双拖鞋和一条毛巾：“早餐您要吃什么？”
“什么都行。”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咸猪肉、鸡蛋、吐司、咖啡，随您想要什么。”
“太好啦。”
他们把时间算得非常准。我刚收拾好，他的妻子已经把热气腾腾的早餐端到了前面的房间里。
房里没有太多家具，只摆着一张桌子、一张安乐椅和一张榻；壁炉架和榻边的墙上挂了几张嵌在镜框里的家庭合影。我独自吃着早餐，这时房子外面拥了一大群孩子和大人。
“他们已经知道您到这儿来了。”他的妻子端来咖啡，笑着说。后来，出租车司机进来了，他显得很紧张。“瞧呀，”他说，“外边已经站了一大群人，现在人越聚越多了。要是那些孩子能够看您一眼，他们就会散开的，否则报社记者找了来，那您可麻烦啦！”
“让孩子们进来好了。”我回答。
于是孩子们走进来，在桌子四周站满了，咯咯咯地笑着，我只顾喝咖啡。出租车司机在外面不停地说：“好，可别闹腾，排好队，一次进去两个。”
这时走进来一个神情紧张严肃的年轻女人。她仔细向我端详了一阵，接着就哭出了声。“不对，不是他。我还以为是他呢。”她呜咽着说。
大概是一个朋友含糊不清地对她说：“你猜来的是谁？是你再也不会想到的一个人呀。”随后她就叫人领着进来看我，以为要见到的是她在战争中失踪的兄弟。
我决定回丽兹酒店，不管有没有传票送来给我。但是后来我并没有遇到递送传票的法警。倒是我在加州的律师拍来了一份电报，说问题已全部解决，米尔德里德已申请离婚。
第二天，出租车司机和妻子一起打扮得齐齐整整地来看我。出租车司机说，报社一直缠着他，要他给星期日出版的报纸写一篇特写，描写我在他家过夜的经过。“可是，没得到您的许可以前，”他坚决地说，“我是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们的。”
“你去写好啦。”我说。
第一国家电影公司的几位先生来找我了，他们都是见人低头哈腰，说话含着骨头露出肉的。其中一位副经理戈登先生，是美国东部各州许多剧院的大老板，他说：“你要价150万，可是我们连影片还没看到呢。”我承认这话说得有些道理，于是准备放映影片给他们看。
那天晚上的气氛令人沮丧。第一国家电影公司的二十五位电影院老板，鱼贯进入试片室，像是验尸官要举行一次验尸似的，这些人都是怀疑一切的、粗鲁无礼的、毫无同情心的。
后来，影片开始放映了。片头字幕是：“一部笑中也许含着泪的影片”。“字幕不坏嘛。”戈登先生说这话，好像是为了表示慷慨大方。
经过上次在盐湖城试片，我稍微有了点信心，然而，影片还没有放映到一半，我的那点信心已开始动摇：上次试片时观众看了狂笑的地方，这次只听到一两声冷笑。影片放完了，灯亮了，接着就是一阵沉默。随后，这些人伸了伸懒腰，眨了眨眼睛，开始闲扯其他的事情。
“今天的晚饭，你打算怎么吃呀，哈里？”
“我带老婆去广场饭店，饭后我们去看齐格菲歌舞剧。”
“我听说，那戏演得还挺不错呢。”
“你想要一起去吗？”
“不行，今天晚上我就得离开纽约。我要回去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听他们这样闲聊时，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最后，我直截了当地说：“请问，你们看了觉得怎样，诸位先生？”
有几个人不自然地欠了欠身子，另一些人低下了头。戈登显然是他们的发言人，他开始慢腾腾地踱来踱去。他是一个身材肥胖结实的人，有着一张猫头鹰般的圆脸，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这个嘛，查理，”他说，“我还得和我的几个同事碰一碰头。”
“这我知道，”我赶快插了一句，“可是你们几位觉得这部影片怎样？”
他迟疑了一下，咧开嘴一笑：“查理，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买这部片子，不是为了来说我们多么喜欢它。”这句话一出口，就有一两个人大声笑了。
“我并不会因为谁喜欢这部影片，就要你们多出几个钱。”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老实说，我原来指望它还有一些玩意儿。”
“你指望有些什么？”
他话说得很慢：“这个呀，查理，要卖150万——嗯，它还缺少那种声势。”
“怎么着，你要伦敦桥塌下来吗？”
“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要卖150万……”他被逼成了一条假嗓子。
“我说，先生们，我要价就是这么多。要不要随你们的便。”我不耐烦了。
经理J.D.威廉斯走过来打圆场，敷衍了我几句。“查理，我认为片子很精彩。它有人情味，是与众不同的——（我不喜欢“与众不同”这个词），你千万要有耐心，咱们好商量嘛。”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斩钉截铁地说，“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决定。”看他们那样对待我，我再也不和他们多客气了。但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我的律师拟好了协议：等他们一赚回自己的150万美元，我将获得百分之五十的利润。根据租用五年的条款，五年期满，这部影片也和我拍的其他影片一样，权利仍将归我所有。
一经卸去家庭与业务的重担，我心里就轻松了。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除了酒店房间的四壁，我几乎一无所有。我的一些朋友读了那篇我在出租车司机家借宿的报道，都来看我，于是我又开始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愉快生活了。
慷慨好客的纽约上流社会，对我殷勤备至。《时尚》和《名利场》的编辑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把我引进了纽约的花花世界，而这两种杂志的老板兼发行人孔代·纳斯特，则为我举行了最豪华的宴会。纳斯特住在麦迪逊大街一所很大的顶层公寓里，经常在那里聚会的有最优秀的艺人和知名的富豪，还有齐格菲歌舞团的几个台柱子，包括娇艳的奥利芙·托马斯和美丽的多洛尔姐妹。
在我住的丽兹酒店里，我经常接触到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邀请我的电话铃声不停地响。有的问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度周末，有的问我想要去什么地方看马戏。虽然一切不外乎是豪华宅第或乡间别墅之间的应酬，但我是喜欢这种生活的。在纽约，有那么多的浪漫情事、夜半宴饮、午饭晚餐，甚至有专赴早餐的约会，种种节目把时间都给排满了。我走马观花，已经遍访了纽约上流社会，现在更有意深入格林威治村[156]的生活。
许多喜剧演员、丑角和唱感伤情歌的歌手，一旦声名雀噪，就会想到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于是往往会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这类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老师：裁缝、卷烟工人、职业拳击手、侍者、卡车司机。
记得有一次，在格林威治村一个朋友家里，我谈到没法找到精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说普通的词典不顶用。“肯定可以设计出一个系统的方法，”我说，“把表达抽象和具体意思的词根据词典编纂方法分类排列，然后按照归纳和演绎的步骤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思想。”“有这样一本书的，”一个黑人卡车司机说，“罗热[157]的《分类词典》就是这样一本书。”
亚历山大酒店里的一个侍者，每给我上一道菜，就要背诵一句他所喜爱的卡尔·马克思或威廉·布莱克的名句。
一个演杂技的小丑，说话时一口布鲁克林方言，向我推荐了伯顿[158]的《解忧》，他说，不但是莎士比亚，就连塞缪尔·约翰逊也受到了伯顿的影响：“但是，遇到有拉丁文的地方，你尽可以跳过去。”
在追求知识方面，我和这些人志同道合。自从演轻歌舞剧以来，我看了好些书，只是不曾精读。我看书看得很慢，并且只是随意地浏览。一经熟悉一个作家的风格和主题思想，我就会对他失去兴趣。我曾经逐词阅读了普鲁塔克[159]的五卷本《传记》，但是我觉得，花了那么多的工夫，我并不曾从书中得到应有的启发。我读得很认真，有几卷我曾经反复地读。许多年来，我浏览过柏拉图、洛克和康德的作品，读了伯顿的《解忧》：这样旁摭零拾，我也积累了不少自己需要的知识。
在格林威治村，我会见了历史学家、小品文和小说作家沃尔多·弗兰克[160]、诗人哈特·克莱恩[161]、《群众》主编马克斯·伊斯曼，以及曾任纽约港口总管的名律师达德利·菲尔德·马隆[162]和他那位热心于女性参政运动的夫人玛格丽特·福斯特。我有时还在克里斯廷酒店的餐厅用午餐，在那里遇到了好几个普罗文斯顿的演员；当时他们常去那里吃饭，因为正在排练青年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他后来做了我的岳父）的《琼斯皇》。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剧院，那是一个马房式的建筑，大小也像一间可以容纳六匹马的马房。
我之所以会认识沃尔多·弗兰克，是因为读了他于1919年出版的散文集《我们的美国》。文集中有一篇论马克·吐温的文章写得很深刻，对这位作家做了精细的分析；此外，在一般作家中，沃尔多最先认真地撰写了介绍我的文章。所以，我们后来成了极要好的朋友。沃尔多既是一位神秘主义者，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窥测到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灵魂深处。
我和沃尔多一起在格林威治村度过了许多有趣的晚上。通过沃尔多，我又认识了哈特·克莱恩，此后我就常常和哈特在村中沃尔多的那套小公寓里吃晚餐，有时一直谈到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那些谈话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研讨，我们三个人殚思极虑，为自己的思想做出微妙的阐释。
哈特·克莱恩穷愁潦倒。他父亲是一个百万富翁，经营着一家糖厂，但为了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不给儿子经济上的资助，以此迫使他放弃写诗。我听不懂现代诗，更谈不上欣赏，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读了哈特·克莱恩的《桥》，觉得那首诗写得瑰异生动，情感洋溢，充满了刻骨的悲哀和鲜明的想象，对我来说，它有些太尖锐了。也许这种尖锐是出于哈特·克莱恩的本性吧。然而，哈特又是一个柔和可亲的人。
我们曾经讨论写诗的目的。我说，诗是写给世人的一封情书。“那也只是世上极小一部分人啊。”哈特伤心地说。他认为我的作品继承了希腊喜剧的传统。我告诉他，我曾经下过一番工夫去读阿里斯托芬的英译本，但是怎么也没法把它读完。
哈特最后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奖[163]，但可惜为时已晚。多年穷苦落魄，他已染上酗酒和放荡的习惯；在搭一艘客轮从墨西哥回美国的途中，他跳海自杀了。
自杀前几年，他赠给我一本短诗集，诗集名为《白房子》，是博奈与利夫莱特公司出版的。他在扉页上题着：“给查理·卓别林，纪念《寻子遇仙记》，哈特·克莱恩赠。1928年1月20日。”其中有一首诗，题名为《卓别林风格》：
我们且随遇而安吧，感到满足吧，
因为，偶然仍可获得一些安慰；
虽然，安慰来得那样偶然，
有如一些难以救穷的倘来之物。
我们仍然爱着这社会：
有人在台阶上发现了一只小饿猫，
就让它远离纷乱的街道得到庇护，
让它投入他那温暖的怀抱。
我们一面向旁躲闪，一面对着那狞笑，
与命运之神进行搏斗：看他无情的手指
缓缓地向我们翻那破烂的生死簿，
在他目光的斜视下，我们显得那么天真，
同时，又感到多么惊讶！
然而，那些精妙的筋斗并非虚假，
同样，还有那弯曲手杖的旋舞；
要我们感到悲哀，这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不理你，但无奈啊，有着这颗心：
如果这颗心仍活着，怎能怪我们？
戏引起了嬉笑，但我们看到：
那些凄凉的街巷里的月色，
使那可笑的垃圾箱变得圣洁，
而在欢笑声中，在追求圣迹时，
荒寂中我们听到一只小猫在叫。
达德利·菲尔德·马隆在格林威治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那次赴宴的有荷兰实业家简·布瓦塞万、马克斯·伊斯曼，以及其他一些客人。我注意到一个显得十分紧张和容易激动的人，听别人管他叫“乔治”（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后来有人说，保加利亚国王很喜爱这个人，曾经资助他在索非亚大学读书。但是后来这个人推翻了王室，成为一个左派人士，侨居美国，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最后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他坐了两年牢后，上诉申请重审获准，现在是在保释中。
那天他参加猜词游戏，我看着他表演，这时达德利·菲尔德·马隆悄声说：“他这场官司是不会打赢了。”
乔治模仿莎拉·伯恩哈特，把一块桌布包在头上。我们看了都哈哈大笑，但是，许多人和我心里都在想，他难免要回到监狱里，再尝十八年铁窗滋味。
那是一个罕有的狂欢之夜，我临走的时候，乔治在后面唤我：“你急什么呀，查理？干吗这么早就回去？”我把他拉到了一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有什么是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我悄声问。他向我摆了摆手，仿佛是挥开一个什么念头，然后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不用为我担心，查理。我没事。”
我本来打算再在纽约多待一段时间，但是我有事必须回加州。我急于开始给联美电影公司工作，先要赶紧为第一国家电影公司拍完合同中约定的影片。
在纽约过惯了自由、轻松、有趣的生活，现在重新回到加州，我感到很无聊。接下来我要为第一国家电影公司拍完四部各两本长的喜剧片，看来这简直是一项艰巨得无法完成的工作。此后，接连好几天，我又坐在制片厂里，恢复了苦思冥想的习惯。和拉小提琴或弹钢琴相似，思考也是需要每天练习的，近来我对此道已经荒疏了。
我在纽约恣意享受了花样翻新的生活，现在一时竟无法改变。于是我决定和我的英国朋友塞西尔·雷诺兹医生到卡塔利娜岛去钓几天鱼。
喜欢捕鱼的人，会把卡塔利娜岛看作一个天堂。岛上宁静的古老渔村阿瓦龙，开了两家小酒店。一年四季都有很多人去那儿钓鱼。每逢金枪鱼汛，连一条船都不容易租到。一大早就听见有人喊：“鱼游过来了！”于是，极目望去，尽是一条条重达30磅到300磅的金枪鱼，破浪逆流前进。宁静的酒店突然变得热闹喧腾，游客们连赶着穿衣服都来不及。如果运气好，已经预先租好一条船，这时他们就会跌跌撞撞地抢上船去，一边走一边扣裤子纽扣。
有一次，我和医生在午饭前就钓到了八条金枪鱼，每条鱼都有三十多磅重。但是，这些鱼往往突然出现，随即突然消失，于是我们又像平时那样钓鱼。有时候，我们用风筝来钓金枪鱼，把风筝系在钓线上，风筝吊着一条作为钓饵的飞鱼，让飞鱼在水面上拍溅。这样钓鱼很刺激，因为可以看到金枪鱼互相冲击，在钓饵周围掀起一圈浪沫，然后追着钓饵游过去两三百英尺。
在卡塔利娜岛附近捕获的旗鱼，每条重100磅到600磅。钓这种鱼的方法更为精巧。钓线是松脱的，旗鱼轻轻地叼住饵——一条小青花鱼或飞鱼——然后带着饵游出约一百码远。接着它停下了，这时也把船停下，等上一会儿，让旗鱼有时间吞饵，慢慢地收线拽它，直到钓线被绷紧。随后将钓线猛扯上两三下，这时就开始有意思了。旗鱼游出一百多码远，线轴发出尖厉的声音，随后鱼停了下来，我们得赶快把线卷起，否则它就会像根棉线似的突然断了。如果鱼在逃走的时候突然扭转方向，水的阻力就会把钓线绷断。随后，鱼开始蹿出水面，总有二十到四十次，把脑袋摇摆得像斗牛犬似的。最后，它潜入海底。这时就要把它提升到水面，而这工作是很吃力的。我捕获的一条鱼重176磅，我只用了二十二分钟就把它拉上来了。
那是些宁静而愉快的日子，在美丽的清晨，我总是和医生持着钓竿，坐在船尾打盹儿，大海上弥漫着雾气，与无际的长空融合成一片，在寥廓的静寂中，能清晰地听出海鸥的啼唤和汽艇懒洋洋的喷气声。
雷诺兹医生是一位神经外科圣手，他在这方面的技巧已经出神入化。我知道他的许多病人的病史。有个孩子脑子里生了瘤，每天会晕厥二十次，已经逐渐变得痴呆了。但雷诺兹给她动了手术，她完全恢复了健康，后来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
然而雷诺兹却是一个“疯子”。他对演戏着了迷。由于他在这方面怀有无限热情，我就和他成了知己。他老是说：“戏剧能够鼓舞人的灵魂。”我常常和他争辩，说行医才是鼓舞人的工作。使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变成一个杰出的学者，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富有戏剧性呢？
“只要知道某些神经纤维在哪儿就行了，”雷诺兹说，“但演戏是一种精神的体验，它能丰富你的灵魂呀。”
我问他为什么要专门研究神经外科。
“那只是因为干这行富有戏剧性。”他回答。
他常常在帕萨迪纳的业余剧院里扮演配角。他还在我的喜剧片《摩登时代》里客串了那位探监的牧师。
我钓鱼回来后，获悉母亲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现在战事已经结束，我们可以接她到加州来了。于是我派汤姆去英国，陪她乘船过来。旅客登记的时候，她用了另一个名字。
航程中她完全正常。她每天晚上在大餐厅里吃饭，白天参加甲板上举行的游戏。抵达纽约时，她对人和蔼，态度安详，后来移民局的主管人员招呼她说：“啊，啊，是卓别林夫人呀！我真高兴！原来您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查理的母亲。”
“是呀，”我母亲亲切地说，“原来你就是耶稣基督呀。”
那位官员露出了好奇的神情。他迟疑了一下，望了望汤姆，然后很礼貌地说：“请您到那边去等一会儿好吗，卓别林夫人？”
汤姆知道这件事麻烦了。但是办完例行的手续后，移民局总算很优待，在不必依赖政府生活的条件下，发给了母亲每年签署一次的居住证。
我离开英国后，已有十年没见到母亲，所以，这会儿看见一位小老太太在帕萨迪纳站走下火车时，有点震惊。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和雪尼，看来她是很正常的。
我们让她住在海边离我们很近的一所平房里，雇了一对夫妇替她料理家务，还请了一个训练有素的看护侍候她。我和雪尼有时候去探望她，晚上大家一起做些游戏。白天她喜欢乘汽车出游和野餐。有时候她来制片厂，于是我就放映我的喜剧片给她看。
《寻子遇仙记》最后在纽约上映，一时盛况空前。正如我第一天见到杰基·库根的父亲，对他预言的那样，杰基成了红极一时的童星。他由于出演《寻子遇仙记》而成名，此后拍电影一共挣了四百多万美元。每天我们都收到赞扬这部影片的剪报：《寻子遇仙记》已被誉为经典之作。但是我始终没勇气去纽约看这部影片，我宁愿留在加州听有关它的报道。
在这本近于漫谈的自传里，不妨也让我谈一点自己对电影制作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已经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但可惜那些作者多数都将自己对电影的爱好强加给读者。其实这类书都应当是入门书，只需要教会读者如何使用这一行的工具就行了。除此以外，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者，应当在戏剧效果方面发挥自己的艺术感。一个业余电影演员如果富有创造力，只需要掌握一些最简单的技术基础知识就够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能够打破常规，完全自由地进行创作，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许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都是新颖独创的。
对线条、空间、组织、速度等逐条地加以说明，这当然很好，但是这和演技并没有多大关系，反而容易形成枯燥无味的教条。从简单处入手，永远是最好的办法。
就我个人来说，我最不喜欢靠耍花招取得效果，比如从壁炉中一块煤炭的角度拍一个镜头，又比如跟着一个演员在酒店大堂里一路拍过去，仿佛是乘着一辆自行车护送那个演员似的；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效果是容易取得的，但它们过于直白。观众只要已经熟悉了电影中的布景，就无须在银幕上作交代，无须拍出一个演员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样过分地夸大，往往会放慢了动作，使影片变得沉闷难看，然而，有人却误认为这就是人们已听得厌烦了的所谓“艺术”。
我之所以常常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就是为了使演员的动作更富有舞蹈性。至于一架摄影机被安放在地板上，或是移到演员的鼻孔底下，那是摄影机在表演，而不是演员在表演。摄影机不应当侵犯演员。
时间的精简，在影片中仍是一个重要的优点。爱森斯坦[164]和格里菲斯对这一点都有体会。镜头的快速切接以及从一个镜头渐隐为另一个镜头，都属于制片的技巧。
我没有想到，有些影评家会说我的摄影技术是老式的，说我没有紧跟时代。什么时代呀？我的技巧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也是我自己推论和揣摩的结果；它并不是从别人的方法中假借来的。如果我们在艺术方面必须紧跟时代，那么，和梵高相比，伦勃朗就是落后于时代的了。
讲到影片的主题，这里我想向那些热衷于拍大型特制影片的人略进一言，这也许对他们不无裨益——实际上，这类影片最容易拍摄。拍摄这类影片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更无须什么演戏或导演才能。只要有1000万美元的本钱，有形形色色的龙套，有许多戏装和精致的布景。只需大力仰仗胶水和画布，就可以让一位呆板的埃及艳后沿尼罗河泛舟而下，让两万名临时演员开进红海，或炸塌杰里科[165]的城墙。这一切只不过是建筑承包商感兴趣的艺术。大元帅坐在导演椅上，面前摆好了剧本和场次安排表，而那些军士则在布景中一边挥汗一边哼哼，向队伍大声吆喝，发号施令：口哨一声响，这信号是“一万人从左边上场”；口哨二声响，“一万人从右边上场”；口哨三声响，“所有的人一起出动”。
这类场面宏大的影片，多数是以描绘超人为主题的。影片里的主人公能比一般人跳得更远，爬得更高，射得更准，打得更猛，爱得更强烈。实际上超人就是用这些办法来解决人世间所有的问题的——可他就是不会用头脑思考。
再简单谈几句有关导演技术的问题。指导演员拍一场电影，运用心理学是很有助益的。比如，在一班演员中，有一个演员可能是在影片拍到一半时才加入的。他虽然是很优秀的演员，但是，乍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可能会感到紧张。我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现，导演的谦虚态度是很有帮助的。虽然自己胸有成竹，但是我常常把新来的演员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我感到疲劳烦闷，不知道应当怎样导演这一场。他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紧张，转而过来帮助我，结果是他表演得很精彩。
剧作家马克·康奈利[166]有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作家给剧院写剧本，应当从哪方面入手？应当以理智为重，还是应当以情感为主？我认为应当以情感为主，因为在剧院里，情感比理智更能激发观众的兴趣；剧院是为情感而设的，它的讲台、舞台、红色的幕布、整个的建筑装饰，都是为了抒发情感。当然，戏中也包含理智的成分，但那是次要的。契诃夫知道这一点，莫尔纳[167]和许多其他的剧作家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还知道戏剧风格的重要性，基本上那是属于剧本创作的艺术。
我认为，所谓戏剧风格，就是戏剧性的点缀：中断一句说白、突然合起一本书、点燃一支烟的动作，射击、叫喊、坠落、破碎时发出的声响，有效的出场、有效的退场。这一切看来可能是毫无价值和浅显易懂的，然而，如果能很灵敏、很小心地加以处理，它们就会表达出舞台上的诗意。
凡是缺乏舞台意义的思想，都是没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收到效果。一旦具有舞台意义，即使没有思想，也能收到效果。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拍《巴黎一妇人》时，在纽约排演了一个序曲。在那些日子里，所有的故事片前面都有序曲，序曲往往要演半小时左右。我没有脚本或故事，但是记得曾经看过一张颇有感伤意味的彩色版画，题为《贝多芬奏鸣曲》，画的是一个美术家的工作室，一群放浪不羁的人闷闷不乐地坐在朦胧光影中，听一个人拉小提琴。于是，我只花了两天时间准备，就在舞台上重演了这一场。
我请了一位弹钢琴的、一位拉小提琴的、一个唱歌的、几个跳阿帕希舞的，然后尽量利用我所知道的舞台手法去导演。客人们有的坐在长靠椅上，有的坐在地板上，都背对着观众，并不去理会看客，自顾喝他们的威士忌，这时小提琴手奏出了奏鸣曲，每逢音乐停顿的时候，可以听见一个醉汉在打鼾。小提琴手奏完了曲子，舞者跳完了舞，歌手唱完了《想我的金发美人》，念了两行歌词。一个客人说：“已经3点了，我该走了。”另一个客人说：“是呀，我们都该走了。”于是大家一面走下场，一面说了几句临时编的词儿。客人散尽，主人点了一支烟，关掉工作室里的灯，这时听见有人沿着大街一路上唱着《想我的金发美人》。
舞台沉入黑暗，只有月光从当中一扇窗子照射进来，主人走下场，歌声越来越低，幕布慢慢降落。
在看这场毫无意义的演出时，场内静得连一根针落下都可以听见。接连半小时，台上没人说一句话，只有几个很平常的轻歌舞剧的动作。然而，在第一次演出的晚上，这个剧组一共谢幕九次。
我不能假装欣赏剧院里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我的情感太现代了。莎士比亚的戏需要带着一种装腔作势的派头去演，但那是我不喜欢的，也是我不感兴趣的。我觉得，我那是在听学术性的演讲。
我的好帕克，这儿来。你总记得吧，
有一次我坐在那海角的崖边上，
听见一只跨着海豚的美人鱼
那样抑扬婉转，曼声歌唱，
一时，汹涌的大海波平浪静，
连一些星星也猛冲出它们的轨道，
要去听一听那凌波仙子的歌声。
这些句子可能非常华美，但是我去看戏，并不是要欣赏这种诗句。再说，我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某些主题，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国王、王后和一些显贵们以及他们的荣誉问题。也许，这种想法多少与我的心理状态有关吧；可能，这是由于我相信一种特殊的唯我论吧。在我为了糊口而遑遑奔走的那些日子里，荣誉是难得和我扯上关系的。我没法把自己和一位王子的荣誉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使哈姆雷特的母亲和她朝中的每一个人睡觉，我也不能切身体会那位王子的悲哀。
如果问我愿意在哪里演戏，我喜欢的是老式的剧院，那里的舞台能把观众与扮演者的世界分隔开。我喜欢幕布升起，或从当中分开，露出台上的场景。我不喜欢演员演戏时越过脚灯，和观众们混在一起，由一位演员靠在台边上说明剧情。这种方式不但近乎教训人，而且会破坏舞台的情调，这种说明剧情的方法是沉闷乏味的。
我希望舞台装置能增强场面的真实感，但不会超越这一限度。如果演的是描写日常生活的现代剧，我不要几何图形的设计。这些肆意追求的效果，反而会破坏我的表演艺术。
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在布景方面过分炫耀他们的才华，以至于演员和戏剧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反之，如果始终没有一点布景点缀，效果也很糟。那样就会有一种学究味，仿佛是演员在嚷嚷：“我们请诸位多多运用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力吧！”有一次公益演出时，我看到劳伦斯·奥利弗穿着一身晚礼服念《理查三世》中的一段台词。虽然他凭演技创造了一种中世纪的情调，但他那条白领带和那身燕尾服看来总是很不协调。
有人说，表演艺术在于能使自己心里感到轻松。当然，这条基本原则适用于一切艺术，但一个演员尤其要能克制自己，能保持一种内在的控制。一场戏无论演得多么激动，但演员内心应当是沉着而轻松的，随时都可以调整和指导自己情绪的起落——外表可以激动，内在必须受到控制。而一个演员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自己心里感到轻松。怎样才会心里感到轻松呢？这是很难做到的。我的办法是自己体验出来的：在出场之前，我总是极度地兴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筋疲力尽，但到了上场的时候我反而心里感到轻松了。
我不相信演戏是能够教得会的。我见过一些聪明人总演不好戏，也见过一些笨人戏倒演得挺好。无论如何，演戏基本上需要的是感情。温赖特[168]是一位美学权威，是查尔斯·兰姆和同时代许多文豪的好朋友，但他又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杀人犯；为了谋财，他毒死了他的堂兄。这个聪明人永远不能成为一位好演员，因为他是毫无感情的。
如果一个人十分聪明，但毫无感情，他就可能表现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如果一个人情感丰富，但没有智力，他就是一个与人无害的白痴。但是，如果智力与情感获得理想的调和，就能造就最好的演员。
对于一位伟大的演员来说，他的基本特点在于表演时爱他自己。我这样说，并不含有贬低他的意思。我常常听到一个演员说“我真爱扮演那个角色”，那意思是说，他爱的是扮演那个角色的自己。这可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然而伟大的演员一心想到的是自己的趣味：欧文演《钟声》，特里扮斯文加利，马丁·哈维[169]演《香烟工人的罗曼史》，这三出戏都是很平常的戏，然而戏里的角色却被扮演得非常精彩。单是爱戏剧还不够；还需要爱自己和相信自己。
对教学派的表演，我知道的极少。据我了解，这一派注重的是如何发展演员的个性——其实，对某些演员来说，还是少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为妙。归根结底，表演是扮演另一些人。个性是一种无法形容，但又随时在戏中流露出来的东西。然而，任何教学多少都有一些意义。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70]注重“内在真实”，我明白，这需要转移情感，需要体会一切事物：要能够体会到做一头狮子是怎样的，做一只老鹰又是怎样的，还要本能地感受一个角色的灵魂，要知道这一角色会在任一情况下做出的反应。这方面的表演是无法言传的。
指导一位真会演戏的男演员或女演员表演，只需要说一个词或短语就够了：“这是福尔斯塔夫型的”，或“这是一个现代包法利夫人”。据说，杰德·哈里斯[171]曾对一个女演员说：“这个角色的流动性，好像一朵摆动的郁金香。”这未免说得太玄了。
有人认为必须了解一个角色的全部细节，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谁也不能在一个剧本或一段台词中，写出杜丝向观众表现出的所有细微的表情变化。这些变化肯定还有某些方面是连剧作者都无法理解的。而且，据我所知，杜丝本人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最恨某些戏剧学派主张用深思反省的方法去激起适当的情感。一个学表演的人如果必须从思想上去触动，单凭这一点，已经足以证明这个人是不配表演的了。
“真理”这个一般人讨论得最多的哲学名词，是有不同的形式的，并且一条真理与另一条真理可以是同样正确的。法兰西喜剧院的古典演剧法，与易卜生戏剧的所谓现实演剧法，同样可以令人信服；但二者都脱不开不自然的虚饰，都是为了要给人一种真理的幻觉——讲到底，一切真理中都孕育着谬误。
我从未研究过表演的技巧，然而幸运的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伟大演员辈出的时代，有机会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虽然我是有天赋的，然而我没想到，排练的时候会发现，在技巧方面竟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初学者即使有天赋，也必须学会技巧，因为无论天资多高，仍需学会技巧来发挥天资。
我发现，要学会表演，最重要的一条是要知道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到了舞台上，随时都要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和在做什么事情。上场后，必须很有把握地知道，应当在什么地方停下，应当在什么地方拐弯，应当在什么地方站住，应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坐下，以及是否应当直接与一个角色对话。知道随机应变，就会胸有成竹，这也是区别职业演员与业余演员的一个标准。我导演影片时，一向坚持要随机应变。
表演的时候，我总喜欢采用精巧与严谨的方式。毫无疑问，约翰·德鲁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总是那么潇洒、幽默、精巧，而又十分风趣。感情流露是容易的——一位好演员理应做到——当然，还需要注意措辞与声调。大卫·沃菲尔德[172]虽然有一条好嗓子，并且善于表达情感，然而无论说什么，他都有一种宣读《十诫》的感觉。
常常有人问我，在美国舞台上，我最喜欢的男女演员是谁。这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如果我说出某些演员，就意味着我认为其他演员是比较差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我喜欢的并不都是演正剧的演员。有些是喜剧演员，有些甚至是演杂耍的。
比如说艾尔·乔尔森[173]，他有一种魅力与活力，是一位天生的伟大艺人。在美国舞台上，他是最能抓住观众情绪的艺人，这个黑面孔的歌手有一条洪亮的嗓子，常常说一些很平常的故事，唱一些伤感的歌曲。但不论唱什么，他都能使听众的情感随着他的表演波动起伏；即使是唱那支无聊可笑的《好妈妈》，他也能吸引所有的观众。以前他只是在银幕上偶一露面，但是后来，到了1918年，他的名气达到了极点，观众们对他像疯魔了一样。他柔软的身体、大大的脑袋、锐利而凹陷的眼睛，都有一种奇异的、动人的力量。每当他唱起这些歌曲，如《彩虹落在我肩上》和《我走在大伙儿的前面》，他会使人情不自禁地振作起精神。百老汇的诗意、活力、粗野、希冀、梦想，一切都被他体现出来。
荷兰喜剧演员萨姆·伯内德也是一位优秀艺术家，他对什么事情都会表现得很恼火。“鸡蛋呀！一打要卖60美分——还是臭的！——再瞧，碎牛肉卖什么价！你得花两美元！两美元——只买到这么一小撮，这么一丁点碎牛肉！”说到这儿，他就要做手势，好像是在穿一个针眼，夸张那小到了什么程度，接着又大发脾气，东喊几声西叫几句，仿佛是在跟谁吵架：“我记得，从前两美元的碎牛肉多得你没法搬呀！”
不演戏的时候，他又是一位哲学家。有一次福特·斯特林[174]去看他，哭着诉说怎样受了妻子的骗，萨姆听了，说：“这又怎样呢？连拿破仑还受人骗呢！”
我第一次到纽约，见到了弗兰克·廷尼。他在冬季花园剧院卖座最盛，和那里观众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会在脚灯上探出身体悄声说：“那个女主角简直被我迷昏了。”然后他偷偷地向后台那面望一眼，好像是怕被人听见，接着又转向观众们，像是在告诉他们一个秘密：“瞧她多么可怜，今天晚上上场的时候，我说：‘晚上好。’可是她完全被我迷住了，连一句话都回不上来。”
就在这时候，女主角从台上走过，廷尼赶紧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警告观众不要泄露了他的秘密。接着他就喜滋滋地招呼她：“喂，宝贝儿！”她气呼呼地扭转了身，含着怒大踏步走下场，她的梳子落下来了。
于是，他悄声对观众们说：“我刚才对你们说了什么来着？可是，背着人我们俩就是那样的。”这时他交叉了两根手指。[175]他拾起了她的梳子，向舞台经理喊道：“哈里，请你把这个放在我们俩的化装间里好吗？”
几年以后，我又看到了廷尼的演出，大为惊讶，因为他演喜剧的那种风度已经消失。他显得非常不自然，我竟然不能相信是同一个人。看到廷尼的这种变化，后来我就创作了电影《舞台春秋》。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失去那种精神与信心。在《舞台春秋》里，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卡维罗[176]年老了，开始变得内向、矜持，他与观众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就完全消失了。
在美国女演员中，我最喜欢的是菲斯克夫人，她热情、幽默，而又聪明，她的外甥女埃米莉·史蒂文斯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女演员，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动人的技巧。简·考尔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情感，并且很有深度；莱斯利·卡特夫人同样具有吸引力。在女性喜剧演员当中，我喜欢特里克西·弗里甘札，此外当然还有范妮·布赖斯，她的刻意表演让她的戏谑天才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英国人也有自己的伟大女演员：爱伦·泰丽、爱达·里芙、艾琳·范布勒、西比尔·桑代克，以及机敏过人的帕特·坎贝尔夫人——以上，除了帕特夫人外，我都见过。
约翰·巴里摩尔[177]因为保持了戏剧的正统而闻名，但是他恶俗地显露自己的才华，就好像一个人穿着丝袜时不用吊袜带一样——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一切都表示十分轻蔑；不论是出演《哈姆雷特》，还是和一位公爵夫人睡觉，在他看来都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
吉恩·福勒[178]在他写的那部巴里摩尔传记里，讲到巴里摩尔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被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拉去扮演哈姆雷特，他演了一会儿，就一边在舞台旁的条幕后呕吐一阵，一边吃醒酒药。据说，英国剧评家曾盛赞他那天晚上的演出，说他是当代演哈姆雷特最精彩的演员。听了这样可笑的故事，每个人都会在理智上生出一种反感。
我第一次见约翰，是在他最红的时候，当时他正心事重重地坐在联美电影公司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经过介绍，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谈到他扮演哈姆雷特如何成功。我说，在莎士比亚的戏里，哈姆雷特是所有角色中最被人欣赏的一个。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演那国王也不错嘛。说真的，我觉得演那个角色要比演哈姆雷特更好。”
我感到很奇怪，怀疑他说这话究竟有多少诚意。如果不是那么虚荣，而是更加朴实的话，他未尝不可以与布斯[179]、欧文、曼斯菲尔德[180]、特里等伟大的演员媲美。但是那些演员都有崇高的精神和明智的见解。约翰的缺点则在于他有一种天真和虚幻的想法，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毁灭的天才——结果他确实是以一种恶俗和狂暴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酗酒而死。
虽然《寻子遇仙记》放映后风靡一时，但是我的麻烦事仍未结束：我还得给第一国家电影公司拍摄四部影片。在才穷力竭的时候，我到道具室去，希望能在那儿发现一件可以帮助我打开思路的旧道具：旧布景的残余、一扇监狱门、一架钢琴，或者一架轧液机[181]。忽然，我看见了一套高尔夫球棒。有啦！流浪汉玩高尔夫球——《有闲阶级》。
情节很简单。流浪汉大肆享受富人的种种乐趣。他到南方去避寒，但他不是坐在火车里面，而是藏在火车下面。他玩高尔夫用的球，都是他从高尔夫球场上拾来的。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一身流浪汉打扮，混在许多有钱人当中，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了感情。一起浪漫的意外之后，他从群情激愤的客人中逃之夭夭，又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演其中一场戏的时候，由于喷灯出了故障，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故。喷灯的热气透过了我的石棉裤，于是我们又添了一层石棉。卡尔·罗宾逊认为这是一个做宣传的好机会，就向报界报道了这件事。那天晚上我大为震惊，看见报上登出了新闻，说我脸上、身上和双手都受了严重的烫伤。接着，电影制片厂收到了成百上千的信件、电报和电话。我发了一条辟谣声明，但很少有报纸发表。结果是，从英国的来函中，有H.G.威尔斯[182]的慰问信，他说看到了我受伤的消息，十分震惊。信里接着说，他非常欣赏我的作品，如果我今后不能再拍影片，他将感到非常遗憾。我立即发出复电，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他。
《有闲阶级》拍完后，我准备拍另一部两大本的影片，想要取笑当时管子工干的那门很能赚钱的生意。开场是我和麦克·斯温从一辆大轿车里走出来。扮演那家美丽女主人的埃德娜·普文斯，用丰盛的菜肴招待我们。我们大吃大喝完，被领进了一间浴室，我一到那儿，立即用一个听诊器开始工作，把它放在地板上，去听水管，还在上面轻轻地敲着，仿佛是一位医师在诊治病人。
影片拍到这里为止。我再也没法集中思想了。当时我没想到自己已经疲劳到了什么程度。过去两个月里，我一心只想去一趟英国——我怀念英国，而H.G.威尔斯的来信更使我急于要去一趟。别后十年，我收到了海蒂·凯利的一封信。信里说：“你可记得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结婚，住在波特曼广场，如果有一天去伦敦，我要不要去看她呢？那封信写得很平淡，几乎可以说并未唤起我旧日的情分。这也难怪，在这十年里，我已多次出入情场。但是，我肯定是要去看她的。
我吩咐汤姆拾掇好我的东西，再关照里夫斯暂时关闭制片厂，让工作人员休假。我要去英国了。